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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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权认识演进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对我国的海权发起了挑战。美国对我国采取海上遏制政策，支持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在我国沿海地区进行敌对活动，阻止我国解放台湾岛，不断派飞机和舰船入侵我国领海和领空，同时对我国实行“封锁”与“禁运”。此外，美国于1950年和1961年分别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对我国的海防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1951年，随着《旧金山和约》的非法签订，美国不顾我国反对而将钓鱼岛的所谓“施政权”交给日本，导致钓鱼岛问题成为之后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1969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有关油气资源的调查报告，指出黄海、东海和南海的大陆架有可能是世界上石油储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由此，中国和日本以及一些南海周边国家间陆续出现了海域划界问题和岛屿争端问题。七十年代，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对本属我国的南海诸岛开始了堂而皇之的侵犯，至今仍实际控制着我国的诸多岛礁，并且在南海的油气资源开发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为了维护新中国的海权，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逐步收回曾经丧失的海权，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对本该属于我国的岛屿宣示主权，发布了正式的领海声明，克服一切困难建立起人民海军，提高我国的海防能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海权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实施，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升。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各沿海国对海洋问题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开始各自立法来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由此而引发了诸多新的海权争端。进入21世纪，我国的海权面临着更多新的挑战。美国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反恐”之后，开始将全球战略中心逐步从中东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制约了美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发挥，对美国的全球利益形成了挑战。因此，为了巩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巩固军事同盟体系，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制衡中国发展的同时将经济危机转移给亚洲。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与美国结为同盟关系的国家在东海和南海持续给我国制造海权争端，促使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成为近些年来影响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一阶段的国家战略无不体现对海洋和海权问题的关注。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进而促进了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面对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端，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政策，有效缓解了与周边国家在海权归属问题上的矛盾，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江泽民时期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理念，主张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在此基础上，我国对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发展友好关系，寻求与他国和平解决海权争端的途径，对内则大力发展海洋事业，提高国际海洋竞争能力。胡锦涛时期提出了“和谐世界”与“和谐海洋”的理念以及“富邻、安邻、睦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是对“新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实施海洋开发”，十七大提出“发展海洋产业”，对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科学合理的规划。习近平时期，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这是我国第一次将“建设海洋强国”写入党的大会报告，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启海洋强国梦。随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行“依法治海”。在南海问题上提出“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解决，而南海的和平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关于建设海上合作支点和海上经济合作走廊的创意将给沿线各国包括我国的海洋发展带来诸多便利和机会。 　　海上力量是海权的核心因素。因此，要想拥有强大的海权，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海军是海上力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建国以来，我国海军在党的领导下走过了由弱到强的历程，海军战略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进而发展为“近海防御”和“远洋防卫”相结合。海军武器装备也经历了从缴获、接收、购买、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过程，如今我国海军已经拥有两艘航空母舰。在和平时代，海军的作用也有多元化发展，除战争外还承担着出访、演习、护航、助力海洋事业发展等任务。除海军外，我国的海上力量还包括海监、渔政、海事、公安边防海警和海关缉私警察。2013年，我国对海上力量进行整合，重组国家海洋局，以中国海警局的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结束“五龙治海”的局面，海上执法由分散变为统一。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向来主张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海权问题上，我国同样誓不称霸，反对海上霸权。我国大力发展海权的目的，绝非要称霸海洋，而是为了维护我国正当合法的海上权益，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进而推动世界海洋的和平发展。
云南电子口岸通关便利化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云南国际大通道建设加快，口岸客货流量的快速增长，传统的口岸通关模式下，进出口企业进行货物申报，需要分别向各业务单位进行申报，手续多、成本高、周期长。因此，需要探索一种新的口岸通关模式，依据电子申报数据完成受理报检、报关、放行等各环节的工作，省去人工传递物理单证的时间，简化通关贸易中的各种程序，实现联网报关，提高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本，为企业减负增效，更好地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 　　云南电子口岸通关便利化系统主要采用B/S架构搭建，利用J2EE、Struts、Hibernate、Spring等技术和框架对该系统进行架构设计，使用MVC设计模式设计的软件架构。在使用Java语言进行系统底层开发时，主要采用B/S架构，系统核心功能设置在Server端，只需通过Browser端即可访问。 　　在明确用户的需求后，最终明确云南电子口岸通关便利化系统的功能划分，云南电子口岸通关便利化系统主要有四大功能模块，分别是企业报检、企业报关、一单三报、查询统计。其中，企业报检模块包括出境报检管理和入境报检管理两部分;企业报关包括进口报关和出口报关两部分;一单三报包括进口一单三报和出口一单三报两部分;查询统计包括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综合查询和统计分析四部分。 　　云南电子口岸通关便利化系统的建立，能够给进出口企业带来极大的便利，实现进出口前置申报审批、数据实时传输和查询、联检单位信息资源共享、通关联网审查核对、数据综合分析和统计等功能，简化各种工作，方便合法进出，实现口岸通关的便利化，提高通关效率，促进云南对外贸易和口岸经济发展。
农行山东省分行声誉风险影响因素及控制策略研究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金融机构起到了主力军、先行军的作用。中国银行业走出去步伐加快，设立国外分支机构，入股、控股他国商业银行等进行扩张;部分国有大型银行已经成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对全球银行业起着“稳定器”作用;在这种形势下，银行业的声誉风险已经走出国门、事关全球。近几年，受经济增速放缓、救市政策退出、经济结构调整等影响，银行业理财产品、信托业务的违约风险逐步显现，媒体关于银行业的负面报道或负面评价越来越多，银行业机构面临严重的声誉风险。 　　商业银行声誉风险是利益相关方对商业银行提出负面评价而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客户等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良好的声誉是商业银行发展的无形资产，它能够极大地提振市场信心，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进而影响银行的营运业绩、市场价值和整体竞争力。声誉风险具有复杂多样性、伴生性和衍生性、难衡量性和危害全局性等特点，这些特点给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根据Harris-Fombrun声誉指标体系，对商业银行声誉风险产生作用的因素主要有六个方面，分别为工作环境、社会责任、情感诉求、产品和服务、公司愿景和领导力、财务状况。 　　对商业银行声誉风险进行度量识别能够帮助解决声誉风险管理难题，但目前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对声誉风险的研究都非常薄弱，缺乏通用的声誉风险度量标准，使得商业银行对声誉风险的监测、识别、预警和处置等方面难以通过相互竞争提高声誉风险防控能力。 　　中国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起步比较晚，声誉风险的管理理念还不够成熟，声誉风险控制理念还没得到普及，声誉风险的管理机制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本文基于国内外声誉风险管理研究的基础上，以农行山东省分行声誉风险管理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什么是声誉？什么是声誉风险？影响声誉风险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对声誉风险进行度量识别？如何构建度量模型？声誉风险管理中存在什么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持续健康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本文按照基本概念界定-基本理论阐述-影响因素分析-构建模型实证分析-论述案例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这个思路对农行山东省分行声誉风险管理进行研究。基于国内外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法、调查问卷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商业银行声誉风险概念，声誉风险管理理论，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的影响因素、声誉风险度量识别等各方面进行论述和分析。本文对农行山东省分行声誉风险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首次借助Harris-Fombrun声誉指数模型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各影响因素的权重系数，提出农行山东省分行声誉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给出解决对策。
K集团海外东道国员工跨文化培训设计研究

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建立机构，进行本土化经营与管理，其中组建东道国员工队伍，并对东道国员工进行管理成为海外日常经营和管理的重要环节，东道国员工是否认同企业文化，是否可以很好的融入到团队中，是否可以理解公司的政策、制度、流程和规范并很好的贯彻执行，是否可以发挥价值，直接影响到本土化经营是否可以取得成功，综合来看，东道国员工管理尤其是跨文化管理非常重要，K集团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在不断提高本地化率的同时也遇到了跨文化管理的问题，且正在实践中寻找解决之道。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在海外的东道国员工，不是在中国总部的东道国员工，由于K集团目前正处在海外发展阶段的初期，在海外主要进行的是销售类和市场拓展类业务，因此东道国员工结构相对单一，本文主要研究了K集团销售类岗位的东道国员工，由于K集团海外规模还比较小，虽然给予了销售岗位东道国员工管理者头衔但实际上他们并不需承担太多管理职责，主要还是中方外派人员在进行管理，因此对所研究的东道国员工并没有分层次，同时考虑到文化差异对东道国员工无论什么岗位和什么层次都会遇到，跨文化培训对他们应该是普遍适用的。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东道国员工的跨文化培训，不包含业务培训、产品知识培训等其他内容的培训，主要包括应该对东道国员工培训哪些跨文化的内容和如何进行培训，目前已有的一些研究大多是针对外派人员的跨文化培训研究，或者是外籍在华公司的研究，还没有针对海外东道国员工进行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和角度是全新的。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调研问卷、访谈和实践案例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在研究伊始通过网络资源和线下资源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文献，研究了关于跨文化培训的概念、培训内容、培训形式等相关理论知识，作为本文的理论支撑，同时制定了海外东道国员工跨文化培训调研问卷，并结合访谈的方式调研采访了在海外各国的中方外派人员和本地东道国员工，调研和访谈了东道国员工跨文化培训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等内容，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本文还系统总结和梳理了自己海外工作的实践经验。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设计并提出了东道国员工跨文化培训的内容、方法和模式，总结了东道国员工实施跨文化培训的主要原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进行东道国员工的跨文化培训提供了可操作的借鉴。本文首次创造性的提出了东道国员工跨文化培训的三个方面即中国文化、企业文化和组织文化，以及里面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同时设计出培训顺序、培训时间、培训强度、培训周期以及培训方法，最终形成东道国员工跨文化培训模型，最后总结出主要实施原则。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为研究对象的创新，以东道国员工为研究对象而且是海外东道国员工，不是在中国的东道国员工，研究内容的创新研究了具体的跨文化培训内容、培训方法和培训模式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给出了实践操作的参考方案，研究视角的创新，不是以海外项目本地运作的角度来研究，而是站在总部的高度面向全球海外机构给出了跨文化一级培训的方向。
企业跨境并购风险预警体系研究——以山东高速集团收购图卢兹机场为例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低增长、低投资、低贸易、低通胀、低利率、低油价的状态，这是由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原因引起的，但低迷的经济为并购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尤其是跨境并购。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并购可以优化当前的产业机构、经济结构等，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做出贡献。 　　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也要求对世界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和利用，以实现全球经济的协同发展。 　　在过去的多年间，发达国家企业一直在世界并购的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但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走出去”、“去产能”、“一带一路”、“中国制造”等相关政策的实施，同时国内企业自身实力不断壮大，跨境并购呈现爆发式增长。跨境并购对于解决现阶段国内需求不振、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途径。 　　由于中国跨境并购起步相对较晚，因此在并购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统计，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不景气，经济增长较为缓慢，部分国家贸易壁垒增加，主权国家债务危机频发，金融及相关的衍生品市场波动较大，这些现实情况都会对跨境并购带来负面的影响，从而使跨境并购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风险因素。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之下，中国企业更应该正视跨境并购中的相关风险，并认真的对风险进行评估和管理，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相应的决策，以减小风险发生的几率，提高并购的成功率。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跨境并购的相关风险，根据相关的研究成果和实际情况，指出在跨境并购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点，对各个层面的风险点，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计算、赋值，建立较为科学的风险预警模型。同时根据山东高速集团海外并购的实际案例，利用风险预警模型进行风险分析，得出相关的结论。在文章的最后，在风险预警的前提下，根据企业发展和国家经济体制的实际情况，从国家层面以及企业层面提出了一定的合理化建议，以期在实际操作中能够尽量降低跨境并购带来的风险。
FC公司生态PPP项目选择研究

随着城镇化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政府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的负担将更重，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将愈发凸显。在国家大力推广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今天，绿色生态城镇化建设必将成为引人瞩目的焦点。生态城镇化建设对资金的需求量巨大，常遇到资金瓶颈，PPP模式是解决资金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PPP模式是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在私人部门获得利益的同时，实现政府部门的职能。把PPP模式引入到生态城镇化建设上，可解决政府部门的项目建设融资问题。由此，全国出现了许多生态PPP项目的建设。FC公司是中国园林观赏花木行业的领军企业和建设彩色生态观光园综合体的开发商和运营商。在观赏花木优质种源、核心技术和产业化方面拥有领先地位，在规划建设彩色生态观光园综合体方面有领先的模式和成熟的经验。许多地方政府都在寻求与其进行合作的机会，但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FC公司面临着如何进行生态项目选择的问题。本文从FC公司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从社会资本方的角度，研究生态PPP项目的选择问题。 　　研究生态PPP项目的选择问题有利于项目决策体系的完善与改进。通过梳理PPP项目的相关文献，总结了目前有关PPP项目选择的相关研究。对项目选择、PPP项目的理论基础进行综述，并把相关的理论运用到具体项目上，对后续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论文构建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能够帮助公司决策者做出正确的项目决策，使项目选择的结果更加科学、可靠、准确，提高了公司的项目决策水平。 　　论文结合FC公司现有的生态PPP项目选择方法，运用文献频数统计法对生态PPP项目选择的评价指标进行初步筛选。进而运用专家调查法，对初步筛选的评价指标进行了优化。确定出五个维度的指标，即政府支持维度、项目环境维度、项目风险维度、项目效益维度、可持续发展维度的共19个指标。最后，构建了生态PPP项目选择评价体系。论文借助层次分析法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进行了计算与分析。在对权重进行确定时，再次运用专家调查法，对判断矩阵进行确定，进而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最后，论文借助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构建了生态PPP项目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并结合FC公司目前的项目现状，对模型进行了应用与验证。 　　论文通过研究得出，在项目评价体系中，政府支持维度、项目环境维度、项目风险维度、项目效益维度以及可持续发展维度五个一级指标所占的权重值依次为0.1706、0.2872、0.0551、0.4143、0.0727。说明项目效益维度和项目环境维度是对生态PPP项目进行评价时，需要考虑的两大关键维度。而且政府支持维度的指标也非常重要，其次是可持续发展维度和项目风险维度。对19个指标的综合排序结果分析可以发现，排在前10位的指标依次为项目预期收益、交通便利条件、项目投资回收期、经济与人口规模、土地交付情况、战略支持、项目用地情况、项目投资利润率、社会效益、项目完工风险。在生态PPP项目进行选择时，必须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些指标的好坏直接影响项目选择的有效性。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贸易关系研究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个经济大国，是两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势头强劲。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于2013年9月和10月访问哈沙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并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大多数国家对这一倡议反映强烈，并表现出积极的响应和支持。印度之所以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天然合作伙伴是由其地理位置和经济规模决定的。纵观近些年中印两国的贸易数据，其双边贸易的发展与两国巨大的经济规模相比，并不协调，中印两国间仍有巨大的贸易潜力。印度作为南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同时也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一带一路”的建设会给两国间贸易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所以本文加强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印度间贸易关系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对于加强中国和印度贸易合作有着特别重要意义。 　　首先，本文从三个角度对相关文献综述进行了归纳概括，它们分别是:中印贸易关系相关文献综述、“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印贸易关系影响的相关文献综述和双边贸易影响因素相关文献综述。 　　其次，本文从以下五个维度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和印度贸易现状。前两个维度从印度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一带一路”对中印贸易影响的角度分别阐述了“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中印度所具有的重要角色和地位以及分析了实施该战略可以给中国和印度贸易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基于上述分析，从中印双边贸易的角度研究了中印双边贸易概况、中印贸易结构特点及需求差异、中印外贸依存度和贸易潜力。具体来说，在分析中印贸易发展现状时，主要借助于中印双边贸易额、贸易差额和贸易增速等数据进行研究，接着从中国和印度两国间贸易结构特点和需求差异两个方向研究了两国贸易需求;最后分析了中印外贸依存度和双边贸易潜力，得到中印之间双边贸易额与两国的经济规模并不匹配，中印两国之间还有很大的贸易潜力。 　　第三，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结合中国和印度两国贸易现状、特点以及相关文献对中印贸易的研究，本着数据的合理性和可获得性的原则，本文选取了中印经济规模、人口数量、外贸依存度、中印经济合作水平作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则选取中印双边贸易额，采用最小二乘法实证研究了影响中国和印度两国双边贸易数额的因素，得出印度的人口数量与中国和印度两国贸易额具有负向相关关系，印度的经济规模、中国人口数量、印度的外贸依存度和中印经济合作水平与中印双边贸易额具有正向相关关系。 　　最后本文从中国和印度两国发展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的角度对两国间贸易的发展前景做出了展望，并根据中印两国间的贸易关系现状、特征以及实证分析的结果从非经济层面和经济层面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加强林州市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研究

林州市地处三省交界区域，位居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中原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交汇地带，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有利于加快集聚各种发展要素，实现经济跨越发展;强大的红旗渠精神，有利于新时期凝聚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率先完成;国家级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强大的发展载体，有利于支撑林州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加速崛起。省委书记谢伏瞻曾7次到林州调研，明确提出，林州要在全省争当排头兵。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也多次强调，林州要当好排头兵，不断提升守卫度。这既是鼓励又是鞭策，既是压力，又是动力。经济新常态下，随着体验经济、养生经济、休闲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属于林州的时代已经到来。近年来，林州市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发展迅速，已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林州市社会经济发展一直重要力量。 　　本文通过汇总林州市党外代表人士数据和走访个别党外代表人士，掌握林州市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现状，并结合相关文献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理论，深入分析林州市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相应对策，不断完善培养、推荐、选拔、使用等机制，充分发挥党外队伍力量，助推林州早日建设成世界人文山水城市。
郑州市农村小学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以X小学为例

郑州市成为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节点城市为郑州赢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近年来，郑州市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城中村拆迁、新区建设规划使得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因此新形势下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研究就成为必要。 　　为了了解郑州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各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设计研究的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根据郑州市及郑州市中原区X小学概况和调查及访谈结果发现，X小学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三方面的问题:学校办学条件不利、农民工子女自身的问题、农民工家庭的问题。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如下建议:从国家和政府层面，应该提供法律保障、帮助农村小学改善环境、为农村小学配备优秀师资、调高教师待遇、帮助农村小学改善教学环境;从学校和教师层面，应该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补偿教育、为农民工提供更多教育指导、在学习上给予农民工子女更多关注，在习惯上给予更多帮助，在心理上给予更多关怀，教师要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从学生家庭层面，家长应该努力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配合学校进行家校合作，积极与教师沟通，陪伴孩子成长、引导孩子学习并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从社会层面，社区也应该举办多种类型的家长学校，开办儿童少年教育机构，媒体在报道、传播教育理念时要谨慎。 　　总之，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市将迎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希望本研究提出的建议可以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有所帮助。
酒企跨国并购分析——以泰国酿酒并购为案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外投资的比例也不断提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改变，近两年我国在对外投资中出现了很多非理性因素，很多跨国并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离中央提倡的企业“走出去”的初衷背道而驰。因而加强国内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分析，积极利用和国内企业类似的国外企业的成功的并购案例对我国的海外并购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海外并购形成规模于21世纪后，这个时期也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案例数量激增的时期，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对外投资的比重也日趋增加。在2013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后，我国企业开始了海外并购的提速，旨在利用目标企业的品牌、渠道等将市场推广到海外市场以及其他国家，扩大市场占有率，规避国内风险，增加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和我国类似，泰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经历了从积极利用外资到对外投资角色的转变，由于缺乏经验，泰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也比较低。泰国酿酒并购星狮集团的案例比较成功。探讨泰国酿酒跨国并购案例对于我国白酒国际并购有很强的参考意义，为我国白酒行业的国内外整合奠定理论基础，有助于推动我国白酒行业海外并购的健康发展。 　　本文主要运用了对比分析、杜邦绩效模型以及连环替代法等分析方法，选取实际案例，对跨国并购的动机、价值以及风险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对并购后整合的分析主要采用跨国并购价值创造中的经济效应理论，力求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的时机抉择、成本控制、风险规避以及人力资源整合等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思路。
智能变电站电容型设备在线监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及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在世界大经济不景气的前提下，我国经济正在稳步提升，国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的不断普及，以及智能生产及智能制造的不断推进，使得国民经济对电力系统越来越依赖。在变电站内，设备的绝缘老化是设备出现问题最常见的故障所在。对高压设备电气绝缘特性以及设备老化特性进行定性分析，并间隔一定时期对设备进行检修，是以往一直使用的手段方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升级提高以及传感器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在线技术不断被提及，相应产品也不断诞生，已经开始应用在各个领域包括变电站内设备监测。 　　变电站内容性设备类型比较多，数量也比其他设备多，这就使得其在数量上占据了变电站内设备的大多数。介质损耗因数tanδ是衡量容性设备绝缘老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如果能够将其准确获取，就可以很好的对设备绝缘进行评估。本文主要针对变电站内容性设备介质损耗因数的在线监测方法、数据滤波、介损值计算,同时对电压信号获取和电流末屏信号的获取进行研究设计。最后设计出一套可以精确测得容性设备介质损耗因数的监测装置。监测终端核心处理器CPU选择ARM CortexM3系列芯片，其丰富的外设以及快速的处理速度可以很好的实现对信号的采集和处理。采集的电压及电流信号通过传感器本身的信号转换后，通过信号处理单元进一步进行处理，最后通过高速A/D进行数据采样。装置通信方式上支持两种通信类型，其中第一种设计的是无线传输方式，采集的数据通过GPRS无线数据传输方式与后台服务器进行数据和指令的交互。另一种可以通过现场有线方式传输，采用RS485有线传输，支持Modebus协议，根据用户实际需求进行选择。在信号同步采样触发上，系统采用GPS同步时间触发单元，确保电压和电流在同一时间点进行采集。考虑到监测数据和现场环境存在一定的关系，尤其在对故障数据进行分析时，现场温湿度是影响因素之一，本系统增加温湿度采样单元，选择数据监测精度高、电源功耗低的温湿度传感器。本课题最后通过搭建系统测试平台，对设计的合理性进行验证。
PPP模式下绿色发展基金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以永城市绿色发展基金为例

当今世界，环境问题呈现出渐趋严峻的态势，世界各国都增加了对环保问题的关注。2015年，是中国绿色发展的关键一年，G20峰会、“一带一路”以及“十三五”，均对绿色发展予以高度关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成为社会各界谈论的焦点。数据表明，公共部门或政府仍旧是环保资金的主要来源，他们负担了超过70％的资金压力，这意味着我国环保事业发展存在着投资渠道单一等问题。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主张将PPP模式应用在环保领域，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并出台配套的支持政策，力图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到环保行业，在市场和政府的合力之下，切实解决绿色产业发展资金不足等障碍，推动整个行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以绿色发展基金可持续性发展为出发点，采用文献分析法、调查研究法以及比较分析法在分析相关文献、项目案例的基础上，梳理出我国绿色发展基金可持续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研究PPP引入绿色发展基金的有效模式。本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交代了研究的意义和背景，然后进行了国内外文献综述，并概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工具，完成了本文的研究设计;第二部分对PPP模式、绿色发展基金的定义和概念加以介绍，引入PPP模式的必要性以及PPP绿色发展基金的运作模式等方面内容，反映了PPP模式助力绿色发展基金的可行性;第三部分对当前永城市绿色发展基金的运营状况以设立背景等加以论述;第四部分则分析得出目前阻碍绿色发展基金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及原因所在;第五部分主要以PPP引入绿色发展基金的优化为出发点，从治理构架完善、发挥政府优势加强引导、内外部管理制度健全等方面，对PPP模式引入绿色发展基金，助力绿色发展基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给出了对策建议。
宁夏回族宴席曲的艺术特征及保护之研究

宁夏回族“宴席曲”是回族群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用自身的艺术经验所浇灌、培育出的一朵灿然夺目的艺术之花。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以及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回族宴席曲的表演活动变得日趋衰微，使得宴席曲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作为一种仪式音乐的社会功能。因此，宴席曲亟待得到音乐学界及相关部门的重视和研究，以便重新返回当代回族公众的文化生活视野当中。有鉴于此，本课题拟着眼于对宴席曲的艺术本体分析，一方面展示宴席曲在音乐写作技法方面所具备的独特科研价值、审美价值及教学价值;另一方面则揭示宴席曲与我国东西部各地区民歌及戏曲之间深入而广泛的传承与流变关系联系，以此来展现回族宴席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价值。以此为基础，方能有的放矢地就宴席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等工作，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本课题研究分为以下五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本课题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学界既有研究文献状况、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创新之处等各项要点;第二部分，将回顾、阐述回族宴席曲起源于发展的历程，借以还原宴席曲表演的文化生活场景;第三部分，将援引具体谱例，从调式调性、旋律发展手法等角度入手，对回族宴席曲展开音乐艺术分析，以期明确其科研价值、审美价值及教学价值。同时，将以宴席曲《蓝桥担水》为例，通过梳理《蓝桥担水》作为东部地区戏曲唱段逐渐演化为西北地区民歌的历程与轨迹，进而指出相当多数的西北回族宴席曲属于东西部地区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交流在宁夏地区所结出的丰硕艺术果实，以此来明确宴席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价值;第四部分，则以前几部分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保护、传承、发展回族宴席曲的措施和建议。即:1、宁夏高等院校应以引入宴席曲作为教学资源，借助开发校本课程、开设第二课堂、创建回族音乐文化沙龙、对宴席曲定期开展采风、摄录等多种方式，将回族宴席曲引入到校园中来拓展、丰富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从而担负起“传习”回族宴席曲的重任;2、应以“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为契机,将对宴席曲的科研工作与河湟花儿、陕甘民歌等西北民间音乐的科研考察工作结合起来，以成立“陕甘宁民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方式向国家申请确立重大的音乐及文化人类学科考项目。这样，就有望为包括回族宴席曲在内的陕甘宁民间音乐争取到宝贵的科研及传承、保护资金，从而有力地推动回族宴席曲传承与保护事业的深入发展;3、应将回族宴席曲视为文化旅游资源，纳入宁夏自治区文化旅游发展的总体规划。以期实现回族宴席曲的产业化经营发展与“自主造血”，从根本上保障回族宴席曲在当前文化生态环境中长久地传承、发展下去;第五部分为结论，对全文进行概括总结，并提出核心观点。
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现代化研究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的飞速发展，大数据开始渗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企业的发展方向，小到个人的淘宝购物习惯、出行计划安排，大数据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作为一项技术而言，大数据汇集了当代所有前沿科技的优势，它以独特的魅力引领了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从目前世界各国对大数据的重视程度来看，其已经成为了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韵关键所在，各国纷纷将大数据发展作为一项紧迫的战略目标加以推进，其所潜在的经济价值不言而喻。中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大数据的发展，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所拥有的数据总量已占全球数据总量的13％，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已经成为数据大国，预计到2020年，中国所拥有的数据总量将会占到全球数据总量的21％，届时将会成为全球第一的数据资源大国和全球的数据中心。目前，中国正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发展规划、发展战略，推动大数据在金融、电信、制造业、电子政务等领域发展，努力将大数据从理论研究走向实际应用，推动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大数据在呈现出巨大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影响着人类思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府治理变革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 　　当前，中国已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各种利益博弈呈现出复杂化态势，各种利益冲突呈现出尖锐化特点，史无前例的改革阻力为政府治理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政府治理的跨越式发展，成为了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又一大挑战。科技推动行政改革，大数据与政府治理之间有着巨大的内在联系性，政府治理之路在大数据的影响下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现阶段，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思维已经渗透到了政府治理思维之中，在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治理结构的优化、治理机制的完善、治理工具的革新等方面显现出了巨大的潜力。但是，现阶段中国政府对大数据开发与应用还处在初级阶段，其在政府治理方面的价值还没有被充分挖掘，政府治理还没有实现与大数据的无缝对接，一些数据困境还没能得到有效、合理解决，如何运用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的能力、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时代命题。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分析法、比较法、综合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大数据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了分析，从大数据所具有的数量大、种类多、速度快、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出发，将政治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融汇其中，探讨其与政府治理现代化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性，为架构二者之间的联系奠定基础。其次，详细论述了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现代化所带来的影响与意义，变革首先体现在思想方面，大数据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对政府治理理念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数据的开放共享到决策时要具备科学理性思维、整体性思维、相关性思维，再到对危机管理要具备前瞻性预测思维，无一不冲击着传统的治理理念。在思维变革的引领下，政府治理模式在逐步变革，政府治理结构在逐步优化，政府治理机制在逐步完善，政府治理工具在逐步革新，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制得到了重新架构，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又迈出了一大步。再次，结合中国运用大数据发展实际探讨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效，以及在运用大数据开展治理活动的主动性、数据割据、数据垄断、数据利用率低、数据信息保护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表明传统的治理方式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时代的治理问题，必须依靠大数据，但当前阶段，大数据开发与应用还处在探索阶段，发展并不成熟。最后，结合治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阐述应用大数据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策略，从运用大数据转变治理理念、调动多元主体运用大数据参与治理、创新政府治理组织体系、全面实施大数据战略、加强数据资源安全保护等五个方面做出了思路设计。
杂合视角下《201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翻译研究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逐步增强，“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是大势所趋，讲好包括中国时政故事在内的中国故事成为时代赋予当代翻译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一年一度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是中国时政故事的重要内容，其翻译自然会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历年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译文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以便向全世界更好地传播好中国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增强中国时政故事在全世界的魅力。 　　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政治类文本具有语言严谨、权威性高、政治性强的特点，是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受到广泛关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外宣工作虽然得到了高度重视，然而外宣翻译的效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离讲好中国时政故事的差距仍然很大。 　　在仔细阅读和分析近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原文及译本特点和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作者发现:译本无论在语言还是文化都存在杂合现象，即译本中既保留有源语文本语言文化现象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目标语语言文化的特征，较好地兼顾了中国时政文本的中国特色，同时又能更好地为目标语读者接受。然而，当前对包括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译本的研究还很少从杂合视角开展。因此，本文以《201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例，尝试运用霍米·巴巴等后殖民主义学者的杂合翻译观进行分析研究，以期更好地揭示译本中的杂合现象，提炼与总结时政文本英译的杂合方法，从而更好地讲述富有中国特色的时政故事。 　　本文以官方公布的李克强总理《201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为个案对译本的杂合现象开展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法对语言层面的词汇、短语及句型进行杂合分析，挖掘译本中异质因素，从而探究如何达到从语言层面的杂合上升到文化层面的杂合。本文发现译本中普遍存在杂合现象，文化杂合依靠语言各层面杂合得以实现，二者相辅相成。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今后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提出了建议，本文认为对文化负载词及富有时政元素的新词的翻译首先应确保准确传达原文意义与保留特色以推动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同时也要注重目标语语言文化特点与读者需求，从而在原文本与译本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避免因过度异化而影响传播效果，同时也避免因过度归化而失去时政文本的中国语言文化特色。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从杂合视角对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进行研究，进而开阔时政类文本翻译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时政类文本的翻译策略、方法和技巧，促进中国时政类文本更好地走向世界。 　　虽然从杂合视角研究翻译的成果不少，但具体研究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翻译的成果还很薄弱，因而可资参考借鉴的成果还相当缺乏，因此，本尝试性研究肯定还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作者将继续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由引言、结论和四个章节组成。 　　引言部分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重要性及框架结构。 　　第一章介绍了杂合视角及国内外研究状况，并从语言学角度与非语言学角度综述了近年来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研究。 　　第二章具体分析了杂合视角框架及在翻译中的研究视角，具体分为归化为主的杂合和异化为主的杂合及语言层面的杂合与文化层面的杂合。 　　第三章分析了《201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语言特点与文本内容特点及信息功能与宣传功能。 　　第四章从杂合视角对译本进行个案分析，分别从词汇、短语及句型层面展开具体分析并指出杂合方法对翻译文化负载词及新词的建议。 　　结论部分归纳出本文的结论及局限性，并对后续研究做出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