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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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合作模式研究

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球化趋势与地缘冲突并存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兼具全球性与区域性特点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深化对外开放、推动欧亚区域经济合作乃至世界各国互利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广西是唯一一个同时参与“一带”和“一路”建设的省级行政区，在国家战略层面承担了重要的建设任务。本文选取广西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广西开放经济的特点，发现区位优势明显、政策优势突出，开放经济发展迅速但基础比较薄弱，部分沿海沿边地市未能充分发挥优势，必须把握“一带一路”的建设机遇，提高开放水平。 　　本文采用数据对比、理论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指出了广西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问题。本文将广西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定性为次区域合作，通过对典型次区域合作的讨论，分析了次区域合作的优势与问题，从而提出广西建设“一带一路”时，一方面要解决次区域合作机制的不足，另一方面必须创造更多合作条件以发挥“一带一路”的优势。通过重点分析广西“两国双园”模式在产权合作、园区管理、环境建设、资金运作等方面的优势，本文总结了广西在次区域合作中值得参考的建设经验;通过分析“两国双园”面临的问题，本文提出广西应注重弥补基础设施、合作领域和合作对象等方面的短板，以优化提升区域合作模式，将积极经验推广到广西的“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中。 　　最后，本文从广西自治区地方政府的角度出发，设计了基础设施、园区建设、贸易投资、跨境旅游、教育科技、金融服务、合作平台等多领域的重点项目，并围绕道路联通、经贸合作、财税金融、人文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的开放政策，为广西自治区政府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建设提供了较为切实可行的参考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跨境并购战略研究——以招商银行为例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国内资本开始走向全球，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为我国各大银行的海外扩张提供了有利的政策条件。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影响深远。与此同时，当今全球的银行业朝着国际化、混业化、电子化方向不断发展，而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存在许多经营问题，如银行收益率较低，规模较小、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等，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外资银行拥有在境内拓展外币以及人民币业务的权利，中国市场逐渐被全球资本占有，中资银行业正在遭受国际同行的业务冲击。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不断改革创新，加紧境外布局和投入，加速走向国际市场，优化商业模式迫在眉睫，而跨境并购恰是一种有效的海外扩张的方法，我国商业银行如何通过跨境并购加速海外扩张，这一研究课题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本文综合运用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我国商业银行跨境并购这一核心课题为研究对象，对我国商业银行跨境并购的战略意义、历程现状、存在的风险和问题、对策选取等逐一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跨境并购战略选择有一定的帮助。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同时对海内外专家学者关于商业银行跨境并购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理论和文献进行整理，具体包含并购动机的相关研究和并购效率影响因素及其测定方法的相关理论。第二部分是我国商业银行跨境并购的战略意义及风险分析。一方面从银行自身发展需要、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导向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国家战略的推进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中资商业银行跨境并购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从并购后的整合风险、政治风险、财务风险、策略风险四个层面对商业银行跨境并购时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因素及防范应对措施加以具体分析。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我国商业银行跨境并购的历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首先梳理了我国跨境并购的历程，总结历史经验，其次分别从跨境并购的方式、布局、规模和特征四个角度介绍了我国商业银行的跨境并购现状，最后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商业银行在跨境并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对招商银行并购香港永隆银行的具体案例分析和针对招行全球化经营后财务情况的实证分析。案例分析部分首先回顾了招商银行跨境并购的主要历程、招行并购永隆银行的背景及过程，其次针对招行并购永隆银行这一事件在并购前的目标选择、并购后的整合及此次并购的现实意义三个层面展开具体研究。实证研究部分依据净资产收益率模型对招商银行全球化经营前后的财务数据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发现其在并购活动后财务效率有显著提升。最后一部分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分别针对政府、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两个层面对我国商业银行跨境并购的战略选择给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之路更加稳健、合理。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钢铁业产能过剩转移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得沿线各国的经济合作趋势增强，这为我国的产能过剩行业提供的了新的发展机遇。以产能过剩问题相对突出的钢铁业为例，分析发现转移钢铁业过剩产能给我国带来了除了化解过剩产能以外的利益，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很大的利益，因此我国钢铁业过剩产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具有巨大的动力。 　　通过分析我国钢铁业所面临的现有形势，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钢铁需求量十分庞大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但是却又强劲的发展势头。因此肯定了我国钢铁业过剩产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的可能性，并且提出了我国可以从贸易和对外投资两条路径来化解过剩产能，通过贸易将我国钢铁业过剩产品进行转移，通过对外投资将我国钢铁业过剩产业进行转移。 　　从国外需求拉动角度应用UNCOMTRADE钢铁业主要商品贸易数据进行微观分析后发现，我国向“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明显要高于向“一带”国家，因此，我国钢铁业应将“一路”国家以及“一带”沿线的发展中经济体转移过剩产能。 　　从过剩产能海外转移的供给角度，应用经济发展基础指标、全球治理指标、经济自由度指数等制度环境质量指标，综合考虑各国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产业互补性及政治关系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应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以转移钢铁业过剩产能。 　　基于贸易基础和投资机会，结合“一带一路”倡议要求，有关方面应从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促进及投资平台搭建、增强互信、化解风险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我国钢铁业过剩产能的化解。
电商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和风险分析——以阿里巴巴收购LAZADA为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升级和智能设备的普及，互联网在全球各地的渗透率逐渐升高。对于人们的生活而言，最显著的改变之一就是电子商务的兴起。借助电子商务，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选购商品;品牌商、经销商以及中小卖家，也可以通过在线交易平台低成本高效率地向消费者出售商品。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许多国内企业主动进行国际化转型，不断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由最初的对外出口，逐渐积累资本并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其中，一种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就是跨境并购。在顺应国际化发展的诸多企业中，作为世界领先的中国电商企业，阿里巴巴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例子。2016年4月，2016年4月，阿里巴巴以约10亿美元收购了东南亚电商LAZADA的控股股权，意味着阿里巴巴正式进入东南亚市场，丰富其国际战略版图。 　　本文目的是通过阿里巴巴此次并购LAZADA的实际案例，在国内外现有的关于海外并购动因及风险的文献的基础上，研究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子商务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动因以及风险。 　　本文的正文部分主要包括八章。第一章为引言，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方法与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主要概括及分析国内外关于电商企业海外并购的理论。第三章对电商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和风险进行分析和研究。第四章主要介绍阿里巴巴收购LAZADA的案例背景，介绍阿里巴巴和LAZADA的发展历程。第五章分析了阿里巴巴收购LAZADA的动因。第六章主要探究阿里巴巴收购LAZADA的风险。第七章主要分析阿里巴巴应该如何防范并购LADAZA的风险。第八章为结论和启示。 　　本文认为，阿里巴巴收购LAZADA的主要动因包括:开拓海外市场、扩大出口规模和丰富企业盈利模式，主要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技术风险、支付风险、经营风险、文化风险和人力资源风险等，并针对可能发生的并购风险进行提出了防范措施。海外并购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可以为并购双方企业甚至双方市场带来协同效益，但若不能正确认识、妥善防范和处理并购中的诸多风险，可能导致并购的失败。
地方政府效率对OFDI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

中国对外豆接投资历经十余年“指数型”超高速增长，海外投资并购交易金额与交易数量不断创新高，背后的逻辑似乎与中国政府绕不开。自2002年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以来，OFDI成为企业“走出去”的一股新潮流，推动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吸收海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逐步替代长期依赖的出口。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背后的支撑力量，政府支持成为金业抱团走出去的助推力量，作为政策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政府效率将直接决定政策支撑的“比较优势”。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与政府效率提升和OFDI增长均密切相关。本文基于上述背景，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的核心问题:地方政府效率作为母国制度质量的重要体现，是否显著影响了企业OFDI?地方政府效塞又以何种机制与产业结构调整和OFDI相联系？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的特点，以及地方政府效率、产业结构、OFDI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的事实，地方政府效率、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和OFDI是否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地方政府效率对OFDI的影响是否存在空间外溢性？ 　　捉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1)基于Malmquist-DEA指数等方法分别测算地方政府效率值、地区OFDI值、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和Moore结构变动值等，并根据测算结果总结特征事实。 　　(2)梳理政府效率对OFDI的影响机制，包括直接效应和产业结构视角下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 　　(3)利用2004-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效率对OFDI规模的影响。 　　(4)利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验证地方政府效率对OFDI规模的空间自相关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的线索，通过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可以归结如下: 　　(1)我国地方政府效率整体呈现出低效率状态，且各地区之间地方政府效率表现出了高度显著的差异。自2002年实行“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OFDI的规模呈现指数型上升，东部地区的OFDI无论在总体规模、还是投资主体的数量等方面均遥遥领先。基于国内生产总值测算的我国全国层面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的变化趋势不大，但是基于就业结构测算的我国全国层面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则表现出相对清晰的走势变化，自2004年起该系数一直在上升，呈现单调的线性变化趋势。此外，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较高。地方政府效率、OFDI存量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均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地理空间集聚特征。 　　(2)政府效率通过直接效应和与产业结构等因素的调节效应影响OFDI水平。政府效率提升将促进行政审批效率、信息服务效率和金融服务效率提升，从而直接降低开展OFDI的难度，并从意愿和能力两方面激励企业OFDI;政府效率提升还通过提升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经济发展水平、出口倾向和公共服务水平，继而在产业结构等因素的“调节作用”下影响企业“走出去”进程。2004年至2013年我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政府效率对OFDI的直接效应和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等因素共同作用对OFDI的调节效应均显著存在。 　　(3)产业结构既与政府效率对OFDI产生调节效应，又是政府效率对OFDI影响路径的中介变量。产业结构调整以生产资料和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基础，政府效率的改进直接影响了这些生产资料和要素禀赋的供给。据此，产业结构调整是政府效率提升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又与OFDI具有互动效应，因此政府效率通过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OFDI的水平。实证检验结果证实地方政府效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显著正向激励，产业结构与OFDI呈现高度显著的正向关联，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进一步佐证产业结构调整和OFDI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互动效应显著存在。 　　(4)地方政府效率、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和OFDI存量水平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向自相关性，三者在地理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并于局部地区形成不同的集聚区域。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无论在产业结构的调节效应机制还是中介效应机制下，地方政府效率对OFDI的空间外溢效应均不显著，但从系数符号判断上述影响为潜在正向。 　　基于方法论的角度，本文的主要创新和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首先，本文系统地将政府效率引入OFDI问题研究的分析框架中，对传统的母国制度因素对OFDI的驱动效应研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其次，本文从产业结构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出发，梳理了政府效率对OFDI影响的三重机制，并根据2004-2013年省级面板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三条影响机制的存在性。最后，本文引入空间计量研究方法检验政府效率、产业结构调整对OFDI的空间外溢效应和空间自相关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从产业结构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视角出发，针对地方政府效率对OFDI的影响，并基于现阶段的制度环境的变化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分别就借简政放权之风深化“走出去”发展战略、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契机发挥产业结构调整对OFDI的协同效应和重点关注地区差异，借力省际空间相关和外溢效应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政府效率提升、产业结构调整和OFDI的政策性启示。
“一带一路”国际通道战略下中泰铁路建设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本质上是国际大通道建设和经济大走廊建设。所谓国际大通道的建设，指的就是基础道路设施建设，通过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促使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将发挥基础设施和资源禀赋的重组结构作用，国际通道战略将刷新区域经济体与贸易市场的体系和结构。 　　中泰两国于2014年签署了《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决议共同建设全长873公里的铁路线路，其作为泰国首条标准轨道(standard gauge)，线路起始于泰国东北部的廊开府，途经过乌龙府、孔敬府、呵叻府，在沙啦武里坎佳县又分为东南线和西南线，东南线抵达罗勇府马达扑县，西南线到首都曼谷，这条铁路将通过廊开府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成为泛亚铁路的核心中线。中泰合作建设的这条铁路，从泰国-老挝边界延伸至泰国湾，总长达到845公里，这条铁路将进一步加深了中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推动泰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把泰国潜在的地理优势变成现实。这条铁路也将成为联接中泰两国的经济大动脉，是在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倡议下，泰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中国的有效合作。 　　本文对“一带一路”国际大通道战略下的中泰铁路建设合作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阐述了中泰及东盟区域的合作机制。然后通过定量区际贸易模型对中泰铁路交通运输建设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得出中泰铁路的建成，将对中泰两国贸易产生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农产品贸易，中国对泰国农产品的出口区际贸易份额将呈现增长的趋势，预计份额将从62.5％上升至94.3％，而泰国对于中国的农产品区际贸易份额也会大幅度下降，从原有的37.5％下降至5.7％。对于其他几种贸易商品，中泰铁路的建成影响比较小，其中中国的汽车及零配件的出口份额会有少量提升至5个百分点，泰国的家用电器以及电机和零配件的出口份额会有少量提升至2到6个百分点，中泰铁路对于电脑和机械设备的影响则相对比较少。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泰铁路合作将有力推动和配合中泰农业产品贸易和我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促进中泰双边经贸关系的深化和发展。 　　此外，本文认为铁路交通线路的建设对两国贸易往来份额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两国经贸活动在铁路建设区域的点、线、面都将呈现出更加活力的局面，政府和企业应该做好与生产结构调整、铁路沿线区域的规划与发展相应的政策。此外，在中泰两国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双方还能在制造生产、经贸投资等各方面继续深挖，创造合作机会，这将在中国“一带一路”理念下，不断推进合作发展并得到实现。
“一带一路”下DFDI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制造业一方面面临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上涨，另一方面面临产能过剩的困境。中国经济亟需转移国内的过剩产能，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自从“一带一路”提出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增长迅速，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和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形式。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已三年有余，“一带一路”是否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影响？在“一带一路”下“走出去”的中国资本会如何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这些问题都亟需研究。 　　本先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一带一路”下OFDI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路径，即边际产业转移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本文随后在理论模型中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刻画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用折旧率的变化来刻画边际产业转移效应，并对“一带一路”实施前后产业升级的速度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模型推导发现，“一带一路”下OFDI会通过边际产业转移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同时，本文基于2011-2015年137家参与“一带一路”的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倍差法(DID)研究了“一带一路”下的OFDI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同时还分地区、分所有制对数据进行了研究。主要实证结论如下: 　　(1)“一带一路”下的OFDI对中国产业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能够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2)“一带一路”下各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存在差异，存在“东部强于中西部”的现象，但无法识别中西部哪个地区“一带一路”下OFDI的产业升级效应更强。 　　(3)“一带一路”下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存在差异，存在“民营企业强于公有制企业、外资企业不显著”的现象。 　　本文最后还根据模型结论和实证结果给出了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与中国产业升级路径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中国当前面临着“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亟待进行产业升级。“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进行产业升级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研究了“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中国获取新的产业升级路径的影响。如果中国可以和“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构建一条新的的全球（区域）价值链，并在其中扮演领导者角色的话，那么就可以实现GVC被动嵌入者角色的转变，进而可以顺利跟随变迁的比较优势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那么，构建这样一条新的全球价值链是否具有可能性？本文探讨了这种可能性。 　　具体的，本文首先对总出口按照增加值来源进行了分解。基于分解得到增加值贸易数据，本文测算了中国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GVC参与度指数和GVC地位指数。进一步的，本文利用中国各产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影响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因素。最后，本文还测算了这些国家基于增加值贸易数据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并将其与中国做了详细比较。 　　本文主要得到的结论如下: 　　1.1995-2011年，中国的GVC参与度指数得到了明显的上升。中国的GVC地位指数尽管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总得来说依然较低，与中国的GVC参与度不匹配。中国的部分产业的GVC地位长期居于靠后的位置，存在着“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 　　2.中国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动态变迁，比较优势产业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变为了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3.实证结果显示，中国GVC参与度的提高确实促进了GVC地位的上升。此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有着更高的GVC地位。 　　4.尽管与主要大型经济体相比，中国的GVC地位较低，但是与“一带一路”国家相比，中国的GVC地位则明显更高。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逐渐转向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而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的比较优势则依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中国确实可以和“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构建一条全球价值链，并在其中扮演领导者角色。
两种中药特色大品种生产过程快速质控体系构建的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在2015年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和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背景下，中药国际化时代已经到来。虽然中药行业发展迅速并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体系，但是由于中药的复杂性和生产过程的不稳定，我国中药的质量检测方法及控制手段相对落后，导致我国中药制剂质量难以保证，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药国际化的进程。中药国际化要求应用现代科学理论和高新技术手段对中药进行现代化研究，建立中药及其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体系尤为重要。中药制剂质量的影响因素除了药材本身，还有其各个生产加工环节。因此，中药材的基础研究和质量控制手段仍需加强，同时还要重视建立中药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体系。近年来，得益于化学计量学的快速发展，光谱分析技术作为快速分析技术在中药领域的应用越加成熟，特别是近红外光谱(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NIRS)分析技术用于中药及生产过程中的快速质量控制研究。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以中药特色大品种疏血通注射液为研究对象，将NIRS分析技术结合化学计量学用于其生产过程的快速质控体系构建。首先开展动物药水蛭和地龙的质量控制体系，与植物药相比其研究相对落后。本文运用NIRS结合化学计量学，建立水分、可溶性固形物、次黄嘌呤、多糖和多肽的定量分析模型，同时考察了异常点诊断方法对模型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马氏距离(MD)、学生化残差-杠杆值(LD)和主成分得分诊断(PCSD)三者联合更能全面诊断异常点，所建立的方法能够对质控指标进行快速准确的定量分析，所建模型稳定可靠。同理，采用PLS法分别建立可溶性固形物、次黄嘌呤、多糖和多肽为的定量校正模型，从而构建浸渍过程、冻融过程和膜过滤过程的快速质控体系。⑵以中药特色大品种苗药芪胶升白胶囊为研究对象，构建其生产过程的快速质控体系。以淫羊藿苷、黄芪甲苷、总黄酮和总皂苷等为质量控制指标，分别建立了原药材、提取过程和浓缩过程的快速质量控制方法。原药材以淫羊藿和黄芪为研究对象，基于NIRS和中红外光谱(MIRS)分析技术，建立了淫羊藿苷、总黄酮、黄芪甲苷和总皂苷的快速定量分析模型，结果表明，近红外和中红外(NIR+MIR)光谱数据整合后所建立的模型性能更优，相关系数都达到0.99以上。提取液以水为溶剂不适合采用MIRS分析技术，所以提取过程的快速质控体系构建采用NIRS快速检测淫羊藿苷、总黄酮和总皂苷的含量变化。浓缩过程的快速质控体系构建采用NIRS和MIRS快速检测密度值、淫羊藿苷、总黄酮和总皂苷的含量变化，结果表明，NIR+MIR光谱数据整合后所建立的模型性能均比基于单一的NIRS和MIRS要好，相关系数都在0.99以上。
国际工程项目风险可拓评价及应对策略选择研究

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国际工程项目已经成为中国进行国际经济与技术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般传统的国内工程项目相比，国际工程项目风险之间存在着更强的关联性，选择的应对策略是否合适对项目的影响更大。因而，要加强对国际工程项目的风险管理，在对国际工程项目的风险进行评价以及选择风险应对策略时要重视风险关联，并且在应对策略选择时要采用更加量化的方法，这样才能够帮助国内承包商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保证项目顺利进行，最终达到项目的预期目标。 　　本文从国内承包商视角，基于可拓理论中的发散分析原理，立足于国际工程项目的各个阶段，识别出国际工程项目的风险因素;选用考虑风险关联的可拓评价法对识别出来的风险因素进行有效的评价，得出各层级风险因素所处的风险等级;针对评价结果中等级较高的风险因素，根据风险之间的双风险关联的特点，估计出风险发生的概率及风险损失的大小，有针对性地对每种风险提出预防、适应和组合这三种风险应对策略，通过建立决策模型来选择最优的风险应对策略。通过对A项目进行风险评价得到:环境风险和工程缺陷风险因素的风险等级为较高，要加以重视，项目整体风险等级为一般。评价结果与实际相符，验证了可拓评价的可行性。对等级较高的两种风险提出风险应对策略，通过输入决策模型得到:通过采取组合策略可将两种风险的风险概率降低且花费的成本小于该项目可以承担风险成本最小值，故所选择的应对策略最优且决策模型是有效的，该模型可为今后的国际工程项目应对策略选择提供决策支持。
关联理论指导下儿童文学《野芒坡》汉英翻译实践报告

本文选取了《野芒坡》一书中的三章文字进行翻译实践，《野芒坡》是2016年六月出版的当代儿童文学作品，意蕴悠长，老少皆宜，译者希望借此机会让更多的英文读者了解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切实践行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儿童文学体裁的特点主要是简单明朗，通俗易懂，译者阅读原文后，在翻译实践过程中，难免受到成人视角的局限，出现了译文风格与原作风格不贴近的问题以及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难点。于是译者结合关联理论，分析归纳将问题划分为三个层面，词汇，句法及修辞，探索出如直译，加注，舍弃等解决方法，撰写成翻译实践报告。 　　该报告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任务描述，简单介绍任务及要求;第二部分为翻译过程描述，包括译前准备，译中及译后审校;第三部分是翻译案例分析，译者介绍了关联理论及其在翻译领域的应用，分析了原文的特点，并在关联理论指导下从词汇，句法及修辞三个层面尝试性总结了相关翻译策略;第四部分为翻译实践总结，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今后工作学习的展望。
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的法律保护

本论文的目的是通过分析我国自2000年之后至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发展趋势，同时简要分析已经发生的国际投资纠纷案件，尤其是平安集团诉比利时王国案，指出在当前国际投资环境下，我国在海外投资者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或改进措施，以期对今后的海外投资保护提供理论研究的依据。 　　首先简要介绍了与海外投资者利益保护有关的基本概念，其中分别从国际投资协定与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庭对投资的解释两方面来说明投资的含义;之后介绍投资者利益的内容，并指出投资者利益属于一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也可以说是在保护国家的利益，指出保护海外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介绍了当前我国对于海外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现状，阐明我国根据投资状况及投资环境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随着对外投资的发展，我国海外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意识增强，他们开始学习运用新的武器—对外投资保护协定及国际仲裁来维护自身利益;为了促进与保护对外投资，我国政府还签订了大量的双边投资协定及部分的多边投资协定，同时采用法律手段与外交手段来维护我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并设置一系列的有效手段为海外投资者保驾护航。采用实证分析法对2000年之后的案件纠纷进行研究分析，指出案件存在的失误或启示，为以后的对外投资提供警示作用。 　　再次指出了我国在对海外投资者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已经尽到了极大努力去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并采取了大量手段措施来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者利益不受损害，但是这些制度与措施大多是在纠纷或问题之后出现的，有着必然的滞后性，并不能完全解决现存的问题，因此在国家及企业自身均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国家签订的协定既有内容不完善的缺陷，也有与其他条款不相协调的部分;企业则主要是对相关的协定、法律不熟悉、不完全遵守的问题。 　　最后则提出了对于前面提到的问题的完善。随着各国投资领域的发展及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自由贸易区以及经济间的合作区越来越多，多边投资协定成为保护与促进投资协定的发展趋势，同时，社会责任也成为各个海外投资者不可忽视的存在，加大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并在此方面投入一定投资是极为重要的。除此之外，对相关法律法规及保护协定始终保持熟悉并遵守也对维护本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有着促进作用。
基于SLP方法的L公司车间设施布局优化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走出国门，哈尔滨L公司也是其中一员。但随之而来企业也将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必须以更优质的产品和更便宜的价格去吸引更多的客户，但留下的利润越来越少，而且传统的降低原材料成本和人员成本的方法对获取利益变得捉襟见肘，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企业将注意力转向降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物流成本和浪费，车间生产系统中设施布置和物流设计备受瞩目。车间设施布置作为整个生产系统的基石，其优劣直接影响生产效率、物料搬运效率、场地利用率和生产安全等。所以车间设施的优化对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设施规划相关内容与方法的学习，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方法理论并进行叙述。对哈尔滨L公司箱体加工车间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期寻找其存在的问题，以实地调研的方法测取车间各设施布置情况、物料搬运情况、生产工艺流程、各工序间的距离等数据，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与总结，发现该公司箱体加工车间存在的问题:车间设施规划不合理、生产效率和物料搬运效率低、物料搬运成本高、生产现场管理混乱等。 　　本文针对L公司箱体加工车间设施布局存在的问题，采用SLP法对其进行了改善。首先通过收集到的基本数据进行作业单元划分，然后对各个作业单元间的物流关系和非物流关系进行分析，并将其整合得到综合相互关系，再绘制位置相关图。最后根据车间的实际情况，得到两种改善方案。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综合评价法(FCE)分别对现有布局方案和两个改善方案进行评价择优，并对这两种方法得到的评价结果进行比较，进而确定最优方案。
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及欧洲对俄实施的经济制裁，俄罗斯逐渐将经贸合作对象转向中国。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并且临近俄罗斯，地理上的先天优势使得中俄两国近年来的农产品贸易合作逐渐加深。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促进中俄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加强合作，2015年“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的提出更加落实了中俄两国未来经贸合作的前景，因此中俄两国未来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也将更加深入。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在新的环境下即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的提出下，中俄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的发展趋势，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力大小，并且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促进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 　　本研究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及数据与文字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中俄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进行梳理。其中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影响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的因素进行回归及检验，验证提出的影响因素对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的影响力大小，并具体阐述是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作用如何。根据研究，中俄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受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运输方式多样化、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和边境农业基地建设等因素的正向影响，受两国的运输成本、自然条件、专业人才等因素的负向作用。其中运输方式、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基地建设是影响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的最重要因素。虽然资金投入和WTO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仍然对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有一定的影响。因此，针对上述研究提出改善投资环境、重点培养对俄农业基地合作型人才、完善配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沿路中俄农业生产基地群和提高中国农产品质量等针对性意见进而促进中俄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的深入发展。
黑龙江省稻米出口竞争力研究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对外合作，推动农业走出去”，为我国农产品面向国际市场出口贸易定下基调，同时也为农产品国际贸易相关问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在农业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背景之下，我国部分农产品面临严峻的高库存压力，而国际贸易是缓解压力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黑龙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社会秩序、带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2016年黑龙江省稻米产量为251亿斤，并且商品化率为66.2％，在全国居首位。但是在与全球市场对接时，也呈现些许不足，主要表现在稻米品质、稻米品种方面。 　　本研究首先基于全球视域分析了当前稻米的生产、消费、库存以及进出口情况，宏观审视当前稻米市场环境，继而对黑龙江省稻米的生产和贸易状况进行了解析。其次，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选取国际市场占有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来考察世界范围的出口竞争力表现，选取对称性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贸易平衡指标展开与国内市场的比较，进一步明确黑龙江省稻米在国际与国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再次，依据产业竞争力理论、钻石体系理论，借助专家调查法、层级分析以及灰色关联方法分析了影响稻米竞争力的诸因素，梳理影响稻米国际竞争力之掣肘，解构其影响机理。最后，围绕如何提升黑龙江省稻米竞争力，从提高稻米质量、稻米产业转型以及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本研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黑龙江省稻米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对于提升黑龙江省稻米市场竞争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粮食进出口贸易政策、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