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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近年来国内、国际钢铁行业发展形势,为拓宽自身的市场发展空间,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TPCO自2011年开始实施在美国建设50万吨的无缝钢管厂。当前项目已建成并投产一条管加工生产线,正全面铺开其他工序工厂建设。随着项目建设及运营的逐步推进,其内部控制的风险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如何通过加强管理来保障项目未来建设及运营的稳定性和效益性,成为项目全体参建人员共同思考的问题。<br> 本文综合运用了内部控制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和项目管理理论等基本理论,从内部控制理论概念及内部控制的产生和发展入手,采取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方法,指出美国项目现行的组织结构需要调整;预算、资金、成本管理控制能力需要提高;信息与沟通存在问题、监控审计和风险管理需要加强。通过分析这些问题,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提出了优化美国项目内部财务控制水平的措施。<br> 第一部分简要论述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内部控制概念、论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内部控制和内部财务控制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论述了美国项目基本情况、内部财务控制现状,进而对美国项目内部财务控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第四部分是在前几章的基础上,提出了美国项目内部财务控制优化对策,并提出论文研究的结论。<br> 希望通过理论指导和对美国项目案例的实际研究,为当前项目的管理者提供一些实用性建议,帮助美国项目建设、运营的管理更加成功,也可以为引领行业发展提供借鉴。这既是对自己的学习和工作进行的一次系统总结,同时,也提供给同行们一些参考,以期我国企业在海外发展经营取得成功。
工程项目的建设都是各个产业发展的基础,它为各个产业提供了基本的场地、交通、能源等若干条件。中国的工程行业,中国工程行业的承包商队伍自从新中国建国便迈开发展的步伐,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民用配套设施的建设为中国工程承包商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近些年,随着一系列高难度项目的成功建成,中国工程承包商在技术和管理水平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逐步推行“走出去”战略,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并且成果喜人。虽然中国工程行业近些年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承包商水平不断提高,但是项目失败或者项目亏损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值得我们警惕。其根本原因是工程行业具有非常高的不确定性,所以风险决策在工程领域非常常见。在众多的风险决策当中,投标决策对于承包商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的决策,投标决策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承包商企业未来的发展。另外在决策方式上中国的工程企业类型逐渐增多并且接受了国外先进的决策理念即团队决策。目前无论是中国承包商还是外国承包商,其中绝大多数都采用团队决策的方式进行投标决策。<br> 本文分析了承包商团队投标决策的影响因素。第一阶段因素识别阶段,首先通过国内外文献综述来了解相关研究的发展历史并且从中选取可以借鉴的以识别因素,而后通过向工程业界人员调研访谈对于以识别因素进行修正或补充。第二阶段数据收集和处理阶段,本研究的数据将通过问卷取得,问卷通过滚雪球方式发放,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于因素进行整理分类。第三阶段数据整理,将已完成的因素分类通过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明确各类因素如何影响决策,影响决策的哪个阶段及各类因素间相互关系,最终形成承包商团队投标决策影响因素体系概念模型。了解各种因素所属类别及各类别因素对于投标决策的影响,可以帮助承包商高层领导在决策团队组建,决策步骤设置,以及意见同一方式等若干方面完善公司的决策机制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决策偏差。
目前,中国工程企业响应“走出去”的号召,逐步增加了对外工程的承包,使得对外承包已经成为“走出去”战略的主要形式。对外承包的增加能够释放国内多余的工程产能,向国外输出劳务、技术、设备,增加相互之间的交流,提高中国的综合实力。但与此同时,国际工程承包商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国际工程由于其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参与方多、国际环境复杂等特点,使得中国承包商面临着频繁的争议,学术界也缺少对国际工程承包商在争议解决方式决策上的研究,因此如何在争议解决方式上进行适当的决策成为重要问题。<br> 本文首先通过文献分析和专家访谈确定了国际工程争议解决方式和决策时的评价目标,分为3种解决方式和7个评价目标。然后通过对国际工程承包商进行问卷调查获得关于国际工程争议解决方式决策的相关数据,利用多目标模糊决策法建立基于承包商视角的国际工程争议解决方式选择模型。本文根据调查数据,利用已建立的多目标决策模型,分析中国国际工程承包商在争议解决方式上的决策,最终得出争议解决方式的优先次序是协商、争议解决替代方式、仲裁或诉讼,中国国际工程承包商在争议进行到优选的解决方式时尽量与对方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更能满足自身的需求。本文建立的争议解决方式决策模型和分析中国国际工程承包商的优选方式为国际工程承包商的决策提供了支持和指导。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大批的中国企业冲出了国家的界限,开始了国际化经营,存在“超越区域”的现实需求。而我国产品质量问题层出不穷以及低成本获得竞争力的发展方式,使得品牌来自我国的产品在国际上沦为“品质低劣”、“价格低廉”的代名词;而在本土市场,很多行业都存在着外国品牌控制着中高端市场的问题。在我国国家区域形象在当前背景条件下,如何创建国际知名品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br> 本研究系统地对有关来源国效应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研究,建立了国家区域形象与购买意向的概念模型,针对运动鞋给出了国家区域形象和感知价值量表并进行了度量。通过对大学生群体的调研获得了研究数据,在使用聚类分析、因子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因素多变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技术对数据处理后,得出了研究结论。<br> 本文发现在运动鞋市场上存在着原产地效应,受访者对不同国家区域形象有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又对其对品牌来自这些国家的产品的购买意向会产生影响;感知质量影响感知价值和购买意向,并且感知质量对上述两者的影响要强于国家区域形象的影响;涉入度影响对产品感知质量的评价;性别和家庭月收入不影响感知质量、感知价值和购买意向。年龄影响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不影响购买意向;受教育程度影响感知质量和购买意向,不影响感知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高等职业教育在社会和经济的带动下,历经了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完善的发展历程,为各行各业的跨越式发展输送了一大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为推进高等教育从单一知识型、研究型培养模式向包括应用型、技能型培养模式在内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变拉开了序幕。同时,高等职业教育有着自身独特的运作模式,已然承担起培养适应各行各业需要的专业技能型人才的职责。不可否认,伴随着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加快推进,对适应生产一线、具有创业创新技能的创新型、技能型人才需求量愈来愈大,对高等职业教育学生培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该说,高等职业教育是挑战和机遇并存,发展和风险并立。为此,各级政府已经认识到,加快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势在必行,是针对性、分层次开展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问题也因此日益受到重视。<br> 本文首先描述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以及内外部发展环境,明晰了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根据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归纳出高等职业教育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任务给政府带来的压力。<br> 第二章和第三章,从法律政策体系不健全、协调运行机制不完善、政府投入不到位等方面客观分析了当前政府在指导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过程中责任缺失的主要情况,提出了这些缺失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造成的影响,找到了导致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政府责任履行不到位的成因。<br> 第四章,分析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承担的责任,并以此为基础明晰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责任的理论基石和有关论据。提出了政府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需要政府承担的管理责任、法律责任和财政投入责任,明晰政府在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只有明确角色,才能更好的履行职责。<br> 最后提出了完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政府履行责任的路径。从政府加强领导、引导、参与、引入三方评价四个方面给出了政府责任履行方面的建议。
伴随着以大都市带城市群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浪潮的兴起,从长三角、泛珠江三角、环渤海湾到东三省、湖北省内的武汉城市圈等区域联合方兴未艾,而最新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则将区域合作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相似的经济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使这些行政区域间的联系日趋频繁和深入。为了更好的消解行政壁垒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增加资源的互补与利用,提高行政事务的效率,一种区域政府之间进行合作的新形式——区域政府合作协议也孕育而生,而且合作协议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范围上都有着飞速的增长和扩张。<br> 对于区域政府合作协议这一新兴事物首先需要对其概念进行界定,对其特征进行分析,从而明确研究的对象。目前,学界对区域政府合作协议的概念表述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些是行政法中的传统概念,有些来源于域外如美国、我国台湾地区,有些来自于学者的创新。本文使用了更加清晰明了的合作协议的表述,并将研究重点放在对这一类协议的特征研究上。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区域政府合作协议的特征包括了主体的特定性、地位的平等性、目的的行政性、过程的合意性、协议的要式性等五个方面。<br> 区域政府合作协议的缔结权问题是该课题研究的起点。由于在现有的法律规范中无法找到地方政府缔结权的合法性依据,这就需要对行政法中的法律保留原则进行思考和突破。由于合作协议的效力不仅约束各缔约方,还约束到辖区内所涉及的公众,会对合作协议缔约方以外的第三方的权利义务造成影响,这种形式上符合协议的要求,但内容上影响到第三方权利义务的行为,形成了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挑战。区域政府合作协议中隐含了对地方政府处理地方事务权力的认可,因此研究区域政府合作协议还需要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关系和边界,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对区域政府合作协议缔结权的理论思考还需要对区域政府合作协议的法律属性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得出了缔结权并非一种独立的行政权力类型、缔结行为属于一种行政行为、缔结权是一种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区域政府合作协议缔结权的法治化路径,也就是如果要对区域政府合作协议进行法治化的规范,应该是以公法模式为主私法模式为补充、以程序规范为主,以统一立法为宜,但不需要就区域政府合作协议单独立法,只需要将其内容纳入其他行政程序规范中即可。<br> 由于我国目前缺少对区域政府合作协议的立法,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就有其必要性。美国的州际协定与州际行政协议制度,西班牙的《公共行政机关及共同的行政程序法》、日本的《地方自治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地方制度法”和“行政程序法”等法律规范中对区域政府合作协议的规定,特别是有关程序的设定对完善我国的区域政府合作协议制度有很大的启示作用。<br> 对区域政府合作协议进行体系化的研究,需要分别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建构。实体方面的研究包括了区域政府合作协议的缔结主体、合作协议的原则、合作协议的主要条款、合作协议的效力、合作协议的履行等问题。程序方面则包括了与区域政府合作协议相关的缔结程序、合作协议的批准与备案、公众参与程序、协议的争端解决、协议的修改与终止等程序问题。只有对与区域政府合作协议的实体与程序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才能更好的规范区域政府合作协议这一新型公务合作形式。<br> 由于在区域政府合作协议的实践走在理论之前,现有的法律体系又无法对其加以规范和约束,所以有些区域政府合作协议流于形式变成一纸空文,甚至有些合作协议为了局部利益损害了公众利益,而由此产生的纠纷则更是缺少相应的解决途径。通过对区域政府合作协议的研究,可以促进这个旨在加强地区间交流和合作、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区际交往成本的互利互惠的合作形式更好的发挥其功能,并提高行政活动的法治化水平。
本文以俄勒冈大学朗德克斯特商学院、俄勒冈大学孔子学院和亚太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走近中国》英文讲座为案例,该案例涉及中国古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及演化发展。笔者为实现本次口译实践的目的——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新视角,采用德国功能派翻译家威密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目的论为指导原则,并将其三大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作为研究过程中的理论支撑和基础。<br> 报告对俄勒冈大学朗德克斯特商学院举办的《走近中国》英文讲座进行英汉交替传译,在目的论视角下探讨口译的过程,包括译前准备、口译过程和译后反思。首先笔者对本次实践的背景进行描述,解释译前准备的难点,如未能获得一手的源语信息等;其次详细阐述目的论及其三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要运用;再次探讨实践中出现的口译难点和未及时处理造成的失误,结合目的论从词际和句际调整方面提出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并对失误进行总结、反思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最后总结此次实践活动中经验教训,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以便适应社会和工作的需要。
中国昆曲于2001年入选联合国首批“人类口述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昆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由文学、音乐、舞蹈、表演、妆容、服饰、砌末等要素构成,具有多模态、多符号系统的特性。许多昆曲剧作也属中国文化典籍的范畴。在我国政府大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今天,昆剧的翻译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br> 然而,昆剧的翻译和翻译研究现状却差强人意。截至当前流传下来且尚能演出的昆剧共计102个剧目,已有译本的仅有20多个,并且其中绝大多数是选译本或编译本,只有极个别的剧目有全译本。针对昆剧翻译的研究在国外尚未发现,在国内研究极少,基本都只考察它的文本信息传译情况,与其他文学样式的翻译研究未作区别,忽略了昆剧多模态的戏剧艺术属性。至今也尚未出现用于指导昆剧翻译的译法框架。<br> 多模态话语分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方兴起,我国对这一理论的引进仅有十年,目前对它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评介、阐释、综述阶段,或对理论的简单套用,鲜有批判性的研究,更尚未触及戏剧和戏剧翻译领域。应用该理论解决中国语言学研究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让西方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领域听到中国语言学界的声音,已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br> 昆剧具有多模态性,而翻译要回归语言、回归文本。本文采用多模态昆剧翻译研究视角,不仅考察译作对原作文本信息的传达,还通过挖掘语言文字所附带的多模态信息,考察译者将多模态信息通过目的语的语言文字在译文中的传达。实证研究部分选取了译本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昆剧代表作《牡丹亭》和白之、张光前、汪榕培、李林德、汪班的五个英译本。根据昆剧在语言文学、音乐声腔和舞台表演上所体现出的多模态性,参照多模态话语分析领域专家Gunther Kress、Theo Van Leeuwen共同构建的视觉语法和Theo Van Leeuwen构建的听觉语法框架,从视觉模态和听觉模态的视角对原作进行话语分析并对五个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所用到的研究方法包括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与取样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与评价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我们发现,五位译者对原作中多模态信息都有所关注,并在各自的译文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传达。然而,五位译者对原作中视觉模态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这三大功能在译文中的传达情况并不均衡,予以传达的信息主要包括再现意义中的行为过程,互动意义中的情态和构图意义中的信息值、突显方式和取景。涉及的视觉符号标记有动作、景物、颜色、形状、布局、视觉典故等。在听觉模态方面,五个英译本对原作听觉模态信息的传达也有所选择,主要体现在声音时间、曲调发音和音质音色三个方面。涉及的听觉符号主要包括音韵、节奏、叠字、语气词、修辞手法和听觉意象等。<br> 在理论构建部分,本文倡导突破案头剧和场上剧二元对立的传统译法分野,回归昆剧的艺术本真——多模态性。根据昆剧翻译的特点,提出了剧作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义衰减。我们把模态转换中的意义损失叫做一度失真,把语言传译中的意义损失叫做二度失真,并针对性提出了多模态标记的识别和再语境化的译法策略。从昆剧原作的语言文字中可以识别出的多模态标记主要体现在视觉和听觉两方面。视觉符号标记主要有再现意义中的动作,互动意义中的颜色,构图意义中的信息值、意象和突显。听觉符号标记主要有声音时间中的格律,曲调发音中的断续连续和音质音色中的文字发音。通过目的语将这些识别出来的多模态标记在译文中进行再语境化主要包括四个步骤,分别是选择、排序与取舍、前景化和考量受众因素。多模态标记的识别和再语境化两个昆剧译法策略,共同构成了多模态视角下的昆剧译法框架。
本研究在响应国家战略发展和文化需要的背景下,主要依据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主张,在仲呈祥先生对其“十六字经”进行深入剖析与理解的基础上,以中国武术、动漫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比较分析法、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结合中国武术与动漫自身各自的优势特点和现有已经成功融合的作品,尝试性地提出对中国武术与动漫融合发展的理论探究。在回顾了中国武术和动漫等相关综述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本研究中使用的中国武术、动漫以及武术动漫的概念进行界定与释义;其次,从“各美其美”的理解上对中国武术与动漫各自本身的特点与优势分别进行了阐述,为二者实现融合奠定理论基础;再者,从“美人之美”的视角进行论述,一方面是根据动漫自身的作用从“数字动漫的影像技术促进武术可持续传承”、“动漫多元化产业渠道拓宽武术产业化发展”、“动漫广阔的受众平台奠定武术教育宣传的基础”、“动漫传播的媒介途径普及武术国际化推广”、“动漫的3D制作技术确保武术的科学化训练”方面“为武术所用”,另一方面是“中国武术的内容体系可以拓宽动漫创作的视角,丰富动漫题材的选择”、“中国武术的技术体现能提升动漫设计的视觉效果”、“中国武术的文化积淀能够加深动漫作品的思想深度,丰富动漫的文化内涵”方面“为动漫所用”,充分论证二者借鉴、吸纳各自的先进之处,广采博收,并“为我所用”;此外,从“美美与共”的立论基点上,对中国武术与动漫融合后的整体竞争力进行探析,主要表现在“武术动漫有助于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竞争力”、“有助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宣传我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我国实现从‘资源大国’向‘产业大国’的迈进”、“有助于提高中国武术在现代体育运动中的话语权”、“有助于重新振兴我国民族动漫的昔日辉煌”;<br> 最后,从武术动漫未来发展方面提出几点建议:<br> 1、紧随国家方针引领,完善制度机制,确立以“大武术观”为指导的政策道路;<br> 2、营造美好画面,展现精彩故事,体现民族特色,树立以“武术形象”为蓝本的创作思路;<br> 3、了解受众消费需求,弘扬民族精神,打造以“拳种”为核心的思想内容;<br> 4、加强文化创新,提升原创能力,塑造以“民族品牌”为形象的宣传制作;<br> 5、开拓传播视野,坚定不移地“走出去”,实现以“跨文化”发展为目的的国际交流。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党和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和文化强国战略号角越吹越响的国际竞争战场上,培养武术国际传播专门人才以推动武术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号召力和软实力成为我们当下的紧迫任务。而此任务亟需我们对武术国际传播人才的素质需求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br> 本研究运用文献综述、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考察等研究方法,研究武术国际传播人才类型、素质需求等,并根据需求探讨武术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策略。<br> 研究结论认为:<br> 1.武术国际传播人才是指“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为武术在国际间跨文化传播做出积极贡献的人”。依据武术国际传播的不同形式将武术国际传播人才分为竞技传播人才、教育传播人才、传统传播人才和演艺传播人才。<br> 2.通观由古至今的武术国际传播人才我们发现,他们是逐步由被动向主动、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由单一形式传播到多元形式传播的。我国武术国际传播人才素质现状表现为:数量缺乏,素质不高,观念陈旧;传播者的类型与国外受众的需求不对口。缺乏专门培养是关键原因。<br> 3.武术国际传播人才素质需求受“使传者”、“受传者”、传播者三方的因素影响。武术国际传播人才在知识、技术、能力、精神四个方面的具体素质需求有共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差别,更有各自的特别需求,本研究分别称之为武术国际传播人才的共需素质、差需素质和特需素质。<br> 4.武术国际传播人才共需素质即各类人才共同需求的素质,包括运动人体科学、运动训练学、中国文化、武术历史、武术拳种等知识素质,扎实的武术基本技术、出众的武术基本功等技术素质,语言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外语语言能力、非语言表达能力、一般人际交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现代国际礼仪等能力素质,以及道德品质、诚信守诺、包容、坚忍、实事求是、钻研、爱国、政治立场坚定、民族精神等精神素质。<br> 5.武术国际传播人才差需素质即两种以上四种以下人才特别需求的素质。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为竞技传播人才、教育传播人才和传统传播人才所特别需求,武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知识为教育传播人才、传统传播人才和演艺传播人才所特别需求,武术难度动作、竞技武术自选套路为竞技传播人才和演艺传播人才所特别需求,武术动作创编能力为竞技传播人才、教育传播人才和演艺传播人才所特别需求,武术对练或对打动作设计为竞技传播人才和演艺传播人才所特别需求,动作示范与纠误为竞技传播人才、教育传播人才和传统传播人才所特别需求,汉语语言能力为教育传播人才和传统传播人才所特别需求等。<br> 6.武术国际传播人才特需素质即某一类人才特别需求的素质。竞技传播人才特别需要武术竞赛套路或竞技武术散打的技术素质,教育传播人才特别需要传统教育技术和多媒体教育技术素质,传统传播人才特别需要某一个或几个拳种深入全面的知识和技术素质,以及武术技法的技击应用、武术功法技术和功力水平等素质,演艺传播人才则在艺术表演知识和武术套路演练艺术表现力等素质上有特别需求。<br> 7.武术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须坚持战略意识、文化意识、全球意识、拳种意识,基于武术国际竞技传播、教育传播、传统传播、演艺传播人才共需、差需、特需素质的需求来进行探求,并广泛开拓和加强组织、经济、资源、平台、理论等各方保证。培养的主体应首先考虑依托高等院校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在此框架下,首先通过开设双语课程等方式,以权宜之计培养人才以应时下之需,另规划设置对外武术专业,培养武术国际传播专门人才以为长久之计。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开拓国际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新策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海外并购就已逐步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工程机械巨头频频发起海外收购,掀起了一场海外并购的热潮,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CIFA、柳工收购波兰HSW、三一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徐工收购施维英等一系列并购的完成,不仅提升了我国工程机械的研发水平,更将中国品牌推向了世界。然而,较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跨国并购起步较晚,尚处于初级阶段,对跨国并购缺乏全面、深刻、系统的认识,尽管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跨国并购行为越来越多,但其中不乏许多失败的案例,成功的并购凤毛麟角。因此,深入研究跨国并购理论,并结合我国工程机械企业跨国并购的实践,对中国工程机械企业跨国并购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而提出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br> 本文首先对跨国并购相关理论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然后结合现阶段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现状和跨国并购的特点,对中联等三家中国工程机械巨头在跨国并购前的动机、并购的模式选择以及并购后的整合等方面的异同做主要分析,分析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如何走出国门、以小并大的蛇吞象行为,挖掘出其中可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对以后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跨国并购提供比较好的借鉴和思路。<br> 为了研究的方向性和实用性,本文选择了国内三家工程机械巨头分别并购全球混凝土前三甲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即以中联并购意大利CIFA、三一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徐工并购德国施维英为例,三巨头的并购代表了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是整个行业的风向标,他们的并购行为必定有许多可以值得其他工程机械企业借鉴的地方和可以汲取的经验,所以本文以中联等三家跨国并购行为为主要案例进行分析具有现实和长远意义。
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日本逐渐成为我国引进外资的主要国家之一。日本投资我国食品行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彼时正值日本汇率自由化和日元升值之际,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日本加速了对中国食品行业的投资,仅在数十年之后,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日本食品产业最大的海外投资地。面临拥有巨大潜力的中国食品市场,近年来日本食品企业加快了新一轮的对华投资。<br> 本文首先通过研究日本食品产业对我国食品行业的不同阶段的投资概况总结了日本食品产业的对华投资历程,其次分析了日本食品产业投资我国食品行业的特征,包括逐渐扩大投资规模、不断提高出资比率、不断深化全方位投资、不断加强战略联盟合作等投资特征,最后,本文总结了日本食品产业的对华投资战略,包括价值链整合战略、台湾企业借力战略以及企业联盟战略等。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概括和总结了日本企业在投资我国食品行业的过程中适时调整投资战略、巧妙规避政治风险、展开多方位合作等成功经验,并据此讨论了日企的成功经验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启示,提出了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制定灵活应变的投资策略、寻求多方位的投资联盟以及探索全面深化的投资方式等建议。
随着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以及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日益深化,作为其中重要一环的跨境人民币业务也自开展试点到覆盖全国至今已跨入了第五个年头了,无论是其涉及的地域广度及行业领域的深度,还是业务形式的多样性等方面,跨境人民币业务在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跨境人民币业务的重要参与主体,商业银行近年来,跨境人民币业务无论从结算量还是从相关产品的营销来看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然而,与高速发展的业务量同时出现的是一些新的有待解决的问题与困境,这不仅引起了银行业内人士的重视,也得到了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广泛关注。本文正是鉴于这个原因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出发,对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的原因和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重点归纳和分析在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瓶颈及产生问题的内外部原因,并以此分析商业银行的应对措施,进而为现阶段的政策调整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br> 全文由六个部分组成。本文在介绍了写作的背景与意义,研究的方法、思路之后,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和评析并回顾了相关的理论和政策。在此基础上,本文归纳了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产品的分类及其与传统国际结算的异同点及风险分析。随后,本文重点阐述了该业务的现状主要包括:业务总量增长、境外区域扩张、产品体系完整、银行间发展不平衡、资本项下业务增速超过经常项下增速等。此外,通过比较农业银行和招商银行的发展现状得出不同的业务发展模式。以本文阐述的现状和发展模式为基础,着重总结出商业银行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过程中遭遇的来自客户、产品、技术手段及风险管理模式等多方面的问题与瓶颈并分析了其背后产生的原因。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主要包括客户、清算基础、产品、控险、团队建设的五个方面的解决对策及创新思路。最后一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的同时指出研究中的不足,并展望了跨境人民币业务在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趋势。<br> 通过全文六个部分详细全面的分析,本文最终得出结论:在一系列关于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政策相继出台后,相当数量的商业银行各具优势,发展潜力巨大。但由于自身的一些局限性和经营理念上的偏差,在业务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棘手的问题,控制风险的难度也不容小觑。各商业银行必须根据自身情况,在相关政策的指导下,找出产生问题的症结,积极寻求有的放矢的对策,才能为银行进一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人民币真正做到“走出去”提供更好的金融平台。
近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下,中国企业加快了海外直接投资的步伐,海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方式不断更新。但在政治经济环境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上,不可预测因素繁多纷杂,不可控制情况时有发生,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由于这些风险的存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损失日益增多。<br> 本文以公司HTT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海外直接投资所遭遇的风险情况进行详细的阐述,并具体分析风险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介绍了HTT公司目前的风险防范措施,并对目前HTT公司的风险防范措施进行了评价,然后再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风险防范的建议措施。在最后的结论展望部分,还对宏观上国家及行业层面所能采取的一些措施做了相应的阐述。
关联理论将翻译活动视为一种动态的明示推理的阐释性言语交际行为,它推翻了传统静态的翻译观,将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从语义和文本层次上转移到跨文化的交际方式上来,因此,关联理论对于文学翻译有着强大的指导作用。<br>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译者个人能力的局限以及文化缺失等原因,原文的信息会被改变甚至损失。面对文学作品中大量的文化信息,译者必须同时考虑到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双方的文化背景和认知环境,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和接受能力并尽力忠实地传达原文的信息,使自己的交际意图和读者的期望相吻合并尽力用各种翻译策略来弥补不同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所造成的差异。在这一过程中,关联理论中提出的最佳关联原则始终是交际成功的最高准则,为了实现原文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最佳关联,译者不得不对原文进行必要的改写。本文认为,研究文学翻译中的改写现象,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br> 本文以关联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姜戎《狼图腾》英译本改写部分的统计与分析,发现葛浩文先生主要通过省略、添加、替换和删除这四种方式来实现原作者与译文读者的最佳关联。此外,本文还探究了译者对原文进行改写的原因以及影响译者改写的因素,总结出译者的改写策略,客观地评价了葛浩文先生对原作进行改写的利与弊。最后肯定了改写对于文化传播的积极影响并指出改写对于文学翻译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