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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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贾德执政时期的伊朗外交战略与实践研究

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大国，其引起世界关注的不仅仅是其核问题，还有隐藏在核问题下的大国利益博弈。因此，选取伊朗在任总统内贾德执政时期的外交战略和实践作为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伊朗在哈塔米总统时期执行“温和与务实”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文明间对话”的外交理念，在它的指导下，伊朗全面提升了它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极端保守派代表人物内贾德上台后，对伊朗的外交作了巨大的调整，采取了与前任总统完全相反的外交政策。 　　本文以案例与史实的研究方法，以内贾德执政时期的伊朗外交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内贾德上台后伊朗外交的巨大变化，其外交体现了鲜明的“强硬”特点，同时带有“平衡”与“拖延”的特色。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伊朗与美国关系再度恶化，并导致欧盟在核问题上转向美国立场。与此同时，伊朗与俄罗斯关系也一度出现紧张，但无碍双方在军事方面的紧密合作。另外，伊朗与中国、海湾国家保持经贸合作，双方关系继续保持良好发展趋势。内贾德执政的第一任期，伊朗的外交取得了一定成就，特别在核问题上，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总体上，“强硬”外交使伊朗好不容易提升的国际形象再度下跌，这也可能促使内贾德在第二任期内进行适度的调整。
出口信用保险支持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规模逐步扩大，不同国家之间经济贸易依存度也相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的近十几年间，在农产品贸易上成为名副其实的进出口大国，在世界排名上也名列前茅。但同时，在国际环境下，随着贸易竞争日益加剧，难题凸显，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风险剧增，企业遭受损失的案例越来越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相关联的一个经济领域，出口信用保险在支持产品、服务、技术“走出去”过程当中，以及保障企业收汇权益、防范风险等方面发挥了“助推器”和“保障伞”的功用。 　　本文首先从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和农产品出口投保两个角度的相关情况出发，剖析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出口贸易中的总体特点，以及在实践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采用经济学原理，从机制层面上分析出口信用保险对农产品出口企业发展所带来的积极作用、成本及具体的影响表现。再次，通过农产品出口企业利润函数、实证检验这两个角度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是怎样影响农产品最佳出口量和如何发挥对出口贸易总额的促进作用进行研究。最后，在结合现状和上述理论、实证研究之下，得出结论并提出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农产品出口贸易作用的对策建议。
《二十篇明清小品文》翻译实践报告

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起着越来愈突出的作用。典籍翻译正是响应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最直接的手段与方式。虽然明清小品文作品数量繁多，但目前翻译界对其英译的规模和程度还远远不够，中国典籍英译的方法和技巧尚待完善。本文是根据笔者翻译的二十篇《明清名家小品精华》写成的翻译项目报告。报告分析了本项目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响应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翻译小品文的重要意义以及明清小品文语言特色，并从译前准备、翻译过程、译后总结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本文以英国翻译家彼得·纽马克提出的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为指导，运用译例，从词汇翻译、长句翻译和典故翻译三方面探讨了翻译过程中翻译技巧的灵活运用，以达到“等效”的翻译效果。最后，本文总结了翻译本项目时的一些思考以及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今后明清小品文翻译提供借鉴。
成都市新都区旧城核心区改造规划策略研究

新都区位于成都北部，是成都市城北的副中心，也是成德绵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商贸物流中心。新都区旧城核心区主要是以宝光寺及新都古城为发展起源的解放后城市建成区，位于城市的核心位置且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但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新都区旧城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为了解决新都旧城经济、社会、人文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在新型城镇化规划“严控增量、盘活存量”的指导思想和成都“北改”规划背景下，开始展开旧城改造。 　　旧城改造始终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是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城市进一步发展的有效手段。通过对新都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研究、探讨后，总结出旧城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吸取国内外旧城改造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实际状况得出解决策略，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策略研究。一是旧城产业提升策略，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二是社会重构策略，通过合理规划，妥善的拆迁安置，保障各主体的利益；三是发扬城市历史文化，构筑城市特色空间架构，四是物质环境的更新，使改造后的旧城具有独具城市特色的人居环境，充满活力的经济环境，和谐公正的社会环境。同时希望为今后的旧城改造工作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优化研究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地区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但是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总量上，还表现在经济质量上。从表面上看，2007至2013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连续7年高于中东部以及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西部地区依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仍然主要依靠能源、资源、劳动等传统要素的投入获得短期的经济增长，而缺乏长远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能力。在可持续发展观念普遍得到世界各国重视的今天，西部地区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缩小同东部地区的差距，以及西部经济如何从主要依靠能源、资源、劳动要素发展到更多的依靠科技、人才、信息、知识等新经济要素，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201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一带一路”构想，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囊括了西部绝大多数省份地区，这是进一步提升西部发展格局，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契机，西部地区应该抓住这个伟大机遇，以国家宏观战略为依靠，立足自身环境和经济特征，切实提高区域人力资本水平、整合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发挥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促进西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缩小同东部地区的差距，大力发展依托人力资本要素的新经济和可持续经济。 　　本文在大量研究文文献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对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现状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广泛的阅读人力资本理论和关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状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收集和更新相关数据，改良和优化前人的计算方法，使数据描述更符合西部地区的实际状况，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找出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因素和人力资本总量和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提高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方法和路径，同时归纳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力图较为完整全面的整合出人力资本优化的对策。
喀什市公交站名的命名及翻译研究

公交车站名称，作为公示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强烈的指示作用。一个城市内公交站名的翻译是这个城市与国际接轨的条件之一，它不仅发挥着指示的交际功能,同时也体现着这座城市在人文、经济、地理、生活等方面上的整体文化环境。 　　丝绸之路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喀什作为丝绸之路的璀璨明珠，祖国的西大门，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决定了喀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结合点与核心区，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廊桥。“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促进了跨区域、跨国界的经济合作、人员往来、文化交融。由此，喀什市公共交通的重要作用也逐渐显现，这不仅体现在公交站名对人们出行的引导作用上，更体现在突出民族文化特色，提高城市文明化程度，提升城市国内外的形象上。 　　近年来，喀什市公交站名在命名及翻译上日趋规范，但通过实际调查，发现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基于上述原因，作者运用田野调查法，通过阅读文献，掌握并分析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现状，通过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以理论结合实践的方法，分析了喀什市公交站名的命名特点，归纳总结了其翻译方法，探讨了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比较系统的研究了喀什市公交车站名称。从而使得喀什市公交站名的翻译更加规范，能更好地体现喀什的风土人情和地方特色，更好地反映喀什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更好地展现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精神风貌。与此同时，也为喀什的旅游行业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进一步扩大喀什的知名度，使国内外游客了解喀什，向往喀什，热爱喀什，提升喀什在国际上的形象，以及喀什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核心区地位。
喀什地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农村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生命线，是推动农村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的重要保证。随着喀什地区和谐新农村建设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引领作用不容忽视。依据喀什地区与部分周边中亚国家相连、作为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地区，以及其广大农村少数民族群众人口众多、宗教氛围浓厚、反分裂反渗透的特殊现实状况，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越加重要。立足当前喀什地区农村特殊区情，对其思想政治教育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证性和现实性。 　　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从整体上概述了本文研究思路。第二部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我党关于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进行阐述，阐明我国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从现实发展需要出发，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喀什地区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治法制建设、村民思想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分析了喀什地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在村民民主政治意识提高、维稳思想教育增强、文体活动有效开展方面取得的成效，着重从村民思想认知及法律观念有待提高、教育内容、方法、载体不充分、教育队伍薄弱、宗教极端思想弱化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上论述喀什地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并以此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五部分，立足喀什农村现实特点、区域民族特色，提出了以加强农村知识宣传教育、文化建设提高村民文化素质，以坚持针对实效性原则、弘扬现代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资源优化教育内容、方法、载体，以建章立制、完善人员选拔、教育培训、督查考核制度健全教育队伍建设机制，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去宗教极端化的对策及建议。 　　本文在依据相关理论和农村实际的基础上，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特别是在研究的区域上，将喀什地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独立的主要研究点，对于南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研究的内容上，对喀什地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分析，重点详细地提出了结合农村特殊区情、区域民族特点以加强和改进的对策及建议，使论证更为充实和鲜活，以期为喀什地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理论、实践帮助。
喀什地区双语班级课堂生态活力研究

在国家“一带一路”大战略下，新疆，尤其南疆喀什地区的双语教育教学取得了快速发展，双语教育理论和模式逐步走向成熟，加大对课堂教学的研究，提高双语班级课堂教学的效益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本论文以课堂生态理论为基础，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课堂观察、访谈等方法对喀什地区双语班级课堂生态进行实证研究，分析该地区双语班级课堂活力状况，并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引论，第二章分析喀什地区双语班级课堂生态活力的总体状况，第三章通过个案讨论喀什地区双语班级课堂生态活力的具体问题，第四章提出针对性策略，具体来讲如下。 　　第一章阐释了课堂生态活力概念及其指标体系。课堂生态活力指的是课堂生态系统中的教师和学生通过教与学的活动所输入的全部能量。它分教师生态活力和学生生态活力，共涉及24个三级指标，形成包括教师备课、学生课堂学习在内完整的指标体系。以这个指标体系为基础，讨论了一般性课堂生态活力、即时性课堂生态活力、阶段性课堂生态活力三种问卷类型。 　　第二章通过一般性课堂生态活力问卷调研，分析喀什地区生态活力的总体状况。笔者选取了喀什市区 L中学与莎车县 Q中学双语班级学生各100名，教师各100名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比较教师与学生各自对目前双语班级课堂状况的满意程度，反映该地区在双语班级课堂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通过课堂活力的即时问卷及访谈，并深入课堂现场观察，对双语班级课堂活力进行了汉语和双语数学的个案研究。汉语课例选取喀什市 L中学的两节汉语课，执教教师一位为成熟型教师，另一位为新手型教师，形成同课异构；数学课例选取选取莎车县 Q中两节双语数学课，执教教师一位为成熟型教师，另一位为新手型教师，也形成同课异构。在个案研究中，笔者有意识通过教师、学生和课堂观察者之间的三角互证获取信息，力图具体深入把握喀什地区双语班级课堂活力的实际状况。 　　第四章以两个个案所呈现出的问题为切入点，提出对策建议。两个个案所呈现的问题看似都发生在课堂上，但实际上属于系统性问题。因此，笔者提出，要提升喀什地区双语班级课堂生态活力，必须明确双语课程目标，优化双语教材，提升双语教师综合素质，尤其是汉语表达能力和对课改理念的认知和实践能力。
SDE公司中东区域项目群市场开发策略研究

目前，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工程类公司组织在从事项目市场开发的过程中，已经不能够在长时间内只在个别项目上投入资源，需要越来越多地同时进行多个项目的市场开发，以求获得尽可能多的机会。如果将单个项目的市场开发行为本身视为项目执行，则需要工程类公司组织具备同时管理多个项目的能力，也就是项目群管理。项目群管理则运用各种方法和工具，对具有某一特质的多个项目进行协同管理，帮助组织实现项目与组织战略相结合。 　　近年来，随着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工程公司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工程项目的建设中去，尤其是电力工程建设。在工程获取，也就是市场开发方面，虽然也进入了多个市场，获得了若干项目，但与之前一直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占据优势地位的欧美和日韩公司相比，即便是在市场开发阶段，中国工程公司的差距仍然很大，还不能完全适应国际高端EPC项目市场开发的管理需求，多数情况下只能靠低价，或者是投融资来带动项目中标。 　　具体到中东区域，该地区情况复杂，社会和经济环境多变；手握石油美元，对项目要求高；长期受西方国家影响，各种程序的执行较为严格。针对这一区域的市场开发的思考对于项目群管理的分析、研究很有代表意义。 　　本文以从事国际电力工程建设的SDE公司在中东市场开发的实例出发，针对市场开发活动的全过程，运用项目管理、风险管理、资源优化配置、协同管理等有关知识和管理工具，结合区域内多个项目市场开发的全过程，对适应区域性国际项目市场开发的项目群管理活动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对适应复杂环境下项目群管理理论进行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调查法、定性分析法结合项目市场开发实践，找到多项目同时进行市场开发项目群管理的改进措施，改善市场开发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助力“走出去”企业税收服务研究——以烟台市国税局为例

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到企业“走出去”战略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成为国家战略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我国“走出去”企业的走出去步伐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然而“走出去”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对陌生的经济环境，还要面对陌生的法律坏境和税收制度，稍有不慎，不仅不会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还有可能面临不小的损失。涉税问题作为“走出去”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如何做好对“走出去”企业的税收服务，使其在境外的投资有足够的税收保障，是目前税务机关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本文通过对烟台市“走出去”企业基本情况的了解，并利用调查问卷的形式，总结了烟台市“走出去”企业面临的对税收风险重视程度不够、对相关税收政策不了解、与税务部门沟通交流不足、存在税收歧视等四个方面的涉税问题；以烟台市国家税务局为例，从现行体制下国税系统对“走出去”企业提供的掌握基础数据、做好日常工作、加强税企沟通、强化政策辅导、积极协助磋商五个方面的税收服务入手，结合当前国税部门税收服务“走出去”企业的现状，总结了目前为止烟台市国税局在税收服务“走出去”方面存在的税法宣传不到位、税法研究不深入、缺乏有效沟通渠道、缺少专业人才等六个方面问题，结合国外支持“走出去”企业发展中的税收服务经验，提出了我国税务机关在“走出去”企业税收服务过程中的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希望能够为今后我国国税机关服务“走出去”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带一路”的财税支持政策研究

2013年下半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一带一路”当前已经上升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迎合了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新趋势，同时也契合了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制定方案并实施计划，与世界上很多国家进行了双向交流和良好互动，也因此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尊重和支持。出于对“一带一路”伟大战略实施过程各方面的考量，要求政府必须在该战略的计划和实施中发挥积极的调控作用，因此，研究“一带一路”的财税支持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一带一路”提出的背景出发，首先对本文研究的“一带一路”战略做了简要界定，即从“走出去”角度定义本文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国际贸易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为基础说明了“一带一路”实现的可能性，继而又根据凯恩斯理论、税收激励理论、国际税收竞争理论论证了利用财税政策对“一带一路”进行支持的可行性及科学性。然后，又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一带一路”与财税政策的相关性分别进行了分析，其中实证分析利用了我国2003-2014年的相关数据，从实证角度印证了财税政策对于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再此基础上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当前现状及现有财税支持政策进行全面分析，总结出其存在政策不全面且零乱、层级低、专项基金缺乏等不足之处。最后从财政支持政策、税收支持政策两方面提出了完善财政补贴、优化政策坏境、构建税收法律体系、健全出口退税制度等政策建议。
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国际投资作为国际经济间合作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对经济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全面的多边投资协定，而且目前的状况是，多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依然十分缓慢，甚至出现了止步不前的情形，因此，双边投资协定（BITs）无疑是现行国际投资法律框架中的重要支柱，其中，作为它核心条款之一的争端解决条款就变得尤为重要，它不仅能够解决已经形成的投资争议，还有防患于未然，减少或者避免将来投资争议发生的作用。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争端解决条款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总体来说，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中大都规定了两种类型的争端解决条款，一种是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的争端解决，另外一种是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解决。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投资者海外投资的不断加大，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机制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需要予以特别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 　　本文首先对双边投资协定的概念、特点、意义以及我国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进行了概述。然后接下来详细的分析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的两大类型各自的争端解决方法。再次，对我国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两种类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针对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主要是从分析美国范本中争端解决的条款新变化及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现状入手，然后详细分析我国签订的BITs中最全面也是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加BIT中关于争端解决条款，并对正在谈判中的中美中欧BIT提供一些有益的对策。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国家“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十年来，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根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2012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878亿美元，成为美国、日本之外全球排名第三的对外投资国。创新能力相对不足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甚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跨国并购可以直接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研究跨国并购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系统研究了国内企业跨国并购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于本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所产生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从跨国并购对创新的影响和跨国并购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创新的机制两个方面总结了国内外的文献。第二，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现在国内企业跨国并购和技术创新能力的现状，研究发现我国的跨国并购以资金实力雄厚的央企和国企为主体，民营企业资金相对短缺，并购规模较小。我国跨国并购仍然以资源获取型为主，技术获取型跨国并购刚刚开始。我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加，但较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第三，通过理论分析得出了中国企业选择跨国并购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成本最小化条件，即跨国并购平均固定成本小于节约的边际成本净现值时，无技术优势的企业依靠跨国并购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提高国内技术水平具有可行性。之后总结了企业通过跨国并购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创新的路径和因素。第四，建立跨国并购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模型，采用1995-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计量回归，研究结果发现跨国并购的逆向技术溢出可以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但影响结果不是很显著，仅仅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变量选取上。大多数学者采用跨国并购存量直接作为解释变量，本文选用跨国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与跨国并购存量相比，跨国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更能代表技术获取型跨国并购。另一方面，数据选取上。本文选用1995-2014年中国跨国并购逆向技术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计量回归。与以往文献仅仅选取中国跨国并购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相比，更加精确地反映出技术获取型跨国并购的存量。
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OFDI的影响分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近年来，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主要走向了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政治、经济制度不健全，没有完善的市场法律保护体系，这些国家制度政策的不稳定性也使得中国的境外投资企业难以获得应有的保护，同时一些中国企业也缺少必要的制度风险意识，因此导致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面临着较大的风险。 　　复杂的国际形势及国际投资环境，往往会导致东道国制度环境及质量的变化，而旨在专门保护和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投资协定，弥补了东道国制度上对投资保护的短板以及东道国制度的不稳定性，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不同于一般制度的法律制度保障，而这种法律制度保障一般不低于东道国一般制度质量的制度环境。因此，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海外投资的保护和促进效果值得检验。 　　本文采用2003-2013年中国对131个样本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国际经济学领域常用的引力模型，首先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其次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后从东道国的区域分布方面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到如下几个结果： 　　第一，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走出去产生正向影响。双边投资协定通过限制东道国政府及企业的行为，降低制度层面的门槛以及提供法律层面的制度支持来保护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利益，为中国的海外投资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二，从东道国所属经济体的类别来看，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道国，双边投资协定的对外投资促进作用不同：双边投资协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具有明显的替补效应，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作用虽然显著但是促进效果较小； 　　第三，从中国与东道国的制度差异来看，中国企业倾向于到制度差异较小的国家进行投资，同时双边投资协定可以弱化制度差异对投资的影响，即双边投资协定通过缩小中国与东道国国家的制度差异，从而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与中国制度差异比较大的国家； 　　第四，从东道国的地域分布来看，双边投资协定更能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走向非洲和拉美地区，而且投资促进效果比较显著，虽然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向欧洲的投资促进作用也为正，但是投资促进效果比较小。
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背景

当今世界以美元为国际本位币的货币体系逐渐暴露出其存在的缺陷，如果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其危害波及范围太广，负面影响传递较快，容易引起全球性金融灾难。因此，世界人民正在寻求一种新的货币能够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经济的腾飞，使得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同时，人民币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成为各国人民期待改善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呼声最高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亦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热点问题。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不仅仅对该国具有深刻影响，也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意义。在2009年，我国开始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一方面，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我国的对外贸易保持以较高增长率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倡议建设21世纪的新型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国家签订“人民币互换协议”，这些都为人民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流通创造了条件。基于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人民币国际化与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 　　本文首先对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现状进行基本介绍，定性的分析其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其次，通过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利用2009年1月至2015年2月的相关月度数据对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行了简单估算，得出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大体走势。其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较低，但是仍以上升的趋势发展。根据这一测算结果结合国内生产总值、汇率、通货膨胀变量构建VAR模型对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获得了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有正向作用的结论。最后，文章针对未来如何发展问题，从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战略、进出口贸易三个角度给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