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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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利率环境下我国保险资产配置策略研究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面临着低利率环境的挑战，并且这种低利率环境可能长期存在。在低利率环境下，如何通过优化资产配置，提高投资回报，控制投资风险，增强保险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是摆在我国保险从业人员面前的重大课题。本文将以资产配置理论、资产负债管理以及两者结合的资产负债有效边界为基础，结合国外实践，探讨我国保险公司应对低利率环境的资产配置策略。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首先回顾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然后对国内外利率环境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进行回顾和展望，探讨低利率环境对我国保险公司的挑战。总结保险资产配置的相关理论和国内外实践经验和教训，研究我国保险公司应对低利率环境的可供选择的资产配置策略，包括加强资产负债管理的策略(拉长债券组合久期、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提高资产配置风险容限策略(提高企业债权配置和股权投资配置比重)、提升有效边界的策略(拓展贷款和海外投资等新渠道)。最后对主要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对保险公司和监管机构的政策建议。本文可能的贡献包括：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对资产负债有效边界的实际运用进行了简要介绍，探讨了负债、资本与股权配置决策的相互影响，提出了增加股权投资的前提条件是保险公司充足的偿付能力。通过介绍对我国十家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调查结果，分析了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的现状。结合海外经验教训和我国实际情况，前瞻地提出了保险资产配置策略可能的发展趋势，即低利率环境可能长期存在、对长期债券的稳定的需求可能导致收益率曲线平坦化、企业债券的吸引力增大而信用利差逐步缩小。
国际直接投资中的间接征用问题研究

征用曾经是外国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时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随着国际投资的扩展、投资领域的扩大及投资方式的多样化，在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出现了大量“间接征用”的情况，该类征用亦构成国际仲裁庭处理的有关征用问题的主体。尽管国际仲裁庭，如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心(以下称“ICSID”)已经处理了大量有关间接征用的案例，然而，一方面，在有关间接征用的问题，特别是在间接征用的界定上，仍存在许多“灰色区域”，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极少，即使有所研究，也只是非常概括简单的介绍。本文旨在集中探讨间接征用的界定，希望能够在国内学者对间接征用问题的介绍的基础上，结合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国际仲裁庭的逻辑分析及判决，对该问题进行详细而系统的研究。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间接征用的含义及构成要件，包括对征用问题的简单回顾，以及根据间接征用的构成对问接征用问题加以界定：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了4个在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下所产生的间接征用案例，并对这些案例进行了总结：第三部分在中囝所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的框架范围内，对我国法律体系中潜在的间接征用以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所遇到的间接征用问题进行了分析。根据双边投资条约的发展以及国际仲裁庭在问接征用问题的上判定取向，笔者认为，随着国际投资的发展以及国际社会对外国投资者保护趋势的加强，间接征用问题已经深入到国际投资的方方面面。间接征用的对象包括各种投资形式及投资利益，而形形色色的东道国国家行为或地方政府行为几乎都能构成间接征用。在判断相关的国家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用的问题上，必须分析东道国采取措施的动因、该措施在东道国法律体系下的实体合法性及程序合法性、投资者对东道国政治法律环境的预期，以及东道围措施对投资者投资利益的影响程度。本文除了从理论上及案例分析中对间接征用的界定进行分析外，还将结合巾国日前的投资环境以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宏观背景，对巾国如何在现时环境下防范及心对间接征用的风险，提出建议。
中国跨国企业外汇风险暴露与决定因子之研究——基于三种观点的建构与实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运输与通讯技术突飞猛进，加上世界各国协力推动贸易与资本自由化，各国的大型企业相继采行国际化的经营方式。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趋势以及企业跨国发展的热潮下，对于外汇的变动与风险有更多的体认，并基于正常的经济活动、投资和避险目的，参与国内或国际金融市场的必要性也显著上升。自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WoodSystem)崩溃后，各国汇率纷纷放弃原本的固定汇率制度，改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加深了汇率波动的幅度，对于跨国企业的影响也更趋明显。因此，如何增进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汇风险的认识，以建立外汇风险制度以及汇率风险管理能力有其必要性。本论文乃是探讨中国跨国企业的外汇风险暴露程度与其影响的决定因子，并且透过“功能性货币”、“结构性资本”以及“策略性资源”等三种不同的观点进行建构与实证，以期能够充分描述外汇风险暴露的整体轮廓。其主要的研究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1)中国跨国企业是否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是否存在外汇风险暴露? (2)基于“功能性货币”观点，中国跨国企业的外汇风险暴露是否显着?外汇风险暴露的决定因子为何? (3)基于“结构性资本”观点，中国跨国企业的外汇风险暴露是否显着?外汇风险暴露的决定因子为何? (4)基于“策略性资源”观点，中国跨国企业的外汇风险暴露是否显着?外汇风险暴露的决定因子为何? (5)影响中国跨国企业外汇风险暴露的决定因子为何? 本研究将透过全面与整体的视角，以及对过去相关文献的梳理，来探讨并归纳中国跨国企业外汇风险暴露与决定因子基于三种不同观点的可行性，并撷取其影响外汇风险暴露的决定因子，成为本论文的研究变量，进行模型化与实证性的研究，藉以开创跨国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新方向。本论文基于不同观点所选取的研究变量如下： (1)基于“功能性货币观点”的外汇风险暴露决定因子，包含：“子公司损益对母公司同期税后损益绝对值的比率(INCOME)”、“子公司账面价值对母公司净值的比率(NETVALUE)”、“子公司投资额和母公司长期投资额的比率(LINV)”、“国际化广度(BREADTH)”、“国际化深度(DEPTH)”、“外销比率(FSALE)”以及“公司规模(SIZE)”等七项。 (2)基于“结构性资本观点”的外汇风险暴露决定因子，包含：“财务避险能力(HEDGE)”、“总风险(RISK)”、“股利支付率(DIV)”、“速动比率(QR)”、“账面市价比率(MB)”、“长期负债比率(LDR)”、“海外资产比率(FASSET)”、“海外负债比率(FDEBT)”、“外销比率(FSALE)”以及“公司规模(SIZE)”等十项。 (3)基于“策略性资源观点”的外汇风险暴露决定因子，包含：“财务避险能力(HEDGE)”、“垂直整合能力(VIC)”、“多角化能力(DC)”、“购并能力(MAC)”、“联盟能力(AC)”、“产品差异化能力(PDC)”、“海外投资(FINV)”以及“公司规模(SIZE)”等八项。最后，本论文根据上述三种不同观点所撷取的研究变量进行研究假说的建立与外汇风险暴露多元线性回归实证模型的建构，并利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验证，包含：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以及实证模型的回归分析三部分。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如下： (1)对于“功能性货币观点”的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说所预期的方向相一致，其结果均具有统计分析上的显著性。因此，可以证明基于功能性货币观点所撷取的七项研究变量以及所建构的多元线性回归实证模型，对于中国跨国企业的外汇风险暴露程度具有显著的影响效果并有直接的解释能力。 (2)对于“结构性资本观点”的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说所预期的方向相一致，其结果均具有统计分析上的显著性。因此，可以证明基于结构性资本观点所撷取的十项研究变量以及所建构的多元线性回归实证模型，对于中国跨国企业的外汇风险暴露程度具有显著的影响效果并有直接的解释能力。 (3)对于“策略性资源观点”的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说所预期的方向相一致，其结果均具有统计分析上的显著性。因此，可以证明基于策略性资源观点所撷取的八项研究变量以及所建构的多元线性回归实证模型，对于中国跨国企业的外汇风险暴露程度具有显著的影响效果并有直接的解释能力。
中国电视产业做强做大的路径选择——政府规制的视角

从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治散治滥”算起，中国政府立志做强做大电视产业己逾10年，无论是政府、业界还是学界，莫不孜孜以求。个中既有面对西方列强自觉弱小的焦虑，也有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上升后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期望。在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今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各种挑战。中国电视产业肩负着与西方电视竞争、满足国内视听需求、整合意识形态、缓解社会矛盾等多重使命。做强做大电视产业已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执政党地位稳固的大事，其意义远远超出产业自身的发展壮大。然而，在经过10年来的探索与奋斗后，人们发现中国电视产业的规模、实力、公信力以及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等等，都不尽人意；号称“暴利行业”的广电系统整体赢利水平十分低下；节目创新能力不足，核心竞争力不强。导致电视产业难以做强做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规制存在的种种问题。市场结构方面：“四级办电视”产业布局直接导致结构松散、市场集中度偏低；“党的喉舌”单一定性决定了节目和服务的差异化程度低，严重影响了中国电视节目和服务的均衡发展。“行政许可制”导致电视市场进入壁垒高筑，市场竞争受到限制。市场行为方面：节目规制松紧失度，导致公信力下降和节目出口量小；广告规制形同虚设，不良广告和不良广告行为泛滥；队伍规制责权失衡，导致电视从业者专业人格和电视企业家成长环境的双重缺失。规制机制方面：规制主体关系不平衡，难以保证规制的公平与公正；立法过程不科学，难以保证规制的权威和完善；执法过程不规范，难以保证规制的效率和稳定。规制体制方面：定性单一，所有频道都是喉舌，都是国有独资的事业单位，客观上缺乏资金，主观上缺乏活力；管办合一，规制不公和寻租腐败时有发生，电视媒体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没有市场主体的正常权利；管理分级，必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超大规模电视企业的形成，产业整体优势不能发挥。因此，中国电视规制必须改革。规制改革同时面临着有利条件和阻碍因素。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政府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启动，国际传播竞争压力是推进规制改革的四大动力系统。与此同时，中国电视规制改革面临六大难题，它们是意识形态安全、政府职能转变、塑造市场主体、平衡利益关系、打破行政垄断和完善依法规制。在动力和阻力的博弈中，中国电视规制改革一定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缓慢不等于停止，电视规制改革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媒体理念发展和规制理念创新是中国电视规制改革的前提。“喉舌论”不发展，电视产业就不能做强做大。要正确、全面认识电视媒体在新时期的角色、功能的新变化，以“软实力论”来指导电视产业的规制改革。在“软实力论”指导下，我们应该树立三种新的规制理念。一是全球存在理念。全球化信息时代的传媒不能仅仅在一国存在，它要在整个世界空间范围内存在。因此，一方面国内市场要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国内电视企业要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二是社会参与理念。社会参与是指广电系统以外的社会资本能够更广泛参与电视媒体经营和独立拥有电视媒体经营权。因为软实力是由政府和社会共同创造的，社会力量是构建国家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生产力。三是价值兼容理念。价值兼容理念是指对非主流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节目内容能够包容，这是由国内社会日益分化和国际社会多姿多彩的客观环境决定的。软实力的核心，是价值认同。中国既需要现代性价值认同，也需要后现代性价值认同，特别是对国内年轻一代和国外受众，更应宽容、理解他们的后现代性价值理念，并以东方文化的普世价值去赢得市场。中国电视规制改革必须牢牢抓住体制、机制这两个关节点。中国电视规制机制的理想模式是：关系均衡、规制有据、执行有力、行业自律的有机结合。关系均衡是指规制机构、电视媒体和观众三者的关系要均衡，特别是观众的公共利益要得到保障；规制有据包括适度规制和依法规制；执行有力既要求规制机构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又要对执法过程进行监督和制衡；行业自律与政府规制是产业规制的两个系统，都是为了约束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其作用还在于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和承担媒体应负的社会责任。规制体制的改革方向是：分类定性，管办分开，统分结合。分类定性是要解决电视产业经营的名分问题。分类定性不会损害意识形态安全。因为，公益性频道继续承担着意识形态工具的职能，经营性频道事实上是发挥不出多大“喉舌”功能的。管办分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管办分开也不会损害意识形态安全。管办分开不等于不管，不等于否定“党管媒体”的原则，不等于管不住。管办分开后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方法很多，如内容控制、法律控制、技术控制等都是保证舆论导向的有效办法。统分结合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市场分散和地方党政对电视的需求问题。统分结合是指对经营性频道实行垂直管理，对公益性频道实行分级管理。“统”是由电视产业的经济特征决定的。经营性频道的主要目标是经济效益，垂直管理是形成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基础。“分”是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地方党政对电视的需求决定的。中国电视产业的困境起因于政府规制的弊端，做强做大愿景的实现也将有赖于政府规制的改革。
跨国经营政治风险及其管理研究

在两极对峙时期，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经常对跨国公司进行政治干预。跨国经营政治风险方面的理论基本上是西方学者站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立场上，以60—70年代的世界政治格局为背景提出的，有一定的局限性。论文将管理学与经济学、政治学方法结合起来对跨国经营政治风险进行研究，突破了过去主要依赖政治学经济学方法对跨国经营研究的局限，将三种研究方法的结合将人人扩宽研究的视野，有助丁对跨国经营政治风险分析系统深入而又完整的了解。只有在对跨国经营政治风险管理具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够利用所研究的理论来探讨中国实际的问题，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发展献计献策。使分析更加全面，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研究政治风险概念的演变过程、存在的争议和发展趋势入手，总结对比宏观、宏微观和微观等三种政治风险分析方法，认为当代政治风险理论的适用范围缩小、政治风险理论无法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政治风险理论框架较大程度忽视经济因素是目前跨国公司政治风险研究的主要问题。接着本文继续就政治风险担保工具作了深入探讨。分别讨论了国际组织(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西方政府海外投资促进机构和私营保险公司的政治风险担保工具及他们的具体运用。根据政治风险领域的研究现状，本文接着从政府和企业的视角来分析跨国经营政治风险的管理。从政府角度看，母国政府可以从国内立法、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建立海外投资保障制度、签订双边、多边投资保护条约等手段减少本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政治风险；东道国可以在宪法、外资立法等法律手段上提供法律保证；还可以通过区域性或全球性国际投资法制提供政治风险稳定框架协议等。从企业角度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风险评价机制和规避方法，在投资初期，主要采取前期测评和避让策略，在投资中期，可以采取投资主体、投资客体分散化、短期利润最大化和有计划撤资策略。在投资后期，主要采取让步、管理合同、收割、撤退和补救等方法减少政治风险波动带来的损失。接着本文通过问卷方式对上海跨国经营企业的实证研究，深入分析中国跨国经营政治风险的发展现状。问卷调查发现跨国经营政治风险宏观管理制度无序、企业内部政治风险管理的监管缺位、跨国经营政治风险管理法律保障制度滞后、跨国经营区位结构失衡、跨国经营产业结构不合理、担保工具缺位等是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政治风险管理存在的丰要问题。最后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出政治风险管理的政策思考和实施策略。从宏观角度看，政府通过加强政治风险管理立法和政策支持，完善双边、区域和多边投资保护机制、拓展为投资者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的渠道和建立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政治风险管理提供政策支持和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从微观角度看，我国企业在国外投资时可以从目标定位、构建风险预警机制、建立风险自我控制机制、区位选择、产业选择、产品选择、技术选择等方面的策略规避跨国经营政治风险。本研究可供政府对本国企业国外直接投资提供政策管理指导，也可以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提供具体的政治风险防范与规避方法。
最优组合赋权法在居民健康综合评价中的应用

目的采用单指标评价法、专家赋权法、熵值法和最优组合赋权法分别对重庆市19个区市县居民健康状况进行评价，并对专家赋权法、熵值法和最优组合赋权法三种方法的综合评价结果进行比较，探讨最优组合赋权法在居民健康综合评价以及其它医学卫生综合评价中的应用。方法1．采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资料中重庆地区家庭健康询问资料，选择19个区市县作为研究对象，将资料中的两周患病率、两周患病持续天数、两周患病卧床天数、慢病患病率、30天失能率、30天心理不适率6项疾病指标作为评价指标。2．首先用单指标评价法对重庆市19个区市县居民健康状况进行评价，再分别用专家赋权法、熵值法、最优组合赋权法对重庆市19个区市县居民健康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其中最优组合赋权法是在专家赋权法和熵值法得到权重的基础上，按照最优化理论和博弈论建立数学模型，求得组合权重后再进行综合评价。结果1．单指标评价法中，各项指标能反映居民健康存在的某一方面的问题，但无法得到统一、确切的结论。2．专家赋权法和熵值法克服了单指标评价法的缺陷，但二者的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3．最优组合赋权法所得的指标权重、居民健康水平综合评分、排序以及居民健康水平等级划分均介于专家赋权法和熵值法之间。4．最优组合赋权法的评价结果表明，重庆市居民健康状况的分布具有区域性，渝西经济走廊最好，都市发达经济圈居中，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相对较差。结论1．最优组合赋权法使专家赋权法和熵值法确定的权重达到最优化组合，使重庆市居民健康状况的综合评价结果更科学，更合理。2．重庆市各地区的居民健康状况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发展经济是提高居民健康水平的最基本的途径。3．最优组合赋权法应该在居民健康综合评价以及其它医学卫生综合评价中推广。
中国铝业公司铝土矿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分析

在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形势下，随着中国一批大型企业的成长和壮大，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铝工业的快速发展面临铝土矿资源短缺的问题，中国铝业公司如何在海外投资开发铝土矿资源，保证国内原料的稳定供给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回顾了国内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阐述了世界铝工业的竞争格局与我国铝工业的发展，分析制约中国铝工业发展的因素，提出海外开发铝土矿资源的必要性，围绕中国铝业公司铝土矿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前提，对其策略进行了分析，同时通过对直接投资方式和区位优势进行分析比较，解决如何投资和在哪里投资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铝业公司直接投资实践和特点进行总结。企业在形成垄断优势的前提下，需要制定与总体战略相协调的直接投资策略，选择适合的进入方式和进入区域。本文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国有大型企业如何开展国际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区域秩序的建构与中国的策略选择——历史与现实维度的经验分析

众所周知，追求持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谋求相互合作一直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诉求和心愿，而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使得这些美好心愿一直在曲折中实现。但睿智的人类并未因此而停止求索，相反，现实的曲折和心愿的美好产生的落差却驱使其进发出巨大的能力和智慧。主权国家积极推动的区域一体化和相应的秩序建构就是这种能力和智慧的其中一个典型。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秩序的建构一般有两种模式：强制式和合作式，即自上而下式的强制建构和自愿协作基础上的契约和约定。区域秩序的建构亦是如此。尽管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通过武力征服形成的强制式区域秩序，但这种区域秩序具有自上而下讨价还价的性质，即强制者也会在主导的同时通过对“共同利益”的强调来寻求合作、增加共识。当然了这种意义上的合作和共识是以不触犯强制者的利益为前提的。对于合作式区域秩序的建构则有赖于各参与国所认识的共同利益需要，但一般也有主导国的积极推动。可见，不管是强制式还是合作式，一定秩序框架下的区域共同体所拥有的价值都是源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体成员的互动，只不过二者对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所使用的手段不同而已。前者更多地体现为强迫，后者更多地表现为合作。既然强制式区域秩序建构模式中也需要合作，故本文对强制式区域秩序的建构不做单独论述。换句话说，本文的重点是分析合作式区域秩序模式。在明确了分析目标以后，本文在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预置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学科的分析手段和分析结果，以二战后启动的成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如欧盟、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为分析对象，围绕区域合作秩序的建构展开分析。可见，本文的区域合作秩序建构是历史和现实维度下的经验分析。由于讨论的是区域合作秩序，所以，本文重点分析一定区域内有着不同利益需求的国家为何相互合作，如何相互合作。通过对不同类型、不等层次的区域化进程的分析，本文总结出区域合作的动因有六个方面：国家的社会性；解决问题(挑战)的需要(准备)；中小国家参与、制衡的需要；相对大国参与全球博弈和寻找信心的需要；成功区域合作组织的示范作用以及市场力量的无形驱动。这六个方面只能解释一定区域内的国家为什么会参与区域合作。尽管秩序是在合作中建构的，但秩序的建构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为此，本文从合作议题的确认；均势结构的保障；共同或相似价值观的培养；互信原则的建立；合法性的强调与利益总量的增加和利益分配的合理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此同时，本文还从安全困境和经济同构；历史和现实中的恩怨与冲突；本区域以外国家的参与或干预以及“搭便车”行为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区域合作中的不利因素。在明确了动因和条件之后，本文分析了一定区域内的国家如何实现合作。通过经验性考察，本文认为区域合作秩序建构的路径是：国家作为——核心国家的推进和边缘国家的响应；功能互补——政治安全与经贸合作相互促进；组织搭建——组织机构的创设和组织程序的建构；对外交往——稳定的大国关系和机制保障——区域合作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等五个方面。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入第二大部分，即中国参与区域秩序建构的策略选择。在该部分，本文首先把中国的地位身份界定为快速崛起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利益的主要诉求区和辐射区仍然集中在亚太区域。有鉴于此，参与相关区域秩序的建构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诉求。尽管参与区域秩序的建构与中国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但相对比较复杂的地缘态势、相对较短的区域参与历史使中国对区域秩序建构的策略选择至关重要。为此，本文参照第一部分的分析经验，围绕如何合作、如何更好地合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六点主张：谨慎和灵活运用中国的综合国力(硬权力)；在软权力建设方面有所作为；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努力实现本区域内国家的互利和共赢；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推进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利益共存关系。本文认为，通过上述六个方面的积极作为，中国不仅能安邻、睦邻和富邻，而且一定能够在参与的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区域秩序建构中有所作为，并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政策性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

政策性金融问题一直是中外专家学者、法律与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致力寻求最佳答案的重点热点问题。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建立现代政策性金融体系是金融改革的重点之一。 1994年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形成。十几年来，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现行结构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有：1、政策性金融机构种类少而且业务范围比较狭窄；2、政策性资金筹措与运用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3、政府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存在着缺陷；4、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外部的关系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等等。为了更好地发挥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功能，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地研究与探讨。本文以市场经济理论、转轨经济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研究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构造入手，借鉴国外的政策性金融发展模式，结合我国的国情，对于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原则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促进政策性金融体系改革提供建议。全文除导言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首先对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基本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包括政策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我国政策性金融发展的状况。旨在说明，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设计是与各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程度等各种综合因素相关的，有必要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来建立符合实际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第二章通过对政策性金融理论的总结性回顾，分析了政策性金融产生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基础，以及政策性金融与政府、市场的关系，相应提出了未来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战略。第三章作了一个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国别比较。介绍了日本、美国、德国、韩国和法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体系。并重点介绍了国外政策性金融发展的经验和对我国的启示。第四章分析了我国政策性金融存在的问题，分析了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相应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措施。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之上，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构建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对策建议：第一，完善我国的政策性金融的机构体系；第二，加快政策性资金的筹措与运用方式的改革；第三，健全和完善政府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第四，理顺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外部的关系。第五章阐述了政策性金融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指出了政策性金融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些经验与难点，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政策性金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政策性金融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改革思路和对策建议。第六章分析了政策性金融与国家“走出去”战略。分析了政策性金融对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意义。以及政策性金融支持国家“走出去”战略的设想和具体的对策建议。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分析了我国政策性金融产生的特殊性，导致了它作用发挥上的特殊性，有必要根据我国的国情来建立发展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2、针对我国政策性金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在研究中本文主要使用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借鉴大量国际和国内学术界最新前沿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梳理政策性金融理论，考察其科学性，并通过政策性金融实践对各种流派所得出的结论进行经验实证，从而鉴别各流派的适用性，得出结论。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政策性金融实践，直面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现实最主要的问题，提出了很多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理论观点，对于促进政策性金融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都将产生积极作用。论文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由于资料所限，研究的对象主要限定在了专职承担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而对于由商业性金融机构过去承担和现在仍在承担的一些政策性金融业务等研究不够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

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重要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20多年来，利用外资始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相伴而行，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根据党的有关会议精神、国家出台的利用外资方面的方针政策，对利用外资政策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考察，对利用外资不同阶段的政策变化特点、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利用外资的基本经验，并针对利用外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本文由绪论、七章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绪论主要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现状及论文的基本构架、创新之处、难点及写作方法。第一章，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历史回顾。本章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理论来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发展的历史轨迹，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曲折历程进行了历史回顾。在此基础上，对利用外资实践出现曲折的原因、利用外资的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用外资的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后利用外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第二章，利用外资的酝酿与起步。本章首先回顾了利用外资政策酝酿的国际国内背景及酝酿过程。国际背景主要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的世界各国经济贸易联系的日益加深。国内背景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20年左倾错误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文革”后，中国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中国经济考察团出国考察后，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经过国务院务虚会、全国计划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充分酝酿与讨论，中央领导层在利用外资加快现代化建设问题上达成共识。其次，考察了利用外资政策出台的过程。包括利用外资机构的设立与法律的草创、落实华侨政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利用外资的试点地区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利用外资的一些具体政策及实施。再次，从利用外资的环境、优惠政策、管理经验等方面分析了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从利用外资的方式、来源、产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起步阶段利用外资的特点。第三章，利用外资的初步发展。1986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外资企业法》和《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开始进入初步发展阶段。针对起步阶段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这一阶段外资政策调整的重点是进一步改善利用外资的环境，明确规定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加强对利用外资工作的管理和引导。分析了1988年中国“第二次投资热潮”出现的几个相关因素。第二节着重分析了1989年开始的治理整顿和“六·四事件”对这一阶段利用外资的消极影响。第三节对利用外资的绩效进行了分析。着重分析了持续发展阶段利用外资在外资的数量、产业结构、地区分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第四章，利用外资的快速发展。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为标志，利用外资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本章分析了利用外资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态势，这一阶段外资政策的调整主要是进行了国民待遇的初步探索，开始注重外资的质量，扩大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拓展吸收外资途径，进一步完善外资法律体系等。第三节对利用外资的绩效进行了分析。这一阶段由于外资发展势头很猛，利用外资出现了许多问题，主要是重引进，轻管理，效益低，技术含量不高等问题比较突出。第五章，加入WTO前后中国利用外资的稳步发展。加入WTO前后是中国利用外资政策调整力度最大的时期，也是中国利用外资稳步发展的时期。本章重点探讨了自1997年以来，中国适应加入WTO新形势和国内宏观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外资政策如何在调整中逐步与国际接轨，实现战略转变的问题。重点考察了利用外资的几个重要的政策，如实行国民待遇、实行“走出去”战略等。第六章，利用外资的演进路径及基本经验。本章运用发展经济学的有关基本原理，分析归纳了中国利用外资在空间、方式、战略目标及政策体系等4个方面的演进路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利用外资的深层动因，总结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基本经验。第七章，利用外资的影响、问题与思考。第一节从缓解国内建设资金不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缓解就业压力、深化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等6个方面，分析了利用外资的积极影响。第二节从利用外资的效益，优惠政策的实施、市场换技术、跨国公司的投资、外资的立法体系等方面，探讨了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第三节从政府职能转变、利用外资优惠政策、利用外资的方式、利用外资的地区导向等方面探讨了进一步改善利用外资工作的建议与思考。结语部分总结全文，指出20多年利用外资的政策演进，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念的一次变革，是理论上的一次飞跃，并对中国未来利用外资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创新型国家的基因工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探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区)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即使把1985年7月成立的深圳科技工业园区算做中国第一家高新区，至今也仅有短短20年的历史。尽管发展的时间不长，但高新区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地位愈发变得突出，正在成为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和中国抢占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的前沿阵地。高新区发展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科学发展观和自主创新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国家未来的兴衰。高新区作为创新型国家的基因工程，对它的研究当属于多学科的研究范畴。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都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然而，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对高新区进行研究的论文却是少之又少。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外高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并结合定量分析、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等研究方法，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发展高新区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深入探讨当前高新区发展存在的机遇和挑战，探索了高新区下一步发展的具体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现实意义。论文正文部分除导论外，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安排如下：导论部分提出问题。论文首先指出高新区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深入探索的重大课题，并对有关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阐述了高新区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后对国内外高新区研究的现状进行简要的回顾，介绍了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论文的内容结构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是整篇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内领导人关于发展生产力，重视科学技术的论述，接下来回顾了高新区研究的相关主流理论，最后引出论文研究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渐进式改革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第二章着重分析创办高新区的历史背景。逐次研究世界高新区的发展历程、发展动因、发展模式以及高新区发展的成功案例，从中得出对中国高新区发展的借鉴与启示。最后对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国情作了一个扼要的分析。第三章论述中国高新区的孕育与诞生。首先介绍高新区的先导：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然后研究中国创办高新区的决策经过及初期发展情况，最后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区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第四章探讨高新区的成长与崛起。首先分析高新区的发展现状，接下来讨论高新区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功能与作用，最后对高新区的发展模式、空间布局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第五章旨在研究高新区的创新问题。高新区走的是一条创新跨越之路，同时又是自主创新的重要载体。既然是跨越，自然在许多方面都有创新之处。因此本章首先讨论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理论，接下来全面分析高新区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最后强调指出自主创新是中国高新区持续发展的关键。第六章是中国高新区发展的实证分析。重点介绍中关村科技园区、深圳高新区、苏州高新区、西安高新区等高新区的发展历程及主要成就，并总结出它们的成功经验及启示。第七章对中国高新区发展的战略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加入WTO后，高新区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挑战。论文首先深入分析了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重要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战略定位，强化高新区宏观调控机制；二次创业，高新区发展的重要推手；健全法制：为高新区发展提供长效保护；转变职能：建立符合国际管理和市场准则的管理体制；锐意创新：探索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机制；走向世界：推进高新区国际化进程。
论中国对外战略中的石油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石油消费激增，石油进口也大幅度提高，2004年中国石油进口超过1亿吨，同比增长34.8％，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30％以上。2000年以来，油价持续攀升，已经突破70美元/桶大关，目前仍在70多美元的高价位徘徊。随着我国对海外石油的依存度越来越大和外部因素对中国石油进口影响的上升，如何维护中国的石油安全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必然要面对而且非常紧迫的问题。为维护我国的石油安全出谋划策、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如何维护中国的石油安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确实需要进行方方面面的努力。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那么维护中国石油安全的“牛鼻子”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个牛鼻子，在当前就是如何从国外安全地获得石油并运回国内。我们可以把维护石油安全的措施分为国内的和国外的两个部分，毫无疑问，相比于维护石油安全的国外措施，国内措施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其实施要容易得多，因而如何在对外政策方面维护中国的石油安全就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维护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关键。要考察如何从对外政策方面维护中国的石油安全，单纯的就事论事和一些应急措施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从宏观上、从战略上进行分析，高屋建瓴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因而我便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打算从对外战略的角度考察一下石油问题，以便最终能从对外战略与石油问题的互动中找出维护中国石油安全的合理途径。要从对外战略的角度考察维护中国石油安全的措施，首先需要了解中国对外战略的具体内容，中国既定的对外战略是考察从对外战略方面维护中国石油安全的逻辑的和现实的起点。对外战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会因为一些重大事件的出现而发生一定程度的调整，石油问题由于其极其严重的性质，毫无疑问会对我国的对外战略产生一定影响，如何使我国的对外战略适应石油问题这个新情况而做出一定程度的改变与调整从而以便能够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石油安全是本文的主要任务。对外战略中的石油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石油问题与对外战略的互动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转化为石油问题(即中国大量进口石油的问题)与国际形势的互动关系问题。在国际形势对中国石油进口的影响方面，文章认为国际形势对中国石油进口的影响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总体来说，国际形势对中国石油进口及石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是利大于弊，但也需要采取措施阻止不利于中国石油进口的因素或使这种不利因素降到最低程度。在中国石油进口对国际形势的影响方面，其负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常被某些国家当作“中国石油威胁”论的依据，但也要看到中国石油进口对国际形势、对某些国家的经济尤其是石油出口国的经济也是具有积极影响的，并且也应看到，石油消费的激增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而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把石油问题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二者的关系割裂开来是不全面的、不客观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当然，应该承认中国石油进口激增对国际局势、世界经济等确实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因而应该采取措施把这种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在考察国际形势与中国石油进口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文章得出了石油问题的出现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影响及中国在对外战略方面解决石油安全问题的合理途径。这种影响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与深化，(2)促进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依存关系的进一步加深，(3)使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更为复杂。中国寻求石油安全的基本途径是：(1)和平的途径，(2)合作的途径，(3)仍需把反对霸权主义放在突出地位，(4)大力推行石油外交，(5)必要的军事准备。在考察石油问题对中国对外战略产生的影响及中国解决石油问题的合理途径的基础上得出了对对外战略进行调整的问题，这种调整简单地说，即为：把维护石油(及其他大宗原料)进口的安全(及更大范围的经济安全)放在对外战略的突出地位，对外交资源进行重组，突出能源(及经济)在外交中的地位。如果用一句话表示，可以把调整后的对外战略格局表述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经济是核心”。石油问题是个国际性问题，考察一下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石油问题的性质及解决石油问题的合理途径也是从对外战略角度考察石油问题的应有之意。文章认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石油问题的性质总体是和平的、发展的，是可以通过和平、合作及市场的方式解决的。这只是指出了“合理的”途径，具体各国会怎么做还面临许多变数，而且还存在霸权主义及卡特尔行为对这种解决方式的干扰，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不放弃通过国际合作解决石油问题的前提下，首先应通过自助的途径解决本国面临的石油安全问题。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跨国公司培育问题研究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各国，而跨国公司则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是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生产集中、资本集中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它代表着现代企业的发展方向，体现着国家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推动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走向未来。时代呼唤中国的跨国公司，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跨国公司。这不仅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要求，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在21世纪实现和平崛起的必然要求。“走出去”战略构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正在发生质的飞跃，是向完全意义的对外开放的根本转变，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保障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在新世纪实现和平崛起的重大战略抉择。在此意义上，更增强了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加快培育我国跨国公司的紧迫性。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为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并成长为跨国公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可能性。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我国企业如何和怎样开展国际化经营并成长为跨国公司?我国企业如何和怎样提高核心竞争力?我国企业如何和怎样增强综合经济实力，与外国跨国公司公平竞争，承担起新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重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前提下，选择了如何培育中国跨国公司作为我的硕士论文的研究课题。本论文以中国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主要对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发展的阶段、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策略进行全面地分析研究，并尽可能将理论阐述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本论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跨国公司的概念进行了简要辨析，对西方主流跨国公司理论进行了重新综述，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研究的主要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论，并对国内经济理论界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述，第二部分对跨国公司的发展史进行了考察，分析了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及当前跨国公司发展的主要趋势与特点；考察了国外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后向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发展历程，论述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必要性和战略意义。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了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历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竞争优势及动因，并从微观(企业层次)和宏观(政府层次)角度分析并提出了培育我国跨国公司的对策和措施。最后为结论，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并成长为跨国公司的进程中挑战与机遇并存，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中国必将有一大批企业突破重围，跻身世界级大公司行列。
中国青年对日本态度的缩影——北京部分青年对日本态度调查分析

2005年是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世界各国人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举办各种相关活动之际，日本政府却悖逆这种大潮，由文部省于4月审定通过了日本扶桑出版社出版歪曲并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这一事件激起了包括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民众极大的愤慨，在中国爆发了大规模涉日游行。另外，日本在对战争缺乏深刻反省的同时，却积极开展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理事会、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外交活动。这种行为，没能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亚洲国家人民的认同。再加上近年来中日之间钓鱼岛问题、东海资源问题、台湾问题、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焦点、热点问题交织在一起，由于日本政府的挑衅态度，导致中日关系急剧冷却甚至恶化，两国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倒退。根据调查问卷，北京部分青年的对日态度，可以分为激进型、理智型、淡漠型或一般型几种类型。除去焦点历史问题以外，青年人对中日关系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因素，一个是国家利益考虑。一部分青年人对于日本经济对中国的渗透抱有排斥态度，赞成扶持民族经济；对日本政治上的不满反映在日常生活上，从而发生了抵制日货的行为。在中日关系中，国家利益是很重要的一个权衡利弊的标准。青年人普遍认为日本侵犯了中国的利益，无论是国家主权也好，能源问题也好，都涉及利益。利益是一个最现实的出发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对于中日关系恶化，青年人认为日本应承担主要责任，除此之外，中国的一些做法也起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方面的原因为主要原因，中国方面的原因为次要原因。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两国同样存在着舆论导向问题。日本的许多右翼势力借助媒体大肆进行反华宣传，在日本群众中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逐渐壮大日本右翼的群众基础。同时，一些青年认为，国内舆论和爱国主义教育也有可以商榷之处。根据青年的对日亲近程度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仇日型，一种是一般型或者可以说是冷漠型，还有一种是友好型。仇日型青年对日抱有反感态度，反日情绪比较坚决。他们与日本右翼势力、仇华势力针锋相对，极端对立。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存在，起到了与日本极右反华势力某种平衡的作用。一般型青年大多没有十分固定的立场，对中日之间的事情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对中日关系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但是，一般型青年还包括一部分理智型的青年人，他们对日本不带有偏见，不会让主观感情左右自己的思想，往往看问题往往比较冷静、客观，一针见血，容易看到问题的实质。这部分青年有可能对改善中日关系提出具体有效的解决方法。最后一类青年对日本持友好态度，这一类青年大多属于理智型，是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主要力量。接受调查的北京青年人中多数都认为中日关系的前景不太乐观，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中日关系会暂时停滞不前，小泉右翼政府是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因素之一。绝大多数青年在主观愿望上希望中日之间友好。包括仇日型青年在内，本人认为他们并非盲目地仇视日本国家、日本人民，而是仇视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仇视现实中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部分政治领导人对当年侵略历史的有意歪曲和美化。接受调查的北京青年将中日关系改善最大的希望寄予两国的政府，期望它们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次是两国间的经贸合作，青年人希望“经热”能够拉动“政冷”向好的方向转化。除此之外，他们也希望民间组织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能起辅助作用，各阶层、各领域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改变当前的局面。中日两国虽然现阶段矛盾重重，摩擦不断，近期之内前景也不甚明朗，但是相信两国的友好相处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在世界和平发展大环境下，中远期的中日两国的关系一定会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
大庆石油管理局海外市场开发战略研究

随着国内、国外石油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各石油企业间的竞争将日益激烈。中国石油工业要想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就必须走出国门，实行跨国经营。十六大召开后，国家提倡实行“走出去”战略，鼓励我国企业向外拓展业务，寻求海外投资与合作，这对于我国石油企业来说的确是向海外发展的契机。大庆石油管理局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拓展企业生存空间的必然选择。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实践，大庆石油管理局海外市场开发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市场开发产值逐年增长，市场开发区域不断扩大，实现了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的历史性跨越。但是，由于大庆石油管理局的海外市场开发起步比较晚，在海外市场开发的过程中还面临诸多的困难，如何清楚的了解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并针对实际制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海外市场开发战略是大庆石油管理局在海外市场上站稳脚跟的必经之路。本文针对大庆石油管理局海外市场开发面临的自身环境和国际环境，以跨国经营的理论和战略管理的理论作指导，深入分析其优势与不足，以及面临的机会与威胁，并对大庆石油管理局如何“走出去”、实施海外市场开发战略进行思考和探讨，最终提出适合大庆石油管理局自身特点的海外市场开发战略模式以及在海外市场开发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该注意的相关问题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