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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铁路也在积极走向国际化和市场化。随着中国铁路货运组织改革的实施和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深入贯彻,中国铁路集装箱物流业迎来了难得的走向国际化的战略机遇。本文对在对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简称中铁联集)所处竞争环境和自身资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对比各种进入模式特点和企业实际情况,本文认为中铁联集实施国际化战略必要且可行,并建议中铁联集采用跨国化战略(Transnational Strategy),采用战略联盟的模式进入国际市场。本文对战略联盟合作伙伴的选择进行了分析,给出了建议。同时,本文也对中铁联集在实施国际化战略过程中的组织架构、人力资源配备、财务管理和风险管理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保证国际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返程投资最早出现于改革开放时期。各地方境内居民纷纷通过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再以外商身份回国投资享受优惠政策或避开法律规制,并且,这一现象正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返程投资这种行为在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大量资金的同时,却也扰乱了我国正常稳定的金融秩序。返程投资的境内企业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却没有真正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办法,有违我国引进外资、让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初衷。返程投资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如导致资本外逃、造成税收收入流失、影响金融稳定等经济问题。返程投资过程中会发生股权或资本的跨境流动,当资金由境内转移到境外,再由境外回到境内时,内资已经披上了外资的外衣。此时税收有别于境内企业的税收,且资本的流动也带来外汇的不稳定。<br> 外汇与税收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因此法律对其的监督管理也需要层次分明、切实有效。外汇与税收管理法规是两个并行的法规体系,法规难免有疏漏且过于宽泛,缺乏操作性的缺陷。它们的法律监管问题同时发生于返程投资的过程中,即可以返程投资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将能得到更具体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在金融全球化的大浪潮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体系需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目前我国“引进来”相对滞后,境外公司仍不能直接在我国境内上市。财务信息是法律监管的重点,国际板的开设上,财务信息披露将对上市成本的造成极大影响。美国资本市场在融资和证券交易方面一直以来被外国公司所青睐,其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一直使用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进行财务报表编制,而世界上较为广泛的使用国际通用财务报告准则(IFRS),在如何监管其国内的境外公司上,美国的财务信息披露制度有着较为成熟的体系,可以为我国开设国际板所借鉴。<br> 第一部分介绍了当今证券国际化的重要背景和财务信息披露对证券上市的影响,用最新数据展示了美国市场上境外发行人的概况及目前对于境外公司的财务信息监管的研究状况。<br>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针对外国发行人监管问题从财务会计准则、财务标准、内部控制、公司结构、财务信息披露的格式和内容等几个方面,研究和分析了美国现今对于境外发行人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的形成和发展。<br> 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目前国际板财务信息披露的法律制度状况及问题。首先是国内 A股市场所要披露的财务信息的内容,介绍了我国境内相关法律监管体系的现状并结合国际板的开设和国际市场的状况提出财务信息披露所面临的一些问题。<br> 第四部分是美国监管的启示,阐述了国际板财务信息的构建原则和路径。我国应不断推进会计体系国际趋同,并建立起严格的财务披露制度,在会计准则上以国际通用财务报告准则为基础进行一定的协调,积极进行国际合作制度建设。<br> 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在前面四部分的基础上总结性的提出了美国的财务披露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到海外投资,而柬埔寨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但是,近年以来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失败的新闻却经常见诸报端,从鄂尔多斯鸿骏公司投资失败到2015年2月柬埔寨宣布停止修建中方投资的一座水电站,中国企业柬埔寨投资失败原因值得我们深思。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从非商业风险的角度研究中国企业柬埔寨投资失败的原因,并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找出防范这些非商业的风险方法。<br> 本文选取了天津优联公司在柬埔寨的一个旅游度假开发项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优联公司投资中存在的可能会导致其投资失败的非商业风险,以及这些风险的表现、原因和对策。<br> 本文主要采用了三种研究方法:文献查阅法、访谈法、实际调查法。<br> 其中文献主要查阅了一下的内容:1、柬埔寨、中国国内以及其他国家的媒体对优联项目的相关报道。通过这些报道一方面可以了解优联项目遭到广泛批评的原因,另一方面了解优联公司对土地征用、移民补偿的官方态度,以弥补相关资料的不足。2、德国伯尔基金会以及柬埔寨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资料和调查报告。作者在德国伯尔基金会的图书室获得了很多柬埔寨法律制度方面的著作和非政府组织对优联项目的调查报告,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依据。3、目前针对海外投资的“非商业风险”和法律防范有关的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br> 访谈法主要用在收集优联项目信息的调查阶段。通过与相关基层非政府组织人员的访谈,作者间接了解了优联项目对相关柬埔寨当地居民的影响和优联公司与非政府组织的交流情况。<br> 最后,作者通过实地考察项目,对非政府组织反应的问题进行核实,保证事实的准确性。<br> 通过调查研究,作者发现优联项目反映出来的中国企业在柬投资的非商业风险有土地法律风险和当地政府腐败风险。作者在法律制度层面提出以下对策以防范以上所提的几种非商业风险。<br> 第一,针对海外投资的土地法律风险,国家应该完善投资前的审批程序,通过发挥政策性融资或者保险制度引导海外投资企业合规建设、合规经营。<br> 第二,针对东道国政府腐败的风险,应完善目前反海外腐败法律的立法和执法,减少企业的海外行贿行为以逐步改善投资东道国的投资环境。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构建于企业和股东、媒体以及非盈利组织等之间的对话和谈判。可持续发展报告则是企业实现其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手段,企业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股东、员工、民众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交流。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评价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壳牌和中海油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话语分析,研究二者分别如何实现其人际功能的。根据2013年两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由于政治、商业、社会等文化背景不同,两家企业人际沟通的目标和方法也有所不同。壳牌股东构成多样化,更注重用全面、细节的数据展现其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上的努力。而中海油因为国企的性质,更多地通过新闻特写报道等方式展现其对国家政策号召的响应。运用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用词对两篇报告进行话语分析后发现,壳牌更倾向于通过彰显其技术上的信心来向读者传达其在可持续发展上的努力,而中海油更喜欢通过展现对员工的关怀、环境的关切来与读者建立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走出去”的大型能源企业之一,中海油在企业责任的展现沟通上也要更具有国际化视野,借鉴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中优秀的写作方法,从而更好地实现其人际功能。
随着中国企业不断地“走出去”,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涉外金融业务有增无减。中国要想紧跟国际步伐、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就必须了解国外经济金融发展态势。因此,金融英语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由于金融英语是商务英语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专门用途英语,专业性较强,难度较大,因而金融英语的翻译问题成为了业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br> 金融英语的翻译对译员的素质要求较高。译员不仅需要掌握相关的金融知识、具备丰富的金融专业术语,而且还需要较高的翻译技能,这是因为金融英语用词准确专业,句式复杂多变,处理起来有很大的难度。而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彻底突破了以原文本为中心的结构主义等值翻译理论,是以读者为中心或者以译入语文化为导向的翻译理论,因此对金融英语这种“信息型”功能文本的翻译特别适合(王立莉,2011)。<br> 该报告选取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10月份在其官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节选)作为项目材料,介绍了选题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要回顾了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界定了一些相关概念,并对项目译文从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次进行难点分析,从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角度,根据金融英语报告类文本的语言特点,尝试探讨金融英语翻译的基本策略。报告在最后对整个分析过程进行了总结,指出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沟通和理解至关重要。然而,由于各国的文化差异,导致了一系列交流和沟通障碍。二十一世纪,中国不断推出“文化走出去”项目以及文化外交战略,处处体现着对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势必成为未来中国文化战略的大趋势。口译员不仅需要娴熟的语言功底和口译技巧,更需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掌握文化知识。本次口译实践项目是对“卡特彼勒2014亚太区沟通员大会”中关于“中国现当代艺术”讲座的交替口译,旨在使外国员工了解中国文化,缓解公司内部由文化差异带来的矛盾与冲突,改善公司内部沟通,提升员工工作效率。<br> 口译理论研究自上世纪中后期才有明显发展,国内对口译的研究自上世纪末才有进展。口译研究多集中在教学方法和实践技巧上,理论层面以巴黎释意学派为首,陆续有其他派别竞相争艳。跨文化交流也是一个相对新颖的学科,从语言学角度、交际层面和文化价值等层面研究形成了多个派别。然而,从跨文化交流理论角度对口译实践开展的研究为数甚少。本文依据释意理论,即主张“译员理解、翻译和表达的对象是讲话人要表达的意义和思想”,主要从跨文化交流角度,即分别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观分析口译实践中遇到的难点。口译难点有艺术作品讲解的翻译、中国古诗词的翻译、涉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翻译等等。最后笔者建议译员应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丰富文化知识并加强口译实践。
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参与度也随之攀升。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外国企业“引进来”的趋势日益强烈,这就给中国口译市场和口译教育培训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需求基础。<br> 与其他口译形式一样,联络口译可以确保语言交流的有效进行,近年来在跨文化交际行为中较为常见。联络口译既是一种语言转换、信息处理和认知处理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动活动。联络口译员所承担的不仅仅是双方谈话参与者的“传声筒”作用,更多的是在两种社会、文化和背景间交流的媒介和桥梁作用。<br> 本实习报告以作者在朝鲜的联络口译经验为基础,根据任文教授探讨的译员主体性意识来分析学生联络口译员在实际实践过程中的交际作用、可能遇到的困难及应对方法,以期对学生译员的学习起借鉴作用。<br> 本实习报告总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此次口译项目的目的和概况。第二部分对联络陪同口译的相关理论和项目各个阶段完成情况进行了回顾。报告的第三部分主要介绍报告所应用的翻译理论及文献综述。第四部分则重点就联络陪同口译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进行分类和研究,提出适合的解决之道。最后通过对个人经历的总结给未来翻译硕士学生的学习和作者自身的进步提出合理建议,以供今后研究使用。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从国家层面的政要会晤、国际会议、新闻发布,到企业层面的经贸合作与谈判,再到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出境旅游,口译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环节。但由于受到即席性、时效性等因素的影响,口译是一项较为艰巨的任务,口译员需要具备超强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才能产出出色的译文。<br> 然而笔者在自身的口译练习与实践中碰到了种种困难,时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有时无法快速听辨出原文信息,有时记忆力不足无法回忆出笔记符号所指内容,有时又忙于记笔记而忽略了倾听理解,导致译文支离破碎、逻辑混乱。在此瓶颈期,著名口译学者丹尼尔·吉尔的认知负荷模型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吉尔针对同声传译与交替传译提出了不同的精力分配等式,前者包含听力与分析、短时记忆、言语表达和协调四个因素;后者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含听力与分析、笔记、短期记忆和协调四个因素,第二阶段包含记忆、读笔记和言语表达三个因素。为了使口译流畅,吉尔从口译员自身角度出发进一步提出了能力不等式,即口译员本身具有的对各项任务的总体处理能力必须要超过各项任务需要的总体处理能力。<br> 笔者从这一模式中受益匪浅,因此本文以吉尔的交替传译认知负荷模型作为理论指导,以杰贝阿里自贸区中国代理权谈判会议口译实践经历作为素材,分析此次交传实践中遇到的难题,总结出四个造成精力分配失衡的原因:语言能力不足、缺乏专业知识、外界干扰、心理素质较差。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从国际会议、新闻发布,到企业层面的经贸合作与谈判,再到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口译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口译是一项较为艰巨的任务,口译员需要具备超强的理解反应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和协调能力,才能产出出色的译文。<br> 本文是一篇汉英交替传译的实践报告。2014年,对外经贸大学举办了后经济危机时代中国农业发展模拟会议,笔者在此会议上担任了尹峰林博士唯一的汉英交替传译译员,负责关于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部分的口译。通过此次会议,对交替传译中遇到的信息量大,连续数字口译和专业术语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本篇利用的理论是Daniel Gile的认知负荷模型。他针对同声传译与交替传译提出了不同的精力分配等式,前者包含听力与分析、短时记忆、言语表达和协调四个因素;后者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含听力与分析、笔记、短期记忆和协调四个因素,第二阶段包含记忆、读笔记和言语表达三个因素。为了使口译流畅,吉尔从口译员自身角度出发进一步提出了能力不等式,即口译员本身具有的对各项任务的总体处理能力必须要超过各项任务需要的总体处理能力。<br> 本文选取了典型例句,结合笔记,对造成问题的原因,口译难点,译文优缺点以及口译完成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以实现精力的合理分配,提高现场口译的质量。最后,笔者将自身经验与口译理论结合,提出了口译学习的改进方向,并对学校的口译教学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到中国寻求发展,同时大批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这些商务合作都要经过复杂的谈判过程才能实现。<br> 从语用学角度来讲,商务谈判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进行信息交流和促进沟通的活动,谈判过程中双方都试图通过言语影响和说服对方。谈判过程中,双方既有合作的一面,又有冲突的一面。谈判的任何一方在寻求合作的同时,都力图赢得最大利益。因此,商务谈判人员如何运用得体的语言表达利益诉求,推动谈判进程,同时避免正面冲突,对商务谈判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br> 笔者在模拟商务谈判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发现了很多问题和不足,切实感受到了成为一名出色谈判人员的不易,唇枪舌剑、使出浑身解数让对方做出更大让步已经让笔者筋疲力尽,根本没有心思和精力进行发散思维,为谈判创造更大价值。利奇的礼貌原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为我完善谈判策略提供了指导,它主要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同情准则六大准则。礼貌原则的核心就是要放低姿态,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的利益着想,想方设法保全对方的面子。<br> 本文笔者旨在以模拟商务谈判的实践经历为基础,结合利奇的礼貌原则,对模拟商务谈判中应对沉默、合理让步、零和博弈、应对冲突四大难点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谈判策略。
近年来随着中韩两国交流的不断加深,两国关系尤其经济关系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韩国品牌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及日常生活当中,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多元化。诸多韩国企业看到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纷纷在中国投资。韩国企业在与中国本土企业争夺市场份额的过程中,为了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提高影响力,商标品牌翻译尤为重要。商标是商品的识别标志,是商业竞争中的无形资产。商标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它涵盖了语言,宗教文化,消费者的心理及审美等各个方面。它并不是两种语言间的简单转换,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据相关统计发现,成功的商标译文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不适当的商标译文不仅会给企业或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使企业形象或命运受影响。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商品的跨国流动性增强。商标广告翻译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好的商标广告意味着商品销售成功了一半。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缔结的大背景下,如何在日益频繁的进出口商品贸易中脱颖而出成为在华韩企应考虑的问题。尤其在当前韩国商品在中国人气高涨,却鲜有中国品牌入驻韩国的情况下,通过研究韩国产品的中文版商标广告,取其精华,为今后的中韩商标广告翻译提供有效建议,为我们产品走出去做更好的宣传准备。<br>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介绍了商标广告语的语言特征与目的论视角下商标广告语翻译的一般策略,语言特征主要有:号召性、韵律性、生动性、简洁性;目的论视角下商标广告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策略一般有:直译、意译、音译、音意结合法及套译法。第二章,对中国市场上韩译汉商标广告语翻译概况进行了分析,阐述了韩汉商标广告语翻译现状及翻译中存在的问题。第三章,主要针对中国市场上韩汉商标翻译的策略进行说明,从商标广告语翻译中的跨文化意识运用、商标广告语翻译中的语言特征表现、商标广告语翻译中的商品消费心理把握三个方面出发,提出改进方案。第四章,总结了韩汉商标翻译使用的方法及翻译过程中须注意的问题,同时也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并提出了笔者对今后在这方面研究的设想。
2006年,多哈回合谈判的多磨多难与最终的无果而终让使得诸多国家以及地区逐渐对多边贸易体制丧失了信心。但是,在2013年,世界贸易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落下了帷幕,在此次会议上达成的“巴厘岛一揽子协定”终于打破了多哈回合谈判的僵局。巴厘岛一揽子协议主要包含贸易便利化、农业、棉花以及发展问题这四项主要内容。<br> 本文对可能影响中国农业贸易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终发现各国GDP、人口、两国间距离、耕地面积、农业政策、农产品关税对农业贸易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这一结论,本文为促进中国农业贸易未来更好的发展,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希望中国能够促进区域贸易协作,让“一带一路”带动中国农业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能够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以点带面促进中国国际贸易的持续发展。
继提出了“走出去”战略之后,中国又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指导方针。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加大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也在逐渐扩大—从周边扩大到其他大陆,从发达地区发展到发展中地区。在中国的对外投资地区中,非洲是最有潜力,同时最具风险性的地区。因此,研究非洲的风险和风险管理对策成为必要。<br> 本文在Bhalla等人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型的基础上,选用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两个分指标,来评估中国目前主要的12个非洲投资国的国家风险,最后的结果表示在一个坐标图中。结果显示,中国目前的投资国的国家风险都处于较低水平,与风险管理理论是一致的。另外,我们对其他影响国家风险的因素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因素如果管理不善,将会导致国家风险上升一个层次。在研究对非直接投资的风险管理方面,研究了中国目前对非投资风险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然后,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了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管理对策。对于其他风险因素的管理,我们分别从处理多方关系、树立社会责任形象和进行风险转移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我国高铁产业发展迅猛,然而,随着多条高铁线路的质量问题开始显现,工程承包商所承担的工程质量责任风险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焦点。<br> 本文以京沪高铁为例,基于EPC工程管理模式的基本要求,对影响该工程质量的风险因素予以探究,并结合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工程承包合同的相关规定,分析和识别了工程承包商承担的工程质量责任风险;除此之外,在我国高铁“走出去”步伐进一步加快的背景下,通过对FIDIC银皮书中关于工程质量条款的分析,进一步明晰了工程承包商所应承担的工程质量责任风险,并由此提出工程承包商需要通过担保与保险等手段对工程质量责任风险予以分散和管理,进而结合国外法律以及FIDIC合同的相关规定,从政府、工程承包商以及保险人三个角度对完善我国高铁工程质量责任风险的认定及管理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