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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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背景下安徽省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在需求侧改革刺激经济发展的多年后，经济增速开始放缓，表面上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实际上是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脱节造成的“供给失灵”。长期存在结构、技术、效率三大供给侧问题凸显，使得当前经济转型升级面临更大的挑战。安徽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内陆节点，具有以“制造大省”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及良好的基础设施，力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眼经济长期持续发展。2016年5月16日《安徽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要求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为经济持续增长培育新动力、打造新引擎。因此，本文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以研究供给侧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逻辑为目的，明确供给侧改革是为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倒逼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平稳的增长。首先分析安徽省近年来的产业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着一产人均收入低且劳动力素质差，二产以重工业为主、技术集约化低，三产资金投资低、发展缓慢等问题。进而结合供给侧改革的去产能、降成本、去杠杆、去库存及补短板五大任务对安徽省产业转型升级的现状进行分析，表现为资源性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工业产成品库存逐年增加，工业成本高居不下，产品出厂价格下降，金融行业发展落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科技含量低等方面。其次，通过计算产业发展超前系数、Lilien指数研究了安徽产业转型升级方向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同时横向比较了安徽省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别。最后，分别从理论和实证分析两个研究角度出发，利用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6-2015年十年面板数据，从去产能、降成本、去杠杆、去库存及补短板五个方面实证分析了供给侧改革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明确了产业转型升级能促进安徽省经济增长，并从供给侧这五个方面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寄期对安徽省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研究——以中柬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

就国际环境而言:一方面，近年来世贸组织在多边谈判的过程中一直受阻，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政策越来越多，我国传统的出口贸易面临巨大考验;另一方面，数目繁多的国际投资协定不能快速有效的应对制造业成本和复杂多样的海外投资环境，因此我国急需寻求发展出口贸易的其他方式。 　　就国内环境而言:首先，我国通过“走出去”战略来鼓励企业对海外投资，鼓励我国优势企业走出国门，开展跨境贸易活动，并对到境外进行投资的企业提供多种政策优惠。其次，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境外经贸合作区被商务部视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承接点，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起着排头兵的重要作用。因此，建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投资具有深远的影响。 　　柬埔寨是东南亚国家，同时也是东盟成员国之一，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国家。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首批通过商务部、财政部考核确认的八大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该特区的建立与快速发展为中国对其他东南亚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提供经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东道国的发展，实现双赢。 　　国内外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概念、目的、重要性、发展阶段、类型及中国在非洲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单个方面，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而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建立时间较晚，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较少，对于西港特区的研究多出现在报纸或者专题视频中，多为记者对当地管理人员以及民众的采访，缺乏系统的概括。 　　在该背景下，本文利用国际贸易理论、“一带一路”及新地缘政治理论、关税同盟理论、“走出去”战略及南南合作理论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历程、现状等进行分析，根据CNKI、万方、维普、中国驻柬埔寨参赞处、柬埔寨驻中国参赞处、世界银行、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官网、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官网等网站的数据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进行研究，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动力机制、建设流程以及效益等。同时对中柬之间的贸易投资和西港特区的发展历程、现状进行分析，得出西港特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分别从柬埔寨、中国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建设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新的投资机遇，为中国经济发展融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自2006年以来，在国家政策引导扶持下，境外经贸合作区取得较大进展，不仅推动了中国“走出去”战略的贯彻执行，也为中国企业在境外集群式投资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非洲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对中国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加之当前非洲国家正在积极进行工业化建设，而中国也需要进行产业机构调整与升级，我国实施境外经贸区的建设符合双方的利益需求，在此背景下，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对非投资与对非贸易现状，并梳理了近年来中国对非投资的几种主要模式，在此数据基础上，分别从建设背景、运作模式与机制、发展现状、建设意义等方面对中非经贸合作区进行了综合研究，并以莱基自由贸易区为例，分析了其建立背景、发展规划，探讨了其发展优势与面临的挑战，最后从政府与企业两方面对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在政府方面，第一，应加强合作区的宏观指导与规划;第二，加强与东道国政府互利友好的合作机制;第三，加大合作区的支持力度，推动国内园区类企业走出去;第四，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在企业层面，第一，企业做好调研与可行性研究工作;第二，加强对跨国人才的培养，建立人才交流机制。第三，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实现本地化经营;第四，中国企业要建立经贸合作区的风险预警机制。
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汉武帝研究

汉武帝于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即帝位，至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去世，在位共五十四年零一个月，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其在位期间“内修法度，外攘夷狄”，在继承“文景”遗产的基础上，使西汉达于鼎盛，开创了彪炳史册的汉武盛世。然而其开创汉武盛世的代价是极大的。“外攘夷狄”连年征伐，不仅使汉朝财力匮乏，人民生活困苦，也给周边民族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其功过是非，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从其去世到现在二千多年以来一直深受人们的关注。 　　笔者以专题的形式，分别梳理了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大陆学者对汉武帝研究在内政方面、民族政策方面、汉武帝的晚年及汉武帝的总体评价等方面的成果。通过梳理，笔者认为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的汉武帝研究有着明显的时代特点。首先表现为研究成果的数量丰富、观点多元;其次，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的汉武帝研究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产生这些时代特点的原因是多元，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史学思想;其二，史学方法的更新与多元;其三，史料范围的不断扩大;其四，史学评论的发展与完善;其五，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与学术团体的健全与发展;其六，时代发展的特点也深深地影响着史学发展的特点。 　　最后，笔者认为要使汉武帝研究健康的发展，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仍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必须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史学思想，着力提高史学工作者的学术道德与学术操守。其次，要不断扩大史料运用的范围，更加注重考古史料、实物史料等新型史料的开发与运用。再次，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使汉武帝研究“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最后，要进一步规范史学评论机制，使史学工作者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客观的指出彼此研究之间存在的进步与不足。
MBS自贸区保税物流园区规划发展研究

随着全球格局的变迁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将会是我国经济未来十年发展的重点和核心，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会随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而物流业作为权衡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产业之一，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因此，境外自贸区保税物流园区将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基点，而MBS自贸区保税物流园区作为首个中K两国合作的大型项目，是实现国内产业产能转移、密切我国与东非共同体贸易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进程、提升我国物流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跳板，同时企业集群出海，通过协同效应分散风险，是一种多赢的模式。 　　MBS自贸区保税物流园区作为国家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落地的支撑和抓手，其规划建设及有效运营将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旨在运用科学系统的方法论对其进行良好的内部规划布局，形成一套可推广、可复制的境外保税物流园区发展模式，以期为我国境外园区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和更高层次不断发展提供支持和借鉴，同时为中国企业未来的业务拓展和全球化的战略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首先，本文通过综合运用灰色预测法、数据建模法对MBS港的物流需求量进行了科学的预测，并以此为基础得出园区各功能区的面积;其次，采用改进后的SLP法对园区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一方面改进是将外部交通因素作为园区内部的一个虚拟功能区考虑在内，以实现园区内外部的合理衔接和高效运行。另一方面运用图形构建法这种启发式方法，结合功能区之间的综合相互关系，得到园区最终合理的布局方案。最后，基于园区的布局，提出了后期MBS自贸区保税物流园区的发展建议，以期为后期相似园区的布局规划提供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研究

随着对外经济交流的增多，构建一套稳定高效的投资准入规则逐渐成为国际共识，而负面清单作为其中的核心内容，代表了未来的外资管理趋势。一方面，历时八年的中美BIT谈判于2015年初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主要内容的实质性阶段;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改革红利有待继续释放，四大自由贸易区需要继续完善。因此，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应对国际投资自由化、构建中国特色外资管理模式的重要工具，也是我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必经之路。 　　本文以天津自贸区为样本，从以下三个部分对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主要是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概述，包括其概念、源起、发展，法理依据以及特点。并且阐述了该制度对天津自贸区乃至全国的重要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天津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现状与不足，主要包括缺乏法律支撑，清单本身质量问题以及相关的权力、职责不明确等内容。 　　第三部分结合国外先进经验以及教训，对天津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议和措施。首先，全面修订外资管理法律法规，使负面清单的推行于法有据;其次，提升负面清单的质量，提高明确性和稳定性，使其符合国际通行规则;最后保留负面清单的修改权、解释权，转变政府管理方式，明确事中事后监管职责。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贸易基础研究

“一带一路”是一项造福于人民的伟大战略。其不仅可以很好地对接沿线各国的发展战略以及项目，促进彼此之间的贸易、投资、各国国内的消费以及沿线各国的情感与人文交流，还能为沿线参与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创业需求，现实意义重大。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推出的六大经济走廊当中，中蒙俄经济走廊首先开建，这对今后中蒙俄三国的合作乃至整个欧亚地区的合作具有重要的带动与促进作用。推动中蒙俄三国之间的经贸发展以及进一步的深度合作将会是三国今后共同努力的方向，探究分析三国贸易现状和影响因素将会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奠定基础。本研究首先对“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框架思路以及合作目标进行概述，并详细阐述了中蒙俄经济走廊提出的背景、目标、当前进度以及其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接着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等多角度来对比分析中蒙俄三国的贸易发展现状，并利用贸易指数从产业间和产业内角度指出中蒙俄三国各自的产业优势、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然后利用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三国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对三国的贸易发展潜力做出预测。最后充分结合中蒙俄三国的贸易指数分析结论和实证数据分析结果，提出有针对性且切实可行的建议。本研究认为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应该注重以下几点进行布局，比如产业合作领域及合作方式、政治互信、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同时中蒙俄三方应积极克服在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充分挖掘并发挥三国的贸易合作潜力，注重处理多方利益分配，尊重并维护各国主权，实现各国的共同稳定、发展和繁荣。
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首次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3日又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者合称“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传承古代丝绸之路“兼容并包，开放交流”思维精华的基础上，为全球互助合作、互利共赢而做出的巨大举措，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走廊，旨在通过加深贸易往来、加大投资、搭建合作平台实现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共同发展。当前，中国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扩大对外合作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对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重要作用。此外，由于中国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各区域发展不平衡，“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让发展较好的沿海地区将其过剩产能向中西部地区乃至国际市场转移，从而优化国内产业结构，缩小各区域发展差距。 　　对外贸易是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战略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介绍了对外贸易的相关理论，并通过相关理论的分析总结出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可能因素，主要包括就业人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自然资源利用率、技术投入等，此外考虑到第二产业的发展水平和汇率对贸易的影响，也将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和人民币汇率纳入模型。全文内容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该部分主要介绍本文选题背景、研究意义，以及相关国内外文献综述等等。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同“一带一路”贸易沿线国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研究的理论基础，为本文实证分析部分做好理论铺垫。第三部分分析了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的贸易发展现状。第四部分为实证研究部分，该部分介绍了本文使用数据的来源，相关变量的选择，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最后提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时至今日，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日益凸显，改革的进程也到了新的阶段。在对外直接投资上，我国对外投资额从最初的几十亿美元到2015年的一千多亿美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也在为积极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而努力，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点和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进入到21世纪，一些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潜力而经济迅猛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开始走上世界舞台，也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投资的新热点。我国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普遍拥有较为密切的往来，经贸合作形式也越来越多样，除了大型国有企业，很多中小民营企业也开始到这些国家投资建厂，投资模式越来越多样，投资增速也越来越快，如今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投资的重要对象。我国在新兴市场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仅为我国国内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获取企业利润提供了途径，也为东道国带来了资金、技术以及就业岗位等资源。 　　本文首先介绍了关于文章主题的相关参考文献，归纳总结了相关理论研究,分析了我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随后在实证部分，选取了2005-2014年16个新兴市场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从经贸合作、政府行为等多个方面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人力资源、市场规模、贸易水平、金融环境以及经济自由度等相关因素的关系为正相关，与东道国基础设施因素的关系也为正相关，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最后，根据这些实证结果,为我国跨国公司今后投资新兴市场国家乃至其他国家，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战略对接对崛起国家海权发展成败的影响研究

本文的研究主题来源于现实情况与历史问题相结合所导致的困惑。一方面，当下中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积极构建与一些重要国家的战略对接关系，同时作为崛起大国，中国的海权事业也在蓬勃发展，那么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对外构建战略对接的行为对海权领域的发展会起到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另一方面，为什么在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德国作为崛起国家都在发展海权，且这种行为都挑战了英国的海洋霸主地位，但是最终美国胜利了而德国却失败了？基于上述困惑，并结合当下时事，本文采用了一个新的角度，即从战略对接的视角来研究海权。因此，本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间构建的战略对接如何影响崛起国家海权发展成败？并进一步提出了本文的核心假设:不同战略对接的选择会通过系统能量传送力影响崛起国家海权发展成败。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建立战略对接的两国作为国际系统之下的子系统，会在系统能量传送力的作用下对其中一国内部某一具体领域的发展产生影响。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及验证研究假设，本文采用了诠释法、模型分析法和案例法。基本思路是将国家间建立的战略对接关系视为国际系统之下的“子系统”，它具有系统的属性和功能，由两个国家构成，但真正起推动作用的是国家内部的各个发展领域。在本文中，国家被定义为一级单元，国内的发展领域被定义为二级单元。本文研究的重点就是子系统与二级单元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系统能量传送力”，它是连接子系统到二级单元之间的重要纽带，是能量在系统内进行转移和传送的重要机制，它发挥作用需要依托供需关系的平衡、战略对接模式、战略对接国和战略对接领域的选择。有了这一机制，就能够解释“子系统”是如何对二级单元的发展施加影响，从而为战略对接对海权的影响提供解释力。接下来，本文采用了案例验证的方法，使用美国和德国海权发展成败这一正一反两个案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为了使两个案例具有统一性，案例的时间范围都控制在自1890年至1945年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段内。 　　在经过两个历史案例验证后，本文又以系统理论为指导，对案例验证得出的基本结论进行理论上的提炼和升华，进而得出四点结论:第一，战略对接建立与维持的基本原则是两国供需关系的平衡;第二，战略对接对海权的影响取决于对接模式、对接国和对接领域的选择;第三，系统能量传送力是战略对接得以跨层次影响海权发展的关键机制;第四，国家间体系与国家内部发展领域之间存在双向建构关系。根据以上四点结论，本文给出的政策建议是:首先，中国在进行战略对按时必须要仔细权衡本国的战略需求程度和战略供给能力，避免“供需失衡”情况的出现;其次，中国在构建战略对接时要基于本国海权等重点发展领域的需求，对战略对接模式、战略对接国和战略对接领域进行慎重的选择;最后，国家应尽量建立海权领域的直接战略对接，如果在其他领域进行对接，也应通过合理的规划与调整，使在非海权领域的战略对接能够起到反哺海权的作用。最终实现战略对接与海权领域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跨文化视角下中国文化纪录片的口译与对外传播——央视纪录片《孔府档案》口译实践报告

伴随着中国步入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央的脚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也在逐渐加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录者，文化纪录片在传播中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央视文化纪录片《孔府档案》讲述了孔府从鼎盛到衰落的历史，展现了延续千年的中国最大贵族家庭的真实面貌，体现了中国历代尊崇孔子、优礼圣裔的本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符合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需求。 　　口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媒介，是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和移植的纽带。纪录片口译旨在帮助目的语受众更好地了解纪录片的丰富内容，是增进国与国之间互相了解、实现中国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的良好途径。 　　鉴于此，本论文基于央视纪录片《孔府档案》第一集《新朝旧例》的交替传译任务，在跨文化视角下，分析口译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和疑点，并从字词和句子层面归纳所采用的口译策略。在词汇方面，该纪录片运用大量古代术语、四字成语、文言用语等文化负载词和近义词，在句子方面，句式灵活多样，难点主要涉及文言语句、长难句、口语化表达等。本论文旨在初步探索纪录片尤其是具有推介中国文化性质的纪录片的口译及对外传播，以期为今后的口译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指导，从而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释意理论视角下的汉语习语口译策略分析——以2014-2016年外交部长王毅答记者问为例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飞速发展，我们同国际社会的交流也日益密切。口译，作为一项重要的跨文化交流的方式，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会议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习语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精华，在会议口译中引用习语能较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习语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内涵，因而被公认为口译中的最大难点。本文选取2014-2016三年的外交部长答记者问的口译样本作为此次研究材料，在释意理论的指导下，分析口译样本中译者所采用的主要翻译策略。 　　本文拟分为五个章节，分别是总体介绍、习语口译的难点、释意理论介绍、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及总结。 　　第一章简要介绍记者招待会和口译;第二章阐述习语的定义及特点，并指出记者招待会口译中汉语习语英译的主要难点;第三章主要描述释意理论发展过程及其核心思想;第四章从释意理论的角度，讨论并分析口译样本采用的口译策略，主要包括信息补充、解释信息、句式转换、精简信息、词性转换以及意象保留等策略;第五章总结主要发现，提出相应启示，以及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和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
两汉时期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经略研究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岭南[1]地区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转折时期。而地处岭南南部边境即今越南中、北部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则在当时不仅被纳入到汉代中央集权的统治范围，亦是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相互沟通的重要枢纽和桥梁，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即就两汉时期中央对该地区的经略管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社会发展，以及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等作尽可能具体的探讨，以期对该地区的发展脉络和封建化的进程，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交趾等三郡地区，虽然正式纳入到中央集权的范畴之内始于秦汉时期，但与华夏中原的交往交流却由来已久，是华夏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秦始皇时灭掉六国，天下统一，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岭南地区在历经大规模的军事征伐后，同样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范畴之内，但因秦国祚短促，中原大乱，岭南地区进入南越国赵佗的自治阶段。及至汉初，南越国与西汉中央政权的关系时合时离，仍未正式纳入到郡县制的体系内。因此，本文首先对这段历史作了回顾，并对南越国的文治武功作了尽可能深入的探讨。 　　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实质性变化，开始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是年，武帝勘定岭南，统一南越，并相继在岭南设置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接着置交趾刺史部监察此地。从此，岭南地区全部纳入到郡县制的体系，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正式确立下来。西汉后期，地处今海南岛的朱崖、儋耳二郡因故放弃，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西汉末也进入地方官员保境安民的状态，总体而论，变化不大。对于这段历史，本文着重探讨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经略，包括海陆交通的开发，地方官员对州郡的治理，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等方面内容。西汉中后期，交趾刺史的“不渡涨海”、州郡主要官员不常置以及尚未建立起“赋役”制度等，反映出中央政权对该地区的行政管理仍呈较为松散的状态，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和限制。但交通的开发、郡县的设置和移民的增加等，则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等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两汉之际，新莽篡汉，中原大乱，社会动荡，而交趾三郡却因交趾刺史、交趾太守锡光的保境安民和九真太守任延等励精图治，呈现出大治的景象。虽然建武中期交趾地区出现了反对赋役沉重剥削的“二征起义”但终被东汉政府镇压，且因政府政策的及时调整，此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该地区一直保持着稳步发展的势头。顺帝至灵帝时，东汉王朝逐渐腐朽，交趾三郡也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民乱、兵变纷扰不断，影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东汉末年士燮家族近半个世纪的保境安民，使交趾等三郡再次免于兵燹战乱，呈现出不同内地的相对稳定政局，使该地区仍能在天下大乱的境况中得以发展。此外，东汉时期中央集权制的加强，交州刺史和三郡官吏的持续性设置，更严密的行政管理，赋税制度的确立，法制建设的提升，以及人口的大量南移等，都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通过上述具体探讨，本文在第四部分作了全面的历史分析。认为地处中国南疆的交趾等三郡，早在秦汉时期已经逐步纳入到中央政权的郡县体系之内，并随着行政管理的不断加强，交通的开发，人口的南迁，封建制度的确立，使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快发展，从而大大推进了该地区与中原内地的一体化进程，逐步完成了封建化[1]的进程。同时，鉴于交趾等三郡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该地区已成为沟通中原与南亚、东南亚诸国的重要桥梁，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但从两汉对交趾等三郡的经略来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从交趾等三郡的发展历程来看，曾出现过三次快速发展时期，即秦汉之际的赵氏南越国统治时期，两汉之际地方官员锡光等保境安民时期，东汉末年士燮家族的统治时期。这三个时期，都是中原大乱即秦汉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而在此情况下，交趾等三郡每每能够躲过战乱并取得发展，出现了不同于内地的大治景象。反观秦汉长期统一的历史时期，其三郡的发展却不明显。究其原因，与两汉政权对该地区的经略不力密切相关。如西汉初年对交趾等地实行的禁入政策（铁器、马牛等），西汉中后期的刺史监察“不过涨海”、州牧郡守不常设置，以及放弃朱崖、儋耳二郡的收缩政策，民无赋役政策等，都反映出对该地区经管的松弛和无序。东汉初年，交趾太守苏定等对该地区重赋盘剥，加上严酷的“越律”限制，成为“二征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顺帝以后政治腐败，对该地区的经济剥削不断加重。地方官员贪残成风，交趾等三郡民乱兵变此起彼伏，都影响到该地区的发展。 　　因此，我们对汉代交趾等三郡的发展变化的研究，一方面要认识到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其封建化的进程，都与中央政府的直接经略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存在的一些问题，看到在特殊历史时期地方循吏在“保境安民”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对地方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作用。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葛浩文谚语翻译研究

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关译者葛浩文和乡土文学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而谚语作为中国乡土文学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乡土文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莫言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谚语，其译者葛浩文的翻译行为和翻译模式可为乡土语言翻译尤其是谚语翻译提供一种范例，本研究通过自建的葛译莫言10本小说“乡土语言”翻译语料库，在周领顺教授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指导下，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不同维度对葛浩文翻译和葛浩文翻译行为展开了全面而客观的研究，对其翻译行为进行合理度分析，希望籍此为谚语翻译研究提供新的批评视角，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方法论依据。 　　通过分析，本文发现:首先，莫言十部小说中共有132句谚语，这些谚语韵律优美、节奏鲜明、结构紧凑、修辞方法多样。其次作为语言人，葛浩文并没有意识到莫言作品中的语言风格，在翻译时选择使用较正式的语言代替原文中具有民族特色的谚语，或者用较口语的翻译代替原文中较正式的语言;在句法结构和修辞方面，尽管葛浩文没有做到与原文的一一对应，但是创造性的翻译给译文增添了色彩;面对原文中的感叹号和问号等标点符号，葛浩文只翻译出了部分标点，削弱了人物语气;对待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谚语时，葛浩文审时度势，采用直译、意译、直译加意译以及省译的翻译方法。作为社会人，葛浩文的翻译行为受到了原文作者、原文内容、出版商和编辑、读者、译者本身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影响。原文语言是否够土，能否可以翻译，内容是否吸引他直接影响了葛浩文对原文的选择;莫言对葛浩文十分信任，给了葛浩文修改原文的权利;考虑到读者阅读习惯和市场因素，出版社和编辑常常建议葛浩文或者自行对译文进行删减;早期的学习经历成就了葛浩文深厚的汉语语言功底，使葛浩文可以充分理解原文的内容;尽管葛浩文强调忠实是其第一翻译原则，但是为了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接受其译本，常常对译文进行修改和删减。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问题及框架结构;第二章为文献回顾，首先回顾介绍了有关谚语的国内外研究;其次介绍了有关葛浩文翻译的国内外研究;第三章是理论基础，介绍了周领顺教授的译者行为批评相关理论，“求真”、“务实”及其辩证关系以及翻译内和翻译外等相关理论;第四章和第五章是主体部分，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不同维度对葛浩文译本及其翻译行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第六章为结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主要发现、研究不足以及对未来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启示。
河南省黄泛区实业集团融资问题与对策研究

为了确保农业企业的效益，提高农民的收入，实现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收，以规模化生产为主要方式来发展健康的、可持续的现代化农业是一产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农企抗风险的能力较差，经济不确定性较强，只有少数农企在经营中不会面临融资缺乏的尴尬局面。如何有效解决农企融资困难的问题，从而帮助农企实现长期发展，已变为学术和企业研究者都关注的热门对象。 　　本文对农业企业融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并总结概括了相关融资理论。论文以黄泛区实业集团为典型案例，对集团的经营概况、融资现状进行分析。从集团内源融资能力较弱;偿债能力弱于行业平均水平，融资规模受限;融资渠道单一;缺乏抵押担保物;融资风险防控压力大五个方面，揭示黄泛区实业集团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破解融资难题，集团应该从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实施“互联网+”工程、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等方面入手，全面加强企业自身建设，提高企业盈利水平，最终提升内源融资能力;集团应该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包括疏通直接融资渠道，尝试应收账款融资、金融租赁等融资方式;集团应该深化体制改革，整合可用于抵押担保的有效资产，加强沟通协调，进一步夯实银行融资渠道基础，同时提高风险意识，有效防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