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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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物流竞争力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以1997-2014年数据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物流业已由过去的末端行业，上升为引导生产、促进消费的先导行业，物流与经济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提高各国各地区的物流竞争力显得愈发重要。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地位显著提升，特别是关于“一带一路”战略提出，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制定和实施，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四川省属于西部地区的重要省份，研究其物流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文以四川省物流竞争力为研究对象，首先构建物流竞争力与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四川省1997-2014年的统计数据，应用因子分析确定物流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子，结果显示，物流竞争力可以分为物流发展规模和物流信息化水平两个因子，经济增长得到一个主成分因子，直接命名为经济增长。为确定物流竞争力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检验：在回归分析中，物流竞争力的所有因子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说明四川省物流竞争力的提高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在格兰杰因果检验中，结果显示，物流发展规模和物流信息化水平都能显著引起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只对物流发展规模具有影响作用。这说明四川省提高物流竞争力能够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物流发展规模的投资大于物流信息化水平。最后，对提高四川省物流竞争力提出相应的建议。
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1998年中国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我国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以协调区域发展，并于2008年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2015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都把加速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投资作为重大举措，从而带动我国公共资本存量急剧攀升。随着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关系的调整以及地方政府利益主体地位的确立，地方公共投资已然成为全国公共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我们关心的是，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的效率如何？不同省份之间公共资本投入效率是否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的变动趋势如何？哪些因素又会影响到公共资本投入效率？以上问题的回答无疑对于揭示我国地方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是相当重要的，对今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也不无参考作用。 　　毫无疑问，公共资本的准确测算是评价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由于公共资本概念、口径的界定差异以及估算指标选取的不同，再加上统计口径变更和资本相关数据缺失，中国公共资本存量估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可靠性带来很大影响。合理界定并谨慎测算公共资本投入，就成为当前极为迫切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资本投入估算方法、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运用永续盘存法、“年龄—效率”函数谨慎测算1985-2014年中国省际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为后续研究提供数据支撑。然后，在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关系的实证支撑下，结合Kumar和 Russell（2002）对劳动生产率的三重分解框架，基于投入产出绩效视角将中国省际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变化三大来源，并对1986年以来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变化趋势、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经验分析。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工作及主要结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细致审慎估算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本文通过合理界定公共资本内涵及统计范围，运用永续盘存法详细测算了1985-2014年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为进一步考察资本在使用过程中的效率损失和磨损，基于“年龄—效率”函数谨慎估算了中国省际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其中，考虑到折旧率对资本存量测算的重要影响，本文未使用经验假定折旧率或简单使用综合折旧率，而是运用资产价值公式推导出资产折旧率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与公共资本存量相比，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更能反映实际服务于生产过程的公共资本投入规模。总体上，我国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在1993年前增长缓慢，1993年后增速明显加快，1998年和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的迅速积累。区域上，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由东向西呈阶梯式分布，沿海地区公共资本存量明显处于领先水平，而大西北地区的公共投资处于严重不足状态，其区域分布呈现明显的“核心—外围”特征。 　　②深入探讨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变化趋势及其区域差异。本文在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关系的实证支撑下，结合 Kumar和 Russell（2002）对劳动生产率的三重分解框架，基于投入产出绩效视角，运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数据包络分析法将中国省际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变化三大来源，对1986年以来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的动态变化进行探讨，并重点关注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减缓是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下降的主因，公共资本的迅速及持续积累成为近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仅仅依靠公共资本的大量投入并不能有效维持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总体上，公共资本投入效率从1993年开始显著提升，并逐步替代技术进步成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首要来源。区域上，长江中游、西南和黄河中游地区的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累积增长最快，北部沿海、东北、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次之，累积增长最慢的是大西北，而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区域差异自1993年以来呈现持续发散的格局。 　　③将财政分权纳入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增长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搭建财政分权与公共资本投入效率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从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两个维度出发，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政府规模、受教育水平对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无论采用财政收入分权还是财政支出分权指标，财政分权与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增长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财政收入分权对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激励作用不断提升而财政支出分权的激励作用呈边际递减。区域上，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增长的正向作用最为显著，其次为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最小，财政分权对区域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增长的正向作用并不与财政分权度呈正比。另外，人均GDP、政府规模与公共资本投入效率显著负相关，而对外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和受教育水平对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
重庆市沙坪坝区实施内陆开放政策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当前，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自贸区等内陆开放战略政策，开放格局由沿海推向内陆和沿边地区，中国以开放促发展的局面已实质性全面推开。同时应该看到，在诸多内陆开放政策为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打开了另一扇机遇之门的同时，各地贯彻落实推进用好这些开放政策的进程也各不相同，西部内陆地方政府开放政策执行问题逐渐引起了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政策执行与实践研究等多方面的关注。 　　开放是一种文化观念、制度安排、体制机制，开放更需要地方政府较强的执行力，开放政策如果在地方不能很好落地执行，国家出台的这些好的政策也会大打则扣。重庆位于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经济带 Y字形型的交汇处，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腹地，是连接欧洲、亚太、东盟三大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在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区位条件独特，近年来陆续获批中新（重庆）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重庆自贸区等开放新载体，打造内陆开放高地迎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重庆沙坪坝区在重庆是仅次于重庆两江新区的开放高地，在国家、重庆政策支持下，已建成西永综合保税区、重庆铁路口岸、重庆铁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汽车进出口口岸，开放格局初步显现，沙坪坝区利用“渝新欧”中欧班列通道起点站的优势，积极配合“渝新欧”这一中欧陆上贸易主通道的建设，2015年“渝新欧”开行班列达到257列，同比增长96.9％，2016年上半年开行的164班“渝新欧”班列中，去程112班，回程52班，运输货量约1.4万个标箱，同比增长74%。但在执行国家、重庆市开放政策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沙坪坝区执行开放政策也面临巨大挑战，既有外部环境因素，又有内部机制制约因素。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背景出发，以沙坪坝区开放政策执行现状为切入点结合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实现机制等理论，首先分析沙坪坝区开放政策执行效果；然后分析梳理沙坪坝区执行开放政策存在问题与原因；最后提出下一步政策执行的对策。
重庆市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保障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重庆市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等职业教育事业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经济是影响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直接因素，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也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中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经费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保障条件，经济、社会、政府、家庭等各个要素影响着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水平，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越高，越能满足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 　　重庆市作为我国的最年轻的直辖市、试点城乡结合探索农村建设的重要基地、“一带一路”和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枢纽和内陆的重要自贸区，急需大量的高素质应用型技能型一线生产工作人员，政府、企业、社会各界有关部门需要对中等职业教育增加投入。本文运用教育经济学、教育财政学等学科的知识，多方面分析重庆市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情况、存在问题的及解决对策。力图通过对重庆市不同区县的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进行总结分析，结合不同区县的实情探讨重庆市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的规律。论文从中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重庆市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问题进行分析，在微观层面对重庆市各区县之间的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结构和支出结构进行分析，在中观层面对重庆市整体的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与西部省区及直辖市的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进行比较分析，力图找到重庆市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并对其产生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为增加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提高经费使用效益，提供可行性政策性建议。
重庆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区域性金融中心，作为地区金融的集聚点，对本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中心城市，在国家的经济布局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直辖以来，重庆经济社会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其中，金融业的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结合重庆目前经济特点，研究重庆金融发展及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以及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管理局的落户，重庆逐渐从内陆高地走向对外开放的前沿，迎来了打造国内重要金融中心的多重机遇。 　　本文首先阐述了重庆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背景，研究了区域金融中心的内涵，分析了在重庆建设区域金融中心过程中具备的优势，包括重庆建设金融中心的基础条件和基本概况。对比国内外其他金融中心城市，总结了重庆在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主要是总部金融建设不足、金融产业集聚不足、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人才队伍建设不足、金融创新和对外开放仍需突破这五个方面。研究分析了北京、上海、新加坡、法兰克福等国内外其他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政府如何发展作用。最后提出针对重庆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对策，对策研究从区域和城市两个层面进行：区域层面的对策包括区域合作与创新、区域内金融开放、区域经济安全和深挖区域内金融腹地潜力四类；城市层面的政策包括七类：打造长江上游金融中心产业集群、健全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提升政府金融监管的能力、发展新兴金融产业、人才引领金融中心建设、打造以结算为特征的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建设离岸金融市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我国南海维权执法中的法律问题

随着近代以来机械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足迹扩展到了大洋深处。海洋作为潜力巨大而未被完全开发的资源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资源的分配往往伴随着纠纷。近年来，我国南海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屡屡被东南亚国家觊觎侵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不顾我国主权，肆意侵占我国的南海岛礁。 　　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和拓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构想，而创建合作、和平与和谐的南海环境对于我国深入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和平发展大背景下，如何合理合法维护我国的南海权益，成为我们普遍关注和引起广泛研究的课题之一。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这个大背景下，本文试着探讨如何加强我国南海维权执法的方法路径。文章对南海当前的局势及我国在南海维权执法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当前我国存在海洋意识薄弱、海洋立法不完善、执法力量不足以及对有关国际司法制度参与不高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加大对南海地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进一步完善海洋法律体系，提升南海维权执法水平，强化南海维权执法力度，并健全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区域机制，努力形成与国际海洋维权管理相适应的南海维权制度，维护好我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努力做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南海维权执法的对接，利用这一战略的推进化解中国与东南亚等国之间就南海争端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并通过经济开发和实际管控来宣示我国南海主权，增强我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和全局管控力。
中朝互联互通战略研究——以图们江区域为视角

本文对中朝互联互通战略进行了研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互联互通”作为一种国家间重要的经济合作手段和新型国际帮扶手段，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中起着愈加重要的媒介作用。2014年3月5日的“两会”中，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省长巴音朝鲁进一步提出吉林省与朝鲜的“互联互通”的重要举措，同时也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互联互通、沿边开放、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举措之一。然而，中朝关系的复杂性意味着中朝互联互通的形式呈现出有别于其它国家互联互通的特殊性。朝鲜半岛的局势一直是东北亚安全格局的风向标。作为热战的产物和冷战的延续，朝韩两国的长期对峙已然逐渐成为制约东北亚合作的绊脚石。例如由于美日韩的联合军演、延坪岛炮击事件、天安舰事件以及朝鲜第三次核试验，都使朝鲜半岛的局势正一步步的趋于白热化，两国的关系陷入了“安全困境”的局面。对于如何缓和紧张局面、使东北亚合作可能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主题。 　　在冷战结束以及东亚生产网络日渐成熟的背景下，为防止区域内“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为主要任务之一而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逐渐将关注重点转移到了加强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上。近几年来，由于双方在金融和贸易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更加密切，使得原来存在与东南亚地区的矛盾与冲突得以缓和，这些都结果与区域间的合作的作用是不可分离。然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这些合作的深化往往又与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方面的互通互联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东盟已成为牵引东亚区域间合作的轴心力量，并在促进东亚区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具体政策的逐步实施，可以预见的是，下一步中国将加大与东盟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于此同时，东盟地区也将更加重视同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因为，双方都意识到要想促进地区间的和平与稳定发展，必须依赖于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国家间的合作。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一步的合作必将是：在加强双方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加强双方的互联互通能力，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东亚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由此可见，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积极成效也为中朝互联互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东北亚区域的合作在90年代也得到了东北亚相关国家的积极响应，为加快落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图们江区域的开发的计划，东北亚地区的国家都做出了努力，无论是扩大区域间的合作力度，还是通过政策方面，都极力的加强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与交流。例如，在政策方面，1995年12月，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和蒙古国在联合国签署了《关于建立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调委员会的协定》和《图们江地区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谅解备忘录》。另外，中国又与俄罗斯和朝国还签署了《关于建立图们江地区开发协调委员会的协定》。这些政策都显示了各国在促进东北亚的发展方面都做出了的努力，不难看出，这些措施必将在促进东北亚的和平与发展上做出贡献，同时，协定的签署也标志着图们江地区在国际合作的开发进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更加重视国际合作。在中朝实行“互联互通”的战略前提下，本文主要以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透过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重点项目在“互联互通”规划中的发展为主线，具体描述中朝互联互通对中国、朝鲜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影响及其中朝关系发展的前景，同时通过分析在互联互通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中朝互联互通中潜在的影响因素来应对在中朝互联互通今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延吉海关关区对外贸易发展研究

延吉关区是延边州中心地区，区域内包括龙井、和龙等重要县市，拥有开山屯、三合、南坪、古城里4个与朝鲜接壤的陆路口岸和朝阳川国际空港以及1个国际邮递物品监管点，是延边州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是带动延边州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桥头堡。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中国东北地区具有鲜明特色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它处于中、俄、朝三国交界。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延边州对外贸易发展具有独特的优势。随着我国逐渐进入“稳增长，调结构”的新常态，享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长吉图”等战略的延边州地区，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惠及地区，及多种优惠政策于一身。同时在国家重点推进的远东地区建设规划中处于核心区位。在延边州经济即将重新起航的关键历史时期，研究延吉关区的对外贸易发展，具有较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探讨了延吉关区如何利用一系列重大利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展对外贸易，从而促进延吉关区乃至延边州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增长。其次，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和当今国际社会主流对外贸易理论为基础，利用详实、准确并具有时效性的对外贸易数据，全面分析延吉关区对外贸易现状及发展趋势；结合当今我国“抓大放小”的经济调整方式，重点对对外贸易的重点国家、重点商品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找出延吉关区对外贸易发展症结所在，为经济发展把脉。最后，探讨海关在一体化中的角色转变，以及延吉海关就延吉关区对外贸易平稳有序健康发展的具体扶持措施。海关在对外贸易发展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关键性作用。如何有效利用海关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深化海关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改革，让延吉海关与延吉关区对外贸易发展密切配合、无缝连接，也是本文研究论证的重点之一。
中国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产业“走出去”研究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生活的家园”，民俗体育作为民族文化的重点，其传承与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制定而提出来的，可以看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任务。我国也非常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5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可以说对我国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的东北部，是我国朝鲜族居民的主要聚集区，从1955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至今，60年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在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这样突飞猛进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政策的大力支持，2000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会通过，由国务院正式下达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此对我国边疆地区提出优越的政策支持。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属于我国边疆地区，因此，享受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带来了优势政策扶持。2009年，《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的下发，再次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便利。中国图们江地区，位于东北亚地区的中心地带，是连接东北亚区域经济带和环日本海经济圈的重要桥梁。中国朝鲜族主要聚集区（延边）是中国图们江区域开发的核心地带，《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的颁布，为中国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不仅是对中国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的科学定位，还为中国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产业提供了具体的发展目标与发展模式，一方面为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推广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为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撑。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调查法、SWOT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对“我国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产业”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中心分别是文化、体育文化、民俗文化、民俗体育文化、民俗体育文化产业、“走出去”、中国朝鲜族族民俗体育文化产业“走出去”，采用递进的方式逐步对本文研究对象调查研究，以找出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不足和问题，帮助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产业形成规模，逐步完成“走出去”的宏伟目标。
大图们江与泛北部湾次区域开发比较分析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与他国共同开展的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都明显增强，尤其是与我国沿边地区毗邻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更加深入。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理念，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有两条通道十分重要，一条是位于我国南端连接我国与东盟的北部湾海上通道，另一条是位于我国北部连接我国与东北亚各国的图们江通道。依托这两条通道形成了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和大图们江次区域合作，它们在与东盟区和东北亚国际合作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是中国沿边地区区域经济合作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升华。 　　因此，在中国经济呈现“新常态”时期，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这两个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的合作背景、动力机制、区域内各国经济合作基础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比较二者合作开发中的共同点和差异性，探寻沿边地区次区域合作开发的最佳路径，以此推动中国沿边地区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论文首先在先前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有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理论依据。随后对位于中国东北沿边地区的大图们江次区域经济合作和西南沿边地区的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展开比较分析，发现二者在合作背景、动力机制、地缘政治环境、合作各方的经济基础以及合作效果上均存在共同点，但也存在差异。相比之下发现，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通道建设基础、合作各方经济基础和动力机制中地方政府与企业参与合作的态度都略优于大图们江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状况。虽然存在差异性，但是在发展一国沿边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仍有共同的基本发展路径可循，即增加成员国的政治互信度、构建合理的合作机制、积极发展通道建设、大力开展人文交流。
中俄农产品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分析

中国与俄罗斯地理位置毗连，在发展双边贸易方面具有极大的比较优势。近年来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越发牢靠，民间文化交流也随之较快发展，但与之不相吻合的是，中俄农产品贸易在两国双边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始终不高，极大地阻碍了总体贸易的快速发展。在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及俄罗斯入世的巨大机遇面前，我们有必要对中俄两国农产品贸易重新梳理，深入挖掘具有竞争性及互补性的农产品，提出符合规律的建议，从而促使中俄两国农产品贸易健康有序地快速发展。 　　本文首先运用数据制作成的图表来表现2005-2014十年期间中俄两国的贸易趋势，其中包括对农产品贸易规模、市场份额、以及贸易结构的分析，其次通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强度指数及贸易互补指数来分章实证分析中俄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及互补性，从而得出结论：在蔬菜及水果、糖及蜂蜜类产品、咖啡、茶、可可、香料类产品、奶制品及禽蛋类产品、纺织纤维及其废料和谷物类产品的出口方面，中国具有竞争优势；在烟草及其制品、油籽及含油果实、固态植物油脂、水产品、动物饲料类、活动物和皮革及未加工皮毛的出口方面，中国不具有竞争优势；中俄绝大部分农产品的贸易互补性较强，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最后将本文与前人的研究作对比，分析存在哪些创新点，从而使本文的研究更有现实意义。 　　根据以上的分析，发现中俄农产品贸易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农产品贸易规模偏低；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的进出口占中国对全球农产品进出口额的比重偏低；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农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贸易结构单一，高附加值农产品种类匮乏；中国商品在俄罗斯信誉度不高、市场不规范造成信任危机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在本文的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议对策：从政府方面来说，加强理解，增强互信；加强中俄农产品贸易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平台建设；不断改善农产品的出口环境；对边境企业进行资金、政策的扶持等建议。从企业方面来说，牢固树立品牌意识；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提升农产品质量；组织出口企业赴俄罗斯参加博览会、展会等活动等建议。
俄罗斯加入WTO以后俄中经贸合作的机遇及挑战

俄罗斯不仅是和中国有漫长边界线的邻国，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深化，俄中经贸合作的前景也越来越广阔。 　　目前，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已成为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典范。为不断深化双方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友好关系，为中俄关系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有必要对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90年代初期，中俄两国都十分重视相互的经贸往来，扩大了沿边的口岸数量，鼓励和保护贸易投资，为两国的经贸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促进了中俄经贸的健康发展。在2000年代，中俄贸易发展迅速。纵观中俄经贸合作近三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两国经贸关系几经兴衰。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随着经贸交往的繁荣变得更加稳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险后中俄两国高层领导人频繁会晤，目的在于促进和巩固两国之间的互邻友好与经贸合作。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经贸合作实现强劲复苏，中俄已经互为主要贸易伙伴。 　　2012年8月22日，俄罗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WTO的第156位成员。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学家、商人认为，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将有力推动俄中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后俄罗斯的市场也将变得更加开放。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加入WTO意味着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同时对中国的投资机会也将增加。不过，也存在着新的挑战，如俄罗斯产品将面临中国企业产品的竞争考验。 　　在本文中，笔者分析俄中经贸合作的历史，以及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新的机遇和挑战。这篇论文的最后一章专门对俄中经贸合作的前景与俄罗斯的战略选择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中韩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比较研究

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国际化趋势。韩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上比中国先走一步，认真研究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将有助于中国政府进一步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比较中韩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将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上，进一步丰富对外投资理论，有助于促进两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本论文比较了中韩两国对外投资，包括对外投资规模、对外投资的区位分布、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对外投资企业结构等。本论文的核心是中韩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比较。包括对外投资政策的演变过程比较、对外投资核准制度比较、对外投资的税收制度比较、对外投资的金融政策比较、对外投资的保险制度比较、对外投资的事后管理政策比较等。 　　中韩两国因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对外投资政策的演变时期存在着差异，但都经历了控制对外直接投资阶段、鼓励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和积极促进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中韩两国政府对境外直接投资企业都采取了提供相关信息咨询服务、定期举办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政府提供海外投资人员培训支援、签订政府间投资保障协定等多种服务。相对于韩国，中国对外投资的服务的机构和咨询服务项目等各方面刚刚起步，在此方面应当积极学习韩国的经验。 　　中韩两国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税收政策比较看，两国都对签订“防止双重课税”协定的对象国家，采取税收抵免政策而不采用税收饶让政策，而且两国税收抵免的扣除方法基本相同。中韩两国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金融保险政策，包括对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包括对出资的境外法人提供优惠贷款，提供必要的保险等。中韩对外直接投资事后管理政策比较看，韩国政府对企业海外投资进行比较严格的事后管理。近年来，中国对境外投资的事后管理逐渐制度化。但是，相对韩国目前中国对境外投资的事后管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蒙古国经济转型的研究

蒙古国作为一个内陆国家，苏联解体后期望将本国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尤其是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当中，通过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开展东北亚各国之间的互补性合作和交流，从而为其经济振兴注入强劲的动力。为了东北亚区域合作开发，蒙古国采取了积极参与的政策方针。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矿产资源开发、交通建设、跨境旅游、环境保护等方面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虽然受一些本地区缺乏多边合作制约因素的限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合作基础慢慢成熟。近几年,东北亚地区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促进了蒙古国与东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蒙古国政府希望在东北亚多边合作机制中不断地提升本国的地位，以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专家致力于研究前苏联的经济转型。而曾经与苏联有着密切联系的蒙古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世人所忽视。本文通过研究蒙古经济转型过程，试图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以及国内外关于经济转型的研究状况。第二部分对经济转型的相关理论进行概述，为蒙古国经济转型奠定理论基础。第三部分通过研究前苏联的经济转型，为蒙古国的经济转型提供参考依据。第四部分在研究蒙古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探讨蒙古国经济转型的现状，进而提出蒙古国经济转型中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蒙古国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
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的融资模式研究

新常态下，科技型中小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最具科技创新能力的企业代表，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面对国内融资困难的现实，国家政府支持并鼓励有能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率先“走出去”融资，越来越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国门，到境外市场融资以解决融资难题。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如何选择合适的“走出去”的融资模式，以使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顺利融资，最终达到互利共赢的局面，为中国以及世界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文章需要探讨的问题。 　　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的融资现状及融资环境，指出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融资的前景比较乐观。其次，对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所能选取的融资模式进行了分析，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特点，总共选取了七种融资模式，对这七种融资模式从融资难易度、融资风险以及融资绩效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的基本国情，得出适合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的两种融资模式：科技项目融资模式以及境外上市融资模式。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适合选择科技项目融资模式走向基础设施薄弱的发展中国家，选择境外上市融资模式走向资本市场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并对科技项目融资模式的优势进行了详细分析。 　　再次，针对境外上市融资模式，文章实证部分运用 DEA-Malmquist指数评价法对在境内外三大市场上市融资的90家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进行了动态比较分析，实证结果表明：2015年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境内外三大市场的总体融资效率并不理想，但2013-2015年在新三板及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融资的总体融资效率变化趋势优于其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融资的总体融资效率变化趋势，就2014和2015年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三大市场的融资效率平均水平来说，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上市融资效率最高的市场是香港创业板市场，其次是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最低的是新三板市场。此外，样本企业分产业后的融资效率变化存在差异，美国纳斯达克各大产业总体融资效率变化趋势优于新三板以及香港创业板各大产业总体融资效率变化趋势。最后，针对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去”融资存在的问题、所面临的风险以及实证部分所得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