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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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综合商社在沪投资的成功经验对上海企业海外战略的启示

近几年来,中国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被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随着经济总量加速扩张、国内产业发展对资源和技术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国家实现内外经济再平衡的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商品出口,而是进一步采取到海外上市和建厂、再到大规模的海外并购等模式,进入主动进行全球战略布局的新阶段。然而,纵观近年来的中资企业海外并购案例,却普遍存在着输多胜少的问题。比如联想并购IBM的笔记本业务却无法掌握其核心技术,中海油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却被美国国会否决,中铝入股力拓最终惨淡出局等等。 　　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当时属于赶超型经济体的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同样面临着因经济增速下降而被迫转型的困境。但其特有的商业模式——综合商社,却在同一时期抓住日元大幅升值和国内经济转型的机遇,从过去的贸易出口为主转向海外投资为主,逐步建立起覆盖全球的多产业、多资源的投资网络,其海外投资收益自2005年起就成为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最大收入来源,其海外投资利润占据日本企业利润的30％,成为近30多年来支撑日本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因此,本文针对性选择具有相似历史背景的日本综合商社为对比分析对象,重点通过两国企业实施海外投资战略的各种对比分析,做了如下四个方面的研究: 　　1、阐述了中国企业海外战略实施的重要意义,分析了中国企业,尤其是上海企业实施海外战略的现状、特点和局限性。 　　本文第二章一方面梳理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四个特点,一是投资总量成长迅速但存量较低,二是投资地区集中于华人聚集地和主要避税地区,三是投资行业集中于商业服务/金融/采矿等产业部门,低端产业链较多,四是并购逐步成为主要投资模式,但失败案例较多。另一方面则总结了上海本地企业海外投资的地方特色:一是依赖于中央政府审批决策;二是地方服务平台搭建配套位居全国前列;三是依托上海产业优势和比较优势;四是投资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我国海外投资的几个局限性,作为后续问题导向分析的起点:一是“走出去”政策的不配套,制约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发展,二是企业急功近利,缺乏长远的海外投资经营战略,三是投资结构不甚完善,抗风险能力较弱,四是企业本地化程度低,对投资东道国的非市场风险预估不足,五是海外战略的实施任重道远,企业缺乏国际化、综合性的跨国人才。 　　2、归纳了日本综合商社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战略模式,分析了三菱商事公司的成功案例,总结了在沪日本综合商社的成功投资经验。 　　第三章梳理了日本综合商社的历史发展阶段:以“贸易立国”(1950~1970)为开端,伴随日本经济衰落经历了问题频发和利润下降的阶段(1970~1980年代中期),完成了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的艰难转型(1985~20世纪末),最终实现了对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的有力支撑(21世纪至今)。 　　进一步分析了其战略模式和成功案例,并总结了五点成功经验:一是综合商社金融功能的突破,二是本国政府为综合商社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三是综合商社贸易、流通、投资、咨询、中介等多项功能的整合,四是强调投资功能和风险控制,五是因地制宜,实现从外资企业到本土企业的本地化转型。 　　3、采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SWOT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了日本综合商社和我国企业对我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战略选择,进而提出上海企业实施海外战略的战略建议。 　　第四章首先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分析了日本综合商社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并对日本综合商社的海外投资战略进行了SWOT分析,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日本综合商社的海外战略略选择,即日本综合商社海外战略的总体方向是趋向于高附加值和多元化发展;其次总结了上海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的理论基础;最后对上海企业的海外投资战略进行SWOT分析,并给出了上海企业实施海外战略的建议。 　　4、将前述研究结果落足于上海本土企业海外投资的具体操作,分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本文的对策建议。 　　第五章是解决上海企业海外投资问题的对策,从政府、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在政府层面上,我国应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保障体系,包括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与政策、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并通过政府协调职能,帮助企业化解政治风险。在企业层面上,我国企业应以培育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长远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制定方向明晰的海外战略;培育先进技术,积极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实现多元化的投资合作方式,推进一体化的海外经营建设;循序渐进,扩大海外投资经营项目的优势;构筑和完善对外投资的风险评估体系;实施和完善企业的本土化战略,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培养和引进国际化专业人才,夯实企业的智力支持体系。 　　综上,本文针对性选择具有相似历史背景的日本综合商社实施海外投资战略的先例,深入分析其海外投资的时代背景、投资模式、政府支持等综合因素及与中国当前环境的差异,并落足于上海本地企业的具体操作,希望为上海乃至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具有前瞻意义的参考借鉴。
基于公司战略的转移定价在泰科电子的应用及优化

本文通过对跨国企业泰科电子在国际转移定价现状的研究;深入分析该公司近几年的财务状况、业务开展状况、内部环境控制以及外部市场等等情况;充分结合公司未来在各个地区的发展战略5以合理的标准来将所有影响转移定价的环境因素量化,同时环比对照公司之前一年的转移定价方案与实际结果,并以此为依据来建立更加优化的转移定价模型来对于公司未来的转移定价系数做出优化。同时最后我们还将介绍东道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来验证公司所釆用的转移定价方法,在东道国是否符合当地的法律。当然我研究这个课题的意义,除了对于企业的转移定价方案作出优化之外,更主要是希望能够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来探讨,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的过程中,如何能够更好的应用转移定价这一工具,使企业在向海外发展的过程中更加的顺利平稳,更加游刃有余。
ZX公司进入巴西市场的国际化战略选择及实施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最近十年,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企业“走出去”呈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外贸企业普遍认识到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和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认识到只有通过国际化才能在全球范围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并生产出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针对企业国际化意愿迅速加强的趋势,本文选取了国内某一特定企业群体(出口型民营外贸企业)的代表ZX公司作为企业国际化战略制定和实施的研究对象。 　　论文首先介绍了国际化战略及其相关企业发展战略理论,以此为基础并进一步结合实际数据,运用波特五力模型和PEST投资环境评估模型对ZX公司母体企业的战略大环境(贸易环境、行业环境等)和其国际化目标市场(巴西)的投资环境作了全面的阐述和评估。在此基础上,根据ZX公司企业发展的具体情况,通过企业内部因素IFE矩阵评估法、SWOT行业内地位分析法和所涉产业市场吸引力波士顿矩阵分析法对 ZX公司的内部环境和自身资源储备作了深入分析。 　　论文进一步根据对以上各背景要素的综合分析,得出所有可能的国际化战略选项,再按照投入资源集约化、效能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原则甄选出最适合企业自身状况的国际化战略。 　　论文最后结合 ZX公司国际化战略实施中的实际情况介绍了企业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保障措施。 　　本文通过回溯 ZX公司在巴西市场上国际化战略制定的思路和实施过程,总结和概括了现阶段该特定企业群体在“走出去”过程中的某些共性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有异于传统常规路线的创新式的国际化思路和办法,希望能为同质的“后来者”探索出一条可行的国际化之路。
中国在泰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和约束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三大国之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UNCTAD)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18％,从2011年的1.65万亿美元下降到1.35万亿美元。201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下降17%,从2011年的1.7万亿美元下降到1.4万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2012年达到了840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可以提供资金支持,外国投资者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技术。因此,产业的发展、贸易的扩大以及长期的经济增长都是直接投资带来的好处。为了寻求这些利益,包括泰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求引进直接投资,不仅仅是来自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投资(ASEAN),也包括其他国家的投资。 　　许多学者对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研究,中国自改革开放政策和“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其对外直接投资扮演了重要角色。中泰两国在政治、贸易、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有着长期的关系,由于很多中国人定居泰国,两国之间的社会文化关系更为突出。本文将研究中国在泰国的直接投资。 　　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中国在泰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投资动机和不足,这对两国的经济都会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分析以往的文献,查找相关数据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对中国和泰国的企业和政府提供相关建议。中泰两国都必须从内部影响和外部影响来了解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不足。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定量研究法和收集相关资料进行研究。论文包括如下7部分: 　　第一章介绍了研究目的、研究重要性、论文结构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介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包括产业组织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区位理论、折衷理论和社会文化因素。另外,该部分还介绍了泰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 　　第三章总体介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同时,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和中国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分析。 　　第四章介绍泰国吸引外资的情况,分析了泰国吸引外资的发展情况、结构、吸引外资的因素和政策以及自由贸易协定。 　　第五章研究中国在泰国的直接投资,包括中国在泰国投资的总体情况、中国直接投资的优势、对泰国进行投资的动机和不足,并运用成功和不成功的企业案例进行分析。 　　第六章对1979—2010年泰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影响直接投资的因素。 　　第七章为论文的结论和建议。总结了论文的内容并给中国和泰国企业提供建议。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山东青岛烟草有限公司绩效评价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烟草专卖制度和管理体制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健全完善,我国烟草行业呈现出持续健康的发展势头,我国的烟草企业也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壮大。然而,自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烟草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我国烟草行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既有来自全球烟草巨头的竞争压力,又有来自本身体制改革和管理的压力。其中在来自烟草公司管理的压力中,绩效评价体系扮演者重要的角色。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是现代企业实现战略发展的重要支撑,对我国烟草公司的绩效做出科学的评价对于我国整个烟草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烟草企业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具有特殊的垄断地位,国家对烟草业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经营的管理体制。在此模式下,我国烟草业绩效考核体系主要以财务指标为基础,强调企业的资本收益状况和资产负债结构等财务指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烟草行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使我国烟草行业保持了一个高速的发展态势,然而随着烟草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这种考核体系暴露出诸多弊端,如导致企业追求高财务指标而忽视其他指标,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造成企业经营的短期行为,最终导致我国烟草企业国际竞争力低下。此外,我国现行的烟草业绩效考核体系难以全面、真实的反映烟草企业的绩效,也无法满足当今烟草公司实现战略性发展的需要。 　　本文以山东青岛烟草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平衡计分卡原理,综合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构建其绩效评价体系,对公司2008年至2012年的综合绩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提出优化建议,希望以此来引导我国烟草公司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全文主要包括六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绪论,主要阐明本文的选题背景,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绩效管理的研究现状,并确定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第二部分为绩效评价相关理论概述,主要包括烟草公司绩效评价理论和平衡计分卡理论两个部分,并对相关理论进行评述;第三部分为公司绩效评价现状分析,主要介绍公司概况,绩效评价体系现状及主要问题,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分析公司引入平衡计分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四部分是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我们整个研究的关键,基于平衡计分卡四个维度选取合理指标全面、科学的反映公司的战略目标;第五部分涵盖第四和第五章节,是利用上文中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2008-2012年数据,得出公司每年度的绩效水平,并对此进行科学评价,最后提出优化对策;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展望,对本文进行总结并对我国烟草企业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国际主要经济体货币错配现象的实证研究

货币错配现象,指的是国家或区域经济体在进行国际经贸合作和资本交易的时候,以外币计价的资产与负债对汇率波动存在弹性敏感,从而出现了资产负债价值上的不匹配,即出现了所谓的货币错配。国外学者对货币错配现象的研究始于拉美货币危机和亚洲金融风暴,学者研究发现危机国家手中都握有大量以外币计价的负债,本币被国际资本狙击后严重贬值,而本国的企业资本构成中存在着大量外债,货币贬值会产生大程度的净值损失,配合以国家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集体失灵,实体经济陷入衰退,金融安全受到严重冲击。新世纪以来,外汇储备的膨胀又让资产负债不匹配的情况出现反转,经济体存在着债权型货币错配的风险。由危机经验可以看到,货币错配现象是一种隐藏性风险,在净值损失的同时,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冲突,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阴霾不散,金融环境不容乐观,我国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净外币资产蕴藏着着非常严重的货币错配风险,而能够有效解决货币错配问题事关我国金融安全和经济持续发展。 　　以往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多在于我国的货币错配程度测度,鲜有从国际经济体比较的角度和金融因素与货币错配关系的角度分析。本文以存在货币错配现象的国际大国经济体为研究对象,结合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和货币错配状况,有针对性的选取了韩国、日本、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六个主要经济体作为研究样本,从外汇储备、汇率、汇率制度三个金融要素入手,运用实证模型研究金融要素与货币错配的内在关系,以主要经济体的检验结果为依据,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文章具体内容和结构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出发,对货币错配现象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梳理。其次介绍了货币错配的基本理论,从概念分析、测度模型选取两个角度进行阐释,通过比较确立本文要使用的测度指标 AECM模型,在理论分析的最后,着重从金融安全的角度对货币错配进行分析,以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来进行因素分析。 　　2.对主要经济体货币错配的状况进行分析。结合国家区域分布和经济发展特点,本文以六个国家货币错配现象发生前后的经济背景为切入视角,分别进行原因分析和货币错配程度测算。韩国货币错配的分析集中在过度借债以及债务结构的原因分析,日本的货币错配集中在国内政策失灵、金融部门和私人部门外汇资产变动两个影响维度,而对我国货币错配程度的分析集中在金融安全因素分析和与日本债权型货币错配现象的比较上。金砖国家中,结合巴西和俄罗斯的高通胀背景,货币错配分析主要集中在政策制定和债务结构两个方向,印度的货币错配集中在净外币资产的安全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测算了六个主要经济体的 AECM指数,分析主要经济体不同时期货币错配的程度和相应的原因。 　　3.通过实证检验对六个主要经济体货币错配程度与外汇储备、汇率、汇率制度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创新性的采用状态空间模型SSM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所有主要经济体的货币错配程度受汇率变动影响最大,汇率变化对货币错配的影响是长期的。而对于汇率制度,由进行过汇率改革的几个国家的状态空间分析可以看到,汇率制度越往浮动化和自由化方向发展,越能有效减弱货币错配程度。对于外汇储备,可以看到外汇储备对于债权型货币错配国家的货币错配产生非常大程度的影响,由状态空间弹性分析看,外汇储备净值与货币错配存在较强的弹性关系,反映外汇储备额对货币错配影响较为显著。 　　从金融安全的视角看,货币错配会影响经济发展,加剧金融风险积累,危害金融系统稳定性。本文从金融改革方面,我们应该从国内金融改革和国际货币体系合作两个维度进行改革,从汇率制度安排、外汇市场发展、外汇储备管理角度予以改进和优化,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增加我国在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
我国海洋油气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及合作模式选择研究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能源,在油气需求增长迅猛而陆地油气产量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海洋油气开发成为保障油气资源供给的重要途径。海洋油气项目,特别是深海油气项目成为跨国油企投资的焦点领域,海洋油气国际合作已成为我国油气资源开发的必然选择。目前,国内三大石油公司相继进军海洋油气领域,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积极地开拓国际市场,但与发达国家跨国油企相比,其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合作经验仍有不足。新形势下,研究我国海洋油企的国际竞争优势及合作模式对其更广泛和有效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国际合作开发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论文首先梳理比较优势、企业竞争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合作等相关理论,结合海洋油气开发的特点,得出我国海洋油气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和合作模式选择实施的理论支撑。然后,通过对国内外海洋油气开发及国际合作现状进行整理分析,分析国际海洋油气合作的领域深水化、战略联盟化等未来发展趋势及我国海洋油气合作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如深海技术因素制约、PSC模式尚有缺陷、合作法律体系和监管体制尚不健全等。 　　研究选取中海油、中石化、中石油、美孚、BP、巴西石油等8家油企在2012年的相关数据,构建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多层指标体系,运用多层次灰色关联分析对我国海洋油气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评价,得到以下评估结果:首先在宏观上,我国海洋油企总体竞争优势集中在发展创新力和经营管理能力上,但在市场竞争力、国际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上优势不明显,在资源规模实力上处于相对劣势。其次在微观层面,国内三家海洋油气企业竞争优劣势分布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中石油整体国际竞争力最强,其发展创新、资源规模和国际经营占据竞争优势,而市场竞争、盈利和经营管理与跨国巨头相比处于弱势地位;中海油国际竞争力较强,与中石油相差3.4％左右,但与排名第一的埃克森美孚相差28.85%,差距明显,其发展创新、盈利、经营管理和市场竞争均占据优势,国际经营能力优势不明显,资源规模实力处于劣势;中石化的发展创新和经营管理具有一定竞争优势,市场竞争力优势不明显,资源规模、盈利及国际经营处于劣势。 　　总结我国海洋油气开发历史阶段的国际合作模式选择特点,结合我国海洋油气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评价及其内外部环境和风险因素的全面分析,进一步研究现阶段我国海洋油企的国际合作模式选择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现阶段,投资合作模式快速发展,我国海洋油企逐步向具有投资属性的跨国油企的转变。中海油海外并购模式的规模及范围不断扩大,开始采用在上游和多家跨国油企联合竞标,在中下游领域和多家油企共同参股联合经营的模式。中石油和中石化加大对海外海上油气田的收购力度,同时与具有技术优势的跨国油企加强战略技术合作。未来,海洋油气国际合作模式选择将更加灵活多样,贸易合作模式仍是有效获取油气资源的主要途径之一;投资合作模式将继续持续快速发展;契约合作模式趋向灵活化和复杂化,与跨国油企的多边战略联盟合作模式成为我国海洋油企的最佳模式选择。 　　最后,论文提出相关对策建议,认为我国海洋油企要抓住发展机遇,全面分析自身国际竞争优势,显著提升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生产经营、市场竞争、跨国管理等环节的国际竞争力,考虑国内外竞争环境及风险,灵活创新应用海洋油气开发国际合作模式。
中印两国对外直接投资比较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受到广泛的关注。中印两国作为世界两大重要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并且都是人口大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可比性。两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在投资行业、投资区位选择、投资主体以及投资绩效方面存在差异。印度在投资行业、区位选择以及投资主体方面具有优势,表现为对高新技术投资发展迅速,对发达国家投资的比重较大,私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重要地位,这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纵向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都处于不断上升趋势,其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总体规模上看,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同时存在对外直接投资区域过于集中、私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较低、投资绩效不佳等问题。本文采用对比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印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进行比较,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总结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印度在投资方面的优势,从而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合理化建议。我国应该加强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扶持,调整投资的行业结构,培养国际化人才,善于利用自身比较优势,不断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因此,对两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确定选题的价值。通过阅读大量文献,了解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和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现状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从而为两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做出解释。然后运用比较研究法对中印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进行比较,包括发展历史、投资规模、投资行业、区位选择、投资主体、投资方式,总结出相同点和差异:两国对外直接投资都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且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符;与中国相比,印度对软件、制药等高科技行业的投资比重更大,且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大;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导,而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以私营企业为主;跨国并购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接下来运用邓宁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判断两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阶段,结果表明根据该理论得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处的阶段与实际不符;借助计量软件,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两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最后,总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借鉴印度的相关经验,提出进一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建议:政府要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积极引导,在政策和资金方面进行支持;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和区位分布,使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技术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拉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要注重对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为企业的海外投资储备人才;注重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考察,不能盲目进行扩张,要结合企业自身的需要,从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
国际融资租赁资金退出机制研究

融资租赁业在我国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其对国民经济贡献逐年增大,但是,我国融资租赁业还面临着租赁设备市场渗透率低、国际化程度不高、融资租赁企业“融资难”、国内资金成本高企、国外资金成本低廉等诸多问题的困扰。融资租赁业不仅要着眼国内市场,更要放眼全球,要站在国际融资租赁的角度来考虑总体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逐渐加快,为响应国家“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部署,发展国际融资租赁刻不容缓。研究国际融资租赁资金退出不仅有利于我国拓宽对外融资渠道,也有利于解决我国融资租赁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同时又能间接地满足中小企业国际业务中的融资需求。 　　本文以融资租赁理论、债权融资理论以及机制设计理论为基础,从融资租赁债权资产退出的视角研究融资租赁公司的融资问题,利用博弈论中的求爱博弈模型对国际融资租赁资金退出进行总体机制设计。在机制设计之前,对国际融资租赁资金退出机制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界定,基于该概念构建了完备的退出机制设计体系,包括退出目标、退出原则、退出因素、退出主体、退出动机以及退出方式等要素。为便于后续研究,利用退出方式中的同一性,将对不同的退出方式进行归一化假定,即将退出渠道中的通道提供者和退出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业务成本归一化为中间人和退出成本,从而为国际融资租赁资金退出机制进行总体设计做好铺垫。 　　在机制设计过程中,选择从投资者决策的角度下手,分析投资者与退出发起人即出租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及收益情况,抓住投资者与出租人的信息不对称地位,论证博弈论分析的可行性,利用博弈论求爱模型进行求解,得出了退出发起人的有效退出条件,即必须满足租赁债权资产为风险资产的概率小于利差收益率与风险损失率之比以及退出成本小于流动性获得收益两个基本条件。将两个基本条件融入到租赁债权资产退出流程中,提高出租人退出决策的有效性,从而为出租人选择退出时机提供指导。通过对比国内外退出的不同,得出我国存在退出渠道不丰富、退出法规不完善、国内投资者不够理性等问题,但基于前文的假定,得到国内退出与国外退出并无本质差异的结论。并结合我国某融资租赁公司的国际融资租赁案例对退出机制进行可行性检验,发现并非所有项目满足利差收益率与风险损失率之比大于风险资产概率或是退出成本小于流动性获得收益的条件,但考虑到实际退出过程中存在流动性收益无法准确衡量、优质客户维护需求以及国内投资市场并不完善等因素,得出国际融资租赁资金退出机制基本可行的结论。 　　最后,回归到具体的退出方式,包括租赁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资产保理融资、租赁资产信托融资、租赁资产外债融资,借鉴国际经验,如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离岸资产证券化以及再保理、再保险机制等,再结合我国当前发展情况,分别针对各退出方式提出将租赁资产真实出售的离岸资产证券化退出模式、银信兼营的租赁资产信托退出模式、外资租赁公司境外股东融资模式,简要分析了各退出方式可能面临的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控建议,使得国际融资租赁资金退出机制进一步得到优化。通过对比各退出方式的优势与劣势及可行性,得出退出方式适用的租赁标的物种类或承租人,如租赁资产保理融资一般适用于电信、船舶、飞机等优质租赁资产的退出,租赁资产信托融资一般适用于医疗设备、大型工程机械等租赁资产的退出,为出租人的有效退出提供建议。
中国制造业海外进入模式分析

最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发展迅速,他们在海外投资和国际并购市场上的表现令其他国家刮目相看。企业要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就必须在充分挖掘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在适当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走出去”。提高海外经营的成功率,这要求企业必须首先制定务实的国际化发展战略,而战略实施的核心是为特定的市场选择适当的进入模式。研究不同战略目标下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机制问题,有助于中国企业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以实现更高的国际化绩效水平和战略匹配性。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问题是我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焦点问题,本文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建立进入模式选择模型,以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有所启发和借鉴。 　　本文的总体构想是在确认研究对象与问题并充分掌握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模式现状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建立多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并对这一框架中的所有要素进行展开分析。期间将充分吸收既有的研究成果,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条件修正构建进入模式选择流程和决策方法,并最终形成趋势判断和研究建议。立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现实情况,借鉴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重点研究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演化路径及其特点是什么?这是分析中国制造业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其次,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的具体影响是怎样的?最后,在综合多种因素的基础上,企业如何进行进入模式选择?通过分析,本文站在企业决策者的角度,建立一个针对中国制造业的海外进入模式的选择模型,并提出了中国制造业海外进入模式的相关创新点。 　　综合各种分析,得出了相关结论:第一,从不同规模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来看,出口是中小企业的主要进入模式,中小制造业企业境外投资的规模普遍较小,开展跨国经营的中小企业很少。大企业则可以灵活运用出口、技术许可和直接投资的各种形式。现阶段,出口仍然是大企业的基本进入模式;由于受到研发能力和核心技术的欠缺,中国企业对技术许可等契约方式的运用还比较少,“交钥匙”合同更成为大型设备制造商的专利。海外收购是近年来中国的大型制造业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重要方式。第二,海外市场进动因是企业选取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基本出发点。本文将中国制业企业的海外市场进入动因总结为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创造性资产寻求型和全球战略升级型四种,并从根本上将这四种动因归结为两种:市场寻求型与资源寻求型,前者的逻辑基础是相对优势扩展与效率提升;后者则以提高经营效率和竞争能力为目标。第三,作为企业权变决策的重要依据,本文重点研究了中国国内因素、东道国因素、产业因素和企业因素对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潜在影响,形成了多因素综合分析框架。首先,企业的能动发展可以影响和促进政府的政策选择,在实践中,企业可以通过商会或行业协会争取更有利的制度供给;对文化因素的关注,可以促使企业在国际化征程中充分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正确认识不利于国际化的消极文化因素,保证企业在“纠偏”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国际化;锁定中国的外交路线,可以使企业充分利用外交资源,更准确地定位投资区域,降低海外经营中的风险。其次,东道国因素对企业进入模式有两种影响结果—机会与威胁,不同的因素对企业不同层次的进入模式的作用不同。再次,企业的内部资源与知识特性、战略动因决定了不同的投资进入模式之间的偏向。第四,在综合多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分层次树形选择模型,并且结合我国制造业的现状,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推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要求,提出了中国制造业海外进入模式的相关创新点。
中国-欧盟货物贸易结构变化及其对中欧贸易的影响研究

2013年11月21日,我国与欧盟领导人进行了第十六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此次会晤中,双方共同制定《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这一全面战略规划确定了中欧在和平与安全、繁荣、可持续发展、人文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的共同目标,将促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未来数年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中欧贸易关系有着广泛的互补性且有巨大的潜力。欧盟在2004年东扩以后,连续九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也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欧双方经贸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拓宽,逐渐实现中欧双方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产品优势互补。 　　本论文在对中国-欧盟贸易结构变化研究时,首先用定性分析方法对统计资料数据所建立的图表进行阐述,然后通过对事物数量关系变化的分析,揭示结构性的关系和内在联系。之后,通过数据图表对中国-欧盟的贸易结构的总体变化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并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分别运用贸易结合度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以及扩展的引力模型对中国-欧盟贸易结构变化及其对中欧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得到以下结论: 　　一、中欧双方在传统和初级产品贸易方面持续保持密切联系。就趋势来看,如果不积极发展差异化优势和双方的合作协议,我国将因成本问题逐渐失去欧盟国家在传统和初级产品方面的贸易倾向或依赖。在中国传统和初级产品竞争力较大幅度下降的同时,欧盟的该类产品贸易竞争力则保持相对稳定,仅有轻微波动。我国正向传统和初级产品进口大国的方向转变。东盟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已成为我国初级产品的首选进口国,欧盟亦是如此,且该种倾向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资源成本的提高而更加明显。 　　二、我国在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方面近年来发展稳定并有向好趋势。无论是以中国为出口国还是以欧盟为出口国,中欧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互补指数都是保持大于1并呈上升趋势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互补指数。尤其是以欧盟为出口国来看,中欧该类产品互补指数近十年来从未超过1.2。说明尽管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如德国等国家有着广泛的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但双方产品互补性并不算很强,有一定的同质性。一方面体现了中欧高精尖技术型产品贸易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中欧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中欧盟在华企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总体来说,近十年来我国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逐年增加,而欧盟国家则相对稳定。 　　三、尽管劳动密集型产品欧盟对华进口额较大,但由于该类产品技术含量低、受人力成本影响大、可替代性强等特点,中欧双方在该类产品贸易方面并未形成不可分割的贸易依赖关系。此外,从各类产品来看,中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是最强的,说明不仅仅是出于成本考虑,产品差异化在中欧该类产品贸易也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且将会越来越重要。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来看,虽然涨幅不大,但其稳定增长的趋势说明我国在积极发展技术或资本密集型贸易经济的同时并未造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短板。但随着我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该类产品的显示性比较劣势开始显现。 　　四、与中国贸易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相比,欧盟各类贸易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整体较高,且不同类别产品的优势差距要小一些,尤其是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五、中欧之间产业内贸易已占据主导地位,利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动态比较优势的转移,我国主要向欧盟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由此获得对欧顺差。欧盟在技术、高科技产品等贸易领域具有较强的对我国的出口优势,但同时随着我国产业升级该趋势会逐渐减弱。 　　六、对欧盟而言,人均GDP对欧盟向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要大于欧盟向中国的进口贸易影响。结合相关分析可以得出:对于平均收入较高的欧盟来说,收入的增加会大幅减少对中国产品的出口而扩大内销,同时会中等幅度影响向中国的产品进口,因此说明欧盟出口品的价格或附加值较高,而向中国进口的商品多为较为低廉的替代性较强的廉价品。国内生产总值同样对欧盟向中国的出口贸易影响要大于对中国的进口贸易影响。 　　分析结论表明:随着中国不断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和技术资源获取和利用,中欧之间经济互补性越来越弱,中欧货物贸易结构变化对中欧贸易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但大幅的双边贸易额增长并不能代表中国从中欧贸易中收益的增长。从中欧货物贸易商品结构来看,我国出口欧盟国家的商品具有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过大,出口工业制成品档次较低,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比重偏低等特点。 　　为了在未来中欧贸易中有更大的进步和长足、稳固的发展,我国也应采取措施,在扩大自身优势、弥补不足的同时减少中欧贸易阻碍。结合钻石模型和贸易需求相似理论等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可得出从我国角度出发为主的八项政策建议:从战略高度上认识并重视对欧盟的贸易、扩大我国产业竞争力、扩大我国内需与加强区域合作相结合、加快我国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建立产业协会、积极应对中欧贸易摩擦、加强中欧政府间合作,互利共赢,为中欧贸易护航、中欧共同努力弱化并消除双边货物贸易不平衡、加强双方中小企业的合作等,为我国与欧盟的贸易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俄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各个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使区域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世界各国为了顺应时代的潮流,都积极加入到经济一体化的大军中,通过与相邻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方式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俄罗斯同为“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两国在地域上相邻,政治基础牢靠,并且在资源与产业结构上具有很强比较优势和互补性,这都为中俄两国的经贸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11年12月,俄罗斯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结束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入世历程,为两国经济贸易活动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尽管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的经贸关系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与两国的政治关系、经济实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不相符,中俄贸易额并没有在两国的贸易总额中占据应有的份额,两国经济贸易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中俄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本文在分析中国和俄罗斯经贸合作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收集大量的数据资料,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多角度探讨了中俄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相关问题,其中对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重点论述了中俄建立自贸区的可行性,运用数据构建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中俄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影响以及相关贸易指数进行分析;借鉴世界其他主要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对进一步深化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提出了一些政策与建议。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建立中俄自由贸易区是可行的结论。尽管中俄在建立自贸区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但中国和俄罗斯政府应大力支持和鼓励,充分利用地缘、政治、资源互补等优势,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出发,积极开展多方面、多领域的合作,加强沟通与深入了解,克服障碍,携手共进。建立中俄自由贸易区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合作的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两国经贸发展的前景却是光明的。
我国上市中央企业平均资本成本分析

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经济环境中,中央企业必须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控制生产成本、各类间接费用,加强财务管理,才能处于不败之地。资本成本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概念之一,深刻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融资、股利分配等财务决策,但是在我国这一概念应用的并不广泛,而且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很多人将资本成本与筹资成本、资金成本等概念混为一谈,因此需要我们来仔细研究。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首先通过对各类资本成本的估算方法进行对比,选择了应用较为广泛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作为工具来进行估算。通过对数据较为全面的109家上市央企2003-2012年的财务报告、股价等数据进行分析,结合同期证券市场的收益率水平,对我国上市央企的平均资本成本水平进行了估算。经过估算,我国上市中央企业2003-2012年的平均资本成本为8.19％,其中权益资本成本的平均值为9.50%,税前债务资本成本的平均值为5.92%(10年间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平均值)。本文通过将上市中央企业的资本成本与企业付出的融资成本、投资者获得的收益率、国内外其他企业的资本成本进行对比分析了我国上市中央企业的资本成本水平高低。我们发现上市央企的资本成本高于企业的筹资成本,同时低于投资者获得收益率,这说明了在我国资本成本不仅与股利、利息相关,同时收到资本利得的影响,印证了我国的股利分配政策不合理,股东更关注股价变动收益。 　　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跟中央企业有密切关系的有:企业的资本结构、经营风险水平、信息披露水平、政府关联等等。由于我国央企与国有商业银行从本质上具有同一控股股东,因此借贷时必然存在一定的“关联方交易”;而且中央企业有着隐形的“政府担保”,从而能获得比较低成本的债务资本。通过分析得到央企的资本成本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无正相关关系,说明投资者对中央企业的债务水平不敏感。 　　资本成本与公司治理结构有密切相互制约关系,我国中央企业存在的控股投资者的管理缺位,在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今天,政府要做的更多的不是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而是作为出资者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引导。政府股东通过对最低报酬率的界定,对被投资的中央企业实施严格的权益资本成本约束,促使其改善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分析资本成本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提高中央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包括投资、融资决策,引导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进一步降低资本成本。这又涉及到企业的财务战略,狭义的财务战略主要分为筹资战略、投资战略。中央企业应积极引入机构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明确主业,并逐步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增加股权激励在薪酬总额的占比;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国际竞争,分散各类风险,这样才能进一步降低资本成本,提升企业效益。
中国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律监管与风险防范

我国开展“走出去”战略近二十年,正从吸收外资步入对外投资的战略转折时期,是我国对外经济交往中的一件尤其关键的事件。面对该重大事件,我国政府及投资者一定会更加注重对外投资中有可能的风险,特别是法律风险的防控和应对。所以,细致探讨与分析我国对外投资的风险防范,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论文共分以下几方面: 　　第一部分阐述我国海外投资的现状,在总结有关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海外投资的特点及存在的相关问题。 　　第二部分是从我国海外投资的现行国内法制出发,将海外投资的国内监管分为核准阶段、运营阶段以及退出阶段的国内法律监管。在对相关国内法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目前海外投资国内法律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对应的完善机制。 　　第三部分是简单介绍海外投资的国际保护体制,主要是从多边协定及双边协定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然后对有关海外投资的相关规定做简单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对多边协定以及双边协定的一些思考与分析。 　　第四部分主要是讨论中国投资者海外投资的风险防范机制,首先是从风险的一般概念入手,分析海外投资中可能会面临的商业风险以及非商业风险,风险防范措施是站在政府和中国投资者两个角度,分析对当前海外投资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所采取的不同措施。最后提出中国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对应的完善策略。
改写理论关照下杜甫诗歌英译的对比研究

杜甫诗歌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在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杜甫诗歌的英译显得极其重要。尽管杜甫诗歌相当难译,古今中外仍有不少译者迎难而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翟理斯,王红公,宇文所安三人的贡献尤为突出。相比于三人的英译对杜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及接受的重大贡献,国内学者对其进行的专门研究略显单薄。 　　本文首次尝试对三人分别收录在《古文选珍·诗歌卷》(1923)、《中国诗百首》(1956)和《中国文学选集:从先秦到1911》(1996)中的英译杜诗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总结出各自英译杜诗的翻译特点。分析发现:三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诗歌题材或主题的选择和翻译过程中对诗意、诗体与诗韵以及文化意象的处理等方面。总体来看,翟理斯的译文投射出一个生活化田园化的闲适杜甫,王红公呈现了一个在孤独静谧中冥想的隐士,宇文所安则通过译文描绘了一个忧国忧民却又常自叹怀才不遇的儒士形象。不难发现,三位译者的译文都是对原文不同程度的改写,呈现给英语读者三种偏离中国传统认识的杜甫形象。 　　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家勒菲弗尔主张将翻译活动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加以观察研究,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形式,是最有影响力的潜在力量,能够将某一作者或作品的形象投射到新的文化场景。同时,勒菲弗尔认为通过翻译投射的文学作品的形象受到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操控。 　　受其启发,本文拟对三位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信息加以梳理并借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等角度分析译文之所以如此的成因。研究发现,制约译文生成的主要因素为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和诗学中的功能要素主要影响译者对诗歌主题的选择和诗意的翻译,诗学的文学要素则决定译文文学形式的具体呈现。另外,译者的文化身份、文学造诣以及审美偏好对其自身的翻译活动也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