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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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母国鼓励政策及其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19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FDI)成了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越来越多的国家对FDI的流入与流出开始采取积极的政策。不少国家政府不仅制订了各种鼓励政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且还采取积极的鼓励政策鼓励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期实现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国际直接投资三个角色(母国、东道国、企业)之一的母国行为，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近年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及国际化热潮的兴起，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外向FDI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重要增长点。在我国企业外向FDI涌动中，政府政策起了关键作用。因此，研究FDI母国政策所可能取得的效应，对我国今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举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宗旨，从一个较新的角度切入，在较为系统地考察典型工业化国家政府外向FDI各种鼓励政策的基础上，就我国政府这方面的政策及其效应，进行了规范的分析，并力图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全文首先从成本效应与结构效应、沉淀成本、博弈分析三个角度对FDI母国鼓励政策所可能带来的效应分别进行分析。之后通过分析典型工业化国家外向FDI鼓励政策及其效应，提出了对我国此类政策的某些启示。接着则在较为全面梳理我国政府近年来所采取的鼓励政策的基础上，分析了这类政策措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效应，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最后，文章从投资规模、投资主体、投资产业及投资地域等方面，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前景做了初步预测。
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动因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加入WTO，融入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不断发展，商业银行“走出去”战略逐步实施。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本文在回顾以往的理论与实证文献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的动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 (1)在所有权优势上，银行规模(BSIZE)、国际化经营经验(COG)和银行经营绩效(PERFORM)都对我国银行的国际化起到了正面的影响作用。其中，银行规模与国际化经营经验的作用更为显著。这证实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在所有权优势上有着相同的特征。 (2)在区位优势因素的分析中得出，双边贸易(BT)、对外直接投资(FDI)、文化上的相似性及地理上的相近(CUL_GEO)、金融中心(FC)、东道国国内市场的发达程度(DC)都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区位优势因素实证结果分析表明，除了与传统商业银行的国际化一样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文化上的相似性的作用外，金融中心以及东道国国内市场的发达程度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同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与非金融企业的跨国公司为获得技术支持而对发达市场投资一样，发展中国家的跨国银行瞄准的是发达国家发达的金融技术与获取金融信息。总的来说，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与发达国家有相似之处，但是在某些动因上存在细微的差别。
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本文从世界产业竞争的兴衰交替这一史实出发，以经济全球化趋势为研究背景，以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和垄断竞争理论为依据，运用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效应，对各种效应的作用机制和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对中国近15年来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上升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阐释，并对中国30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关联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在所有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相应的基本结论并对如何进一步有效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出了政策建议。所谓垂直专业化分工(Vertical specialization)是指各国企业间中间品贸易不断增加，跨越多个国家的垂直贸易链不断延长，每个国家只在商品生产的特定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分工现象。它具有企业间垂直专业化分工和企业内垂直专业化分工两种形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中国主要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发展进程大致可以分为起步(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后期)和深化(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的演进过程中，企业内垂直专业化分工逐步在中国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垂直专业化分工主要发生在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其中又以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较高，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相对较低；从地理分布来看，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发展的时间较长、水平较高，中国内陆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相对较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效应。首先，垂直专业化分工促进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使中国许多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因之获得了更多的比较利益；其次，垂直专业化分工促成了中国大量产业集聚区的形成，从而提升了中国相应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三，垂直专业化分工从总体上促进了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增强了中国产业的科技势力，加快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近15年来，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中国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深入发展，对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尤其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的事实似乎与比较优势理论相违背。但是，如果从产业(或产品)的类型深入到产品的制造环节去考察那些实际“密集”使用的要素则会发现，那些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绩效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往往是中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在其中的生产环节(如组装、加工等)起了重要作用，故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中国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并未否定比较优势理论，而是比较优势理论在新的国际分工形势和格局中具有了新的表现形态。就垂直专业化分工作用的机制而言，由于在企业间垂直专业化分工过程中，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与跨国公司自身的利益统一起来，参与分工的各方在利益上形成“激励兼容”机制；而企业内垂直专业化分工，虽然其中所发生的技术转移是跨国公司主动所为(技术转移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但是随后所发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则可能与跨国公司的利益相违背甚或相冲突，致使跨国公司内部的技术转移走向技术垄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企业间垂直专业化分工比之企业内垂直专业化分工可以更有利于中国从跨国公司持续地获取先进技术，从而更有利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企业间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激励兼容”机制得以形成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中国企业必须在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的条件下，适时向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利润高端环节(例如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进军，削弱其垄断势力。这为中国企业如何实施“走出去”战略赋予了新的意义并提供了策略依据。本文还对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动态变化的关联关系作出了计量分析，并接着简要分析了垂直专业化分工近年来对中国产业发展所表现出的某些负效应，例如控制力弱化效应、价值链低端固化与锁入效应、自主创新能力的抑制效应等。在所有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最后就如何促进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以更好地促进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大力提高中国企业(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正确处理好引进技术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积极引导国有企业参与企业间垂直专业化分工，积极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等。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利益：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流量与存量双双激增，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之一，其对东道国经济、母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愈来愈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世纪之交，中国政府提出了“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进行跨国投资与经营，由此正在促成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高潮，这个高潮势必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基于国际国内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浪潮的蓬勃发展，本研究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利益作为考察的视角，并进行相关理论与实证分析，为中国下一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经济的相关文献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就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这一论题展开了研究。在具体研究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经济利益的传导机制框架，就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经济利益的微观机制进行了深入地剖析，并将其纳入一个完整的框架之中予以分析，而这一传导机制也是其后进行经验检验与实证分析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经济利益是通过对母国的产业结构施加影响、导致母国技术进步、促进母国出口贸易增加、改善母国国内就业以及影响母国国际收支平衡这五方面进行的。通过对先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美国和日本的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无论美国还是日本，其对外直接投资都对本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同的是，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本国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而日本却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表现出陷入“空心化”的趋势；美国和日本都注意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吸取他国先进技术，尤其是日本通过对美国、西欧等技术先进国的大力投资，促进了日本国内技术的不断进步；美国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从计量结果来看，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出口贸易之间的线性关系更加明显，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其出口贸易的增长；在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的国内就业关系上，实证分析表明美国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国就业的增长，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其国内的就业质量；美国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对本国的国际收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改善了彼此的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从而促进了本国国际收支的平稳发展。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还不明显，但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其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也是重大而深远的。通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贸易和技术进步的计量分析，得出的实证结论有二：其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创造性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其二，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中国来自国外的研发资本存量，且这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溢出的来自国外来的研发存量与中国国内的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大且由于统计制度的滞后，使得所采用的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无论如何，实证研究已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进步、出口贸易发展、就业增加以及国际收支改善。因而，大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这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对外开放对浙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工作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资料显示：1978年浙江省的生产总值仅为124亿元人民币，2003年却已达到9200亿元，年均增长13％，到2004年浙江省的生产总值更是跃上万亿元人民币的新台阶，成为继广东、江苏、山东之后中国第四个经济总量突破万亿的省份；1979年浙江省对外贸易额仅为1.1亿美元，2003却已达到614.2亿美元，1979-2003期间年均增长31.1％；1985年浙江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仅为0.16亿美元，2003年却已达到54.49亿美元，1985-2003期间实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9.8％。那么对外开放与浙江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外开外对浙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机理又是怎样的呢?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以便为浙江省坚持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决策和实践依据。本文把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首先从理论上阐明了对外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两大作用机制即对外开放影响经济增长需求导向作用机制和供给导向作用机制；其次在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计了衡量一国或地区对外开放水平的三个指标：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和对外开放度，其中对外开放度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反映的是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而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是两个局部性的指标，分别反映的是对外开放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水平，并应用上述三个指标测度了浙江省对外开放度在全国所处地位，得出浙江省对外开放度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在东部地区中处于中低地位的结论；再次，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和对外开放度三个角度全面分析了对外开放对浙江经济的影响，认为对外开放与浙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外开放能从供给导向和需求导向两个方面促进浙江经济的增长；最后提出浙江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政策建议：扩大对外贸易，积极发展民营外经贸企业，优化贸易方式，走“科技兴贸”的道路；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利用外资水平；加强国际交往，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活动。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分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一条重要途径，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借助跨国并购之路走向世界。然而伴随着国内企业跨国并购的浪潮，越来越多的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制约着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进一步发展。研究如何消除这些问题，提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改善跨国并购的绩效，就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共分为六章，三个部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全面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的并购行为。首先第一部分(一、二、三章)介绍了企业跨国并购的基本概念、理论，分析了当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特点和动机，从而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第二部分(四、五章)从企业跨国并购的行为流程开始，文章选取了企业并购流程中的五个重要环节：并购战略的制定、目标企业的评估、融资、支付方式的选择和并购后的整合，对中外企业跨国并购的这五个关键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存在关键行为能力缺陷，然后通过会计研究法对中外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比较研究证明了这些能力缺陷导致了最终并购绩效低下；第三部分(第六章)结合前文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比较分析，提出中国企业要想提高跨国并购绩效，需要有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共同的改善，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文章的核心在于通过对企业并购流程的研究，创新性的提出了关键行为能力的概念，并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证实了企业并购过程中的关键行为能力同并购绩效有较强的相关性。这对于当前众多想要走出去、实施跨国并购的国内企业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工程企业国际承包竞争研究

国际工程承包是我国进行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此领域已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我国公司所占的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份额还只是全球225家最大承包商总额的很小一部分，不足5％。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国内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如何发现并利用自身的竞争优势，制定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的发展策略，积极参与高水平的国际竞争，使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扩大市场份额，与今后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主流作业方式靠近，是我国国际工程承包行业面临的严峻问题。本文对国际工程承包竞争环境进行了综合描述和分析，对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在国际工程承包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具备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分析。通过研究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竞争环境，建立了波特五力模型。分别分析了现有竞争者、潜在进入者、供应商、业主、分包商对企业的影响和威胁。详细描述了中国工程承包企业所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提出了相应对策。通过SWOT管理分析工具的运用，指出中国工程承包企业的强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并且提出了应对竞争的具体方法与措施。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管理学分析工具试图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道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到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发挥中国企业自身优势出谋划策。使中国企业能在竞争中学习，完善和提高自身竞争力。面对激烈地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竞争，我们中国工程承包企业要以实施我国经援项目和驻外使领馆项目为契机，不断拓展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积极与国际知名企业加强合作，优势互补，联合竞标，风险共担，增强拓展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能力。通过收购控股境外上市公司，加快向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规模扩张和层次提升。迎接入世挑战，制定应对举措，加快形成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要求的项目总承包能力。加强成本管理、合同管理、信息管理能力，加强人才培养。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进行科学的工程设计和管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上，企业必须形成自己的特长和品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以质取胜。我国对外工程承包需要突出重点，解决束缚业务发展的主要矛盾，建立和完善支持对外工程承包业务服务的社会服务体系，重点是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以使业务发展尽快突破瓶颈。加强国际合作，实行“本地化”管理，弥补我国工程承包企业在资源方面的不足，诸如信息资源、融资资源、法律保护资源、国际采购资源等。加强政府职能对我国工程承包企业的支持，从政策法规等各方面支持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对大型建筑总承包企业来说，要求其具有良好的管理服务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将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条件、效应与策略研究

上海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1981年。至1999年，其发展大体上呈波浪式上升的趋势。2000年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率先实施“走出去”战略后，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截至2004年底，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已达15.4亿美元，海外投资企业已有860家。那么，这些年来，上海对外投资的禀赋条件与具体现状到底如何?其发展对上海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与出口贸易等的影响与效应的显示性到底有多大?目前存在着哪些主要问题与制约因素?其对策应做怎样的调整与选择?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立意与分析视角。由此，本文架构涵盖了以下五章内容：第一章，本文应用了相关的直接投资理论尤其是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建立了人均GDP的预测模型、FDI的资本禀赋模型，并借用了产业与贸易竞争力指数模型等分析工具，对上海对外投资的经济发展基础、资本的禀赋条件、产业国际竞争力与科技条件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考察与分析。第二章，本文采集了一系列相关数据，分别从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区域分布、行业分布和投融资模式等四个方面，对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比较分析，并使用时间序列模型对上海对外投资的发展态势进行了预测。第三章，本文采用几何模型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就上海对外直接投资对上海的经济增长、国际收支、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相应的考察，并使用计量回归工具进行了验证。最后还就上海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的互动效应进行了分析。第四、五章，主要是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上海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制约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并对其未来发展，在总体战略与相关的配套政策与措施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本文认为，上海正处于对外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其资本禀赋条件与技术条件在国内相对较好，但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水平不高；上海的对外投资近几年来增速较快，区域分布与行业分布渐趋合理，新的投融资方式渐被采用，但其发展的规律性不明显；上海对外直接投资对上海的经济增长、国际收支、技术进步及产业结构调整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出口拉动不显著，与吸引外资的互动性不强；上海的对外投资无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方面都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我们应该在现有与未来发展的条件下，趋利避害，扬长避短，调整策略，积极推进上海对外投资的发展。
驻青岛韩国企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

韩国企业对中国大陆的投资虽然从中韩建交以前开始就有，但是1992年8月中韩建交以后韩国企业依据中国大陆廉价劳动力、地理文化的接近、巨大的内需市场等有利条件，正式掀起了对华投资的热潮。在过去的17、18年间韩国企业不断拓展对华投资，今天对华投资几乎已成为韩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代名词。如今韩国企业对中国大陆市场的投资已呈规模越来越大，投资地区也逐渐扩张的趋势。尤其是，包括韩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都把中国视为最佳投资地区，为此中国已经一跃而成为世界的工厂。同时中国也在努力利用多种多样的投资优惠条件吸引外国企业的对华投资。中国的各省、市政府也在为了吸引韩国资本倾注着最大的努力，诸如制定多种税制优惠政策以及符合地方特色的个性化优惠政策，经常派招商引资代表团到韩国进行访问，利用媒体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等等。中国山东省青岛市从历史和地理上都具备有利于韩国企业投资的优越的投资环境，是中国大陆韩资企业最多的地区，被称为韩国对华投资的缩影。在本论文中重点分析了该地区的投资环境。通过调查山东省青岛市的经济现状和韩国企业的经营现状，比较分析初期的青岛市投资环境研究资料和现在的投资环境，观察了其中的变化。论文的着重点并不在于如何宣传青岛市所具备的很多优越的投资环境，而是通过重点研究韩国企业打入中国市场时会遇到的众多困难，以便提出更有效的改善方案。这是青岛市为了向韩国企业和其他外国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投资环境而精心准备的资料，必将有助于希望进入山东省青岛市的韩国企业深入了解青岛市的投资环境。本论文从韩国对中国的投资现状及对青投资的进程及特点导入，分析了在华韩国企业乃至驻青韩国企业的经营现状，对在华韩国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分析阐述，从而为以后韩国企业进入中国提高投资成果而提供有效的投资信息，同时，也希望能为山东省吸引外资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冷战后中俄在俄远东地区的关系

中俄两国是东北亚地区两个大国，两国在该地区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业已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保持着密切磋商与协作，并经常就该地区的重大问题及时进行沟通，协调立场。中俄两国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也使两国政治关系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壮大，需要的资源也将大大增加，如石油和天然气，而远东地区是俄罗斯政府新规划的重要的能源开发地区，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中俄两国在俄远东地区的经贸合作是两国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实现该地区双边经贸合作质的飞跃，在开展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等贸易活动的同时，还应把注意力转向能源、科技、农业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远东地区的部分居民对中国还抱有偏见和怀疑，“中国威胁论”和“远东移民问题”经常为两国地区合作造成障碍和麻烦，俄远东地方政府与中国的关系也相对滞后于两国的整体关系。只有使两个民族加强彼此在精神和文化上的亲近，才能促进两国人民更好地沟通和理解，只有如此两国才能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所述的那样，“世代友好、永不为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出口退税新政对台州开放型经济的效应分析

出口退税作为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广为WTO成员国所采用。自我国1994年财税改革以来，国家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出口退税率也经历了从调低到调高再到调低的循环反复的过程。出口退税政策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但大量的出口欠退税问题一直悬而未决。2004年1月1日国家实施新的出口退税政策，新政产生了怎样的效应，这是普遍关注的话题。本文以退税新政在台州市产生的正面和负面效应为例展开研究，采取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走访和问卷调查分析得出，出口退税新政大大加快退税速度，有利于企业资金周转；促进企业转变出口经营战略，加速产品升级换代，增强产品竞争力；同时也给地方财政增加负担；挤压了企业利润空间；外贸公司面临考验，诱发地方保护主义。提出台州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要从“规模导向型”向“效益导向型”转变，促进加工贸易发展和升级；加快走出去步伐；优化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效益，实现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建议科学设置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根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要求恰当设置出口退税率，使出口退税既符合税收中性的要求，又能实现税收的调控职能。
我国现代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探析

本文通过现代服务业和竞争力相关理论的分析，在对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行了国际比较的基础上，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方法），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各省市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整体落后，各地区现代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存在明显的差距，呈现出东强西弱的特征，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平衡。最后，给出了提升我国现代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具体包括充分利用政府职能、优化行业结构和区域结构、注重现代服务业的人才培养、以及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等。
我国油气资产管理的改进思路及对策

油气资源世界范围分布的不平衡，决定了油田企业多为跨国公司，中国的石油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到海外投资，进行石油勘探和开发，不可避免的面临着油气资产核算与管理的国际化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对油气行业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直到我国油气行业在海外上市，才认识到油气资产的理论研究和核算管理办法的落后。包括油气资产的定义尚不明确，油气资产的价值管理还不完善，油气资产的实物管理还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本文针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油气资产界定，提出更为全面的油气资产的定义，并进行科学分类，将油气资产分为油气储量资产和非储量油气资产；对于油气资产的价值管理，侧重于油气储量资产的价值评估，阐明油气储量资产的评估实质上是对其采矿权的评估，应用国家颁布的最新版的《矿业权评估指南》所推荐的贴现现金流量法来估算采矿权的价值，对于该方法的不妥之处进行改进；对于油气资产的实物管理，以提高采收率为目的，引进油藏综合经营管理方法，对油气资产实物管理进行变革，包括体制、观念、组织结构、工作模式、经济评价模式改革，并对多学科协同工作组的筹建、协同化工作平台的建立和动态监控考评机制提出了合理建议。
胜利油田境外合作油气产量核算方法研究

石油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和分布最广的商业之一，是未来五十年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能源产业。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种资金、两个市场，参与国际石油竞争，是中国石油工业迎接二十一世纪国际石油竞争的必由之路。在国际石油合作中，合作的不同合作模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利益分配方式，各合作者所获得油气产量的计算方法也有所不同，研究境外石油合作中各模式下油气产量核算的一般方法，不仅对落实我国石油战略意义重大，而且有利于我国石油企业在海外投资中更好的选择合作模式，以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论文详细分析了境外石油合作中所涉及的14个直接影响产量核算的财务参数，在对胜利油田境外合作项目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进行境外石油合作产量统计时，应同时统计三个不同的产量指标：作业产量、权益产量和分成产量，并分别讨论了在租让制模式、产量分成模式、服务合同模式、回购模式和公司制模式下进行油气产量核算的具体方法，给出了定量模型。其研究结果有助于胜利油田更好的把握合作项目，做好经营计划编制。分析所得的一些结论对于其他石油企业在进行境外石油合作时也具有实际参考意义。
油气田企业税费问题研究

目前国内油气田企业实行的现行通用税制对石油企业有效利用国内油气资源、提高资源勘探开发整体效益进而实现“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都已形成很大制约，急需改革和完善。而对国内油气田企业税费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促进国内石油财税制度的改革和接轨，有助于国内油气田企业选择国际目标市场，规避经营风险，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本文在充分分析了我国国内油气田企业税收制度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别对中外石油财税制度和中外石油税费项目和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上述对比和分析，发现当前国内油气田企业的整体税负过高、过重，已经严重影响了油气田企业的持续发展潜力，更不利于国内石油企业参与国外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市场竞争能力培育和提升。因此，本文最后提出了借鉴国外通行经验和做法，建立和设计稳定而富有弹性、适用国情而富有竞争力的国内石油财税制度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