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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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先进技术与产业经济深度结合的产物。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优化产业结构、创新发展方式、提升经济效率、构筑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由投资驱动和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经济新常态。这一转型升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也是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暂时所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也是难以忽略的。在宏观经济发展态势的背景下，以及国家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四化”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下，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拓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政策落地生根的各项渠道，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改革政策，引导国内经济发展不断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经济态势靠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出台与实施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升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层面。 　　甘肃省是国家交通战略要道和重要经济走廊，“一带一路”黄金段的发展定位开启了甘肃新一轮“聚变发展”的篇章。近年来，甘肃省在选择部分重点细分行业的基础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以新能源、煤化工、新材料、信息技术等八大领域为重点，进一步加快区域首位产业发展,强化产业发展重点，突出自身优势。 　　本论文在相关文献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同时对其产业创新水平和产业创新效率得到实证分析，运用了DEA（数据包络分析）和因子分析法，并使用了2015年的数据作为其研究数据，将创新作为一种效率进行实证模型构建与测算，通过理论部分和实证部分两部分的研究，进而选择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模式，并提出对于提升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下中国境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选择——以中亚五国为例

2013年9月中国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希望借此寻求一个更加直接的契机来为我国产业“走出去”提供一条便捷、快速的途径，与此同时，我国也能与更多的国家实现经济合作，以此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国家众多，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地理资源等方面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差距，近年来中国通过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的形式效地转移富余产能到境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初步取得成效，由此进一步扩大富余产能的转移与承接，是促使丝绸之路经济带下各国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 　　本论文将以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从界定境外产业园区概念入手，研究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的相关理论，总结和借鉴新加坡在中国建设的境外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分析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背景下影响中国的境外产业园区建设发展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具体以中亚五国为例，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下中国境外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具体来看，全文一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总结性地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以及国外相关文献研究，同时也概括性地介绍了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第二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包括境外产业园区概念的界定，境外产业园区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第二个部分主要包括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的相关理论。第三章主要是阐述新加坡境外产业园区——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背景、发展模式实践以及成功经验借鉴。第四章主要分析中国境外产业园区的发展现状，并以中亚五国为例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产业园区建设的经济背景、政策条件以及阻碍因素。第五章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下境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的选择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应该多角度、多手段并分步骤建设境外产业园区，并以中亚五国为例选择了我国在中亚五国建立的境外产业园区的类型。第六章首先提出了我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建设境外产业园区的实施路径；其次从政府、园区、行业协会三方面提出了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的保障措施。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国内段“产业带”建设研究

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最终形成一个大范围的经济合作区域，任务艰巨、任重道远。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是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一条经济走廊，在现有产业格局下，遵循产业带的空间演化规律，通过国家间、地区间产业合作，逐步形成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产业带”，实现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产业的协同发展，可以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系统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也可以在现实中为整个经济带产业建设起到示范作用，从而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一体化发展。 　　本文较为全面阐述了“产业带”的内涵及空间演化理论，从“产业带”建设的视角对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国内段沿线地区产业协调发展和空间布局进行分析和研究，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产业带”的建设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具体来看，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的现状，简述了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介绍了产业带的概念、构成要素、发展类型及特征，揭示了产业带的演变过程及空间形态，最后介绍了“点—轴系统”理论。第三章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国内段经济发展现状了进行分析，并提出目前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进行了产业带协同度测算，确定了相关地区重点产业的选择、同质产业集群、异质产业培育。第五章研究了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国内段“产业带”的空间结构形成机制，重点介绍了形成演化机制、发展轴和增长点的形成建设。第六章从保障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产业带”顺利构建的角度，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建议。
甘肃省河西五市产业结构趋同研究

甘肃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甘肃段内节点城市的发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的建设息息相关。对节点城市产业结构的研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对产业、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趋同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阐述配第—克拉克定律等相关产业结构的演进理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产业结构趋同的相关文献进行综合叙述。其次，对甘肃段节点城市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概述，从地缘、历史、资源禀赋等角度出发，选取河西五市作为甘肃段节点城市产业结构趋同的研究对象。再次，利用甘肃省2012-2016年的发展年鉴，提取相关数据，利用相似系数公式计算河西五市之间三次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工业行业、第三产业的结构相似系数，对河西五市相应产业是否存在产业结构趋同进行判定。最后，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基于甘肃省和河西五市2011-2015年期间的相关数据，对三次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进行动态分析，结合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基于各分量及总偏离量、总增长量对河西五市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是否合意，进行评析。最终得出结论，嘉峪关市、金昌市、酒泉市在河西五市区域经济中，与其他市两两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是不合意的，且这种不合意多因缺乏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造成。本文的研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的经济建设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对河西五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一些思路。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中亚能源合作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和中亚能源合作带来全新机遇。在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和俄罗斯经济衰退对中亚地区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的背景下，如何在已有合作基础上巩固和深化中国——中亚能源合作，是目前中国和中亚地区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实践表明，只有在深入了解和认识合作的现状、特征以及趋势的基础上，针对风险和不足，构建一个稳定有效的能源多边合作机制，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中国和中亚地区能源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但是，也要认识到，能源合作进程受多维度因素影响，尤其在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安全威胁以及中亚国家自身发展战略都会对能源合作的推进造成干扰，因此，对于能源多边合作机制的构建，还不能拘束于从单一层面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而是要着力于构建一个能源多边合作机制体系。 　　本文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首先，在理论维度层面上，从中国和中亚的能源合作基础出发，综合分析了能源合作的成果、特征、合作模式以及潜在风险，并在实践维度层面上对能源合作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实证论述，得出能源合作具有不断深化并向多边合作发展的趋势。其次，在梳理中国和中亚现有能源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分析得出多边合作机制是未来中国和中亚能源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和必然选择，并结合中国和中亚能源合作现状及发展趋势对构建能源多边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构想了一个能源多边合作机制体系，并对构建该机制体系的相应原则和路径做出阐述。
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效果研究——以兰州市红古区为例

资源型城市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城市类型，每一个资源型城市都会经历资源枯竭阶段，长期以来，中国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统筹规划，出现经济结构失衡、替代产业发展缓慢、自然环境亟待改善、社会不稳定等问题，给新阶段下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2001年，国务院开始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工作，并先后分三批界定了资源枯竭型城市，2013年，国务院制定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为进一步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在各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经济发展各类战略规划中，均提及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问题，保障和推动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并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甘肃省作为中国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在设立伊始就被国家赋予了发展重工业的重要使命。甘肃地区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具备开发早、时间长，积累问题多，社会问题明显等特征，兰州市红古区作为兰州市辖资源型工矿区，是一个典型的依托煤炭企业而设立的资源型城市。2011年和2014年，先后被国家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和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目前，红古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各项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兰州市红古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对于推进兰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有效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特殊意义。 　　本文采取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红古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进行研究，并科学地评价分析红古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效果。研究显示红古区应当以积极引领经济转型、实现创新发展为目标，以发展接续替代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协调发展为导向，通过建设开放平台，突出招商引资，实现开放发展。同时，政府还需要进一步争取国家在资源枯竭转移支付资金、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等规划、项目和政策支持。
西北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与评价研究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巨大的区域差异问题也备受关注。为促进城镇化的更好发展，缩小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城市群作为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形态，通过市场与政府的引导，逐步发展和形成若干城市群，促使城市群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城市群城镇化建设。西北地区兼具生态脆弱、贫困覆盖面大、多民族聚居等特征，是中国城市规划体系优先考虑地区。并且在“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中，西北地区又是重要一极。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为西北地区城市群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因此，深入研究西北城市群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问题，不仅对缩小城镇化的区域差异问题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做好扶贫脱贫工作和促进区域发展、深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首先阐明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并对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其次，通过对西北城市群发展现状的分析，指明城镇化率作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所存在的问题；再次，综合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构建西北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体系，并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最后，根据分析和评价，对西北城市群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对策和建议。 　　依据城镇化理论和信息熵理论，采用熵值法测度2005-2014年西北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水平，其中包括5个子系统和25个指标，并利用SPSS软件对各节点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得出结论如下：第一，西北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水平增长趋势明显；第二，西北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化特点，表现在各节点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可划分为四个等级，区域差距扩大化趋势明显，此外，西北城市群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差距较为显著；第三，西北城市群城镇化的发展以城镇人口占比增加和城建扩张为主要模式，对城镇生态发展的重视不足；第四，西北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水平失衡，具体表现为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与数量水平差距特征呈扩大态势。
海外铜矿产资源控制战略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对铜的需求保持了每年9％的高速增长。中国精炼铜的消费量在近10年的平均增长率，已是世界铜消费平均增长率的2.4倍。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铜消费国。受自然禀赋的制约，目前我国每年的矿产铜量只能满足国内铜冶炼企业约30％的需求，每年需从国际铜精矿现货市场采购大量的铜原料满足生产和消费需要。与原油和铁矿石相似，我国铜原料的对外依存度不断加大，采购价格的话语权掌握在西方矿业公司手中，威胁着我国铜工业持续稳定的发展，这种状况引起了业内人士担忧。铜行业怎样才能不步入原油和铁矿石的后尘，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值得行业内外积极研究对策。本论文通过对世界和我国铜矿产资源供需状况及我国铜企业生存现状的分析，提出了“走出去”，到海外控制铜矿资源的全球化战略是解决国内铜矿产资源匮乏的根本途径。论文以理论为指导，结合大量的文献资料、实证对实施海外铜矿产资源控制战略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论证，制定出海外铜矿产资源控制战略的目标、方案、策略并对实施步骤进行了探讨，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铜工业海外铜矿产资源控制战略的成功实施取决于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扶持和企业以投资效益为原则，提高自身的全球化战略控制能力两方面的配合。通过本论文的研究，为中国铜冶炼企业找出一条切实、有效、可行地解决铜原料短缺，制约中国铜工业发展的瓶颈问题的途径。
跨国并购案例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趋势下，跨国公司为加强其国际竞争地位和推行全球经营战略，在全球范围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并购浪潮。跨国并购作为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之一，逐渐替代了“绿地投资”而成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也成为跨国公司实施全球经营战略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跨国并购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不仅改变了一些旧的经济规则，同时也对21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产生着重大影响。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也越来越深地卷入跨国并购的浪潮之中。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跨国并购，是我国加快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效形式和强大动力，是对外开放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加入世贸组织、跨国经营主体的逐步形成和通信交通等基础条件的改善，也为实施跨国并购创造了条件和环境。然而，目前中国企业对跨国并购的理解、参与程度还远远不够，企业对国际化战略的选择也缺乏充分的准备。中国企业面临的各种宏、微观因素都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企业跨国并购的发展。因此，深入研究跨国并购理论，分析跨国并购的发展和现状，对指导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参与世界竞争，以及中国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FDI和并购理论基础上，通过对大量跨国并购案例的分析与比较，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比较分析了国内外企业跨国并购的发展和差异，并结合中国企业的并购现状，分析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建议和策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问题研究

当今，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其中又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尤为突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制度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投资措施等方面，如果要保障各项制度的有效运作，保证成员国达成的协议能付诸实施，确立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建立相应的争端解决机构是十分必要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刚成立不久的一个自由贸易区，随着双方贸易往来的增多，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贸易纠纷，要妥善处理在今后经济交往中双方间的贸易纠纷，有效地维护该自由贸易区长足、有效的发展，建立其自身的争端解决是不可缺少的，2004月11月29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协定》的颁布为该自由贸易区的运作提供了一个法律保障。笔者认为，为了能使CAFTA争端解决机制在实践中更科学、更合理地解决纠纷，保障该自由贸易区的良好运作，更为迅速地促进双方经济的发展，对CAFTA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同时，结合我国的国情，作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使该争端解决机制能切实维护地我国的正当权益。全文从四个部分来分析。第一部分分析CAFTA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背景及其基础；第二部分对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容及其特点进行阐述和分析；第三部分分析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积极作用及其存在的不足并对争端解决机制应如何完善笔者提出了几点建议；最后，分析了CAFTA争端解决机制对我国的影响及我国所应对的法律措施。在第一部分，笔者首先阐述了CAFTA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背景，接着，分析了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制化及国际法中的硬法因素增多是CAFTA 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法律基础，然后从CAFTA 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分析了CAFTA争端解决机制建立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另外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自身特殊性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成的特殊性、东盟对外合作机制的多层次性及东盟区域内合作的矛盾性分析，也决定了有必要建立CAFAT争端解决机制。最后，笔者从总体上阐述了当今国际社会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及其趋向，从法律价值的角度看出，CAFTA 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对中国和东盟各国来说都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在第二部分，笔者具体阐述了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内容，对争端适用的范围、磋商的程序，调停和调解、仲裁庭的设置等程序规定作了分析，得出C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把一般国际法上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外交方法及法律方法与中国和东盟自身特点结合起来而制定的一套争端解决机制。然后，通过比较CAFTA争端解决机制与WTO、NAFTA、ASEAN中的争端解决机制，得出CAFTA争端解决机制所具备的特征。随后，在第三部分，笔者首先分析了CAFTA 争端解决机制的积极作用，从受案范围的明确、争端双方的平等性、仲裁制度的采用及执行力度四个方面出发，阐述了CAFTA争端解决机制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机构上的保障，为处理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产生的争端提供了较为迅速、有效的解决方法。然后，指出CAFTA 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一个新建立不久的机制，它存在着一些不成熟之处，如运用争端机制主体的资格范围、仲裁庭组成人员、设置及表决方式等，笔者对这些不足之处如何进行改善作了几点分析。在第四部分中，从CAFTA争端解决机制对我国的影响出发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然后从宏观、微观上分别进行分析，探讨出我国应对该争端解决机制所具备的法律对策，比如完善我国对外贸易争端解决管理机构、建立动态的监视机制和预警机制等等。从总体上看来，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对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公平、透明的外部条件，对协调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贸易关系、解决贸易冲突，维护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经贸合作良好运转起到“安全阀”的作用。法学理论
从跨文化的观点看国际并购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以阿尔卡特与上海贝尔合并为例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全球并购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并购活动正以7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成为全球并购市场的一个亮点。 2002年法国电信公司阿尔卡特与上海贝尔合并. 作为公司一名员工，本人见证了阿尔卡特与上海贝尔合并的整个过程以及合并后各个方面运作情况。作为一名研究生，在广泛阅读了跨文化交际及多元化管理的有关书籍后，对这个合并及合并后的运作情况进行反思与研究，旨在通过阿尔卡特与上海贝尔合并的成功案例，分析跨国并购中的潜在问题及如何处理文化差异并妥善处理文化冲突，消除文化障碍，有效地进行交流，从文化差异中受益，把看来是障碍的东西,变成一种竞争优势的来源。丰富对跨文化差异的感性认识，培养跨文化理念，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确保合并企业的运作成功。作者认为，并购与竞争是全球化的产物，并购有其优势，但并购后公司的运作及管理也有相应的风险及难度，这些跨国并购对中国公司来讲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表现在中国公司还不熟悉海外的市场,缺少跨国与跨文化管理的经验。企业并购最大的障碍是来自“文化”方面。在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国际的今天，不管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还是走进来的外国企业，跨文化的冲突已经变成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作者还认为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但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任何管理方法的使用，任何企业的经营，都离不开所处的文化环境。因此，作为公司的管理层，一定要树立跨文化理念的培养，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积累多元文化的管理经验，从而提高管理艺术。文章分为四章。第一章介绍了国际并购的背景及相关内容。第二章介绍相关文化理论知识。第三章着重分析了合并后企业的员工文化背景如何影响公司的运作情况及文化的竞争优势。第四章结语。
长株潭区域经济合作新论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进一步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跨行政区划的区域经济合作热潮持续升温。长株潭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我国中部地区区域合作的一个重大热点问题，国内已历经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开发实践。但是由于行政区划的独立性和排他性，长期以来，长株潭三市之间缺乏广泛的横向联系，区域分工不明显，产业结构趋同化，市场分割，重复建设，造成比较严重的浪费。三市地理位置紧邻的区位优势也未能得到有效发挥，难以形成集聚互补的合力。因此从长株潭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将有利于各级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人士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推进这一合作项目的有效进行。本文按照历史分析与具体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立足于提高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竞争力，在全面回顾长株潭合作现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长株潭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新的发展机遇，确立新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思路，找准合作机制和近期具有可突破的模式，提出加快推进长株潭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对策和措施。论文首先提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理论。从古典主义的区域分工合作理论、凯恩斯主义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等角度阐述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继而从点—轴开发理论、网络开发理论、区域网络经济等角度扩展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上述理论构成本文的理论分析基础。接着论文阐述长株潭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和发展新要求，这是论文的主体部分。长株潭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不明显、一体化进程缓慢的现状与发展变化了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极不适应。从长株潭所处的经济地理层与战略地位看，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泛珠三角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加强，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劳动和资源型产业等机遇都为长株潭区域的能量聚集和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为了适应新情况、新形势和新要求，本文提出了加快推进长株潭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思路，包括：（1）东部的“推动”（东承产业靠转移）；（2）西部的“拉动”（西进市场用政策）；（3）长株潭的“联动”（区域合作促崛起）。并在此基础上对长株潭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采取以市场导向为主、政府推动为重要内容的区域网络联系模式是近期长株潭区域经济合作更好的选择。最后论文提出加快推进长株潭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与措施。本文认为在现阶段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推进长株潭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1）进行管理组织创新，建立长株潭区域合作机制；（2）加快长株潭区域经济网络的建设，实现经济一体化；（3）以城乡发展为切入点，推进长株潭地区城乡一体化；（4）发展循环经济，促进长株潭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而且可以为类似区域、类似问题的研究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文章关于在新的发展机遇下长株潭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思路与发展对策方面的研究，对长株潭区域经济合作今后的发展具有现实指导价值。
生命的绵延与理性的反叛——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及其价值启示

生命哲学是西方近代哲学中一个常见的名称。柏格森生命哲学是非理性主义重要组成部分。柏格森倡导的生命哲学是对现代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反叛，公开举起非理性的旗帜，围绕时间——生命问题，提出一系列与当时思想界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相左的新见解。当前我国学者的研究停留在就内容解释内容，或者从某一角度研究柏格森，侧重点各一，比如对柏格森的绵延概念的解读、对柏格森的生命美学的探讨、对柏格森的生命本体论探究、对柏格森的时间理念的剖析，讨论柏格森科学哲学思想，研究柏格森人学问题等等。因此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的整体性研究仍然是个值得探索的课题，以及对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生命观从非理性视角对理性的反叛的研究也是可以值得挖掘的。本文大胆尝试走出去引进来，突破思维的局限，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在西方（法德）生命哲学进行比较，同时也引入了宗教生命观，以及它对东方（中国）思想运动的影响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内在本质，并结合马克思主义，从学理上扬弃柏格森生命哲学，思考当前社会现实问题。本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对柏格森生命哲学思想的解读。柏格森生命哲学体现出对现代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反叛，公开举起非理性的旗帜。围绕时间——生命问题，提出一系列与当时思想界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相左的见解。重点阐释柏格森绵延的四个维度、直觉主义、理智问题以及反本质主义。第二部分，阐述生命哲学基本概况，包括生命哲学概念的界定，探寻生命哲学的发生、发展与嬗变，理顺西方传统哲学与柏格森生命哲学兴起的关系以及生命哲学的基本类型。第三部分，从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角度分析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三者的生命哲学，生命成为他们思考世界和人的基本核心内容，本文对这三者有关生命哲学的思想展开了比较分析：叔本华——生命意志论、尼采——冲创意志论（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生命的冲动，同时本文还引入宗教的生命观作为参照。第四部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来考察柏格森生命哲学，辩证分析，其中包含有值得肯定的方面，诸如：对非理性合理价值的肯定，驳斥西方传统观念的机械论与决定论，体现的实践性，突出人的主体性及意识作用。但也存在不少消极的地方，比如：直觉认识的狭隘性、柏格森的“直觉”完全局限在精神领域、意识与物质对立绝对化。第五部分，考察柏格森生命哲学对现当代中国的价值及启示。一方面，柏格森生命哲学在“五四”期间传入中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和思想解放的重要理论来源。另外，在中国现代思想界中，现代新儒家学派构成推动柏格森生命哲学强有力的阵容。他们（除冯友兰外）将生命哲学引入儒学，坚信生命化的儒学不仅与现代精神相契合，且正可矫正唯科学主义疏忽生命关怀的偏失。另一方面，从人个体及国家角度，揭示柏格森生命哲学给我们的现实启示。当今的社会瞬息万变，事物更新变异速度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想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不断创新。柏格森的生命的绵延即是不断的创造，无疑提供一个价值参照体系，对个体的生存发展及国家现代化跃进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人在研读柏格森的相关著作和考察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国内外研究文献，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深究柏格森生命哲学思想内涵，再现思维的行进与展开。这不仅是一种逻辑的再现过程，而且依赖于马克思主义一定的思维方法。在阐述生命哲学的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突显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创新之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分析评议，实现对一种思想的扬弃。本文的研究主要采取了文献法、比较法等。理论的批判性传承是对一切思想的超越，也是走近真理的必由之路。只有在批判中才能发掘不同时期生命哲学的合理价值及其限度，也只有在批判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价值。
我国铁路机车制造业跨境并购及战略联盟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铁路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下，尽管中国铁路机车产量和市场保有量均跃居全球首位，但同时中国铁路机车制造行业面临挑战和机遇。这些问题包括产权结构不合理，资本结构不合理，市场结构不合理，产业政策不合理，战略管理能力低，规模经营水平小，自主研发能力低，技术消化吸收能力低，品牌管理能力低，信息化应用程度低，产品低价格、低利润、低补贴等等。本文通过考察中国铁路机车制造业的发展和特点，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侧重理论分析，重点研究中国铁路机车制造业采取外资并购、海外并购、战略联盟等3种不同扩张模式的可能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第1章重点对并购理论和国内关于并购的观点进行文献梳理。第2章重点对中外铁路机车制造产业进行比较分析。从装备制造业背景，铁路机车制造业发展状况，世界机车制造业现状、中国机车以及机车制造业现代化的“瓶颈”，为深入研究跨境并购准备实证基础。第3章重点研究跨境并购的动因，外资并购的现状，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以及跨境并购与融资。从中得出跨境并购是我国机车制造企业扩张的重要战略。第4章重点研究中国机车制造企业和世界机车制造巨头建立战略联盟的动因、选择形式和实现可能。从中得出建立战略联盟是我国机车制造企业扩张的另一重要战略。本文的研究试图证明针对中国铁路机车制造业的具体情况，必须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并重的方针，按照“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总体思路，利用战略联盟、外资并购手段掌握一流技术，生产一流产品，建成一流基地；利用海外并购手段，扩大海外市场，转移成熟技术，增加产业效益，最终实现中国机车制造业现代化。
中国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企业海外项目管理模式研究——以东方地球物理公司为例研究国际项目管理模式

随着国家“走出去”政策影响和CNPC大踏步进入国际市场，BGP作为中国石油工业“找油找气”的先行官，始终走在中国石油行业国际化发展的前列。BGP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不仅注重技术的发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而且从管理上与国际接轨，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严格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规范运作，创新了中国物探行业管理理念，成为中国物探行业国际化发展的“领头人”。本文通过对东方公司的海外项目的运作环境，参与竞争特点，项目运作模式，以及施工中出现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和分析，利用现代项目管理理论重塑东方公司项目管理的组织框架和流程，使其项目管理体系更加程式化和规范化，同时也希望，能对其它已经参与或将要参与到国际竞争行列中的石油物探企业起到借鉴和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