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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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业务流程再造理论的隶属海关功能化改造研究——以南宁关区隶属海关为例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重要战略转型期，“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一带一路”、“互联网+”、“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诸多新思维、新理念正在推动实施。与之相对应，海关总署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业务改革，“两大中心、三项制度”等主题改革项目随之确立。广西作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重要枢纽和门户的位置日趋凸显，面向东盟、辐射大西南、衔接粤港澳，为广西对外贸易发展带来重大机遇。作为海关监管一线的隶属海关，有必要积极作为，顺应国际物流“线性”监管的需要，因地制宜对隶属海关进行功能上的差别化分类定位，构建执行层优势互补、错位分工、互有侧重、顺势协同的监管格局，提升执行层整体监管效能，促进我国外贸向更高层次发展。 　　本文结合通关一体化背景下南宁关区隶属海关功能现状分析，对南宁关区隶属海关机构设置、实际运作及功能定位情况进行简要介绍，深刻剖析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就功能化改造的必要性和基础条件展开论述。根据业务流程再造理论再造策划、重新设计流程、流程规范化以及再造实施四大步骤，对隶属海关功能化改造路径进行描述。首先，结合各隶属海关地理位置、业务特点等情况对隶属海关功能定位进行构想，如口岸型、属地型以及综合型海关相关功能等;其次，以客户为导向，以强化监管、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为目标，基于流程再造理论对企业申报流程、税收征管流程、风险防控流程以及后续监管流程进行重新设计;第三，重新设计人事及组织结构，分析隶属海关功能化改造过程中容易遇到的系列问题，提出功能化改造的保障措施。最后，提出新旧流程切换的实施方法和注意事项，评估业务流程成效，不断修正、完善新流程。
A无缝钢管公司的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

随着全球产业的转型升级，钢铁行业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极大变革，国际知名无缝钢管企业先后通过跨国兼并和业务重组来优化调整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以继续提高行业竞争力直至形成产业垄断。A公司作为国内无缝钢管重点生产企业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为了规避贸易壁垒，拓展国际市场，也开始了自己的国际化进程。 　　本文以战略管理相关理论为依据，通过分析A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经营环境，研究并提出了适合该公司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本文首先用PEST分析法分析了A公司面临的宏观环境，详细阐述了贸易壁垒、市场垄断、环保制约、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压力等宏观环境特点;其次通过波特五力模型对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进行了分析，使企业清楚来自现有及潜在竞争者的威胁;然后使用SWOT分析法，对A公司实行跨国经营的优势、劣势、机遇以及威胁进行了SWOT矩阵分析;最后，结合A公司内外部环境分析的结果，制定出了公司的国际化发展目标，即利用现有设备、技术和资金等条件开发新的市场，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钢管企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A公司应当实施横向扩张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和以低成本及细分市场为主的竞争战略。文章同时还从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内部控制、项目管理、品牌建设及营销网络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实施国际化战略所必需的保障措施。 　　本文既可作为我国无缝钢管企业在跨国经营战略研究方面的一个有益补充，同时也可为我国其他大企业实施中央“十三五”期间“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以中日两国为例

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2014年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投资输出超过输入的“新常态”，中国经济正经历着从“世界投资中国”到“中国投资世界”的战略性结构转型。而日本作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长期对外投资大国，毫无疑问将会在众多海外市场与中国进行直接的竞争。因此，对日本企业投资行为与投资偏好的研究对我国资本“走出去”的进程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纷纷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刺激本国经济复苏，这些措施在阻止经济衰退的同时也增强了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宏观经济波动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对不确定性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2016年，英国脱欧以及美国大选等黑天鹅事件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及企业冲击的相关研究变得迫在眉睫。我国由于为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经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而日本多年来处于经济低迷状态，安倍内阁上台后提出了许多政策以刺激经济恢复。安倍经济由三大利箭构成:胆大的金融政策（通货再膨胀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2012年度补充预算案和提高消费税政策)和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能源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将会给日本企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透过中日两国上市公司来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本文以2011-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日本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企业投资为被解释变量，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资本结构、股权结构等指标的交乘项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将影响企业投资的企业规模、经营性净现金流量等因素和反映宏观经济波动指标GDP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实证模型进行经验研究。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中日两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均存在抑制作用，并且两国之间由于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的区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强度也存在差异。据此本文认为，我国企业在与日本企业竞争时，政府要建立有竞争力的外部政策环境: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指导作用，保持政策的长期一致，减少经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通过健全资本市场机制，降低企业对经济政策的过度依赖。企业应建立有竞争力的企业内部环境，通过改善企业的股权结构来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的影响。
YD茧丝绸交易中心发展战略研究

茧丝绸自古就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贸易产品，在如今全球性的一带一路战略的行业格局下，丝绸产业在我国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我国在世界各地产丝绸的国家中有着无以伦比的优势，产自广西宜州的丝绸在国内持续热销，已经开始着眼于拓展国际市场。 　　广西宜州有着世界公认的种桑养蚕优势，原有的生态自然环境一直保存完好，最值得庆幸的是这里非常有利于桑树的生长，这种天然的桑树资源自然就成就了宜州变成我国规模最大的蚕养殖基地，具有巨大的潜在产业能量。长期以来，因为基础设施薄弱，一直深受小农经济限制，宜州的丝绸产业相对落后国内各农业发大省。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广西宜州，丝绸行业也由传统的交易模式向更高层次进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人工种养植桑树和蚕发源于宜州市，历史悠久，所产的茧丝绸具有量大、质量优的特点，丝绸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代替作用。 　　每年都有众多商户参与广西宜州丝绸交易，具有巨大的交易量，可是宜州没有真正意义上专业的丝绸交易市场，虽然商家对商铺有着迫切需求，但茧丝绸市场交易的需求仍无法满足。政府需要同步进行资金和智慧的引入，及时调整因产业力量分散形成的被动局面。正因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未来具有可预期的广阔前景。当前，与广西宜州茧丝绸交易中心发展本项目相比，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项目很少，为本项目未来的发展留下大量的提升空间。为此，广西宜州茧丝绸交易中心的发展战略研究室迫不及待的。 　　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典型茧丝绸批发市场现状，可以发现广西宜州茧丝绸交易中心发展存在的优、劣势和存在的问题，从而确立相对应的解决措施或方案。源于本课题及相关配置方案的落实，让这个服务平台成为可以同时进行展览展示、商品交易、货物仓储、实体拍卖、文化体验以及电子交易的一个功能性平台，并辅以各相关配套服务。通过宜州散乱的茧丝绸产业市场的进一步整合，可为大中小各类商家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宜州全面升级茧丝绸品牌价值提供基础，助力进入国际茧丝绸高端市场。世界最具信誉的品牌茧丝绸交易中心的构建，将以长远效益，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Z公司“健康-安全-环境(HSE)”人才管理研究

随着我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内油田的老化，国内石油公司走出去的步伐将不断加快。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与国际油公司的合作与竞争将不可避免，而HSE管理作为现代国际石油公司的一项必备资质，往往为国内石油公司所忽略，有的公司甚至为此付出过高昂的代价。实际上，高水平的HSE管理，既是公司以人为本、重视员工生命的体现，也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负责任油公司应有的社会形象。一支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具备跨文化管理，掌握国际通用HSE管理程序及标准，具有精湛的专业技能和崇高敬业精神的HSE人才队伍，是实现高水平HSE管理的重要保障。 　　本文通过分析、搜集和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以Z公司的HSE人才管理为研究对象，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理论，结合Z公司的HSE管理及HSE人才管理现状，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调查法和访谈法等方法，分析了Z公司HSE人才管理的现状，提出了Z公司在HSE组织机构、HSE管理人员综合素质、HSE管理人员流动机制、激励措施、绩效考核机制、培训教育和跨文化管理等方面的不足，并剖析了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随后论文针对这些问题，结合Z公司的HSE人才管理目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并阐述了执行这些对策需要具备的物质、组织及文化保障措施，并得出最终结论。
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文化差异影响分析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了1456.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成立和“一带一路”战略如火如荼的展开。东盟逐渐成为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热门地区。而东盟地区文化特点鲜明，表现为:“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因此其复杂的文化环境是中国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由于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因忽视文化差异导致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因此，文化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也越来越凸显，国内外学者也在不断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以东盟地区成为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为背景，从跨文化角度，分析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采用文化差异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机理模型作为理论基础。通过研究文化差异作用于“区位选择、进入模式选择、海外市场人力资源管理、海外市场市场营销”四个方面，来寻找文化差异作用于国际直接投资的微观传导机制。然后，通过叙述文化差异带给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挑战，来说明文化差异造成的具体现状。并通过对比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化差异，找到东盟国家区别于中国的文化特征，并将这些文化特征运用于文化差异影响FDI机理模型中，来具体分析其是如何影响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具体决策的。最后通过正反俩个案例阐述总结经验，给出合理的投资建议。
我国QDII基金投资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是指在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下，在一国境内设立，经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允许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投资业务安排下的投资机构。目前，我国个人投资者不能直接到海外投资，只能通过QDII机构的产品间接到境外投资，QDII机构产品主要包括银行系QDII、基金系QDII（也称为QDII基金）、保险系QDII等，其中基金系QDII占比最大。因此，研究QDII基金海外投资的情况，对QDII基金投资绩效和风险进行评价，剖析投资绩效和风险的影响因素，对进一步完善QDII基金和QDII2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为我国资本在海外开展金融投资提供经验。 　　本文基于基金投资组合和跨国投资理论，分析了我国QDII基金发展情况，并与非QDII基金业绩进行对比评价，发现从2008-2015年，QDII基金投资绩效落后于非QDII基金。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QDII基金投资绩效要好于非QDII基金，且总体风险也较小。为了探究何种因素是影响QDII基金投资绩效和风险的主要因素，基于QDII基金的特点，本文选取人民币汇率、市场指数变化、行业集中度和区域集中度等四个重要指标，实证研究其对我国QDII基金投资绩效和风险的影响，在控制基金规模、基金家族规模、费用率、基金成立时间等变量后发现，总体上，人民币汇率、市场指数变化、行业集中度对QDII基金投资绩效显著为正，而区域集中度对基金绩效无显著影响。同时，还发现人民币汇率、市场指数变化、行业集中度和区域集中度对不同投资区域的影响存在差异。最后，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监管机构、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等角度提出促进QDII发展的建议。
茂名年例的文化价值研究

2012年，茂名年例上榜广东省第四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九三学社茂名市委员会认为，年例具有很高很深的文化价值，集生活、艺术和文化于一身，不仅能娱乐人民生活，给人带来美感，还具有教育意义。年例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现代化进程，对构建“茂名文化梦”文化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年例的历史与文化极具地方特色，挖掘年例与本土著名历史人物的关系及其相关传说，是传承、传播茂名优秀文化价值的重要途径。年例文化含有丰富的人民大众历史记忆和情感追求，通过对年例祭祀仪式、人情风俗的考察与研究，传播年例乡村文化积极健康的精神，实现年例文化对广大人民群众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作用。年例的网络诗歌文学时尚提高年例的文化底蕴。研究年例网络诗歌文学的主要特征，鉴赏年例诗歌内容，能有效地提高人们对本地区优秀文化的价值认同感。年例的文化价值不仅来自于社会整体的思考，更来自于作为一个整体与社会其他方面的交换和互动过程。传承、发展年例的优秀文化，要求我们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高度出发，以年例为最大公约数，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重点结合冼太夫人、潘茂名等历史名人文化遗产，统筹整合年例的文化资源，开掘年例的文化底蕴，构建年例的文化价值体系。 　　年例文化是茂名社会的缩影，其文化价值是茂名地区价值趋向的核心体现。研究年例的文化价值在帮助形成乡土传统、保护文化遗产、丰富乡村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深化地方民俗学术研究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哲学意蕴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五年的外交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外交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所作出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本研究着眼于分析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梳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观点和内容体系，进而探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哲学意蕴，旨在树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形象，使其理论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得以展现。 　　研究的第一部分深入分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认为这是中国根据当下的内外需要所作出的外交理论调整。自2008年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因自身实力的削弱而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即推出并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进而引发新一轮全球治理主导权争夺战，重建世界秩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需要;而与此同时，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全面升级需统筹内外两个市场，需要继续推进全球一体化进程，而大国发展也要有大国担当。上述这些情况的客观上都要求中国对自身的外交理论和外交政策做出调整。 　　研究的第二部分全面梳理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观点和内容体系，认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目标所指和灵魂所在，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世界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二是基于“义利观”、“合作共赢”、“一带一路”等观点和战略部署的国际合作观，三是基于“共同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安全观，四是基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海洋强国”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大国观。上述内容彼此关联，既有理论观点，又有战略部署，最终的目标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外交思想有其丰富的哲学意蕴，研究的第三部分对此做了深入探讨，试图揭示习近平外交思想背后的思想理论来源和方法论来源，认为实事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前提，贯穿于其理论的始终;唯物辩证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根本方法，包括国家间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布局中国外交等;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则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研究的最后部分就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做了简要概括，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基于“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和政策保障。
中菲建交以来政治关系与贸易相互影响度研究

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趋于缓和，但国际冲突仍然时有发生。在经济全球化和东西方关系缓和的背景下，各国命运与国际市场形势休戚与共，经济利益融合加深，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作用日益强化，经贸发展与国际冲突的互动关系日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深入探究。政治事件是否会对双边贸易产生影响？双边贸易和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是否会引导贸易伙伴国之间形成更为友好的双边关系？双边贸易带来的双边交流增加或贸易不对称是否会导致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疏远和政治冲突的增加？国家间政治冲突与经贸关系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关系这一问题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中国与菲律宾是山水相连的邻国，两国关系源远流长，长期保持着友好的政治关系氛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和两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菲双边贸易额不断上升，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两国逐渐形成多领域、多渠道的经济合作。然而，近年来，由于阿基诺总统在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上采取激进立场、中国在南中国海驻守岛礁上的大规模填海造陆工程以及中美两国间不断升温的地缘政治力量斗争，中菲两国围绕南海岛礁主权问题产生日趋激烈的争议，双边关系受到严重损害，一度降温至1975年建交以来的最低点。直到2016年新政府上台，中菲关系才重新开始走向正常化。市场力量推动下双边贸易快速发展和两国政治关系恶化之间存在突出矛盾，因此，中国与菲律宾这一国家对成为观察政治关系与双边贸易相互影响关系的理想对象。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研究选取中菲两国1979以来年的政治冲突数据和双边贸易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发现中菲两国的政治关系波动对双边贸易额波动具有显著影响;中菲双边贸易额波动同样对两国的政治关系具有影响，但是其影响相对较小。此外，研究中还发现，菲律宾政治冲突行为的影响因素中自身和贸易因素所占比例较小，而对中国发起的政治冲突行为却反应相对较大，结果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菲律宾不是具有足够经济理性的国家，表现出对中国政治行为较强的敏感性，对中国发起的政治冲突行为具有较强的报复性。最后，本文结合中菲国内社会和双边政治关系发展的新动态，对两国经贸合作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周边外宣视野中广西媒体对越传播研究

近年来，经略周边、共谋发展成为我国外交的一个重点。越南作为我国南方最为重要的周边国家之一，无论从历史或是现实来看，双边关系都显得颇为重要且复杂。随着“一带一路”“澜湄合作”等战略机制的不断升级，如何深化中越之间互利合作，互联互通，促进双边政治互信、经贸增长、民心沟通成为重要议题。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经济相融、文化相近、人缘相亲，具有对越传播的诸多先天优势。多年来，广西媒体在对越传播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本文基于周边外宣的视角，通过历史分析、文献分析、专家访谈、案例分析等方法，对广西媒体对越传播的历史和现状、广西媒体对越传播的机遇与挑战、提升广西媒体对越传播力的策略进行了研究。 　　在分析广西媒体对越传播的历史和现状中，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研究。以1950年中越建交始至1991年中越关系重新正常化为第一阶段，以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至今为第二阶段。从第一时间阶段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广西日报》涉越报道紧随中越关系发展呈正相关态势。第二阶段的研究中，针对广西几家主流媒体的各类对越传播行为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笔者认为，当前，广西媒体对越传播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择要而言，机遇有四:一是政治政策红利，二是经贸合作助推，三是文化交流丰富，四是人员往来密切。在对越传播的挑战部分，笔者从外部挑战与广西媒体面临的自身挑战两部分进行论述。其所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包括政治壁垒、国际舆论、越南民族主义情绪、中越贸易逆差、新闻审查制度等五方面;从5W理论出发，从媒体主体、渠道、内容、受众、反馈五个方面分析了广西媒体面临的自身挑战。 　　文章最后从五方面分析了提升广西媒体对越传播力的策略。一是广西媒体应服从国家外交战略，强化周边外宣意识;二是从广西媒体大环境出发，建立综合性周边外宣大平台;三是针对广西媒体对越传播渠道本土化、商业化、多媒体化的建立和完善;四从传播内容方面提出广西媒体对越传播过程中应注重挖掘“共同经验范围”，改进报道方式;五从受众分析和反馈机制的建立提出了相关意见。
广西-东盟科技合作管理平台建设研究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倡议的背景下，科技合作与交流日益成为经贸合作的先行者。中国与东盟各国通过协助制定互惠互利的科技政策，在科技上构建合作平台，从而消除了由于国境造成的科技交流障碍，形成一个区域性科技联合体的过程。广西向来与东盟各国联系紧密，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基础。在建设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方面，广西推进以“项目-人才-基地”相结合的新型模式展开国际科技合作，在2013年1月自治区科学技术部宣布了广西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广西大学等第一批广西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进一步拓宽了科技合作的方式，并且更加注重科技合作的效率。 　　由于目前广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应该充分发挥其竞争优势，协调国家创新资源和创新实力，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部署。但广西-东盟科技合作也受限于国家层面大政方针的既定模式，在科技合作方面缺少因地制宜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广西与东盟双方科技合作深度不够、合作交流成本高、合作交流频率低以及科技交流活动效果差仍然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则是信息交流不畅以及信息沟通效率太低。本研究从广西与东盟各国科技合作与交流的现状调查出发，结合科技合作管理平台的竞争优势及建设平台的重要意义，运用了公共产品理论、公共支出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有效供给理论等相关公共经济学解释，通过理论分析与归纳演绎，提出一套有利于我国与东盟科技合作管理平台建设与发展的模式和政策建议，以解决多国信息协调与沟通的效率为重点，研究推进广西和东盟科技信息一体化的体系建设，并设计出适合于广西与东盟科技合作与交流的管理平台架构图，最后进一步提出保障管理平台体系正常运行的政策制度和管理机制，确保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HB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洗礼下，我国的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如今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健康发展对于吸纳社会新的就业人员、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尤其随着世界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取得成功及“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将与民营企业的参与密不可分，因此，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管理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 　　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带来了房地产业的繁荣，也给建筑装饰业带来勃勃生机。但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遇到周期性结构调整，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房地产行业发展受到影响，与房地产联系紧密的建筑装饰行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建筑装饰行业由于进入壁垒较低，大多中小企业在发展中仅凭经验进行经营，没有明确的发展战略，企业间主要拼价格，使得竞争日益激烈，风险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建筑工业化进程、城镇化、一带一路等契机也给行业带来了机会。面对威胁与机遇并存的生存环境，建筑装饰企业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优化、整合自身资源，来确保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持续稳健的发展，已经成为建筑装饰企业急需考虑的问题。可见，发展战略是HB公司高层当前应当思考的重点。 　　本论文立足于建筑装饰行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趋势，结合战略管理理论和HB公司实际状况，对HB公司竞争环境进行了分析。首先，论文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然后运用文献分析法对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分析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思路。其次，运用战略管理理论中的SWOT、五力模型等分析工具，对HB公司面临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行分析，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建筑装饰行业发展环境，提出HB公司的战略目标、总体战略和竞争战略。最后，为确保总体战略顺利实施，提出了包括优化组织结构等具体的保障措施，确保总目标实现。 　　该论文对对HB公司认清自身及外部环境，理顺管理，明确未来发展方向起到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同时为同业建筑装饰公司在新形势下调整公司发展战略与实施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借鉴。
中国-东盟人民币跨境支付平台问题研究——以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例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趋势下，跨境贸易的规模和范围逐渐扩大，中国作为经济体量排名第二的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使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近年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人民币正式加入SDR等重大事件使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逐渐加快。但是，面对目前美元、欧元等货币在全球跨境贸易中占有超过80％的支付结算比例，以及国内金融制度的严格管制，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仍面临重重困难。 　　我国在2009年设立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试点，2013年为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我国政府决定在云南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与东盟国家具有密切贸易往来的边境地区设立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地处边境地区，属于与东盟国家贸易往来频繁的区域，在地理上具有良好的跨境贸易条件，在此背景条件下，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府结合各项优惠政策，在跨境贸易中积极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大力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使人民币在东盟区域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2015年10月，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运行，极大提升了人民币跨境支付效率，为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了便利。这些举措均大幅提升了周边国家在与我国进行跨境贸易时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结算的意愿。 　　本文在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当前的跨境支付背景下，对有关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分析，结合我国人民币跨境支付平台状况以及上海自贸区和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中人民币跨境支付情况，分析了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人民币跨境支付现状存在的不足，并通过建立演化博弈模型对跨境贸易企业和商业银行在跨境贸易中人民币跨境支付方面的策略进行研究，对模型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表明:博弈对方的策略、商业银行的业务手续费、额外业务量带给商业银行的收益、支付效率较低产生的汇率风险、跨境贸易企业选择商业银行所获得的退税收入、人民币现钞调运成本、商业银行结算成本、跨境贸易企业选择其他渠道所支出的手续费以及资金安全风险成本均能对跨境贸易企业和商业银行的策略选择造成影响。最后，本文根据上述影响因素提出关于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人民币跨境支付平台设计的政策建议。
基于旅游投诉的永城市芒砀山景区旅游服务质量优化研究

本文的研究是基于旅游业在当前的经济水平中的重要性而展开的。正是因为旅游业的重要性，才需要我们对其健康长足发展予以高度重视，不止在我国，很多国家已经将旅游业培育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有些国家旅游业已经成为新兴战略产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我国很多地方，传统产业难以取得长足发展，但是依靠旅游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已经越来越依赖旅游业将本地经济升级转型或者实现扶贫开发的新突破。旅游业是一个新兴朝阳产业，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确保旅游业能实现进一步的深度发展，增加其在国民经济序列中的影响力和贡献值，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大课题。而这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旅游业消费者对旅游服务的客观评价。消费者在进行客观评价时，往往是通过切身的感受作出的，旅游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这种评价的分值。这个评价是全方位的，也是动态的。不能因一时一处的良好表现就掩盖掉其他时候其他地方的不足。所以这种旅游服务质量的优化，需要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 　　旅游市场的发展应该是有序的，健康的，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确保旅游市场实现上述目标，离不开对旅游服务质量的监管。监管一词很容易就联想到行政机关的职责。所以本文主要从行政管理角度研究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在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上的作为出发，提出针对性的完善意见。 　　本文基于旅游投诉而研究旅游服务质量的优化，说到底是对于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进行分析，提出其优化监管的方案，因此，本质上还是属于行政管理的内容，对于行政管理、政府规制相关理论能够带来研究上的有益补充。虽然行政管理与政府规制理论已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充分实践与探讨，但适用于我国还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领域，分析政府的角色与功能，所以，理论上的扩展延伸也将成为本文的贡献，经此研究，势必对我国类似行业监管与市场服务水平的提升形成普遍适用的指导意见，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行业监管质量优化理论体系。 　　本文通过搜集国内外有关旅游服务质量管理及旅游投诉处理的相关文献资料，分析整理这些资料，为本文的写作奠定理论基础，构建文章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及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然后，通过走访和调查，对芒砀山景区的游客、旅游企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等就旅游服务质量问题进行实际了解，并搜集旅游投诉代表性案例，记录投诉处理的过程，为实证研究提供论证材料。在分析过程中主要通过网络及旅游管理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掌握旅游投诉的现状及其主要特点。 　　本文的分析对象是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景区，主要考虑的是该景区处在旅游资源大省的河南，旅游服务种类丰富，但是旅游服务质量仍然存在诸多不足。芒砀山景区刚刚由4A级景区升级为5A级景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下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与机遇，其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芒砀山景区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为本文的研究展开提供了良好的指引。所以本文的选题符合了当前的大背景大环境，研究成果势必能够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 　　当前，从行政管理角度去分析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在全国范围内仍属少数。大部分的焦点集中在旅游企业自身如何加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上，也就是企业管理角度的论述更多。虽然行政管理角度也存在一些研究成果，但是更多是理论上的探讨，并没能从实际效果、实际反馈中看到解决问题的思路。本文从旅游投诉的视角展开，因应了旅游服务质量的直接感受者的期待，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更能实现明显的实际效果。 　　根据对芒砀山景区的具体分析研究，本文认为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监管水平，需要从旅游投诉前期、投诉过程中以及投诉后期三个阶段全方位的对待，在不同阶段，采取的措施与方法应有区别，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实现更多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不同主体在其中的角色应各自分明、确定，政府在行政监管中应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功能，使阻力变得最小，让监管最终成为一种各方均接受的状态。不论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质监部门、旅游从业人员、旅游者，还是中介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均应该形成主动服从监管，自愿接受监督的局面。这样才能实现旅游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 　　永城市芒砀山景区在河南的代表性以及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决定了本文的案例研究具有现实应用的可指导性。提高永城市芒砀山景区的旅游服务水平，扩大其在河南省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旅游带动辐射力，将政府监管措施设计得更加人性与便于操作，符合旅游法的基本宗旨，也能为当地旅游经济良好运行提供优质监管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