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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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并购溢价的影响因素

自1999年后，中国大力提倡“走出去”的海外发展战略，不仅成功吸引大量外资，还对海外投资持积极态度。海外并购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中国企业希望通过海外并购来获取能源、高科技技术、和管理人才，来实现快速发展。 　　前人文章大多集中研究并购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或是支付方式对并购溢价的影响。很少有对比西方国家成熟的并购，来研究中国海外并购溢价的特有影响因素。而且这方面的研究多以案例或理论分析为主，缺少大数据的实证支持。 　　本文利用Thomson数据库，收集2002-2015的发达国家和中国的海外并购数据，并进行对比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本文验证中国的海外并购溢价高于传统的发达国家的溢价。又因研究的时间区间，包括了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本文随后通过对并购活动所在行业的分类研究，发现并购溢价与“十二五”提出的“战略性行业”有关。“战略性行业”的溢价略高于其他行业。而且在“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由于特殊的控制体制，交易的溢价普遍高于私营私企。本文还研究了国有企业以母公司的身份，让自己的非国有子公司直接参与并购的特例，由于距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和利益冲突的影响，这种混合体制的公司溢价更高。 　　本文丰富了海外并购的数据，通过和发达国家的对比，研究了中国特殊的溢价的影响因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并购和不同行业并购的溢价区间提出了参考。
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企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产品结构升级和“走出去”战略的不断实施，竞争战略作用日趋重要。竞争战略指出了企业发展的基本路径，解决企业在何种业务领域取得竞争优势和如何实现竞争优势这两个基本问题，而企业资金在支撑和引领企业各项业务发展和竞争战略实施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应对目前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成本领先战略成为制造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地位的重要路径选择。但是，一方面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如何有效巩固和创新成本领先战略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企业也面临着在实施成本领先战略时如何化解资金链断裂风险问题。樱花纺织、飞跃集团、山东银河等企业实施成本领先战略过程中，由于规模扩张与企业资金不匹配而导致资金链断裂的经验表明，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问题亟需解决。本文力图分析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机理、实现路径、辨识机制和评价方法，并以通用设备制造业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相关文献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企业战略及成本领先战略相关文献，主要从产业观、资源观和能力观视角针对企业竞争战略成因、战略选择与战略实施进行研究;二是战略匹配及资金配置相关文献，主要从系统论、平衡分析方法、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等视角针对企业内外部影响因素与企业战略匹配进行研究，其中，资金规模、效率、效益、资金供给与需求等是重要的战略匹配影响因素;三是“资源流—价值流”文献，主要结合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源投入、作业工序、价值形成等关键环节来优化企业作业流程，加强企业成本管理，提高资金运营效率，明确企业战略定位。本文立足已有研究成果，力图回答如下3个问题: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的内在作用机理是什么？优化和创新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的实现路径是什么？如何辨识和评价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的水平？ 　　本文以“资源流—价值流”分析系统为基础，以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为主线，按照“资源流—作业流—价值流—成本领先战略选择—企业资金匹配”的正向回馈机理以及“企业资金匹配—资源流—作业流—价值流—成本领先战略创新”的逆向回馈机理的逻辑思路，采用基于生产作业分析和财务报表平衡分析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对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的“资源流—价值流”形成机理和实现路径、财务报表平衡视角的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机制、两者匹配的辨识和评价方法，以及制造业成本领先战略与资金匹配度评价等展开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论文阐释了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的匹配机理。论文分析了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的本质属性、时空特性和驱动因素，基于“资源流—价值流”分析系统构建了“资源流—作业流—价值流—成本领先战略选择—企业资金匹配”的正向回馈机理以及“企业资金匹配—资源流—作业流—价值流—成本领先战略创新”的逆向回馈机理，强调了资源流、作业流、价值流在动态匹配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从财务报表平衡观视角研究了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机制，建立了平衡关系数学式，基于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进行了定量机理实证分析。 　　第二，论文分析了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的实现路径。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实现路径包括总体实现路径和具体实现路径两个方面。在总体实现路径方面，成本领先战略及创新是透过“资源流→作业流→价值流”的传导路径与资金规模、资金效率和资金效益产生关联。在具体实现路径方面，控制结构性成本动因路径、控制执行成本动因路径、重构价值链路径是三个实现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的基本具体路径，而企业资金通过资源投入以及价值流形成支持了成本领先战略的选择及创新。 　　第三，论文分析了基于“过程观”和“效果观”的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关系，认为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反映了竞争战略的实施结果，而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是企业资金筹集的价值表现;构建了资源流成本会计核算模式，通过资源的价值流转分析和成本费用归集，在输出端比较单位产品成本的变化，解决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路径的识别问题，并提出基于PDCA循环模式下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路径动态优化模型。 　　第四，论文在阐述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度评价的基本思想、概念模型、数学描述以及基本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成本分配观”和“成本过程观”相结合的资源流成本会计核算模式，利用资源流成本核算思想进行了匹配度自我评价。在匹配度行业评价方面，提出了基于SEM模型的规模匹配、效率匹配、效益匹配三维匹配度综合评价机理实证分析方法，并依据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度“时空”评价概念模型，建立了匹配度行业综合评价模型、二维矩阵评价模型和立方评价模型，选取通用设备制造行业实施成本领先战略的39家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通用设备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度总体处于处于磨合匹配阶段，两者比较协调，但需进一步加强资金配置水平。 　　第五，论文分析了企业价值链上的基本活动以及辅助活动采取的降低成本的措施，提出了“体(system)—面(side)—线(line)—点(point)”企业资金匹配模式以及成本领先战略模式下企业资金配置工具，以促进企业成本领先战略目标的实现。 　　本文建立了基于“资源流—价值流”分析系统的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机理，分析了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的总体和具体实现路径，探究了基于财务报表平衡观的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的静态与动态匹配机制，构建了评价成本领先战略与企业资金匹配的辨识机制与评价方法，并以我国通用设备制造行业为例进行了匹配度的实证研究，为改善我国企业成本领先战略与资金匹配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地区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伴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各国经济往来也飞速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是国际经济体产业转移的重要途径，无论是作为东道国还是投资国，国际直接投资都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规模都增长迅速，而中国又处于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转折点，优化产业结构迫在眉睫。进一步了解IFDI和OFDI是如何影响产业结构的，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具体差异，有助于IFDI和OFDI正面效应的发挥，对促进产业结构的提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对中国的IFDI和OFDI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研究分析，其次，借助现有研究文献构建IFDI与东道国、OFDI和母国的理论传导机制，借以厘清IFDI与东道国、OFDI和母国产业变迁之间的逻辑联系。宏观视角下IFDI通过影响东道国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优化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东道国的产业机构升级，OFDI通过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微观视角下IFDI企业基于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效率资产寻求型三种不同动因的IFDI促进东道国的产业机构升级，OFDI企业基于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战略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四个不同的动因的OFDI促进母国的产业机构升级。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修正的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以中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整体层面和地区层面两个维度来研究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IFDI和OFDI都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二者对比来看，中国I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大于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从地区层面来看，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IFDI都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但是东部地区I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远大于中西部地区;中国东部地区OFDI对母国产业结构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的OFDI规模小质量差，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最后，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要限制企业“走进来”，加强企业“走出去”，因地制宜且合理引导IFDI和OFDI投向的对策建议。
我国制造业国企与民企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对比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更是给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化带来了重大机遇。在当前的发展中，国企仍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主力军，而民企通过不断引进国外的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等，也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在具体的国际化经营上，国企与民企呈现了不同的特点，因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如何把握这不同并进行合理的国际化经营，以方便国企与民企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本文基于国企与民企的分类，综合考虑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将企业规模、企业资产负债率、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15年数据，采取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国企与民企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进行对比研究，并结合研究结果给出相关建议。本文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国际化经营由早期的国企主导模式逐渐演变为国企和民企并驾齐驱的态势。但国企和民企因为各自不同的内外部因素影响，在国际化经营上呈现不同的发展特点，这导致两类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2)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会影响企业绩效，但关系曲线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国企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水平S形关系，分别在国际化程度为16.77％和45.74％时，存在极值;而民企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在国际化程度为45.70％时，存在最大值。 　　(3)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对于国企与民企开展国际化经营具有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无论国企还是民企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较为微弱的负相关;国企国际化经营绩效与资产负债率呈现显著负相关，而民企国际化经营绩效与资产负债率呈现显著正相关。 　　(4)结合研究结果，本文从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国民两企取长补短、合作共赢以及政府方面给出建议，为中国企业更好的进行国际化经营提供参考和指导。
基于异质驾驶行为的交通流微观建模与环境影响研究

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再次聚焦交通问题，同时也表明经济发展离不开交通的发展。 　　为对交通流进行深入研究，学术界相继提出了宏观连续模型、跟驰模型和元胞自动机模型等交通流模型。在这些模型中，跟驰模型将车辆处理成相互作用的分散粒子，使其便于在计算机中进行模拟仿真，故应用广泛。 　　在实际交通流中驾驶员并不是同质的，驾驶员异质性是普遍存在的。在心理学体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例如性别、年龄、社会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个体差异。在上述的变量中，有些与交通流建模相关，其直接地影响被驾驶车辆在给定操作环境和时间下的路径和速度。虽然驾驶员异质性的研究有很多，但是并没有先从驾驶员的异质性出发，多数先是统一处理数据，再进行异质性分析。鉴此，本文以大量驾驶员的轨迹数据为基础，拟对驾驶员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科学的驾驶员分类方法，进而建立参数随机分布的车辆跟驰模型，并对不同类型车辆的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本文主要工作如下: 　　(1)本文详细介绍了驾驶员异质性、车辆跟驰模型以及车辆油耗和污染物排放的相关研究内容。基于大量机动车数据(NGSIM数据)，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驾驶员进行分类。基于分类结果的特征，将驾驶员命名为“鲁莽—迟钝”型、“鲁莽—敏感”型、“谨慎—迟钝”型和“谨慎—敏感”型四类。 　　(2)本文以GHR跟驰模型为基础，对车辆跟驰模型的参数分布特征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了不同类驾驶员下GHR模型中各个参数的分布特征，并结合驾驶员类型进行了分析。 　　(3)本文介绍并应用了VT-Micro模型，然后根据油耗排放的回归系数计算了不同类型驾驶员的油耗分布、二氧化碳排放分布以及氮氧化物排放分布。通过其分布特征发现具有“谨慎”属性的驾驶员无论在油耗还是污染物排放量方面普遍高于“鲁莽”类驾驶员。反观具有“鲁莽”属性的驾驶员，其在油耗及排放方面的表现较为稳定，波动性远小于“谨慎”类驾驶员。
高速铁路全球价值链治理研究

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进化，国际分工由产品间到产品内，西门子等世界领先的高速铁路跨国企业控制着散布于全球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企业并抢占价值链的制高点。他们通过生产体系分解，将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外包，将高附加值的研发、品牌管理等关键环节保留，形成高速铁路全球价值链分工。 　　我国自2012年起，积极实施高速铁路“走出去”战略，力图切割日益繁荣的世界高速铁路市场。作为引进高速铁路技术的后发国家，我国面临着原创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品附加值低的困境，积极参与并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是我国高速铁路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治理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能很好的解释并分析这种现象。因此，本文以全球价值链为分析框架，着重对高速铁路全球价值链治理机制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德国和法国的层级型治理、日本的模块化治理及企业、政府和协会等在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并构建高速铁路全球价值链治理绩效评价体系对西门子、阿尔斯通、川崎重工和中国中车四个高速铁路标杆企业进行评价，进而提出我国高速铁路全球价值链治理路径升级方向。 　　本文有如下研究结论:(1)高速铁路全球价值链治理是掌握核心技术的治理主体，通过建立跨国企业输出标准化体系，控制、分配和协调链上企业进行生产和价值分配，在做大全球总价值的前提下实现治理主体价值份额最大化。其横纵向的治理具有动态性，表现在治理模式和企业竞合关系的变化。(2)高速铁路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由集成企业、关键设备与零部件制造商、协会等内部和外部治理主体构成。集成企业是整个治理体系的核心、利用其优势地位，不仅能俘获常规价值链条上的内部租金，还能把政府补贴等外部租金内部化，实现超额收益。(3)世界高速铁路全球价值链大体呈现出由层级型治理向模块化治理转变、由政府主导治理到企业主导治理的转变、由全价值链参与向研发和售后等上下游高附加值点状环节移动，掌握高速铁路国际标准是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体现。(4)主导企业的高铁全球价值链治理水平可以通过治理绩效值来体现。研究发现，中国中车全球价值链治理绩效值是0.68，在世界主要高速铁路厂商中排名第三。西门子、阿尔斯通和川崎重工分别以0.98、0.71、0.48的绩效值位列第一、第二、第四，中国中车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比小，附加值低，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配件等高附加值部分有待提升。(5)中国高速铁路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路径升级的内容是加强核心要素集聚，推动产品升级;加强与主导企业协作，推动过程升级;国内与国外价值链联动，推动功能升级;内外部治理同步推进，实现链条升级。
面向长期服役和载荷谱建立的动应力测点选取——中国标准动车组长客型号

为更好适应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需要，实现列车统型，同时为服务中国铁路走出去战略，建立自主化品牌，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中国中车公司研制了中国标准动车组，为对转向架结构可靠性进行充分评价和满足构架疲劳可靠性设计规范标准升级需要，应对转向架构架进行长期跟踪测试，随车辆运行测试的设备安置在设备舱中，由于空间局限性，除去一些载荷测试、线路识别占用通道外，能够用于动应力测试的通道在40个左右。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优选出在高度限制条件下同时满足可靠性评价和载荷谱建立的动应力测点组合。 　　本文以中国标准动车组长客型号为研究对象，首先在实验室内进行标定试验，得到了各载荷系对载荷识别点及动应力测点的传递关系，并在大西客运专线进行了线路实测，结合标定系数及相关的数据处理方法，得到了实测载荷信号。结合GPS速度信号与陀螺仪信号研究载荷特性，通过相关载荷信号的特征可以识别出加减速、制动、直曲线和进出站等工况。以等效载荷为参量研究了空重载、不同速度级对载荷的影响。空重载对等效载荷的大小影响有限，而速度变化对其影响较大，速度级在300km/h～350km/h内时，等效载荷随速度的增加而变大。所以选用350km/h速度级下的载荷信号建立了损伤一致性载荷谱。 　　通过研究各载荷系对动应力测点的损伤贡献比，分为两类测点，一类为与单一载荷关联度高的测点，对这些应力测点和其对应的载荷信号做相关性分析，挑选相关系数高的测点来求解单一载荷。另一类为对多种载荷关联度高的测点，挑选那些仅有两三种载荷耦合贡献损伤的应力测点，反求解耦得到对应的载荷。并根据线性回归关系，校正了反求的载荷幅值，使其能替代实测载荷信号;将转向架划分为10个典型区域，同时对比各点的等效应力，选取各区有代表性的疲劳可靠性测点;依据损伤一致校准对比各应力点的实测载荷谱损伤、实际损伤、校准载荷谱损伤来挑选用于损伤一致性校准的测点。 　　通过以上研究，在长期服役跟踪测试条件下，挑选出了同时适用于载荷谱建立和可靠性评价的动应力测点，同时为建立符合我国高速铁路运用条件的疲劳设计规范和长期跟踪试验方案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京津城际高速铁路综合效益分析研究

铁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兴起的高速铁路对于运输行业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模式，重新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地理版图。中国的高铁不仅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其系统性创新也受到了国际社会关注，并且作为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支撑，为“中国制造2025”计划和中国经济的“创新推动发展”战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深入分析高铁的综合效益，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内部管理效益，外部的区域经济的溢出效应以及环境影响展开相关分析。 　　本文首先从运营管理的角度，分析其自身内部管理产生的效益;在此基础上，分析京津城际高铁对相关联的较为紧密的几个产业的影响;随后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对京津城际高铁的溢出效应进行分析;最后从节能减排效益的角度，计算对环境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相关实证研究，本文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为监管部门和运营部门决策提供支持，更好地实现运营管理各要素的资源配置，以达到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效益的提升和优化。 　　具体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1)京津城际高铁内部管理效益分析。具体工作包括，通过SWOT分析梳理了京津城际高铁的经营管理现状以及发展趋势，测算了铁路、公路在不同条件约束下，盈利前景的博弈分析。 　　(2)京津城际高铁对产业的影响分析。采用产业贡献率模型，使用了宏观经济数据，分析了京滓城际高铁对天津地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结果表明，京津城际高铁对第二、第三产业有显著拉升作用，对第一产业有重要影响。 　　(3)京津城际高铁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析。京津城际高铁加快了京津人员和物资的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限于交通网络完整性的因素影响，在统计上未有显著表现。 　　(4)京津城际高铁对能耗水平与环境效应的分析。通过对高铁在不同条件下运营能耗水平进行模拟仿真，我们发现高铁是能效水平最高的交通运输方式，对环境的影响冲击最小，是支持中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战略工具。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 　　(1)在行业影响方面，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法将京津城际运营的直接收入对比当年天津市的经济数据，得出京津城际高铁运营的直接收入系数，并分析计算了高铁和普速铁路在经济、社会效益上的贡献率; 　　(2)根据现金流折现模型(Cash Flow Discounted Model)计算了相应的盈亏平衡运输量; 　　(3)使用了面板数据分析模型以及空间模型对京津高铁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使用面板数据和空间模型，对区域经济的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定量分析了京津高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4)根据相应的能耗水平以及能量转换效率参数，模拟仿真了不同目标速度下的牵引功耗，并计算了不同目标运行速度下相应的碳足迹水平。通过与公路交通工具的能耗水平以及碳足迹比较，我们发现高铁是较适合我国国情城际铁路运营解决方案。
基于流程化视角的高铁项目质量管理系统研究

过去十年，我国高铁建设事业发展迅猛，成绩举世瞩目，先后建成了京九、南昆、秦沈、青藏、京津城际、武广、郑西、京沪高铁等重点项目，这一时期高铁工程建设事业的大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繁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在国际上，高铁建设事业正成为我国在国际上展示国家实力的又一张新名片，成为我国展现综合国力的又一利器。在新时期，伴随着我国主导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兴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高铁建设事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契机。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进行大规模高铁项目建设的同时，我国各高铁项目参建单位尚且没有形成一个通用化的质量管理模板，这一方面影响了各建设单位质量管理经验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影响了我国高铁质量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另一方面，工作流程的细化分解方面，还不够彻底，对于各级操作流程的指导还不够完善，这造成了在整个高铁质量体系在运行管理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指导与支撑。在我国高铁工程建设已经进行大规模工程实践的基础上，对高铁质量管理从流程化与系统化方面进行研究，努力提升我国高铁建设质量与综合竞争力，正逐渐成为打造中国高铁新名片的关键一环。 　　本文结合与借鉴了高铁质量管理控制研究的一般性思路，在查阅大量铁路工程质量管理资料的基础上，对目前我国高铁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总结，探讨了建立高铁质量管理控制流程体系的可能性与科学性，并结合目前工程项目质量管理领域较为成熟的ISO9000标准族、流程管理、动态联盟等项目管理理论，对高铁质量管理流程控制体系进行构建，在充分利用流程分析软件的基础上，对建立三大类高铁项目质量管理控制流程进行了深入的流图分析，从而提出了相应的流程控制建议。另一方面，本文主要通过考核评价的方式，从全项目的视角来审视高铁项目的质量管理情况，显然，这是针对高铁质量管理模式的一大探索。在本文的最后，通过对京沈辽宁客运专线的质量管理工作作为模拟试点，验证了整个体系运行的科学性与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对京沈客运专线质量管理体系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总结与分析。 　　笔者希望通过上述的研究，来促进我国高铁质量管理工作水平在“十三五”期间的飞跃，从而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同时笔者也希望将来有更多的人投入到高铁质量管理控制的研究过程中来，从而不断促进我国高铁质量管理水平迈向国际卓越化的历史进程。
文化差异对并购后整合效果的影响

在政府“走出去”、“产业升级”、“一带一路”战略等政策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国企业随着自身实力的提升，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轮跨国并购浪潮。统计表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目标主要集中于欧洲、北美洲、澳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地区与中国在国家文化上差异巨大，可以说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而企业并购后整合则是并购创造价值，产生协同效应的关键因素，研究国家文化差异对并购后整合的影响，进而讨论其对并购后协同效应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Hofstede文化维度论和并购协同理论为基础，针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情况，研究文化差异与跨国并购后整合协同效应之间的关系以及包括企业跨国并购经验和控制程度在内的企业整合能力在文化差异影响并购后整合协同效应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包括调节方向和调节力度。 　　本文针对上述研究问题，首先运用文献研究法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成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并建立并购后整合协同效应评价模型;其次，通过描述性统计方法，对2007-2014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案例分别从年份和地域进行大样本描述性统计;最后，运用假设检验法验证所提出的假设。具体以企业并购后整合协同效应指数为因变量，文化差异为自变量，跨国并购经验和控制程度为调节变量构建计量模型，以检验文化差异对并购后整合协同效应的影响及企业整合能力在文化差异影响并购后整合协同效应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 　　实证结果表明:在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现金流、支付方式、市值账面比等控制变量的限定下，文化差异与并购后整合协同效应呈负相关关系，即并购双方文化差异越大，并购后整合协同效应越差;企业跨国并购经验和控制程度在文化差异影响并购后整合协同效应过程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跨国并购经验和控制程度可以削弱文化差异对并购后整合效果产生的负向影响。 　　本文研究结论提供两点启示。第一，企业在跨国并购时要注重对双方文化匹配性的考察和评估，在并购后整合过程中重视文化差异对并购后整合协同效应的影响，选择合理的整合模式;第二，在跨国并购中，要注重并购整合经验的积累，培养国际经营人才，提升并购整合能力。
基于文化体验的丝绸之路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伴随着二十一世纪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旅游和体验之间也产生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作为体验经济时代的发展先锋，旅游业的作用十分重要。在社会经济进一步增强的同时，与之而来的是旅游消费者对旅游产品需求的提高，文化体验类旅游产品应运而生。而丝绸之路旅游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再掀高潮，其沿线有着众多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文化体验类的旅游形式定会得到旅游者的追捧与喜欢。 　　本文研究立足于体验经济背景，以体验经济理论、昂谱(RMP)分析理论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以西北丝路区域为研究对象，从文化体验的角度出发，探讨丝绸之路旅游模式的开发。首先，总结出西北丝路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概况，包括其地理区位、分布及特征。接着，针对其资源现状，由体验层次和昂谱（RMP）模式延伸出本文基于文化体验的丝绸之路旅游开发模型。最后，把此模型应用于西北丝路区域沿线旅游资源的具体开发中，具体步骤包括构建丝绸之路的文化旅游资源体系、抓住旅游者的文化体验需求和开发多样性的文化旅游体验项目三部分，深度开发出丝绸之路的自然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历史文化旅游体验项目、民俗文化旅游体验项目、艺术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和宗教文化旅游体验项目。 　　通过本文研究，以期为丝绸之路的旅游活动特别是文化体验类旅游活动的开发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为丝绸之路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基于“资源流-价值流”的我国铁路会计信息质量优化研究

伴随着我国铁路产业的快速发展，铁路网规模持续扩大，铁路业务、技术和管理不断创新。新形势下铁路行业固有属性和非固有属性对铁路会计信息质量形成了重大影响，出现了“严格按照铁路会计规范提取会计信息，铁路会计信息真实性和决策有用性低”的会计信息悖论现象。铁路统一调度指挥和复杂的成本收益分辟困难，以及传统铁路管理体制，铁路运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更加复杂。在“十三五”国企改革和高铁“走出去”战略重大背景下，铁路运输企业需要进一步开展市场化改革，创新投融资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这都对铁路运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相关文献主要涉及三个主题:一是铁路产业技术经济文献，主要针对铁路产业及铁路运输企业的公益性、网络经济、资产专用性、集中统一调度指挥、复杂的生产与管理界面等特征展开研究;二是铁路会计信息质量文献，主要运用会计目标理论、信息不对称及信号传递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从一般性理论和方法视角针对铁路运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三是元素流和价值流文献，主要结合特定产业生产工艺流程的“元素流——价值流”分析框架对物质和价值流转进行分析。本文立足已有研究成果，力图回答如下几个问题:铁路产业具有什么样的固有属性和非固有属性？基于铁路产业特殊技术经济特征的“铁路资源流—价值流”如何反映铁路资产价值及会计信息流动？铁路产业属性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是什么？ 　　本文以“铁路资源流——价值流”为基础，结合铁路产业基本属性和生产流程分析，以铁路运输会计信息生成过程为主线，按照“铁路产业属性——资源价值流——会计信息质量”的逻辑思路，采用铁路生产和工艺流程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对铁路会计信息质量“资源流——价值流”形成机理、固有属性与非固有属性对铁路会计信息质量的传导机制，以及铁路运输会计信息质量优化路径展开系统性研究，并针对铁路关联交易、专用性资产、货运收入清算、运输成本清算等四个重点领域展开研究，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铁路产业特征对铁路会计信息质量的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产生重大影响。铁路产业具有固有属性和非固有属性两个方面的技术经济特征，其中，固有属性包括网络经济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资产专用性、公益性、自然垄断性等方面，非固有属性包括调度指挥集中统一、财务清算、会计分级核算、预算管理等方面。铁路产业属性深刻影响了铁路会计信息产生的制度环境和会计规程，从而形成对铁路会计信息质量的系统性和局部性影响。特别地，我国铁路产业集中调度指挥和按照铁路行业特有会计规则核算的成本收入清算体系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论文构建了“铁路产业属性——铁路资源价值流——会计信息质量”机理分析系统，建立了“铁路资源流——价值流”的铁路价值流和信息流的传导机制、“铁路资源价值流——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生成机制、“铁路产业属性——会计信息质量”的决定机制。立足铁路运输生产和工艺流程分析，分析了铁路行业公益性、铁路行业大管理跨度和复杂生产过程、铁路行业统一的会计制度、具有行业特征的铁路行业会计标准、铁路管理体制机制对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传导与作用。 　　第三，铁路会计信息质量优化路径包括:建立铁路生产要素交易市场（价格发现市场），设置专用资产交易市场，完善铁路会计准则、会计规程和会计操作规范;优化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各环节;有效加强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控等内控要素;采用云计算、大数据和信息系统等会计技术等，从而提高铁路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相关性、可比性、谨慎性、透明度等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第四，针对铁路关联交易、专用性资产、货运收入清算、运输成本清算等四个重点领域的研究表明，铁路网络性基础产业(Industry with Network Characteristics)的固有属性是影响铁路关联交易、专用性资产、货运收入和运输成本清算会计信息质量的根本原因。为提高铁路会计信息质量，要重点解决如下问题:委托运营模式下关联交易定价不合理，信息披露不透明等;专用性资产主要存在估值难、无形资产确认不充分等;货运清算收入存在清算单价不合理;成本核算比较粗放、预算管理下存在着盈余管理等问题。 　　本文建立了“铁路产业属性——铁路资源价值流——会计信息质量”机理系统，探究了基于铁路产业属性和生产工程流程的会计信息质量传导机制与实现路径，评价了我国铁路会计信息质量水平，为改善我国铁路产业会计信息质量理论和实际操作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中国铁路产业改革和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带一路”下物流园区选址研究

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战略自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已经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构想。该战略不但有利于发挥我国全球化战略的比较优势，提升我国战略物资运输渠道多元化水平，加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利合作，进而对维护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将为沿线上的60多个相关国家和地区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发展商品贸易是践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该战略的实质性内容之一。 　　为此必须加强相关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如运输途径（公路、铁路），转运场所，运输组织等，以支撑商品贸易的高效顺畅进行。物流园区集货物流通、信息交换、加工增值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是最为重要的现代化物流基础设施之一。作为影响物流园区营业利润的重要因素之一，物流园区的选址一直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虽然已有大量文献对物流园区选址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法，但是这些研究在以下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1)已有确定型选址模型，无法刻画“一带一路”对物流选址决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而不确定性模型主要是基于随机模型和模糊理论，随机模型需要以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为前提，模糊集理论主要用于刻画概念模糊不清的问题，在实际应用中更多地被用于解决自然语言相关的评价问题，都难以有效地刻画“一带一路”下的不确定性问题;(2)已有研究常把真实货运量和物流需求混淆，然而真实货运量代表的是短期的业务规模，物流需求代表着长期的潜在的发展趋势，这两者的经济含义具有较大不同;(3)当前基于优化理论的选址方法依赖于详细和具体的历史数据，而在针对新问题的研究中，缺乏相关数据是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4)已有选址模型多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前建立，无法反映“一带一路”战略下物流选址决策的新要求。然而现实的背景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会给我国运输需求带来较大变化，从而使决策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并且由于“一带一路”战略处于初步实施阶段，所以缺少充足的数据积累;除此之外“一带一路”下的园区选址决策还具有“前瞻性”、“系统性”、“运输通道依赖性”等一系列新特点，因此现有的物流园区选址方法难以在“一带一路”的新形势下取得令人满意的应用效果。 　　为了有效应对当前的新挑战，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对我国物流园区建设的本质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一带一路”下我国物流园区的选址问题。本文的创新性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文献调研等手段，本文分析总结了“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物流园区建设的本质影响，是“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物流园区建设影响机理的理论性探索，为将来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理论基础。 　　(2)考虑到物流增长潜力是物流园区选址要考虑的长期关键性因素，本文基于部分调整(partial adjustment)理论提出了一个物流增长潜力的估计模型。该模型克服了现有物流需求预测方法误把真实货运量作为物流需求的不足，能够为物流园区选址决策提供更加可靠的数据基础，是对物流需求分析方法的创新性工作。 　　(3)本文结合群决策(group decision)技术、模糊集合理论(fuzzy set theory)、证据推理(evidential reasoning)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宏观物流园区选址方法。该方法能够有效解决数据不足问题和传统专家判断选址方法的主观性偏误，是证据推理理论在物流园区选址中的创新性应用，既拓展证据推理理论的应用范围又丰富和完善了物流园区选址的理论和方法。 　　(4)本文基于区间优化理论提出了一种微观选址模型。该模型能够将“一带一路”带来的不确定性考虑进来，并以区间的形式给出最优选址范围，范围内的点都是可接受的选址方案。该模型克服了传统模型的单个最优解无法实际应用的风险，从而能够为决策者提供更加可靠的选址建议。这项工作是区间优化理论与物流园区选址理论的交叉应用，是对基于最优化理论选址方法的创新性工作。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中国自从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直接投资额和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投资量逐年上升。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35万亿美元，年末存量25.87万亿美元，其中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231亿美元，连续三年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UNCTAD,2015)。中国OFDI的快速发展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其区位选择问题依然有研究的意义。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经济呈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全局出发系统地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全球经济相互影响的背景下，加入空间效应，系统性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各项影响因素，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更好地走出去。 　　本文首先回顾和梳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根据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增长情况，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四个阶段:限制投资阶段、起步发展阶段、缓慢发展阶段和迅速发展阶段;接下来结合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相关理论，并着重用系统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涉及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选取了中国2003-2014年对55个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数据，在空间视角下，结合企业的投资动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空间面板数据分析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空间效应”;并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影响因素差异，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COMET的西部铁路列控系统RBC信息控制流程设计与验证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以及我国中东部地区铁路网的不断完善，西部地区将迎来铁路发展的黄金时期。CTCS-LDL（Chinese Train Control System-LowDensity Lines）级列控系统是针对我国西部地区低密度线路运营需求而研发的新型列控系统，目前该系统处于理论探索阶段。为降低运营成本，减少或免于地面设备维护，CTCS-LDL级列控系统使用GNSS技术实现列车定位及完整性检查，地面不设区间轨道电路和信号机，采用虚拟闭塞方式实现列车追踪，这样对地面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线闭塞中心(RBC)是CTCS-LDL级列控系统的地面核心设备，主要通过与车载及地面其他设备间的信息交互，实现虚拟轨道占用检查与区间闭塞管理，完成行车控制，因此设计合理的RBC信息控制流程是保证西部铁路列控系统安全行车的基础。 　　通过分析我国低密度线路列控系统的运营需求，本论文将RBC信息控制流程分为地面信息控制流程与控车流程，对其进行设计、建模与验证。论文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首先，通过比较基于UML的COMET(Collaborative Object Modeling andArchitectural Design Method)建模方法与基于时间自动机理论的形式化建模方法的优缺点，将二者结合，提出针对RBC的COMET软件建模与验证方法，该方法涵盖了软件开发周期中需求分析、软件建模、模型验证、架构设计、软件编码这一集成化过程。 　　然后，对RBC系统进行功能需求分析，设计系统总体结构模型，将RBC信息控制流程分为地面信息控制流程和控车流程。地面信息控制流程包括轨道占用识别、区间信号点灯和区间改方;控车流程根据运行场景主要分为设备启动、列车注册、正常行车、列车注销、调车、RBC切换等。对上述流程进行详细设计，并建立COMET动态交互模型，再通过转换算法将其转换为时间自动机网络模型。结合RBC系统的功能需求，利用模型验证工具UPPAAL对建立的模型进行仿真，并从逻辑功能、时序功能和安全性的角度对模型进行分析验证。 　　最后，根据建立的RBC信息控制模型，采用COMET分层抽象的软件体系架构，进行仿真软件设计并完成软件开发。通过实验室仿真联调，验证了本文设计的CTCS-LDL级列控系统中RBC信息控制流程的正确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