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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2015年提出的“一带一路”、京津冀、“东北-蒙东经济区”的发展战略,几乎将我国冻土区域全部覆盖。在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影响之下,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必定会随之加大。季节冻土作为一种复杂地质体,在强烈的冻结和融化的相互作用之下,使路基易出现翻浆、沉陷和强度减弱等道路病害。其中路基的温度和湿度(含水量)的变化是导致诸多道路灾害的直接因素。为了防治道路冻融病害、延长使用寿命,必须对路基的温度和湿度进行实时监测、掌握其变化规律,并及时做好相应的补救措施。<br> 本文从季冻土路基在冻融循环过程中温度和湿度监测的实际要求出发,设计了一种融合ZigBee与GPRS技术的路基环境监测系统。监测系统主要由数据采集终端设备、ZigBee-GPRS网关协调器和上位机监测中心三部分构成。<br> 终端设备节点包括传感器和ZigBee射频收发器,传感器温度数据的获取由热敏电阻采集,土体湿度数据的获得是基于频域反射技术原理,即土体的介电常数与其体积含水量具有某种函数关系,可由介质中电磁脉冲传播频率得到。终端节点控制单元内嵌入设计好的温度补偿算法,将土体湿度做好温度补偿后,由射频器发送到ZigBee网络。网关协调器包括ZigBee协调器、网关控制器和GPRS模块,协调器除接收子设备的数据以外,还具有组建、管理和维护整个ZigBee网络的任务。网关控制器通过串口将协调器数据处理后,经过软件将ZigBee和GPRS网络协议转换,最后由GPRS模块发送到远端的上位机监测中心。上位机监测中心用于监听网络的连接请求,同时具有数据的接收、显示和存储功能。<br> 系统将两种无线通信技术相结合,对路基下20cm和40cm两个测试点进行数据连续采集。经实际验证该系统可对季冻土路基内部温、湿度的实时无损监测,实现了传感器网络与移动数据网络的融合。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支持,中国由国际资本流入大国逐渐转变成国际资本流出大国。越南作为东盟的重要成员之一,具有充沛而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且与中国地缘相近,是中资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选择之一。在我国与越南投资合作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对中资企业赴越南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区位选择问题进行探讨,能够为两国政府和赴越南进行海外投资的中资企业提供政策建议和投资参考。<br> 本文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研究了中资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的基本情况、效应、影响因素和区位选择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br> 首先,本文从投资规模、来源和去向分布、行业分布等三个方面对中资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理论分析和引力模型等方法对中资企业在越南开展FDI所产生的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资企业对越南的直接投资存在创造效应,而转移效应较不稳定,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但不存在显著的进口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就业效应的发挥受到局限。<br> 其次,本文利用2004-2015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中资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学意义。结果发现:中资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与汇率变动和越南居民的消费能力显著相关,且受到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越南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对越南的出口额、越南市场开放程度等因素影响,而FDI的间接诱发要素利差在现阶段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br> 最后,本文利用2005-2012年越南各省市吸收FDI的面板数据,对FDI进入越南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劳动力成本、潜在劳动力供给、建设投资总产值对其各个省市吸收FDI的流量有显著影响,另外受到商品和服务零售额、人口密度、室内电话密度、公路运输能力的正向影响,而现阶段劳动力素质的影响并不显著。结合中资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可以发现中资企业对越南的直接投资以成本导向型FDI居多。
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不仅体现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金额的逐年增长,更体现为中国企业OFDI次数的显著增加。企业每一次OFDI决策不仅受到环境中相似企业的影响,也会受到自身前期累计的投资经历的影响,这就形成了具有前后关联性的序贯投资。然而,现有关于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静态分析的方法,将企业的每一次OFDI投资隐含地看作互不关联的独立投资行为。显然,传统的静态分析方法难以解释企业序贯投资中呈现的跨期相关性。除此之外,这些研究通常采用效率机制进行解释,尽管效率机制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和行为具有很大的解释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较少关注合宜性机制在中国企业序贯投资中的作用。合宜性机制会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作用。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具有寻求政府和市场合宜性的动机;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的投资决策受到企业内部制度环境的影响。鉴于上述考虑,本文从制度同构视角出发,围绕投资驱动力、进入模式选择和区位选择三大投资议题,探讨了合宜性机制对中国企业序贯投资的影响,从而弥补以往研究中的缺口。具体而言,本文包含三个子研究。<br> 子研究一从外部同构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具体的研究问题为:区域同构压力和行业同构压力如何驱动中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国家所有权和企业规模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外部同构压力的响应?在该研究中,对外直接投资被视为一种同构行为。它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获取来自区域政府和市场利益相关者的合宜性。根据制度理论,本研究认为中国企业会在多大程度上从事OFDI这种同构行为,主要由企业受到的外部同构压力和企业自身的合宜性寻求动机共同决定。子研究一采用2008年-2012年107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当受到来自区域同构压力或行业压力时,中国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更高。而相比于国家所有权水平的低的企业,国家所有权水平高的企业回应区域同构压力的动机更强。同样地,相比于小企业,大企业回应行业同构压力的动机更强。<br> 子研究二和子研究三则从内部同构视角出发,检验了影响中国企业“互依性”(interdependent)进入模式选择和区位选择的因素。子研究二关注的研究问题为:中国企业的合资经历越丰富,再次投资时选择合资型进入模式的可能性是否会越高?对于不同所有制或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这种可能性是否会表现出差异?围绕上述问题,该研究基于内部合宜性机制提出随着中国企业合资型投资经历的增加,下一次投资时再次选择合资型进入模式的可能性更高。与此同时,本研究引入了两个调节变量:所有权性质和企业规模,认为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具有更强的寻求内部合宜性动机,遵循以往合宜性决策经历的可能性更高。子研究二以126家中国上市企业进行的571项OFDI活动为研究对象,利用Logit模型对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的假设均得到支持。<br> 子研究三试图探讨以下研究问题: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的经历越丰富,再次投资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是否会越高?这种可能性是否会随着外界条件的变化,比如文化距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面对差异性的投资情境时,哪种类型的企业更倾向于改变以往的决策模式,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该研究以119家中国上市企业498个OFDI项目为研究对象,从内部同构的角度剖析了以往在发达国家投资的经历对企业再次投资时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文化距离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文化距离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中国企业以往投资发达国家的次数越多,下一次投资时再次投资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越高;(2)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越大,发达国家的投资经历对企业再次选择投资发达国家的正向影响将减弱;(3)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并不会减弱发达国家投资经历对国有企业再次选择发达国家的正向影响。<br>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力图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相关研究作出了贡献。第一,采用制度同构视角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入模式选择和区位选择等国际化议题。丰富和拓展了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视角。并且,通过综合运用内部合宜性机制和外部合宜性机制进一步深化了对不同合宜性机制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的作用的认识。第二,与以往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视为一系列独立决策的研究不同,本文考虑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互依性”特征,并将这种动态分析的思路引入到中国企业OFDI动因、进入模式选择和区位选择的研究中。除此之外,不仅考虑到企业自身投资决策间相关性特征,而且也考虑到了企业间投资决策的相互依赖性的特征,特别是同行业企业与同区域企业对企业自身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动态分析的角度,不仅拓展了研究思路,而且丰富了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三,本文的三个子研究表明企业特征差异尤其在所有权性质和企业规模方面的差异是企业在回应同构压力时表现出不一样的同构水平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不仅将制度理论的应用拓展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境中,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制度理论“从上至下”的单向作用模式向企业和制度环境间更为“互动”的作用模式转变。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对于其作品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是否忠实问题引起了学者、媒体的热烈讨论,而事实上,这是一场关于“该怎样翻译”的翻译伦理问题的讨论。基于此,本文从翻译伦理角度,以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为评价标准,探讨了葛浩文在翻译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中文化负载词时采用了哪些翻译策略和方法,通过这些策略和方法译者实现了哪些翻译伦理,以期从词汇层面分析葛浩文译作受欢迎的原因,从而提高对汉英翻译活动的认识,促进中西文化的理解和交流。<br> 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理论由五种翻译伦理模式组成,即强调忠实再现源语文本的再现原理、主张忠于客户要求的服务伦理、努力促成跨文化沟通与合作的交际伦理、要求译作符合目标语文化规范的规范伦理,以及强调译者责任书面化的承诺伦理。它们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再现原文是任何翻译实践活动发生的前提,任何翻译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服务于特定的客户。目的的实现与否取决于读者是否能够理解译文,而符合目标语规范是帮助读者认知的重要前提。如果译者书面保证遵循上述翻译伦理,他就实现了承诺伦理。事实上,如果译者实现了前四种伦理,他就实现了承诺伦理。<br> 研究发现,葛浩文根据语境对文化负载词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实现了切斯特曼的全部翻译伦理,并且异化和归化策略在不同语境下可以实现同一个伦理。异化策略比归化策略能更好地实现再现伦理、服务伦理和交际伦理。但是删节策略的情况较为不同。该策略有助于实现服务伦理,但违背了再现伦理和交际伦理。即使如此,这并不影响葛浩文的译作在整体上实现了所有翻译伦理。
“一带一路”战略受美国主流媒体的持续关注。本研究收集New York Times,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able News Network, The Diplomat对“一带一路”战略的90篇报道(2013年9月-2015年12月),构建了103,496词的英语原始语料库,以UAM Corpus Tool为研究工具对报道中的评价资源进行标注,以评价理论为框架,尝试回答(1)美国主流媒体在“一带一路”战略报道中塑造怎样的中国国家形象?(2)该形象是如何实现的?(3)该形象是如何强化的?<br> 研究发现(1)态度资源中存在大量中国国家形象评价词。其中鉴赏资源占比65.7%,表明虽然中国认为该战略能给国际社会带来机遇,但美国塑造了其时间战线过长、合作伙伴不稳定、政治基础不夯实、运行模式不稳固等方面欠缺的形象。判断资源占比25.62%,表明美国认为中国在能力(capacity)、韧性(tenacity)、合适性(propriety)以及真实性(veracity)方面仍存在问题,分别构建了“低能者”、“口号主义者”、“腐败者”以及“扩张者”的形象;情感资源占比8.68%,表明美国公开质疑该战略的可靠性(security),凸显中国不稳定的“学步者”形象;(2)以上形象通过介入资源实现,占比为92.81%的借言资源体现美国频繁通过否定其他声音以表明对华态度,营造自身优势感;(3)通过极差资源中国国家形象得以强化,其中82.22%的语势资源加强美国对华消极态度,这为负面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奠定基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间的经济合作日趋紧密,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增速下滑。随着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下降,传统的贸易措施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贸易的非效率”以及寻求更加透明、稳定、有效率的贸易投资环境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习近平在G20峰会明确指出:面对当前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各国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一带一路”战略明确强调要构筑全方位互联互通网络,着力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国内外研究均表明贸易便利化对进出口贸易有极大地促进作用。我国出口贸易自改革开放以后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受金融危机及贸易保护的影响,虽然出口在增加,但是增长率不稳定问题突出,同时,在全球化生产要求贸易效率背景下我国产品出口竞争优势没有显现。鉴于此,研究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br> 本文在梳理了贸易便利化相关理论基础之上构建了贸易便利化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则环境、信息技术四个维度影响出口贸易的理论框架,并进行理论探析,进一步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分类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机理。之后,测度了我国以及与我国经贸往来前90%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结果显示我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处于不便利等级,贸易便利化改革任重道远。根据我国相关贸易统计数据,结合测度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和出口商品结构现状进行了分析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2007-2014年间我国与50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贸易数据,运用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出口贸易有显著影响,本国贸易便利化相较于贸易伙伴国影响更为显著;从分类产品来看,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对初级产品和制成品出口均产生很强的促进作用,本国贸易便利化改善更能提升制成品出口贸易,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更能促进初级产品出口优势。最后,本文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论,对提升我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并改善出口贸易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指出,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的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自由化问题,消除投资与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同期,商务部长高虎城表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启动了经贸合作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双方将通过该协定建立贸易便利化的制度性安排,最终建立自贸区。鉴于目前中国同包括欧亚经济联盟在内的独联体国家的自贸区谈判并未完全处于谈判阶段,我们只能在现有的关税水平基础上,研究建立自贸区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br> 本文不仅运用事后研究的方法,即通过中国与独联体国家1995年到2015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引力模型,来研究中国同独联体国家间的贸易情况以及在构建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测算这21年间中国与独联体国家的双边贸易潜力系数,而且本文也运用事前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同独联体自贸区建成之后的经济效应,即通过GTAP模型对自贸区的建设进行政策模拟。<br> 通过引力模型测算的双边贸易系数结果显示,中国与独联体国家间的贸易整体上为“潜力开拓型”,表明中国与独联体国家间的贸易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还有一定的扩大空间。但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与阿塞拜疆间的贸易关系经历了由1995年潜力开拓型到之后潜力再造型再到现在的潜力巨大型的过程。中国同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贸易关系到目前为止一直处在潜力再造型。中国与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的贸易潜力一直处在开拓型阶段。<br> 而在GTAP模型基础上模拟出的实验结果为:在“欧亚经济联盟”完全运行以及中国同独联体国家自贸区建立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受到较大程度的正面影响,而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较为有限。进一步分析中国不同产业部门产出变化,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内关税降为0,中国同包括“欧亚经济联盟”在内的独联体国家并未达成自贸区协定双边间关税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欧亚经济联盟”的建立对中国各产业部门的冲击不大;而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内关税降为0,中国同独联体各成员国之间的非敏感性产业的进口关税分别降低50%和100%两种情况;对于敏感性产业的进口关税分别下降33.3%、66.7%和100%三种情况,并设定非敏感性产业的关税降幅大于敏感性产业的关税降幅的条件下,中国将在食品加工、纺织服装、木制品和造纸业、金属制成品、汽车及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及机械设备制造类以及其他制造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贸易顺差,而在农林牧渔、能源矿产、化学制品以及有色金属等产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贸易逆差,这也说明中国同独联体国家在产业方面的差异,构建中国同独联体国家自贸区有利于发挥双边各自的产业优势。
交叉上市是一种常见的上市模式,它是指一个公司的股票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证券市场上市的行为。我国公司交叉上市的历程与经济体制的发展改革进程紧密联系。早期,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刚刚建立,运行还不够成熟,定价机制也不完善,在政府的引导下,以大型国企为主的公司都是以“先走出去,后再回归”的方式进行交叉上市。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则是先在国内资本市场上上市,而后谋求在境外发达资本市场上市。<br> 绑定效应理论认为:一方面,交叉上市使得上市公司主动与上市地的法制规则捆绑在一起,公司通过上市等于对上市地投资者做出了遵守上市地规则的承诺,并受到这些规则的约束,结果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上得到改善;另一方面,由于上市地的制度更加成熟,信息披露要求更严格,来自各方的监督会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保护水平,降低投资者所期望的收益率,降低了公司的资本成本,从而提升公司价值。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而后又在2012年在香港H股市场实现交叉上市。本文对郑煤机公司的交叉上市进行案例研究,分析内地公司到香港交叉上市是否发挥了绑定效应。<br> 首先,本文对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的市场环境的发展历史、法律背景和投资者保护水平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然后,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郑煤机交叉上市是否产生绑定效应进行验证分析:(1)交叉上市前后的短期市场反应;(2)交叉上市前后的公司治理状况;(3)交叉上市前后的信息披露情况;(4)交叉上市前后的财务绩效和公司价值变化。通过对郑煤机交叉上市进行案例分析,本文发现:(1)郑煤机交叉上市的短期市场反应总体上是积极的;(2)郑煤机在交叉上市后的公司治理得到了改善;(3)郑煤机在交叉上市后的信息披露水平得到了提升;(4)郑煤机交叉上市后的财务绩效和市场价值发生下滑。可见,交叉上市对郑煤机的绑定效应部分实现,因为绑定了更严格的制度,郑煤机的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水平得到了提升,但是财务绩效和市场价值却发生了大幅的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煤炭行业的不景气,与交叉上市相关的原因可能在于:(1)公司在自身经营业务没有明显提升的状况下,因为交叉上市给公司带来了维护交叉上市所发生的管理费用,从而增加了经营成本;(2)由于郑煤机所处行业,生产周期较长,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生产效益无法立刻显现,从而影响了公司业绩;(3)为了实现交叉上市,而在交叉上市前对公司财务进行了盈余管理,在经营业务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导致随后的业绩下滑。<br> 本文从研究结论中得到的启示是:(1)对于政府来说,首要是完善内地市场制度的建设,提高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2)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交叉上市可以视为一种主动绑定更高监管要求而提升内部治理水平的方式;(3)对于投资者来说,交叉上市虽然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质量起到绑定效应,但并非绝对提升公司经营绩效和市场价值,投资者应理性对待公司的交叉上市行为。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企业如果想要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求得发展都离不开市场营销,市场营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企业所处行业不同,生产的产品不同,所采取的营销策略也不同,即使是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生产同种产品,由于企业管理者的营销政策理论掌握的水平不同,采取的营销策略也不同,因此必须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和所处环境来综合分析制定合理的营销策略。<br> 特锐德是一家专业生产预装式变电站的中德合资电力设备制造企业,和竞争对手相比,特锐德生存之道在于有着国有企业和德国人的管理风格,同时又具有民营企业的灵活性。从2004年成立以来,专注于为铁路行业提供电力解决方案,但是2010年国内铁路建设出现停滞,特锐德的市场受到很大的冲击,原来只依赖于一个行业来维持公司发展的情况无以为继,在此情况下,公司开始探索开拓其他行业,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公司在国内的电力、煤炭、石油等行业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国内的市场已经是红海市场,产能严重过剩,竞争异常激烈,从2014年国内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电力设备的需求大幅下降,电力设备制造企业为了求得生存发展,纷纷进行产品创新和拓展新的渠道。在国家去产能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国内的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入到了海外市场,特锐德也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由于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有很大的不同,需要在产品、渠道、价格和促销策略上进行变革。<br> 本文以特锐德公司的基本情况作为文章研究的对象,将特锐德在西非市场的营销策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对西非市场的宏观分析和对特锐德所在行业的微观市场进行分析,找出影响特锐德发展的机遇,了解产品在西非市场经营方面面临的挑战,并且得出特锐德在西非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和劣势。然后,文章根据市场营销的相关理论,结合特锐德的产品特点和西非市场的形势,分析特锐德在西非市场目前市场营销策略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而提出改进措施,为特锐德在西非市场的市场营销提供理论支持。本文通过特锐德在西非市场的营销策略研究绐其他行业在西非市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研究。
近年来,随着营口港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韩自贸区协议落地,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加速、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及沈阳经济圈不断腾飞,营口水域(暨营口海事局辖区,岸线及水域分布于营口、盘锦两市,含鲅鱼圈、盘锦、营口老港、仙人岛四大港区)港口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危险货物吞吐量逐年增长,随之载运危险货物船舶事故造成环境污染问题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天津港8.12爆炸事故”发生后,如何确保营口水域海上危险货物运输安全,保护营口水域海洋环境清洁,有效促进营口、盘锦两市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br> 海事管理机构承担着国家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和防止船舶污染的职责,在海上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现实中,随着国家简政放权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天津港8.12爆炸事故”发生后,暴露出海事管理机构在海上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海事管理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有待提高。<br> 海上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与公共管理密切相关,属于公共管理范畴。本文总结国内外海上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现状,选取营口水域海上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为对象进行重点研究,并结合国内外的成功经验,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对营口水域海上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的现状以及管理过程中的不足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对营口水域海上危险货物安全管理提出有针对性地对策及建议。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简政放权的攻坚战中,随着简政放权不断推进,行政许可审批取消事项不断增加,公众对海上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要求越来越高,充分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海上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实际情况,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改进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和提升应急服务等多方面提出管理对策。为今后营口水域海上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提供一定借鉴。<br> 本文结构上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及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章概述了海上危险货物运输相关概念及公共管理理论基础;第三章详细介绍了营口水域海上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现状;第四章总结了国内外海上危险运输安全管理的相关经验;第五章是本文的重点,针对营口水域海上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提出了相应对策;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
田径实力的强弱是一个国家运动发展水平的指标,在奥运会中,田径项目设有47枚金牌,是所有项目中数量之最。近三十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实力发展迅速,许多项目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突破和成绩,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田径运动水平始终落后于其他项目水平。在刚刚结束的15届北京田径世锦赛上,中国田径代表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借这一契机,面对即将举行的里约奥运会,有必要认真分析我国田径运动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加明确未来中国田径的突破方向。<br>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数理统计法和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中国田径运动在23-30届奥运会和1-15届田径世锦赛上进入前八名的成绩进行了分析,找出中国田径现今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加以分析,为中国田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依据。<br> 结果表明:<br> 1.中国田径历届世界大赛成绩不稳定,呈“锯齿形”分布,与世界强国相比差距较大,近几年有所提升。<br> 2.中国田径运动表现出男子整体水平不如女子,近些年由于国家攻坚战略的制定,男子项目水平有所提升,逐渐转变为“龙凤呈祥”的发展趋势。<br> 3.中国田径优势项目分别为竞走、投掷和中长跑,跳跃项目逐渐失去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在近一年中的国际比赛中,跳跃项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实力有所上升。<br> 4.由于缺乏科学的训练方法和手段,中国田径选手最佳竞技年龄低于世界优秀选手的平均值,我国优秀田径运动员的运动寿命较短。<br> 5.比赛和训练的脱节,以及“全运周期”的影响,造成中国田径选手存在“克拉克”现象,国际比赛中的实力发挥不稳定。<br> 近几年,中国田径在坚持“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和“1516突破计划”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晰地看到所存在的问题。针对在历届世界大赛上反映出来的问题提出了如下建议:<br> 1.优势项目与潜优势项目同时发展,男女项目均衡发展。<br> 2.坚持“走出去,请进来”战略,与国际接轨,本土教练与国际教练相辅助,吸收国外先进理念和方法。<br> 3.提高对比赛价值的认识,以赛带练、以赛促练,让运动员积极参与国际大赛,增强我国选手在国际大赛上的适应能力,提高心理素质,克服“克拉克”现象。<br> 4.增加田径训练中的科技元素,强化过程特别是青少年训练过程监控,以科学训练促进提高成绩,减少运动员伤病出现,延长运动寿命。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也随之增强,银行的零售业务将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机遇期。与此同时,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各项国家战略和供给侧改革的落地实施,互联网等新技术在银行业广泛应用,客户金融需求的复杂程度不断提升,也对银行的各项业务发展提出了新要求。<br>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可持续发展期,互联网金融兴起,银行牌照的放开,民间资本民间借贷的涌起等因素的共同发力,使得银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另一方面,客户获取信息渠道增多,选择理财的方式更加多样化,金融脱媒的进行更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各家银行都已经开始行动,改变以往旧的业务营销模式。不论是资产还是负债方面,都将重点放到个人零售业务中。在负债业务方面,更加注重个人客户的分级;在资产业务中,近年来各家银行贷款的增长几乎都集中到个人住房贷款上。银行网点也不再是以前“等客上门”的模式,而是以网点为阵地,开展“阵地营销”和“走出去”营销相结合的模式。对于网点的管理模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并进行了新的探索。<br>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石家庄的区域优势逐渐显现,而正定在石家庄地区中的地理环境优势也随之体现出来。2009年,石家庄正定新区正式开始投入建设,中国农业银行正定县支行抓住了政策红利,在2009年到2014年间迅猛发展。然而伴随着政策红利的释放,近两年开始进入了发展的深水区,业务发展增速有所下降。面对当前的形势,必须做出改变,尤其是零售业务方面。抓准个人贵宾客户集中的优势,深挖贵宾客户的潜力,以多样的产品绑定客户,从网点动线设置、业务流程的优化、岗位优化设置到最终的网点绩效考核等,都需要有所改变。因此开展了以正定县支行为试点的网点标准化管理转型。<br> 本文以方案设计者身份记述了正定县支行网点标准化转型的全过程。从分析本网点旧有的管理模式入手,找出现行模式的优缺点,找出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并参考借鉴在标准化管理转型中表现优秀的支行的案列,结合正定县支行的具体环境和客户、员工等因素,从导入网点的6S标准化管理、调整渠道以及岗位配置、明确各个岗位的工作职责、优化整体服务营销流程、落实客户分层维护、制定岗位绩效考核的方法这六个执行模块,逐步设计并实施了正定县支行标准化管理的具体方案,并希望能够最终总结出切实可行可推广的标准化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还没有根本性解决,多样化的融资渠道、高效率的融资行为和多元化的资本结构还没有形成,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走出去”战略的稳步实施。本文以A公司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我国大型国有企业融资的问题分析,探寻新形势下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破解融资难问题和优化资本结构的合理化对策。<br> 本文内容主要由四部分组成。<br> 第一部分是绪论,它是本文的研究前提和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介绍。<br> 第二部分是A大型国有企业财务状况及2017年资金需求预测,是本文分析A大型国有企业融资问题及成因的基础。<br> 第三部分是A大型国企融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认为A大型国有企业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内源性融资不足、对外源性融资严重依赖;2、明显偏好股权融资;3、过分强调间接融资,相对忽视直接融资。<br> 第四部分是A大型国企优化和拓宽融资渠道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过分析A大型国有企业的自身所处的行业优势和领先位置,本文认为A国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有效解决上述问题:1、提升自身信用体系建设;2、加强内源性融资;3、合理利用股权融资方式进行融资;4、合理利用企业债券方式进行融资;5、科学利用票据、贸易融资方式融资;6、下大力气优化银企关系,利用好银行贷款,改善现有融资模式以确保年度资金需求,并给出了下一年度融资需求解决方案。<br> 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研究有利于我国大型国有企业融资问题研究范式的创新、有利于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提高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文中提出的相应主张,希望也能为国内其他同类国有上市企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近年来,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我国汽车保有量以已超过1.84亿辆,而小排量乘用汽车保有量达1.47亿辆。南宁市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省会城市,是中国连接东盟各国的桥头堡,是中国西南出口道路的重要枢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城市。南宁市整体的空气状况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但是NOx、HC等污染物的排放量也不容忽视,对人类的健康和大气环境造成了威胁。<br> 本文课题来源为南宁市2014年重大专项城市环境综合防治适宜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中的《南宁市机动车尾气排放超标治理技术路线研究及应用示范》。本文以南宁市小排量乘用车作为研究对象,对南宁市范围内小排量乘用车的排放特征、污染物组成、生成机理以及排放超标原因和维修改进措施等问题展开研究。具体工作和研究如下:<br> 1.分析南宁市小排量乘车的种类构成,并确定为重点研究对象。<br> 2.针对南宁市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特点和城市路况特点等地理因素,研究CO、HC、NOx这三种有害气体的生成机理。<br> 3.研究了导致南宁市小排量乘用车排放超标的原因,并运用FAHP对最为常见的故障对排放的影响程度进行计算研究,得出影响程度排序为:三元催化器失效>发动机积炭过多> EGR系统异常>进气系统异常>氧传感器故障。<br> 4.采用集中型检测和分散型维修的改进方案,在检测时采用ASM稳态加载法。维修时,装有OBD的车辆先根据故障码排查故障,未装有OBD的主要考虑故障对排放的影响程度和车龄导致的常见故障的影响,并采用相应措施改善排放。
随着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自由贸易区对一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为全面推动中国与东盟十国的深入发展,中国与东盟携手共同创造未来的“钻石十年”,打造CAFTA升级版应运而生。越南作为重要的东盟成员国家,与中国边境接壤,经济、政治体制、文化与中国有着相似之处,虽然中越双方经济上现在差距较大,但中越双方在升级版的CAFTA背景下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将实现中越双方共赢。<br> 本文以CAFTA升级版对中越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以相关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并参考和借鉴国内外研究文献,在CAFTA升级版的体系下从中越贸易总额逐年递增、贸易关系紧密性强、产品结构优化互补、服务范围逐渐扩大和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共五个方面对中越双方经贸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同时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数、竞争性和互补性等效应分析比较双方的经贸现状,并指出中越经贸存在的经贸不平衡、产品竞争性显著、服务合作不够深入、投资项目规模较低和双方存在制度障碍等问题。本文还从贸易、边境贸易、服务、投资、解决争端等多方面分析了CAFTA升级版下对中越经贸发展的影响。最后,本文分别从政府、行业商会和企业三个方面综合分析了中越面对新形势,对如何推进“钻石十年”的经贸发展,加强相互合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