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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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自贸区深化与升级问题研究

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功建成以来，双方经贸合作进一步加深，双边贸易额不断增加，双向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增强了亚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真正实现了自贸区建立之初互利共赢的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时间较早，内容相对粗糙，开放水平和领域与当前主流自贸协定差距较大。面对TPP等高水平合作机制的挑战，打造CAFTA“升级版”、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显得十分迫切。本文总结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成就与现存问题，分析了其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方面的深化与升级问题，最后，针对中国与东盟目前的发展现状与经贸合作水平，提出了自贸区升级的政策建议。
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中军事力量的和平运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中国“走出去”战略实施，中国的海外利益已遍及全球，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海外利益的脆弱性也凸显出来，加之传统海外利益保护手段发展的相对不足，军事力量和平运用的手段可以弥补传统保护手段的软肋，其参与到海外利益保护显得日益迫切。军力的和平运用以军事力量、综合国力为依托，以和平手段为特点，使得它在保护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海外公民安全利益、塑造国际认同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海外经济利益规模巨大、海上运输航线脆弱，并且投资地区主要集中在欠发达地区；海外公民数量庞大且安全频频受到威胁；在“中国威胁论”影响下国际社会对中国认同程度相对较低。这些因素的作用使军事力量参与海外利益保护具备了必要性。同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具备和平运用军事力量的意愿以及中国军事外交具备国内、国际合法性等特点使得军事力量参与海外利益保护具备了可能性。 　　和平运用军事力量参与海外利益保护的方式多种多样，结合中国军事外交与海外利益保护实践，本文重点分析了四种军事力量和平运用的形式对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联合护航编队保护海外经济利益；撤侨行动保护中国海外公民的安全；维和部队、人道主义救援塑造国际对华认同。军力的和平运用由于其自身独特特点，在海外利益保护中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价值，能够有效补充其他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不足，中国应该且必须充分利用多样化的军事外交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提供更有效的保护。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治风险管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却屡遭政治风险打击。从当前实际分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治风险高发，尤其是是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起步晚，缺少发达国家企业所拥有的国际化经营的经验，欠缺评估、识别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从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鼓励企业大力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这些地区因各种原因政治风险发生的几率很高。本文梳理了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取得的成就，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从政治风险的来源将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政治风险分为政治变动风险和政策变动风险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国际、国家、企业三个层次探讨管控政治风险的方略。
国有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的绩效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欧美市场并购低迷，国外公司资产价格贬值，国内经济快速持续增长、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政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环境下，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蓬勃发展，国有公司在此期间更是大步进举。那么国有公司的海外并购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提高了公司的绩效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对国内外的海外并购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并重点总结了国内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围绕企业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成长能力，建立了综合的财务指标评价体系，使用因子分析法分析2011年实行海外并购的国有公司并购当年和并购后两年的财务绩效的变化，并对不同行业的绩效变化进行了讨论。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整体而言，海外并购后国有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在窗口期结束时公司的绩效低于并购实施前；企业的盈利能力有所上升，营运能力变强，偿债能力先变弱后恢复，成长能力降低；2.采矿业公司在海外并购后绩效走势与总体样本公司的绩效走势相同，即先升后降；盈利能力上升，营运能力变强，偿债能力变弱，成长能力下降；而制造业公司的绩效表现与总体样本公司和采矿业公司的不同，在海外并购后，制造业平均绩效先降后升；盈利能力变强，偿债能力先下降后恢复，营运能力变强，成长能力下降。最后，本文基于实证结论从政府和企业方面对提高国有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绩效提出了中肯的政策建议。
不同市场环境下涨跌停板股票后市表现的实证研究

2014年底，随着央行近两年内首次降息计划的公布，中国股市进入了新一轮的“牛市”。由券商带头、基建板块助推、“一带一路”、“自贸区”等概念后程发力，大盘指数从2350点一路飙升至3406点，涨幅接近50％。在看似疯狂的“牛市”中，不少投资者出现了“满仓踏空”甚至是账面亏损，在连续涨停面前望而却步，却在连续跌停里面蒙受损失。 　　面对涨跌停板制度，市场评价不一。有的投资者认为它限制了交易的充分进行，使得股票价格并不能及时完整地反应市场预期，从而增加了日后交易的波动性；有的投资者则认为它给与市场充分的考虑时间，让投资者在冲动冷却后做出理性投资，合理地降低了股票价格的波动性，保护了投资者利益。 　　本文在梳理关于涨跌停板制度的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理论，运用中国股票的最新数据，实证研究了涨跌停板股票的后市表现，得出如下结论： 　　1.总体而言，涨停板股票在涨停后5日的超额收益率大于0，跌停板股票在跌停后5日的超额收益率小于0.简言之，即涨停板股票在首次涨停后会出现持续上涨，而跌停板股票在首次跌停后会出现持续下跌。 　　2.涨跌停板股票会出现“超额收益率反转”现象，即涨停板股票在涨停后会出现超涨的过度反应，而后又会出现价格回落；跌停板股票则正好相反，先超跌后回升。 　　3.同一只股票在不同市场环境中出现涨停或跌停现象的后市表现显著不 　　同。对于涨停股票，“牛市”比“熊市”的超额收益率高；对于跌停而言，“牛市”和“熊市”差别不大，但均与“猴市”有显著差别。 　　4.行业因素对于涨停板股票的后市表现影响不大，但对于跌停板股票的影响较大，“公共事业类”和“房地产类”公司跌停后的波动比其他行业要小，“金融类”公司跌停后的超额收益率比其他行业要高。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推出以下投资建议： 　　1.在“牛市”中，应当适当增加已经上涨股票的头寸，因为“牛市”中涨停板股票的行情持续时间较长、超额收益率较大。 　　2.在板块选择上，应选择“金融类”公司作为逐利板块，选择“公共事业类”公司作为避险板块。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通过大盘指数波动幅度，将市场环境分为“牛市”、“熊市”和“猴市”，并分别对比分析了三种不同的市场环境下，涨跌停板股票的后市表现，使得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本文仅研究了收盘时处于涨跌停板状态的股票，而未将盘中发生触板现象，而收盘未保持触板状态的股票纳入研究对象，在研究对象选取上有所欠缺。
影响中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实证研究

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之下纷纷寻求海外的发展之路。拉丁美洲凭借其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等特点，不断地吸引着中国的投资者踏上这片土地。2010年，中国对拉美非金融性投资呈井喷式增长，并在随后的几年都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拉美已正式的成为中国投资者眼中的沃土。随着近年来我国与拉美各国政府高层频繁的交流往来，加上在2015年中拉共同体论坛上形成的未来十年内双边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的规划，可以预见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的密度和强度会越来越大。但是拉丁美洲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环境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也正因如此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并非一帆风顺。所以，本文的目的就是搞清拉美地区特殊的经济、政治环境会对中国的投资者造成怎样的影响，在对历史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对未来的投资者提供参考。 　　本文采用统计归纳与实证分析两种方法进行分析。首先，本文介绍了拉美近代历史发展历程与投资环境特点，并详细阐述了中国在拉美投资的情况，即分别从东道国和母国的视角介绍了中国企业在拉美的发展状态和面临的问题。随后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在拉美2003-2012年的投资进行实证分析，考察拉美特殊的区位因素对中国投资者的影响方式。 　　实证结果表明，拉丁美洲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以及低贷款利率会促进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与预期结果相反的是，高政治风险、较为专制的政权类别反而会吸引中国的投资者；最后，东道国的市场增长潜力目前对中国投资者来说影响不大。对于政治风险，本文认为由中国在拉美投资主体的结构（即大型国企居多）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了中企在拉美的风险偏好；对于政治体制，本文认为由于中企会选择与我国政体类似的国家投资以降低成本，从而导致了我国企业倾向于对体制较为专制的国家进行投资；同时，专制体制给予外资更大的自由度和更高的回报率，也可能成为吸引中国投资者的原因。根据上述分析与结论，本文在结尾总结了现阶段中国在拉美投资的问题，并分别从政府和企业的层面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竞争中立的必要性研究——从加快“走出去”的角度分析

国际上，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和区域合作的兴起，竞争中立逐渐成为国际规则的新秀。近年来，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美国、欧盟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也将竞争中立推上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是目前重要的谈判议题。国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国企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技术水平，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我国为例，探讨竞争中立的必要性。首先，本文就竞争中立的概念和本质以及应用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其次，以我国“走出去”（包括贸易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实例，从能不能走出去和如何更好的走出去两个方面分析了竞争中立的必要性。贸易（出口）数据和对外直接投资公报的数据显示，我国“走出去”的经济伙伴绝大部分是竞争中立的参与国或协议国；20个竞争性行业技术效率的随机前沿估计结果显示，我国的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深化改革可以进一步提高国企的竞争力。因此，不管是国企的能够“走出去”，还是更好的“走出去”，竞争中立都非常有必要。 　　在经济改革、产业升级的发展新阶段，我国应该正确认识竞争中立，采取积极的态度，从国际规则的参与度和国企分类改革两方面着手，不仅实现“企业公民”的华丽转身，而且提高对“制度距离”的适应能力，在“走出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本文的创新点有三个。一、对竞争中立本质的探索。笔者认为竞争中立的本质是为了促进公平竞争，而不是针对企业的产权属性。二、不仅分析能不能走出去的问题，更加关注如何更好的走出去。即不仅要适应国际规则，实现“企业公民”的华丽转身，而且打铁还需自身硬，提高对“制度距离”的适应力，从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角度来分析竞争中立的必要性。三、结合中国的具体实例，理论分析与数据分析相结合。不仅有理论的支撑，而且有量化的数据分析，从而使得架构更加完整，文章更加充实，结论更加有说服力。
后主权债务危机时期中国与希腊经贸合作战略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政治话语权也不断增强，作为开放大国，中国一直倡导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模式。近年来国际政治环境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也走到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参与到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呼声愈发强烈，由此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希腊作为“一带一路”的终点和延伸基点，发展中希经贸合作具有不同寻常的战略意义。在后欧债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希经贸关系的发展存在挑战，但更多是机遇，如何抓住经济复苏期的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机遇，创新中希合作模式，全面提升合作水平，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要议题。 　　本文基于后欧债危机时期全球经济贸易复苏的大背景，分析研究了希腊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中国与希腊贸易、投资、金融领域的合作实践和特点，从创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模式和产业链合作高度，围绕希腊三大特色产业——海运业、旅游业、农业，展开全产业链合作模式分析，提出新时期中希经贸合作的战略、推进思路、模式选择，并针对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操作层面等三方面为开拓和深化中希合作提出合理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责任的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之中，我国各级政府积极推行“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我国政府创造了大规模的税收收入，充实了地方财政，但同时也大量消耗了我国的自然资源，甚至还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和污染，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土地污染、大范围雾霾、水质恶化等时有发生，严重损害着公众健康，生态平衡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定量探究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责任的关系，本论文对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贸易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地区产业结构以及环境规制水平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外商投资准入门槛的提高，以及治理废气项目完成投资额的增加都有利于遏制环境中污染物的排放。然而众所周知，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目标，节能减排项目往往成本偏高，且短时间内很难看到收益，因而要通过增加治理污染物项目投资额的方式降低环境中污染物的排放，就需要政府积极干预，通过监管和规制，促使生产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增加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 　　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外商投资领域的环境法律体系，从外资准入、生产运营、退出清算等各个阶段对企业进行规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引资质量，规范了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的经营行为，对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监管起步晚、违法成本低、寻租空间大，仍然是我国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的重要缺陷。因而，通过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完善立法、加强执法、提升民众参与度等方式，全方面、多维度地推进法制化进程，才能帮助我国在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有效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规模的影响——基于国别、行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由于外贸依存度过高、贸易摩擦等问题，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的边际效益逐步降低，而对外直接投资则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我国不断发展扩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更好地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改善仅仅依靠出口开拓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我国“走出去”经贸政策的制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主要通过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本文阐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发展趋势和问题，然后分别从投资类型和投资行业两个角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既有促进效应也有替代效应。实证部分利用2003-2013年中国对25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数据和2004-2013年中国在9大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数据分别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结论显示：中国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主要是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并不大，对少数国家的投资表现为抑制作用；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性，各个行业投资对出口的影响主要是促进作用，但是促进程度不大，仅有一个行业的投资对出口表现为抑制作用。最后本文针对政府和企业提出了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服务贸易便利化研究——基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分工深化，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心开始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近年来，我国在政策上以推进贸易便利化为重点，不断推进简政放权，扩大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总额保持较快速度增长。然而，我国资本账户管制及日益新型的经常项目下结算要求较大限制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我国服务贸易产业便利化程度，进而提高服务贸易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分析数据、整理相关政策从我国外汇管理体制中资本账户开放与经常项目结算审批政策等角度出发研究了推进服务贸易便利化的发展进程，以及未来发展方向。通过实证方法分析服务业FDI流入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之间相关关系，提出了推进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促进服务贸易FDI企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必要性。最后，根据结论提出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政策性建议。 　　本文共分为7部分，其中第一章为背景介绍，第二章对外汇管理体制与服务贸易的关系进行相关陈述，第三章分析了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及中美差距。第四章概述了我国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的发展及便利化改革特点。第五章运用平稳性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ECM模型等对FDI流入与服务贸易发展之间关系做出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长期来看，服务业FDI的流入短期内对中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这说明短期内我国应增加对服务业FDI的有效利用与吸收。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宏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家特定因素的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快速膨胀并逐步取代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处于经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并且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拥有举重若轻的地位。同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2014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028.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201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为1195.6亿美元,同比增长1.7%。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来看，我国或有可能成为净对外投资国。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研究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因素，可以了解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系统性梳理，并从国家特定因素出发，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影响因素，从东道国特定优势、母国-东道国联系性两方面进行分析，并对与东道国有关的影响因素做出理论假设。 　　本文运用2010-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GLS估计方法，创新性的将CAFTA、G20世界经济联盟组织作为虚拟变量纳入实证研究，分析了基于东道国特定优势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影响因素，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东道国的战略资产禀赋、与中国的经济联盟组织、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对中国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外资开放程度对中国OFDI不显著。基于以上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的分析，论文最后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结合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提出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广东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研究

加工贸易是在全球价值链水平分工与交换程度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不仅是一种贸易方式，更是一种全球化的生产方式。广东省是我国最早开展加工贸易且规模最大的省份，近年来其充分利用区位、劳动力资源等优势，以加工贸易的方式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紧密地嵌入到了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 　　本文首先阐述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重点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关系，然后用描述性的统计方法分析了广东省加工贸易的发展概况，指出了广东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并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基础指明了广东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广东省加工贸易存在着结构不均衡、配套产业关联度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一系列问题，主要在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环节参与国际分工，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由低端加工向高端加工迈进，促进加工贸易产业转移，优化加工贸易区域结构，建立加工贸易配套发展平台，转型加工贸易主体、企业、贸易方式等是广东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接着本文用定性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论述了广东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认为要素禀赋条件、配套产业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外贸开放度、技术创新能力、企业经营机制、政策法规等对于广东省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最后本文结合上文分析的结果对于广东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从政府层面提出如下建议：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调整加工贸易相关政策、推动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加工贸易产业区域布局、完善加工贸易产业配套体系、鼓励内资企业积极参与加工贸易、发展绿色加工贸易，从企业层面提出如下建议：重视技术创新，拓展营销渠道，注重人才培养，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制定海外投资战略，发展境外加工贸易。
中国国家石油公司海外投资的声誉管理

本文旨在说明声誉管理在为中国国家石油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NOC”）顺利获取海外投资机会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来改善中国NOC的国际声誉。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我国近代的石油开发史，揭示了我国石油安全形势严峻这一由来已久的历史事实。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国国家石油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的“利用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政策，积极开展海外投资以改善石油安全的危急形势。而东道国各方由于对投资者的猜忌和信任缺失，往往会从自身角度出发给他国企业在东道国开展投资设置重重障碍，特别是对于石油类企业而言。因此投资企业通过声誉管理消除东道国各方猜忌，取得其信任是突破障碍的有效途径。 　　通过介绍我国石油公司开展海外投资的基本情况，进而梳理我国石油公司在国际上传播出来的声誉信息，并总结其积累下来的声誉缺陷。紧接着提出了系统的声誉管理方法来改善我国石油公司在海外投资中的声誉，从而赢得东道国各方信任。最后则通过中海油的两次海外收购案例切实的讨论了在实际情况中声誉管理的作用和如何做好声誉管理。 　　本文的结论是声誉管理可以有效的突破投资的障碍，为我国国家石油公司顺利获得投资机会提供绿色通道。
中泰经贸合作战略创新探索——“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农业产业链合作研究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尼时正式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国家战略。该战略以加强我国同周边国家互利共赢合作,构建命运、利益和责任共同体为目的，核心措施为通过互联互通开展深层次产业链和基础设施合作,并通过创建“一带一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创新投融资合作方式，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泰国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意义。中泰两国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往来密切，但是我国同泰国的经贸合作多数以货物贸易为主，合作机制和方式陈旧僵化，已经显现了诸多问题。中泰产业链合作——作为深化创新经贸合作的重要举措，是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一步，也是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积极探索与实践。 　　本文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背景下的中-泰农业产业链合作进行了产业层面和微观角度的分析。产业层面上，中泰两国农业竞争优势上存在差异，农产品贸易结构互补性强，适合开展农业产业链上的“多节点合作”；微观层面，由于农业产业链主体特点各异，很难选出有显著特征的代表，故本文利用高度凝练简化但具有普遍意义的博弈论对参与者进行简单博弈分析和Shapley值法分析，得出模拟的中泰农业产业链上多节点合作后会出现更好的局面，也会更加有利可图的结论。最后本文以大米为例，对中-泰农业产业链合作做出初步探索和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