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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B&R)国家顶级战略的迅速推进,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留学生教育作为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外汉语教育是留学生教育的基础,这对于中医药学专业的留学生也不例外。因此,中医汉语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研究的热点。中医药学是饱含人文精神和文化性的一门学科,但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大多数留学生在学习中难以顺利理解、接受中医药学理论,直接影响了他们中医思维方式的形成。若要消除这一障碍,培养留学生的中医思维,重视文化教学必须先行。而对于留学生来说,文化的习得需要在漫长的过程中不断体会与感悟。<br> 所以,针对中医院校的留学生来说,在他们专业学习的预科阶段,文化不仅应该作为中医药专业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对象来引入教学,更应该潜移默化地融入语言教学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词汇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特征。想要培养留学生的中医思维模式,就一定要从最能体现中医文化的中医词汇入手,在词语教学的过程中融入中医文化因素。故本文选择了部分富含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理论的中医汉语词汇为研究对象,探索分析其中包含的基本中医文化因素。并在一般汉语词汇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医专业的特点,借鉴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实用中医汉语·精读》(基础篇)第二课的中医专名术语教学为例,探讨如何将中医文化因素融入中医汉语词汇教学。希望帮助留学生尽早了解中医特点,培养中医思维,在进入专业学习后更好地学习中医专业知识,为中医药教育的国际化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在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完善的国际法治的全新路径,逐渐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国际法治思想。习近平“新时代”国际法治思想体现了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是法治中国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br> 习近平“新时代”国际法治思想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治思想为基础,充分继承了中国历届领导集体的智慧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是对世界和平文明成果的有力体现。<br> 从纵向看,习近平“新时代”国际法治思想的发展进程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在雏形期阶段,继承并发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了“中国梦”;在形成期阶段,提出了“一带一路”、世界互联网、全球气候治理等思想;在发展期阶段,继承并发扬了“和谐世界”理念,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br> 从横向看,其在具体领域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和平与发展的历史坚守,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规则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梦”。第二,在“一带一路”国际战略中,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经济模式、交流互鉴的文化平台、树立综合的安全观。第三,面对世界互联网建设,强调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提出网络主权概念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原则,呼吁各国共建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第四,面对全球气候治理,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气候治理,积极推动达成《巴黎气候协定》,促进发展中国家向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型。第五,在和谐世界建设过程中,坚持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着力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推进“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理性承担大国责任,在国际事务中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第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呼吁各国遵循主权平等、世界命运共同主宰等原则,共同构建政治上讲信修睦、经济上合作共赢、安全上守望相助、心理上心心相印、外部关系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br> 习近平“新时代”国际法治思想是中国人民不断追求和探索建设法治化美好世界的智慧结晶,对推动国内外法治建设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但完善了法治中国的理论体系,而且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实现“中国梦”;不但促进各国以法治方式处理国际问题,而且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实现更加公平、高效的全球治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国凭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不断扩张的国际市场上,借力国际贸易撑起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一方面我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令国际贸易在我国GDP中所占越来越大,同时,令中国对国际市场需求依赖性的进一步加深。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且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市场需求的大幅缩水使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设想,这一战略旨在通过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深化区域间的贸易往来,为我国大规模的出口产品寻找出路。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地实施与不断推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将会发展出更为紧密与深入的贸易合作关系,这将意味着,我国的国际贸易将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因此,本文将运用实证方法来展现“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并以此为我国如何应对现阶段所面临的国际贸易的严峻形势给出政策建议。<br> 首先,本文从理论出发,回顾了现有的经典国际贸易理论、主流的贸易理论模型及贸易相关文献,总结出劳动、资源、资本和技术四种贸易驱动因素和价格渠道、收入渠道两大贸易溢出渠道。其次,将四种贸易驱动因素与两种贸易溢出渠道相关联,从理论上对一国贸易驱动因素通过溢出渠道对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产生影响的发生机制进行推导。最后,对每个溢出渠道分别选取合适的衡量指标,以量化该渠道中所产生的溢出效应的强度。<br> 在本文的实证部分中,选取1999年至2016年的宏观月度数据为样本,构建GVAR实证模型,并通过协整检验与稳健性检验等方法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然后,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的方法,对溢出渠道的存在性及来源渠道进行分析。本次实证部分主要给出了如下结论,第一,一国确实能通过价格渠道及收入渠道对本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产生溢出效应,且不同的溢出渠道所传导的溢出效应具有倾向性,如价格渠道对出口的影响较大,收入渠道对进口的影响较大。第二,在溢出效应的方向上,往往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溢出,且地缘性优势并未有明显体现,具体表现为对溢出效应的渠道来源进行分析时,最大的影响来源并不一定指向地理位置临近的国家;而一国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时,溢出最大的对手国也往往不是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第三,在溢出强度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发达国家的净溢出值往往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即发达国家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往往更强。因此在国际贸易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掌握话语权与控制权。<br> 综合理论分析及实证分析,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及“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可能的机遇,本文就我国如何面临愈发复杂的国际环境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保持稳定汇率,继续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根据实证结果的分析,在两种溢出渠道中,价格渠道对本国的出口变量能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因此要继续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则应确保人民币币值稳定。第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供给侧改革,有助于我国从国际贸易产业链中的底端加工环节往高端的技术环节转移。
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巴基斯坦严重依赖FDI的流入以实现经济的高增长。经济学家观察到,“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是在巴基斯坦面临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出口增长乏力、基础设施落后的情况下推出的。虽然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FDI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与基础设施状况的关系,但本研究肯定会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吸引FDI关系研究增加新的视角和内容。<br> 本文采用包括亚洲、欧洲和非洲30个国家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基础设施在增强东道国吸引FDI方面所起的作用。从整体分析的结果来看,投入在交通运输方面的资金是一个国家吸引FDI的重要因素,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是如此。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以铁路运输的货物、铁路线路、通过航空运输的货物和班轮运输连接性指数显示)的国家,经历了更高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些结果与其他学者最近所取得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更加证实这一结论。从动态面板数据估计的正相关变量的显著性和显著滞后值,表明外国直接投资有自我强化效应,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投资机会的增量知识也很重要。<br> 本研究用两个不同的因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第一个模型中,FDI流入被视为因变量,国际收支平衡表(BOP)作为强制贸易壁垒(TB)和投资者保护强度(IP)作为独立变量。在第二个模型中,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为因变量,自变量与上述相同。本研究还考察了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CPEC)影响巴基斯坦经济FID的模式。本研究的不足是无法估计投资回报、分析投资者可能面临的挑战和风险。这些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国家的相关政策也相应出台,尤其是推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对全国港口的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中国港口经济的发展正遭受着了换挡减速期的阵痛,单纯依靠吞吐量实现高速发展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由于中国新建的港口越来越多,且大多数的传统港口企业实施的都是单一化经营战略,即单单依赖装卸业务来实现港口的增长,这表明了港口企业同质化竞争现象越来越严重。由此可见,根据自身特点,如何突出装卸业务的重点项目,如何融入供应链管理,如何结合临港产业实现多元化发展已是摆在中国港口企业面前的重要课题。<br> 龙湾港务有限公司(简称龙湾公司)是温州港集团下属的子公司。近两年,由于宏观经济的不景气、港口地理条件的限制及大型客户的流失,身为河口港的龙湾公司吞吐量下滑严重,利润也不断降低。同时,温州港集团的发展重心也由河口港向深水型海港倾斜,如港铁联运业务将在未来整体迁移至乐清湾深水码头。此外,龙湾公司的单一化经营战略的短板渐显。由此可见,一旦装卸业务量萎缩,龙湾公司未来将面临很大的经营风险。<br> 为了避免经营风险,龙湾公司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刻不容缓。龙湾作业区是龙湾公司的核心港区,其营业额占到了全公司的近80%。因此,本文将选取龙湾作业区作为研究对象,从传统的港口发展的背景及意义开始,运用文献研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比较研究等方法,结合港口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的逻辑框架,对龙湾作业区的多元化经营战略进行研究。在分析作业区的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本文结合三层面理论,提出了作业区多元化经营的战略选择,即龙湾作业区要放弃集装箱装卸业务及拆装箱业务,重点发展散货及件杂货装卸业务;适时引入海沙淡化服务项目及进入螺丝制造行业;积极筹划成为邮轮挂靠港,引入邮轮经济。最后,本文将基于战略选择为作业区战略实施提供有效的策略。本文的研究结果对龙湾公司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及应用价值,也对其它港口企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杭州城市人口、地域、资源、设施、人均产值、生活水平等获得了极大的扩张、充实和提高。在国家将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大背景下,如何在设计中将城市历史、环境和人文底蕴凝聚,向世人展现一个崭新的杭州是摆在面前的新课题。<br> 文章在搜集整理了有关杭州地域文化的资料的基础上,从杭州地域文化中提取其文化特征进行产品设计,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从产品设计的角度,对杭州文化元素进行分析和总和,将杭州地域文化特征和丝绸文创产品相结合,探寻杭州地域的文化特征和内涵。旨在对未来丝绸文创产品的开发提供思路和参考。基于此基础思考如何设计出既能够体现杭州地域文化特征又兼具时尚气息和现代感的丝绸文创产品。<br> 论文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写研究目的与意义,目前研究的状态,主要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首先讲述了杭州现有的地域文化,从中体会到杭州的地域文化特征,第三章阐述了丝绸的起源发展和特征,阐明了文创产品的种类和特点,继而界定丝绸文创产品是一种以丝绸为载体的以文化为基础的研发创意产品,同时阐述了文创产品的发展现状,分析了文创产品的不足之处。第四章阐述了丝绸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法,提炼出可以运用于产品设计的文化特征。第五章是对丝绸文创产品的设计实践,将杭州地域文化特征和丝绸文创产品相结合,希望可以为未来丝绸文创产品的开发提供思路和参考。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设计出既能够体现杭州地域文化特征又充满时尚气息和现代感的丝绸文创产品。<br> “一带一路”伟大战略被视为是杭州丝绸重大的战略机遇。杭州正在跻身国内乃至世界一流城市,杭州的丝绸文创产品不仅能更好的传承杭州独特的地域文化,还将是极具特色的城市形象名片。基于对文创产品的地域特征的研究,笔者通过自己的设计实践,希望对研究开发具有杭州特色的丝绸文创产品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科技服务中介是应经济、科技高度一体化的趋势而产生的新型经济服务活动.是在整个创新活动过程中,在各个环节上提供的与科技密切相关的一切服务,包括科技成果的鉴定和评估,科技咨询和科技要素咨询服务(技术、人才、资金)等.由于科技服务中介在科技与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它的发展有其鲜明的特征:即机构专业化、体制独立化、功能社会化、服务产业化、组织网络化、市场国际化.科技服务中介的发展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国外的实践考虑,其作用不仅能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质量,活化资本市场,强化企业资本动力,而且还能建设企业的人才高地.武汉作为中部的特大型城市,科技服务中介虽取得快速发展和显著成效,但随着法制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在武汉市提出建设武汉城市圈战略举措下,由于思想观念、体制机构、法规政策、服务质量、组织网络、信息开发、国际化战略等深层原因,科技服务中介的发展规模、服务能力和规范管理等方面还面临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因此,武汉市科技服务中介体系建设应坚持有利于科技与经济结合,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有利于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原则,加快技术、资本、人才、市场的有效结合,重点建设好创业服务体系、技术市场体系、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主要是:(1)深化改革,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推进科技中介组织的体制和机制创新;(2)加大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建设力度;(3)实施走出去、请进来的战略,学习和借鉴他国有益的经验,创造性地发展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的各种中介服务;(4)大力促进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社会化、产业化;(5)推进科技服务中介机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建设;(6)进一步转变观念,积极发展涉外中介服务.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实践过程为中国企业做出了榜样.本文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两方面,全面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产生及发展,同时阐述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随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展开而不断完善.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应全面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充分认识我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本文通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发展进程、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完整地展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与现状,并通过对韩国成功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和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分析,提出了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同时,全面阐述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商业性和非商业性两类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企业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对外直接投资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拓展生存空间、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完善的管理机制、适时的投资战略和周全的风险防范措施成为一个企业投资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并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制定出符合本企业实际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才可能实现投资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近年来,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及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出口货源结构和物流需求骤变;与此同时,中欧贸易的蓬勃发展对中国国际货运组织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多高附加值产品需要快速、便捷、稳定的运抵中亚和欧洲各国。在激增的市场需求和良好的政策环境下,中欧班列应运而生,2011年3月19日“渝新欧”班列首发,打通了中欧间铁路快运大通道,大大改善了传统远洋运输时效性和稳定性差的缺点,拉开了中国铁路走向世界物流的序幕。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的推动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贸往来越发密切,中欧班列开行规模成倍增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但是,目前班列存在的独立组织难保常态、班期不定频次不高、各自为战争抢货源、重去空回成本居高等核心问题,严重制约着班列持续健康发展,亟需从班列组织模式上着手破解。<br> 本文在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国家发改委相关课题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场调研和理论分析,以提高中欧班列开行稳定性和时效性为优化目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欧班列网络化运输组织模式及开行方案进行重点研究:<br> (1)总结了国内外网络化运输组织模式的发展经验,提炼了网络化运输组织的内涵、特点和关键技术环节,并针对中欧班列网络化运输组织总结借鉴和启示。<br> (2)基于现场调研和数据分析,确定中欧班列开行情况、运行路径、运行里程、途径站点、班期、开行频次、货源结构等核心要素,结合班列运行数据分析提炼目前制约中欧班列持续健康发展的6方面核心问题,为班列网络化运输组织及分层布局班列集结中心网络提供需求基础。<br> (3)结合中欧班列自身特点,兼顾班列需求特征、供给条件和市场竞争三方面因素,以提高中欧班列开行稳定性和时效性为优化目标,设计中欧班列网络化开行方案测算方法,核心包括测算方法步骤、基于整数规划的开行方案推算模型和班期匹配模型;从需求的角度对班列集结中心进行功能定位,研究确定班列集结中心选址布局的考虑因素与测算方案,为班列网络化开行提供设施保障和技术支撑。<br> (4)在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国家发改委相关课题调研及数据的基础上,以中欧班列西通道为例,将数据按照设计步骤带入模型分析测算得到班列网络化开行方案和集结中心分层布局方案,最后通过对新开行方案和班列开行现状的定量评估比较,验证网络化开行方案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中国铁路集装箱运输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集装箱国际化运输业务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作为运输网络上的重要节点,其内部作业资源的合理调度对于提高中心站作业效率,保障整个运输网络的服务水平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在此背景下对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轨道门吊、集卡和正面吊作业设备调度过程展开优化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br> (1)为明确研究目标,首先介绍集装箱中心站的功能布局与作业流程,对集装箱中心站的资源配置情况进行分析,进而确定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为“轨道门吊-集卡-正面吊”方案;针对本文研究方案,分析了其作业过程中待优化环节,明确本文的研究范围,即围绕轨道门吊、集卡、正面吊三种作业设备,对其作业顺序及设备间的衔接关系展开优化。<br> (2)针对“轨道门吊-集卡-正面吊”装卸工艺方案,首先分析其独立装卸作业模式和混合装卸作业模式的区别,进而明确本文研究内容为作业过程更加复杂的混合装卸作业模式。在此基础上,以集装箱作业过程中的作业时间间隔、作业相互接续关系、作业设备使用条件为约束,建立“轨道门吊-集卡-正面吊”调度模型,研究在一定设备数量条件下,如何合理实现集装箱装卸任务的作业完成时间最小化。<br> (3)针对上述模型特点设计遗传算法,并结合实际情况设计算例对模型和算法的可行性进行验证。通过算例求解出优化后的作业完成时间和设备的使用方案;为进一步验证优化效果,在任务量不变的情况下借鉴前人研究,求解出独立装卸模式下作业完成时间,并对比两种模式下的作业时间结果,分析得出混合装卸模式的作业完成时间更优的结论,进一步证明了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
随着国际法人本化以及人权保障原则的发展,劳工问题越来越多的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重视,在投资条约中纳入劳工条款的做法也已经被许多国家接受及采纳,而中国已经缔结的投资条约中大多均未涉及劳工问题,这种差异不利于中国投资条约的签订。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积极应对全球形势的深刻变化,在未来将迎来大量的投资条约的签订谈判。这就要求必须高度重视投资条约中的劳工条款,而美国在该领域的做法较为成熟,本文旨在通过对其投资条约中劳工条款的研究,为中国提供借鉴。<br> 本文第一部分是对美国投资条约中劳工条款的概述。主要介绍了劳工条款被纳入投资条约中的背景及历史演进,总结了美国投资条约中劳工条款的特点及作用。旨在通过上述内容从整体上把握美国将劳工条款纳入投资条约的目的及现实意义,把握其具体考量因素,同时形成初步认识,为下文对其展开具体的分析评述奠定基础。接下来第二部分是对美国投资条约中劳工条款的具体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对其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其他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条款的分析评述,通过对多种类型的劳工条款的横向对比,总结美国投资条约中劳工条款的缔结模式,分析美式做法的可取之处与不足之处,以期对中国在将劳工条款纳入投资条约时提供参考借鉴。本文第三部分是美国投资条约中劳工条款对中国的启示,即中国劳工条款的构建,这是本文的重点章节。在该部分,文章首先总结了中国目前在投资条约中对待劳工问题的实践做法,然后分析了将劳工条款纳入投资条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必要且可行的基础上,文章对劳工条款的具体纳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通过序言、正文条款、补充文件等三方面的措施规制投资条约中的劳工问题。在文章的最后,笔者总结全文,重申将劳工条款纳入投资条约中的重要意义。<br> 总之,面对变化中的国际投资环境,中国应当积极主动的调整自己的发展方针以适应变化、寻求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将劳工条款纳入投资条约就是去除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遇到的发展障碍、有效保护劳工权益的积极尝试,也是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积极尝试。
伴随着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铁路国际联运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仅为铁路国际联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设施保障,也为其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br> 口岸站是国际铁路联运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是中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门户。其主要承担国际旅客列车的交接作业、进出口货物列车的运输组织作业,以及进口货物的换装作业。随着“一带一路”各项政策的逐步实施,国际间物流需求在稳步提高,口岸站的进出口贸易额也迅速增长,由此引发的口岸站的换装作业任务也日趋繁重,因此换装能力对于国际铁路联运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br> 本文对中国的铁路口岸站进行了简要概述,重点总结了铁路口岸站的作业和设备以及口岸站的通关模式,根据铁路轨距和通关模式的不同,将铁路口岸站划分为“一地两检”不办理换装作业的口岸站、“一地两检”办理换装作业的口岸站、“两地两检”办理换装作业的口岸站。通过分析不同类型口岸站的作业流程,并结合现有口岸站站场布局的设计思想,归纳出不同类型口岸站的站场布置图型,为新建口岸站的站场布局设计提供参考。<br> 本文将铁路口岸站换装系统看作是三级串联的排队系统,分析了排队系统的构成,通过分析换装系统服务时间的不均衡性以及车站作业的干扰对换装系统能力的影响,建立了口岸站换装系统的三级排队模型。<br> 本文对换装系统内到达和出发列车的累计量以及各节点列车累计量与时间分布关系分析的基础上,以换装系统的能力最大作为约束,建立了各节点队列长度均衡模型,求解各节点设备的合理配置数量。<br> 提出了闭环排队网络系统中,输入流稳定,各环节配置合理的设备数量,对系统内的作业进行优化,提高作业之间的协调性,系统的车流可达到稳定状态,进而实现换装系统能力最大化。在优化换装线的使用中引入时间片的概念,构建了换装线运用优化模型,并提出了把换装线运用问题转化为构造图的求解问题。<br> 最后,本文以阿拉山口站为例,介绍了车站的站场布局,对宽轨进口货物列车的作业流程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根据阿拉山口站细确定了各项作业的时间标准,计算了换装系统的既有能力和流程优化后的能力,以及优化后设备的合理配置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