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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双向投资成为了该区域的热点话题,截至2012年底,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投资236亿美元,东盟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目的地。而东盟目前已经是中国的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累积超过了900亿美元。<br> 在投资迅速增长的背后,我国企业因政治风险而发生损失的案例不断涌现,政治风险逐渐成为影响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从时间上梳理出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发展历程,着重介绍最近年度中国对东盟投资的金额、投资领域以及影响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驱动因素。然后,给出政治风险的定义,分析东盟国家政治风险的来源,尤其是对中国企业来说特有的政治风险来源,并且利用两位政治风险保险专家法布里兹奥·费拉利(Fabrizio Ferrari)和里卡多·罗尔菲尼(Riccardo Rolfini)的政治风险评估模型计算东盟各国的政治风险,作出风险发展趋势图,为我国企业投资东盟提供参考。最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出了政治风险管理方案。宏观管理方案主要从国家层面入手,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法律体系、信息服务体系、保险机制,加强与东盟国家各领域的联系,微观方面从企业入手,包括综合性策略、保护和防御性策略以及缓解性策略。
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近年来发展迅速,参与对外承包工程的企业也越来越多,风险形势也越来越复杂。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企业的风险管理,增强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保险作为一种成熟的、商业化的风险转移方式,也逐渐受到了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重视。但是,由于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风险意识淡薄,对保险缺乏深入了解,导致在保险管理中存在着较大的问题。<br> 本文从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现状出发,分析了保险在海外项目中的作用,并阐述了保险管理的内容,即保险资源管理、保险安排管理、保险服务管理。本文结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保险管理的现状,分析了企业在保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建立科学的保险管理机制的对策,通过明确职责部门、整合保险资源、梳理管理流程、制定管理制度及意见反馈及调整等五个步骤,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企业保险管理效率和保险保障效果的提升。<br> 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论文的不足之处,明确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自2009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启动以来,业务得到爆发性增长。人民币跨境结算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对外贸易增长、帮助涉外企业规避市场波动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目前人民币升值趋势明显,离岸与在岸市场利差较大的背景下,多种形式的套利活动随之产生。不仅加剧了“热钱”流入的严峻形势,而且制约了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长远发展,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易引发风险。套利是一把“双刃剑”,在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过程中,对于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符合市场规则的套利行为,应保持一定的容忍度,站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高度,进行理性认识和处理。对纯粹的套利行为,应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加快相关改革步伐,以跨境人民币业务为突破口,减少套利交易的土壤,降低境外交易者的套利动机。<br> 本文采用了实证检验法、案例分析法和数据分析法,构建了整篇论文的研究体系。运用实证检验法论证境内外汇率的相关性。通过案例分析法梳理了人民币跨境套利产品的操作流程。采集6家银行的数据样本,计算人民币跨境结算中套利产品规模并据此估算北京市人民币跨境套利产品总体规模。<br> 由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始于2009年7月,到现在仅有4年多的时间,所以相应的参考文献和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且大部分观点认为大量人民币跨境套利交易的存在违背了央行推行“人民币走出去”的政策意图,背离了开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初衷,造成中央银行补贴套利者,使我国企业遭受巨大福利损失。但笔者认为,人民币跨境套利交易是人民币国际化初期,国家需要支付的改革成本,这并不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套利活动本身是保证资本流动和市场效率的前提,是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必经之路。政府应通过有效措施,将人民币跨境结算引入正轨。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控,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及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和建立“体外循环机制”,实现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职能。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顺利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逐渐融入到了国际社会经济活动中,并且对全球经济市场有了新的认识,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形成了新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中小型企业成为了我国对外贸易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目前,中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许多重要问题阻碍其迅速发展,例如资金制约,贸易融资难等都是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本论文旨在正确的面对目前中小企业的国际贸易现状,深入了解其所处国际贸易发展环境的有利和不利的形势,发现中小企业所遇到的问题比如在外贸融资中的问题,并尝试追究问题根源,以探究并试图最终提出通过多方式构建多层面、全方位的中小企业外贸融资体系,从而使中小企业能够顺利的摆脱外贸融资困境,改善其外贸融资环境,保障中小企业平稳健康的发展并且依然活跃在国际贸易领域,使我国的对外贸品竞争力能够提高,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起到促进作用。<br> 本文以W市的中小企业外贸融资为案例进行了分析,指出W市中小企业外贸融资的比例较低;中小企业外贸融资的需求周期较短;中小企业外贸融资产品使用不均衡;中小企业外贸融资的融资机构单一,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等问题。对这些问题深入分析后可知中国中小型企业贸易融资发展较晚,因此目前还没有形成完善与成熟的贸易融资环境,我国政府对大型企业给予的帮助与支持较大,然而对于那些中小型企业我国政府在贸易融资方面给予的支持还远远不够。现阶段,我国还没有一套独立完整的中小型企业融资服务体系,纵使现在我国拥有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的机构,然而这些担保机构和其担保机制还有待完善,根本无法改变我国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的现状。商业性及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外贸融资的支持力度不够,而且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完善、不畅通。我国的中小企业差不多都属于民营企业,很多企业是由乡镇、家族或者私人企业发展而来的。所以这些中小型企业都习惯于采用传统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导致权责含糊不清、股权状况也比较模糊,很难制定出高效率、高质量的管理决策,企业管理经营风险较高,对外贸易中缺乏有效担保,财务管理粗放,缺乏诚信观念。<br>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政府方面应建立保障中小企业贸易融资发展的政府支持体系,创建系统全面的中小企业外贸融资服务信用担保体系;金融机构方面应加强对中小企业贸易融资的倾斜力度并实行系统化管理,建立外贸融资产品体系,加强国际业务人才的培养,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的直接融资体系;中小企业自身方面应提升中小型企业整体素质,加强财务管理建设,树立信用观念,建立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
印尼是东盟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近年来成功摆脱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国家之一;2011年,印尼政府出台了未来15年中长期发展规划,计划着力推进经济转型和六大经济走廊建设,目标是在2025年成为经济大国。此项规划的提出将使印尼国内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大幅增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多机会;通过多种投融资手段支持企业参与印尼基础设施领域建设,也将为落实我国与周边互联互通战略提供重要支点。<br> 本文将结合印尼投资环境、发展规划需求等分析中国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同模式和投融资选择,并分析在印尼市场的项目实施中面对的风险以及规避措施,为中国企业参与印尼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参考。本文主要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运用实际数据,结合印尼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现状,以实证对中国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同融资模式和风险进行分析说明。
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工程承包企业在海外承揽项目,业务领域迅速拓展,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区域更加多元化,工程承包项目更加大型化。我国的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参与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竞争也日趋激烈。然而,国际工程承包面临的风险因素众多且繁杂,加之我国企业本身的管理并不完善,特别是风险管理较为薄弱,这使得我国的国际工程承包企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挑战。<br> 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建筑企业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发展概况。文章介绍了风险管理的相关理论,通过对我国的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存在的风险进行细致研究,在借鉴国内外企业风险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适合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风险评估方法,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风险应对和监控措施。<br> 本文旨在提高我国的工程承包企业风险管理能力,以期能够为我国建筑企业更好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和参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并参与到世界各地的项目中去,其中海外工程项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任何一个海外工程项目都可以有多种合同安排形式,如何做到合理地安排合同,如何在各个国家分公司之间平衡地分配资源等等一直是关系跨国公司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从税收角度考虑采用海外工程项目的合同安排,可以为跨国公司利益最大化提供决策支持。<br> 由于双边避免重复征税协定的约定,跨国公司需要在项目执行地缴纳一定数额的企业所得税,是否需要设立常设机构,如何进行合同安排能够减轻跨国公司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和负担,这是本文讨论的基本问题。本文通过第二章讨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重复征税以及其中的常设机构的产生,指出具体的商业活动中,常设机构给纳税机构带来了沉重的纳税负担,从而引出税收角度考虑海外工程项目合同安排的来由。第三章对海外工程项目实施中的几种合同安排形式进行总结和分析,本文的分析表明,与境内公司总包和执行和项目分拆两种合同安排相比,外部联合体能够避免设立常设机构,最适合作为跨国公司海外工程项目的合同安排形式。第四章从某跨国公司的实际案例出发,进行了定量分析,给出了不同合同安排下,税收的实际缴纳情况。通过比较,笔者发现对于海外工程项目,外部联合体的合同安排形式可以合理合法地有效减少跨国公司的纳税义务,无论是从具体的纳税金额上,还是给对跨国公司带来的纳税负担上,都给跨国公司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除此以外,外部联合体的这种形式还可以为跨国公司带来一定的价格竞争力。<br>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实际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减轻跨国公司的税收负担,在承接海外工程项目的时候,“走出去”企业应该借鉴国外公司的成功经验,大力推广外部联合体的做法,以达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同时建议各个国家在进行双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谈判时,应充分考虑到具体执行协定的困难,以增加境外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积极性,使“常设机构”一词不再成为一个可怕的“噩梦”,从而使各国政府更好的服务于企业,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S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的地区性分支机构,承担了促进地方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国际经贸合作的任务。近年来,该行在业务高速发展的同时,内部管理过程中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因此,S银行如何通过组织结构变革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br> 本文以 S银行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其组织结构变革问题进行了研究。论文回顾了S银行发展历程及其组织结构的演进,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有组织结构产生的问题及形成原因。论文认为,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部门间沟通不畅,中后台对前台的支持缺失等,直接导致信贷项目管理水平的下降,不仅影响了上级单位和外部监管部门对该行的考评,更是影响了信贷资产质量的稳定。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其沿用传统的、计划性强的职能型组织结构有直接关系。该行成立之时建立了“职能制”的组织结构模式,对起步阶段业绩的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业务增加,围绕贷前、贷中、贷后各个环节形成的业务量激增,银行内各部门间的协调沟通越来越频繁,现有组织模式横向协调差、对环境变化适应性差、管理者负担重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通过借鉴花旗银行的组织结构模式,论文认为,S银行组织结构变革应以管理层履行职责的有效性、组织成员执行决策的有效性及员工满意度为标准,据此提出了在遵循权利对等、适当分权、专业分工、以市场为中心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事业部制与矩阵制相结合的“纵横结合”的组织结构模式的构想,即依据业务所属行业的不同划分为三个业务发展部,将项目评审、风险控制、中间业务服务原本分属于不同部门的岗位移植于三个业务发展部内,同时受业务发展部门及本部门的领导和制约,前、中、后台共同面对客户,相互补充和制约,在工作中起到协同效用,提升信贷管理水平。<br> 论文的研究及其结论,将会对其他同类银行的组织结构变革带来有益的启示。
石油被称为“黑色的金子”和工业的“血液”,不仅促进了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而且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是石油资源也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当下,以油气为代表的优质能源就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每年不断增加的原油进口量和高位徘徊的国际油价时时触动着国人的神经,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成为重中之重。<br> 早在1993年,作为中国石油界领军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就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按照党中央提出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中国石油工业的方针,凭借自身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走出国门,开始走上了海外投资的探索和实践之路。历经20年的跨国发展历程,中石油发挥整体优势,从海外油气资源占有、油气生产和油公司运营等方面实现了从量到质的飞跃,现有的海外油气勘探开发业务扩张到82个项目,辐射31个国家。2012年中石油海外油气作业产量突破9000万吨,2013年突破1亿吨。通过参与国际竞争,中石油已经在一批发展中国家和若干发达国家开展了能源直接投资与合作,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生产和经营性资产,特别是在一些重点资源国建立了上中下游配套的油气产业体系,建立了国际化经营的管理制度和运作机制,使中国的国家石油公司逐步发展成为新型的国际化的国家石油公司。目前,中石油在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美洲和亚太五个海外油气合作区,建成了集勘探开发、管道运输、炼油化工与销售上中下游一体化的完整石油产业链。20年海外油气业务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石油安全供应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中石油也发展成为国际石油市场的重要投资者,在稳定全球石油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br> 近年来,伴随着科技进步和新矿藏的不断发现,新的世界油气供需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中石油应当抓住有利时机,发挥自身优势,不但在全球配置资源,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抗风险能力,还要更多地参与全球能源事务,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以国际油气供应商的身份深度参与全球油气分工和能源治理。
随着不锈钢产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对镍矿的需求与日俱增。由于我国镍矿地质储量不多,近年来镍矿需求几乎只能依赖进口。资源禀赋的稀缺性决定了我国镍资源的保障必须走国际化之路。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获得他国的矿产资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一些中国企业纷纷赴海外投资镍矿项目。但由于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起步晚,在风险识别和控制方面积累的经验相对较少。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资源项目的风险控制问题非常必要。加强对风险的辨识,有效地控制风险,提前做好应对方案,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海外投资的成功率,也有利于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br> 本文通过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海外并购和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出发,首先归纳了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因素,随后有针对性地介绍了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镍矿项目的现状及风险因素,并以中钢集团投资印尼镍矿项目为例进行具体分析,通过对中钢集团印尼镍矿项目风险管控的经验总结,提炼出对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镍矿项目的风险管理策略建议。<br> 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是企业规模发展的结果,也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近年来,中国企业到海外并购资源项目的活动非常活跃,本论文力求以小见大,通过对中钢集团印尼镍矿项目风险管理问题的研究,推而广之,希冀为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镍矿项目的风险管理提供思路和操作方法,对企业在“走出去”道路上的应对各种风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竞争已逐步成为承包商之间在融资、运营和管理等综合力方面的竞争。增强承包商为项目融资的能力是提高其竞争力和获得项目合同的重要途经。<br> 出口信用保险是以进口商的商业风险或进口国的政治风险为保险标的的一种特殊险种,它作为一项非赢利的政策性保险业务,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备金,为推动本国的出口贸易、保障出口企业的收汇安全而制定。出口信用保险在促进出口,推动境外投资、境外承包工程以及资本性货物出口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与出口信贷联系非常紧密。出口信贷作为一种政策性金融工具,具有独特的政策性职能,是扩大出口的有力手段。出口信用保险作为出口企业的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和融资桥梁在出口企业利用出口信贷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在当前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出口信用保险的拉动出口,促进企业“走出去”的作用日益突显。<br> 本文首先对出口信用保险和出口信贷的理论分别进行了阐述。在理论介绍的基础上,本文对出口信用保险在出口信贷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通过一个实际案例,分析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在出口信贷中应用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对出口信用保险在出口信贷中的应用分析,对国内企业如何增强国际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有一些帮助。
韩中两国一衣带水,具有悠久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历史,自1992年韩中两国正式建交以来,双边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当前两国彼此成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与此同时,韩中两国经贸合作亦面临贸易不平衡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这样的现实要求韩中两国政府进一步提升韩中经贸合作水平,加快推进韩中 FTA的早日实现。2012年5月,韩中两国在北京举行第一轮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13年9月,双方最终就协定范围涉及的各领域模式文件达成一致。至此,双方完成了韩中FTA模式阶段谈判,下一步将进入出要价谈判阶段。<br> 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持续走高,超大规模的建筑项目也在持续推进。而韩国国内建筑业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正在将目标转向海外建筑市场,以不断寻求进入海外市场。如果韩中两国成功签署FTA,在建筑市场等服务领域,成为进一步增长的契机。但事实上,除了少数的国际建筑企业外,在中国建筑市场中,韩国建筑企业并没有取得满意的成绩。中国建筑市场由于对外国企业适用各种制度性壁垒,韩国建筑企业难以进入。对此,本研究对韩国和中国已经签署的FTA进行了比较分析,首个包括服务、人员流动、投资领域等内容的中新西兰FTA,以及服务领域开放幅度较大的韩美FTA协议,探讨了对韩中FTA建筑服务领域协商的影响及韩国建筑行业的应对方案。<br> 与此同时,中国在进行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GPA)谈判。通常来讲,在FTA协定书中的政府采购部分,遵从WTO GPA协定内容,减让水平也以GPA减让水平为标准。因此,中国的加入GPA协商,对韩中FTA的政府采购协议也有着重大意义。中国加入GPA给予韩国建筑企业进入中国政府工程采购市场的机会,对中国建筑行业来说,加入 GPA将通过开拓各国政府采购市场,极大拓宽中国建筑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为中国建筑企业打开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br> 为了实现通过韩中FTA协商缓解中国建筑市场进入壁垒的协商目的,韩国在协商战略中可以明确规定韩中FTA的方向,但在协商方法上需要具有弹性,争取互利双赢的协商结果。总之,韩国建筑行业应充分利用中国开放建筑服务领域的市场机遇,进一步提升两国建筑行业的发展水平。
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出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从2004年正式开始谈论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FTA),2012年首次启动了中韩FTA谈判。中韩两国为了更有效地发展双边贸易关系,为签订FTA付出了很大努力。中韩FTA的签订将给中韩两国带来200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效应,将促进中国GDP增长0.5%,经济福利增加46亿美元;而促进韩国GDP增加5%,经济福利增加280亿美元。<br> 中韩两国作为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汽车产业在两国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很大。目前,中韩两国的汽车产业在发展阶段和竞争力等因素上,存在很多互补性。中韩FTA的签订将给中韩两国汽车产业带来进出口发展和扩大海外投资的发展机会,从而可以促进两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而且,中韩两国通过中韩FTA的签订,可以促进在生产、环境、安全、能源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研究领域结合双方的优势,从而可以实现两国汽车产业共同发展的目标。<br> 本文通过中韩FTA谈判的现状以及两国汽车产业的分析,展示了中韩FTA对韩国汽车产业的影响,并提出了在FTA条件下,韩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策略。全文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和分析背景。第二部分中韩汽车产业的现状。第三部分中韩汽车产业的竞争力比较及韩国汽车产业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中韩FTA情况及对韩国汽车产业的影响。第五部分提出了一些韩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策略。最后,第六部分结论和展望。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全球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对世界各国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本国经济,提高国家竞争力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也应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目前,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以快速稳定的发展步伐进入到起飞阶段。<br> 匈牙利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同时为欧盟成员国。近几年,受到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蔓延,匈牙利经济发展明显放慢。匈牙利政府为解决目前本国经济状况的问题,并且避免经济更加衰退的情况,近几年努力改变税收政策并给外国投资者提供各种优惠,来吸引外资进入到匈牙利。<br> 本文以直接对外投资相关理论为起点,先找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然后通过介绍匈牙利吸引外资的状况与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的现状来分析中国投资匈牙利的机会。另外,探讨欧债危机对双方投资合作的影响,创造的机遇和挑战。<br> 最后提出对于中国企业在匈牙利进行投资的风险规避对策和建议。
自从1991年越中关系正常化20年以来,越中关系在政治、经贸、投资、旅游,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得到改善并且得到快速发展。在发展越中关系的16字方针及“睦邻友好”精神的指引下,越中双边贸易合作不断取得新的令人满意的突破。尤其是自2004年越中两国建设“两廊一圈”以来,两国连续9年保持着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关系。2004-2012年间,越中贸易额不断攀升,且年同比增长率持续在25%以上水平,截至2012年底,双方贸易总额突破了500亿元大关。从效益上看,这与“两廊一圈”双边经贸合作是分不开的。“两廊一圈”的逐步建成对于越中贸易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远大于贸易转移效应,修正以往两国间的贸易扭曲,所产生的动态效应也十分明显。<br> 但是,回顾成绩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越中贸易还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中国对越南一直持续高的贸易顺差,而越南处于逆差,这不仅说明两国间贸易结构还有待合理化,同时,也说明两国间还存在相当多问题有待解决。突出表现为基础设施建设,互动机制滞后于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br> 基于上述背景和分析,本文以发现、解决越中两国在“两廊一圈”框架下经贸发展的问题,探索促进越中双边贸易发展为目标。首先分析了“两廊一圈”建设的背景、目标、内容及其建设对越中两国经贸的影响,其次,利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越中两国贸易规模、越中贸易在本国贸易的地位、贸易方式以及交通口岸建设情况对比分析了“两廊一圈”合作前和合作后发生的变化。探讨了两廊一圈建设对两国经贸的积极影响。文章的最后,重点分析研究两国在两廊一圈合作框架下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针对这些问题和原因提出了解决对策。希望能够对越南和中国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