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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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通信公司人才国际化策略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也一直在积极探索“走出去”，努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然而，相较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研发能力、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上仍然存在差距。中国铁路通信公司尽管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轨道交通控制系统供应商，但国际经营指数仍然非常低。作为一家央企，中国铁路通信公司和众多中国企业一样，肩负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使命，积蓄了国家化经营的强大内在驱动力，制定了十三五期间力求推动海外业务规模发展的战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铁路通信公司的国际化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企业缺乏国际化人才，专业化的国际市场经营团队缺乏等问题突出。人才资源作为第一资源，研究和探索中国铁路通信公司人才国际化策略具有着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 　　本文以中国铁路通信公司为例，对国有企业人才国际化策略进行研究分析。通过采用对标分析的方法，将中国铁路通信公司与国际上国际化程度高的交通通信信号领域技术、产品和服务供应商西门子、阿尔斯通、庞巴迪公司，针对于企业国际化发展情况和人才情况进行对标分析，发现中国铁路通信公司人才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差距和问题，从人才国际化招聘策略、人才国际化配置策略、人才国际化培养策略、人才国际化评价策略等方面着手制定全面科学的中国铁路通信公司的人才国际化策略，为构建中国铁路通信公司未来五年国际化人才队伍提供参考依据，为中国铁路通信公司未来发展储备国际化人才。
海外工程承包风险管理研究——以非洲地区为例

随着2013年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越来越多的承包商加入到海外工程承包的队伍中。非洲地区是我国承包商的传统市场，其市场潜力不容忽视。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非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日益增加，而这种需求为我国企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空间。相比于国内工程，承包商在非洲地区进行工程建设时将面临很多国内不曾遇到过的困难和风险，如政治经济环境多变、技术标准陌生、工程环境恶劣等。因此在非洲地区工程建设中，因承包商风险管理不到位而导致亏损的项目并不在少数。 　　本文首先对项目风险管理方法、承包商利益相关者概念进行梳理;其次通过对非洲地区工程特点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案例进行分析及大量的文献阅读找到非洲地区工程项目的主要风险。针对这些风险，在参考优秀企业的风险应对措施之后提出了非洲地区承包商不同层级的风险应对措施。之后以实际工程项目为例，介绍非洲地区具有可操作性的风险管理方法。在实际工程案例分析中将以非洲地区某使馆为例，在风险识别后采用专家座谈法得到相关数据，并在此基础之上运用层次分析法及模糊综合评判法得到项目风险等级，最后依据风险等级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本文创新意义在于，通过对非洲地区不同类型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并与承包商内部利益相关者概念结合，得到了非洲地区承包商可能面对的主要风险因素及其应对措施。同时实际项目分析中采用的风险管理方法具有普适性及较好的可操作性，通过软件计算降低了实操难度，为非洲地区承包商风险管理提供了一定参考作用。
倡导型智库的内容传播影响力机制研究

倡导型智库是多元主义思想市场中的内容生产者和价值传递者，通过组织传播、网络传播等方式向政府决策者、社会精英和公众等群体进行思想观点的营销，进而成为传播网络中的意见领袖，扩充其观点、理念的影响力。基于相关领域的文献分析，本研究勾勒出了智库在传播网络中的生产者及传播者角色，归纳了倡导型智库的思想营销的具体目标，总结了智库影响力、智库全球化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本研究采取个案研究形式，综合运用了深度访谈、二手资料分析研究方法，结合智库影响力理论、思想市场理论、意见领袖等理论资源，剖析了倡导型智库内容传播创新的突出个案，提炼出了意见广场营造、圈层营销、舆论互动等智库影响力关键环节。在梳理内容传播与影响力建构的内在关系的前提下，本研究讨论了倡导型智库通过公众教育达到价值共鸣，通过议程建构带动舆论影响力的两大内容传播影响力典型机制。 　　基于案例分析，本研究提出团队建设、平台建设、渠道建设的内容传播影响力宏观策略，以及话语传播、品牌传播策略。针对“一带一路”话语权建设这一中国倡导型智库传播建设目标，本研究提出倡导型智库应采取多元对话、价值共创的话语策略，优化话语权力传播，以话语能力创新为主的内容生产变革为开端，以培育明星产品和知识领袖型学者为着力点，塑造中国倡导型智库的“一带一路”话语品牌主体。
评价理论视角下国家身份的话语建构——以亚投行和世界银行的发言为例

近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崛起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一带一路”的提出，亚投行的建立，无不显示出中国的发展态势。同时，中国“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和构建中国在国际中的话语体系等战略策略让语言学和国际关系紧密联系起来。建立亚投行是中国在经济领域中的一大举措，而亚投行主席的官方发言则是在经济领域构建国家身份的重要部分。二战后建立的世界银行历史悠久，一定程度上建构了美国在经济领域的身份。对于二者官方发言的分析比较，是探讨中美双方国家身份建构的有效途径。 　　本研究的语料是来源于亚投行和世界银行官方网站的官方发言，其中世界银行的5篇，亚投行的4篇。亚投行第一篇官方发言为2014年，到本研究写作时共有4篇发言稿。世界银行与亚投行一致，选取时间段为2014年至2016年，语料真实可靠。本研究以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系统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二者的官方发言进行话语分析来探讨各自话语所建构的国家身份，并试图回答“中美官方发言的态度资源有何异同(how)”，“中美建构了什么身份(what)”，以及“造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why)”三大问题，以此来揭示话语中态度资源的表达如何建构身份。 　　本研究在分析态度资源时，主要关注二者官方发言中态度资源，同时结合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三维模式从三个步骤进行分析:描述，阐释和解释。 　　第一，描述。以评价理论为分析工具，描述二者在官方发言中态度资源在情感、判断、鉴赏三个方面的分布情况，同时关注不同的态度: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隐性态度和显性态度在情感、判断、鉴赏三个子系统中的使用。 　　第二，阐释。通过对文本中的评价主体(appraiser)和评价客体(appraised)的分析，探讨态度资源在情感中对un/happiness（快乐/非快乐），in/security（安全/非安全），dis/satisfaction（满意/非满意），判断中对social sanction（社会制约）和social esteem（社会评判），鉴赏中的reaction(反应)、valuation（价值）、composition（构成）的应用，同时对子系统的各个部分同显性态度隐性态度做交叉频数分析。分析结果表明:1在态度资源的表达方面，亚投行对其自身身份以及中国政府对于亚投行成立给予的帮助表现出了更多的积极态度。而世界银行使用平衡的态度资源和显性态度肯定了其他机构和国家的成就，也指出了不足。2在国家身份的建构方面，亚投行和世界银行都通过话语建构了投资者(investor)，领导者(leader)，合作者（cooperator）和援助者(supporter)的身份，但是二者在建构这四种身份的过程中侧重点各有不同。 　　第三，解释。在差异形成的原因方面，除了亚投行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现实原因外，还同二者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相关。中国历来主张互利互惠，“和”文化源远流长，对其外交政策影响深远。美国重视个人的权利，更偏好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这对其态度的表达和身份建构也有一定影响。 　　本研究通过对亚投行和世界银行官方发言态度资源的话语分析，试图为今后的话语分析和身份建构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一带一路”下物流业的税务风险控制研究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及东南亚期间，提出携手共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赢得了海内外的一致认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物流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将展开对“一带一路”下物流业的税收风险及其控制措施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通过国际业务和物流业具体业务两个维度，分析“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物流业企业“走出去”将面临哪些税务风险？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本文主要采取了理论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理论和现状分析，理清关键制度和政策，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际业务上面临的税收风险，具有普适性，当然也包括了物流行业企业也存在的税务风险，并对每一项税务风险都加以小案例进行阐述，具有说服力。接下来根据物流业的具体业务，详细阐明物流行业企业特有的税务风险，同样对于每一项税务风险加以小案例进行论述。最后根据前文分析出的税务风险，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并且每一项税务风险都列出相对应的控制措施，结构清晰，逻辑性强。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是:将以税务风险基础理论结合《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仲裁制度研究》，通过分析“一带一路”下国际业务和物流业具体业务两方面体现的税务风险，国际业务方面的税务风险主要从所得税、增值税和其他税种三方面，并通过小案例进行论证分析;具体业务方面的税务风险主要从所得税和增值税两方面，通过小案例进行分析论证。最后根据分析出的税务风险从所得税、增值税和其他税种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 　　本文的创新价值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深度挖掘税务风险基础理论，结合《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仲裁制度研究》，为物流业如何能更好的“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参考。第二，本文的研究成果将为“一带一路”战略下物流业的税务管理提供依据。
中国建筑企业在非洲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研究——SWOT分析

自从非洲国家从欧洲宗主国中获得独立以来，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发展上所扮演的角色一向很突出。中国对非的基础设施发展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商务部（国务院）以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贷款或其他援助形式展开的。由中国政府援助的这些大规模项目的合同一般是由中国大型建筑企业竞标，然后由中标企业再分包给为中小型中国建筑民企。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和良好的中非关系促使很多有望扩大国际业务的中国建筑企业逐步到非洲投资和开拓新市场，并希望能够从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当中获益。因此，由中国建筑企业建造的项目在非洲随处可见。目前，非洲五十四个国家里几乎都能看到由中国建筑企业承担的属于不同行业的项目。根据由中国国务院2013年发布的《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2013)白皮书》，中国企业2009至2012年期间在非洲共完成了价值达408.3亿美元的承包项目。中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援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一般包括公路、桥梁、机场、港口、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和水电站、石油管道、矿山设施等能源和矿行业的项目（其他行业包括农业、制造业、房地产等）。 　　但是政策变化、成本上涨，环境差异和其他形式的种种不利因素迫使许多中国建筑企业试图提出一个更可持续性和效果更好的本地化战略。中非两个环境几乎截然不同，文化、语言、经济、政府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为了更好的适应非洲的环境，继续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盈利能力，减少或避免风险和威胁，并能及时抓住商机，在非洲经营的中国承包商必须着重于不断寻求更多途径来有效地按照非洲环境调整他们的做法。 　　过去研究者对中国企业在非洲本土化战略实行进行的研究比较抽象、没有具体的针对中国建筑企业，且研究人员未能采取更全面、系统化的框架，以便掌握实施本土化策略的本质和有效性，因此未能正确衡量中国建筑企业在非洲实行本土化战略的情况。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包括使用马特尔本土化框架来研究中国建筑公司在非洲实施本土化战略的程度和本质，利用SWOT分析方法来分析此本土化战略实施的内部优势和劣势以及其面临的外部机遇和威胁，最后为中国建筑企业，非洲政府和中国政府提出一些管理和政策建议。 　　根据马泰克的本土化理论，并通过广泛的文献回顾，本文确定了五个能用来评估本土化实施程度的参数，包括:客户群、人力资源、要素投入和价值链整合。而马泰克预计这些本土化参数将会受到三个外部因素影响，分别是:东道国的条件，企业特点和其战略。当试图本土化其在非洲的商业运作时，中国建筑企业往往会面临着种种发展机遇、威胁及挑战。 　　经过广泛的文献回顾和SWOT分析后，作者确定了以下中国建筑企业在非洲实施本土化战略的SWOT因素，优点包括:具有较强的项目管理技能、具有广泛的专业知识和必要的技术、运用的建筑材料和设备价格低，、财务实力强;缺点包括:项目上的本地人才很少、缺乏客户多样性、材料短缺、缺乏对东道国情况的最新信息、产品质量一般较低;威胁包括:部分非洲国家不时有动荡、疾病及政治不稳定、社会压力和负面舆情、腐败、缺乏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竞争、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货币波动、部分东道国政策和法律法规、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机遇包括:中非良好关系、中国对非洲政策和其他承诺和倡议、本国政府的支持、非洲对大量基础设施发展的需求、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非洲的外商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快速增长、公众对中国建筑企业的好评。 　　此外，作者在SWOT模型分析的基础上为有望把在非洲的业务进一步本地化的中国建筑企业提出了一些战略性措施和建议，其中包括:(1)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去投标高科技基础设施项;(2)利用非洲丰富的资源去做更多的内部生产;(3)在中国企业比较受欢迎的国家加倍扩大业务，更多的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4)与非洲政府官员做好沟通联络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5)减少在高度不稳定国家的业务、把这些业务转到政治和社会又稳定、基础设施又好的国家;(6)事先对目标国家进行又广泛又深入的研究，生产出更多品种的廉价材料以增加竞争力，在进入经济上高风险不稳定国家之前、向中国金融机构寻求更多的金融支持;(7)当在高政治风险国家工作有业务时，要向中国政府寻求更多的政治支持;等。最后，作者为非洲东道国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包括:执行现有的规则、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外国企业去培养和雇佣更多的当地人、建立恰当的针对外国建筑企业的材料和设备进口配额、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减少制度性腐败和提高效率等。同时，为中国政府也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包括为中国建筑企业派当地员工到中国接受培训提供便利性政策、避免为“白象”项目提供资金、向在非洲经营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等。
政府主导型XX会展运营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我国会展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政府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会展产业集中度相对较高，当前，已结束了漫长的起步阶段，正在向快速发展阶段不断迈进。当今会展业，已不再是过去单纯招商引资的平台，而是承载了更多的任务和使命，其中，政府主导型会展任务尤为重要。会展经济当前正在承担着一些快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增长任务，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社会关注，会展业也在正在变成很多城市的新型、支柱产业。政府主导型会展是基础，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中国会展业，政府主导型会展当前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经济发展的特征之一。会展经济作为第三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政府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平台之一。因此，研究政府主导型展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总结归纳现有政府主导型会展的发展情况，针对XX会展的运营管理进行深入分析，找出目前其发展的问题，提炼对政府主导型会展有利并具有可行性的关键方法，通过对比、定量与定性分析，找出国外会展强国德国、新加坡政府运营管理会展的经验，以及国内一些政府主导型会展在运营管理方面进行探索的经验，用案例分析法具体分析XX会展在运营管理方面的问题，问题原因，以及提出相应对策。XX会展作为国家级会展，是政府主导型会展的典型代表，政府主导型会展的主要弊病在XX会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XX会规模与规格适中，举办时间不长，具有很强的优化可塑性，以XX会作为深入研究对象，提出对策建议，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特色，提升政府主导型会展的实际效益。
A企业跨国并购目标与并购时机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从原有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同时，由于在国家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部署，统筹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做强制造业和提升服务业，中国企业凭借自身实力的提升，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轮跨国并购浪潮。统计表明，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数目增加、规模增大，上升趋势明显，地区也趋于多样化，一方面寻求技术支持突破发展瓶颈，另一方面借助目标企业高效率海外扩张。但有近三分之二的交易都以失败告终，整合后处于盈利或持平状态的仅占30％。并购目标选择与并购时机决策，作为并购活动的第一步，是并购能否创造价值，产生协同效应的初步判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并购动因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选取我国发展成熟、国际化程度较高、并购发生较为频繁家电行业A企业的跨国并购典型案例，探究企业应如何科学的进行目标企业选择以及并购时机选择等并购前期决策。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首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其次，运用单案例研究法，选择跨国并购经验丰富的A企业近期选择目标企业的案例进行剖析，结合企业自身战略与资源的差距、目标企业所具有的特质进行并购匹配，确定并购的目标企业，并结合经济环境、行业背景、以及并购双方的契机，对并购时机展开分析。最后，结合A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跨国并购目标企业选择的模型和并购时机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前期决策理论框架的构建，以期为解决并购前期决策的问题上提供新的角度，做出一定贡献。 　　本文研究结论提供两点启示，第一，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候要注重对自身战略和资源的了解，明确自身资源需求后确定包括行业、地域、盈利能力、规模的并购方向，并查找匹配的企业作为备选目标，分别测算潜在协同效应，选择最为匹配的企业作为目标企业。第二，跨国并购是渴望实现双赢的并购，是双向选择，因此并购时机的把握不只是并购方的决策，在并购时机来临之前，并购方需要根据目标企业的产业生命周期制定长远的并购战略计划，为资金、管理、经验的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以把握并购时机。第三，合法性作为跨国并购面临的重要难题，需要并购方密切关注经济与相关制度变化，制定合法性获取策略，降低风险。
国际工程承包政治风险应对策略研究

随着“走出去”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开展，我国的承包商正大踏步迈入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不仅在业务领域方面不断拓展，而且在业务模式上也不断创新。但必须看到，由于我国承包的工程项目大多位于贫困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加上近年来金融危机与国际政治局势动荡的影响，企业正面临着日益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企业很难凭一己之力对这些政治风险进行有效应对。因此，政府和企业都迫切需要加强政治风险管控意识，提高政治风险应对能力，建立科学的政治风险应对策略。 　　本论文首先通过文献综述法阐述国际工程承包政治风险应对中的基本理论，对政治风险、政治风险管理、政治风险应对方法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总结。之后从政治风险应对参与主体的角度提出了国有企业政治风险应对的局限性和政府参与应对的必要性，又分析了政治风险应对中政企之间的相互关系。 　　其次，论文通过案例研究方法，从3个典型案例入手，对我国企业目前遭遇的政治风险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又以利比亚危机为例对我国政府和企业进行政治风险应对的现状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府与企业对政治风险应对的不足。 　　然后，论文通过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对政治风险应对策略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将关键因素分为了政治风险应对体系、应对流程与保险运用。通过对企业的问卷调查，按照重要程度，在应对体系中选取了政治风险应对组织架构体系、识别评估体系、人员培训体系、重大突发政治风险应急处置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并在将应对流程确定为监督预警、响应处理、损失追偿后进行了深入分析。之后又根据企业对政治风险保险的了解和应用程度，从企业实践的角度对政治风险保险运用进行了深入研究。 　　最后，根据我国政府与企业对政治风险应对的不足以及对应对策略关键因素的分析，论文从政府层面与企业层面提出了政治风险应对策略的建议。提出政府应该建立国内相关法律体系、加强与各国的沟通合作、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加快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同时企业应该建立政治风险管控体系、明确政治风险应对流程、合理运用政治风险保险、加强与各方的沟通合作。
LTE-R场强测试方法研究

高速铁路是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是“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移动通信系统是铁路的神经中枢，承载了铁路调度指挥、列车运行控制、故障预警、险情通告、应急救援等业务，是高速铁路安全高效，便捷舒适、绿色环保的运输服务的重要支撑系统。受制于当前GSM-R系统本身的结构问题，既有的GSM-R网络无法提供宽带数据流业务，由GSM-R向铁路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LTE-R演进已经提上日程。 　　场强测试在工程设计、建设验收和运营维护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铁路移动通信工程建设验收单位需要对覆盖场强进行测量，评估网络覆盖水平，避免弱场和盲区;设计单位需要掌握多径分布情况，优化网络部署的参数。因此，本文依托于北京市科委专项项目“高速铁路LTE-R网络服务质量评估系统的研究”，主要针对LTE-R场强测试问题进行研究。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 　　(1)通过对GSM-R场强测试方法及LTE-R信号结构的分析，提出了LTE-R场强测试的主要指标。 　　(2)设计了一套LTE-R场强测试系统，对采样间隔、高速移动信道探测功能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研究。 　　(3)论文对LTE-R场强测试系统进行了验证，主要进行了系统特性测试和对比测试，对测试结果进行了分析，测试结果证明本文的LTE-R场强测试方法有效，能够有效测量LTE-R场强参数。
欧洲新闻媒体对万达集团的企业形象话语建构研究——以万达集团并购英国Odeon & UCI院线的报道为例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传播在企业活动和企业形象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话语建构理论，大众媒体具有塑造不同企业形象的社会功能。媒体话语，特别是新闻话语，具有强烈的意图性、导向性和建构性。 　　万达集团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跨国公司之一，2016年7月其子公司AMC影院宣布收购欧洲最大的连锁电影院线，欧洲主流媒体纷纷刊发新闻报道。本论文旨在分析万达集团在欧洲新闻报道中的企业形象以及欧洲媒体在构建万达企业形象时所运用的话语策略。本文运用NewsBank数据库，收集了欧洲媒体对万达集团收购Odeon&UCI电影院线的新闻报道，共30篇。借助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框架、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方法和Antconc3.4.4工具，本文分析了欧洲媒体话语关于万达集团的语言表达，包括高频词、关键词搭配和动词（短语），以及新闻标题和引语。 　　该研究认为，万达集团在欧洲主流媒体上的企业形象可以归结为:由一个军人出身、作风强硬的中国首富带领的、野心勃勃地拓张海外版图并已影响到欧洲市场且善于投机的中国企业。研究发现，欧洲媒体通常采取制造对立、妖魔化、污名化、贬低领导者，压制声音和回避等话语策略来构建万达集团的负面企业形象。本文还试图在社会背景下解释欧洲媒体对万达集团企业形象认知偏差的成因，并提出通过讲述“万达故事”构建有“万达特色”的话语体系，促进企业传播和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及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推动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了契机。本文通过理论实证相结合的方式，在对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现状，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分析海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一方面母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过程能够加强母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联系程度，促进人民币海外需求的扩大。另一方面，ODI拓宽了人民币流向海外的途径，通过与国际金融平台的合作以及促进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建立起活跃的海外人民币流通机制，扩大人民币的国际职能，人民币需求量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这两个方面共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在实证分析中采用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自变量，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作为因变量，其他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含币值稳定和贸易地位。在指标选取上以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来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因素，以人民币结算占世界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作为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的指标。以CPI和汇率作为度量币值稳定性的指标;以进口规模和出口规模作为衡量贸易规模的指标。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进行实证检验。最终得到出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有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增加1个百分点，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提升0.15个百分点。这一实证结果也说明我国可以通过积极推进对外直接投资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应抓住“一带一路”的契机积极推动海外直接投资，以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
哈中货物贸易结构研究

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具有地理位置相邻、资源禀赋互补、政治关系密切等诸多有利条件。在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两国的经贸合作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双方达成了一系列贸易合作协议。但是，哈中两国的贸易结构却存在着很多问题。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以矿产品、贱金属这类资源型产品和初级制成品为主，贸易产品单一，产品附加值低。而中国在钢铁、水泥、建材等多个行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但是这些产品在出口哈萨克斯坦的产品当中所占比例较低，出口哈萨克斯坦的产品也没有与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中国在家具、玩具、杂项制品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但此类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对哈萨克斯坦出口产品当中所占的比例过低。基于此，本文对哈中货物贸易结构问题进行研究。 　　本文采用描述统计法，对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出口和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及所占比例，并通过定量分析法，对哈中贸易结合度指数、哈中贸易互补性指数、哈中贸易竞争性指数进行了分析，发现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出口以矿产品为主，进口以机电产品为主;哈中两国贸易结合度较高，两国间的货物贸易联系比较密切，而且这种密切程度有所增加;哈中两国在非食用原料类产品和矿物燃料等产品方面也存在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中国国际竞争力水平比较强的产品基本都是工业制成品，而哈萨克斯坦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比较强的产品则集中于原材料类商品，两国间完全不存在竞争。采用对比分析法对哈中货物贸易结构调整面临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哈中货物贸易结构调整面临的有利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国各自的产业结构调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带来的运输条件改善以及两国政府开展的产能与投资合作;面临的不利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出口哈萨克斯坦的负面影响。 　　本文认为，为了进一步优化哈中货物贸易结构，哈中两国应该充分的利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有利条件，解决目前货物贸易产品单一的问题。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一方面是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加工业的发展，改变目前对中国的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矿产品和贱金属这类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一现状，将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逐渐转变为加工制成品的对外出口。另一方面是要加大在制造业领域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高端的人力资源，推动本国制造业水平的提升，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是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哈萨克斯坦的汽车、钢铁、玻璃等产品的出口，以便与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相互结合，更好地解决本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国企业应该进一步做好对哈萨克斯坦市场的调研和产品的营销推广工作，进一步提高产品在哈萨克斯坦市场的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加大优势产品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
我国资本市场对新三板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新三板企业掀起了海外并购的浪潮，2016年中国新三板企业海外并购爆发的一年，无论是并购数量还是交易规模均创历史新高。一方面由于国家政策不断支持新三板企业走出国门，扩展海外市场;另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战略布局使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吸收海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加速产业优化升级，实现企业全球化发展。 　　我国新三板企业面临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成本高、融资成功率低三大难题。为此，国家正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构建合理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我国新三板市场坚持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平台的理念，为不能达到主板、创业板上市标准的中小型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它不但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融资平台，而且对挂牌企业的其它方式融资具有隐性的推动作用，成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关键力量。 　　本文采取理论基础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首先，对新三板企业市场及企业海外并购融资现状进行分析，包括新三板市场的流动性、定向增发、股权质押。并且分析企业海外并购现状、企业海外并购的动机和新三板企业海外并购融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其次，对资本市场促进新三板市场海外并购的机理进行分析，同时说明资本市场是如何影响新三板企业海外并购的和资本市场对新三板企业海外并购的促进作用。 　　再次，以2006年新三板海外并购经典案例——华清飞扬并购韩国COWON SYSTEMS为例，先对案例中的并购方和目标企业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并对并购的动机、并购的背景以及并购的过程进行分析;然后对并购后华清飞扬的财务指标和股价变化进行分析，通过并购使华清飞扬的整体实力得到提升。以典型案例验证了上述分析。 　　最后，得出相关结论:(1)资本市场可以助力新三板企业进行海外并购，通过并购使企业的整体实力得到提升，完成企业升级;(2)新三板企业海外并购活动使市场的资源得到优化，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制，为其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加入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路径研究

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旨在通过加强司法合作增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公约采用混合模式，内容不仅涉及被选择法院和未被选择法院的权利、义务及行使上述权利、履行上述义务的方式，亦包含被选择法院所作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方面，意图在民商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承认和执行领域建立统一的规则。中国深度参与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谈判，公约的内容整体上符合中国的利益。作为全球的贸易大国和正在建设的法治大国，并处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关键期的中国，需要构建开放型的涉外审判机制，提升国际法律服务市场，推动判决的全球性流动，从而为当事人的国际民商事活动提供确定性的法律环境。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公约的形成背景及内容。第二部分则从加入公约符合国际潮流、加入公约符合中国利益这两大方面简要说明了中国加入公约的紧迫性及现实可行性。同时，加入公约不是简单的文件签署与递交，还需要对国际国内各方面利益进行综合权衡，并作出一定的制度上的安排。接下来就进入文章的主干部分，即第三、四部分。文章第三部分就中国学者关注的公约内容的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涉及到选择法院协议适用的准据法（公约认为应适用被选法院地法，而中国则适用法院地法）;公约通过两项规则——“公共秩序”及“明显不公正”规则来限制当事人对法院地的选择，而中国则是通过“实际联系”原则达到此目的;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公约存在的一个中国学者十分关切的重要缺陷:未将格式条款中的选择法院协议进行特殊规制，这些是文章的第三部分。文章的第四部分则针对公约与中国国内立法存在的实质性差异进行对比，运用比较分析法查明各自的优劣，提出中国加入公约时应采取的应对措施，找到中国加入公约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