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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烟草行业因行政垄断的高额利润、主流媒体所宣扬的烟草危害性而被社会各界所关注。烟草行业的行政垄断实质上违背了自愿、平等的市场交易规则,破坏了竞争、统一、有序、开放的市场竞争秩序,直接阻碍全国统一开放大市场的形成,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烟草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文章旨在对烟草行业行政垄断的规制进行研究,并从各国实践经验出发,提出相应的科学策略。<br> 文章以中国烟草专卖制度为支撑,借鉴国内外烟草行业的治理模式,结合我国烟草行业的基本情况展开研究。首先详细阐述了我国烟草行业行政垄断的表现,分析了成因,认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传统价值观念、利益分配结果、政府干预。同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弊端:宏观方面的地方保护,微观方面的烟农、烟草商业企业、卷烟零售客户、消费者的自身行为。其次,通过梳理日本、欧盟、美国对于烟草行业行政垄断的规制实践,总结其对我国烟草行业开展行政垄断规制的三大启示:改革政府管制方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并由此引出运用《反垄断法》规制烟草行业行政垄断。最后,针对这些具体情况,从打破行业性和产业性行政垄断这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政企分离、调整财税制度、建立区域大集团、创立自主品牌、“走出去”战略、法律手段。<br>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面对时代洪流的冲击,烟草行业的改革亦是势在必行。如何理清烟草行政垄断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烟草行业规制提供科学的实施路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虽然文章的观点尚未成熟,但仍希望能为国家着手开展烟草行业改革尽上绵薄之力。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积极变革响应,实力雄厚的集团型企业越来越多。但是随着我国企业集团尤其是国有企业集团快速发展,管理层级变长、成员单位众多且分散、资金链条过长、资金回笼缓慢等问题制约了我国企业集团的发展。集团实行资金集中管理可以有效地整合集团闲散资金,发挥规模优势,实现集团资金效益最大化。轨道交通制造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其行业特点决定了必须重视和加强资金管理。“一带一路”等战略的提出和竞争日趋复杂的外部市场环境为我国轨道交通制造业企业资金管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研究轨道交通制造企业资金管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br> 本文采用理论归纳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结合研究背景的基础上,提出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总结归纳了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的相关理论,并分析了轨道交通制造业企业资金管理的特点及要求。然后以株洲A集团为例,通过对株洲A集团资金管理运行现状的分析,针对其集团资金管理集中管控力度不足、资金集中管理效率较低、资金融资渠道单一风险集中、资金预算流于形式及资金集中管理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从提高集团资金管理的集中程度、提升集团资金集中管理运行效率、加强风险控制和完善配套措施等角度出发,为株洲A集团提出了资金集中管理的优化方案。这些建议不仅有利于株洲A集团资金集中管理的优化,对其他轨道交通制造企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前,商务合同与协议作为规约双方权利与义务的有效的法律文本,在经贸活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商务翻译作为促进各国经贸合作的桥梁,其重要性也愈发凸显。但是,目前不少商务合同与协议的翻译存在不准确、不专业、估屈聱牙的现象,有的甚至是错误百出。这些不合规范的商务合同与协议翻译在经贸活动中带来不少涉外经济纠纷与损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各方权利义务的规定不够明确或对部分商务与法律专业术语缺乏准确理解,造成措词不当、含糊不清和误译等原因造成。<br> 本翻译实践报告基于笔者在北京某翻译公司所参与的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与残奥会产品与服务销售许可协议的翻译项目。实践报告首先描述了该翻译实践项目的全过程,其次着重探讨了奥运类体育产品与服务销售英文协议文本的语言特点,最后结合大量具体实例,阐述了奥运类体育产品与服务销售英文协议汉译时应当遵循的翻译原则。<br> 具体而言,就词汇层面的翻译而言,采用固定表达来翻译英文古体词;采用省略法和直译法来翻译并列结构;主要以语义翻译和零翻译来翻译商业、体育以及法律类专业术语;以表示权利、义务(责任)的规约化语言手段来体现英文协议文本中表归约性、强制性与指令性的情态动词。就句子层面而言,从定语从句的拆译、状语从句的调整以及被动语态的转换等方面探讨了英文协议文本句法层面的翻译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总结了一些实用性的英文商务合同的翻译策略。
随着信息化与网络化技术的革新,媒介发展已经从大众传播时代进入新媒体时代,媒体融合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校园媒体承担着舆论引导、教化育人、校园文化传承等重要使命,在面临新媒体兴起带来的重重挑战下,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对于高校的发展至关重要。<br> 本文结合分层抽样与问卷调查法,对中国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的本专科院校校园媒体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高校校园媒体种类繁多,运作团队以师生为主,对新兴媒体的开发落后于社会媒体。面临社会媒体冲击的外部压力和受众对融合新闻的内部拉力,校园媒体必须通过媒体融合获得发展新机。同时,校园媒体集中化的管理模式,潜力巨大的校园注意力经济以及人才与经验的储备,为校园媒体走融合发展之路奠定了基础。<br> 真正意义上的媒体融合是新闻生产各个要素的融合。对于校园媒体而言,媒体融合首先是传播思想上的融合,校园媒体需学会运用互联网思维,树立品牌意识;传播体制上需要实现“管办分离”,整合资源成立融合机构;传播内容上需要针对不同平台进行内容的差异化定位;传播媒介上要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效联动。基于上述融合的内容,本文分析了目前国内的两种模式,党委行政下设各编辑部的兰州大学模式,及先融合要素再融合平台的武汉大学模式,基于这两种模式及借鉴国外校园媒体的融合经验,本文提出了结构模式构想,并指出将素材输出到各平台之前,“重定向”的步骤很重要。<br> 基于校园媒体目前的发展情况,在媒介发展道路上仍存在很多问题:融合理念不强,管理体制形成壁垒,从业人员参差不齐,资金不足及传播效果不理想等。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人才方面,培养全媒体人才,打造大学生实践基地,为融合发展储备队伍;资金上,试水商业化运营,实现财务独立;尝试“走出去”,与校际媒体、社会媒体进行更广域的融合。
鲁迅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目前为止,对《阿Q正传》的英译研究多从语言学、目的论、接受美学等角度,从社会学角度探讨的文章甚少。本文试图借助于布迪厄社会学三个关键概念即场域、资本和惯习,将翻译产生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结合起来,进一步凸显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文章选取杨宪益、莱尔和蓝诗玲的《阿Q正传》三个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三个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宏观层面探讨了场域、资本等社会变量对译者惯习的塑造作用,微观层面探讨了译者惯习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br> 研究发现,译者所处的场域、拥有的资本及其社会化过程塑造了译者的翻译惯习,而翻译惯习影响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具体来讲,杨宪益夫妇所处的翻译场域由于权力场域的介入,为传播中国文化而采用异化策略成为主流。为了在各种场域获得认可和资本,杨宪益夫妇必须遵守场域内规则。莱尔所处的美国文学场域对华裔作家和外来文学的容忍度提高,英美读者希望了解文学作品中的异域风情,翻译场域内流畅的主导地位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蓝诗玲所处的翻译场域受权利场域的影响,关注读者期待和归化策略成为西方翻译场域规则。其次,译者拥有的资本与译者在场域中自身的定位密切相关。杨宪益夫妇由于国外象征资本薄弱,促使他们形成了坚定文化自尊,忠实于原文的态度。莱尔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丰富,他倾向于完整传递原文的内容和风格。蓝诗玲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较为突出,她关注大众读者群,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此外,在学习、生活和工作等社会化过程中,也培养了译者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倾向。杨宪益夫妇的跨文化惯习、威廉·莱尔的专业惯习、蓝诗玲的读者导向惯习结构无不打上了先前社会经验的烙印。由于具有某种惯习的译者带着各自的资本在权利场域中参与斗争,因此译者惯习影响翻译目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杨宪益夫妇在跨文化惯习的影响下,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和重塑中国形象,尽量忠实于原文;文化层面上采用异化策略,语言层面多采用直译。莱尔在其专业惯习的影响下,希望英语读者能像原语读者一样领会和欣赏鲁迅的作品,力图再现原文风格;文化层面采用深度翻译策略,语言层面却采用归化策略。蓝诗玲在读者导向惯习的影响下,翻译目的是为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英语读者讲好鲁迅笔下的中国故事,遵循忠实再创造的理念;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使得译本读起来不像是翻译就像是目的语写成的。<br> 总之,译者惯习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及译者的社会化过程中,不同译者的惯习产生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总的来讲,杨译本忠实于原文,贴近原文句法结构和简洁的风格,在国内较受英语学习者的欢迎;莱尔译本是典型的学者型译本,适用于专家学者、教学与研究所用;蓝译本最为流畅,可读性高,在普通英语读者中较受欢迎。中国经典文学的翻译对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中国政府资助的中国文学外译在西方国家接受情况不尽如意。本文旨在从社会学视角探讨《阿Q正传》三个译本差异背后的内部和外部原因,重新审视社会和翻译活动的互动作用,希冀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有所启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推出的“4万亿”一揽子投资刺激计划中有95%的资金流入了国有企业,显现出“4万亿投资计划”的后遗症,如“扩张冲动”、“非效率投资”等不理性的投资行为,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一带一路”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好方法,但是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投资过度的问题。那么如何从根源上解决企业的过度投资的问题成为关键。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及“所有者缺位”导致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为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深厚的土壤。面对企业普遍存在的“高投资——低效率”现象,企业亟需寻求行之有效的办法缓解“高投资——低效率”的现象。<br> 本文基于公司内部与外部治理机制的研究视角,探讨内部控制与媒体关注对我国国企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且进一步检验内部控制与媒体关注之间的相互作用。经研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是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在企业内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制衡机制,可以有效抑制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二是媒体通过声誉机制与监督机制对国企的投资决策和实施行为进行监督,让国企的投资决策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运行,从而有效遏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本文进一步考虑不同类型的媒体报道的治理效果,即市场导向型媒体和政策导向型媒体治理效应的差异,政策导向型媒体能显著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而市场导向型媒体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三是内部控制与不同类型的媒体报道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单一关系。在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问题上,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媒体的监督作用。企业应根据不同的环境和企业自身情况选择最为合适的治理机制。<br> 最后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并结合我国国有企业的现状从企业和政府工作两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从而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启示,同时也为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的治理开辟新的路径。
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转变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看法,开始认为保险行业也能产生系统性风险。如今,各个国家也纷纷开始着手对本国保险业的系统性风险进行防范。当前我国保险业正实施费率市场化改革,保险业在各个层面都正走向更开放的阶段。在2015年的全国保险监督工作会议上,我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提出,保险业应该做好风险防范,守住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底线。在国内保险公司走出去,国外保险公司入国门的全面竞争时期,防范我国保险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刻不容缓。本文选取了系统性风险的一个研究点,研究了我国上市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br> 首先,论文界定了系统性风险的内涵,并且在比较了银行与保险的系统性风险不同的基础上,对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来源做了简要分析。然后,结合了目前我国保险行业的实际情况和数据可得性,选取了我国的4家上市保险公司的股票收益率作为研究对象,将CoVaR方法与GARCH类模型相结合,测度我国上市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和系统性风险贡献水平,并对这4家上市保险公司做风险排位。测度结果表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水平最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风险水平最低。在4家保险公司中,除了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是国有控股保险公司以外,其他3家的都是股份制保险公司,从测度结果来看,国有控股的保险公司的风险水平要低于股份制保险公司,其系统性影响也相对来说较弱。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相对于其自身风险来说,系统性风险已经非常接近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水平。测度结果说明了,自身风险水平低也能产生较大的系统性风险。根据测度结果,本文对我国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论文认为费率市场化以及投资方式和保险产品形式的多样化是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的诱导因素。<br> 最后,论文分别从识别我国重要性保险机构、宏观审慎监管角度给保险业监管者提供了系统性风险防范的相关建议。
近些年来,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在国内儿童图书市场上,可以看到大量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译介至国内,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本土有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却没有走出国门,汉语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和研究在翻译领域更是寥寥无几。当前中国致力于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做为最适宜“走出去”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英译,显得很有必要。<br> 本文是一篇汉译英翻译实践报告,翻译部分节选自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常新港的少年成才作品《一匹倔脾气的马》,该书语言生动简洁,充满童真童趣,讲述了一个少年与马之间真挚友谊的故事,从语言到意义方面都很有翻译研究价值,且目前尚无英文译本,因而具有一定创新性和实用性。本翻译实践报告以汉斯.费米尔目的论为理论支撑,从词汇和句法两方面分析了翻译该文本的难点,并从这两方面入手,以实例分析具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在充分考虑译文目的和儿童读者特点下,笔者在翻译词汇方面主要采用意译、转换、异化、直译加注法;在翻译句子方面主要采用增译、减译、合译和语序调整法。<br> 本报告表明,对汉语儿童文学作品进行英译时,要遵循儿童中心的原则,选择正确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使译文既能还原原文风格,又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外国小读者的审美情趣和知识需求。此外,译者运用目的论加以指导,可以使译文更加符合英语国家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从而提高翻译作品质量,并更好地让他们感受到中国儿童文学和文化的魅力。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其目的在于加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加速国际间贸易合作往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作为出口导向型大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亟需转型,而提升出口技术结构会成为重点方式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出口技术结构是否也存在差异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另外,在金融资源分配不平衡的背景下,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于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是否不同也需实证检验。因此,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出口技术结构的作用将有助于判断中国各区域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增长动力,便于提出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政策措施。<br> 从研究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出口技术结构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出发,首先,本文研究了金融发展水平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机制,分别定义了金融发展水平和出口技术结构的内涵,全面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出口技术结构的作用机制,证明金融发展水平可通过要素禀赋促进资本积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两种途径影响区域出口技术结构;其次,本文分别测度了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和出口技术结构指标,其中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在已有相关学者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及主成分分析对20个反映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出口技术结构则采用比较优势的权重赋值法对HS6分位出口产品数据测算得出,并分区域对测算结果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发现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和出口技术结构整体增长速度缓慢,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最高,西部最低;再次,本文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建立了金融发展水平对出口技术结构影响的实证模型,选取2007-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区域层面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如何影响出口技术结构。为了克服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先后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模型予以分析。研究表明,无论是在静态面板还是动态面板分析中,区域金融发展水平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正向作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出口技术结构的作用存在差异,东、中、西三大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虽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但东部金融发展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贡献大于中部,中部金融发展水平贡献大于西部。最后,基于测算结果和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为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出口技术结构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借鉴。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视化技术日益成熟,表达直观、鲜明的特点使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论文以《南方都市报》调查性报道的新闻可视化探索为研究对象,力图为调查性报道的可视化发展提供参考。<br> 论文分析了《南方都市报》调查性报道可视化的基本情况,从媒介环境、受众需求、媒体转型发展三个角度论述《南方都市报》调查性报道可视化颇受重视的原因,分析《南方都市报》调查性报道在新闻生产和新闻传播上的可视化探索。论文以《南方都市报》(2014.6-2015.5)应用新闻可视化的调查性报道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报道选题、地域、消息来源、调查报道类型、可视化呈现方式及类别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南方都市报》调查性报道可视化的选题关注民生,以本地新闻报道为主,消息来源渠道多样,以调研式报道的可视化和信息图表居多,注重对数据、事件内部关系及经过的可视化。论文总结了《南方都市报》调查性报道可视化的优点,包括调查报道可视化接近性强、可视化呈现方式多元化和注重可视化叙事技巧;同时指出其在新闻可视化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即部分调查数据缺乏科学性、重可视化呈现而轻深度分析、部分报道趋于形式化等。据此,结合国外媒体调查性报道可视化的实践经验提出《南方都市报》调查性报道可视化的发展策略,包括加强调查数据把关;凸显调查报道可视化的深度;提高调查性报道可视化的水平,包括加大新闻可视化表现力度,注重可视化呈现方式的融合与创新;从引进来和走出去、定期进行培训两方面进行可视化团队建设等。
经济增长是经济繁荣发展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前提,也是解决失业、维持社会稳定等的关键。而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竞争力。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背景下,一国或地区的技术进步不再只取决于国内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还依赖于国外的研发投入和溢出。<br> 以往关于国际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溢出的研究,虽然有考虑到制度因素,但忽略了制度差异这一因素,而且未考虑国际R&D溢出的空间依赖性或空间相关性的特征。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在CH模型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包含用制度距离定义加权的国外R&D存量这一变量,以地理距离矩阵为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Durbin模型;还尝试构建了用制度距离矩阵为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Durbin计量模型,以考察R&D溢出的制度空间属性和渠道因素的作用。并且以50个国家1996-2011年间的数据为样本,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当一国和其他国家间的制度差异越大时,该国获得的R&D外溢效应趋于减少,也就是说制度距离对国际R&D溢出存在负向效应。其次,国际R&D溢出效应存在地理空间溢出性,地理邻近的国家间存在积极的知识溢出。第三,从渠道因素上来看,非物化渠道一移民,无论是对本国还是制度、地理邻近国的TFP的提高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基本独立于物化渠道。而物化渠道的影响没有一致性的结论,不过总的说来,通过“走出去”比“引进来”获得的R&D溢出效应要大。最后文章也肯定了吸收能力对国际R&D溢出的作用。<br> 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本文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努力普及教育以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素养,并通过教育、与国际交流等手段不断加强公民和国际社会的交流,不断吸收新的好的理念,以缩小和发达国家间比较而言存在思维或理念的滞后,并结合实际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建议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放开移民政策,减少签证和其他入境要求等壁垒,促进国际客运航空旅游自由化以增加短期跨境流动。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在加快,国内券商也加快“走出去”步伐,尤其是龙头券商都在积极拓展境外业务。但是相对于成熟的国际市场,中国证券业只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券商总资产规模不到高盛的1/3,受资本规模偏小、运营成本高、协同效应不足等问题的制约,中资券商开展跨境业务仍然困难重重。因此,并购合适的外资投行就成了券商国际化的下一个重要步骤。作为国内行业翘楚的中信证券,在2012年出资并购里昂证券,拉开了国内券商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国际化发展的序幕。<br> 本文在分析中信证券和里昂证券双方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发现并购的动因是基于经营环境的变化和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的要求,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境外市场份额和协同效应。本文通过分析中信证券海外扩张的经历,结合此次并购的实施情况,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中信证券并购里昂证券之后产生的协同效应,并从公司整体发展和财务角度分析并购的战略、经营、管理、财务协同效应。随着整合的初步完成,协同效应将逐步显现,公司成长速度将加快,国际影响力将会加深。<br> 本文从实施并购的证券公司角度得到启示:证券公司境外并购首先需明确自身发展战略和动因,慎重选择并购标的,并购完成后要注意整合并购双方发展优势。中信证券并购里昂证券的成功经验对于正在寻找并购标的或正在进行并购整合的证券公司来说具有参考意义。可以预见,未来国内券商走出国际化道路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多,以何种方式则并不明确。中信证券的此次并购提供了一个跨国并购的范例,这是一次积极而且富有指导意义的尝试。
韩国文化产品借势大众流行文化,充分利用传统与现代媒体营销手段,在亚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形成了一股文化“韩流”现象,韩国文化产品的成功海外营销既借力了“韩流”这一大众流行文化,又助推了“韩流”文化为广大海外受众所接受和追捧,一方面直接增加了文化产品本身的出口份额;另一方面还拉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些都为韩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海外营销理念与实践,值得正在谋求“走出去”的中国文化产品借鉴。本文以韩国文化产品海外营销策略为研究对象,分析韩国文化产品海外营销的路径、方式以及内容,加以中韩比较,总结出可供借鉴的规律。<br>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析了韩国文化产品的输出路径与方式。一是韩国文化产品在亚洲、欧洲和美洲等海外市场的营销现状;二是韩国文化产品海外营销的传统策略:韩国元素挖掘策略,文化品牌和形象塑造策略,适宜的价格策略;文化体验活动及粉丝营销策略;合理的输出渠道策略等。三是新媒体发展带来的韩国文化产品海外营销新趋势和新现象;积极利用全媒体营销策略以及文化产品一源多用策略。<br> 通过对韩国文化产品海外营销策略的分析,本文得出了三点可供中国借鉴的经验:一是要重视文化产品的国际化创作与创造;二是要重视对中华文化的整体包装与引导;三是要重视文化产品的新媒体营销。
本文是一篇以笔者翻译的湖南省文化厅门户网站栏目《湖南文学》为基础的英译实践报告。源文本《湖南文学》包括概览、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五个部分,详细描述了湖南文学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概况并介绍了各个发展阶段的湖南作家及其作品,对于湖南文学“走出去”具有重大意义。翻译实践报告分为引言、翻译过程描述、翻译难点及其处理方法、总结四部分。<br> 在翻译《湖南文学》过程中,笔者主要对源文本中的汉语书名、汉语四字词和汉语长难句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在发现和探讨问题的同时找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具体来说,在汉语书名翻译中,主要采用直译,直译加解释以及借用的翻译方法;在汉语四字词的翻译中,主要将汉语四字词转换为英语中的一个单词,英语并列结构,英语中的形容词加名词结构以及英语中的动宾结构;在汉语长难句的翻译中,综合运用改变语序,结构重组和增加连接手段等方法。<br> 报告表明,对于涉及地方文学的文本翻译,译者不仅要能够准确理解原文内容和语言风格,还要具备良好的文学知识,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从而使译文更符合读者的需求。
经济全球化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到了国际分工和交换之中,加快了商品、资本、技术以及信息的流动,推动了资源在全球的有效配置。跨国(地区)直接投资现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因素,由于像台湾这样的地区仅仅依靠自身的资源、资金、技术或市场就会使得自身的经济发展受限,因而引进来,走出去的国际化经营的道路就成为必然选择。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br>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其对于投资方本身的经济效应研究已经成为热点。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方的经济效应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产生,即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对进出口贸易,产业结构,就业水平等产生影响,进而对投资方的经济产生影响。<br> 本文在结合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从投资方的角度来分析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别从进口和出口两方面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台湾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台湾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其中对大陆投资的贸易创造性最强;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台湾产业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促进了台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并采用OLS的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台湾岛内就业负向影响很小,没有造成岛内产业空心化。最后在综合分析所有的实证结果得出结论,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