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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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FTA争端解决机制中私人参与问题研究

中韩FTA于2015年6月正式达成协议并签订生效，该FTA是目前中国已经签署的覆盖范围最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中韩两国分别成为各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随着中韩两国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私人在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韩国执意部署“萨德”系统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安全，纠纷矛盾将会更频繁的出现。因此，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成为最重要的解决矛盾的方式。 　　由于自贸协定是国家为私人主体进行贸易活动而提供市场和平台设立的，FTA是国家层面签署的协议。当出现纠纷的时候，政府会顾及国家间政治经济的总体利益，难免会出现忽视甚至牺牲私人利益的情况。这是由于在传统的国际法层面，私人很难作为参与诉讼适格的主体，没有或者只享有有限的诉权，导致国家主权与私人诉权之间的争论，在FTA协议框架中只在经济贸易等少数几个方面涉及到私人参与问题。因此，本文在研究争端解决机制时着重考虑私人在争端解决中的参与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在坚持国家主权，在国家主导下适度扩大私人的争端解决主体资格，同时应该防止私人诉权的滥用，以合法合理适度为原则，构建争端解决机制，为以后中日韩设立自贸区，实现东北亚经济一体化打下基础。
中国FTA战略及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起来，尤其在以多哈谈判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后，更为灵活的FTA成为各国的优先选择，纷纷通过建立本国的FTA网络为对外贸易创造更加优惠、稳固的环境。中国也适应这一国际趋势，在加入WTO后着力推行FTA的建设。虽然起步略晚于日本、韩国等较为发达的国家，但中国的自贸区建设发展迅速，迄今已签署并实施了14个自贸协定，成员国遍及各大洲，可谓硕果累累。 　　在梳理中国FTA建设的发展进程时，本文将其分为了合作机制研究阶段、自贸区建设初期及全面建设阶段，并根据中国在各阶段的主要举措及实践成果总结出各时期的特点。在合作机制研究阶段，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两国间的政治经济互信并通过积极参与区域性经贸会议积累谈判经验;在自贸区建设初期，中国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自贸协定签署对象，分阶段分领域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并建成了许多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自贸区;在全面建设阶段，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自贸区建设经验及较高的开放水平，因此签署的自贸协定多为“一揽子协定”并根据两国的贸易往来制定个性化协定，显示出更为完善的FTA发展战略。同时，通过对中国自贸区的建设过程进行分析，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建设立足周边、契合“一带一路”、范围更广的高标准FTA网络的自贸区战略的内涵。尽管战略正式提出时间较短，但通过对中国已建成及仍处于建设中的自贸区的分析发现，此前的自贸区建设同样具有相同的签约国范围广、自由化水平不断提升、契合“一带一路”战略等特点，与2015年提出的战略内涵一致。 　　本文借助引力模型及2002年至2015年中国FTA的相关数据，对FTA战略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FTA的建设对于双边贸易额的影响是正向的，即在贸易创造效应及贸易转移效应共同存在的前提下，中国迄今建设的FTA整体上发挥了经济增长效应，肯定了中国自贸区战略的积极意义。但是，中国自贸区建设的经济增长效应尽管略高于日本，但仍是有限的。同时，通过对四个建立较早的FTA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单个FTA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显著，说明中国自贸区的效应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最后，本文结合中国自贸区建设的特点、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结果及与日韩自贸区战略的比较，提出了推进中国FTA战略的建议。中国应在延续现有的FTA战略的基础上适当提速，全力构建FTA;推动自贸区的进一步升级谈判，提高与自贸区成员国间的全方位、多领域开放水平;借鉴日韩自贸区战略的优点，完善自贸区相关机制，加强自贸区领域人才的培养，打造优质团队，提高地方政府及企业的参与度，让企业在自贸区的实施中获得更多实际收益。
FTA背景下中韩跨境电子商务比较分析

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增长正在改变全球贸易格局，每个国家都在大力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以期在全球新型贸易格局中占据主动地位。我国首次在中韩FTA中设定“电子商务”章节，通过合作促进电子商务增长。中韩两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迅速，但是两国跨境电子商务市场及经营模式有着较大不同。 　　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比较分析了中韩跨境电子商务的特征，并在研究中韩FTA对两国间跨境电子商务影响基础上，从国家和企业的角度，对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首先，在梳理相关理论以及国内外研究基础之上，本文利用交易成本理论研究了跨境电子商务对传统贸易的影响，得出跨境电子商务通过缩短国际贸易流程，降低传统贸易交易成本，活跃了中小企业的国际商务活动。 　　其次，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深入比较分析了中韩两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特征。从中韩两国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规模、进出口国家、进出口产品、结算方式、运输方式、进出口通关、国家政策等宏观层面，比较分析了中韩两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特点。同时，从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两个维度出发，选取了全球速卖通、Gmarket、天猫国际、Malltail等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从微观层面比较分析了中韩两国跨境电子商务。 　　再次，基于中韩FTA实施背景，从中韩间跨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跨境电子商务关税及非关税成本、中韩间跨境电子商务合作等方面，深入研究了FTA的实施是如何影响中韩两国间跨境电子商务的。 　　最后，结合中韩两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特征，以及中韩之间跨境电子商务合作现状问题，从国家和企业两个角度，对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一方面，我国应该争取制定新型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动权、加强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对接、促进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的均衡发展、支持海外仓的建立、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统计指标;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应该根据韩国跨境电子商务市场的特点，从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四个方面制定相应的4P出口战略，更好地发展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出口。
SH集团海外子公司管理控制研究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我国很多企业集团已进入海外战略布局和纵深发展阶段，当前大多面临着既要做大做强又要解决灵活经营的问题。企业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的不足在企业规模扩大后表现得愈发明显，特别是成为跨国企业集团之后。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能否实现既能有力管控又能保证其灵活性，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 　　SH集团是山东省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有着三十多年的企业发展历史。当前，集团主要业务包括海外投资、国际承包工程、国家援建项目、人力资源合作交流、培训等领域，尤其是海外投资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国际市场上有着很高的知名度，项目辐射五大洲106个国家和地区。随着SH集团国际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使国际板业务成为集团业务的半壁江山已写入集团发展规划。如何有效地管理海外子公司，确保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合作良好有序和国际业务的快速稳定发展成为重要课题。 　　本文以跨国公司治理、海外子公司治理等理论为支撑，立足SH集团海外子公司管控现状，理论联系实际，分析SH集团当前管控模式存在的问题和风险。经研究分析，本文认为SH集团管理控制方面存在现有管控体系不足、母公司理结构有待完善、海外子公司治理机制欠缺、母子公司管控手段过于单一、风险控制能力薄弱等问题。本研究通过理论研究工具，立足实际，客观分析SH集团国际化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及海外子公司管理控制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剖析，精准地定位其发展节点，识别潜在风险并提出预警。笔者借鉴海外子公司管控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目前SH集团的海外子公司管理控制体系进行优化提升。通过对海外子公司战略管理、公司治理、人力资源、财务、投资、风险、信息、安全等方面进行全面补充或优化，达到对海外子公司有效管理控制的目标。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的国内外背景下，制定一整套系统更加优化和完善的海外子公司管理控制体系，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引入我国跨国国有企业集团中，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同时，本文针对SH集团所做的典型案例研究，也能够给大型国有企业跨国治理及海外子公司管控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提供参照。
日俄北方四岛问题研究

北方四岛问题一直以来是日俄之间的外交难题，到今天已经延续了近四百年。在不同的阶段，这一问题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业已成为影响日俄关系的顽固障碍。二战后期苏、美、英签署《雅尔塔协定》将北方四岛划分给苏联。1951年，在美国主持下《旧金山对日和约》签署，但条约中对于北方四岛的地理从属及主权划分模糊，苏联未在条约中签字。1957年日美联合致函苏联政府索要北方四岛，北方四岛问题就此产生。 　　冷战后期，美国以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考量和自身政治利益角度出发不断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挑起事端，以达到其实现亚太地区战略平衡的目的;俄日两国虽然就北方四岛问题展开了多轮交涉，但由于受国内政治及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因素的影响，导致领土争端一直悬而未决。 　　进入21世纪，日俄围绕北方四岛展开多轮谈判，但前景依旧难测。一方面俄日两国对于提升两国关系、加强经贸合作展现出共同的诉求:俄罗斯希望借北方四岛问题吸引日本为俄罗斯远东开发投资援助，从而改善乌克兰事件后被西方实施经济封锁的被动局面;安倍领导的日本政府则希望在与俄领土争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树立自身政治大国的形象，早日实现国家正常化。而另一方面日本对于北方四岛的索求严重违背了俄罗斯对于领土主权的一贯原则，日在乌克兰危机后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更使得两国关系一落千丈，同时面对美、韩、日在亚太地区的“萨德”反导系统部署计划，导致俄对于北方四岛问题再次态度收紧。 　　北方四岛问题只是俄日两国关系的缩影，未来两国将会为各自更加深刻的政治意图继续展开外交博弈，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研究。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蒙古国的机遇

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是为研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蒙古国机遇。为了达到目的，通过梳理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理论、各方面的资料及相关国际之间的公开文件，笔者首先分析了“一带一路”的提出与其主要内容，其次分析了蒙古国对本倡议的认知，最后分析了蒙古国的机遇。 　　“一带一路”是在国际关系上引起很大重视的一项倡议，目前世界各国学者们已经对“一带一路”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本论文希望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为中国和蒙古国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蒙古国北方的邻国俄罗斯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领土，是在走向复兴的国家。而南方的邻国中国是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经济飞跃性发展的国家。蒙古国是在世界上比较独一无二的特殊地缘政治地位，在每个层面都受到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邻国的影响。契合“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机遇、促进三方互利共赢合作，也是三国的共同利益。 　　2014年9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三国元首会晤期间三国元首商定了进一步发展相互睦邻友好关系，并同意了今后将根据需要继续举行三国元首会晤。2015年7月9日在俄罗斯的乌法举行中蒙俄元首的第二次会晤，在此期间，三国元首决定将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进行对接，将经济合作作为三国合作的优先和重点领域，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并批准了“中蒙俄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2016年6月23至24日三国元首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见证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等合作文件的签署。 　　本论文主要是在三国元首三次会晤的结果《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基础上，分析了蒙古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各个方面的机遇。目前蒙古能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主要方向是铁路和公路。如果蒙古国能把握机会，蒙古国也有在航路、能源、工业、贸易、旅游等很多方面能参与本项目的机遇。
项目口译中译员的多面角色——中国石油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培训项目口译实践报告

作为口译专业学生，本报告作者在两年时间内参加了众多大中型口译实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中国石油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尼日利亚高频焊管(HFW Pipes)制造技术培训班翻译项目历时长、项目内容多、专业性强，给作者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培训中的口译工作体现出项目口译不同于单纯商务传译、联络口译、陪同口译的特点。 　　项目口译中译员多面角色的处理属于一个较新的领域。前人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个商务活动、翻译活动的角色处理。该实践报告站在项目全局的高度，以角色空间理论为理论框架，分别从商务谈判、课堂交替传译、应急处理等不同角度出发，通过不同场景的案例分析，体现在不同情境下译员如何应对不同的翻译任务、较理想地扮演好不同情景下的译员角色。通过这些案例分析，作者就项目口译中译员多面角色的处理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项目口译的特殊性决定了译者在不同情境下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作者希望，此实践报告可为日后此类培训项目的口译活动提供可行性指导，为积极推动中国产能“走出去”贡献译者的力量。
中非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随着经济区域化、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和不断深入，国际经济活动越来越活跃，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国际投资进入飞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作为现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逐渐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双重身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发展经济，非洲地区各个国家开始采取经济改革措施，以求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加之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独特，非洲地区成为中国重要的投资市场。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和中非合作论坛建立的前提下，中国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向非洲国家投资建厂，中非投资存量和覆盖规模快速增长。 　　然而，非洲地区法律制度不完善，时常发生立法变动;政治局势不稳定，经常出现战争、内乱和武装冲突;中国投资者对非洲国家经贸法律和政策缺乏深入了解，在对非贸易投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极易引发投资纠纷的风险。另外，东道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和国有化、征收的行为也会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引发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纠纷。中非双边投资条约是中非双边投资的法律基础，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国际法层面的保护。条约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条款从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角度为争端解决提供多种途径，但是条约涉及投资者利益保护的主要条款和争端解决条款仍然不完善。为了更好地保障中国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同时兼顾东道国的利益，亟待就中非投资条约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作深入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供可行的完善建议。 　　本文以中非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为研究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介绍了中非投资现状、投资政策和投资者-国家投资争端产生的原因;其次，从条约中的投资待遇、征收和赔偿等基本条款分析了中非投资协定的主要条款，指出其在适用时可能引发投资争议的问题;该章节将重点分析中非四代投资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的内容，由此总结归纳了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议解决途径和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着重介绍了国际两种仲裁机制的仲裁管辖范围、法律适用、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对仲裁途径做出优越性评价;最后一部分对中非双边投资条约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提出完善建议。
山东会展业发展研究(1990-2014年)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发展中战略转型的实施，会展业成为城市通往世界的大舞台，同时也是参与世界竞争的重要载体。它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且因其具有增长快、效率高的特点，更能够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国际上诸多发达城市每年都会凭借其优良的软硬件条件举办众多大型国际性会展，借助会展经济提高其国际知名度，对当地经济的繁荣和旅游、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大力发展契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会展业，有利于推动我国当前形势下的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中国的会展业逐步发展并日益走向成熟和规范，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10余年间，中国的会展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构建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会展品牌。国内学界关于会展业的相关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恰逢国内会展业快速发展期，并在最近十余年逐步形成研究热潮。基于作者多年从业经历和学术专注考虑，本文选择该时期（1990-2014年）的山东会展业作为研究对象。 　　20世纪90年代，山东省不断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加大传统制造业向第三产业特别是教育、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力度。会展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业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山东省成功举办文博会、艺术节等各种大型综合展会，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省内会展场馆数量和质量，加强了与会展相关服务业的配套建设，提升了山东省承接、举办展会的能力，为今后举办大型会展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内容方面，本文从历史学学理逻辑出发，集合文化产业研究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区域经济学理论和文献学、社会学理论等科学理论为基础，结合历史与现实，系统研究国内外及山东省会展业发展历程和趋势。通过比较借鉴国内外会展业的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有针对性地对山东省重要的节庆、展会的案例分析，提出推动山东省会展业发展的相关对策。具体而言，本文的核心部分即四至九章，其中第四章综合评述了山东省会展经济的萌生、产业要素的培育，这一阶段的山东省会展活动对产业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五、六章主要评述山东省会展产业的形成期和成长期，即20世纪90年代初至本文的研究节点（2014年），在全国及山东省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形势下，处于形成期的山东省会展业在这一历史阶段发展的主要形式及产生的影响，提出山东会展业对城市品牌的成就。进入21世纪后，在这一阶段的特定环境下山东省会展业迎来了产业成长阶段，作为社会文化产业的主力形态，会展业成为山东省社会经济的新兴产业，着重分析了这一时期会展业的主要形式、产业的鲜明特征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第七、八章分别通过对山东省重要的节庆活动（中国十艺节和各地区的特色节庆）、会展活动（历届山东省文博会）的梳理分析，进一步加深了山东省会展业发展的理解。通过以上分析，第九章提出了山东省会展业要不断加强优势、突破瓶颈，对会展业的发展有了更加科学的研究方向。 　　本文的主要对策建议列举如下:1.进一步加强山东省会展业的发展优势，包括高效利用区位交通优势、合理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强化会展业的基础设施和进一步做靓会展产业的品牌;2.对山东省会展业的问题进行诊断，并给出相应的意见建议，包括:(1)全面提升山东省会展业的市场化水平;(2)加大山东省会展业的品牌培育力度;(3)加快山东省会展业“引进来、走出去”的步伐;(4)提高山东省会展业场馆建设与利用水平;(5)补强山东省会展业专业人才的短板;(6)提升山东省会展业配套服务功能;(7)健全山东省会展业相关政策法律体系。 　　从目前已有的中外文献看，选取产业发展历史的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本文主要对山东省会展经济从要素的培育、产业形成期、成长期的生命周期角度分析和研究会展业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出发，通过对山东省会展业的形成及成长、典型案例进行考察，分析了各阶段会展业的市场环境和演化成长特征，实现了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的多维度研究。为全面了解山东省会展业，其中梳理和总结了国内外会展业发展经验，借鉴和探讨会展业的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可再生能源投资中东道国的监管权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科技的进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要求，可再生能源行业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可再生能源成为国际投资发展的新兴领域之一，实践的发展需要理论知识的支撑，因此研究可再生能源国际投资法律问题是国家发展的现实要求。 　　与常规能源相比，吸引外国投资者对可再生能源领域进行投资的往往是东道国提供的各种激励性措施，尤其是在税收、政策、法律制度上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提供的各种优惠。但随着投资的做出，东道国基于各种原因行使监管权对可再生能源领域进行调整，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减损了投资者的利益，给其造成了损失，由此引发了关于东道国行使监管权问题的讨论。 　　东道国监管权，是指东道国对其国内事务进行干预和监管的权利。联合国大会第3281号决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中规定国家有权“在本国的管辖权范围以内，对外国投资加以监管并行使权利”。 　　对于东道国监管权问题的研究，在讨论到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博弈之时，国内多数文章依据国际投资条约中的保护投资的表述，认为应侧重保护投资者，但可再生能源投资作为一种关乎能源安全的投资，若也采用这种利益衡量标准可能会危及到国家利益，因此需要在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保护和东道国的监管权之间进行利益平衡。 　　本文将旨在通过分析Charanne诉西班牙案中涉及的部分问题，对可再生能源投资因东道国的立法、政策、税收等改变所引发的投资争端问题进行研究，并就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进行讨论，然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议。 　　第一部分介绍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情况及其法律框架，并介绍了学者们对东道国监管权概念的不同观点，结合实践中的案例尤其是Charanne诉西班牙案提出了可再生能源投资中国家的监管权问题。 　　第二部分分析国家监管权与间接征收和公平与公正待遇之间的关系，并结合Charanne诉西班牙案进行相关研究，对间接征收的认定及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内容进行讨论，并对投资者的合理期待做出限定。 　　第三部分探讨如何平衡东道国的监管权和投资者的投资保护权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主要从完善投资条约中的立法规定和仲裁程序以及要求投资者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求能在国家公共利益和投资者私人利益之间达成恰当的平衡。 　　第四部分介绍了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现状，并结合“一带一路”的背景，分析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投资中应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国家监管权问题，主要从中国作为东道国和中国投资者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提出建议。
政府招商引资职能转型研究——以威海市H区为例

吸引外资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积极倡导并推进实施的一项发展战略。各地政府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招商引资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政府组织中成立专门的招商机构，从优惠政策的制定、当地产业规划的调整到项目审批的落实与各种经贸活动的组织等招商引资活动都是由政府来承担，“政府主导型”招商引资模式逐渐产生并发展。 　　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变革，政府主导招商引资全过程的做法，使得其在履职过程中的问题渐渐暴露出来，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政治稳定以及社会的和谐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十一五规划”对利用外资提出了新要求，以及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等战略的提出，表明我国正在向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方向发展。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按照中央政策的调整，对自身在招商引资的职能作出调整，逐步淡化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主导作用。本文选取了H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职能转型做法为实践案例，H区政府在转型中构建招商载体、提供优质服务、因地制宜制定产业规划，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政府对自身职能定位不明确、招商引资考核机制不合理、对招商模式的市场化探索不足造成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服务型政府是有限政府，不是全能政府，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调节宏观经济、市场监管、社会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具体到招商引资工作中，就是政府招商引资职能应向战略谋划者、优良服务提供者、平台搭建者、市场监管者、多元招商引资主体培育者转型。 　　本文以威海市H区政府为具体研究对象，分析了其招商引资职能转型现状，借鉴了国内先进的招商引资模式，最终有针对性的对H区政府招商引资职能转型提出了建议，使得建议更加具有说服力和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研究

社会保障是一国政府为本国或合法居住在本国的外籍公民提供劳动保障、就业、生育以及未来养老等方面承担责任的体制机制，社会保障作为各个国家关注的民生焦点问题，能否良好运行关系到整个社会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甚至是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否。自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大机器生产的时代使得工人出现伤病的几率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工人成为无产者，年老时没有土地提供收益的情况下生活保障受到威胁。随着工人阶级的普遍觉醒，普遍要求国家提供年老、因公伤病的保障制度。为了维护社会生产的连续性、保证政治生活的安定有序，欧洲工业化国家先后建立了本国的社会保障体制。随着社会保险项目的增多、基金规模的扩大，简单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资金保值增值的需要，为此社会保障基金应运而生。基金管理承担保证资金安全、确保管理秩序高效、支取灵活便捷的重任，这其中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的有效程度无疑成为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重要基础。 　　世界各国在结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同时，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行管理进行了不断的探索，目前基本形成了几种较为稳定的投资管理模式。笔者以对我国社保基金在投资管理的维度具有借鉴意义为出发点，选取各国投资管理中的典型模型，依次对美国、瑞典、新加坡、智利四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模式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进行逐一分析，其中智利是委托投资的典型代表，新加坡为集中统一投资管理的典型，美国和瑞典介于二者之间，再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在投资方面出现的典型问题，提出笔者的针对性建议。 　　本文以2001-2015年为时间窗口，运用数据分析的方法，主要依据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证监会等官方机构披露的信息以及相关学者的著述，对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在风险控制、内部稽查、外部监督、投资结构等内容进行详实阐述。得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在投资管理多元化方面还有待提高，委托投资管理见效显著，但是实业投资和海外投资的步伐还应加快;在投资监督、信息公开、查询便捷性等方面还有所欠缺。因此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并提高信息透明度，事前严格选择投资托管人、立体监管委托管理人的投资业绩和行为态度，将投资管理与提振经济相结合，加大海外投资和实业投资力度，在开发和完善新型投资工具方面提高指数化投资和实业投资的比例。
日照X银行贸易融资业务信用风险管理研究

贸易融资业务作为银行开办的信贷业务的一种，具有期限短，操作灵活的优点，贸易融资本身具有真实性和自偿性特征，在贸易结算过程中被进出口商广泛应用，解决了资金周转问题，同时为银行带来了不少的收益。随着我国进出口量的日益增长，大力开展贸易融资是一种银企“双赢”的模式，为贸易融资创造良好的资源与市场环境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但贸易融资跨越式的发展也让很多银行在着眼收益的同时忽略风险防控，近几年的贸易融资风险事件中信用风险的暴露尤为严重。 　　我国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管理起步较晚，商业银行在短期内设计融资产品来满足贸易企业各种需求，其管理经验也较为缺乏。贸易融资风险管理手段的落后，贷后监管的脱节，促使贸易融资逐渐脱离本身的自偿性和真实性，贸易融资演变成了融资的贸易，近几年信用风险案件频繁暴露，给银行来带了巨大资金损失和连锁反应。商业银行须重视对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的管理，按照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从风险识别、计量以及监测控制出发，学习国际先进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评估方法，并结合自身目标与特点，全面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通过收集国内商业银行对贸易融资风险管理和信用风险管理的主要文献和方法，结合日照辖内银行的管理模式和主要客户特征，分析其贸易融资业务发展现状，主要风险点和成因，利用RAROC模型初步测算该银行贸易融资业务的风险成本和收益，粗略评估该银行近几年的风险管理水平发展情况，从中发现银行在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辖内X银行对贸易融资风险管理流程主要涉及到实施贷审分离制度，关注贷后资金的收回，对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的评估主要依赖于企业财务指标的判断，从该银行信用风险的管理制度、评估手段、部门粘合度和人员配置方面上分析需要改进的管理点，提出银行优化现有管理制度，学习应用类似RAROC模型的科学风险评估手段，加强对融资客户选择策略，做好产品创新管理和加强人员培训等措施。同时，建议银行加强贸易融资全流程的风险防范，细化到贷前调查，贷款审批，贷后管理和风险缓释措施等。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商业银行业“走出去”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国际竞争更为激烈，银行要不断适应国际上的风险监管新标准，不断提升自身风险管理水平。本文研究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业务的信用风险管理，是希望对今后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管理乃至全面风险管理提供思路，对和X银行同等类型与规模相似的银行提供参考，也对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贸易融资风险防控政策和措施有借鉴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

国际生产与分工“片段化”及“加工贸易”在当前时代已经成为主流，全球价值链的概念越来越普及，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一个企业或公司的国别划分也愈发模糊，这都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变化，对于全球价值链的深入探讨也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就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情况而言，提升价值链地位迫不容缓。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国内资源紧张以及当前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等多重因素都在从不同方面促使着我国要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提升自身地位，掌握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话语权，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竞争。而深化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就是一国将本国生产相关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自“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屡创新高，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并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攀升做出重要贡献。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等国际合作平台的提出与落实，也在客观上要求我国要在全球价值链中抓住机遇，提升价值链地位，实现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 　　现有的研究，对于全球价值链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关于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针对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分析，分别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研究二者之间关系。杜克大学认为全球价值链旨在发展以行业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观点，强调经济行为者与跨地域之间的联系。因此深入从行业层面分析，制造业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最为典型的行业，因此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为例，将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分类，研究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会对价值链地位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对于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对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政策建议也会更贴近实际，更具指导意义。 　　关于本文的结构，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第二部分是国内外文献综述，从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梳理相关的文献研究。第三部分介绍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传导机理。第四部分是OFDI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对价值链地位测量进行说明解释，并将研究视角投到了国家层面，通过GVC_ Position与GVC_Participation这两个指标分析各国各地区价值链参与情况，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关系，并区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中国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发达国家会更显著地影响价值链地位并且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呈现先小幅下降再平稳上升的趋势，这对于从宏观上研究OFDI对母国产生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五部分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将我国制造业29个细分行业根据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的不同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通过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会对母国价值链地位产生正向影响，而资本密集型行业与技术密集型行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第六部分为本文的结论和建议。
技术差异、研发强度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回归技术

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国的技术进步不只取决于国内的技术要素，同时也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本国的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技术进步的这一现象被称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国内外学者就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对母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展开了深刻的讨论，但在中国是否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这一基础性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两点:首先，学者们虽然意识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着地区性的差异，但没有从吸收能力的角度深入挖掘原因;其次，过于强调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忽略了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形成机制的研究，脱离理论指导的实证分析是没有意义的。 　　理论研究部分，首先本文就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梳理，从对外直接投资两种不同的进入方式出发，把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母公司主要通过海外研发要素吸纳机制、内部整合机制、技术成果反馈机制、人才流动机制、利润返还机制等五个机制吸收东道国的先进技术。所以说母国的吸收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从五个机制入手，本文认为技术差距和研发强度影响母国的吸收能力，而且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可能具有门槛效应。 　　实证研究部分，根据理论研究的结论,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模型，引入技术差距、研发强度和技术溢出的交叉项，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存在着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是交叉项所表示的线性影响是不显著的，由此判断可能存在着理论中提到的门槛效应。因此，在第一个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两个门槛模型，分别以技术差距、研发强度作为门槛变量，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差距对母国吸收能力的影响存在着双门槛，研发强度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这和理论部分的研究相符。 　　根据理论和实证得出的结论，本文认为，技术差距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最大的影响因素，在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该合理地选择投资目的地，向技术差距适中的目的地和投资领域倾斜，同时也要注意研发投入的结构性调整，推动研发和创新人才梯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