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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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E模式的ZH公司战略规划研究

随着我国核电事业的不断发展，工程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家核电“走出去”战略的要求（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转型以及企业转型的要求），我国核电工程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均遇到了新的挑战。核电工程管理企业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如何提高企业管理能力，提升工程管理水平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本文以 ZH核电公司为例，参考法国电力公司、美国柏克德公司等国际先进企业的战略思路和战略措施，利用AE模式理论和灰预测理论，PEST、五力模型、SWOT等战略分析规划相关理论，针对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行业核心竞争能力、企业优势与不足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总体上提出了ZH公司未来10年的发展战略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及实施步骤、战略方针、战略举措等；这些为ZH公司形成了一套完整战略规划。特别是根据ZH公司过去5年的财务数据，利用灰理论预测了ZH公司未来10年的经济指标，对ZH公司设立发展目标提供了理论依据。论文最后对ZH公司的战略规划进行了可行性论证。
临床药学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临床药学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率先由美国提出，并建议在高等学校设置临床药学专业的Pharm.D.课程教育。美国药学教育委员会于1997年7月14日决定从2000年6月1日起全面实施Pharm.D.专业教育。在中国，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临床药学，到1989年开办第一个本科专业，截止2010年，教育部共批准11所学校开办临床药学专业。该专业的目标是培养应用的实践型药学专业技术人才，与医师和护士构成治疗团队，直接面向患者，协同医师鉴别遴选适宜的药品，参与治疗，提升合理用药的水平，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为此，本文拟采用文献研究、对比研究和访谈等方法，主要探讨国内外临床药学的发展现状，分析中国临床药学存在的问题，研究并提出临床药学发展的对策，望能提高中国临床药学的教育教学水平。本文的主要工作及其结果如下： 　　1.概述临床药学发展的背景及过程：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率先由美国提出临床药学概念并创办临床药学专业，经过50多年的发展，确实在使药物发挥最大的疗效，以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有效和合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树立药师“走出药房，面向临床，以患者为中心，以合理用药为核心”的理念，促进了临床药学快速而全面的发展。 　　2.系统分析国内外临床药学发展的现状,主要探讨中国临床药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美国，从临床药学概念的提出到2000年全面实施Pharm.D.专业教育，经过了40余年的发展。而在中国，从临床药学概念的提出，于1989年开办第一个本科专业，到现在有20多所院校开办临床药学专业，经过近30年的发展，在招生规模、课程设置、师资、教材和教学基地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目前围绕该专业主要存在的问题有四：一是中国临床药学本科尚无统一的临床药学人才培养标准；二是临床药学专业课程设置缺乏临床药学的特点，该课程的设置及其授课，与临床脱节；三是教学师资缺乏，尤其是缺乏专科临床药师型教学师资；四是临床药学专业的教材亟待提高，教育需规范。 　　3.提出临床药学发展的对策：根据本专业培养应用的实践型药学专业技术人才的目标，重点应放在药物治疗学方面，经讨论并提出临床药学发展的对策和建议有四，一是制定统一中国临床药学本科的培养方案；二是构建突出临床药学特点的课程体系；三是加强专科化的临床师资培养，一方面用好附属医院专科临床药师，另一方面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方法加强对专科临床药师型教学师资的培训与培养；四是按专科加强药物治疗学教材的建设。 　　综上所述，通过本文的研究与实践工作推动了本校临床药学教育教学工作，望能提升临床药学教育教学质量与水平，培养出较好的临床药师，对中国临床药学事业发展有所贡献。
医学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及对策探究

医学专业是一门基础的、全球性的学科，随着全球化发展，各国之间学术、技术方面的交流越来越广泛，英语作为全球第一通用语言，其应用广泛，因而社会对医学专业英语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本研究总结了国内外医学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了医学院校人才培养的模式，并通过调查方式了解学校教育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对医学英语专业学生的影响，从而指出医学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现状，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探究基于KAQ模式的医学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方案。 　　研究发现，国内医学英语专业的开设时间较短。研究者主要在医学英语教学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各医学院校培养模式、教学方法上也存在差别，侧重英语方向的人才培养比例占到87.50％。不但国外非英语母语国家已经日益重视医学英语专业的发展，而且英语母语国家也非常重视医学专业英语人才的培养以期医学专业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能与病人进行准确无误的沟通。 　　本研究总结了几所具有代表性的医学院校的医学英语专业在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现状，并以某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调查学生对在校教育的满意度。调查发现，医学英语专业学生对于在校培养总体满意度一般，对实践环节和医学知识的培养满意度较低，对英语教学的满意度较高。大部分学生认为对医学知识培养环节力度不够，医学英语人才的培养要突出特色，兼顾医学知识和英语能力的培养。学生与教师均认为有许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尤其是能力和素质方面。 　　本研究指出，医学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必须结合医学英语人才的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制定培养目标，合理开设专业课程，构建医学英语特色教育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改革当前教学模式，完善教学管理制度，结合学校教学和社会实践，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从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全面促进的医学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
企业全球化战略视角下中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国际化竞争日趋激烈，中国钢铁产业也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竞争的挑战。“走出去”是中国钢铁产业确立自己国际地位的有效措施。因此，中国成为钢铁强国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通过培育具有全球化战略视角的钢铁企业来提升钢铁产业的整体竞争力。目前，我国钢铁企业全球化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国际合作领域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贸易扩展到海外开矿、成立钢材加工中心、投资建厂、技术研发等。但是在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十二五”期间，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和竞争形势，我国钢铁产业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制约自身发展的瓶颈。如何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提升国际竞争力水平已经成为中国钢铁产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本文在分析中国钢铁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状况分别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结合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6大要素。在此基础上，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关系入手，分析了中国钢铁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背景、必要性、基础和挑战，运用具体实例和实证研究全面地剖析了中国钢铁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对于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最后着眼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对“钻石模型”中6大要素的提升来探讨中国钢铁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汇率变动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经验研究

2014年底中国强调了“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为我国人民币国际化铺垫道路。1994年以来我国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我国汇率波动频繁。随着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时期过渡为中高速增长期，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程度加大。制造业作为出口行业的主导产业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就此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本文首先研究了国内外文献中对国际竞争力的含义、评价方法和汇率变动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其次，对国际社会一些典型的国际竞争力指标进行评价。然后分析了我国制造业产业的发展状况并计算RCA指数从而进行产业内分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发现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下降，而高科技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上升。本文选取了制造业产业27个部门的1992年-2012年经济数据，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劳动力成本、产业内竞争活力、产业规模作为解释变量，对RCA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发现人民币汇率的升高有利于提高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及效应研究——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作为参与国际分工和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式，国际直接投资是维系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其实质是母国投资动机匹配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国际资源配置。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日益深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正成倍增长，其覆盖国家和地区也在稳步增加，然而其区位分布所表现出的投资结构特征，仍以小规模投资为主，大规模投资高度集聚在少数国家和地区。“新常态”下，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合理布局中国OFDI区位选择，优化匹配本国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区位优势，使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最大化的双赢发展，尤为重要。 　　基于此，本文以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为分析框架，从母国投资动机的视角，揭示新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一方面实证研究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以捕捉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特征；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中国OFDI区位选择所产生的进出口贸易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回答中国OFDI区位选择是否引致双赢发展。两方面研究内容的有机融合，以期得出适合现阶段中国OFDI区位选择和“走出去”战略的政策启示。通过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得到如下几点结论：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展现出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多元化投资动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动机主要分为面向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面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寻求型和面向资源丰裕类国家的资源寻求型。通过对投资动机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的匹配，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投资动机均以市场寻求型为主，并逐步向技术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转移。2003-2012年，中国面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比重，流量和存量分别从2003年的87.9％、92.2%下降到71.0%、77.4%，面向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从2003年的6.5%、3.0%上升至2012年的11.8%、10.0%。面向资源丰裕类国家的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从2003年的5.6%、4.8%上升至2012年的17.3%、12.6%。 　　（2）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形成别具一格的发展之路。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经历了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多极化”发展的过程，21世纪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在规模和区位选择上成为后起之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1979年8月“出国办企业”政策拉开了序幕，到2000年3月“走出去”战略的明确提出加速了步伐。历经30多年的发展，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在总体规模、行业结构以及区位选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03-2012年，OFDI流量和存量分别保持了47.9%、34.0%的高增长，2012年OFDI流量攀升至878.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行业结构逐步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低利润的重工业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高利润的服务业倾斜，呈现国际直接投资服务化的良好趋势。区位选择也正在向广元化拓展，流量和存量面向国家和地区，分别从2003年的99个、129个扩大到2012年的153个、177个，累计覆盖全球77.4%、81.0%的国家和地区。 　　（3）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向不同类别国家和地区的区位选择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东道国制度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驱动因素，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基于2003-2012年中国面向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非金融类OFDI流量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环境对技术、市场及资源寻求动机下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结果发现：中国OFDI投资规模偏好优越的制度环境，而投资选择偏好恶劣的制度环境。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技术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优越制度质量的依赖较弱，但市场和资源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其依赖较强，尤其对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 　　（4）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向不同类别国家和地区呈现差异化的贸易效应。进出口是国际贸易的重要载体，进出口贸易效应是OFDI区位选择首要且最直接的反馈效应。为此，从母国投资动机视角，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机理分析基础上，基于2003-2012年中国对106个国家和地区OFDI存量和进出口贸易数据，利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分别从总样本和分投资动机的子样本考察中国OFDI区位选择对进出口贸易产生的效应。结果发现：中国OFDI区位选择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了显著的创造效应。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技术寻求型OFDI对与东道国的进口贸易具有显著的创造效应，市场寻求型OFDI对与东道国的出口贸易有显著的创造效应，资源寻求型OFDI对与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均具有显著的创造效应。 　　（5）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向不同类别国家和地区存在差异化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持续源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最深层次的反馈效应。为此，从母国投资动机视角，在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机理分析基础上，将OFDI逆向技术溢出按溢出来源分为技术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三类，基于2003-2012年中国对76个国家和地区OFDI存量跨国面板数据和29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CH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检验不同投资动机的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及各地区 TFP影响的差异性。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部地区TFP的增长呈显著的正效应。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在“走出去”战略发展的当前阶段，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对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寻求型OFDI。 　　本文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和进出口贸易、逆向技术溢出两方面效应的研究，验证了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规范了相关问题的分析框架，也为中国OFDI区位选择和“走出去”战略得出了有益的政策启示。“新常态”下，随着中国对高度集聚投资结构的调整，合理匹配自身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制度风险以优化投资，是保障“走出去”战略实现双赢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随着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适时调整投资动机，巩固和加强比较优势引导下的市场寻求型 OFDI，积极关注资源寻求型的 OFDI，加大技术寻求型OFDI的力度，努力由传统的市场寻求型OFDI向技术寻求型OFDI转变，是保障“走出去”战略实现双赢发展的着力点。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OFDI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将会持续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未来可能的研究能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效率寻求型投资动机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借助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和合适方法得出更为严格而细致的研究结论；投资主体和行业的异质性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投资结构调整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制度偏好的可能变化；技术吸收转化效率对中国实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对母国产业发展和就业等方面的影响。
基于优化理论的长江潮流河段锚地利用率研究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长江沿线的港口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南京以下12.5m航道整治工程的实施，船舶通航条件有了较大改善。然而与港口、航道发展相配套的锚地设施却发展滞后，锚泊船对锚地的急切需求与发展滞后的锚地设施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锚地数量不足、利用率低下、锚地发展规划滞后不仅制约着港口的发展，还会给锚泊船的锚泊安全带来一定威胁。如何最大化地利用紧缺的锚地资源，提升锚地利用率显得尤为重要，并且意义重大。 　　本文在分析长江潮流河段通航环境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调研，重点分析了长江潮流河段锚地使用存在的问题。结合长江潮流河段锚泊船锚泊时的特征，文章阐述了两种锚地利用率（瞬时利用率和平均利用率）的概念，分别分析了影响两种锚地利用率的因素。其中，影响锚地瞬时利用率的主要因素为锚泊方式、锚位面积、锚泊船间距和锚位布局等。而影响锚地平均利用率的因素除了上述因素外，锚泊船的锚泊时间也是主要因素。并通过对各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构建了锚地利用率影响因素作用机理模型。 　　以提升锚地瞬时利用率为目标，文章研究了锚泊船的锚位布局问题。通过对锚位布局参数的识别、分析，结合长江潮流河段锚泊船的锚泊特征，运用优化理论构建了与长江潮流河段相适应的锚泊船锚位布局优化模型。即在一个已知宽度的矩形锚地中，研究锚位圆的排列布局，使得矩形锚地的长度最小（锚地利用率最大）。 　　鉴于锚位圆平面布局问题求解的难度和复杂性，本文将锚位圆在锚地中的布局优化问题转化为一个二维平面布局优化问题，在分析各种求解二维平面布局优化问题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合理设计决策变量、退火策略，运用模拟退火算法进行求解的思路，并给出了相应的求解流程图。 　　最后，通过一个实例验证了运用模拟退火算法解决锚位布局优化模型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并求出了锚地利用率最大化下的锚泊船锚位布局方案。实例的计算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锚泊船锚位布局优化模型能够为长江潮流河段锚地的规划、设计及建设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并为长江潮流河段锚地定点锚泊制度的制定、实施提供理论支撑。
对外贸易与投资协同发展视角下的我国产业升级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我国的开放程度逐渐提高，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我国的产业结构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而悄然发生改变，这三者间看似不同，却有着相当强的联系。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引进来”战略，以吸引外商投资、对外出口、居民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并且逐渐和对外出口产生交融，二者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其协同发展的效应越来越明显。在我国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用好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这两个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对于它们三者关系的研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两个，一是探究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协同演进关系，二是在此基础上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量化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产业升级，本文将重点放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上，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选择占领国际市场的两种方式，二者具有可比较性。二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强调了“走出去”，对引进外资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但对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重视。 　　首先对现有的文献和理论进行回顾，将理论归纳分类，从经济学和协同学的角度分析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对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替代效应论、互补效应论和不确定论。随后阐述了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经典理论内涵，并对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分别作了分析。 　　最后通过实证分析，找出我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协同演进关系体现为：贸易投资系统的序参量是贸易出口，即出口主宰系统演进，贸易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而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有抑制作用。另外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通过实证的结果发现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改善均有推动作用。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和回顾找出我国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径和应对措施。 　　通过从宏观层面深入到微观层面的分析，本文对我国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从中得出了比较有价值的结论，也为政府部门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政策，以及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企业流程与产品升级提供了有益依据。
中国-东盟农业贸易现状与对策研究

农业是一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关乎整个国家的良性运转和全面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更应该把农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对农产品贸易问题更应该格外关注。而东盟作为世界上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第三大区域经济合作区，尤其是南南合作型的区域经济组织，农产品贸易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截至2010年，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13％，中国和东盟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有着很广泛的合作前景。 　　2002年时，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就合作意向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提出了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自此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迅猛发展，从2004到2008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从1,059亿美元到2,311亿美元，每年平均增幅达22％，高于同期中国和东盟各自的对外贸易增长率。2013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更是创历史新高，达4,436.1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0.88％。挖掘“合作框架协议”的内容，农业领域是中国与东盟的重点合作领域，此外还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人力资源开发等。其中农业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高，同时，中国与东盟分别是在不同的气候区，农业产品，农业投资、农业技术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消费特征和习惯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还有很大的提升和研究空间，大多数农产品区域消费的互补互利的特性，也决定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发展有很宽厚的基础。
中国与拉美国家相互依赖模式研究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发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但学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相对较少。本文以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相互依赖模式为研究核心，具体从双方政治相互依赖模式与经济相互依赖模式两个研究视角进行论述和总结。本文认为这一研究既有利于更好的处理中国与拉美国家间关系，也有利于更好的认知国际体系调整背景下国家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进行再思考。 　　对中拉政治相互依赖模式进行论证时，本文首先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拉关系以民间往来为突破点到建设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从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中国和拉美各国在对方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角度，对中拉政治相互依赖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最后得出中拉政治相互依赖模式是一种不以权力竞争为衡量标准的互动模式，具有和平性、平等性和合作性等特征。和平性指的是政治相互依赖随着双方政治交往逐渐深入而建立起来，双方在传统安全领域没有出现过明显相互冲突或威胁的情况。平等性指的是双方政治相互依赖虽然也呈现出不对称特性，但双方相似的对外关系理念以及各问题间联系战略的存在，决定了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强调平等，不谋求主导权的特性；合作性则是指中国与拉美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共同利益增多的背景下，双方合作意愿不断加强，合作领域和合作方式也不断的扩展和提升。 　　对中拉经济相互依赖模式进行论证时，本文对中拉经济相互依赖的合作性与互补性以及冲突性进行了论述。最终认为中拉经济相互依赖模式以相互倚重和共同发展为主要特征，在处理冲突时很少利用不对称相互依赖中的有利地位去迫使对方做出让步。本文注意到在经济相互依赖领域，因经济利益问题而带来的竞争和摩擦是正常现象，积极通过推进合作升级和尽量减少分歧比重来管控矛盾符合各方利益。此外，中国与拉美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推销任何模式。双方相互依赖加深的过程同时也是双方不断发掘共同利益，努力降低因经贸冲突给双方整体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的过程。 　　为了对中拉相互依赖模式有更具体了解，本文又分别从中国与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主要大国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与拉美地区跨区域机制化合作这两个角度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论证。在分析中国与上述三国的相互依赖关系时，本文选择了双方领导人互访过程中共同发表的重要文件作为分析文本，用于论证中国与上述三国在相互依赖加深过程中如何进行合作以及如何处理因利益分配而产生的矛盾。对中拉跨区域机制化合作进行分析主要用于观察地区合作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对处理因相互依赖所产生的合作与冲突的作用。 　　最终，本文认为中拉相互依赖模式以平等互利和合作共赢为核心。双方都不寻求通过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来谋求互动过程中的主导权。中拉相互依赖模式并非一成不变的，它是中国与拉美国家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互动的结果。尽管如此，只要在中拉双方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同没有发生变化，以及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等背景下，中拉相互依赖模式将基本保持不变。
从互动模式分析口译失误

近年来，口译作为一个产业日益蓬勃。随着我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化，对于英汉双向口译员的需求也逐渐扩大。然而，市场上的整体口译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原因之一是相关口译研究和评价体系的发展远远赶不上口译实践的变化。理论上，过去传统的口译模式需要在新环境中发挥指导作用才能巩固其经典地位；实践中，我们需要一个易于理解、便于应用的口译失误研究来指导实践。口译在本质上是互动的。因此，从互动视角来研究口译失误并探索相应对策，对于口译提升理论研究和改善市场实践都至关重要。 　　本研究采取理论推导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受到经典口译互动模式的启发，本文从Danica Seleskovitch和Marianne Lederer的三角形模式、Anderson的“铅字格”三方互动模式、Daniel Gile的会议口译互动模式、Franz P?chhacker的口译互动模式、Bistra Alexieva的多参数口译模式和Wadensj?的互动模式中推导出可能引发互动失败的根源。文章通过总结分析口译理论家和实践家提出的口译互动模式，提出导致口译失误的原因、主要失误类型和相应解决方案。 　　本研究通过分析交流互动中包括讲者、译员、听众、客户、工作环境、相关文化在内各个因素，提出了互动中导致口译失误的原因。列举了包括误解、误译、少译、多译、代码转换不当、语域不当、文化错误等主要失误类型，并提出了背景信息、术语表、解释与省略、道歉与更正、反馈与调整、团队合作六大解决方案。真实场景中的口译实例贯穿全文，提供有力论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基于东盟和欧盟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积极发展“引进来”战略的同时，也在大力推进“走出去”的战略，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屡创新高，并有望在2015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而这正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红利、丰富的能源禀赋、品牌资源以及技术专利等。对于不同的投资目的地，我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也不尽相同，因此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两个重要标的，东盟以及欧盟作为研究重点，并在引入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同时，加入法制程度、政治稳定性、经济的开放度、集聚程度等因素，进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更加充分的研究。 　　本文在对国内外理论演进以及研究现状进行充分梳理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并回顾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接着从地区和行业以及投资者构成的角度以及对东盟和欧盟的投资现状进行了定性阐述，第四章从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入手，逐个分析了各种可能的因素并作出假设，后一部分选取前述变量建立模型做回归分析，对欧盟和东盟的不同区位决定因素做出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对于东盟地区的投资更加关注市场潜力和劳动力成本，而对于欧盟地区则更加关注对于战略资源的寻求、已有投资的积累以及经济的开放度。最后一章给出相关结论，并提出对应政策建议，以期政府更有针对性的指导我国对外投资。
“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安全合作机制研究

古老的丝绸之路是沿线民众进行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也为我们留下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自中国政府近年提出要建设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来，使营造良好战略安全环境的现实需求随之突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战略环境，而安全合作机制则是保障良好战略安全环境的重要手段。 　　本文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对“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安全合作机制开展研究，并形成基本的阐释框架：通过梳理“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环境的基本特征和当前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现状，本文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空间的安全环境呈现“陆上趋稳、海上波动、恐怖主义威胁加剧”的总体态势，且当前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也呈现“陆强海弱、部分地区缺乏”的明显特征。为此，本文选取陆海两大空间上较为典型的安全合作机制进行个案研究，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机制和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执法机制进行深度分析。在现状梳理与个案分析基础上，总结当前“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与机遇，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言，意在探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进一步完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可行途径与重要意义，进而为中国如何进一步参与地区与全球安全治理这一现实课题提供某些借鉴。 　　自倡导建设“一带一路”战略以来，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了“正确的义利观”、“包容的文明观”及“合作型的新安全观”，旨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经济、人文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本文着力研究区域、次区域组织平台上的安全合作机制建设问题，不仅为进一步扩大丝路安全合作提供经验与思路，也为进一步完善中国与阿盟、海合会等的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提供参照与信心，这些均有助于优化“一带一路”战略空间的安全环境，为丝路上的中外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使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能够赢得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为推进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人名的俄译研究

人名反映着特定时代民族的文化心理，折射出民族的文化内涵与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是中国当代社会及其百态人生的一面镜子，其中的人名可能是开启作品的一把万能钥匙。由于中俄两国的语言和文化相差迥异，两国人民对人名的重视程度不同，构成了人名的翻译障碍。本论文主要探讨俄罗斯优秀的汉学家所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问题。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对中国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研究状况，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译介情况，并简单介绍了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由于目前尚无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俄译本中人名研究的相关文章，因此本论文从整体上介绍了中国文学作品中人名及其翻译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接着，论文阐述了人名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根据所查到的资料，将小说中的人名进行分类。 　　在分析大量译例的基础上，本文归纳出俄罗斯汉学家在处理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人名时所采用的翻译方法：音译法、直译法、意译法、省略法。俄罗斯汉学家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较忠诚地传达了人名蕴含的文化内涵，但由译者的态度、外语文化嗅觉与两国的文化差异引起的误译现象时有发生。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障碍主要涉及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语言文字层面的翻译障碍体现在人名译写规范、词汇空缺和习语上。文化心理层面的翻译障碍主要由中俄两国人民对人名的态度引起的。民族文化层面的翻译障碍时刻困扰着追求完美的译者。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应遵循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译者应协调好翻译发起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译者要考虑到种种期望，做到忠诚；其次，根据人名自身的特点，尽量保持原文中人名的一致性；最后，以跨文化交际为目的决定翻译策略。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本文提出了忠诚、简洁连贯和目的三个原则。译者应协调各种原则，灵活利用各种翻译方法，争取忠诚地传译原文，推动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贡献力量。
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的译者、选材及接受调查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与深化，中国在国际上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不仅要求经济上“走出去”，中国文化也需要走出国门。如此，有关中国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的讨论不仅在学术界也在社会各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是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题中之义。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英语译介是中国文学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的研究仍显不足，综上所述，本文想关注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英译出版情况。 　　本论文采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情况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从译者、选材及接受情况等不同维度对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进行基础性的考察和数据统计。第一部分梳理了目前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的研究现状；第一章回顾了中西文学交流不平衡的现状，社会各界为推动中国文学对外传播所做的努力，并从总出版数量以及作家所出版的作品数量、出版社情况和出版形式三个方面描述性分析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的概况；第二章考察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在译介模式以及翻译选材两方面所呈现出的大致面貌；第三章从译者模式和题材内容两个方面来看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本在目的语环境中的接受情况。第四部分根据上文的分析结果，总结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的现状以及得到的启示。 　　通过较为系统地梳理和描述性的分析，笔者呈现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在出版数量、出版社类型以及出版形式方面的大致面貌，并且以具体的数据为支撑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在译者类型和题材内容两方面的现实情况，又以客观的数据统计和具体的读者评论内容为依据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在四种不同译者类型和六种不同题材内容下的读者接受情况，为今后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国门提供了一些参照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