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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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投资中亚五国税务筹划研究

中亚五国拥有丰厚的石油资源，也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领域，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现在提出的关于“一带一路”的倡导，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去丝绸之路的沿路国家进行投资，中亚就是其中高投资存量和高发展潜力的地区。由于中亚地区拥有丰厚的能源以及低廉的人力，使得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有望成为继中国和印度之后的下一个经济增长点。为了应对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因为不进行事先的税务筹划，而导致遇到税务的问题，以及由于对国际税务不熟悉，而导致跨国企业税负较高的现象，对外投资企业对中亚五国的税务规定进行详细剖析以及针对性的税务筹划必不可少。 　　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通过对中亚五国的具体税务情况介绍以及通过国际税务的筹划方式的概述（即资本结构、股权结构设计、债权结构设计等等），并通过假设案例分析的方式，以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案例为主要的内容，来介绍国际税务筹划的方式以及可以取得的明显减低企业税负的程度。同时通过对中国海外投资现状、对中亚五国总体投资的情况以及对各个国家的流量存量情况进行分析，以此来反映中亚五国的吸引外资的能力以及各个国家之间的投资比重。 　　通过本文，能够使对外投资企业详细的了解到中亚五国的流转税、企业税项、预提税以及反避税的具体规定，通过案例证明对国际税务进行筹划能够有效的降低对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投资企业的税负，根据哈萨克斯坦具体的税务情况，提出利用资本结构和股权架构国设计的方式，减免企业税负;对土库曼斯坦的企业，通过股权债权的设计来分析具体案例;并且对于该两国的分析，同样对其他三国均适用，为已经或者将要“走出去”的企业税务筹划提出解决方案以及意见。
互联网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以阿里巴巴公司为例

中国互联网经过二十年的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驱动全球数字经济创新，市场发展也接近饱和，争夺已成红海，BAT及其控股或参股的关联企业占据超过80％的生态，拥有绝对的资本与流量优势。同时，很多国家和地区在互联网发展上与我国有着5年以上的差距，全球新兴市场的潜在容量巨大。从世界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国政府在2014年将“一带一路”定为三大国家战略之一，我国消费者的全球性需求在近年也呈现激增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开拓海外市场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系统性机会，互联网企业应该顺势而为，这也是我们国家从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的必经之路。 　　论文以互联网龙头企业阿里巴巴公司为例，研究互联网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问题。采用案例法、访谈法，深入分析阿里巴巴公司布局国际化的原因，梳理总结阿里巴巴集团开拓海外市场的三个阶段、四个步骤。 　　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式下，互联网企业部署国际化战略时应该聚焦于社交和电商这样高毛利、高粘性的应用领域，根据企业自身特点选择目标国家和地区，把握住新兴市场强增长驱动力、大规模市场容量和落地可行性所带来的宝贵机会。同时也应看到，美国的先发优势依然存在，多年来他们所构筑的商业生态很难在短期内突破。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还很不足。我们的政府要给予互联网企业更多的政策扶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加强与国际政策立法的接轨。为我们的企业创造更为有利的海外环境。
中国开拓亚非拉贸易市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关心的热点问题。首先，回首刚刚过去的2016年，2.2％的世界经济增速是2009年以来最低的增速。中国经济跟随发达经济体陷入困境，中国应加强市场拓展，挖掘非洲、拉美、东南亚、中亚等发展中国家机会，对外贸易寻求转型升级。其次，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打开“筑梦空间”。中国推动包括欧亚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构建一个互惠互利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顺应时代潮流，中国开拓亚非拉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十分有意义。 　　本文以亚非拉地区为切入点，探索我国开拓亚非拉贸易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对该问题的讨论大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亚非拉贸易市场现状分析，研究了亚非拉贸易市场的现状;第二，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讨论，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估计，为之后的实际测算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对亚非拉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际测算，本文运用了传统测算方法出口总量法和创新测算方法联立方程组法，用实证结果去对比不同方法，虽然出口总量法高估了贸易对经济的贡献，联立方程组法结果相对比较合理，考虑了出口对国民收入恒等式中消费和投资两个部分的影响。但两者结论的趋势是相同的。 　　学者们对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比较多，但是对单独与亚非拉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比较少。本文正好契合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运用了出口总量法和联立方程组法研究中国开拓亚非拉贸易市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用实证结果去对比不同方法。本文的讨论并非只是一种数字游戏。结论可以作为进出口亚非拉的参考，可能会反映到经济政策的层面。
新一轮央企重组模式及绩效研究——以南北车重组为例

伴随着全球竞争升级、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助力供给侧改革，承载国家“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提升中国品牌国际竞争力，自2014年起，国资委开始了对中央企业的新一轮合并重组改革。而南北车合并重组作为本轮央企重组的开篇之作，重组后的中国中车已经经历了两个年头，而中国中车能否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提高国际竞争力，打造国际一流企业也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对中国中车重组后的绩效表现进行研究和分析。 　　本文首先从并购理论、动因和并购绩效入手，简要阐述了并购相关的理论基础，接着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企业并购绩效的研究方法及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评述，这也是后文重组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本文第二部分从宏观角度分析央企重组的基本情况，包括本轮央企重组的动因、重组现状、现行的重组模式，并探讨了法国、美国等国家国企改革的经验。接着，文章介绍了南北车重组的背景和重组过程、重组方案，并在此基础上采用事件研究法和财务分析法对重组后的中国中车进行了重组绩效评价与分析。 　　关于中国中车的重组绩效，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从股东财富增加的视角来看，短期内宣告重组事件为中国南车、中国北车的投资者带来了相当高的超额收益，其中中国北车比中国南车的超额收益率更高。从经营业绩的视角来看，重组后的中国中车偿债能力得到了改善，国际竞争力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有效增强，EVA指标表现优异。另一方面，中国中车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盈利能力未发生显著改善，营运能力处于逐年下滑趋势，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但总体而言，本次重组基本实现了重组的目标。 　　根据南北车重组的成功经验，本文从打造核心竞争力、加快业务整合、拓展国际市场等方面为央企重组提出建议，并提出了关于央企重组行业、并购方式以及并购时机的选择等政策层面的建议。
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务筹划研究

自2013年12月“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结合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稳步推进，企业“走出去”一方面大量消化了国内过剩的产能，另一方面，在优惠政策的支持下赚取丰厚的利润，既提升了企业竞争力，又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弘扬了我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实力。 　　企业在海外投资项目上赚取丰厚回报的同时，所面临的税务风险也日渐突出。各国税收法律法规差异很大，国际双重征税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海外投资企业的税务成本也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设计合理的方案进行税务筹划、减轻税务成本越发受到重视。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决定从单一国家具体的税务筹划方案入手;其次对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现状做出分析，进而对这些国家的流转税、所得税以及预提税政策进行分析总结;最后，详细总结了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三国的税收法律法规，并通过对具体案例中税务筹划方法、税务成本的变动分析，给我国外海投资企业在具体税务筹划方面带来启示。 　　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由于各国税收法律法规千差万别，税收协定规定差异很大，企业在进行税务筹划前应做好充分研究，综合运用不同税务筹划方法才能有效降低企业税负;其次，在对巴基斯坦子公司进行税务筹划时，利用资本弱化规定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税负，企业还应重点关注巴基斯坦与香港即将签订的税收协定，根据具体协定税率来选择适当的税务筹划方案;第三，在对印度尼西亚子公司进行税务筹划时，可以尽可能多的使用债权投资方式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还可以在新加坡和香港设立中间控股公司规避预提税;第四，在对俄罗斯子公司进行税务筹划时，企业可以利用资本弱化规定调整资本结构，以及在塞浦路斯和英国设立中间控股公司来减轻企业税负;最后，企业在选择税务筹划方案时，还应重点关注方案的合法性以及成本效益原则，获得更好的税务筹划效果。
国际化语境下的电商企业身份构建对比研究

随着“走出去”、“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提出，我国企业积极探索并实践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经营的战略、路径和模式，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另一方面，互联网因其普惠、便捷和共享的特性塑造了人类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电子商务、跨境电商成为传统商务活动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文本世界为表征的电子商务平台的语言使用必然成为电商企业促进与消费者的沟通、改善企业-客户关系、提高客户信任度和忠诚度，以及建构企业身份的关键。 　　企业身份是指消费者有关某一企业的全部、综合的感知和印象，呈现多面性。为考察企业在C2C和B2C平台的身份构建，本研究分别以淘宝网和eBay网，天猫商城和Amazon平台为例，通过文本挖掘和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对比分析中美电商平台企业和消费者在负面信息沟通中语言使用的互动，以及买卖双方语言使用与企业身份构建的相关性。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本研究将“关系”、“态度”和“能力”设定为消费者负面评价下的电商企业身份构建的三个维度。其中，企业-客户关系主要通过人物指称来表征;买卖双方态度评价通过评价系统的态度资源来表达，并以鉴赏、情感和判定为其次范畴;能力主要涉及电商企业在服务失误时的服务补救沟通能力，通过及物性过程来表达。本研究对比分析中美电商平台买卖双方在负面信息沟通中的人物指称、态度资源和及物性过程的使用及互动，指出在网络商品评论时代，企业在跨境、跨语言、跨文化商务沟通中语言使用方面的异同和企业身份构建的异同。 　　本研究通过数据采集软件采集相关数据，随机获得C2C平台，如淘宝网17534组样本点和来自eBay网的19818组样本点，并建立淘宝网买家差评和商家回复语料库（语料库一）和eBay网买家差评和商家回复语料库（语料库二和语料库三，分别包含在中国注册的eBay网商家和买家语言使用互动的语料，以及在美国注册的eBay网商家和买家语言使用互动的语料）。本研究还以华为企业为例，通过数据采集软件，采集天猫商城和Amazon平台华为企业与消费者在负面信息沟通中语言互动以及星级评分的样本点，筛选后获得对齐的语料（消费者差评+华为回应），其中包含天猫商城的377组语料和Amazon平台的262组语料，分别建立语料库四和语料库五。基于WordSmith和SPSS软件工具，分别对上述样本点数据和语料库中的语言使用进行量化和质性分析，从“关系”、“态度”和“能力”三个维度探讨电商企业的国际化身份构建。 　　实证结果发现:一是在关系建构方面。人物指称作为买卖双方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语言资源，在不同的电商平台有不同的种类和均值分布。总体来讲，淘宝网的买卖双方和天猫商城的华为企业倾向于使用更多的人物指称，特别是对表示亲友贵宾关系的人物指称的使用区分于在美国注册的eBay商家样本中的人物指称的使用。相比淘宝网，或者Amazon平台，天猫商城的买家在负面评论趋于使用零指称。这种买家的“隐身”说明“权力”对B2C平台沟通中人际意义构建的影响。在Amazon平台，消费者在负面评论中通过大量的人物指称，如指示自身的“I”和泛指的“you”形成该平台信誉评价系统中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分享和互动。另外，我们在淘宝网样本中发现，买卖双方在负面信息沟通时，对表示敌对冲突关系的人物指称的使用呈现正相关性。由此，与eBay网和Amazon平台相比，淘宝网和天猫商城的电商企业更倾向于通过人物指称的使用、选择和博弈，构建冲突或缓和的人际关系，并以此作为企业服务补救内容的一部分。 　　二是在态度评价方面。态度资源作为表达买卖双方观点、立场，构建联盟的重要语言资源，在不同的电商平台呈现不同的分布。在eBay网样本中（语料库二和语料库三），买家对在美国注册商家进行负面评论时，投入更多的消极情感、判定和鉴赏资源;而在中国注册的商家在差评回复中使用更多的积极判定资源，以及表示抱歉等缓和冲突，修复关系的情感资源。在Amazon平台，消费者掌握着更多态度资源，电商企业的身份构建更易于受到消费者负面在线评论的影响;在天猫商城，电商企业掌握着更多以态度资源为表征的语言资源，消费者对产品的诉求呈现同质性，因此，商家更易于实现服务补救，修复与买家的关系，并重构企业身份。 　　三是在能力方面。在网络商品评论时代，应对以消费者差评为表征的服务失误而采取的服务补救能力成为企业身份建构和重构的重要内容。在淘宝网和eBay网，“退换货”成为最有效的服务补救策略之一。我们通过Spearman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在淘宝网，买卖双方的“退换货”使用不具有相关性，而在eBay网，买卖双方的“退换货”使用呈显著相关。在天猫商城和Amazon平台，华为企业采取的主要服务补救策略是促进与消费者的沟通并提供技术支持。我们对商家在负面信息沟通中言语过程类型的使用和分布进行考察，发现Amazon平台的华为企业较少使用表示言语过程类型的及物性过程，体现了其在服务补救过程中较少“发声”，较少“介入”评价，因而负面影响服务补救的成效，不利于华为企业国际化的身份构建。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不同社会文化语境因素给企业对外沟通，特别是涉及负面在线口碑，以及服务补救过程中的沟通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本论文最后提出在负面在线评价下的企业身份构建的管理内涵，以期为完善企业-消费者交互、提高服务补救沟通效率，以及在企业国际化语境下的身份构建提供借鉴。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兼论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改革与发展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际贸易作为国家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于提高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发挥着不可取代的独特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国际贸易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然而需要正视的是，我国外贸大而不强，对外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企业“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我国外经贸的快速增长以及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导致外经贸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出口信用风险，由此对我国对外经贸的健康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进而对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和国民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冲击。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条款项下允许的出口和对外投资促进手段，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在防范风险、补偿损失以及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能够发挥独特功能，对贯彻本国对外经贸战略、保障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动荡下行时期的逆周期调节效应更加明显。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自建立后的近30年里不断发展和完善，并在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支持我国外贸稳定增长、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受到国家日益重视并作为调结构、防风险、保就业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得以广泛运用。但同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业务的快速增长，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面临一些困难，为此，政府积极推动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体制的改革。在改革推进过程中，相关部门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定位及撤并、机构及业务的外部监督管理等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对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作用发挥，相关部门意见分歧较大。理论界和实务领域对该问题也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出口信用保险对外经贸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而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作用不明显，甚至没有作用。 　　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发挥到底如何？未来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是撤销、保留还是强化？如何构建合理、有效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体系、优化和完善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作用？围绕这些热点难点问题，基于功能观视角，本文从理论分析、国际比较、国内实践等多个层面分析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发展演变，力图针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作用提出较为系统、全面的认识和见解，并从理论层面把握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作用的层次结构和实现机制、从实证层面分析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的发挥情况、从制度和政策层面提出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体制完善和功能优化的方向和路径，希望能够为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体系的统筹规划和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本文按照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作用的内在逻辑联系，从以下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第一章，引言。作为文章的开头，主要概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梳理归纳与本文相关的前人文献与研究成果，并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第二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相关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相似或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出口信用风险以及其他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其次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有关理论进行归纳分析和创新扩展，特别是尝试运用理论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等分析出口信用保险问题，最后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属性作了反思。 　　第三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界定。主要结合对现代保险功能的分析及与商业保险的对比，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进行界定，为后续微观机制、宏观效应及实证分析奠定基础。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认识与理解保险功能的三个层次，即从抽象到具体再到表象，并基于此分析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基本功能、核心功能与派生功能。 　　第四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微观机制。在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作用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这些功能作用特别是特有功能的内部传导机制进行分析，这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是如何发挥的，得益于什么因素，发挥得不好应归于哪些因素，进而找出功能作用难以顺利实现的根源所在、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和完善对策。 　　第五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宏观效应。主要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外部效应进行分析，理论层面上主要是运用两国经贸往来的均衡模型进行研究，在实践层面上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中观效应、宏观效应进行分析，并给出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外部效应的研究思路和架构。 　　第六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的国际比较。在对国外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发展模式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选取代表性的英国、美国、韩国、加拿大、法国等若干国家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发展和功能作用发挥及其所需条件和基础等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以归纳出可供借鉴的通行做法和有益经验。 　　第七章，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作用的实证分析。在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演变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运用扩展后的引力模型、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博弈模型等，采用历年来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等相关数据，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对其功能作用的发挥情况作实证研究，并结合对实证结果的分析，提出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发挥中存在的问题和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方面。 　　第八章，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体系的完善与优化。基于功能观的视角，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发展实际，从内部设计和外部保障两个方面，提出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完善与优化的对策措施与制度安排，并结合当前我国对外经贸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尝试给出健全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体系、发挥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的政策建议。 　　第九章，结论与展望。总结提炼全文的研究过程、主要结论及不足之处，并进一步引申观点，对未来可优化完善领域和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GVC格局、ODI逆向技术溢出与制造业升级路径研究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意味着我国开始全面推进制造强国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过程中，传统制造业经由贸易和FDI获取大量的全球化红利，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其规模得到不断壮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玩具、服装等传统产业受此危机冲击大幅缩减，汽车、通信产业等屡屡受制于国外企业，我国政府、企业以及学界强烈意识到制造业升级的必要性。全球经济萎靡不振，加剧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加之国内制造业成本攀升，越来越多的企业谋求奔赴海外投资，国家也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制造业强国战略与“走出去”战略如何协调，引发学术界对于ODI和制造业升级之间的讨论。 　　本文围绕ODI逆向技术溢出与我国产业升级展开探讨，试图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并引入宏微观层面数据，通过以下五方面的工作系统梳理ODI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是对全球价值链理论、国际技术溢出理论以及产业升级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二是对国际和我国ODI发展趋势阶段进行总结，并测度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与参与度;三是构建ODI逆向技术溢出的技术循环传导模型，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进行印证;四是对比制造业不同技术溢出渠道的溢出效应大小，并探讨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产业如何受到国内研发、进口贸易、FDI和ODI技术溢出渠道效应的影响;五是通过选取典型产业，并对其ODI的全球价值链环节分布情况进行归纳，研究不同技术密集度制造产业各具侧重点的升级路径。这五个方面的工作环环相扣，形成本研究的基本框架。 　　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考察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大国地位不匹配。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投资主体、投资产业和投资目的国开始产生变化并呈现不同的特点。从主体上来看，我国的对外投资主体逐步从国有企业向有限责任公司转变，但国有企业的投资规模仍为所有投资主体中最大，且规模逐年大幅上升;从投资产业上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目前仍处于“资源寻求、市场寻求”为导向的阶段，“效率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投资仍然不足;从投资目的国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投资区域由过去的主要投向发展中国家向对发达国家投资增多转变。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投资产业和投资目的国的转变，对于不同视角下ODI逆向技术溢出不同效应的探讨很有必要。 　　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参与度表明我国制造业各细分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均较高，但各个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却高低不一。从发展趋势上来看，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均有所提高，但在金融危机后，上升势头均受到阻碍。本文利用DEA模型测算衡量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Malmquist指数，并根据OECD的分类将制造业的细分产业归类为低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中高技术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通过引入不同类型ODI逆向技术溢出变量，建立灰色关联模型探索中国不同类型ODI与制造业总体和不同技术密集度产业的产业升级关系，印证ODI逆向技术溢出的技术循环传导模型中所推导出不同类型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假设，实证结果较好地支持了理论假设。同时，聚焦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渠道，引入索罗模型并对其进行滞后期修正，构建中国制造业多维技术溢出渠道与制造业产业升级关系的实证模型。基于细分面板数据和分类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制造业国内研发投入与贸易渠道的技术溢出在目前是推进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传统FDI渠道的技术溢出阻碍制造业产业升级，亟需转变吸引外资的方式和结构，ODI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作用远未显现，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鼓励和引导尤为重要。 　　基于中国制造业典型产业的价值链构建以及微观企业ODI数据的价值链环节分布表明，我国低技术和中低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受阻主要是由于缺乏品牌打造，存在对加工贸易的路径依赖;我国中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缓慢主要是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存在对进口关键及核心部件的路径依赖。结合宏观数据模型的相关结论，本文提出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鼓励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对外投资;加大对实体产业对外投资力度，促进投资结构合理化;运用并购手段寻求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利用绿地投资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同技术密集度产业采取不同对外投资策略，实现不同升级路径以及构建国家价值链，利用产业间、区域间合作促进制造业升级的结论。
新一轮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海关监管制度研究

海关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衔接国际、国内公共管理的“国门”，必须全面平衡“把关”和“服务”的关系。尤其是中国进入新一轮改革开放时期。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在新一轮改革开放背景下，如何创新监管理念，以海关为中心，通过部门合作、“海关—商界”合作等方式改进现有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通关模式，不仅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对海关监管理论的创新。 　　本文研究新一轮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我国海关监管制度，论文具体结构如下:第一章梳理文献，研究表明，现有西方海关监管理论更多以经典贸易理论模型和管理学分析方法为基础，理论分析中通常将进出口环节的众多成本为简化为一个统一的“关税”，但现实中虽然海关是口岸管理部门的中心、征收关税也是海关的基本职能，但实际贸易便利化政策效果和通关成本往往很大程度上受到便利化“短板”部门以及部门间协调效果的影响，因此需要建立专门的经济学模型研究;第二章的理论模型表明海关监管效率直接影响出口商对于东道国的选择，海关只有通过与其他口岸部门合作，并且将监管重点从事中货物监管向事前、事后的企业监管转移，加强自身政策透明，才更利于提升本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第三章“纵向”分析了中国海关现有监管制度的沿革、现状及特点，表明现有监管手段更多集中在事中的行政管理;第四章以新一轮改革开放为背景，分析中国海关在十八大之后主要推进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分析政策必要性和实施效果;第五章“横向”对比部分发达国家海关贸易便利化、服务标准化以及服务新业态的改革创新，并且结合中国海关关境保护、监管执法需要探讨其适用性和可行性;第六章在前述文献、理论模型、“纵向”和“横向”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海关监管制度未来进一步完善的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海关监管对于外贸具有直接影响，但是发挥贸易便利化的政策效果需要海关与口岸部门合作，并且应该透明通关程序、加强海关与商业的合作。面对新一轮改革开放需要以及经济新势、贸易新业态，中国海关还需要在现场通关、加工贸易、跨境电商等监管领域进行改革，并且结合“互联网+政务服务”、全供应链服务便利、“一带一路”沿途口岸部门国际合作等领域继续深化改革。
中非贸易投资对非洲产业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

当前，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非经贸合作正在从贸易先行向投资引领方向转型。中非合作也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中非经贸关系对于塑造、促进和引领非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业转型是非洲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的必经之路，在此过程中中非双方互有需要、互有优势、互为机遇。 　　本文在充分借鉴和梳理国内外现有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将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产业转型的理论关系概括为比较优势转换型、技术进步驱动型和政策保护扶持型三种，贸易和吸引外资对东道国产业转型总体发挥促进作用，但贸易为间接作用，其作用效果与东道国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贸易产品结构等因素有关，投资则更多表现为直接促进作用。其次，在从产业转型视角综合分析中非贸易投资的历史演进以及非洲实现产业转型内生动力的基础上，从人力资本培育、产业集群和产业高度化三个方面提出中非贸易投资对非洲产业转型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剖析世界经济格局从“中心-外围”结构向“双循环”结构转变的背景下产业转移趋势发生的变化，总结新形势对南南合作各参与方的新要求。最后，以南非为例，结合甘肃白银有色集团、海信南非工业园、华为南非公司在南项目情况分析总结经验做法，并以非洲20个国家2003年至2015年面板数据为依据，运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结合豪斯曼检验对中非贸易投资和美非贸易投资与非洲产业转型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对比研究，对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效果进行比较，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贸易投资对非洲产业转型的作用机理和作用路径，并得出以下结论: 　　一、短期内贸易制约非洲产业转型，投资对非洲产业转型具有促进作用。中国对非投资兼具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特点，其主要作用渠道包括通过技术转移培育当地人力资本，通过搭建工业园区等平台帮助当地实现产业集群和规模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对非洲产业转型意义重大，其对产业转型的拉动作用甚至大于对非投资，因此帮助非洲发展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应是中非合作的关键着力点。计量结果显示中非贸易对非洲产业转型的影响是负向的，主要原因在于非洲推动产业转型内生动力和消化吸收技术能力明显不足，双方贸易产品结构相对固化，非洲难以通过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转型。 　　二、南南合作效果优于南北合作，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南南合作中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中非贸易投资与非洲产业转型的相关性比较显著，但美非贸易投资与非洲产业转型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在世界经济格局向“双循环”结构过渡和产业转移方向发生转变的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推进南南合作方面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些国家在向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的过程中，应通过自主创新促进本国产业继续实现高度化发展，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等现象;其它发展中国家政府应为承接产业转移、推进产业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从中国角度看，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做到“一国一策”;二是注重投资引领，创新合作模式;三是强调“授人以渔”，推广合作经验。从非洲角度看，一是加大引资力度，优化贸易结构;二是推进一体化建设，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三是完善制度体系，提高政府治理水平。
中国PPP市场对外开放研究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作为公共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近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推广，有效促进了各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国际PPP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贸易投资一体化、自由化等制度安排和规则推动了区域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使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成为趋势。在这一背景下，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已经难以满足城镇化提速所带来的巨大需求，中国政府逐步通过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等管理制度，为外商投资中国市场创造良好条件的同时，也通过PPP模式引入民间资本，激发市场活力。然而，PPP并不是提供项目融资和推进项目顺利完成的灵丹妙药，其原因在于通过PPP模式提供公共服务时，私人投资者将收取额外费用，而以往通过传统采购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免费的。PPP项目通常要求参加方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能力、较强的资金实力，同时项目交易协商耗时也较多，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为项目的每一参加方都带来可观的回报。因此，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PPP项目中，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参与度仍然较低。鉴于国内外经济环境出现明显变化，中国PPP市场逐步进入全面转型期，因而需要以开放视角研究中国PPP市场发展。 　　与中国对外开放历程一样，PPP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应选择适合国情的PPP市场开放模式。中国PPP市场在制度建设、市场主体竞争力、市场准入等方面与其他国家PPP市场存在一定差距。由于中国PPP市场发展时间较短且存在诸多问题，PPP市场的进一步完善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应慎重选择PPP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实施策略。根据典型国家PPP市场开放经验、中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贸易投资谈判进程，以及国民经济和PPP市场发展情况，本文认为中国PPP市场应采用分阶段、渐进式的对外开放模式，并在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础上，为PPP市场主体在部分领域融入国际竞争环境争取过渡期，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文总结了PPP市场开放的相关理论基础，对外资参与PPP市场进行了博弈分析，并对PPP市场对外开放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研究。从全球视角分析了中国PPP市场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影响PPP市场对外开放的因素，在梳理和研究国际PPP市场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影响PPP市场对外开放进程的国际规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探讨了国际规制和相关开放战略与PPP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内在关联性，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对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PPP市场发展及开放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从而选取适合中国国情的PPP市场开放模式和实施策略，并就中国PPP市场扩大对外开放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和加拿大税务筹划研究

全球一体化发展至今，中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企业纷纷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而进行海外投资必然会涉及到的就是资金的筹措，其中牵涉诸多税务问题，提前进行海外融资的税务筹划并规避风险是每个走出去的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美国与加拿大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投资目的地。建立税务效率较高的投资架构，降低公司海外投资项目在运营和利润分配环节所需缴纳的海外所得税以及中国所得税，改善项目的现金流状况，提高净现值和回报率，成为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本文采用案例分析形式，首先分析了近几年中国对北美洲的总体投资情况，然后介绍了海外税务筹划基本理论和美国及加拿大的相关税务规定，基于上述的分析和介绍对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和加拿大的税务筹划进行探讨，并得出结论:海外投资税务筹划要善于运用税收协定网络，但也要防止滥用以规避风险;较好的控股架构设计，能有效降低甚至免除股息预提税;较好的债权融资架构设计，不仅能够降低项目国所得税，还能降低或免除利息预提税。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经济形式复杂多变，各国的税务制度也在不断进行相应的调整，同时，企业自身的情况千差万别。中国企业投资北美洲的税务筹划也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和变通，使税务筹划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助力，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投资北美洲。
私募股权投资策略分析——以信中利为例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渐提升，中国经济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和发展，现在的中国，面临的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与改革。2014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各地纷纷掀起创新创业的热潮，进入“十三五规划”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扶持高新技术等产业的发展，同时，将创新创业写入国家战略。2013年起，新三板扩容全国，并在2015年与2016年实现了挂牌数量的飞速提升，截至2016年底，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0163家。但是，新三板挂牌难度相对较低，导致了其中企业的鱼龙混杂，监管层对新三板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加强监管和提高其流动性。2016年第四季度开始，IPO审核开始提速，证监会为了注册制的到来开始疏解IPO的“堰塞湖”。以上的社会经济背景，都为国内PE机构的投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国内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现在无论是筹资规模还是投资规模都稳步攀升，达到了历史最高。纵观国内PE投资的特点，新三板成为其主要退出渠道、海外投资热度提高，有着明显的行业和地区聚集性。但是，在“全民PE”的背后，存在着投后管理不到位、跟风现象严重等问题。 　　信中利作为近年来炙手可热的PE投资机构，积极布局高端时尚、医疗健康、高新技术等行业，并设立美元基金来更好地为中概股和引进海外优质企业服务，成为业内的标兵。信中利成功的投资策略有着很强的分析价值，也对于其他PE机构有一定的学习意义。 　　最后，本文根据之前对于社会经济环境、行业内现状以及典型案例信中利的研究，得出研究结论，并针对存在的问题给出建议，对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投资策略的选择，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价值链评价——以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的“走出去”、“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国际工程承包活动越来越频繁，但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国内外企业为获取更多的竞争优势，逐渐开始对企业价值链进行深入探讨。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经营模式使得价值链体系与传统制造业的有所区别，企业若寻求在管理方面有所突破，则需要先理清整个公司的价值链，明确价值链各环节对企业整体价值链的重要程度，才能有针对的进行战略化管理。 　　本文在价值链理论基础上，通过对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价值链研究分析，结合层次分析法的优势，以层次分析法来构建对外工程承包企业价值链评价的指标体系，并确定各指标的影响程度。首先依据层次分析法的原理构建出了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评价指标，然后在指标确定原则的规范下，将评价指标进行修正，最终确定7个一级指标，30个二级指标。 　　最后，以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为例定量化价值链各环节相应的权重，决策者可以根据指标的权重次序，对企业价值链的资源配置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和优化。以此为企业打造国际领先水平提供一些建议，同时为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价值链评价提供示范。
国家文化距离与中国海外投资关系的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逐渐雄厚起来，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对外投资金额迅猛增长。国家间文化距离一直是跨文化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本文试图通过量化的分析方法找到中国对外投资与国家文化距离的关系。本文通过纳入三类文化距离（集体主义、阶级性、信任度）、经济总量、双边贸易金额、地理距离以及法律因素的中国对外投资引力模型，以中国对19个国家和地区从2010年至2014年间的投资金额为研究对象，最终找到对投资金额有显著作用的因素，并研究除文化距离以外的因素对中国对外投资与国家文化距离关系的影响。与之前研究的假设不同，本文认为两国之间文化距离是不对称的，即两国间文化距离与投资的方向相关。另外，为保证数据准确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对于文化距离的衡量选用最新的World Value Survey调查结果，并未采用Hofstede的文化距离数据库。 　　研究发现，信任度的国家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投资构成显著影响，信任度越高的国家越容易得到中国的投资;地理距离、双边贸易对中国对外投资也构成显著影响，与中国贸易金额越大的国家越容易收到中国的投资，但与之前研究结果不同，地理距离越大的国家反而越容易得到中国的投资。国家经济总量和阶级性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一般显著。集体主义和法律因素对中国对外投资不构成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GDP越大的国家，三类文化距离与中国对外投资关系越显著;而地理距离越大的国家，阶级性文化距离与中国对外投资关系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