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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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韩FTA背景下中韩铁路轮渡的韩方需求分析

    2015年,中国和韩国两国达成“一带一路”和韩国“欧亚倡议”共同发展的战略蓝图。随之,韩国为此做出重大物流改革,提出了引入中韩铁路轮渡方案,并从2016年开始积极推进实施。<br>  铁路轮渡(Train Ferry)是港口与船舶直接用铁道连接,不需要转运,而是运用 Roll On/Roll Off方式直接装载带有可以装卸设计的船舶。铁路轮渡是海上运输和铁路运输相结合的海陆复合运输方式。渡轮上修有铁道,火车可从陆地的铁道开进渡轮的铁道,然后乘船过海。因此,铁路轮渡也被叫做海上铁道。<br>  中韩铁路轮渡是作为中国与韩国之间连接黄海的海上轨道,与中国一带一路的陆上丝绸之路相连接,也叫做“黄海的丝绸之路”。如果中韩铁路轮渡能够投入建设,连接中国烟台港口和韩国平泽港口之间的460km运输线路将投入运营。<br>  关于中韩铁路轮渡建设的双边谈判持续已久。自1998年设想正式提出后,中国对铁路轮渡可行性进行了持续研究并在国内建立了三条铁路轮渡线路,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对中韩铁路轮渡项目的推进具有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韩国自1998年到2004年虽然对中韩铁路轮渡项目的构想也经过激烈的讨论,但是由于韩国南北关系的政治问题,2004年,韩国决定放弃铁路轮渡项目,原因是该项目缺乏经济可行性。然而,韩国关于中韩铁路轮渡必要性的研究并没有间断,2015年,韩国政府决定认真评估这个项目。<br>  事实上,在韩国国内关于中韩铁路轮渡的研究大多数是政府主管的研究机构进行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具体的业务问题方面,如流量预测、成本效益分析、价格弹性分析等。在中国和韩国,关于上述主题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学术研究较少。本研究参考了目前有关中韩铁路轮渡的多方面的学术研究观点,以现有研究未提及的问题作为研究出发点,即从运输方式的需求者角度进行研究。<br>  本研究分为三部分,首先,立足于探索国际运输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本文不仅讨论了项目现有的经济性,而且从宏观层面重新研究了中韩铁路轮渡的必要性。其次,选定中韩贸易运输方式的使用者发货人(shipper)为对象进行调研并统计分析所确定的关键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对中韩铁路轮渡建设的必要性进行分析,为项目建成后的成功运营以及政府制定政策建言献策。<br>  为实现铁路轮渡及中韩铁路轮渡的综合目标,本研究全面回顾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网上关于铁路渡船和中韩铁路轮渡的信息资料等。为达成第二个研究目标,本研究以先行研究为基础,得出运输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一些研究假设以检验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根据合理性选择理论(TRA: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和计划行动理论(TPB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得出观测变量(Observed Variable),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进行研究。首先通过SPSS23.0进行因子因素,验证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在此基础上,运用AMOS23.0将测定模型(measurement model)和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带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假设并提出分析结果。<br>  作为中韩两国之间一种重要的国际运输方式,中韩铁路轮渡的成功构建和运营将对两国物流运输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从使用者角度分析了中韩铁路轮渡,并得到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实证结果和研究结论。该研究结论为中韩铁路轮渡的运营战略和政府支持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客观依据。重要的是,本研究作为中韩铁轮渡研究中的空白,运用新视角在经营学观点上进行实证研究,为中韩两国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 《经济政治与社会》“高素质的劳动者”教学设计研究

    教学设计,简单地说,就是指教育实践工作者(主要指教师)为达成一定的教学目标,对教学活动进行的系统规划、安排与决策。教学设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为教学活动制定蓝图的过程。在此意义上说,教学设计是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本文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教学的实际出发,在研读德育课大纲,学习教学设计理论,调查分析学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经济政治与社会》“高素质的劳动者”这一节内容进行了教学设计,然并运用于教学实践,课后进行了反思和评价,找到今后努力的方向。文章分为导论,正文和结束语三大部分。<br>  第一部分,导论。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创新之处。<br>  第二部分,正文部分,有三项内容构成。这三项内容介绍了教学设计的依据、原则、设计过程、设计意图、教学过程、教学反思等。具体来看:<br>  第一项,介绍了“高素质的劳动者”教学设计的依据及原则。分析了课程标准、德育大纲要求、学生实际等教学面对的实际情况,研读了研究教学设计的专著,分析了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时间,设计了教师活动和学生活动等。<br>  第二项,以前面的分析和研读为基础,进行教学设计,说明设计意图,然后进行了教学实践,教学实践结束了,进行自我评价,学生评价和同行评价,力争有所收获有所改进。这节课从学生那里我学到了对未来的期待;在最后的情感目标实现时,在国旗前,我感到与学生关系最密切;在学生无动于衷时感到最焦虑或沮丧;我自己感觉这堂课对学生是有意义的,对我自己是有收获的。但是,教学方法过于传统,教师讲解过多,学生容易受限于教师选取的案例中,主动意识不强,眼界也不宽。教师应放手让学生去查找本课适用案例。讲授内容也是局限于课本知识和采用案例,没有突破,虽然最后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能够实现,但是不知如何保持其持久性。<br>  第三项,“高素质的劳动者”教学设计的几点反思,亟需解决的问题包括课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课堂上保持学生学习注意力的问、课后保持教学效果等问题。今后努力解决的问题包括: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我采用了比较传统的教学方法,展示——讲解——安排任务,这些教学方法有利于目标的实现还是让德育教学落入俗套?是否有更好的教学方法?我曾经尝试过安排学生搜集课堂上所需的案例,但是囿于文化水平,学生往往整理不出案例的核心意义,而且学生展示案例的话,往往会流于形式,难以深入,关于此类问题该如何解决?<br>  第三部分,结束语。本论文对“高素质的劳动者”教学设计的研究,让师生更好的理解了德育大纲的要求,在教学设计中有效地进行了“理想信念教育”“中国精神教育”“道德品行教育”“职业生涯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高素质的劳动者”教学设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教改,发现德育的多种教学方法,开发利用校内外德育课程资源。同时,可以让德育课“走出去”,让企业“走进来”,加强校企在文化层面上的合作,高素质的劳动者是在学校培养企业锻炼的结果。我作为一名中职德育课教师任重道远。

  • 黄河三角洲大开发背景下滨州市滨城区经贸开发问题研究

    2009年11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是国家着眼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标志着黄河三角洲开发正式进入国家战略层面,也标志着山东省区域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滨州市滨城区位于环渤海经济圈与黄河经济带的交汇点,是山东半岛城市群与天津滨海新区两大经济区的结合部,在山东省“一体两翼”区域规划中占据重要位置,是构建济南城市圈核心经济综合体的重点建设的周边城市,是黄河三角洲高效经济示范区建设的重点区域,具有扩大对外开放的诸多优势。随着经济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实施,该区大开放、大发展的时机正在到来。加快推进黄河三角洲开发背景下滨州市滨城区的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把扩大开放贯穿于开发建设的全过程,通过扩大开放,积极主动地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更大规模地发展对外贸易,更大程度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在思想观念、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各个环节加快与国际国内通行规则接轨,努力使滨州市滨城区成为黄河三角洲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亮点,不断提高在黄河三角洲开发大背景下的建设水平。<br>  本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分析了进行滨州市滨城区经贸开发问题研究的背景、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说明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二章对政府职能与经贸开发的进行了阐述,主要包括政府职能、地方政府经济职能以及地方政府在经贸开发中的地位、作用和存在的问题等。第三章论述了滨州市滨城区经贸开发的现状,其优势包括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资源、日趋成熟的主导产业、浓厚的人文历史气息及政策优势。并对滨州市滨城区经贸开发的劣势因素进行梳理,主要包括土地资金等制约因素的存在、招商引资的大项目较少、经贸开发的环境有待改善以及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等。同时也分析了滨州市滨城区经贸开发面临的难得的发展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发展机遇有全球经济复苏、世界贸易规模有望扩大,国内经济加快调整、进入新的上升空间,推进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等。挑战则涵盖了以下几点:金融危机、发展环境复杂多变、贸易摩擦增多、国内外竞争激烈等。第四章对于滨州市滨城区的经贸开发进行了战略规划,包括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工作重点等,并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具体的建议包括以结构调整为重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外资结构;创新项目落户方式;提升“走出去”战略地位;增创片区发展新优势等。第五章最后对全文进行了一个小结。

  • 新文化语境下国内美术馆展示传播研究

    美术馆作为人类文化艺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收藏和保存文化艺术资源、从事文化艺术研究、传播人类优秀文化艺术成果的责任,是一条连接公众与艺术品的纽带。展示传播是美术馆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在一定的空间内从美术作品中提炼出主题,并把在内容上与之相关的艺术作品与公众的审美趣味与认知水平相统一,从而建构出针对具体艺术品的形式、内涵、观念进行综合反映的整体框架。20世纪初期至今的一百多年里,国内美术馆展示传播经历了从萌芽、初创到改变再到兴起的发展历程,这一发展变化的动态历程始终与国际国内的社会变革和中国文化、中国美术更新的现实语境、科学技术发展、国内第三产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分不开的。因此,本文沿着“国内美术馆展示传播的发展演变”这一历史线索,把美术馆置于每一个阶段的历史境遇中进行分析解读,对它特点的产生、发展进行立体的、科学的把握。研古方能鉴今,最后落脚于在经济全球化、互联网信息化的21世纪新文化语境中,总结国内美术馆在这一数字化时代展示传播发展特点,并提取新的问题意识,预见新的发展机遇,对国内美术馆进一步的成长发展谋划新的实践性策略。<br>  绪论部分,综述美术馆展示传播的研究现状,并对之进行理论视角的综合分析归纳,同时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br>  第一章是国内美术馆展示传播的发展概况,以时间为线索结合历史语境进行分析。历史分期上借鉴马鸿增馆长对于国内美术馆发展的划分,在重点突出国内美术馆展示传播形式趋向适应社会文化环境、展览技术方法逐步提升、展览理念转向“以公众为中心”的基础上,将我国美术馆展示传播发展分为萌芽、初创、变化、兴起四个阶段。第一节梳理了从中国美术展览会的兴盛到国内美术馆建设的发展过程。第二节叙述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艺术主要服务于初级阶段的国家形象塑造,以中国美术馆为例,分析美术馆展览在国家层面的美术创作生产体制下进行所呈现出的特点。第三节改革开放之后,旧展览机制难以适应中国美术的新面貌;加上中西文化交流、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旅游业迅速发展的冲击、独立策展人制度的引入,国内美术馆在展览理念、技术、形式上,展览数量、质量、特点等方面都进行了诸多更新。第四节是进入21世纪,“转型”成为了时代的关键词,倡导以人为本价值观的新文化语境之下对国内美术馆展示传播特点进行宏观把握。<br>  第二章是具体分析新文化语境下国内美术馆展示传播的特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文化语境的特点,从世界距离、展览形态、人们的文化消费和休闲喜好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首先世界旅游业的兴盛、各种把“别处”转移到“此地”的文化商业活动兴起、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使得世界距离呈现出“缩小化”的趋势。其次世界发展到了“展览综合体”的态势,展示成为塑造国家形象、企业文化、品牌形象的基本途径,从世博会、商业展会、城市规划展示到各种主题展览;从早期单一模式逐渐加入各种多媒体技术,展示形态呈现“多样化”。第三以现代科技支持作为基础,以人们的心理需要作为契机,“无图不欢无图不看”成为了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喜好要求,内容传播形式呈现“图像化”特点。第四人们对文化消费的感觉、知觉、认知逐渐加速,对省心、可口、快捷的文化形态较为青睐,文化消费进入“快餐化”时代。第五在体验成为人们基本的消费模式背景下,美术馆的存在方式、展示传播模式和具体运作方式都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第二节是新文化语境下国内美术馆展示传播的特点,首先是展示传播“动态化”,主要以“移动的美术馆”、“4号线美术馆”、山东美术馆“引进来、走出去”活动等为例探讨国内美化馆以主动积极的态度与公众进行思想艺术和观念层次上的沟通。 第三以美术馆导览设施、学术讲堂、艺术工作坊为例,辅之以美术馆在线课堂、虚拟展厅、电子图书、手机在线互动等方式具体分析国内美术馆在“寓教于乐”的教育理念之下中取得的进步。第四结合“以公众为中心”的美术馆理念,详细叙述国内美术馆体系的三种参与模式,即被动型体验、主动型体验和综合型体验,并以具体案例进行分析。<br>  第三章是新文化语境下国内美术馆展示传播的问题与求解路径分析。新文化语境给国内美术馆展示传播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美术馆依旧有一些内部的现实焦虑,亟待解决。本章从美术馆的学术引领、 展览评估体系、策展人制度三个角度入手,分析国内美术馆在这三个方面的现状、缺陷,并试图提出解决建议,促进国内美术馆在软件建设上也向现代化迈进,立足原有的基础,进一步确立自身新的形象,获得新的发展。<br>  第四章美术馆展览理念从“以艺术家为中心”逐步转向为“以公众为中心”,如何才能更好体现出观众的主体地位,让更多的人进入美术馆。本章节提出预想,即构建美术馆观众评估制度。本章具体论述了观众评估体系的目的、作用、构建的基本方法以及数据分析处理过程,并以“波士顿科技馆的主题展览‘年龄的秘密’观众评估”作为具体案例对观众评估指标体系的应用进行详尽分析,全面介绍评估数据的处理方法,最后以关于评估构建的几点思考进行结尾。

  • 中国大规模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研究

    自2001年提出“走出去”战略至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投资的区位选择也从单一的亚洲及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逐渐朝向多元地区发展,尤其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所面临的贸易环境日趋严峻,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日趋紧迫,但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却相反的呈现大规模增长趋势,从2008年至2015年短短的八年时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从23.9亿美元增长至408.02亿美元,增长了近17倍;流量从4.62亿美元增长至80.29亿美元,增长了17倍。目前,从存量上看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且以资源获取型投资为主;然而从流量的角度来看,2015年中国对美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商务服务业,由此可见近年来以技术获取为主要目的的对美直接投资力度逐渐加强。基于此种现象,本文通过中国各行业对美直接投资概况和趋势的研究以及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指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应将投资重点放在哪些行业上,为中国大规模对美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支持。<br>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目前国内外关于对外投资中逆向直接投资理论及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的研究综述;<br>  第二章介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有获得美国巨大的市场份额、中美国际收支失衡和人民币升值,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及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四个方面;<br>  第三章首先介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的投资概况,进而指出了目前中国各行业在对美直接投资中存在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仍有较大,产业分布不合理及制造业内部细分行业技术水瓶待提高的问题;<br>  第四章通过运用灰色关联模型说明中国对美投资的八大行业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关联度,并进行了具体分析;<br>  第五章在全文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加强中美合作,增强政治互信,培养中国跨国企业自身竞争优势,积极鼓励中国企业投资美国技术密集型产业。

  • 安倍经济学对解决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的有效性分析

    自1990年以来,日本经济持续被通货紧缩、消费低迷、增长乏力所笼罩,为了应对上述经济颓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3年推出“老三支箭”政策,即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多变的财政政策以及有力的结构改革。政策实施初期效果明显,但随着改革政策的进一步推行,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政策效果也大打折扣。为了促进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促进经济发展,支持儿童的发展培育,改善社会保障,2015年又推出“新三支箭”政策。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安倍经济学对解决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的有效性,最后得出结论并且提出展望。<br>  本文首先对安倍经济学“新、老三支箭”政策做了简要的概述,阐述了它的内容和理论基础。“老三支箭”包括灵活积极的财政政策、长远的经济成长战略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新三支箭”政策包括改善社会保障、支持培育儿童和促进经济发展三个方面。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财政观点,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滨田宏一的通货膨胀思想,长远经济增长战略的理论基础是改革派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反政府干预的观点。<br>  其次对经济国际化困境做出了界定,并详尽分析了日本当前在经济国际化方面的困境,具体包括:日元的国际化困境,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的困境,财政货币政策的困境,金融体系的再次国际化困境,产业国际化的困境,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困境。<br>  再次运用VAR模型对安倍经济学“新、老三支箭”政策对解决日本面临的经济国际化困境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由于日本面临的经济国际化困境复杂,安倍经济学的政策也涵盖多个方面,为了研究的深入性,本文选取安倍经济学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为代表,运用VAR计量模型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解决经济国际化困境方面的有效性进行了着重的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安倍经济学在解决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方面有一定的有效性,量化宽松政策刺激了 GDP、CPI、EXP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激发了市场活力,为经济国际化困境的解决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动力。<br>  之后,运用理论分析来研究安倍经济学其他政策对解决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的有效性。分析表明,安倍经济学对解决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有一定的有效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复兴,结构性改革提高了日本女性的就业率,“新三支箭”政策触及了日本少子、老龄化的根本问题,激发了社会活力。但是安倍经济学在解决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具体体现在:安倍经济政策催生的日元贬值难以持续,为了贬值不惜以邻为壑,日元在国际间流通受阻;过度干预经济,没有突破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推高了日本债务,使得债务风险增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日本金融体系国际化面临更大的资本约束,海外投资者盲目投资股市,加剧金融风险;以政府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模式极大地限制了日本产业的发展,产业发展模式总体方向正确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经济增长乏力,竞争力不足,创新不够;少子、老龄化问题缺乏有效解决方案,“女性经济学”使更多女性远离家庭,加剧少子化困境。<br>  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展望,安倍经济学短期效果显著但中长期效果并不明显,从目前来看,仅仅依靠安倍经济学难以使日本走出经济国际化困境,而且给日本带来了很多次生的危害。但不可否认,安倍内阁所采取的刺激经济的方式是正确的,也是符合日本国情的,而且,安倍经济学还在不断的调整中,根据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安倍政府也在积极寻求方法解决,通过这样不断摸索的改革,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的解决指日可待。

  •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贸易结构优化研究

    随着中国贸易与国际贸易大环境的融合,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也日益紧密,中国与欧盟双方经济贸易的长足稳定发展对彼此影响越来越深刻。现如今,中国与欧盟互为双方重要的贸易战略合作伙伴,中欧贸易数量与结构对中欧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br>  目前从贸易量上看,中国对欧盟贸易一直处在贸易顺差的有利地位,但是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对欧盟的长期贸易并不占优势。中国对欧盟出口基本上以附加值较低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及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从欧盟进口则以附加值较高的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且,近年来,欧盟对中国产品技术以及环保要求越来越高,中国在中欧贸易中越来越被动。<br>  “一带一路”战略为中欧贸易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战略基础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但也是中国面临着经济和安全等风险及美、日、韩等国家的挑战。目前中欧贸易结构在贸易商品结构、贸易方式结构及贸易模式结构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只有抓住机遇,规避风险,才能进一步推动中欧贸易结构优化。<br>  论文通过对中欧贸易进出口数据对比,通过竞争力指数、贸易结合度、产业内贸易指数和显性优势指数等指数分析与国际贸易环境结合,分析中欧贸易结构存在的特点以及发展趋势,分析中国初级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中欧贸易结构中比较稳定。结合引力模型视角进行的实证分析检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将是中欧贸易竞争最为激烈的产品。<br>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必须合理控制中欧贸易额,结合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规划外资使用,在政府主导与企业配合下,提升中国产品的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为中国产品出口争取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环境。同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与科学研发能力,在技术上努力达到甚至超越欧盟标准,才能在以后的中欧贸易中占据越来越有利的地位。

  •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的不断推进,地球越来越趋近于一个村落。特别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变得更为频繁,直接投资成为了更为普遍的企业行为。在国内、国外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国家主席习近平审视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适时的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战略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让位于“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积极的投入到全球的经济发展热潮中来,充分发挥各国的技术、资源、人口等优势,从而使得世界经济找到发展的新引擎。而东盟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上合作由来已久。并且,东盟国家又处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位置,完全符合我国的新战略要求。因此,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而东盟国家,是这些企业直接投资的必选之地。如何将自身优势与东道国的优势充分的结合起来,是摆在它们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文将致力于,分析各国的实际情况,为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提供合理的建议,优化投资结构,从而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利于国内的经济发展。<br>  第一章详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将选题的出发点以最简练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且概括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br>  第二章充分梳理了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寻找国内外的最前沿的研究结果。发掘出,影响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br>  第三章回顾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历史,分析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这些现状中存在的问题。这样才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中国对东盟国家这投资的状态,为下一步发掘影响因素做铺垫;<br>  第四章主要以定性归纳法的方式去对中国企业在东盟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总结,以及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对于国内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br>  第五章采用计量分析工具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对中国在东盟投资的10个国家的流量受什么样的因素影响,这个实证分析也可以用于解释前一章所提出的动机是否显著还是有其他影响因素等。主要釆用2004-2014年中国对东盟10国的影响因素数据,最后对回归结果总结;<br>  第六章主要给出目前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总体结论,并提出根据东盟各国实际情况的对策建议。

  • TPP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潜在影响研究

    TPP最初只有新西兰、智利、文莱、新加坡四个初始成员国,自2009年11月美国宣布正式加入TPP谈判后,直接提高了TPP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也激发了其他国家参与TPP谈判的兴趣。随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日本等国相继加入TPP谈判,从而使TPP成员国迅速扩展至12国。<br>  2015年10月5日,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TPP成员国部长级会议上,美、日、加、新等12国就TPP贸易协定基本达成一致,各国同意逐步进行自由贸易。紧接着,在2016年2月4日的新西兰奥克兰市,12成员国经贸部长正式签署了TPP协定。然而,离签署还不到一年,TPP的命运就因美国新任总统的产生迎来了巨大变化。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后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宣布退出TPP,这使得TPP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目前情况下,TPP在亚太地区甚有影响,其不确定性因素也会对亚太地区的贸易发展以及我国的对外贸易形成了巨大挑战,而且对我国而言,对外贸易一直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而亚太地区在我国的对外经贸网络中又至关重要,因此,加强对TPP未来走向及其可能对中国造成潜在影响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br>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研究框架和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br>  第二部分分析了TPP的相关理论基础和主要特点,并重点对TPP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br>  第三部分析了我国与TPP成员国的贸易现状,主要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和我国与TPP成员国的贸易状况进行分析。<br>  第四部分着重分析美国在TPP原有框架内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潜在影响,主要是从相关产业出口、亚太地区贸易活动空间、对外贸易发展空间、对外贸易水平提升四个方面进行深层次阐述。<br>  第五部分析TPP搁浅对于我国外贸的潜在影响。<br>  第六部分为我国应对TPP的具体措施,针对TPP未来不同发展前景分别提出了应对措施。<br>  第七部分为结论展望,在对全文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进行展望。<br>  通过研究分析,TPP未来的命运主要面临两种情景。其一,TPP维持原有框架,美国并非真正退出TPP,只是意图将其暂时搁置,TPP未来大有可能重启谈判并达成共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影响分析时,仍把美国视为TPP框架内,并进行重点分析。在此基础上,TPP作为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联合部分发展中国家基于经济动机、政治动机等多方面考虑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自贸协定,一旦其未来生效实施,将会对我国对外贸易造成不利影响,对我国农产品、初级产品、化学品以及机械运输等比较优势较小的产业会造成较大冲击,同时使我国自贸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而且TPP标准一旦成为国际通用的贸易标准,那么我国将面临更严峻的贸易形势。当然, TPP虽然会对我国对外贸易造成不利影响,但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也存在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对于潜在不利影响,中国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中国应不断加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强化对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第二,积极推进自贸区网络建设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强化中国与固有自贸区伙伴的经贸合作;第三,着力构建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摆脱我国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发展弊端。<br>  其二,若美国完全放弃TPP,使得TPP进入后美国时代,由于TPP“群龙无首”, TPP即将搁浅。在此基础上,TPP搁浅对我国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积极影响是:我国面临的经贸压力将显著减轻,同时有助于我国加快推进RECP和“一带一路”建设。消极影响在于TPP搁浅增加了我国应对非确定性全球贸易形势的难度,对此,中国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对外密切关注TPP动向,对“内精耕细作”,不断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在适当的时机可以选择加入TPP谈判。

  • 中国面向“一带一路”产业转移的国别选择及效应分析

    “一带一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是开放东、中、西各大区域的空间推进与发展层次上的提升,也是世界经济合作模式的创新。面对世界经济复苏的乏力和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一带一路”战略应运而生,为中国和沿线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提供了良好平台。中国经济基础雄厚,产业体系完善,同时也面临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沿线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一定的发展梯度、良好的产业承接基础以及不断完善的产业承接环境将促进中国向沿线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另外,产业转移模式的不断丰富也为中国投资沿线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并吸收其技术溢出效应带来可能。本文通过研究中国面向“一带一路”产业转移的国别选择及效应分析,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加强与世界经济互动提供借鉴意义。<br>  本篇论文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证相结合以及空间分析等研究方法,在详细分析中国产业近况和沿线环境的基础上,逐步筛选出适宜中国面向沿线转移的产业和国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的产业国际转移将带来的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整篇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br>  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概述选题背景与意义、国内外对国际产业转移和“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梳理研究思路与框架、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br>  第二部分为论文研究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简要阐述了“一带一路”战略、国际产业转移、国际产业转移效应等概念的内涵,并且总结了产业转移区位选择影响等方面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区位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等,最后,进行了综合分析与评述。<br>  第三部分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及产业转移的契机分析。首先简要总结中国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历程,其次,分析了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着重分析了全球化发展中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提供的机遇与挑战,然后,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产业转移双方(即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两个角度,分析了各自的基础和优势。<br>  第四部分主要内容是适宜转移产业类型的筛选。首先考虑产业转移的原则和基准,包括产业相对优势基准、边际产业基准、产业发展同质性等基准,在国内产业发展角度,完成适合转移产业的筛选。其次,在考虑中方因素的基础上,分析沿线国家对于产业转移的准入政策和鼓励政策,最终确定适宜转移产业的类型,并将其归为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中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生产性服务业五大类,并着重分析了各类中的重点产业。<br>  第五部分为中国面向沿线产业转移的国别选择。首先通过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分析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产业对接程度,利用层次分析法(AH P)建立吸引力指标评价体系,通过比较选择其中产业对接较好的国家,继续测算其对中国产业转移的吸引力。根据吸引力排名,确定主要承接国为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土耳其等国家,将此类国家与第四部分已经确定的适宜转移产业进行匹配,并得出主要结论:中国适宜向印度转移的产业类型主要是交通建设以及电信行业、电力(除核电)、农产品加工、纺织业、服装业;中国适宜向印度尼西亚转移的产业类型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纺织业、电子行业、化工产业、通信信息产业;中国适宜向马来西亚转移的产业类型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中等技术制造业和部分装备制造业;中国适宜向泰国转移的产业类型主要是轻工业、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制造业、化工行业、服务业等产业,中国适宜向土耳其转移的产业类型主要是电信、能源、制造业、交通等领域。<br>  第六部分,从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方面分析中国面向“一带一路”产业转移将带来的一系列效应,得出产业转移将为调整国内产业结构、解决部分与就业相关的社会问题、促进全球生态文明等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br>  第七部分,中国面向“一带一路”产业转移的结论、对策建议及相关的展望,提出加强宏观调控与规划、配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着力推广品牌产业等对策。

  • 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研究

    在全球企业都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大环境下,以跨国并购的投资方式来获取全球性的竞争优势,已经成为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有效措施。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的大环境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今跨国并购已经成为推动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想要获得长远的发展,长期战略目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企业应该学会充分应用现有的资源,同时结合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目标,结合企业自身的行业背景和行业趋势。<br>  但是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格局的复杂性以及商务环境的差异性,这都提高了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难度。企业一旦踏上跨国并购的征途,就必然会面临着各种的困难和挫折。<br>  近年来,在中国制造2015战略和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国境内制造业企业凭借丰富的资本正在不断向国外进行扩展。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浪潮越来越强烈。中国的境内企业尤其民营企业越来越多的开始加入到了海外并购的浪潮中。数据表明,2016年我国境内资本海外并购井喷,在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境内企业海外并购金额总数达到了近1600亿美元。市场普遍认为,在“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新形势下,中国第四次企业的并购浪潮有望提速,并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越前三次。在此背景之下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跨国并购的绩效进行研究有利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不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br>  本文首先界定了跨国并购绩效的相关概念以及对我国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了我国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其次,本文分析了影响跨国并购绩效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了跨国并购绩效事前评估模型。然后以潍柴动力跨国并购为例,利用了事件研究法以及财务分析法分别从短期长期两个角度出发,选用最新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跨国并购事后的绩效的变化。最后并结合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从企业的角度以及政府的角度分别对参与跨国并购提出了相应对策及建议。

  • 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贸易潜力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为“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六大经济走廊之一,其建设的核心和实质是新时代背景下的区域合作战略,为中国与中南半岛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机遇,将进一步深化中国和中南半岛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开创中国与中南半岛之间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历史新时代。<br>  本文以中国与中南半岛之间的贸易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论证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对中国与中南半岛贸易潜力的影响。首先对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等概念进行了界定,随后分别从“一带一路”、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贸易潜力以及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应用四个角度进行综述,为整篇论文的开展奠定理论基础。之后探讨了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对中国与中南半岛贸易潜力影响的作用机理:根据空间价格均衡模型,基础设施建设互通互联提高贸易效率;根据投资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丝路基金拓展贸易合作。利用空间价格均衡模型和贸易创造效应,阐述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中,基础设施互通互联提高贸易效率、丝路基金拓展贸易合作,从理论层面对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对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贸易潜力的影响进行研究,从而为实证研究做铺垫。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与中南半岛贸易发展现状和潜力以及影响贸易潜力的主要因素,中国与中南半岛的贸易潜力巨大,主要表现在:贸易额保持快速增长;经济和贸易合作的互补性较强;贸易投资存在巨大潜力。紧接着从理论层面探索了中国与中南半岛贸易潜力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航运距离、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立以及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海上经贸合作等。在分析贸易现状和潜力的基础上,为了从数量上测算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对中国与中南半岛贸易潜力的影响,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2006-2015年中南半岛7国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随机前沿分析,通过建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与贸易非效率模型,对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国家的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用双边贸易效率反映贸易潜力,得出如下结论:(1)随机前沿分析方法适用于研究双边贸易潜力的估测;(2)贸易非效率项具有时变性;(3)贸易潜力的影响因素;(4)双边贸易处于非效率状态,双边贸易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5)贸易非效率项对双边的影响。最后,本文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提出通过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发掘中国与中南半岛贸易潜力的建议。

  • 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政府为了使我国紧跟经济发展的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快速增长,投资对象遍布全球,其中对亚洲各国的投资最为集中。然而,对于作为亚洲发达国家代表的日本来说,中国对其的直接投资却呈现出总体发展缓慢,投资存量小,流量增长迅速但波幅大的特点。这篇文章以产业选择为出发点,对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展开研究,多种研究方法结合使用,旨在通过研究探讨选择出中国对日本投资时前景较大的产业,这不仅有助于丰富逆向直接投资的理论,而且对扩大中国对日投资规模、优化中国对日投资结构、推动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有重要意义。<br>  本文首先借鉴了主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探讨了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接着分别从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规模、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产业分布和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区位分布这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然后从中日两国的投资环境入手分析了中国对日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背景;继而,归纳了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在产业选择上的标准以及在这些标准下对日本进行投资应选择的优势产业;实证部分选取2003年到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Eviews计量软件,对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研究结果我们了解到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和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是存在着相关关系的,也就是说,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尽管目前这种推动效果还不太明显;最后,结合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建议,从政府的角度给出了中国对日本投资应怎样构建合理的产业选择对策,为以后中国对日本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提供了意见参考。

  •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研究

    2013年10月,习近平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现在正值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进行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正在全力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多重意义,对中国和沿线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面临各种挑战,都增加了中国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成本。困难并不是不能克服的,中国通过运用多种手段,可以克服挑战,更进一步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从而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界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研究都各有侧重,本文从提出背景、意义、有利因素以及成效、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措施等方面进行研究,希望能够从总体上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进行认识。<br>  第一部分写“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提出的背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它是承袭历史,开创未来之路,借助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精神,推动沿线国家经济、政治、人文等各方面的互联互通,同时注入时代特色,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双边多边关系,共同开创人类合作的新篇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和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是分不开的。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提高,全球问题的解决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中国顺应全球治理的新要求,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同时世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各种国际力量分化组合,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化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全球合作越来越密切,合作机制相互重叠彼此链接,形成全球合作网络,合作机制日益完善,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有利条件。<br>  第二部分论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意义。其具有广泛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对中国,对沿线国家,对全世界,都充满了无限机遇。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可以推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化解中国过剩产能,实现中国良性发展,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沿线国家通过互联互通,获得发展急需的资金及技术,实现自身的发展,加强彼此的沟通,建设和谐的合作环境。通过沿线国家及全球的努力,共同建设海上繁荣之弧,建设海洋合作新秩序,推动全球善治,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设全人类和谐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br>  第三部分分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实施的有利条件和取得成就。中国的推动,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物质保障。沿线国家的广泛参与,加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使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得到了巨大的推动,并带动了更多国家积极参与建设之中。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机制,亚投行等的建立,有力的解决了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遇到的资金问题,带动全球国家参与到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来,并取得巨大成就。<br>  第四部分讲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遇到的挑战。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面临霸权主义的挑战,美国试图通过多种手段,阻碍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沿线国家在参与过程中存在各种担忧,地区强国时有发出担忧抵制之声,参与积极性有待提高,同时可能激化海洋岛屿争端,阻碍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还面临复杂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恐怖主义和海盗盛行,海洋自然灾害频发,海洋环境恶化,都给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提出了挑战。<br>  第五部分提出解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遇问题的措施。中国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加强和美国的互信合作。通过发挥建设性作用,消除沿线国家参与的后顾之忧,加强和地区强国的战略对接,引导地区强国参与。同时加强互信建设,积极解决南海岛屿争端。通过加强国际合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保证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顺利进行。

  • 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命运共同体”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国际社会的深刻变化和中国自身的快速崛起,中国的全球性大国身份愈加显著,与之俱来的是中国外交所需肩负的更多责任与使命。在形势的催促之下,中国外交理念不断自我创新,而“命运共同体”正是此次创新浪潮中的一大重要成果。“命运共同体”首次提出是在2011年,其内涵于十八大之后不断得到丰富和细化。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命运共同体”,深入阐释了这一外交理念,并向世界各国发出了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领导人对当前国际国内现实所缜密思考与深刻总结的产物。从国际大背景来看,各国在全球化的洗礼下相互依存度逐渐提高,不过也共同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困扰;从国内大背景来看,中国崛起选择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任何外交新理念的出炉都不会偏离于这条道路。<br>  本文试图在建构主义视野下对“命运共同体”进行研究,将“命运共同体”视为一种文化。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对“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性研究还较为缺乏,同时也很少有学者能利用相关国际关系理论对“命运共同体”展开学理研究。目前并无国外学者对“命运共同体”进行直接研究,不过受社会学影响较大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建立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安全共同体”理论,这对本文采用建构主义范式进行“命运共同体”研究有很大启示。国际政治中的不同文化是建构主义学者的主要研究内容,文化或观念是建构主义的理论硬核。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文化居于单位层次和体系层次之上,单位文化即是私有知识,体系文化即是共有知识,单位文化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上升为体系文化。一方面,“命运共同体”由中国所提出,它植根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本质上属于一种单位文化。另一方面,“命运共同体”由中国所倡导,它的基本内涵面向国际社会的不同问题领域,目标是成为一种体系文化。因此,“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性文化,是建构中的社会事实。<br>  “命运共同体”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文化,它已经开始脱离单位文化并向体系文化转变,因此它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在性,可以产生社会建构的作用。建构主义认为,施动者与结构是互构的关系,也就是说,文化与行为体之间能互相建构。文化对行为体的建构作用主要体现在能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因此“命运共同体”有助于使国家之间建立起集体身份和共同利益。除此之外,当前的“命运共同体”并未达到其最终的及理想的文化状态,暂时只基本满足“安全共同体”的第二层级标准,不过随着中国作为核心国家的持续推动以及国家间集体身份的逐渐树立,“命运共同体”也可以起到建构最高层级“安全共同体”的积极作用。<br>  出于国际关系现实的考虑,“命运共同体”能否被其他国家所共同接受与内化仍将面临着一些挑战,这需要超越学理层面进行全面分析。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方面,一是国家之间差异所带来的隔阂,二是国家内部矛盾与国家之间矛盾所带来的困扰,三是美国出于霸权护持目的对“命运共同体”的主观性压制。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需要设计好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建构主义认为,体系文化是国家互动的产物,因此中国必须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型互动。本文在结合当前中国外交实践的基础上设计了三条打造“命运共同体”具体路径,一是分别推进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二是提倡国际关系领域的协商民主与外交上更具主动,三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重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