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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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妻妾成群》在英美的译介——第三空间理论视角下的译介过程研究

中国文化走出去离不开译介。历史上中国文化常作为强势文化传播到国外，并得到良好地接受。如今，在英美文化成为强势文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该如何探索自身定位，如何在强势文化的夹缝中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些问题已经随着我国致力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决心而提上议程。 　　本论文选取苏童作品《妻妾成群》在国外的译介作为个案，利用后殖民理论中的离家、第三空间、杂合、东西方“接触区”概念，通过一系列真实数据，详尽地分析了该作品整个译介过程中的得与失，从最初的译本选择，到译者翻译，再到最后的接受与反馈。本论文共分为六部分：引言部分介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以及《妻妾成群》译介中的特点，提出研究思路和研究问题；第一章综述苏童作品的海外译介以及后殖民理论中的相关概念，为下文的分析做好铺垫；第二章阐述译者在进行译本选择时所处的离家的立场；第三章从三个大方面分析了译本中使用的翻译策略，得出译者时而倾向源语文化、时而倾向译语文化、时而采取混杂的手段的杂合翻译策略；第四章通过数据与评价反馈分析东西方“接触区”的构建，并指出了构建不完整的缺憾；第五章提出构建完整的反馈机制的设想以及该设想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研究发现，现当代中国文学在国外评价虽高，推广面却不够，当务之急是要拓展中国文学的接受范围。在扩大接受范围的过程中，需要的不是单方面的强势推出，而是潜移默化的文化交融，所谓欲速则不达，滴水而石穿。而在文化交融的进程中，选材和翻译通常已做得很好，重点是翻译完成后文化“接触区”的构建。“一次性”的反馈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对文学译介接受效果了解的需要，而是需要建立起长效的反馈机制，多次反馈，不断磨合，持续调整，如此，才能实现两种文化的交流融合，更好的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简明英语在传记类文本汉英翻译中的运用——以《任正非的竞争智慧》一书的翻译为例

简明英语作为一种写作翻译的方式在国外已经发展了数十年，但是国内对其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相关资料和案例并不多。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它能为提升英译作品的质量和宣传效果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本论文是在笔者阅读了国内外关于简明英语的相关研究和英文原版人物传记后，结合所参与的任正非传记英译项目的亲身体会撰写而成，主要是通过将言简意赅、使用强势动词、信息流动通畅和使用短句等简明英语原则与实践案例进行比对分析，探索其在翻译传记类文本中的作用。结论证明，运用简明英语能够明显改善译文质量，便于读者理解信息，真正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
旅游文本中文化元素的变通策略——以《徐汇红色旅游》和《金山嘴渔村》汉译英为例

在多元文化大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大势所趋。其中旅游文化是推介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然纵观眼下，多、广、杂的英译旅游文本，普遍存在无法将原文中的特色文化传达到译文中的问题。由于文化差异，外国游客对中国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理解存在一定难度。译者需要将旅游文化信息恰如其分地传达给外国游客，从而深化中国文化的国际化传播。 　　本文以《徐汇红色旅游》和《金山嘴渔村》这两组旅游文本为具体实例，通过对其中文化元素“约等”、缺失、冗余和表达不符等方面进行分类，根据其置换、增补、删减、重构各项翻译策略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分析。本文形成的结论为：文化元素“约等”时直接置换；缺失时采用增补策略；冗余时采用删减策略；表达不符时重新建构。希望能为专业翻译实践者提供些微借鉴。
中国菜谱英译的杂糅策略——以某猪肉产品菜谱英译项目为例

当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迎来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了航空母舰。中国籍公民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每年有八千万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与各国人民的交流日益频繁。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和中国文化日益受到世界的关注，中国政府也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战略。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菜谱的翻译则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窗口，本文将探讨中国菜谱中译英项目中的翻译问题。 　　笔者在做一个中国菜谱中译英项目时发现此类文本不宜简单定性，而且翻译时也不能遵循单一的翻译理论和原则。文本中包括有菜肴制作的原料、制作方法等技术类文本，也经常包括以度量衡表示的数值、中医食疗效果等文化负载内容。笔者希望通过总结自己所进行的中国菜谱翻译项目，对菜谱文本性质和对应翻译理论和原则进行探讨，能够对中国菜谱英译提供借鉴。 　　本文借用了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文化杂糅”（cultural hybridity）概念，提出中国菜谱是技术文本和文化负载内容的杂糅文本；本文将借助不同译文对比分析、文献分析等方法，借鉴“文化杂糅”概念，糅杂了“目的论”、“文本类型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等理论原则，讨论中国菜谱翻译中如何兼顾技术翻译和文化负载内容翻译的特点，糅杂性地使用翻译策略。
道教特色文化元素在外宣字幕翻译中的处理手段——以《非常问道》字幕英译为例

借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东风，国新办近年来连续推出了许多外宣影视作品，而这些作品的翻译质量直接影响到预期外宣效果的实现，翻译之难往往体现在涉及独特文化元素内容的处理方面。本文以笔者亲自参与的国新办系列影片之《非常问道—寻找真实的道教生态细节》（以下简称《非常问道》）英译项目为基础，探讨道教特色文化元素在字幕英译中的处理手段。笔者在参与《非常问道》字幕英译时不断揣摩如何将道教文化中的称谓、神仙体系、丹功、科仪及养生方面等众多信息最大限度地传递给目标受众，在实际操作中，综合运用了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策略，采用了直译、意译、音译、增译和删减等翻译手段，对解决上述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空中网集团国际化战略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与基础建设的不断发展，互联网游戏成了当前最具朝气，备受瞩目的文化产业项目。2000年至今，我国的游戏行业产值翻了百倍；国际上，主流的欧美市场游戏产业持续稳步增长，增速远超其他一般服务行业；东南亚与南美等新兴市场充满机遇，依然等待着爆发性增长。2008年国家开始提倡文化出口之后，国内涌现出许多出口海外的优秀产品，中国网游出口在2010年甚至超过韩国的网游市场世界份额，成为全球最大的网游出口国家。 　　当然，机遇与挑战总是一对孪生儿，国内市场由于种种原因，恶性竞争，缺乏创新，山寨与低俗营销横行。而国外市场看似前景辽阔机遇无限，却只有真正走出去了的企业才知道，中国游戏产品出口靠的还是规模优势，而中国游戏出口最主要的营收市场，还集中在台湾、新马等文化相当接近的华人区域，单个产品的“中国创造”要获得欧美等主流国际市场的认可，依然困难重重。 　　作为国内排名前10的游戏企业，空中网在国内和海外均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2010年，空中网宣布代理白俄研发商Wargaming的产品《坦克世界》，这款产品迅速成为网游市场的一匹黑马，从此开启了空中军事游戏平台的大时代，整个国内游戏代理业务的战略越发清晰。然而在海外业务方面，近几年却进步迟缓，公司战略中对于海外的定位与支持也越发忽视。然而当年九城失去《魔兽世界》的先例使我们不得不保持警惕，只靠代理国外产品这一条路，终究不能成为企业长远发展的核心，只有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技术，提升产品创新、研发，与运营多方面的综合实力，靠优秀的自有产品及自身的品牌，才能立足国内，放眼国际，真正长久发展。 　　本文将通过空中网外部以及内部环境的分析，以及对空中网国际合作原有战略的经验总结，得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新战略，提高空中网在国际游戏的市场份额与盈利能力；也希望借此能够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更好地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港股经纪业务在中国大陆的营销策略研究——以安信国际证券为例

香港是全球性的金融中心，金融证券市场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在国际金融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香港本地金融市场有限，且已经趋于饱和，各类金融机构若想寻求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考虑向香港以外的市场扩张，而香港背靠中国大陆这个巨大市场，大陆地区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资本市场亦在不断放开和完善，给境外金融机构尤其是香港证券公司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证券市场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发展，综合实力得到不断提升，面对国际化的大趋势，亦在积极思索如何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发展成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金融机构。由于香港在地理、文化及政策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是国内证券公司走出去的首选地，而开展国际业务之后，返程回大陆地区开展业务又是中国本土证券公司的优势，所以无论是香港本地证券公司还是中国大陆背景的香港证券公司，在大陆地区资本市场未完全开放的背景下，抢占市场先机都成了目前香港证券公司必须考虑的重要战略。 　　本文通过对中港两地证券行业的发展现状分析和对于两地证券监管制度的差异比较，阐述了发展港股经纪业务的宏观环境，剖析了香港证券公司在大陆地区发展经纪业务的模式，利用市场营销理论、PEST分析、SWOT模型等理论知识，分析了安信国际证券发展大陆地区经纪业务的优劣势和面对的机会及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安信国际证券经纪业务市场开拓的营销组合策略、品牌策略等综合营销解决方案。 　　最后，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归纳，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市场营销策略解决方案，这将有助于深入了解香港券商经纪业务的发展动态，对于未来香港证券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埃及的中国研究

“国外的中国研究”，属于中外文化交流的领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通衢，意义重大。至于研究“埃及的中国研究”的意义，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同类研究相比，埃及的中国研究体系更为全面、深入，更具有典型性。二是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埃及人如何看待中国及中国发生的一切，使我们更好地掌握埃及人对我们的关注点。三是可以为我们通过“第三只眼”了解我们自身提供“借鉴”，便于我们“扬长避短”。四是可以使我们提高对埃工作的针对性，更好地发展中埃友好关系。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实地调研、个别访谈、参加学术研讨会等方法，试图科学划分埃及中国研究的历史发展阶段，详细介绍埃及中国研究的相关机构，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埃及的中国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和取得的成果，找出埃及中国研究的不足和改进建议，最后对新时期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和埃及的中国研究进行展望。 　　二战前，埃及便开始关注中国。埃及的中国研究受中埃关系和各自国内国际局势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1934-1948年，埃及中国研究的开端。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埃及的中国穆斯林对早期埃及的中国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介绍中国的伊斯兰教、穆斯林。 　　2、1949-1977年，埃及中国研究的逐步展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和1956年中埃建交促进了埃及中国研究的发展。尽管后来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和埃及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东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埃及的中国研究，但在中埃关系持续稳步发展的阶段，埃及的中国研究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3、1978年至今，埃及中国研究的蓬勃发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获得成功，埃及对中国研究的领域多样化，主要集中在探讨中国在多个领域取得的成功经验及可为埃及借鉴之处。 　　时至今日，埃及已拥有中国研究的坚实基础，包括埃及高校中文系、社科研究中心和翻译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埃及有41家出版单位（包括高校、研究中心、翻译中心、出版集团和出版社等）发行与中国研究有关的著作，3个中国研究相关机构，近20所大学开设中文系，2所孔子学院，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埃中友协总部汉语教育中心等多个汉语培训机构，尼罗河电视台面向22个阿拉伯国家播出的汉语教育节目，这都为埃及学者开展中国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坚实的基础。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埃及目前已经拥有一批相对稳定的中国研究学者。 　　根据研究方向的不同，埃及中国研究学者可以分为三个大类：研究中国政治及外交关系的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及其他学者、中国作品译者。通过分析学者有关中国研究的专著、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我们发现在华工作、生活过的学者会更加综合客观地对待中国问题。译者翻译的中国作品数量颇丰，但大多集中于文学作品类。 　　埃及的中国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部分埃及学者进行的中国研究受西方言论影响较多；硕博士论文不够严谨，学术价值有待提高；埃及与中国学术交流较少等等。 　　国外的中国研究，虽然有其独到的值得借鉴之处，但毕竟是另一种文化氛围、另一种语境中的学者的看法，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观点有失偏颇时，及时与他们学术交流十分必要。我们应该努力让国外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传播到世界各国。鉴于此，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埃及的中国研究，笔者就此提出可行性建议：1、加强埃及国内学术交流及埃及与中国的学术交流；2、切实推动中埃政府间教育文化交流合作；3、加强中国驻埃机构与埃及中国研究学者的及时沟通；4、中国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加强对“埃及的中国研究”的关注和研究。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埃政府、学术机构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的中国研究一定能有更好的发展，双方多层次、多角度的交流一定会获得进一步提升。
基于真实项目的口译教学模式探索

全球化语境的大背景下，社会各行业对翻译人才特别是口译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单一的英语专业和基础技能型人才已不能完全满足国际社会发展的需求，传统的翻译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也越来越无法满足高质量、高层次口译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对口译教学的研究和探索创新必须与时俱进。近年来，我国翻译专业本硕教育层次蓬勃发展，中外翻译专业教育与教学展现给我们丰富的立体图景，翻译教师或研究者从不同阶段学习者的翻译教学理念、多元异构的翻译教学法、求真务实的教学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本文是基于国家援外培训项目进行的口译教学模式探索实证研究。作为国家援外培训中以“粮食技术”和“中华武术”为特色品牌的河南区域主要项目负责人，笔者对2008至2013年间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口译学生的口译服务进行了观察研究，发现了诸多有关口译学生翻译效果、外事服务经验、心理素质、口译理论和技巧的掌握、口译学生知识面、口译认知负荷、多任务协调能力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口译学生实现高质量的口译任务，反映了口译教学与口译实践严重脱节的瓶颈。基于对这些现象和问题的思考，本文作者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在口译实践中发现特殊问题，归纳个性与共性问题，对国内外现行口译教学模式进行了横向梳理，进一步厘清新形势下口译教学的教育定位与教学理念，探索适用于真实项目语境的口译教学动态模式，旨在培养出专业性、应用型和职业化的口译人才。本文以国家援外培训项目为实例，以翻译教学中的口译教学为主线，以动态系统理论为理论支撑，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探讨在口译教学动态模式构建中植入真实项目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研究问题，分别是： 　　第一：描述性研究问题。学生在真实项目（以国家援外培训项目为实例）口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第二：探索性研究问题。学生参加的真实项目的特点与难点是什么？根据这些特点和难点，真实项目下口译任务的实现对口译教学要素提出哪些具体要求？ 　　第三：解释性研究问题。基于真实项目对口译教学的要求，本文作者所构想的口译教学动态模式能否较好的实现真实项目下的口译任务？基于真实项目的口译教学动态模式的基本概念、内容以及实现策略是什么？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研究问题，本研究澄清了本文观点中的主要概念。植入真实项目的口译教学动态模式是指充分有效利用国家援外培训项目资源或其他可开发的项目资源，为在校学生创建口译实践的真实平台，将“静态”的口译课堂盘活，使学生的每一个细胞动起来，使口译课堂成为“活”的“动态”课堂，学生通过参与项目的口译实践进行自我认知和评价，充分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的“主导性”，将项目实践中不同口译场域所出现的问题作为课堂口译语料分析案例。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文献综述法、现场观察法、访谈法、卷宗查阅法等多元科学研究方法，以译者（学生）和接受者（外方受训人员）和翻译教师为主体研究对象，对调查问卷进行了信效度测量分析后，将通过实验设计取得的真实可靠的实验数据进行SPSS统计分析和系统性整合，论证口译教学动态模式构建的生态效度，在英语教学改革的进程中检验和推广口译教学动态模式，应用于我国英语专业口译教学和培训中去。 　　本文研究的意义和创新点在于，目前的翻译教学改革大都从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多为理论研究和文献综述的研究，将对口译教学“动态”模式构建的研究置于全球化语境的大背景下和国家援外培训项目的实例研究尚未发现，首次将口译教育教学与国家对外政策举措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口译教学“动态”模式的核心概念，开创了崭新的口译研究视角。从翻译教学角度上看，对翻译专业学科建设的促进、翻译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翻译能力和翻译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从国家战略意义上讲，为援外事业和走出去战略提供策略支持。
基于语料库的葛浩文翻译风格研究

葛浩文是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学者、翻译家，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舒晋瑜，2005），到目前为止已翻译中国作家作品六十余部，对中国文学在英语国家乃至全世界的传播功不可没。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在考察研究译者翻译风格上有参考作用，同时也可以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提供借鉴。 　　目前国内外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研究多集中在单本译作的赏析、与其他译本比较、翻译观点的梳理、翻译策略的总结等方面，缺乏对其译作宏观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对一个译者多部译作的整体翻译风格进行分析研究，而不是仅就一两部作品讨论。这是因为，一个译者在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会形成相对稳定、鲜明的个人翻译风格，而这些风格是具有辨识性的。 　　要把译者自己的语言风格从原作者风格中剥离出来，从语言普遍特征中识别出来，第一，可以进行同一译者对不同作者的译本比较。因为这些原作作者是不同的，也拥有不同的风格。对于不同原作风格的处理，更可以观察、总结出译者的风格；第二，要借助科学的研究工具，如语料库工具，尽量避免研究者凭借个人的语言直觉自说自话；第三，可以与同一部作品其他译者的译本进行比较，从而比较出该译者独特的翻译风格；第四，也可以将该译者作品中的数据与同时期相同类型的语料库数据进行对比，因为进行对比的语料库与该译者同属于相同或相似的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受到同样的社会语言规范或诗学的影响，因此这种比对可以更清楚地显示出该译者鲜明的翻译风格特征。 　　因此，本研究建立在语料库翻译学理论基础之上，创建了“葛浩文十部译作语料库”和“《骆驼祥子》三译本语料库”，运用语料库研究技术，从词汇、句子、篇章三个层面考察分析上述语料库，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梳理，并得出关于葛浩文翻译风格的结论。 　　笔者认为，单纯的量化统计，并不足以说明翻译风格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众所周知，翻译是一门艺术，尤其是文学翻译。对文学翻译作品的考察离不开审美的范畴，是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因此也绝非干巴巴的实验数据所能反映的。只有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才能对翻译风格给出较合理、科学的结论。因此，本研究还借助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进行内省式、例证式分析，从而得出定性角度的结论。定量和定性的结果可以互为印证，为本研究提供较为客观和全面的结论。 　　本研究共分七章，第4章、第5章及第6章为核心部分。 　　第1章绪论部分，讨论选题的缘起及意义，研究现状及选题目的，研究方法及理据。最后论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第2章将葛浩文的翻译生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就三个阶段梳理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情况。 　　第3章介绍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语料库翻译学。语料库作为一种可信度较高的翻译数据研究手段和方法，使得研究者对翻译风格的考察摆脱了以往仅凭个人体验和印象为主要依据的局面，让翻译风格研究走向了更为科学客观全面的阶段。 　　第4章是本研究的重点，运用语料库统计分析软件（WordSmith、AntConc等）对葛浩文的十部译作从词汇、句子和篇章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并适时将语料库数据与美国 COCA大型语料库的相关部分、Brown、Frown等大型单语语料库，以及TEC等大型翻译语料库进行比较、观察并分析，得出葛浩文十部译作中反映出来的翻译风格。此外，为了深入揭示葛浩文的翻译风格，本文还选取了译自同一原著《骆驼祥子》的三个译本（包括葛浩文译本）进行语料库角度的横向比较分析，进一步发掘当原本一致时，葛浩文译本反映出来的与其他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 　　定量分析发现，词汇层面上，葛浩文的译作中名词化倾向较弱，平均词长低于原创语料库，平均词汇密度低于英语译语文本，更低于英语源语文本。这些统计结果都说明，葛浩文的译作正式程度较低，译文可读性强。这不仅体现了葛浩文为适应更多的译语读者而采取了简化的翻译策略，也体现了他“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目的。同时，葛浩文译作中的动词使用频率略高于两大参考语料库，更多地使用了动作性更强的词汇，说明葛浩文的翻译风格受到了以动词为中心的汉语的影响。此外，葛浩文十部译作的标准类符形符比（44.99）不仅高于翻译英语语料库(TEC)，更远远高于英语国家语料库(BNC)。这说明葛浩文译作中的词汇丰富度不仅略高于翻译英语语料库，甚至高于英语原创作品。 　　句子层面的定量分析发现，葛浩文的句子翻译特点为：平均句长低于原创语料库，短句超短句出现频繁，翻译简化特征明显。短句的使用，和短单词的使用一样，都反映了翻译文本的简化特征。同时，葛浩文常利用存现句组织信息和语篇。从感叹句的角度来看，葛浩文对原文的感叹句进行的处理显得过于简单，对原作风格的传达并不到位。 　　在篇章层面上，葛浩文的译作表现出来的特点为：可读性强，阅读难度较低，相当于Readers Digest；在现在时和过去时之间进行流畅的切换。结合例证分析发现，葛浩文善于将过去时和现在时交错使用，使得叙事时间和空间呈现丰富的层次感，给读者以更加多样的阅读体验。 　　第5章是对葛浩文翻译风格的定性分析。 　　词汇层面的定性分析结果显示，葛浩文译文选取的词汇虽不复杂但绝不单调，词汇丰富多变；同时他对译文词汇的处理非常审慎认真，展现了一个译者的优秀素养。 　　在句子层面上，葛浩文将原作中很多简短、间离的句子整合之后，加快了小说情节的发展节奏。在保持原文特点的基础上，葛浩文对原文上下文句子结构和句式内部结构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改动，使得译作的句子结构更为变化多样。 　　在篇章的处理上，定性的研究发现，葛浩文在融段上颇有特点。他常常依据段落意思重新组织表达内容，对某些比较长的章节进行重新划分，甚至对原作的章节进行调整，从而使译文更为紧凑，符合英文的行文习惯。此外，葛浩文还运用了叙事者或是叙事视角的转换，使译作在语篇上衔接得更为紧密流畅，或是在叙事上取得更为精彩的效果。 　　定性分析还从副文本角度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进行了剖析。他在翻译中充分利用了副文本元素，如书名、前言、后记、文内注释、附录等，拓展了读者的阅读空间，提高了读者阅读体验的流畅性。 　　第6章运用操纵派理论分析发现葛浩文翻译风格的形成原因。葛浩文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原作者、合作译者等不同方面的制约。同时，作为学者、译者、中国文学爱好者和普通读者的多重身份，也促成了他翻译风格的最终形成。 　　第7章是对整个研究的总结。本研究的结论希望对未来的相关研究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已完成的研究受到学力、精力和时间所限，存在相当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希望能进一步拓宽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期取得更为全面深入的翻译风格研究成果。
延边州与丹东市对朝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执政之后，朝鲜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即开启“强盛大国之门”，目标是2020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务院会议也提出加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这一政策；并且大力推行“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些政策走向都与朝鲜的对外经济战略目标相吻合，而中朝两国又是友好邦国，对于中国边境地区的企业带来的良好机遇不言而喻。延边州和丹东市都是与朝鲜相连的边境地区，两地区企业都应该把握这个大好时机，把“走出去”战略与企业的实际相结合，合理规划企业的发展道路。据调查，丹东市企业对朝贸易额占全国的七成，延边州企业对朝贸易额只占全国的三成。 　　本文先从历史文化、自然资源、政策环境和风险控制这四方面对朝鲜的贸易环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后运用了波特的“钻石模型”，建立了企业对朝贸易的分析模型框架，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及支持性产业、企业结构和竞争情况、机会和政府这六个方面，来分析对延边州和丹东市企业对朝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找出延边州与丹东市企业对朝贸易的优劣势，再结合延边企业的特点，提出相应的、有实际意义的解决方法和对策。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研究——以越南龙江工业园为例

境外经贸合作区在我国政府的统筹指导下，在境外有条件的国家或地区建设或参与建设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链较为完整、带动和辐射能力较强、影响力较大的工业、农业或服务业园区，以吸引中国或其他国家企业投资兴业。它是我国中小企业为提高海外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开拓国外市场和规避贸易摩擦等问题，在政府指导、牵头企业带领下集体抱团走出去的新形式。 　　当前，我国已经在13个国家建设1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吸引了大批海内外企业入驻园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当地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我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中还存在园区定位趋同、产业定位不合理、本土化尚不彻底等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在经验和教训中更加精准地做好区位和产业布局、增强本土化等，以提高企业的海外竞争能力和海外投资的成功率。 　　中国越南龙江工业园是我国第二批批准成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是第一个中国独资的工业园区，也是目前中国在越南建立的规模最大的工业园区。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越南龙江工业园区的发展现状，以小见大，针对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总结经验教训，为我国今后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提出合理的建议和意见。
吉林省承接服务外包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跨国公司出于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支持创新的动机，开始将附加值较低的业务和非核心业务转移给外部专业的承包商，从而服务外包作为分工和专业化的产物也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服务外包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活动，并且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 　　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的服务外包进入了跨越发展的阶段，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离岸接包国。然而，中国的服务外包地域上有发展不平衡的现象：目前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格局，在格局之外的地区外包发展相对较缓慢，有些地区的服务外包甚至停滞不前。吉林省是一个典型的位于产业格局之外的地区，为了享受发展服务外包带来的经济效应，吉林省也应该大力支持服务外包的发展。《长吉图规划纲要》和《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发布和实施就是服务外包发展强有力的支撑。此外，2015年，两会提出“一带一路”的宏伟战略构想，也指明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可见，吉林省政府对服务外包的发展比较重视，再加上国家良好的政策环境的支持，应该抓住机遇，促进服务外包快速发展。除此之外，针对服务外包发展滞后地区的研究很匮乏，所以，研究吉林省承接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就很有必要，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梳理了服务外包的相关文献资料，整理出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其次，结合数据分析了吉林省服务外包的发展现状和发展优势，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吉林省的特殊情况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提炼出吉林省承接服务外包的五个影响因素：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和科技发展水平。然后建立回归模型，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科技发展水平与服务外包承接规模呈正相关，劳动力成本与服务外包承接规模呈负相关，然而，人力资源与服务外包承接规模呈正相关这一假设没有得到验证。在本文的最后一章，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几点建议:注重相关领域人力资源的培养，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小规模企业“抱团”合作，建立服务外包协会，大力承接韩国、日本的BPO业务，加大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服务外包合作等。
中朝经贸合作对朝鲜经济的影响研究

中朝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两国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发展同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世界上的各个国家的经贸往来。尽管目前朝鲜的对外开放程度较低，但通过其自由经济贸易区的建立、经济改革的推进等行动，我们可以窥见朝鲜对外开放的信心与决心。尽管当前朝鲜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仍然相对缓慢，中朝间贸易额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仍然相对较少，但积极地推动中朝两国的经贸往来不仅有利于促进中朝两国各自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中朝两国特别是两国边境地区的繁荣与发展，有利于推动中朝两国间的友谊的加深，而且其对于维护东北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尽管中朝双方都在致力于积极推动两国间的经贸往来与合作，且当前的中朝经济交往具有着一系列的有利条件，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仍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在阻碍着中朝经贸合作朝着更为健康持续的方向继续前进。积极推进中朝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对于中朝两国而言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相对于中国而言，朝鲜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对较低，对外开放程度相对不高，中朝经贸合作的开展对于朝鲜经济而言的影响则更为重大。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有关对外贸易的相关理论，特别是就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物流和国际旅游在内的国际贸易合作的主要方式进行了回顾；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之上较为详细地阐释了中朝经贸合作的历史与现状，其中包括朝鲜对外经贸关系的历史演变与特征、中朝经贸合作的历史回顾、中朝经贸合作的现状与特征、朝鲜经济变革现状与面临的课题几部分；然后，本文分析了中朝经贸合作对于朝鲜经济的影响，其中包括对朝鲜国民经济、对外开放和朝鲜经济改革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积极开展同中国的经贸合作是朝鲜实现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珲春市对外贸易发展研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以经济和科技为主导的综合竞争日趋激烈，各国对区域内开展更紧密的经贸合作的意愿和需求进一步上升，珲春作为图们江地区开发的中心点，中国面向东北亚合作与开发开放的重要窗口，近几年一直得到国家的重视，不断享受政府给予的政策扶持，其目的是努力把珲春打造成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合作与开发开放的重要平台，继而推动以珲春为核心的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成为“东北亚区域重要门户”和“经济技术重要合作平台”，有利于推进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往来，加快珲春及沿边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以及推动边疆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稳定。因此，抢抓机遇、挖掘优势、搭建平台、加强对外合作是珲春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与重大挑战。 　　本文以珲春市对外贸易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了珲春对外贸易进出口额，进出口商品结构，对外贸易的主要国家，珲春经济合作示范区等。通过研究发现了珲春对外贸易总量少，对外贸易合作对象国偏重于俄朝，环日本海国际物流通道通而不畅，出口商品结构单一，易受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影响等问题。 　　针对珲春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积极培养扶持出口贸易，促进贸易对象国多元化，加强通道建设，加快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加快长吉图先导区经济协调发展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