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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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兴起后的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研究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于中东乱局中异军突起，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其最终目标是要在中东地区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发展极为迅速，手段极其残忍，因而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再度泛滥的高度担忧。由此形成由美国、俄罗斯等70多个国家组成部队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伊斯兰国”的兴起给原本动荡的中东格局带来了新的变化。自古以来，中东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中东地缘政治博弈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转换的关键组成部分。近几年来中东面临着日趋严重的民族宗教派争和长期不断的战乱纷争，使得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呈现显著的破碎化特征。而“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的疯狂肆虐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碎片化趋势，也为各大国以反恐为由正式参与到中东利益的争斗中提供了契机，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将面临新的冲击和变动。从地缘政治视角研究“伊斯兰国”兴起的地缘政治原因，可以更清晰地透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本质；研究“伊斯兰国”兴起对中东地缘政治势力的影响，可以更清晰的分析中东地区乃至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伊斯兰国”恐怖主义肆虐后动荡的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对我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影响。中东已经逐步成为我国最大的海外能源供应地、重要商品劳务出口和工程承包市场。中国与中东在地缘政治上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东地缘政治的变化会让我国面临更大的机遇与挑战，也影响着我国中东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伊斯兰国”进行全面的阐述，对“伊斯兰国”兴起的地缘政治因素以及“伊斯兰国”的特点、势力范围的变迁进行分析；第二部分运用地缘政治理论分析“伊斯兰国”兴起对中东主要地缘体之间产生的影响。其中重点探讨的是“伊斯兰国”兴起对两伊关系、沙伊（朗）关系、叙利亚和土耳其地缘政治势力的影响。第三部分重点从中东域内、域外两个层面来具体分析“伊斯兰国”兴起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在域内层面中，主要研究“伊斯兰国”兴起后对沙特阿拉伯、伊朗为首的两大地缘势力的影响和政治伊斯兰主义，从而分析出中东地区“双雄争霸、一极隐现”的格局。“后伊核时代”的伊朗与稳坐阿拉伯盟主地位的沙特阿拉伯发展势头迅速无比，两国为争取地区大权，矛盾不断加深，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势力集团和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势力集团展开更为激烈的霸主争夺。“伊斯兰国”虽受重创，但因根基深厚仍然无法倒下，隐藏的政治伊斯兰主义在中东格局中逐渐显现出来。在域外层面中，通过对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近来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斯兰国”进行反恐军事活动等热点问题的探讨，可以得出域外已经形成“四极两势”角力中东的格局。“两势”具有两层含义，既指美欧和中俄在中东地区形成的两大势力集团，也指美欧中俄对中东影响力变化的两种趋势。美国和欧盟在中东地区影响力均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原因和步伐有所不同；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影响力都开始扩大，但扩大的战略不一样，四极角逐牵动中东地区的最新局势。第四部分从中东政治格局变化给中国带来的机会与挑战进行SWOT分析，为我国的中东对外战略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伊朗谷物增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灰色关联法的分析

谷物是最重要的粮食产品，其产量与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息息相关。伊朗是中东地区的第二大谷物生产国，但是其谷物生产的自然条件并不优越，气候干热且土壤贫瘠。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下，伊朗谷物生产的自然环境更加严峻。但是，得益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伊朗近年来谷物生产增长迅速。与1980年相比，2014年伊朗的谷物总产量增长了近2倍，谷物单产也翻了一番。伊朗在谷物生产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研究聚焦伊朗谷物增产的主要影响因素，希望通过对影响因素的分析找到伊朗谷物增产的根本原因和规律。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一方面，本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伊朗谷物生产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伊朗谷物生产的具体特征，为今后指导伊朗促进谷物生产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预测伊朗谷物产量提供参考借鉴；另一方面，伊朗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中轴国家，本研究为中伊两国开展农业领域的合作，加强中伊经贸关系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1980年以来伊朗的谷物生产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1980-1990年为伊朗谷物总产量缓慢增长时期，1991-1999年、2000-2007年为伊朗总产量快速增产时期，谷物总产量迅猛增长的同时伊朗的谷物种植规模不见明显扩大。⑵1991-2009年期间伊朗谷物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单产是伊朗谷物总产量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伊朗的谷物单产相比20世纪80年代有了显著提高。⑶伊朗谷物生产的“石油农业”特征开始显露。2001-2009年影响伊朗谷物单产提高主要是通过增加现代农业生产机械施用量、化肥施用量、能源投入等生产资料来实现，初步具备“石油农业”生产模式的特征。⑷伊朗的谷物生产正经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阶段。传统的生产要素诸如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对伊朗谷物单产的影响下降，同时农业机械和化肥对谷物总产量的影响、能源投入对谷物单产的影响增强。伊朗谷物生产逐渐由依靠大量投入农业劳动力和种植面积的传统农业向依靠农业机械化水平和能源投入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转变。
基于点-轴理论的伊朗旅游空间结构研究

空间结构是区域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旅游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区域空间结构的合理与否，决定了对区域经济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对旅游空间结构来说，更显得尤为重要。旅游空间作为旅游活动的载体，旅游空间结构合理布局，将直接促进区域内旅游业的发展。因此，构建一个合理的旅游空间结构对旅游开发、规划提供方向，对制定区域内旅游发展战略提供指导。 　　2013年9月，我国主席习近平相继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伊朗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中轴国家，而旅游业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推进的重要内容，伊朗也将旅游业作为后伊核危机时代振兴国内经济的重要领域。目前，伊朗国内旅游资源相当丰富，自然旅游资源居世界第五位，历史文化遗迹旅游资源排名第十位，具有强大的旅游发展潜力，但是国内旅游业收入在全球仅排50名左右，占世界旅游份额不到0.5%，这与旅游资源大国地位不相称。因此，旅游业要成为伊朗复苏经济的强大引擎，应优化旅游产业布局，提升旅游竞争力，实现旅游空间结构的创新。 　　点-轴理论作为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对旅游开发以及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研究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本文以伊朗为研究对象，首先，在深入梳理、分析和归纳前人在旅游空间结构、点-轴理论运用到旅游中以及伊朗旅游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界定和论述，重点阐述了点-轴理论运用到旅游空间结构的意义。其次，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分析了伊朗旅游空间结构的背景与现状，指出伊朗人文旅游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相得益彰，无论从旅游资源数量、质量以及类型上都具有极大的开发价值，且国内旅游发展已初见点-轴开发格局，但也存在旅游热点过于集中，交通可进入性差等问题。再次，进行构建伊朗旅游空间结构的基础要素选取，提出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来界定“点”和“轴”。在旅游节点的选取上，使用因子分析和旅游资源丰度模型两种方法，先收集伊朗易获取的数据，构建30个省的区域中心度的指标体系，利用SPSS（23.0）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建立相关函数，得到各省的区域中心度；再运用旅游资源丰度模型，计算出伊朗30个省会城市的旅游资源丰度指数，综合两者的结果，确定出三个等级的旅游发展节点；并根据旅游节点的选取结果和重要发展轴线的选择依据，确定出三个等级的旅游发展轴线。最后，根据选取的旅游节点和旅游发展轴线，结合旅游区的划分原则，划分出六大旅游区，并提出了伊朗的旅游空间结构为：一个核心（德黑兰）五大旅游中心（伊斯法罕、设拉子、马什哈德、亚兹德、大不里士）、三大旅游发展轴（马什哈德-德黑兰-大不里士发展轴线、德黑兰-库姆-阿瓦士发展轴线、德黑兰-亚兹德-克尔曼-阿巴斯港发展轴线）和六大旅游区（德黑兰特种旅游区、里海生态旅游区、西北部医疗旅游区、中部人文景观旅游区、波斯湾古文化旅游区、东南部宗教圣地旅游区），即“一核五心，三主轴，六大区”，为伊朗构建了“点-线-面”的旅游空间结构体系。在此基础上，详细的分析了各旅游区的精品旅游资源整合，提出各区内发展建议与措施，以促进伊朗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我国进一步研究伊朗，实现中伊旅游合作以及推进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帮助。
“卡尔沃主义”再生背景下我国运用MIGA机制之法律对策研究

二十世纪末，卡尔沃主义被认为“死亡”，但是在国际投资争端此起彼伏各东道国疲于应付的背景下，卡尔沃主义反而逐步回归，走向新生。这一趋势已经不同程度的出现在各大洲，不仅包括了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卡尔沃主义的“再生”与最初已经不同，它针对的是国际投资仲裁对东道国主权和政策空间的侵犯，是在新自由主义受到质疑的背景下对维护国家规制权的表达。在卡尔沃主义不同程度复活的情况下，我国应反思自己的国际投资法律政策，因为我国同样面临着一个正当性受到质疑的国际仲裁机制，我国也存在保留规制权的现实要求，同时，我国的海外投资又需要我国政府通过国际投资协定加以保护。我国的对外投资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但是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以及严峻的国际投资环境不相匹配的是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我国通过《关于建立境外投资重点项目风险保障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2005）》和《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境外重点项目金融保险支持力度有关问题的通知（2006）》、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及其《投保指南》，建立了目前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框架。但是这些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存在很多问题。 　　在国际国内双重背景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发展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借鉴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经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已经在海外投资促进与保险领域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并取得显著成就。我国虽然是MIGA的会员国，但是通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MIGA签订的合作备忘录只是停留在一种合作意向上，很难付诸实践。 　　为了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积累海外投资保险相关经验、促进我国的海外投资，为了增加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容量、缓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迫切需求，我国就必须积极的运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就我国而言，长远来看首要的任务就是借助这一平台积累海外投资保险的经验以图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也就是通过对MIGA承保的政治风险险种等的具体内容和对MIGA关于合格投资的系统明确的规定等方面的借鉴与扬弃，在商务部《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境外直接投资法》，并在《境外直接投资法》中设一章内容，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一般内容进行规定。内容大致包括保险人、被保险人、保险范围、保险期限、保险金等实体内容，以及申请条件、赔偿程序、备案报告以及注意义务等程序内容，然后再配合出台相关的条例规范实施细则，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其次，针对我国目前海外投资保险容量不足与对海外投资保险迫切需求的现状，现阶段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应当积极参与MIGA的相关保险计划，构建与MIGA的对接合作通道，鼓励国内企业积极投保。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参与MIGA主导的合作担保计划与临时分保计划；第二，加强对MIGA宣传的同时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第三，建立与MIGA的信息共享机制。
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金融集聚

金融（Finace）作为经济的核心，承载着调节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资源的重任，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来说至关重要。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十三五”规划作为我国2020年前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显得格外重要。金融发展是客观现实的要求，金融集聚则成为时代的主题。从国际市场来看，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的运用、密集的经济跨国交流，大大降低了空间地域限制。在金融资源不断积聚和积累中，形成了瑞士、纽约、伦敦、东京等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一大批新兴国际金融中心也涌现了出来，如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上海。从国内市场来看，各个地方都已经意识到金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制定区域金融发展战略，将自身城市定位为区域金融中心。为了更好的吸引经济要素资源的集中，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的集聚。为了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针。实现供给侧改革，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全社会的结构性调整，要实现供给侧的有效改革，达到产能与需求相匹配的市场经济目标，就需要资源的合理引导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即B&R）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B&R作为中国科学合理“走出去”的桥梁，通过“东出海”、“西挺进”策略，来实现与周边和世界各国通路、通航、通商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就在于基建设施的完善，因此无论是沿海港口还是内陆地区，都面临着大量的资本注入、固定资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和背景下，探究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金融集聚的关系是有必要的。 　　本文分别运用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对此展开了研究。规范分析法主要注重于文献的回顾和理论的梳理，在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探究了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区域金融集聚的运行机理。实证研究法主要是描述性统计法和计量回归方法，利用我国2000—2014年各省市的经验数据，以各省市的金融集聚水平为因变量，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升级为自变量，同时选取6个控制变量建立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使用stata14.0在固定效应模型下就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金融集聚的关系展开研究。得到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一是区域金融集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基础、受教育程度、政府干预以及科技进步等等。二是资本形成对区域金融集聚的正向激励效应与理论分析不一致，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对区域金融集聚的影响各不相同。对于全国平均和东部地区来说，资本形成对区域金融集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这是由于在2000-2014年期间的资本形成，其非产业化、非产能化、公共化、城乡公共产品均等化趋势明显，对区域金融集聚并不会带来明显的正向激励作用，只有区域产业化的资本形成才会加速区域金融集聚。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由于城市本身基础设施的落后和不足，通过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资本形成，能有效吸引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三是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金融集聚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无论是对全国还是东部、中部区域都是对区域金融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西部地区虽然表现出不显著，但作用仍然是正向激励。四是资本形成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联合作用对区域金融集聚有显著的效用，但是不同的区域，作用方向不一样，中西部地区存在产融脱媒的现象。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有：第一，优化促进区域金融集聚的资本形成结构；第二，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引导区域金融集聚；第三，推进资本与产业有效结合加快区域金融集聚；第四，推行差异化的区域金融集聚发展战略。
生态文明视角下重庆市环境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的基础上，是粗放式的发展，为此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耗竭等一系列问题，为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国家于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在十八大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我国“十三五”规划，并明确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节约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国策。促进环境质量改善已经成为“十三五”时期国家实现绿色发展和最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作为衡量地区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指标，环境效率也成为了研究的重点，以往的环境效率研究只是将地区总产值作为唯一产出来进行测算，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之下，我们还需要考虑污染对环境产生的负效应。 　　重庆市作为老牌工业城市，同时也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城市，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接点上，区位优势突出，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又肩负着承接中东部产业转移的重任，这就导致重庆市对于资源的消费将不可避免的增长，资源环境将面临严峻的考验。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决定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重庆市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座谈会，强调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在这些大战略背景下，重庆市如何结合自身的优势有效地利用资源，解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提高环境效率，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的目标，是值得研究与探讨的问题。 　　本文以重庆市为对象，对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环境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进行相关理论的分析及研究。首先，在梳理生态文明及环境效率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生态文明和环境效率进行概念界定，并构建生态文明视角下环境效率评价的研究框架，结合重庆市生态环境的变革历程，运用超效率 SBM模型、包含非期望产出的Malmquist指数模型从静态及动态两个角度评价重庆市的环境效率水平，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业人员，能源消费量，供水总量以及建成区面积为投入，地区总产值为期望产出，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固体废物及二氧化硫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分析重庆市2006-2015年生态文明视角下的静态环境效率，然后利用Malmquist指数模型进一步分析了环境效率的动态变化趋势，同时将重庆市的环境效率值与长江经济带上的其余省市进行比较，考察重庆市在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情况，接着运用 Tobit模型分析重庆市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最后，在实证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促进生态文明视角下重庆市环境效率提高的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表明：（1）重庆市的环境效率存在波动但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模型的环境效率值低于不包含非期望产出的传统 DEA模型所计算的结果，说明非期望产出指标的负作用造成了效率值较大程度的减损；（2）重庆市环境效率的缺失主要来自于非期望产出的冗余太高，其中固体废物的冗余度排名第一，且逐年呈上升趋势，投入冗余中水资源的冗余度最大，其次分别为能源，劳动力及土地资源，相反资本的冗余率较低；（3）重庆市全要素生产指数前期受规模效率的影响较大，后期则是受纯技术效率及技术进步效率影响较大。后期规模效率有所降低，但纯技术效率及技术进步效率有所增长，使得后期重庆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达到有效；（4）与长江经济带其他省市相比，重庆市的环境效率水平在长江经济带中处于中等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处于及格水平，其中纯技术效率及技术进步效率较弱；（5）人均GDP，工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比重，节能环保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对重庆市的环境效率有着显著影响，外商投资占GDP的比重，企业R&D投入比重及城镇化率影响不显著。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结合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提出生态文明视角下重庆市环境效率改善的政策建议：一是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市场机制；二是注重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引进政策；三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四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科技进步率；五是提高相关责任主体的生态意识。
经济制度视角下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兴起，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经济实力不断提高，跟随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国政府先后贯彻实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鼓励有能力和有条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很好的成绩。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向境外7961家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直接投资，共涉足全球164个国家或地区，实现对外投资额高达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中国日益崛起，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投资国，意味着中国资本布局全球新时代的到来，成为全球投资市场强大的力量。 　　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成立，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经贸往来，为中国企业在东盟直接投资提供了无限机遇，推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发展。2015年，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增长速度飞快，投资流量首次突破百亿美元达到146.04亿美元，同比增长87%；投资国别分布多变，对新加坡的投资又创新高；投资领域不断扩展，行业遍布东盟各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更多民营企业走出国门。2016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处于双方合作的“钻石十年”期间，伴随着政府展开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正面临史上绝无的机遇。但是，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在一些问题：存在国别差异、行业分布不均、总体规模较小、占我国总体比率低等，制约着投资的进一步发展，亟待解决。 　　本文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库2003-2015年东盟国家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制度视角，运用万有引力模型考察东盟经济制度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反腐制度、营商制度、贸易制度、投资制度、金融制度对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有正向的影响：东盟国家严格的经济法规，良好的营商环境，开放的投资市场为我国跨国企业生产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从而扩大了投资规模；政府控制支出制度有负向的影响：政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给我国带来投资的机遇；货币制度的影响不显著：东道国货币制度不是我国对东盟国家投资的主要考虑因素。本文还采用 Hendry“一般到特殊”的逐步回归分析法，比较经济子制度对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程度的强弱，其中影响最强的是政府控制支出制度，随后依次是反腐败制度、金融制度、营商制度、贸易制度、投资制度、货币制度。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本文的建议，政府层面：构建对东盟投资的信息服务体系，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关系，大力支持东盟共同体的发展建设，加强与建立跨国企业的保障制度；企业层面：系统调查东盟经济制度与市场，加强和东盟华商、华人的合作，投资东盟国家与领域要多元化，健全跨国企业制度和管理体系。
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信息通信、计算机及软件产业为主体的电子信息产业得到飞速发展，尤其近年来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智能终端等热点产业的凸现，把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转型与升级是当前国内外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主题。重庆是我国西部重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地，直辖以来，其电子信息产业蓬勃发展并成为支柱产业，改变了以往汽车摩托车“一家独大”的局面，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重庆经济快速增长。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国内外竞争日趋加剧的形势下，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因此，研究重庆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系统概述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现状，探究深层次问题，继而对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提出具体完善对策。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系统概述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重点分析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为转型升级完善提供方向指引。（2）转型升级的测度。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转型升级的评价指标，采用数据包络法测算出重庆近几年电子信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其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下降趋势，表明转型升级具有必要性。（3）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分析。采用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选取劳动投入、资本投入、研发投入、出口贸易作为研究变量，并选取主营业务收入作为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产出指标、从业人数平均人数作为劳动投入指标、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资本投入指标、R&D经费内部支出作为研发投入指标、出口交货值为对外贸易程度指标，对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重庆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中仍然问题突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总体产值较小，产业结构单一；总体竞争力不强，复合型人才缺乏；技术基础较为落后，创新水平不足；龙头企业较少，市场风险大。（2）重庆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必要性，关键在于实现技术创新。采用数据包络法（DEA）测算出重庆2000－2014年电子信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在最近几年全要素生产率在明显下降，表明其具有转型升级的必要。同时，研究进一步表明，技术进步是电子信息产业升级的核心因素，掌握核心技术就控制了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和附加值高的环节，有助于实现产业的快速升级。（3）重庆电子信息产业未完全摆脱代工身份，且出口依存度大。通过要素投入影响效应实证分析，说明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通过对外贸易影响效应实证分析，说明出口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对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也起到较大的积极影响。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主要从事代工和加工组装等附加值较低的环节，出口依存度较大。 　　最后，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营造良好的环境；主要包括：创建良好的投资环境，完善和落实产业政策；重视培育技术创新环境；引导鼓励电子信息产业循环经济发展。（2）完善研发体系；即：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增强创新能力，突破核心技术瓶颈。（3）合理优化产业结构；包括：发展新兴业态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推进“橄榄型”向“均衡型”产业链的转变，迈向产业链高端；全面实施国际化战略，实现出口导向促进转型升级。（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具体包括：①重庆市政府应该制定全面系统的人才培养战略和培养计划，强化基础性教育，优化职业技能培训机制。②通过采取“走出去”的引智策略，引进高层次的海外留学人员和顶尖人才。③完善人才政策，进一步改善人才的发展环境，强化服务意识，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条件。
职前物理教师对初中学生解题错误分析能力的调查研究

物理习题是学习物理知识，掌握物理规律，提高物理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物理思维的重要载体。其主要功能可概括为：使学生澄清对物理概念、物理规律的模糊或不正确认识；促进、巩固物理知识结构的形成；促进解题方法结构的形成；提高解题的正确率和速度；树立创新思维，培养创造性解题能力。同时，教师也可以在物理习题教学的过程中，对学生的学情有更加深刻以及清晰的认识，通过学生的习题解答情况来判断学生知识的掌握情况。然而，对于刚入职的师范生，由于职前缺乏与学生实际的接触，通常对学生习题中的错误缺乏更加深刻的认识，甚至由于学生解题错误的普遍性，而忽略了学生习题错误内容当中反映的有效信息，他们习惯将学生的错误解释为：“粗心”“公式记错了”“概念没弄清”……而对于这些“错误”背后隐藏的信息不加深究，从而导致教学不能更加有效、即时的进行。 　　本研究，通过对职前与在职教师的问卷调查发现，35.29％物理教师认为，职前物理教师具备一定的错误分析能力比较有必要，而61.76%的教师认为职前物理教师具备一定的错误分析能力是很有必要的。可见，对学生习题错误的分析能力，是教师应该具备的专业技能，且具有良好的错误分析能力，有助于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因此，本文主要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桑代克的尝试与错误理论以及教师评价理论，着重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调查：1）职前物理教师对初中学生错误分析能力的现状调查；2）影响物理教师职前教师错误分析能力的因素；3）提高初中职前物理教师错误分析能力的策略分析。 　　就错误分析能力这一概念的解释，笔者对职前物理教师错误分析能力的界定为：物理教师为了保证学生学习的高效和成功,将学生学习中的数学错误作为思维对象,对其进行识别、解释、评估和纠正的能力。而本文由于时间与取样的限制，主要是以调查职前教师将学生物理习题解答中的错误作为思维对象，对学生解题过程中的错误进行识别、解释的能力进行比较深入的调查，其调查方式主要是通过发放问卷，而对于职前物理教师的评估和纠正能力的调查主要是通过对20位在校职前研究生进行访谈展开的。 　　通过对西南大学以及重庆师范大学两所师范院校的职前物理教师进行的调查研究，本文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 　　1）初中物理教师错误分析能力的现状 　　初中职前物理教师错误分析能力还处在待提高阶段，职前物理教师对学生错误分析能力主要处在不完全分析水平，大多数职前教师能够识别学生习题错误，但解释、评估和纠正能力还远远不够。主要表现在：对中学物理学科知识，教学知识还熟悉的不够，对中学教材及考纲不熟悉，纠正时无法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和知识的重点、难点进行讲解，自身教学技能也有所欠缺。同时，职前物理教师还存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在对学生错误进行解释或纠正时，无法区分初高中知识内容的区别，总是以高中的物理知识内容来分析初中物理问题。 　　2）影响初中物理教师错误分析能力的因素 　　从职前教师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中反馈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出，职前教师认为各因素对其影响程度各不相同。而教师知识和教师观念被认为是影响职前教师错误分析能力的两个主要因素。 　　3）提高初中职前物理教师错误分析能力的策略分析。 　　提高初中职前物理教师错误分析能力的策略主要有两方面： 　　教师自身：职前教师作为错误分析能力发展的主体，应该具有提高自身教育教学能力的自觉性和自驱力。应该要在努力掌握好物理学知识的同时，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教学技能、普通话，尤其是教师语言组织的逻辑性应该得到进一步的锻炼。职前物理教师也应该“走出去”，多与一些优秀的在职教师交流取经，多与初高中学生接触，从实践得来的知识才是最可靠的。 　　高校：高校有必要就培养职前教师错误分析能力方面开设相关课程，尤其是要引导职前教师如何对学生的错误进行识别、解释、评估和纠正。要使职前教师在入职前就对中学生在学习物理学科时容易犯的错误，犯错误的类型等进行初步的了解，提高职前教师的自我效能感。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的话语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便成为国内外传播的热点话题。作为我国在国外发行很大的中文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对“一带一路”相关话题进行了大量报道。本文选取《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13年9月7日至2016年5月1日期间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作为研究样本，先对其类目进行梳理，再从文本结构、话语特征和语义建构三个方面，分析该报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宏观结构、微观结构、用语特点、修辞特色以及具体的语义建构。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对报道样本的报道数量及时间、版面分布、报道体裁、报道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统计，以便对整体报道情况有清晰的把握。⑵分析“一带一路”报道文本结构。从报道的主题结构、新闻图式、结构形式三方面分析新闻话语的宏观结构；从新闻话语的局部语义一致性和新闻话语的隐含意义两个方面分析“一带一路”报道的微观结构。⑶分析“一带一路”报道话语特征。“一带一路”报道的话语特征呈现以下特点：消息类新闻用语较为客观，语言亲民化，评论文章善抓人心；引用新闻当事人的原话，使用直接引语、间接引语以及二者交叉使用的方法；引用党和国家的决策、方针，专业或权威人士的观点，增强新闻的可信度；大量使用数字来证明报道主题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达到说服受众的目的。⑷探讨《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的语义建构：延续“丝绸之路”历史，重塑世界格局；国内各地发挥比较优势，积极融入国家战略；互利共赢，“一带一路”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侨胞华商，“一带一路”建设新引擎；《人民日报海外版》积极构建“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海外版作为中国与国际社会相互了解的窗口，理应积极传播“一带一路”，为我国掌握国际话语权做出努力。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话语建构与传播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面对国内外现实格局而作出的宏大构想，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交流是重要行动。本文挑选“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作为研究对象，并将“一带一路”文化交流话语的实践活动作为案例，分析文化交流话语具有的强大力量，特别是沟通民心的重要价值。 　　本研究首先选定2013年9月至2017年3月时间段，将“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版块，同时将“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活动划分为文化产业类、艺术创作类、教育合作类三个类别。其次探讨“一带一路”文件交流的话语建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话语主要体现为倡导“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的理念，传递爱国主义的中国话语，传达中国式智慧等话语。第三对“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全媒体传播方式和品牌塑造过程进行解析。“一带一路”的传播紧跟时代发展，运用了全媒体传播，包括利用新技术VR进行传播，并且重视打造“一带一路”项目的品牌形象。第四探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话语的传播价值。“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突破国际局势的围困和国内发展的瓶颈，有助于促进互联互通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习近平“一带一路”构想及实践的话语研究

习近平于2013年9月和2013年10月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一带一路”战略本着“合作共赢、繁荣发展”的原则赢得了大量正面积极的支持，但也有不同声音。因此，利用官方渠道发声，积极有效地沟通对消除误解、达成共识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习近平是我国最高领导人，他发表的观点和言论都代表着国家的政治立场，表达着国家的意志，是一种官方话语。官方话语具有表达政治观点、宣传政治理念、形成舆论导向、建构民众心理的重要作用。在外交事务中，官方话语是表达国家立场、改善国际关系的重要工具。习近平自2013年9月起，跨时4年，出访14次，访问3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20次演讲，在外国媒体发表了22篇署名文章，以其独特的话语为国外民众构建了“正版”的“一带一路”战略。 　　论文以2013年9月至2016年1月期间，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的国事出访演讲稿及署名文章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语料共计42篇，是我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国外的正式场合发表的演讲、国外纸媒或网络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均为公开发表的口头和书面文字资料，收集于新华网、人民网等各大新闻网络媒体。 　　论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研究缘起，分析相关文献的研究现状，说明对象、研究方法及思路。第二部分为第一章，对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的14次出访情况做一个梳理和展示。第三部分为论文的主体，由第二、三、四章组成，就42篇语料进行三个向度的话语分析。第二章着重分析文本中的高频词汇、情态、修辞的运用以及文本结构的搭建，第三章从话语实践的角度出发，对文本的互文性生成进行阐述，第四章以宏观视角研究“习式”话语的价值和社会功能。通过“习式”的对外表达，赋予了“一带一路”丰满的内涵和意义，对扭转国外政府及人民对“一带一路”的错误理解、掌握国际话语权有一定的作用。
内蒙古旅游精准扶贫中的县级政府政策执行研究

我国扶贫事业已进入精准扶贫阶段，内蒙古利用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优势，开展了旅游扶贫，并得到了显著成效。但是内蒙古仍有将近80.3万未实现脱贫，而且县级政府在政策执行方面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因地制宜落实精准扶贫方面尚不足。在这样的精准扶贫背景下，本文提出从民族地区特征出发，优化政策执行路径为出发点展开了县级政府政策执行研究。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内蒙古如何把握精准扶贫的时代机遇，提升政策执行来彻底远离贫困。为此，本文从旅游精准扶贫的角度，以系统理论、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精准扶贫理论为支撑，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法等方法，阐述了旅游精准扶贫和县级政府政策执行相关理论，分析了内蒙古旅游扶贫政策执行的现状，通过对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和阿尔山市个案研究来对内蒙古政策执行的整体特征及运行机理进行进一步研究。 　　本文共由六个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对国内以及内蒙古地区扶贫已经进入精准扶贫阶段的背景进行了阐述，说明精准扶贫是时代的选择。然后对国内外旅游扶贫研究文献进行评价，了解国内旅游精准扶贫以及国内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研究现状。 　　第二部分，首先对旅游精准扶贫、政府政策执行及县级政府政策执行等概念进行辨析。其次，系统地阐述旅游精准扶贫的概念、识别、帮扶、管理等内容。最后，说明了系统理论、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精准扶贫理论在旅游精准扶贫中的运用。 　　第三部分，首先进行内蒙古旅游扶贫的SWOT分析，指出内蒙古民族地区进行旅游扶贫的优势；贫困人口多等劣势；“十个全覆盖”工程、“一带一路”建设、精准扶贫等机遇；竞争激烈等挑战。然后分析了内蒙古旅游精准扶贫的政府采取的措施：“三到村三到户”、“金融扶贫富民工程”等金融帮扶以及旅游项目的创新（全域旅游、自驾游、冬季旅游等）、乡村旅游等。最后，归纳分析了内蒙古精准扶贫管理取得的成就。 　　第四部分，分析了旅游精准扶贫贫困人口识别、帮扶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即从执行主体、执行客体、执行环境和执行机制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存在的原因。 　　第五部分，分析内蒙古自治区级贫困县克什克腾旗和国家级贫困县阿尔山市旅游精准扶贫的现状。通过了解其比较优势、具体帮扶措施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来对内蒙古整体旅游扶贫运行情况进行简单的个案分析。 　　第六部分，内蒙古旅游精准扶贫的政府行为优化选择。从政策主体、目标群众、政策执行环境和政策执行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具体而言，主要是从增加民族干部人数、培育少数民族人才、驻村干部等执行主体优化；对目标群众要进行素质提升、加大对其宣传、提高其参与度；执行环境则是从政务公开、贫困人口参与、协调等方面展开；执行机制是从决策机制、监督机制、考核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 　　第七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与部分，旨在归纳总结本研究的基本内容、观点以及不足之处。
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困境及化解研究

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特别是城市群发展中的地方政府协同治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何有效应对这种趋势的变化，如何强化地方政府协同治理，促进城市群的全面发展，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渝城市群作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部署、“一带一路”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区域内公共事务治理以及区域间协同治理的要求进一步增强。《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出台，对地方政府协同治理有了新的要求，如何在新的战略形势下消除地方政府间的壁垒，确保成渝城市群的高效持续发展，实现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同治理是本文研究的主题。 　　本文首先界定成渝城市群以及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相关概念，厘清城市群发展与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互动机理，分析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方式，为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其次识别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条件，描述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趋势，剖析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原因；然后借鉴国内三大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经验；最终寻求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困境的化解对策。 　　本文的具体内容为：第1章，导论。主要任务是把握研究背景，分析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行国内外研究综述，明晰研究思路与方法，阐述研究内容，提出研究的创新点，确定研究对象与资料选取。第2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主要任务是界定成渝城市群和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相关概念，厘清城市群发展与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互动机理，分析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与实现方式。第3章，现状与趋势。主要任务是识别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条件，描述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趋势。第4章，困境与原因。主要任务是剖析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困境，进而分析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困境的原因。第5章，经验借鉴。主要任务是描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及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概况，获得相应的启示。第6章，困境的化解对策。主要任务是根据前面章节的分析，寻求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困境的化解对策。第7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提出本研究的结论与展望。 　　本文的结论是： 　　（1）城市群发展要求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地方政府协同治理推动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具有共同的影响因素、遵循共同的实现方式。 　　（2）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由“萌芽”到“推进”历经三个阶段，现阶段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具有一定的成效，其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趋势表现为领域更加广泛、层次更加深入以及形式更加多样。 　　（3）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存在的利益冲突、效率不高、层次较低等问题，是由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动力不足、组织障碍、机制缺乏、工具有限”所引致。 　　（4）基于《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要求，结合成渝城市群“一轴两带、双核三区”的空间布局，通过建立法律法规打破行政壁垒、共建地方政府协同治理机制、注重资源整合以及互动协作三个方面寻求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困境的化解对策。 　　成渝城市群发展中地方政府协同治理是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范畴，目前多是以区域经济学或者地理学的中心视角来进行研究，以公共管理学为视角进行研究的还十分有限。本文从政治、制度以及管理维度寻求其困境的化解对策，在地方政府协同治理体系的建设上弥补了已有研究的不足，但具体研究还不够深入，困境的化解对策难免有些局限性，其可行性有待检验。
骑楼建筑艺术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是当前发展的趋势，其中美术作为文化的艺术载体，体现的是人文精神内涵。把美术课堂加入本土文化的因素，这样不但将学生的美术课堂变得丰富起来，而且也发扬和保护了地方文化。海南地处我国的最南端，又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面，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并且海南的文化对于海南的骑楼建筑有着深远的影响，研究和开发地方特色建筑对于保护建筑以及建筑文化是比较有效的途径，同时也保护了建筑文化的多样性。 　　本研究以海南骑楼建筑为例子，立足于海南本土文化，开发中小学的建筑艺术课程，并且在初中进行了美术教学的实践探究，针对初中学生特点，制定有效的教学计划，明确了骑楼建筑课程开发的实施策略，针对课程特点实施教学。学生运用多种艺术形式完成美术作业，运用多种思维进行美术创作，提高了学生的思辨能力，对美术的人文内涵和社会作用理解加深，加强了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