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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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跨境电商的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近年来，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新兴业态在全球范围内异军突起，市场交易规模高速增长，市场潜力巨大。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我国跨境电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电商企业乘着“一带一路”的政策东风，纷纷加入跨境电子商务的行列，并不断探索着商业模式的创新，以期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而这也吸引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系统收集和整理众多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后发现，在跨境电商领域，现有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跨境电子商务的一些细分领域，如门户网站、物流、仓储、支付平台等，而结合相关理论比较全面地分析跨境电商商业模式的创新活动的则非常少，因而在面对跨境电商行业内不断出现的新业态时，现有理论研究既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些新商业模式产生的原因，也难以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创新路径参考。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跨境电商商业模式的创新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弥补前辈学者们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欠缺与不足。 　　本文以跨境电商作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揭示跨境电商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路径和方向，并结合相关案例研究，力争能够为实践提供详细的、具有可行性的指导。首先，通过广泛收集和参考相关文献，对跨境电商、商业模式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疏理;其次，运用规范研究法，以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现状及普遍存在的经济学特征，通过对我国跨境电商传统商业模式的介绍以及对其所存在问题的分析，总结得出我国跨境电商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从而进一步探究分析我国跨境电商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最后，运用案例研究法，选取两个典型跨境电商案例企业作为分析对象，对可能存在的跨境电商商业模式创新作了进一步探讨。 　　从理论和案例两方面对跨境电商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进行深入研究后，本文得出五点重要结论:(1)当前理论界对跨境电商的研究已从内涵、影响因素的研究转向对其商业模式的研究;(2)本文对跨境电商的概念及内涵进行了阐述，并深入分析了普遍存在于跨境电商行业中的经济学特征，包括网络效应、长尾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这些经济学特征对于跨境电商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3)结合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理论，本文阐述了跨境电商商业模式创新的内涵，认为跨境电商商业模式创新是跨境电商企业以创新顾客价值为基础，对顾客价值创造与传递方式以及企业价值获取机制的系统性设计行为;(4)本文结合跨境电商行业的经济学特征，以商业模式创新的内涵及相关理论基础为依据，从理论上对跨境电商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首先，在顾客价值的创新上，跨境电商企业应充分挖掘自身“长尾”，积极寻求描绘自身新价值曲线;其次，跨境电商企业要以新的顾客价值主张为基础，重新构建自身价值网络，以更好地构思形成顾客价值创造体系;最后，跨境电商企业要以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等特征为指导，不断增加第三方收入来源，积极拓展“免费”增收，从而更好地获取企业价值。(5)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同时，本文选取了两家典型跨境电商企业进行案例研究，得出跨境电商企业首先可以通过描绘新的价值曲线来确定自身优势，以低价、免费的方式将顾客吸引到平台上来，然后再通过对新长尾的寻找，不断提升顾客价值，增加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从而使企业的收入和利润不断增加，最后，在“免费”模式的使用上，跨境电商企业要不断调整成本结构和拓展收入来源，以更好地促进自身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东道国基础设施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自2013年以来，我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现在已经有64个国家明确表示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2016年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正式开业，不仅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支持，还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帮助。我国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活动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那么，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和“亚投行”融资支持下，我国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将会有怎样的发展？“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有怎样的影响？我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选址将如何抉择？这将是本文研究的问题。 　　本文的理论分析中，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基础设施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和社会性两大类;综合了世界银行、经合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权威机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给出了本文研究的概念，并阐述了区位选择的含义。接着梳理了主要的跨国投资理论，包括新古典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企业异质性框架下的对外投资理论。在这些区位理论和跨国投资理论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东道国基础设施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并降低贸易成本，从而吸引我国对其投资。从异质性对外投资理论来说，完善的东道国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企业对外投资成本，从而对我国跨国投资区位选择具有吸引力。总体来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选址会倾向于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 　　接着，本文利用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分析，总体上来说，欧洲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普遍较高，亚洲国家中，东南亚国家总体相对较好，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但大部分亚洲国家，尤其是中亚西亚等亚洲内陆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有待于提高。接着对我国现阶段的对外投资现状进行了分析，我国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都很大，一方面倾向于投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倾向于投资亚洲国家，而且我国对“一带一路”地区投资本身就很大。最后，本文将东道国基础设施现状与我国对外投资现状相联系，分析二者呈现的关系。 　　实证方面，本文使用2003至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数据，将其处理为动态面板数据，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回归估计。除了7个基础设施为核心解释变量外，还纳入了市场规模、政治制度环境、经济开放程度、资源丰富程度、人口密度5个控制变量，将7个基础设施分别代入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实证结果中，经济性基础设施比较符合预期，交通、能源、信息对我国对外投资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性基础设施的结果并不显著，说明东道国经济性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区位具有吸引力，而社会性基础设施影响则不显著。 　　最后，本文根据跨国投资理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及经济发展现状、我国对外投资现状和实证结果，提出了五点政策启示。
东道国制度质量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过去五年，我国GDP达到39.8万亿元，年均增长11.2％，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2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三资本输出国，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231.2亿美元，占全球当年投资流量的9.1％;对外直接投资存量8826.4亿美元，占全球当年投资存量的3.4％;流量连续三年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3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投资大国。 　　从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高效制度质量的国家（地区）吸引我国对外投资更多，初步判断制度是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高效的制度质量可以降低投资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对外投资。 　　“一带一路”战略自2013年提出以来，针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数不胜数，但鲜有从制度视角去研究我国对这65个国家投资的问题。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大背景下将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联系起来，探究制度质量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直接投资有何影响、应该如何进行合理的区位选择。 　　本文首先梳理了前人对制度质量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和文献，然后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三个方面构建制度质量指数并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跨国比较。 　　在理论方面，本文从交易成本的视角探讨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三方面分别阐述了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分布相对集中而且存在一定的内在规律，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围绕经济类因子的影响，本文则尝试着分析包含经济因素在内的制度质量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以上理论，本文重新构建制度质量指数，利用2005-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存量数据，从实证方面分析了制度质量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制度质量对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直接的促进作用，即我国的对外投资倾向于制度质量高的国家，一国的制度质量越好，其吸引的我国投资越多。此外本文也分析了其他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如地理距离、汇率指数、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状况、语言等因素，研究发现这些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 　　最后，就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从提高制度质量，增强信息有效沟通的支持力度，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企业加强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并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目的国制度质量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地理结构的影响——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以及“十三五”规划的推进，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拓宽了崭新的空间。但“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治法律制度迥异，对于装备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也各有差异。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来解释是何种因素影响了一国的出口。其中，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制度质量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逐步引起重视。研究都指出，商品出口青睐于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贸易主要分布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本文也从制度质量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论与实证渠道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地理结构的影响。 　　首先，笔者从交易成本与不完全契约角度分析了目的国制度质量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地理结构的影响。一方面，选择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三个方面的多个视角分析了目的国制度质量对双方交易成本的影响，发现目的国的制度质量越高，会降低贸易中的交易成本，进而影响我国装备制造业对目的国的出口量。再者，选取不完全契约的角度建模研究出口发展的动态运动，假设母国的出口商依赖于外国的制度质量来判断外国进口代理商的类型，进而由出口商选择是否出口及出口额、是否保持继续合作。通过数理推导证明，外国的制度质量越高，通常认为外国代理商是有远见的可能性大，则出口商一开始会以越高的出口量出口，且与外国代理商的合作关系持续时间越长，未来的出口额也会增多。 　　其次，本文以2002-201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为被解释变量，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为主要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 　　1、将15个指标根据其含义分成经济、法律、政治制度三类，并将各分项指标分别纳入方程回归，所得结果显示大部分指标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地理结构都呈正向影响，但也有下列指标:金融自由度、产权保护度、政府规模、政治民主度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地理结构呈负向影响。 　　2、再者，考虑目的国的总体制度质量水平，发现:目的国的总体制度质量水平越高，我国装备制造业对其出口更多。当总体制度质量提高1个单位时，相应的出口额将提高11.8％。以我国的总体制度质量得分为分界线，将样本数据分为两类分别进行回归，得到制度质量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在制度质量高的国家中更为显著，而在制度质量低的国家中则并不那么显著。 　　3、通过计算2002-201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到53个国家的预测出口额，将其与实际出口额进行比较，进而将53个国家分为三类:潜力再造型、潜力开拓型、潜力巨大型，并对该三类提出简单的应对措施。 　　最后，本文从四个角度提出措施，我国应重点发展与制度质量较高国家之间的出口贸易，积极应对贸易摩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深化装备制造业的国际合作。
中国家电企业国际化策略研究——基于格兰仕、海尔、TCL的案例

“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明确指出的我国经济和我国企业的发展方向，随着中国对“走出去”战略的深度实施以及中国企业在不断强化自身的基础上，坚持创新，积极转型，为做到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已经让中国慢慢走上从制造大国到智造大国的道路。“中国智造”意味着单纯的廉价劳动力制造以不再是中国打出去的卖点，创新已经成为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一方面，国际品牌的入驻瓜分了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给国内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另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也给中国企业做出了最有力的保障和最广泛的宣传，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家电企业是在中国发展最为持久最为成熟的行业之一，“Made in China”的家电产品数量巨大，但“Brand of China”的家电产品却少之又少，市场份额也微乎其微。如今，面对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是否能够抓住这个产业转移的机遇，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去，逐步实现跨国经营，是我国所有企业所面临的严峻的课题。本文列举了我国标杆家电企业:格兰仕、海尔和TCL的国际化发展道路，是因为他们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有十分鲜明的特征，格兰仕是世界微波炉制造厂，靠贴牌发家;海尔的国际化方式是先难后易，在国际化初始就打出自己的品牌;而TCL在国际化伊始，选择收购国外品牌，想通过这个方式打出自己的品牌。他们各自根据自身条件和发展目标，采取了不同的国际化发展方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这三家典型的标杆家电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道路，望总结出一些的经验和教训，给其他后国际化经营的家电企业亦或是其他领域的企业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引。得出了国际化经营企业无论采取何种模式都要视其企业所处发展时期和国际分工的位置，适时调整相应的国际化经营模式。
成都平原以水稻为核心的种植模式综合效益分析与评价

当今，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仍以水稻为首，严守耕地红线，提高粮食单产仍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命题。成都平原自古以来都是我国重要水稻、菜油生产基地，但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带（一带一路）、天府新区以及城市群的发展规划与建设，农业发展空间不断被压缩;同时随着全国及各地农业深化改革意见的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家庭农场的兴起更是自内向外冲击着传统农业的发展。在此背景之下，成都平原既要在全面推进城市建设进程的同时深化农业产业改革，又要在确保粮食生产安全的同时兼顾效益，因此对成都平原以水稻为核心的种植模式做出综合效益分析与评价并选出最佳种植模式，对巩固和提高“以水稻为核心”的优势种植模的地位，为提高成都平原粮食作物、油料作物、经济作物产量提供数据支撑，为农民选择高效种植制度提供科学建议，筛选出较优种植模式显得非常有必要。 　　本研究根据成都平原以水稻为核心的种植模式的特点，运用AHP-综合效益指数评价法，构建起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3大类10小项在内的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对成都平原5市区，8个区（市）县内“以水稻为核心”的10种种植模式共计761个有效样本进行综合效益分析评价。最终得出10种种植模式的综合效益排名为:春菜-中稻-秋马铃薯(P8)＞春菜-中稻-秋菜(P10)＞早春马铃薯-中稻-秋马铃薯(P9)＞马铃薯/小麦-中稻(P4)＞小麦-中稻(P1)＞小麦-中稻-秋菜(P6)＞马铃薯/油菜-中稻(P5)=油菜-中稻-秋菜(P7)＞中稻-秋菜(P3)＞油菜-中稻(P2)。 　　其中在经济效益方面:春菜-中稻-秋菜(P10)＞春菜-中稻-秋马铃薯(P8)＞早春马铃薯-中稻-秋马铃薯(P9)＞油菜-中稻-秋菜(P7)＞小麦-中稻-秋菜(P6)＞马铃薯/油菜-中稻(P5)＞马铃薯/小麦-中稻(P4)=中稻-秋菜(P3)＞油菜-中稻(P2)＞小麦-中稻(P1)。 　　在生态效益方面:小麦-中稻(P1)＞早春马铃薯-中稻-秋马铃薯(P9)＞中稻-秋菜(P3)＞春菜-中稻-秋马铃薯(P8)＞春菜-中稻-秋菜(P10)＞油菜-中稻(P2)＞小麦-中稻-秋菜(P6)=油菜-中稻-秋菜(P7)＞马铃薯/小麦-中稻(P4)＞马铃薯/油菜-中稻(P5)。 　　在社会效益方面:马铃薯/小麦-中稻(P4)＞春菜-中稻-秋马铃薯(P8)＞早春马铃薯-中稻-秋马铃薯(P9)＞马铃薯/油菜-中稻(P5)＞小麦-中稻-秋菜(P6)＞小麦-中稻(P1)=春菜-中稻-秋(P10)＞油菜-中稻(P2)＞中稻-秋菜(P3)=油菜-中稻-秋菜(P7)。
兴文县区域优势特色农业发展对策研究

在人们更加注重安全、生态、绿色、健康的食品的21世纪，优质农业产品产业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潜力。兴文县如何依托地方资源，发展区域优势特色农业，推动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收入，在区域发展和国家“一带一路”大战略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促进区域优势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笔者对兴文县区域优势特色农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深入了解兴文县农业产业发展条件和传统特色农业发展现状（如:黑色乌骨鸡、金色烤烟、绿色林果、白色生猪等），以及近年形成的新兴的地域特色的小方竹、山地乌骨鸡和正崭露头角的富硒农产品发展情况。分析认为，兴文县区域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已经形成“三多一优”（产业多、亮点多、产品多、品质优）、“三小一低”（规模小、产业小、带动面小、效益低）的特点。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认为，兴文县区域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急需一个针对兴文县资源优势、地域特点、产品特性、市场供求、全产业链开发的整体产业发展构想。科技支撑力度不够，没有形成产业链，低水平的原料生产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低水平重复。 　　兴文县区域优势特色农业发展的潜力表现在:兴文县具有丰富的农业产业资源，是我省最大的天然富硒区，通过域内四条铁路、四条高速公路、以及宜宾——重庆黄金水道建设连接川渝滇黔，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可以依托“一带一路”、国家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区融合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区、乌蒙山经济圈等，立足川南小县兴文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站在全域发展、全域推进、全域提高的高度，分析认为，兴文县可以围绕富硒农产品形成区域优势特色农业，形成富硒优质粮油、富硒优质蔬菜、富硒优质林果、富硒优质食用菌、富硒优质禽蛋肉、富硒优质畜产、富硒优质水产以及副产物综合利用形成的有机肥等多种特色产品，集合资源、资金、技术等资源，配套饲料、包装、运输、宣传、服务等诸多相关产业，形成产业集群，带动县域特色农业整体发展，在农民致富、企业发展的同时，实现产业升级。 　　围绕这一目标，政府要明确产业发展定位。站在全域发展、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集群发展的高度，制定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相互支持的产业发展规划。从资源利用、资金整合、技术集成、环境保护的角度，形成综合配套政策。转变政府职能，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积聚的条件，为产业发展铺路、筑巢、引路、服务。引导产业发展，构建大产业、大联合、大循环的产业经济圈。 　　企业要围绕带动农民致富这一基本的产业发展目标进行基地建设和产业发展，切实抓好产品质量安全，多形式多途径进行区域优势农产品的宣传，多渠道建设销售网络，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形成互联网+富硒优质特色农产品的特色经济，促进兴文县县域经济的发展。 　　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发展富硒优质特色农产品，通过政策、资金、技术、人才、产品等要素的聚集，配套包装、运输、信息、服务等服务业，形成一个能带动全域发展的产业集群。尽管前路仍然遥远，但我坚信，这将是兴文县农业发展的一条希望之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于“中国梦”的战略任务研究——基于邓小平大局观之分层性视域

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诉求以及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现实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作为两大热点词汇自诞生之日起便一直活跃在学术界、理论界乃至政界。缘起于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领域与思想文化领域因而顺势交互碰撞，形成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态势，进而导致当今之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之时代大背景下，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思潮，助力“中国梦”之早日实现——成为难以逾越，又绕不开的时代问题。具体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这一观点，在学术界、理论界和政界基本达成了一致共识。这是本研究的基本论点之一。 　　邓小平大局观是一个看似陈旧，实则常提常新的科学战略思维方法，当与时代语境相结合仍然会爆发出强大而深沉的生命力和诠释力。基于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选择邓小平大局观的分层性来作为思维视域。纵观学术界，鲜有从此思维视角来理解和审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的逻辑关系的。这是为本文的一大创新。又，立足于邓小平大局观之分层性视域，其对学术界与理论界是存在争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分层与再分层的理论困境将有一个科学而合理的破解。其次，其对“中国梦”之科学内涵的分层界定奠定了思想依据。再者，基于邓小平大局观之分层性视域，并结合国内总体形势与国际大体局势（国际局势主要是针对“中国梦”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时，涉及更多的是其遭遇的巨大挑战与危机，虽然一个新生事物在其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总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本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逻辑关系从国内视域更进一步推广至国际视野，做出了以下两大论断: 　　立足国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立足国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彰显“中国梦”的和平发展本质。 　　那么立足国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来为“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前者为后者提供怎样的强大精神动力？立足国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如何彰显“中国梦”的和平发展本质，前者彰显后者怎样的和平发展本质？这即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基于邓小平大局观之分层性视域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于“中国梦”的战略任务的当代启示又是什么？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基于上述思维脉络，本文试图对此做一深入探讨论述，因而就此形成了本文研究的整体思路。 　　其中采用的是逻辑分析与综合、图表示意和适当的数据例证有机结合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以邓小平大局观之分层性战略思维方法为主，辅之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之矛盾分析法、系统辩证论之系统整体突现规律以及图表示意和数据例证的相结合的思维方法。 　　本研究的论证结果如下: 　　第一部分，从邓小平大局观分层性视域出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的逻辑关系是，前者要服从和服务于后者，具体来说即是，前者为后者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这是后者要求前者的战略任务要求，也是前者之于后者的战略任务。两者要协调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宏伟蓝图。确切来说即是，立足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为“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本研究这部分主要是将邓小平大局观视域下的三大基本领域的大局或核心战略思想——“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领域），“稳定压倒一切”（政治领域），与“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文化领域），分别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大层面结合，其契合点为第一层面的“富强”，第二层面“平等”，第三层面的“爱国”，从而对本研究的第一观点进行逻辑论证和行文论述。其最终论证结果是，邓小平大局观之分层性视域下，“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领域）居于三大领域的核心地位，故而统领了全局。因而，三大层面的大局形成以第一层面的大局为核心的系统价值整体，以大局为重，有机统一，为“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又，“富强”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目标价值引领，故，“富强”也是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因此，“富强”可作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标签的总代表。这也是第二大观点亦即本研究的创新论点的突破口所在。 　　第二部分，从邓小平大局观分层性视域出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的逻辑关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中国梦”的和平发展本质。基于前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富强”为核心来彰显“中国梦”的和平发展本质。在此部分，本文主要从“富强”的双重内涵出发来，并基于“富强”所引领的经济发展视域下的GDP（包含整体GDP和人均GDP）、GDP贡献率、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对外援助金额为五大基点来彰显“中国梦”的此二维本质（“中国梦”，基于国内大局，其第一维实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基于国际大局，其内蕴着世界主义情怀，这是其第二维实质）。这一部分主要采用了逻辑推导和数据例证相结合的方法来对本观点进行论证。最终论证结果是，立足国际国内大局，国内大局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亦即“中国梦”占据核心地位，统领全局。而“富强”之国富民强是国内大局之核心目标价值诉求，故，可统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局。因此，要以大局为重，即是要以“富强”之国强民富为重，进而以“中国梦”之民族复兴梦想为重。大力培育、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助力“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第三部分主要阐述的是:基于邓小平大局观分层性视域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于“中国梦”的战略任务的当代启示。基于论文的主体内容可知，将邓小平大局观之分层性的核心要义——以大局为重和其方法论原则——分层抓核心、大局有机结合，将对不论是微观层面的个人日常生活、还是中观层面的企事业工作、抑或是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布局等实践，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故，本研究将基于论文的主体内容，从宏观层面出发，总结出了两大启示: 　　立足中国:要以大局为重，助推“四个全面”战略部署; 　　立足世界:要以大局为重，助推“一带一路”实践进程。 　　立足中国，“四个全面”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其他三个全面之间逻辑关系，与“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大层面的逻辑关系遥相呼应、基本一致。故，三大战略举措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核心，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为重，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整体，形成最佳整体合力，助力其实践进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立足世界，“一带一路”一头连着中国，一头连着世界，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实则与“富强”彰显“中国梦”之民族复兴梦想统领全局的逻辑关系是一脉相承、基本一致的。须知，发展中国，才有可能连接世界，这是坚强根本;连接世界，才能更好发展中国，这是重要条件。二者以前者为核心，又以前者之大局为总大局，有机统一，进而形成一个系统整体，助力“一带一路”实践进程。 　　本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认识和理解邓小平大局观之分层性，进而更加深入掌握邓小平的大局观战略思维之精华。通过邓小平大局观这样一个思维视角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的逻辑关系进行研究，有利于对其的深化认识和理解，并为拓展学术界、理论界对此逻辑关系的思维视域提供了一定的有益借鉴。且将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和助力“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这亦将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和“一带一路”战略进程。
中国OFDI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关系——基于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在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暨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我国进入了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和开展OFDI的重要机遇期。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OFDI在新时期不断呈现出新特征。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进，我国OFDI进入了重要机遇期，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也进入了全新阶段。我国发展OFDI和推进产业升级迎来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对OFDI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加强。在“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迎来最为关键的挑战。在“十三五”建议中，国家明确提出要构建产业新体系。根据十三五规划，从2015-2020年，我国的GDP增速不会低于6.5％，因此不必担心经济的硬着陆，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才是经济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产业结构调整是供给侧改革中的重要一环，为此就必须化解过剩产能，淘汰僵尸企业，加快产业重组。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已经进入产业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由国家统计局可知，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568845亿元，根据可比价格换算，比去年增加了7.7％。第二产业产值增加了249684亿元，增长率为7.8％。第三产业产值增加了262204亿元，增长率是8.3％。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经济增长、技术创新、收入分配和需求结构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在此背景下，研究O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互动关系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有关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理论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有关产业结构对OFDI影响的理论研究却不多，没有形成一个研究二者互动关系的理论框架。因此，探讨OFDI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影响及传导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以丰富相关领域的文献，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其次，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通过OFDI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机制，分别从OFDI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这对于处于国际竞争劣势的企业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机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OFDI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互动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框架如下所示，第一章绪论，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引出核心问题，阐述本论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概括本研究的逻辑思路、创新和不足;第二章文献综述，这部分主要讨论与论文相关的文献综述，主要从两个方面介绍，O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影响OFDI的研究，并对现有文献进行评述，为后面行文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我国OFDI和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因为廓清我国OFDI和产业结构的现状，是研究OFDI和产业结构互动影响的前提和关键，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分别重点介绍我国OFDI和产业结构现状、特点及规模;第四章OFDI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作用，本章节是文章的重点之一，着重分析OFDI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机制，廓清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做好铺垫;第五章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利用查找、收集和整理的数据，查阅相关文献，确定计量模型，分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层面，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出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第六章产业结构升级对OFDI影响的实证分析，利用查找、收集和整理的数据，查阅相关文献，确定计量模型，分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层面，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出产业结构升级对OFDI的影响;第七章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根据第五章的模型回归结果，本章着重分析在给定的时间跨度内，O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否存在互动影响，并就如何促进OFDI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提出有效的措施和建议。 　　本文的研究方法，不仅包括理论分析，还包含实证研究。首先，通过对我国OFDI、产业结构的现状进行研究分析，然后理论分析O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互动机制，最后通过实证分析OFDI和产业升级的互动影响。本文选取我国2004-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探讨O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互动影响。本文得知我国 OFDI和产业升级可以实现互动协同发展。具体来说，OFDI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趋势在全国和区域层面大体相同，基本上都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西部地区OFDI对产业升级的影响除外。在全国和中部区域层面，产业升级都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东部、西部的产业升级都未能显著地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研发投入都未能加强产业升级对OFDI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目前的文献主要是单独研究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而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OFDI影响的成果则较少，本文从互动的角度出发，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体系下，探讨OFDI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影响及传导机制;其次，在前人的研究模型中加入了单位GDP能耗、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额、就业人员总数、能源需求总量和出口额作为控制变量，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数的一阶滞后变量，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最后，本文采用2004年-2013年十年时间，30个省的面板数据，时效性和可靠性较强，探讨不同地区OFDI和产业结构升级互动影响的差异，对症下药，本文分别建立两个面板数据模型，分别从全国和东中西部区域两个层面进行实证回归分析。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有四点:首先，对内生性的处理不够深入，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就可能会出现内生性问题，由于本人计量知识的欠缺，在内生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处理，这也是将来研究的重点之一;其次，还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OFDI与产业升级之间的互动机理，对于OFDI与产业升级互动传导机制，除了本文所阐述的，还应进一步探讨其他互动形式;第三，还需进一步完善详细的评价指标体系，细化变量指标，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互动关系的因素有很多，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前人模型基础，只选取了部分变量指标加入实证模型，在广泛性和深度方面存在缺陷，因此不能很好地揭示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互动关系的全貌;最后，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互动关系未细化到关键行业、重点领域和经济区域，后续研究将对此予以关注。
制度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基于目标国家的比较视角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深，各国各地区都在积极利用全球资源实现自身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更好的利用东道国的各种资源和市场，学习东道国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不断的加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近些年来，在我国政府的不断努力下，各种激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措施不断出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高速的发展，流量和存量总额都实现了非常大的突破。我国在2002年开始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据该数据统计，200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分别为27.0亿美元和299.0亿美元，到2014年这一数值则分别达到了1231.2亿美元和8826.4亿美元，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数量上实现了非常大的跨越。然而，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背后，却是成功率并不高的事实，很多跨国公司虽然实现了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没有达到理想的投资效果，有的甚至在还没有实际进入东道国之前就被叫停，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投资目标地区的选择对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跨国公司选择不同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研究跨国公司如何正确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最开始是从投资动机的角度出发的，他们从资源寻求和劳动力成本寻求开始，逐步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对世界上不同生产资源的追求，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也是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也有学者从技术寻求的角度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先进的技术水平和丰富的管理经验的追求。从制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随着制度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刚开始大多数的学者都是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或母国的制度环境这样单一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但是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所面临的是母国和东道国两个国家的双重制度环境，单一制度环境的考虑并不能全面的解释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此就出现了从制度距离的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近些年来，很多学者从制度距离的角度出发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有的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应该选择与我国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样他们可以利用在本国经营所获得的各种经验来处理在东道国遇到的各种突发的政治经济问题;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应该选择与我国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为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政治方面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经济方面的管制特征比较明显，因此很多企业在本国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们迫切需要寻求国外完善的政治经济环境以保证自身持续健康的发展。基于以上学者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结论，本文猜想可能是由于他们研究所选择的目标投资国不同而造成的，因此本文基于目标投资国家的比较分析研究了制度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制度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把投资目标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以2007-2014年我国对世界上44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数据为样本，考察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于我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时候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实证研究中使用了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方面制度距离的综合性测度指标，把解释变量分为政治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并分别运用全球政府治理指标、经济自由度指数和国家文化指数来衡量，选取了东道国的经济规模、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和东道国与我国之间的贸易额总量作为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都是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在具体的回归中，对发达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样本进行了分类回归，以验证政治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对我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所产生的交叉影响。 　　本文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的回归发现:制度距离对我国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政治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经济制度距离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经济制度距离与文化制度距离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负相关关系，而政治制度距离则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由此可见，我国的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要对所投资的目标国家进行充分的认识和分析，选择合适的目标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样才能实现成功的对外直接投资，完成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本文在实证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就我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如何更好的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量外资流入我国，不论是外商直接参与的投资项目数量还是在直接投资金额规模上都迅猛增加，为我国企业学习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提供了有效渠道，但是，我国大量吸收的外资多为发达国家已经标准化、成熟化的行业技术，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资金压力、提高了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但是与国际先进技术存在很大差距，也让我国企业对海外技术产生依赖，自主研发的能力显著不足。同时，作为对外贸易大国，我国的出口量和出口额也逐年增加，2013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首次超过美国，以4.1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我国逐渐不再仅仅关注出口量的增加，转而重视出口质的提高。实际上，面临后金融危机的市场萎缩以及贸易保护措施加剧的情况，加之我国人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上涨，人口红利优势正在减弱，我国的出口形势十分严峻，而且，中国由于出口产品的技术结构和产品的低附加值，出口利润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支持经济体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出口什么而不是出口多少，也就是应该关注出口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不论是从国际环境还是从国内经济环境分析，我国都亟需提高技术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而对外直接投资是有效提升出口技术水平的渠道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企业逐渐由被动接受外商投资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额迅猛增加。截止2015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180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远高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 　　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单纯的“走出去”，更重要的是“引进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下，只有真正融入到全球市场，充分了解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利用好国内外两个资源，经济才能获得长期的发展支持。按照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可以把对外直接投资分为技术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三种类别。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优势就是直接接触到外国的核心科技，通过逆向技术溢出、利润汇回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消费模式等途径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首先，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打破发达国家对技术的垄断，接触到高科技的核心公司，通过模仿示范、人员流动和前后关联等效应促进母国公司的技术进步;其次，可以通过海外子公司把资金汇回母国公司，增加母公司的资金积累，母公司有更加充足的资金进行核心技术的研发和人才培养工作，提高母公司的技术水平，推动国内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最后，引进海外先进的消费模式，逐步改变我国的消费模式，引导我国偏向高科技产品的消费，进而推动新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逐步实现技术水平的提升。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国内相对稀缺的资源，维护国内原料的稳定供应，通过打破资源限制和出口带动两种途径来推动母国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首先，我国对石油、铁等自然资源有很大需求，虽然国内的资源相对丰富，但是每年的供给仍然存在很大缺口，投资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是我国获得资源补给的主要方式。而且，由于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直接在开采国对资源进行相应加工，可以有效帮助企业防范因为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的变化带来的风险。其次，在资源国进行自然资源产品的开采和深加工需要大量机械设备和中间品，能够有效带动带动资源开采设备制造业以及下游的制成品产业发展，推动国内产业的调整和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以开辟国际市场为主要目的，虽然我国已经加入WTO，加强了国际间的经济交流、参与国际政策的制定，但是关税、配额以及非关税等贸易壁垒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企业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打入国际市场，在东道国直接生产和销售优势产品，规避贸易壁垒和关税、配额等限制，通过海外市场份额上的增加，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同时可以通过国际市场的变化调整国内产品生产，推动母国企业适应国际市场，并刺激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水平提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面临调整，一些传统产业的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出现生产过剩的现象，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传统产业转出到国外，不仅能够解决生产过剩的现象，而且还可以调整国内市场、推动国内产业升级，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推动技术水平的提高。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首先整理了国内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推动母国出口技术水平提升的文献资料，分析了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提升出口技术水平的不同渠道，最后基于我国省级数据研究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效果，并针对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在本文的实证方面进行了三种分析，分析了全国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不同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省级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力求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的作用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
新常态下四川省如何“走出去”的财税政策研究

“走出去”战略是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为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从国家层面提出的新型对外开放战略，经过10多年的贯彻和执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功地走向国际市场。但是随着三大红利的逐步消失，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需求，为应对“新常态”带来的挑战，新一届政府制定了“一带一路”战略，意图在更高层面、更大范围内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去”。四川省作为中国西部大省，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都举足轻重，过去10多年的“走出去”历程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外经济合作各项指标都不断赢得突破，与此同时，四川省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最值得深思和讨论的就是在本土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本文选择从财税政策的角度展开分析，希望找出财政支持政策同省域经济“走出去”之间存在的相关性以及其影响大小，从而督促政府提高对本省企业“走出去”的财税。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以及实证研究。通过对比和研究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走出去”已有的理论成果，从政府财税支持的角度对四川省企业如何“走出去”展开了研究，并搜集了四川省统计年鉴中历年对外经济合作的数据，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就四川省财税支持政策和对外经济合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选题角度来看，首先，文章选择了从省域经济的角度出发，“省”在中国不仅有行政层次的含义，在经济层面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次，文章具体研究了财税政策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立意较为精确，而且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贫乏。 　　第二，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文章所用模型选取的变量主要包含四川省GDP、出口退税额、贷款利率和对外经济合作总量四大变量，并引入了一个虚拟变量（财税支持政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第三，从资料搜集方面看，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许多数据搜集颇为麻烦，比如出口退税额，由于出口退税标准较为复杂，而且这一数据无法直接得出，作者是通过各大统计年鉴并综合退税标准一一得出，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突破。 　　文章的主要研究框架: 　　本文第二章分析和研究了四川省的经济社会特征，总结了四川省在交通、自然资源以及文化软实力方面的优势，这些禀赋优势为新常态下四川省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力支撑;第三章指出了四川省“走出去”的动机，列举了对外经济合作取得的成就，总结了过去10多年四川省“走出去”的现状，并对“走出去”存在的问题展开了分析;第四章则对比和研究了国内外发达地区在扶持本土企业“走出去”方面的财税支持政策，并分别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两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希望通过差异性比较，能对四川省政府支持本省企业“走出去”的财税政策方面有所借鉴;第五章通过数据搜集和模型建立，对四川省过去10多年的对外经济合作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引入了四川省GDP、贷款利率、对外经济合作和出口退税额四大变量，并考量了财税支持政策这一虚拟变量，通过多元回归，得出了财税支持政策和四川省“走出去”之间的相关性;第六章主要是根据前文研究所得，对新常态下四川省扶持本土企业“走出去”的财税政策方面提出了一定建议。 　　本文主要观点:1、四川省“走出去”的程度和本省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显著正向相关关系，且实证结果显示出口退税额和对外经济合作两者与GDP的相关系数都很大，说明四川省政府在注重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也注重对外投资的力度，侧面体现了“走出去”战略在四川省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财税支持政策对四川省“走出去”的进程中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范围尚小，在一定程度反映出四川省政府对本省企业“走出去”的财税支持力度还很小。因此，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将是四川省全面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3、四川省政府对本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还很小，从而导致企业没有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影响到了“走出去”的进程。
我国消防产业发展及其路径选择研究

消防安全问题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问题。2008年10月28日，我国审议并修订了《消防法》，提高了消防安全的要求;2011年3月14日，我国颁布的“十二五”规划中强调“增强消防防灾能力”;2013年5月1日，我国实施了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新增鼓励类消防产业10类;2015年5月1日，新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正式实施。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消防产业正进入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下，系统深入地研究我国消防产业发展及其路径选择，对在国内外新形势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推进消防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消防产业发展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发现探讨我国消防产业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较为薄弱，且系统研究我国消防产业发展及其路径选择的研究尤为鲜见;其次，对消防产业进行概念界定，并阐述几个较为相关的产业发展理论，包括产业发展战略理论、产业结构理论等，构成了本文的理论基础;再次，基于改进的钻石模型，探讨我国消防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涉及与消防产业相关的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状况、企业策略与结构、关联产业支持、市场机会、政府行为以及国际市场参与程度等;然后，基于SWOT分析模型对我国消防产业的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与考察了我国消防产业的优势与劣势，以及面临的机会和威胁，并由此设计出消防产业发展的SO战略、WO战略、ST战略、WT战略等，进而制定了相应的对策方案;最后，基于前面的研究，进一步探讨适合我国消防产业发展的国际化、集群化、市场化、政策化、绿色化和品牌化路径，提出要借力“一带一路”战略，加强消防产品的研发、设计，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多样化的消防产品和服务，引导并鼓励我国消防企业积极“走出去”开展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布局整合并配置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资源，延伸消防产业的价值链，以加快我国消防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我国消防产业布局;明晰消防产业园的功能定位，整合高校资源与消防产业上下游行业的资源，打造一条功能齐全、消防产品研发设计为主的消防产业集聚链，通过创新发展带动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集聚，发挥消防产业要素集聚效应，实现产业集群式发展，完成我国消防产业的整体性跃迁，逐步形成品牌优势、技术优势以及市场优势等，从而提升消防产业的竞争优势，推动消防产业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我国消防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完善现有的市场机制，畅通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要素的流动渠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导消防企业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形成消防产业“市场化”运行模式，以满足市场全面化、多样化、细致化的需求，从而推动我国消防产业的发展;政府部门要完善消防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消防产品的安全检测规定等，为消防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且将工作重心放在市场服务职能上，可以统计或搜集消防企业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分析，对消防企业的研发、生产以及安全检测方面提供一些指引性的意见或建议，引导消防企业健康地发展;加强“绿色消防”宣传，倡导消防产业的“绿色化”，加强军工企业、高校或科研机构与消防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适当地进行政策引导，通过一定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形式，鼓励消防企业研发绿色低碳的消防技术，生产绿色低碳的消防产品，提供绿色低碳的消防服务，以确保消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树立消防产品与服务的品牌理念，将消防产品与服务的研发、设计、生产以及检测、包装、安装等环节都融入到消防产品与服务品牌建设中去，或将消防企业的强强联合与品牌建设结合起来，集中资金、管理和技术等力量发展更有潜力的消防产品与服务品牌，不断提高我国消防产品与服务的市场附加值，以加快消防产业的品牌化路径。
制度距离、国有股权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伴随经济全球化，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跨国并购逐渐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方式，也成为企业弥补技术差异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我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因此我国企业要实施“走出去”战略，而“走出去”战略最主要的策略就是跨国并购。除了市场规模、税收、贸易政策、汇率、利率政策等传统因素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外，近年来关于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距离这一新的影响中国企业并购绩效的因素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 　　本文将两国间的制度划分为管制性制度和规范性制度，与此同时考虑管制性制度距离方向的不对称性对并购绩效有着怎样的影响。另外，在考虑以制度距离为主效应，加入企业层面国有股权比例这一调节变量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比较少，所以本文将这一研究引入到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中，使这一理论放在具有概括性和一般性的范围内进行探讨。综上所述，本文将要研究的问题有三个:(1)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管制性制度差异和规范性制度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有怎样的影响;(2)管制性制度距离的方向的不对称性对并购的绩效是否具有相反的作用;(3)在问题(1)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企业的国有股权比例对两者的调节作用。 　　本文将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在对企业并购绩效这一主题的理论与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关注制度环境和国有股权比例视角下对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研究，尝试构建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假设模型，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打好基础。然后，本文收集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事件进行研究，使用SPSS21.0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参加过跨国并购的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库中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相关信息，分析数据，探索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相关的潜在影响因素，最后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论证与说明。 　　本文在进行制度距离、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关系的研究时，采取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内容包括了六部分，第一章介绍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研究框架。第二章主要是关于企业并购，制度与国有股权的文献回顾。第三章是理论假设。分析管制性制度距离和规范性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并且考察了企业中国有股权比例的调节作用。第四章主要包括样本选择、变量描述和实证模型的设计。第五章主要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回归结果分析。研究对象为中国近5年来发生跨国并购的A股上市公司，并从企业角度来分析实证结果，并总结研究结论。第六章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首先根据本文的结论，提出当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困境，并从国家和企业层面上提出政策建议。第七章说明本文的局限性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说明本文在研究问题角度的局限性，并针对局限性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自己的想法。 　　本文站在作为收购方的中国企业立场上，以2008-2012年发生的106家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交易为样本，探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管制性制度距离、规范性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的经营绩效改善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中国企业中国有股权比例对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企业并购后的第二年，管制性制度距离正向影响企业绩效，而且影响程度越来越大;当东道国管制性制度比中国更恶劣时，管制性制度距离负向影响企业并购绩效。规范性制度距离与企业并购的绩效负相关;国有股权正向调节管制性制度距离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后之间的关系。 　　本文在此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分析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当前面临的困境，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能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提高能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高管货币薪酬与贷款风险、银行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16家上市商业银行和31家非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

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业的核心主体，其经营绩效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其他行业经济部门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转型时期，深入挖掘和研究银行绩效的改良方法就显得很有价值意义，银行业风险高、专业知识及相关技能知识需求面广的特性，让具备高学历高技能的人才成为其提升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优秀的个体与高效的管理团队，是商业银行立于市场竞争不败之地的重要保障，分析人才队伍的管理和管理团队的激励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对商业银行进行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完善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提升银行绩效的政策研究提供参考。 　　高管货币薪酬方面，网上有一项数据显示，2011至2014年中石油高管人均薪酬分别是96.29万、89.23万、86.18万和110.22万1，相比中石油高管人均薪酬，我国国有五大银行高管薪酬则也不甘落后，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年薪199.56万元，交行董事长牛锡明年薪179.22万元，建行董事长王洪章年薪112.9万元，农行董事长蒋超良年薪113.36万元，中行董事长田国立年薪135.82万元2，截至2015年年底，虽然国有五大行受“限薪令”的影响，年薪同比暴跌近50％，虽然五大行年薪受影响较明显，但银行业高管整体领取高薪的现象依然存在，其中平安银行副行长赵继臣以711.66万元问鼎银行业年薪冠军，由此可见，我国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总体水平还是较高，仍值得引起关注。 　　银行绩效方面，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是其重要特性，这也是考量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的一项主要参考指标，自2010年实施新《巴塞尔协议》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总体考核标准均借鉴了《新巴塞尔协议》的新标准，同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结合国内商业银行业务开展的实际，于2015年10月正式宣布取消存贷比的考核职能，以适应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方式多元化，扩大商业银行绩效提升的渠道和空间，减少商业银行因开展正常业务活动而受存贷比75％标准的约束，支持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提升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 　　贷款风险方面，不良贷款余额总额及不良贷款率在近几年呈逐年上升趋势，3截止到2015年底，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额达12744亿元，较上年底增加4318亿元，增幅超过50％，连续16个季度反弹。而不良贷款率则达到1.67％。较上年上升0.08个百分点，连续10个季度上升;其中，五大行的不良贷款率余额最高，达到7002亿元人民币，不良率攀升至1.66％，同比上升0.43个百分点，逼近2％的警戒线。而农商行不良贷款的增幅最大，同比增幅达71％。受不良贷款不断飙升的影响，2015年全年中国银行业高管平均薪酬同比下降的银行占绝大多数，不少薪酬降幅甚至超过30％45。结合整个银行业的发展状况来看，银行如果不积极控制贷款风险，进行革新转型，未来只有一种结果:被市场淘汰出局。 　　与高管货币薪酬相同，在职消费也是近年来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尤其是中央直属企业，利用国有央企的“所有者虚位”和“内部控制人”特点，进行高规格的在职消费，例如，华润集团国企高管谢琰在2012年-2014年期间，入住五星级酒店共计333天，享受高标准的洗衣费，所有一切在职消费开支都由华润集团进行管理报销，严重违反相关财务规定，此外，央企华润集团深圳分公司高管伍加健在2014年任职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购置奢侈品，违规参与高尔夫球消费，以上在职消费的奢靡程度，让人瞠目结舌，如此方式的在职消费，在国有企业部门里面应该算是屡见不鲜，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高管在职消费不仅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也损害了国家利益。同时，对具有垄断性质的公司企业而言，在职消费的存在可以使得高管货币薪酬被严重低估，为高管货币薪酬的部分收入提供保护，我国银行业目前具有垄断行业的特性，银行的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机制比较严厉，要求比较高，一般年报披露的都是显性薪酬，除去账面反映的显性薪酬之外，还有诸多的福利待遇、天价在职消费以及仕途升迁的机会，即使作为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普通员工，其享受的在职消费、福利待遇都是一般企业员工所无法企及的。 　　自2004年国资委出台《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以来，薪酬管理的执行效率不高，高管平均货币薪酬仍然居高不下，未达到治理效果的预期;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银行业自身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营运模式已经很难满足当前银行的生存发展之需了，不确定的风险因素逐年增加，同时，受到互联网金融冲击，几乎所有商业银行都走上了线上线下的现代经营模式，更多的业务拓展需求，使得银行业市场的竞争程度变得更加激烈。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及内部管理将变得更加严厉，也急需通过强化人才队伍与团队建设的管理来完善银行绩效激励的政策和制度，同时，随着人民币于2015年11月成功加入IMF（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之后，人民币的营运方式将进一步向国外拓展海外市场业务，这也将使得商业银行全面参与国际金融竞争，核心人才和管理团队的有效激励将成为银行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积极探寻公司治理改革之路，以应对当前的转型需要，同时，为谋求银行自身更长远的发展。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商业银行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策略，将国际与国内市场联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初步建成了当前较为完善的薪酬激励体系，在职消费管理的约束机制。当然，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处于改革转型期，整体实体经济走势较为疲软，这对银行的经营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在原有薪酬机制的体系上不做激励改进，极有可能会导致银行绩效得不到提升，高管人员继续享受高薪待遇的不公平现象，对银行投资者和股东而言，都是不利的;经济转型自然会带来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以及机制的重构，银行业的薪酬激励应该与银行绩效形成有效的浮动，并根据银行绩效的优劣来决定高管团队和人才个人的薪资待遇，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上下联动机制，促使商业银行管理团队做出积极的改进措施，为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为银行绩效提供动力，为金融市场改革创造银行业自身的内部动力。 　　本文根据研究设计要求，共分五章。 　　第一章，绪论，本章首先结合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进行了相应的文献回顾，主要针对高管货币薪酬、贷款风险与公司绩效的研究分析，涵盖高管货币薪酬、贷款风险和公司绩效。结合现有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给出本文设计的总体思路，提出高管货币薪酬与贷款风险、银行绩效关系研究的现实意义。 　　第二章，高管货币薪酬、贷款风险与公司绩效的文献研究与理论基础。本章回顾国外国内两大研究空间对高管薪酬与贷款风险、高管货币薪酬与公司绩效相关与不相关的经验研究，并对有关文献进行评析，结合已有的相关理论，介绍并回顾近年来各有关高管货币薪酬、贷款风险与企业绩效的理论，为下文进行研究设计奠定理论基础。 　　第三章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本章根据前文所做分析，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假设，评述银行绩效评价指标的选择分析、分析评价指标的采用情况，做出有关变量定义及变量选择设计，最后构建相应的研究模型。 　　第四章，商业银行高管货币薪酬、贷款风险、银行绩效的实证研究。首先介绍商业银行的性质分类进行描述，按照上市银行与非上市银行的性质进行相应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再按国有五大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30家城市商业银行进行相关性统计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测试，最后得出实证研究结论。 　　第五章，对策建议。首先结合现有环境体系，进行实证结论的研究分析，得出产生结论的原因，逐步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同时，归纳本文的研究不足，并指出本文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我国经济发展所处转型调整时期，银行业通过外生动力较难满足发展需求，因此，只能通过改变自身内部环境，实现与改革转型的匹配，才能扭转业绩下滑的局面，所以本文基于客观环境和银行的发展现状，得出商业银行银行绩效不是银行高管货币薪酬的主要影响因素，商业银行高管货币薪酬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贷款风险。 　　(2)银行绩效与贷款风险之间呈显著的影响关系，其中，与资本充足率、资产规模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不良贷款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资本充足率作为商业银行偿还债务能力的风险指标，对银行绩效进行评价有着重要意义，合理的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拓展经营业务，提升经营业绩有一定的保障作用，同时降低商业银行自身的债务风险。银行资产规模是银行绩效的规模保障，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有充足的资源用于改善业务，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属于商业银行实现绩效目标的基础保证。不良贷款率对银行绩效的提升有明显的阻碍作用，不良贷款率高的银行，银行绩效受直接影响很明显，相较于不良贷款率低的商业银行而言，高不良率的银行绩效受到不良资产处置、清收的影响，导致处置不良资产的成本增加，银行利润下降。 　　(3)独立董事监管与股东监管对银行绩效不相关。这说明我国现有体制下，股东监管和独立董事监管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股东受限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无法取得监管的实效性;独立董事与高管存在利益链接始终没有隔断，无法确保其发表独立意见，导致其对管理层的监管直接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