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万方学位论文资源包括中文学位论文和外文学位论文，中文学位论文，涵盖“一带一路”的各个学科领域。

功能对等理论下中国典籍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以欧阳修《醉翁亭记》为例

典籍翻译和相关研究一直是译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近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特别是“走出去”的文化大战略的实施为典籍翻译和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在经典翻译这个热点领域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仍旧是每个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重中之重。因此，对中国典籍文化负载词不同译本的研究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以及中西方的跨文化交流。《醉翁亭记》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传世名作，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代表作，具有极高的文化和美学价值，也是欧阳修作品中最早被译介给西方读者的散文。《醉翁亭记》有多个翻译版本，学术界对其翻译的研究多停留在美学层面，以不同类别的文化负载词为研究对象，探讨翻译中功能对等的成果相对较少。 　　本文根据奈达对文化的分类，将《醉翁亭记》中的文化负载词分为五类，分别为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和语言文化负载词。本文基于杨宪益和戴乃迭、罗经国和翟里斯的三个《醉翁亭记》的译本，从功能对等视角出发，试图比较并评估其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分析表明，每个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主要有直译、音译、意译和替代翻译。直译和音译主要用于生态、物质和宗教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意译较多用于社会和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替代多用于那些在目的语中有相同功能的替代词的翻译。例如，类似“滁州”、“酿泉”等生态和物质文化负载词多采用直译。类似“非丝非竹”等涉及典故的文化负载词多采用意译；类似中国古代长度单位“里”等目的语中无对应表达的社会文化负载词采用音译策略。类似“觥筹”、“醉翁亭”等物质文化负载词采用替代翻译策略。鉴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本文通过研究过程中的对比分析，提出另外两个翻译策略。第一是图片注释，对一些物质、社会文化负载词如“觥筹”、“丝竹”、“醉翁亭”可以添加图片以更好地传递文化意象。第二是脚注补译策略。对一些难懂的社会、语言文化负载词如“太守”、“醉翁之意不在酒”可以添加脚注或注释来帮助读者理解其含义。
《从征地问题看海南苗族群体》（节选）翻译项目实践报告

本文以学术论文《从征地问题看海南苗族群体》（节选）为基础，对本次翻译的过程、问题和收获进行介绍和总结的翻译实践报告。随着各国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在国外大量学术论文被引进的同时，国内也有不少学术论文为其他国家所借鉴。因此，为了推广我国的先进理论，中文论文的英译成为我国学术知识“走出去”的重要手段。本文从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和卡特福德的翻译转换理论的视角切入，探讨了文化负载词、专有名词、汉英语言差异及文本语言风格迥异等方面在学术论文翻译中使用的特定翻译策略，并结合具体案例做出了分析。该报告一共分为四个章节：翻译任务陈述，翻译过程描述，案例分析及实践总结。本文旨在探索学术论文的翻译技巧，为该领域今后的翻译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新公共外交视阈下境外机构微博的传播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

随着web2.0的全球化扩展和深化，各国公共外交局势已深受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影响，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公共外交已成为国家对外传播的主要潮流。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在进驻我国微博领域的同时，也成为影响我国外交局势的重要行为体。因此，境外机构微博所发言论及所持立场，是影响网民意识形态和社会环境乃至政治生态的重要因素。总之，境外机构微博的传播机制直接关系到我国外交局势，关系到我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 　　本文在国际传播的“信息社会”理论框架之下，以新公共外交为视角，在微博账号基本信息统计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的基础上，突出各类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运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新公共外交中的传播行为。本文选取@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美国驻华大使馆等23个境外机构新浪微博账号为典例，结合“一带一路”、昆明暴恐等时政热点事件，从境外机构微博账号之间的多方联动、微博文本的话语建构、与我国网民的互动机制三个方面揭示境外机构微博的传播机制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对我国新公共外交政策乃至国际政治传播带来的思考，以期为我国建立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提供参考性意见。但限于时间和精力，本文对微博数据的挖掘还缺乏一定深度，对国际外交局势的分析略有欠缺，望学者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压水堆高燃耗乏燃料运输容器结构力学分析与安全风险评估

随着我国核电建设的快速发展，产生的乏燃料数量逐年增加，大量的乏燃料急待外运。但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制造大型商业乏燃料运输容器的能力，完全依赖进口，价格高昂。随着核电“走出去”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迫切需要掌握大型商业乏燃料运输容器的设计和制造能力，以缓解我国乏燃料运输的压力并对外推广应用。作为贮运高放射性乏燃料的容器，必须保证乏燃料运输容器在各种可能工况下的完整性，因此建立一整套乏燃料运输容器的力学性能分析和安全风险评估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借助有限元分析软件对国内某公司设计的乏燃料运输容器进行系统的数值模拟分析，内容包括热工分析，跌落分析和穿刺分析等。对容器的结构力学性能进行全面评价，并对容器在国内运输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估。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1）利用ANSYS有限元分析软件对乏燃料容器进行建模和热工分析。计算了容器在38℃正常运输情况和30分钟802℃火烧事故时的温度场分布，得出容器重要部件的温度满足规范要求。对容器正常运输时进行热应力分析，得出此时应力状态。 　　（2）利用ANSYS和LS-DYNA软件对容器进行跌落分析，主要分析了容器在热态和冷态两种外部环境下9m不同角度的跌落。对容器各部件的危险以及处螺栓进行应力评定。通过容器跌落获得最大减速度，采用隐式静力计算方法对燃料篮组件进行等效跌落的校核。计算结果表明各部件应力满足规范要求。分析得出，跌落时最大应力主要出现在容器的端部，垂直跌落时产生最大减速度。分析认为，应改进减震器在竖直方向的破坏机制。 　　（3）在对容器进行穿刺分析时，计算了热态和冷态下外盖中心、底部中心和侧面中心穿刺的的1m穿刺。计算得出在穿刺冲击处最外层都会发生一定程度屈服，但都没破坏内层部件，没有出现穿透发生泄漏的情况。 　　（4）采用概率论方法对 NAC-STC型乏燃料运输容器在国内运输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得出风险概率为8.69×10-6人·Sv/1次运输。结合分析结果，提出控制风险的对策。 　　通过有限元分析，该容器在热工和结构力学方面满足规范要求，容器在各种事故运输工况下能够确保乏燃料不外泄。本文计算结果为该型号乏燃料运输容器后续的结构优化和试验提供指导作用，为国内其他不同堆型的乏燃料运输容器的研发提供借鉴。
广州海上搜救应急管理能力评估研究

海上搜救工作是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上搜救的责任就是保障海上人命、财产安全和保护海洋环境不受污染，对沿海及内河通航水域遇险人员、船舶等提供及时、有效的搜寻救助服务。组织开展海上搜救工作既是我国政府履行有关国际公约应尽的义务，也是政府部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具体体现。目前，我国海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而海上安全保障能力建设还相对滞后，应急设施设备不完善，尤其是长江水域发生的“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发生后，对水上安全防范和海上应急搜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州市是我国沿海重要港口城市，广州港也是中国第三大港口，随着广州“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广州海上交通运输将日益繁忙，海上搜救任务将更加艰巨。 　　目前，国内外对于海上搜救应急管理的研究大多从安全工程等技术角度出发，本研究在国内外海上应急搜救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广州市作为研究对象，借助有关文献资料，通过实地调研以及调查问卷等形式，具体对广州市海上应急搜救管理能力进行研究，并运用公共危机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从应急预案与准备管理、决策、应急资源管理、领导、沟通协调管理、评估管理等方面对广州市海上搜救应急管理能力进行剖析和评价，找出广州市海上搜救应急管理存在的优缺点，并提出广州海上搜救应急管理的优化策略以及海上搜救科学、有效管理的建议。
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税征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广州市国税局税收征管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作为资本输入国吸收了大量海外投资，其中大部分是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地更加频繁，股权转让也日益成为国际资本流通非常重要的方式，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的税收征管问题随之而来，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成为税务部门监管的重点。一方面，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税作为新兴的国际税收税源对于税务机关来说往往具有单笔税额巨大、对税收收入贡献可观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对非居民企业税收立法起步晚，法律规定不完善、管理经验缺乏、税收实务操作不统一等原因，我国税务机关对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的税收征管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征管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存在较高的征管风险。 　　本文以广州市国税局在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税收征管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例，剖析国内政府各部门之间割裂、税收法律制度不完善、税务机关专业人才缺乏、社会中介机构不良筹划以及国际间税收协作不畅等诸多影响我国税务机关在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征管效率提升因素。文章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从加强国内各部门和国际各国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作，完善国内相关法律制度、国际税收协定，加强税务机关与中介机构的合作等方面着手，着力解决征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使对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的税收征管依据更加规范、可操作，信息更加透明，税务机关的执法水平和效率得到提升和优化，切实维护我国的税收主权。
中国与中亚五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效应与路径研究

中亚五国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所提议的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国家势必权衡：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会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有多大？中国与中亚五国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有哪些？各条路径目前进展如何？本文试图在梳理既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本文首先对中亚五国经济地理概况进行了分析性描述，勾勒出中亚五国GDP总量与增速、贸易规模与贸易结构、交通运输设施建设现状、以及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情况轮廓。先假设中国与中亚五国存在一体化协议，研究壁垒消除后统一的市场会给各国经济增长产生多大的促进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与中亚五国而言均能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中国受益更多的结论。对中国与中亚五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路径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一体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交通便利度有所提升，交通一体化水平依然较低；中国与中亚五国的金融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金融一体化水平非常低。
基于试坑浸水试验的大厚度黄土湿陷及渗透特性研究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战略和城镇化战略的综合实施，黄土地区建筑物越来越多、其规模也越来越大，工程场地由低阶地逐渐向高阶地扩展，由河谷和平原不断向黄土塬、梁、峁扩展，加之部分城市平山造地，工程建设中遇到的大厚度湿陷性黄土问题越来越突出，给工程和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大厚度黄土问题成为岩土科技界、工程界新的难点和热点。主要表现在对大厚度黄土湿陷变形特性了解尚不够系统，对大厚度黄土湿陷性的评价方法尚待进一步完善，大厚度湿陷性黄土地基如何处理，桩基负摩阻力如何确定等等。另外，浸水是湿陷性黄土地基产生湿陷变形的最主要外因，研究黄土地基内水分入渗规律是定量评估黄土湿陷以及进行工程防排水措施设计的基础。过去由于受水分原位测试技术的限制，对非饱和渗流问题的研究主要偏重于数值方法，在黄土浸水入渗规律方面积累的实测资料还十分有限，对黄土水分入渗规律的研究远远不能满足工程建设的需要，对其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本文在系统分析大厚度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基湿陷及渗透特性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在我国关中、豫西、青海等地选择多处典型湿陷性黄土场地，通过大规模现场试坑浸水试验、室内试验、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手段，对大厚度湿陷性黄土浸水后的湿陷变形特性、湿陷性黄土下限评价方法以及大厚度黄土地基水分入渗和消散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基于大量现场试坑浸水试验，获得了浸水后大厚度黄土地基自重湿陷变形的时域衍生特征及三维发展规律。现场试坑浸水试验结果表明：地表和深部的湿陷变形均呈现出慢-快-慢-稳定的特点，但各阶段的持续时间因场地的不同而不同；湿陷越严重的场地，地基受水浸湿时，不但附加下沉量大，而且下沉速度也相对较快；浸水边界对湿陷变形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停止浸水后，由于孔隙水消散，地基会发生明显的固结变形，固结变形的大小因场地的不同而不同；湿陷性沿深度的变化趋势为中部湿陷性强，上部气候影响层湿陷性有所退化，下部随着深度的增加湿陷性逐渐减弱直至消失。⑵建立了自重湿陷性黄土下限现场试坑浸水试验实测值和相应的室内试验值之间的定量关系，发现了室内试验值大于现场实测值的客观性、普遍性以及与地域无关性；分析了二者差异的形成机理；首次提出了现场试验中湿陷性黄土下限的确定方法以及对室内试验结果的修正方法，可供大厚度湿陷性黄土区工程勘察和设计参考。⑶提出了大厚度黄土湿陷性综合评价方法。针对大厚度黄土的特点，从勘察手段、湿陷性指标测试方法、黄土基本物理指标与湿陷性的关系、自重湿陷量和湿陷量的计算等环节提出大厚度黄土湿陷性综合评价方法。⑷通过现场实测与数值模拟，定量揭示了水在大厚度原状黄土地基中的入渗规律、浸水影响范围，得到了大厚度黄土地基竖向和水平向不同部位的渗透系数及其变化规律，分析了水分渗透与湿陷变形的关系，为定量评价黄土湿陷性以及工程防排水设计提供了直接依据。⑸建立了可用于估算大厚度黄土地基剩余含水率的经验公式，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首次通过大型现场试验和水分原位测试技术，定量研究了大厚度黄土地基水分消散的时空变化规律，建立了剩余含水率与消散时间之间的经验公式，可用于估算地基浸水后的剩余含水率。
新疆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研究

本文对新疆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进行了研究。新疆乌孜别克族是中国西北跨国民族和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乌孜别克族人口只有14502人，大多数人口与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散杂居在新疆南北的不同市镇。在历史上，他们曾以“布哈拉人”、“安集延人”和“浩罕人”的身份流动在中亚-中国的贸易网络中，形成了建立其上的移民网络和金融网络，并通过“以商居边、以商融边”的发展脉络最终成为中国新疆的一个群体。在近500年的跨国贸易和移民实践中，乌孜别克族在客观外力的压力下，不断适应着新疆地方性文化和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中国多元文化，并通过各种行为调适进行着社会融入，在漫长的文化适应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乌孜别克族的“中国化：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至三区革命时期是乌孜别克族的族群意识和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形成时期，那么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乌孜别克族族群意识全面解构时期，也是乌孜别克族对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的重塑阶段。在整个过程中，乌孜别克族主动采取了文化“整合”的适应策略，即一边积极主动地与主流社会成员建立并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同时也为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特征做出一定的努力。通过文化整合，其最初的群体文化被解构，语言文字、生计方式、服饰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仪轨、家族封号等也逐渐趋同于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文化的边界变得模糊的同时族群意识也逐渐趋于淡漠。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面对中国汉文化为主流的社会文化和西方话语时，在统一的教育体系和市场经济环境中，乌孜别克族边缘化特征开始受到本民族精英的关注，一部分人通过主动修改民族称谓的方式去模糊化处理在社会资源占有和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劣势，也有一部分人借助西方话语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机遇，重新强调族群边界和文化差异，并通过延续乌孜别克族社团组织的社会功能与主流社会进行互动。总之，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是在政权变迀和部分客观外力作用下，进行的压力下求适应，适应中求整合，整合中求认同的过程，且始终伴随着坚持和突破，逾越与维持。
“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联系网络的定量测度——以25个国家组成的局部网络为例

自古以来，丝绸之路就是连接东西方商贸、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交通要道，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提出后，这一区域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的基础与潜力。贸易领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与发展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间通过贸易活动构成相互联系的网络，市场潜力巨大，因此有必要采用网络分析的新兴视角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系统进行解读，从国家间关系的角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联系网络的结构及演化规律等做出基础性的描述与解释。 　　本文是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问题的实证研究。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复杂网络与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上25个相互关联的节点国家组成局部贸易网络系统对2003-2013年11年间的贸易网络系统进行测度。文章在宏观层次上分析了网络的结构以及演化规律，在微观层次上分析了各个国家在网络中的位置以及相互关系，能够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间贸易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同时为复杂经济学、地缘政治学等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文研究表明，网络整体贸易额在11年间显著上升，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其他国家具有不平等的经济依赖度；成为其他国家首位贸易对象国的主要有中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网络中国家间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不同国家的贸易影响力在空间上呈现“中间低，两头高”的态势，即空间上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两端的中国、俄罗斯以及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在网络中具有更强的经济影响力，而位于中部的中亚、西亚等国家在网络中排名较后。贸易网络呈现异质性特征，但贸易流量的多元化是发展趋势，网络以2010年为界存在两种混合类型。网络划分为4个凝聚子群，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由非核心国家成长为核心国家，在网络中的地位提升十分明显。进口比重网络反映了不同国家对其他国家进口贸易的影响或依赖程度，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在网络中具有核心地位。加入美国、日本后的网络表明美国、日本在网络中具有较大影响力，中国与美国始终位于网络核心位置。采用QAP回归方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所选自变量，即国家间的经济（GDP、人均GDP）差异、地理位置（地理距离、共同边界）差异、制度距离、文化（共同语言）差异对原贸易网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GDP差值矩阵变量，而殖民关系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部分变量的符号与原假设不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网络的特殊性。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贸易及其影响因素初步研究

史前跨欧亚大陆长距离的农业传播和文化交流过程是近十年来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史前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文化交流包括很多方面，例如：农作物、家畜、青铜器以及陶器等。通过植物大化石的研究可以研究跨区域间农作物的交流传播，通过稳定同位素等方法可以得出从农作物向食物转变的间接证据，通过动物骨骼鉴定以及同位素方法可以探讨动物资源的利用状况，而考古器具特征的研究可以追述跨区域间青铜器以及陶器的交流问题。得益于科技考古方法的应用，近十年史前跨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由于欧亚大陆地域广阔，开展的考古学、科技考古学和测年等研究工作有限，仍有很多问题尚不清晰，例如，史前东西方大规模文化交流的过程是怎样的？影响文化交流的因素有哪些？文化交流对欧亚大陆不同地区史前社会进程的有何影响？这些问题的研究对理解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农业传播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并可为支撑“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贡献力量。 　　位于古丝绸之路东端的甘青地区就是研究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重要的重要区域，是不同文化接触、渗透的敏感地带。本文采集甘肃省东部和青海省东北部地区83个仰韶晚期（5500-4900 BP）、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5300-4800 BP）、齐家文化（4400-3600 BP）及寺洼文化（3400-2600 BP）等不同史前文化遗址的陶片共计176片（包括夹砂陶片58片，其中仰韶晚期28片，齐家文化21片以及寺洼文化9片；泥质陶片118片，其中仰韶晚期29片，马家窑类型28片以及齐家文化61片）。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测试样品的化学组成（包括主次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同时结合当地的红粘土和黄土的元素组成，对比分析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的陶器的原料，利用甘肃省庄浪地区夹砂陶片讨论不同文化时期夹砂陶器羼和料对陶器元素组成的影响，再利用甘肃省东部地区和青海省东北部地区仰韶晚期-马家窑类型和齐家文化时期的泥质陶片进一步探讨甘青地区史前陶器是否存在早期贸易以及影响贸易发生与否的主要影响因素。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甘青地区夹砂陶器羼和料对陶器元素组成有较大的影响，仰韶文化晚期，夹砂陶器的羼和料的选择较为单一，齐家文化及其之后，羼和料的选择变得多样化，使得夹砂陶器的元素组成所反映的信息变得复杂； 　　（2）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的主要原料为第三纪红粘土； 　　（3）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元素组成具有Ca和Mg元素含量高的特征； 　　（4）甘肃省东部和青海省东北部在仰韶晚期-马家窑类型时期极少有区域间大规模陶器贸易的发生，齐家文化时期，两个区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陶器成品贸易。 　　（5）齐家文化时期甘肃省东部和青海省东北部之间发生陶器贸易主要受该时段欧亚大陆长距离史前文化交流强度显著增强的影响，气候变化可能起到了促进作用。 　　本研究将多学科方法应用到考古研究中，深入探讨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甘青地区跨区域间陶器贸易的发生及其影响因素，对理解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甘青地区的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过程，及其与欧亚史前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气候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研究案例。
兰州新区盐碱地改良绿化技术研究

土壤盐碱化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的生态环境，盐碱地改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兰州新区是“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重要实施区域。为解决兰州新区盐碱地情况，试验针对兰州新区土壤盐碱性情况进行调研，通过盆栽试验对新区盐碱地不同改良效应进行了相关试验研究，依据试验结果，选用合适的盐碱地改良方案，使用无污染、高效的土壤改良剂和科学的绿化种植方法在兰州新区进行盐碱地改良和园林绿化。 　　（1）通过不同改良剂处理土壤分析理化性质和改良剂处理的草坪的对比试验，分析得出了较为优秀的改良剂为嗜盐碱微生物菌肥。该配方对改良土壤理化性质，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保水、降低 pH等方面均具有很好的改良促进作用（P<0.05）。通过空白对照 CK1、CK2发现加垫层处理可以有效阻隔土壤返盐，防止土壤 pH和全盐量的升高。对于草坪草的密度、高度以及草坪草质地、草坪草叶绿素含量均有明显的提升，为新区盐碱地改良效果提供了依据 　　（2）嗜盐碱微生物菌肥不仅可以大量提升土壤的有机质含量，而且可以降低土壤pH，改善土壤空隙和团粒结构，使土壤透气、透水性更强，根系更易生长。 　　（3）结合当地环境生境条件总结出相应的绿化种植体系，即优先选择当地乡土植物，并配合相应的种植步骤，从而有效提高植物的成活率，为兰州新区的绿化提供新依据。
骊靬城的再现——现代异域文化旅游中的戏剧效应

近年来，国内旅游业发展迅猛，每年节假日几乎各个景点都充斥着人流。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现代旅游便成为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其中讨论甚多的是关于文化旅游中旅游吸引物的真实性问题。在相关的研究中，学者们区分出了四种真实性，分别是：客观主义真实性、建构主义真实性、后现代主义真实性及存在主义真实性。基于此基础，本研究通过一个个案——永昌县骊靬城的再建过程的田野调查，就旅游发展对周边带来的影响，各个群体对真实性的理解，以及其建构的戏剧性特点进行了分析。 　　通过本研究可以发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提出的背景下，发展旅游业能够为地处偏远的永昌县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繁荣，但同时因为其自身的地理经济等限制，这种促进作用是有限的；而对于仍在开发中的景点，虽然前述的四种真实性在这里都有出现，但不同的群体对于其真实性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因所持动机和目标的不同，使得他们感知真实性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景点开发所依赖的建构真实性；实际上，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一幕舞台剧的演出。而现代旅游业,尤以文化旅游为甚，多以此种形式展现在世人眼前。
“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综合行政执法模式探析

作为古时候贸易交流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最近几年，一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引起广泛关注。这对于西北五省区来说，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发展机会，是一项造福人民的大事业。其中，旅游业又是其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对拉动西北五省区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旅游业的成长需要法制来保障，而执法便是其中的关键一环。近年来，单独执法和联合执法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且无法适应日益复杂的旅游执法现状，综合执法呼之欲出。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要求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并提出了“综合执法”的概念，要求缩减行政执法队伍，并在文化旅游、交通运输、工商质监等部门实施综合执法，有条件的甚至可以实施跨部门执法。这便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综合行政执法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政策基础。综合行政执法作为一种相对新鲜和优越的事物，能够公正、高效地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推进西北地区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从而更好带动经济的发展。由于综合行政执法是一个庞杂的系统，涉及到多部门多领域，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故本文只是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五省区旅游综合行政执法模式的构建为例子，对综合行政执法的相关内容，特别是各部门各领域的试点情况进行探究，阐述一些个人见解。 　　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开门见山，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综合行政执法的必要性做基本阐述，并在其中穿插介绍联合行政执法、综合行政执法的概念以及二者的辨析。第二章先是对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背景与实施情况作归纳，接着联系到农业、交通运输业的综合行政执法试点，然后抛砖引玉，进而延伸到旅游方面的综合行政执法，并对泰山、蜀南竹海以及五个试点城市的综合行政执法模式进行介绍并一一剖析。第三章主要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综合行政执法的可行之处。这其中既有宪法性法律、单行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依据，又有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综合行政执法以及旅游联合执法、旅游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地区提供的借鉴经验。第四章通过分析论证，对西北五省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综合行政执法模式进行构建。具体来说：一方面，西北五省区分别建立一个旅游综合行政执法机关，专管本省区的旅游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另一方面，建立一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综合行政执法协调机构”，对五省区综合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进行总体规划与指导。
甘肃省旅游经济横向一体化发展研究——基于核密度估计角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经济已经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甘肃省的旅游经济发展迎来了良好的机遇。本文选取甘肃省主要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以其空间分布的最邻近点指数为参数，采用核密度估计的分析方法得到甘肃省主要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呈现凝聚型分布，证明其旅游经济的发展符合横向一体化发展的条件。由此，在对甘肃省旅游经济发展现状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针对其突出问题提出了实行旅游经济横向一体化发展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