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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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援助与贸易、投资的关系研究——基于受援国视角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绝大多数的国家都与对外援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外援助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在国家经济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显现，对外援助不断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逐渐成为伙伴国家和战略同盟间进行友好经济往来，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有效沟通的重要途径。对外援助虽然在形态上表现为一种经济政策行为，但是往往会涉及到国家关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科技等各个方面，因此，对外援助理论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贸易和投资作为判断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因素以及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助力，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下，贸易投资一体化也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特别是在如贸易、投资和对外援助等领域，世界各国正在探索新的经济结构关系。在过去几年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有了大幅增长，世界各国的迅速发展和国际援助金额的不断增加是推动这种变化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随着世界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对外援助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对外援助已成了很多国家增加出口和对外投资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更是联系各国经济的重要方式，对外援助与贸易和投资一起构成了国际经济关系的三大支柱。对外援助逐渐成为促进双边经贸合作和投资的重要纽带，因此，对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主要通过对目前对外援助发展形势的分析，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理论上对对外援助、贸易、投资等相关问题进行阐述说明，实证上运用模型估计分别对对外援助与贸易、对外援助与投资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受援国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三者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并根据估计结果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提出相应建议，以期更好地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和谐进步。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公告对其股票价格波动影响研究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产物,且我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大力支持也促使海外并购迅速成为我国有实力的企业实现其全球化战略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表现踊跃，积极以海外并购的形式展开国外投资。这其中不乏有许多成功案例，然而，在成功的喜悦中，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发展历史不长，学术界现有的并购理论能否解释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的绩效仍有待投入更多的研究来论证支持[1]。 　　本文通过梳理中西方跨国并购动机理论以及并购效应相关的研究文献，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探讨中国上市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大举开展海外并购的并购效应——即股东财富效益。文章选择2010-2012年上半年的重大海外并购事件为样本，和事件研究法这一较为成熟的检验工具，通过检验短中期是否存在正的股东效益，来判定在海外并购这独特的投资领域上，市场对海外并购是否持有积极正面的态度。此外，本文还研究不同并购方式以及能源资源类型海外并购的股东财富效益。 　　文章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意义、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框架，并简单介绍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部分，先对跨国并购密切相关的概念进行定义,再对国内外跨国并购效应相关研究的结论做了梳理，尤其对并购的股东效应做了重点介绍。第三部分将国内外学者对跨国并购绩效以及跨国并购的股东财富效应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第四部分为问题提出和模型介绍。先对本文研究问题的确定，做详细的说明。再对国内外学者就该领域研究的研究方法做归类评价，重点介绍事件研究法这一研究工具在股东财富效益分析中的运用，并在第四章结尾部分简单界定选样的方法，样本描述以及CAPM模型的数学实现方式。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评价部分，对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的两年半时间里 　　（2010-2012上半年），我国上市企业参与的56起重大海外并购事件对其股票在短中期的影响做了分析解释。第六部分根据研究结果，对相关部门已经投资者提出相应的建议。 　　结果显示，尽管外界对海外并购绩效看法各异，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公告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在总体上正向的。股权并购类型以及能源资源型的海外并购的公告在公告日前后的短期内对市场的刺激也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反映了市场对该类型的海外并购所持态度是积极正面的。
中国企业连续跨国并购的能力提升与业绩评价——以联想集团为例

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国内并购市场日趋活跃，为了能够融入全球经济链条，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经营方面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扩大经营规模，迅速占领市场，在跨国并购实施的次数上也日益增长，出现连续性特征。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由单次向多次并购转变，这使得上市公司的连续并购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但是由于国内跨国并购起步晚，部分企业还存在着经验不足的问题，因此，如何能使跨国并购实施成功以及企业能否运用以前的并购经验来获取并购绩效得到了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的关注。 　　本文围绕连续跨国并购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以并购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探索中国企业连续跨国并购与其绩效之间的关系。第一部分是研究的背景、目的、思路和创新点；第二部分系统的回顾了关于跨国并购和并购经验的研究；第三部分是在并购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本文的框架；第四部分，采取案例研究的方式，以联想集团近十年实施的数次跨国并购为研究对象，深度分析组织学习能力在提升并购绩效中所起到作用，并购绩效评价方法包括事件研究法、财务指标法和非财务指标法，分别评价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本文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连续跨国并购能提升企业的并购能力和并购绩效。通过分析联想集团连续跨国并购的案例，发现在组织学习的作用下，企业在连续跨国并购中不断的强化已有的并购知识和产生新的并购知识，指导并购决策的制定，并提升企业的并购能力，最终能提升企业的业绩。 　　2、在连续跨国并购活动中，并购目标、控股比例、并购支付方式、并购融资方式以及并购后的整合都是提升并购能力的关键因素。通过组织学习，并购企业不断强化已有的并购知识和产生新的并购知识，从而提升并购能力。 　　3、在评价连续跨国并购的业绩时，从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两个方面入手，其中短期绩效采用事件研究法评价并购企业的市场反应，长期绩效采用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法评价企业的经营成果。考虑到影响股价变动的因素非常多，若仅仅使用超额收益率来解释研究目标，其可信度将会大打折扣，采取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相结合的模式对连续跨国并购的业绩进行评价，使得评价体系更为全面。
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溢价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我国加入WTO后，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目前又在“走出去”战略的鼓励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拓宽国际市场，实施海外并购。但是随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溢价”现象惊人。中国企业为了成功实现海外并购，所报出的价格远高于被并购方企业市场价值的正常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高溢价并不能保证海外并购的成功。中铝注资力拓计划流产，四川腾中重工并购美国悍马失利，中海油被迫退出对优尼科的并购，中石油竟购高庚失败．．．．．.这些失败的惨痛案例可以很好的证明这一点。那么中国企业为何愿意支付高溢价，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溢价的因素又是什么。 　　本文以此为立足点，把并购溢价问题置于中国的海外并购环境中，以2008-2013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引起的新一轮并购浪潮为特征，采用手工收集的方式选取成功进行海外并购的54个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以信息不对称理论、自由现金流假说、管理层过度自信假说、企业国际化经营理论为基础选取本文的相关变量，进而建立模型，最后运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通过对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共线性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从而得出并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主并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管理层过度自信、国际化程度与海外并购溢价率之间的关系。依据上文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并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会引发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的溢价支付；(2)海外并购企业拥有的自由现金流量会放大并购中的溢价程度；（3）海外并购企业管理层的过度自信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并购中的溢价程度；（4）海外并购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能有效抑制并购中的溢价程度。最后根据实证结果，从充分做好尽职调查，完善现金股利分配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和程序，鼓励技术、产品出口四个方面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中国文化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文化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文化贸易也随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战略性贸易，在经济甚至整个社会发展中发挥强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文化贸易的顺逆差问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需要深入分析中国文化贸易的真实情况，并进一步探讨影响文化贸易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文化产品包括核心文化产品和相关文化产品两大类，其中核心文化产品由文化遗产、记录媒介、书籍和报刊、视觉艺术以及视听媒介五大类组成。笔者采用UN Comtrade数据库HS07分类法，整理了2007-2013年中国各类文化产品贸易的具体数据，从贸易的规模、结构和布局三方面分析了中国文化贸易的现状。结果表明，中国的文化贸易虽然发展较快，总体文化产品、核心文化产品贸易均表现为顺差，但贸易结构和贸易布局不均衡，进出口比例极不协调，以出口为主，进口为辅，相关文化产品的贸易比重较高。分类核心文化产品的出口主要依靠文化含量相对较低的记录媒介和视听媒介中的电视游戏类产品，具有文字符号、文化内涵的书籍和报刊、视觉艺术以及视听媒介中的电影类产品在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并不高，文化遗产占比更是不足1％，贸易顺差更多的带有货物贸易顺差的色彩；核心文化产品的进出口集中度较高，高经济收入体国家仍然是中国的主要文化贸易伙伴，“文化亲缘”对进出口有不同的表现。 　　在中国文化产品贸易发展的影响要素研究上，选取了中国和贸易对象国的人均 GDP、地理距离、文化距离、信息化水平、是否具有同一贸易协定及是否拥有共同语言为解释变量，并充分考虑了文化产品消费的网络外部性对贸易流量的作用，修正了贸易引力模型。 　　研究采用了动态面板数据，通过 GMM回归分析，从整体核心文化产品和分类核心文化产品两个层面探讨了中国文化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其一，各影响因素对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的作用力差别较大，主要体现在文化距离、信息化水平、是否具有共同语言以及是否具有同一贸易协定对贸易流量的不同效应上；其二，信息化水平由于中国文化产品所特有的文字和语言并不具有全球普及性、学习成本较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缺失等原因而与核心文化产品的出口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与文化产品的进口贸易并不显著相关。文化差异能促进文化产品的出口，却会阻碍文化产品的进口；文化产品消费的外部效应会以需求偏好外溢、知识外溢、文化外溢等形式来扩大中国核心文化产品的出口和进口；其三，各解释变量对文化遗产、书籍和报刊、记录媒介、视觉艺术和视听媒介的影响不尽相同，不仅在影响力大小上存在明显的区别，而且在贸易流向相同的情况下，各解释变量会由于分类核心文化产品的不同而产生完全相反的效应，此外，同一解释变量对出口和进口流量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笔者认为，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从文化贸易大国向文化贸易强国转变，更好地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应从以下几方面发展文化贸易：一是明确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目标定位，扩大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开发非洲、拉美等与中国货物贸易频繁的潜在市场；二是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文化贸易的结构和地域分布。在整合企业资源、走品牌化和规模化之路的同时，打破现有进出口贸易集中的格局，促进贸易对象的多元化；三是重视文化版图和地理版图，区别对待文化差异的影响，充分利用“文化亲缘”的特点或加强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的贸易合作。
文化产业坚守和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博弈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战场，发展文化产业不仅关系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文化强国建设；更涉及国民素质、社会风尚、精神家园建设等诸多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内容。党的十七大六中全会中指出，文化生产要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给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 　　但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是，产业本身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还未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包括过于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社会效益，淡化主流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化等在内的诸多问题。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要创造就业岗位和物质财富，增强国家硬实力；更要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人民精神家园，增强国家软实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产业，不仅要求国有文化企业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文化产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力军、“国家队”。而且要求政府要通过特殊扶植政策和严格的文化产品审查制度引导和支持文化产业坚守和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中国OFDI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科技自主创新是企业的竞争力关键因素，也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企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自主创新，并在不断的寻求新的方法。同时，“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额快速增长，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覆盖广，投资目的更多的是寻求技术溢出。目前，通过对外投资对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正在增强。因此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有：OFDI反向技术溢出如何影响企业自主创新，中国OFDI反向技术溢出是否真的促进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同行业的OFDI溢出与自主创新的关联度是否存在差异？影响OFDI溢出对自主创新作用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针对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自主创新的理论基础，分析了OFDI影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并运用了2004-201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用R&D溢出回归模型来检验OFDI反向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的影响；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了典型的8个行业的OFDI溢出与自主创新的关联度。最后选取金融环境作为国内吸收能力指标，分析国内的金融环境是否达到吸收OFDI溢出的水平。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三个层次：一、OFDI反向技术溢出的研发资本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有正向影响；二、根据灰色关联的系数分析，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研究类行业和制造业OFDI溢出较强，而采矿业、高技术的信息产业溢出效应较弱。三、基于 OFDI影响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研究说明金融环境作为国内吸收能力的因素，正向调节 OFDI反向溢出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说明金融环境的改善会促进吸收对外直接投资溢出；对比中国东西部的金融环境，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程度不同会影响吸收 OFDI溢出的效果。 　　基于结论，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建议：一方面，政府需要创建更多的有利环境，加大企业对外直接的力度；另一方面，在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同时，更加注重行业的选择，优化海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区域选择。另外，还要改善国内金融环境，以促进吸收OFDI反向溢出的技术和知识。
习近平“三农”思想视域下喀什地区农民增收研究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历来是我国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农民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实现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在走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并结合自己在不同领域的工作实践,深入农村,针对新时期农村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开展广泛调研,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针对性和现实性的“三农”思想。习近平“三农”思想为当今我国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喀什地区地处祖国西部边陲,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增长极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在新疆发展和稳定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010年,随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新疆迎来了“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新疆的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成为我国的重中之重,到2020年实现新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难点在南疆三地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重点在喀什地区,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促进喀什地区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尤其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本文在习近平“三农”思想视域下分析喀什地区农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符合喀什地区农民增收的特殊有效途径,有利于喀什地区农民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本文第一部分为引言,从选题依据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与不足之处、研究的创新点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二部分介绍了习近平“三农”思想。首先阐述习近平“三农”思想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其次概括习近平“三农”思想的主要内涵。马恩列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是习近平“三农”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期农民工作的具体实践是其实践来源。第三部分介绍喀什地区农民收入的现状及问题分析。首先论述喀什地区农民收入的现状;其次分析喀什地区实现农民增收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第四部分分析习近平“三农”思想对喀什地区农民增收的启示。第五部分是结束语。
社会基础理论视域下喀什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研究

从2004年到2014年的十一年间的“中央一号”文件来看,都是在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足以看出农村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而农村文化建设作为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有效载体,运用好农村社区文化和村镇文化将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渗透力,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广泛实现,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还有利于形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价值观。以文化为载体,将文化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把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寓于文化建设之中。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就不言而喻。喀什地区位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南部地区,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地区,也是连接我国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枢纽。同时作为我国连接中亚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重要口岸,喀什地区又是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确定的第六个特殊经济开发区。还应该看到喀什地区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建设都处于相对滞后的层面上。在喀什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文化起着连接农牧民同国家之间纽带作用,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喀什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研究不仅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分析中国农村问题的社会基础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对于喀什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喀什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瓶颈、喀什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力求以理论探索和实践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借鉴国内外对于农村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突出了喀什地区的区域特色、民族特色,从喀什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现实需求出发,分别从喀什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维度界定到喀什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期能够为喀什地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帮助。
新疆跨越式发展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新疆进入了大开发、大发展、大开放的新阶段,特别是新疆跨越式发展理念的提出以及新一轮19省市对口援疆工作的开展,新疆的各项事业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更使新疆迅速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高向西开放水平的核心经济地带。因此,如何抓住机遇、后发赶超,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是现阶段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选择。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国家“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提高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给予部署。这昭示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志和决心。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疆的跨越式发展进程中,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新疆,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突出新疆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为起点,以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为指导,以“环保优先、生态立区”和“资源开发可持续、生态环境可持续”理念为基础,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经济区域为平台,通过研究国内外生态文明理论发展的历程,着重阐述了新疆在跨越式发展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分析了新疆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现状,研究了新疆在跨越式发展中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必须从理念、规划、制度、执行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新疆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把新疆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和生态明珠。
新词翻译策略研究——以2009-2013年间出现的新词为例

词是语言体系中最活跃的因素,而新词则是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时尚变迁的载体。对于译者而言,将新词正确的进行译介,促进跨文化交际是一项无法推卸的责任。 　　由于缺乏相关理论指导和前人经验借鉴,新词英译一直被视为是一件“费力难讨好的事”(杨红全,2003(5):70),且新词英译是一个动态持续变化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翻译策略的选择和使用难循规律;此外,新词不断更新,跨文化交际的日益频繁,汉语及英语双方语言的张力都在不断的延伸,互相包融、重叠的层面也在不断增加,直接导致了新词的研究领域和范围不断拓宽。因此新词英译具有一定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意义。 　　本文是一篇翻译项目报告,旨在对2009-2013年出现的新词,进行重译,并针对政治、经济、社会、网络、环保领域出现的典型译例,进行分析研究,再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新词的理解、字词的甄选,以及翻译策略的使用。本文研究分为三大板块:“新词”的定义和翻译标准、典型词例的实证研究和对比分析、探索和总结出2009-2013年新词英译所呈现出的新特点,并归纳出实用有效的翻译策略。本文尤为侧重典型词例的译析和对新词英译新特点和新趋势的概括。 　　通过翻译实践和反思,以期对今后的翻译实践和研究起到相应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同时,在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今天,及时准确译介体现中国当代文化特色的新词,有助于弘扬中国文化,这也体现了国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战略的迫切要求。
明清休宁商人研究

明清休宁商人,从山区中一步步走出去,慢慢成长起来,最终成为徽商的主力军,是明清徽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休宁人选择经商,始于东晋,经过明代前期的一系列发展,至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从商风气确立,再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休宁商人的发展初具规模。历经清代初期的积蓄发展,在清代中期时,达到鼎盛。物极必衰,休宁商人也是一样。鸦片战争后,随着清政府逐渐走向衰落,中国又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自然经济也渐渐走向崩溃的边缘,休宁商人无法与如此的时代背景相抗衡,也随之走向衰落。 　　本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来论述明清时期的休宁商人的整体概况。文章的第一部分介绍明清休宁商人是在怎样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即包含休宁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第二部分:主要是阐述休宁商人选择经商的原因、经商所具备的基础、所涉足的行业,以及休宁商人的经商地点。第三个部分:主要是论证休宁商人的特点以及他们的历史作用。第四部分:主要是说明休宁商人是如何走向衰败的,是哪些因素直接和间接的导致了休宁商人的衰落。
基于老龄化社会下城市公共空间环境设计研究——以合肥市包河公园为例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全球来看,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新生儿的出生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人们的死亡率也在持续的下降,这样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世界人口也正面临老龄化的趋势。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退休在家,有着大量的空闲时间的他们,仅仅为他们提供物质生活的保障是远远不够的,面对新时期的老年人,不仅要物质赡养更要精神赡养,鼓励老年人从家里走出去,到室外的社会环境中去,首先就要为老年人提供一个适合城市公共空间环境,以营造一个适合交流活动氛围。如何在当下的老龄化社会中进行相关的设计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在学习、分析和总结国内外既往研究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于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变化等基本信息进行了介绍,同时研究了退休之后的老年人对于城市环境的需求,老年人在户外环境中的活动类型和活动的特点,以及老年人的行为区域。通过包河公园的实地调研和走访,研究和分析老年人在包河公园内的活动情况,归纳出一定的措施和原则,以保障老年人对于公共环境的需要。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了交叉学科、实例调研以及数据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全面梳理了老龄化社会下的老年人群体的特点和需求,指出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老年人城市公共空间环境设计的迫切需要,并以实际案例为支撑提出了优化建议,最后归纳终结,以期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获取技术溢出的视角

已有的研究和事实表明,母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扩大产品销售市场、获取国内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获取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较为便捷的分享国际R&D溢出,促进母国技术升级。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角色转变,在与全球技术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通过“学习”效应,实现国内技术水平的不断升级。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西方技术发达国家的投资规模也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投资动因也逐渐由寻求产品市场、资源向寻求知识、技术等战略资产转变。本文运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研究在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如何布局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以最大程度获取国际技术溢出。首次尝试性分析通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渠道,东道国国内的相关因素对我国海外专利授权量的影响,以此来研究中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的区位选择问题。研究发现: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应重点流向东道国拥有较强科技资源潜力、完善通讯设施发展水平、对外直接投资(DOFDI)和接受外商直接投资(DFDI)的规模较大,与我国地理距离较近的的国家和地区。
基于AOP的企业信息系统全球化重构

自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众多的中国企业已不单局限于境内市场,在“走出去”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企业的全球化步伐正不断加快。而随着国内企业在海外并购和出资新建方面的大步向前,企业的境外分支机构数量得以迅猛增长,机构的境外资产数额、营业收入以及雇员数量等也都在快速增加,而境内外机构间相对应的信息交互亦将日益频繁和复杂。 　　在此形势下,早期所依靠的半人工处理或采用多套区域性信息系统,分别管理境内外不同国家(地区)分支机构的模式已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国内的跨国经营企业亟需一套面向全球化运作,而非仅针对一国或一地的信息系统,以使得企业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境内外机构的联合运作和统筹管理。此外,由于目前正积极向海外扩张的境内企业,其在国内通常已有一套完整、并广泛成熟使用的信息系统。因此,在实现企业信息系统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宜重新搭建一套全新的系统,而更适合在境内原有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重构,以适应企业的跨国经营需求。 　　通过对企业全球化运作的需求分析,其信息系统的重构,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注点: 　　1)全球化系统面向不同国家(地区)的用户,需提供不同语言的使用界面与数据存储。因此,通过多语言Unicode统一编码方案实现的系统重构,需构建多语言的数据库结构,实现多语言的操作界面,并支持用户不同语言信息的输入、输出和存储、传输。 　　2)跨多时区运作的全球化系统,还需面对不同时区的时间显示,跨时区交易的时差转换等问题。因此,在交易处理过程中,需通过系统控制器的时差调整功能,实现对多时区交易方的时差转换,并提供跨时区的处理能力。此外,通过分时批量处理等功能,还可实现多时区环境中,在24小时业务不中断条件下的批量处理和报表统计等功能。 　　3)重构系统在不同的国家(地区),需面对不同的政策环境和文化背景,从而产生差异化的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因此,系统需支持多样化、面向业务的流程管理,并确保不同流程下数据结果的一致性。因此,系统的重构通过改进的RBAC模型,将境外特色业务流程的角色及权限,植入国内原有业务流程中,从而实现业务流程的差异化整合。 　　然而,在企业信息系统全球化重构的过程中,由于重构的关注点大都为通用的非功能性关注点,其通常贯穿系统的各个功能模块,形成了对系统原有业务逻辑的典型横切,从而造成了若使用传统的OOP(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面向对象编程)方式,会存在严重的散射和缠结问题,使得重构关注点与业务逻辑紧密耦合,降低了模块的重用性,增加了代码冗余和改造工作量。为解决此问题,重构方案中引入了AOP设计模式。 　　AOP(Aspect Oriented Programming,面向切面编程)设计模式,是将贯穿系统的横切关注点与涉及业务功能的核心关注点相分离,并将其在不同模块间的横向关系抽象为一个切面来加以封装,从而有效地降低横切关注点对原有业务逻辑的耦合度,减少代码冗余,提高模块的重用性。而在全球化重构过程中,通过采用AOP设计模式,将重构的关注点作为独立切面,在不变动境内系统原有功能模块的基础上,将重构关注点植入系统原有流程,从而确保原有业务逻辑不受全球化重构的影响,有效降低了重构的风险。 　　本文将主要针对全球性企业信息系统重构过程中,所面临的多语言、跨时区、差异化业务流程等问题,通过AOP设计模式,将系统各模块间的非功能性公共关注点封装为切面来进行编程设计,并讨论提出了信息系统全球化重构的初步解决方案。同时,AOP设计模式作为一种将系统非功能性关注点从核心功能模块中解耦以实现模块化的开发技术,其在系统的事务管理、权限控制、日志操作、以及安全管理等功能设计的应用上均极具优势,对于各类信息系统的应用架构设计、模块重构改造、功能优化提升等方面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