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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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当前，伴随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全球贸易规则的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正经历着黄金发展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2000年以来，服务贸易迎来了有史以来最为快速的新增长时期:2004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2011年突破4万亿美元大关，2014年增长到49404亿美元;除金融危机后出现负增长以外，2000-2014年间服务贸易出口保持了年均增长近10％的速率。服务贸易已发展成为全球贸易竞争的焦点领域，各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大小已经成为衡量一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小的决定性指标。随着服务业及其贸易战略地位的提升，国内外学者们开始对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探索和检验，其中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经济效应作为该研究方向下较为前沿和热点的研究内容，对其进行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WTO贸易规则谈判失败后，各国纷纷加快了寻求区域合作的步伐;美国构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企图建立亚、欧两大区域的贸易关系新规则以重新攫取世界经济主导权;国际投资和贸易格局正酝酿着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规划;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上明确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是我国倡导提出的促进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战略，其主旨在于通过推进沿线国家间的交流磋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等领域项目合作的基础上，开展更广泛和深层次的区域合作。自该战略被提出以来，学界及相关政策部门决策人的目光便锁定在如何充分利用该战略来促进区域内的产能合作及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以要素和产品流动来带动区域内产业和技术升级等领域，为此，研究的对象也多为制造业和具体的区域合作项目。然而，在全球服务贸易竞相发展、各国不断出台相关措施促进国内服务部门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背景下，“一带一路”不应只片面强调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应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合作点——区域内服务贸易的合作与升级。 　　本文立足于全球服务业兴起和“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框架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定性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借鉴Hausmann et al.(2007)的方法，构建了一个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的测算体系，并利用2005-2014年间“一带一路”沿线15个亚洲国家的跨国数据为样本，计算了各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从而明确了当前各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处于较低水平、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正趋于逐步上升且产品结构不断优化的发展现状;与此同时，通过建立计量实证模型，运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和广义矩估计等方法对该15个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在样本区间内，样本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便在将其他解释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以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证实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越快，国民经济也将以更高的速率增长”这一说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适用性;最后，本文以实证结果为支点，提出切实而可行的建议，为促进“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发展进而提升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国家竞争力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海外项目融资可行性问题探究——以赞比亚卢萨卡首都国际机场的改扩建项目融资为例

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作为实施国家“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主体，不但与传统的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建筑工程类企业不同，与“三外”（指我国开放型经济中的外贸、外资、外经三大领域）中的外贸、外资类企业也有所区别。由于其自身特点，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具有特殊的融资需求，需要特殊的融资渠道，催生了特殊的融资方式，以满足其市场化、国际化、资本化的要求，项目融资是业内一种十分常用的融资手段。而民用机场作为航空运输业的重要基础设施，是衔接民航运输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纽带，是民航运输系统结构中最复杂的子系统，其建设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整个民航运输业的产业生态状况。作为国家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重要领域，民用机场投资额巨大，回收期长，运营风险高，对民航业和区域经济影响深远，其融资问题是国内外机场业长期关注的焦点。项目融资始于上世纪50年代美国使用产品贷款的方式为石油天然气项目进行融资的安排，以60年代在英国北海油田开发中使用有限追索的项目贷款为标志，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大型项目国际性融资的一种主要手段。项目融资作为一个金融术语，目前学术界没有一个准确、公认的定义，而对外承包工程的项目融资作为其中一个小的分支，专门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随着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承包商的融资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伴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承包商的融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业务模式的不断创新，导致以借贷为主的传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越来越难满足承包商新的融资需求。为破解业务发展和融资困难的矛盾，我国金融机构和承包商在借鉴发达国家成熟做法的基础上，共同努力，不断探索，创新融资方式，开拓融资渠道，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其中，项目融资这一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占主流的融资方式，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承包商接受，并在大型工程承包的融资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 　　因此本文通过对赞比亚卢萨卡首都国际机场项目融资的案例进行可行性分析，对我国海外项目融资的现状进行评述，为我国未来的海外项目融资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招商银行并购永隆银行运营风险管理问题的探讨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商业银行自身实力的增强和全球化战略的推进，中资银行也逐渐意识到“走出去”的必要性。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我国诸多家银行都逐步迈出了国际化的步伐，纷纷进行海外扩张，以便实施全球化战略。商业银行实行海外并购，有利于打开境外市场和挖掘潜在大客户，同时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共同联合降低风险。然而，目前整体情况不荣乐观，我国银行在海外并购还存在相当高的风险和隐患，可以说并购效果不如预期多是由于对并购完成后风险管控能力的低下。早期的海外并购的特征呈现出规模小、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缺陷以及并购效果并不明显。但2006年以来，随着政策的全面开放，市场被大批涌入的境外银行瓜分之势越演越烈，并购效果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并购规模也越来越大。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应对并购所带来的运营风险以及并购完成后如何进行运营风险管理，成为并购话题中必不可少的研究方向。 　　在我国，受国际银行业并购热潮的影响，我国实力雄厚和规模较大的银行开始尝试踏入国际市场，我国商业银行意识到占领海外市场迫在眉睫。招商银行是我国商业银行的领头羊，于2008年对香港的永隆银行进行了首次海外并购，从并购后五年公司绩效和财务报表来看，招商银行走出了海外并购的第一步，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本文主要采取理论概述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查阅大量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对招商银行的这一特殊案例进行具体分析。本文运用归纳总结的方法，先阐述了海外并购的概念、并购风险的概念以及相关基础理论。在案例分析部分，通过分析招商银行并购带来的运营风险和应对措施，在一定现象基础上分析出了招商银行风险管理措施的不足以及原因，进而对招商银行在风险管理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本文正文部分通过五大章对招商银行的运营风险管理进行了探讨。第一章是引言:介绍了本文选题的意义和背景，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后，论述本文研究思路和方法，从而梳理出本文的研究方向;第二章阐述了海外并购的运营风险基础理论:首先归纳出海外并购概念与特征、海外并购运营风险的概念和特征以及类型、以及最后提出关于并购的两大基本理论基础，即风险管理理论和协同效应理论。第三章开始进入案例分析部分:首先，介绍了招商银行和永隆银行的大概情况，分为发展历史和营业业绩两个方向;其次，介绍了并购前招商银行的筹备措施、并购过程以及并购完成后招商银行的整合举措;再次，分析了招商银行并购永隆银行的动机，包括追求协同效应、扩大市场规模、突破行业壁垒和抵御市场风险;最后，对并购的运营风险进行了分析，包括国际结算风险、未来盈利能力的风险、国际化经营的风险和文化融合的风险。第四章是对招商银行运营风险举措及不足的具体分析。首先，通过财务报表，分析了招商银行风险管理的举措以及成效;然后，对招商银行运营风险管理的不足之处进行分析，包括风险管理系统不完善、国际经营人才缺乏和抵御金融海啸能力不足;最后，分析了运营风险管理不足之处的原因，有国际经营经验的缺乏、市场汇率变化频繁和人才结构的不合理。文章的第五章对招商银行并购完成后的运营风险管理提出了几点了建议。为了管控风险，招行应该要继续完善运营风险体系的建立，提高政治风险防范意识和进一步降低外汇风险。文章最后得出结论:总的来说虽然招商银行虽然对潜在运营风险管理措施仍存在不足，但在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历史中，算得上是一成功的案例，对此后的银行并购提供了参考。 　　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审时度势，科学地、积极稳妥地推进海外兼并活动，在整合期如何合理控制和防范海外运营风险，是实施海外战略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就目前而言，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运营风险管理能力还在改进和完善阶段，仅仅以招商银行并购这一事例分析的问题和结论也不具备普适性，还需要积累大量成功的经验，同时借鉴成功的并购案例，才能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并购的运营风险管理能力得以提高和完善。
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研究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增速在波动中趋缓。如今，欧洲成员国债务危机此起彼伏、美联储加息预期与实行都对世界经济造成不小冲击波、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高于预期等因素更是造成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即使从危机中解脱出来的美国堪称“一枝独秀”，但凭其一己之力也很难与全面衰退的大趋势抗衡。 　　2015年，房地产市场下行、国内有效需求不振、企业及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众多制造业和资源行业呈现产能过剩、实体经济失速等原因造成我国GDP增长率下滑至6.9％。 　　国际金融危机笼罩世界经济的阴霾短期难以消散，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贡献不容小觑。因此，深层次“大调整”与“大过渡”与我国阶段性因素的叠加决定了我国必须适应经济“新常态”，即:较低的经济增长、较高的通货膨胀、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更为平衡的经济结构、加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和更为激烈的经济周期。 　　在如此复杂与暗潮汹涌的大环境下，我国政府不断调整政策方式与力度，通过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通过采取适度宽松的财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缓冲和降低经济“硬着陆”的冲击与可能性，通过激发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经济转型与结构升级并释放改革红利来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体包括:“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战略设想与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设立PPP融资支持资金、供给侧改革等建设规划。这些措施无疑涉及公路、铁路、水利（运河）、环保、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此，中央除增加预算内投资，同时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据统计，截至2015年08月，中央已下达600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和将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提高至3.2万亿元）。然而显而易见，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错配使得地方政府不堪重负，而负担的最终转嫁，也让中央政府颇为尴尬。为此，2015年4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鼓励和引导实施特许经营五大领域: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工程。2015年05月22日，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设立PPP融资支持基金，从国家层面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不唱“独角戏”的鲜明态度，不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经济保卫战”的号角已经吹响。经济保卫战中，地方政府必须积极配合中央政策，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可是，在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时，地方政府再次面临财权事权不匹配的尴尬境地。因此，如何汲取国外和我国多年地方政府投融资经验，为本地项目量身打造相应的新型投融资模式，成为本文研究的目的和重点。 　　全文主要内容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文献回顾、研究思路方法和贡献;第二章阐述地方政府投融资的理论基础;第三章分析集权型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准市场机制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和市场主导型的投融资模式，并对之进行比较;第四章对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成因和存在问题进行了梳理;第五章对美国、英国、日本这三国政府投融资模式详尽阐述以期对我国实践有借鉴价值;第六章是在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存在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下江西省制造业产业升级影响因素研究

从国际背景看，全球价值链下，国际之间的竞争逐渐由资源禀赋、初级产品的竞争转变为知识和技术之间的竞争，各国力争处于价值增值较高的环节。从国内背景看，制造业是一国的基础性产业，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以及“经济新常态”战略的提出，不管是一国还是国内单个区域，制造业产业都应有所改变，这样才能消化传统产业和引领新型产业。 　　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本文以江西省为例，试图通过国际对比分析、模型推导和计量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影响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因素进行较为详细的探讨。因此，本文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从全球价值链理论、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升级、全球价值链与制造业产业升级以及全球价值链下江西省制造业产业升级四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并阐明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通过制造业RCA指数和ITT指数表明江西省制造业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整体上产品科技含量较低，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环节。 　　第三部分:从理论方面指出在全球价值链下高级人力资本、技术能力、对外贸易、生产性服务发展、政策体系以及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是影响江西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关键性因素。并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对江西省制造业产业升级影响因素进行数理推导。 　　第四部分:从制造业整体和分行业两个角度对在全球价值链下影响江西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高级人力资本、技术能力、对外贸易、生产性服务发展和政策体系均与制造业升级正向关联性，但促进作用不太显著。 　　第五部分:对本文进行总结，并从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可概括为:提高人力资本、加强新型产业投资、加大技术研发、提供制度和生产性服务方面的支持。
中国加总贸易成本测算及对制造业出口结构的影响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外贸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也与日俱增。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永恒话题是贸易结构，虽然我国是贸易大国，但贸易结构仍不够完善，突出表现是反映垂直分工的加工贸易比例偏高，出口品附加价值不高。促进出口，特别是促进附加值较高产品出口是加快我国转变贸易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同时，减少贸易成本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间互联互通的本质内容。本论文主要分为两大核心部分: 　　第一部分是中国加总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分析。本文采用能克服“外生性”和“对称性”缺陷，且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Novy(2013)模型测度了2000-2013年中国与86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权重指数得到加总贸易成本。这一结果将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成本的变化情况。双边贸易成本测算结果表明:中国与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成本的国别区域结构相差很大，特别是与部分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不降反升;部分国家即使与我国建立自贸区，但双边贸易成本依然较高。加总贸易成本测算结果表明:尽管中国加总贸易成本大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仍高出10年前工业化国家平均加总贸易成本约1/3，中国降低加总贸易成本任重而道远。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加总贸易成本不仅高于与发达国家的加总贸易成本，而且高于与发展中国家的加总贸易成本。这反映了发达国家地区的法律环境、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较完善，以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较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这些方面表现最差，这从侧面说明“一带一路”背景下实现沿线国家间的互联互通迫在眉睫。 　　第二部分在测算结果基础上，立足中国垂直分工的实际，实证了中国加总贸易成本对ISIC两位数分类制造业17个子行业的比较优势和出口份额的影响，并做三种稳健性检验以消除内生性偏离。结果表明:加总贸易成本不仅是我国制造业“全球比较优势”而且是“局部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减少加总贸易成本会显著促进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这种出口促进效应对贸易成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作用越大。鉴于我国的出口产品附加值率不高，只有高“国内附加值率”且低“贸易成本密集度”的产品出口份额及总量的增加，才能使我国的出口高“国内附加值率”变成出口“国内附加值”(DVA)总量增加。加总贸易成本对不同的局部样本阻碍作用程度也不尽相同。加总贸易成本对以发达国家为样本的“局部比较优势”和制造业出口份额阻碍作用最大，对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的“局部比较优势”和制造业出口份额阻碍作用位居第二，对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的“局部比较优势”和制造业出口份额阻碍作用最小。影响我国制造业“全球”或“局部”比较优势和出口结构的因素还包括我国反映经济自由度的各项指标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企业的研发强度和企业劳动生产率等。综上，政府应切实发挥已有自贸区的作用，从国家战略需要出发，结合区域实际状况，均衡降低贸易成本，同时考虑法律法规等影响贸易自由度的因素，真正实现向非加工贸易出口转变，从而实现我国对外贸易模式的实质转变。
电子商务发展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影响的动态研究

近几年来，“互联网+”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比如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ITFIN)、在线旅游、在线影视、在线房产等等都耳熟能详。“互联网+催生出无数新兴行业，促使经济形态不断地发生演变，从而为实体经济倾注活力，并且为改革、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网络平台，这些都是互联网思维积极实践的成果。2015年6月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用“互联网+外贸”实现优进优出，有利于扩大消费、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升级、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地运用电子商务发展来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日渐成型，在全球出口低迷的情况下，“网上丝绸之路”——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是我国传统外贸通过“互联网+外贸”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因此，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响应国家顶层战略，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研究电子商务发展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动态影响。 　　在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构建了测度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且利用熵权法，使用相关数据测算出了1999-2014年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指数，然后基于UN comtrade数据库6位HS产品编码的双边贸易数据，测算出了1999-2014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出口的二元边际。从交易成本理论、贸易中介理论、贸易成本理论、贸易风险理论四个角度分析了电子商务发展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根据电子商务发展对出口贸易影响的模型分析，构建计量模型，然后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在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确定P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基于广义矩估计（GMM估计）、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探究电子商务发展对中国出口，尤其是二元边际的动态影响轨迹。 　　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出几点结论:(1)电子商务发展对出口额一直表现为正向作用，对出口增长的动态影响轨迹趋势一致，均是先正后负，再正，然后逐渐收敛，并且对集约边际变动的贡献度大于对扩展边际的变动。(2)出口市场规模促进了二元边际的增长，抑制了出口额的增长，并且是对出口额变动贡献度最高的因素，对扩展边际变动的贡献度大于对集约边际的变动。(3)生产率水平制约出口额的增长，是所有因素中贡献率最小的，对二元边际的消极影响也很大，但从第二期开始对扩展边际产生微小的正向影响，并且对扩展边际变动的贡献度大于对集约边际的变动。(4)出口目的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对出口额产生负向影响，对二元边际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但在第二期会抑制扩展边际的增长，并且对集约边际变动的贡献度是所有因素中最大的。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几点相应的政策建议:(1)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发展对二元边际的积极作用，并规避各种风险;(2)充分挖掘出口市场消费潜力，适当增加出口产品异质性;(3)降低出口贸易成本，尤其是固定成本;(4)促进科技进步，提高生产率水平。
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以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为例

2013年习近平在中亚四国之行期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之后，“一带一路”战略在我国和沿线地区不断升温。“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仅能能促进现代运输与物流业的发展，促进区域内经济联通，进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而且还能促进中国与全球的历史与文化交流，推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与信任，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平与发展。 　　本文选取“新亚欧大陆桥”为研究对象，主要因为“新亚欧大陆桥”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始于中国山东和江苏的两大港口，分3条线路直达荷兰的鹿特丹港，整条线路横贯亚欧两大洲中部地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本文探讨制度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文章基于对外投资分布不均对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基础，先分析了我国对“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国家投资的现状分析，发现我国对“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国家投资总额不断增加，但投资分布不均衡，然后利用“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八个国家2004-2013年十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与本文研究内容综合后，将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分为政治因素、经济自由度以及法律制度三个角度来分析对我国对外投资分布的影响。本文基于传统的引力模型，将经济规模（用GDP表示）看作是引力模型中的“M”，用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视为引力模型中的“D”，再将制度因素分成三个因素分别嵌入引力模型中，构成三个模型，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文中在借鉴前人使用引力模型的同时，对引力模型的距离“D”进行了创新，以前的文献中都是以两国的首都来计算两国之间的距离，但这是不合理的，本文计算得出我国5年以来平均GDP最高的5个省份，与每个国家的距离，再以GDP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出的距离为我国与该国的最终距离。 　　研究制度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本文主要以新亚欧大陆桥为例，展开深入的分析，为“一带一路”其他地区或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借鉴;其次，本文基于制度因素，研究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无论是在“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还是今后在其他的投资活动中，都能运用到本文的结论，在充分考虑制度因素作用下，制定效用最大化的对外投资战略。 　　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规模小，缺乏绝对优势，本文认为为促进中国对外投资区域的分布的合理性，促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发挥最大效益，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过程中，投资环境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若选择了合适的东道国，有一个较好的投资、经营环境，我国企业就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在东道国的经营就能达到预期的收益和成效，为今后在国际生产布局奠定基础。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分别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希望能为我国今后合理选择对外投资地区提供帮助。
外来药用植物的系统整理及研究

外来药用植物（本文简称外来药物）是指那些从我国疆域以外传入的或者从域外引种进入中国的具有悠久应用历史的传统药用植物。历史上，外来药物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用于实践中，为中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壮大发挥了积极而不可磨灭的作用;而我国医药学同国外的频繁交流，亦促进了彼此医药理论水平的提高。因此所谓中药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地理概念。 　　自古中药有外来，经济的全球化与中医药的国际化，使得中西方药物交流日益频繁，在研究本土中药的同时，外来药物也同样不可忽视。然而，由于古代相关著作或内容浩如烟海，烟如零散，一直未经系统整理;现代研究又对外来药物一直缺乏全面的认识，给当前外来药物的研究与借鉴发展带来极大的不便。尤为引起笔者思考的有以下两点:1、古代文献中记载的许多外来药物是在怎么的时代背景下引入中国？它们是否已被现代人所熟知，是否仍适合当今人类的健康需求，又能否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源，解决当今人类的健康问题。2、引种进入中国的药物是否会对其自身的有效成分或药用价值产生影响。 　　因此本课题拟对外来药物进行系统的查阅、整理、分析，冀求借阐述外来药物的引入历史、种类，以及对中医药的影响，增强人们对外来药物的认识。并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外来药物（玛卡）进行实验研究，佐证我国古代的医药发展曾长期处于一个灿烂时期，并将不断发展壮大;也是为了给药学史和本草史，充实新的重要资料;同时，旨在传承祖国中医药文化，促进中西方医药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根据这样的思路，本论文确定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现将其主要内容简述以下: 　　第一部分以外来药物的引入历史为切入点，通过本草专著查阅、分析、总结，对散在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五个主要个时期关于外来药物的传入和发展进行整理。对本草学专著《本草纲目》中收录外来药物加以具体分析，对132种外来药物按照自然属性、性味归经、功效进行统计分析。从纷纭繁杂的文献资料中理出外来药用发展轮廓。 　　研究结果显示在外来药物的传入及发展历史上: 　　秦汉为奠基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随之而来的西域药物和东南亚各国的医药开始陆续传入我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医药学进入了系统整理发展的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原和海外诸国以及各少数民族进行了广泛的医药学交流。 　　隋唐是外来药物传入的成熟时期，与中国有过交流国家和地区有九十三个，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印度、阿拉伯诸国。 　　到了宋元时期外来药物的传入达到鼎盛，随着海外贸易发展，宋王朝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医药等各方面的广泛交流，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均超过前代。 　　到了明清，中医药学除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得以发展外，出现了革新倾向，随着西方医药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外来药物的发展亦进入了稳定的巩固时期。 　　在外来药物的种类方面: 　　外来药物的自然属性以草部和果部为主;药性方面以温、平为主;药味方面以甘、辛为主;归经方面以脾、胃、肝、肺为主;功效方面以清热、理气类为主。 　　通过对古本草文献中外来药物功效的整理研究，基本了解了古代本草中收录外来药物的概貌和发展历程。总体看来，外来药物的引入除自身具有良好的功效外，还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适合中医用药的特点，同时还要受到时代风尚、价格、市场供应等多方面的影响。 　　第二部分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外来药物玛卡进行不同产地样品的质量比较，探究引种进入中国的外来药物是否对药物自身的品质产生影响。研究首先从玛卡的生物学特性、种质状况、生产现状等方面对云南的玛卡主栽培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通过对云南、青海、西藏、新疆、秘鲁国内外5个产区11个玛卡样品进行生药学评价、药典常规项评价、ITS2引物标记DNA鉴别、脂溶性成分的GC-MS分析，以及遗传多样性的ISSR分析，对不同产地玛卡样品进行质量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 　　目前国内玛卡云南主产区已出现种质退化、农药滥用等现象，因此选育出性状稳定、品质优良、适宜本土生长的玛卡种源刻不容缓。同时，外来药物玛卡引种进入中国后，由于在各产地之间引种较为复杂，种质资源相对较为混乱，而国产不同产地的样品并不能根据地理来源通过GC-MS进行准确区分。 　　应用ISSR技术能够成功将国产和秘鲁原产的玛卡区分，然而国内不同产地遗传差异性小，稳定性强。从某种角度来说引种进入本土有利于保留其优良基因，降低了选种、留种的难度，该结果对进一步加强引种栽培及推广种植均具有积极意义。 　　在分子水平上用ITS2引物标记玛卡DNA条形码鉴定系统可为选择正确基原的玛卡种质提供指导，该系统在玛卡引种栽培生产和品种鉴别中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为本论文的结语部分对全文做了总结，并提出本课题有待于完善的地方。研究认为一方面我们仍要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特色与优势，用正确的方法来研究发展它，继续发扬我国乐于吸收也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在对外来药物的进一步引种过程中，需要通过加强环境控制、规范栽培技术、完善检测方法等措施，保证国产引种外来植物药的质量。只有这样，中医药学才会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造福于全人类。
“一带一路”背景下延边州对外开放研究

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上升为三大国家战略之一。其将带来的战略机遇以及资金环境的改善使得各地都在努力积极地融于战略之中。延边州作为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点，既受到韩、朝、俄、日等周边国际的政治及经济影响，同时也受“延龙图”、“长吉图”以及东北亚周边的国家地区经济和社会辐射影响。“十二五”以来，延边州积极深入地实施开放先导战略，并且不断加强推进图们江区域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改善对外开放格局。然而现在延边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和旅游开放度并不高，说明延边州现如今的综合开放水平并不高，也能说明延边州的对外开放程度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如何加快自身的开放程度，就应该利用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在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抢抓机遇，实现对外开放。但是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延边州的对外开放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诸如城市功能相对薄弱、地缘政治因素复杂、口岸管理及通道建设问题和困难、仍存在制造业技术性创新滞后、延边出口模式单一、出口商品结构不够合理和政府决策缺乏学界的充分论证等问题。 　　本文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延边州对外开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延边州抢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本论文用SWOT分析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优势包括区位条件、政策环境、延边有良好的发展平台、产业优势凸显、文化同源。劣势包括与周边国经贸合作的不稳定性、通道基础设施仍相对薄弱、港口工业实力尚不够强。机遇包括“一带一路”战略机遇、长吉图开发开放战略机遇、延边州基础设施改善机遇。面临的挑战包括工业密度低，集聚能力差、对外经贸合作规模较小，结构有待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可能挤占延边地区市场的份额、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格局压力增加。通过了解自身发展情况，有针对性的逐步开放，从而形成产业特色鲜明的发展高地，使延边州经济能够更加协调快速的发展。 　　本文运用了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等一系列相关的理论，结合延边开放的发展现状，针对延边州对外开放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对策，为延边州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更深入的对外开放提供参考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贯奉行的发展战略之一，也是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步骤，这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格局。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符合时代发展的主题，使得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从广度上拓宽了发展路径和从深度上密切了各方面的合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 　　本文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为基础，利用观察法解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及变化，采用文字描述的定性分析法和数据解析的定量分析法描述了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况、区域分布、产业布局、企业类型等并从中找出其存在开拓市场、降低成本、学习技术、优惠政策和产业升级的动机。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探究有哪些因子显著作用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人均GDP、实际使用外资额、国内固定资本净额、进出口及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据计量结果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从实证分析的结论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说明我国达到了投资周期理论的第四阶段，竞争实力明显增强，投资流出量增多;从贸易进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效应分析，尤其是中国对能源产品的进口依赖程度加大了生产成本，出于对自然资源使用方面的考虑，促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减少成本;为了避免发达国家的技术保护主义，我国加大了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型企业的并购和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由于存在汇率风险，跨国投资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的动机而进行内部交易。 　　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实证结果分析，将投资理论和我国当前实际相结合，最后得出本文的启示，这会帮助中国企业更好的迈出国门进行多远化的投资，有利于政府转变角色和不断深化改革，使其投资迈向更高层次，优化投资结构。结合国情确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领域和形式、调整地区结构、完善投资的相关政策法规;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国家在进行开放性经济的过程中提供范本。发展中国家能更合理配置资源、利用对外投资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壮大自己的跨国公司。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让我国更多的企业借助自身优势和国家的有利政策去海外市场投资，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淘汰我国的富余产能，使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制定适合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来发展外向型经济。
延边国家农业科技园研究

农业科技园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形式和载体，是农业科技研发、引进、成果转化转化的平台。国家农业科技园是我国农业发展到新时期的特有的现象，是农业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新的制高点。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农业成果创新转化的新形式，是农业技术组装集成的载体，是现代农业科技辐射周边地区农业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区域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成熟科技农业园示范园区已经有着很好的经验和模式，但是中国幅员面积辽阔，各个园区所在的地方受到气候、环境、政策等因素的不同而难以复制。 　　现代农业的鲜明特征是:产业特色鲜明、功能设施完备、产业规模雄厚、技术先进、示范引领作用突出，比较优势明显和产业竞争能力强。延边州推进农业发展的优势包括大力发展专业农业农场扶持力度，扩大农业产业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展产业链条，改造传统农业，对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延边农业科技园是长吉图开发开放地区唯一的一个发展现代农业的科技示范园，由于该园区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存在的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引导和规范，园区在整体的发展能力上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独特的地缘优势决定了成为长吉图区域发展的重要前沿阵地，提升延边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能力，充分发挥延边特色农业资源和比邻三国的区位优势，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以及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把延边农业科技园区作为延边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新平台，延边经济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发展高潮。 　　本论文在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宏观经济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借鉴国内以及吉林省外不同于延边国家农业科技园的建设模式进行研究，通过实践调查法和文献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从园区功能布局来出发，运用SWOT-PEST之间的有机组合做出矩阵模型来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来全面分析了延边国家农业科技园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等发展因素，从建设的角度研究延边农业科技园区在建设过程中存在和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建议;从发展的角度研究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对延边州周边区域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从区位优势、人文特色、经济基础、环境条件等方面，阐述了延边国家农业科技园建设的意义。
和龙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前景研究

沿边开发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之一，我国的沿边开发开放战略是从1992年开始实施的。1992年国务院批准黑龙江省黑河、辽宁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15个边境开放城市是我国沿边开发开放战略开始实施的标志。沿边地区作为我国陆地与周边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我国大部分沿边地区即边境地区集聚着少数民族，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其他地区较落后。到目前我国沿边开发开放战略经过了20余年，通过设立边境合作区、试验区、示范区等方式，使沿边地区充分发挥其地理优势、通道优势、对应地区的资源优势以及对应国家的合作基础优势，加大边境口岸的开放力度，大力发展口岸经济，依托口岸建设边境经济合作区，以此提升沿边地区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从而达到了兴边、固边、富民的目的。 　　当前，图们江区域合作机制作为东北地区沿边开放的重要机制，正迎来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国家“一带一路”、“长吉图”发展战略实施为图们江国际区域合作注入了动力，形成了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非常有利的发展环境。在这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大背景下，2015年3月3日和龙边境经济合作区获得了国务院的正式批准，成为全国第17个、吉林省第2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和龙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是区域协调发展、落实《长吉图规划纲要》的关键，是推动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的有力举措。如何在利用好地理优势、丰富的资源等有利条件，应对好周边国家政策不稳定性的劣势，将是影响边经济合作区能否真正发挥沿边开放载体作用、区域经济拉动作用的关键。 　　本文运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合作相关理论，从和龙边境经济合作区设立背景即国家宏观背景和和龙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等分析入手，运用SWOT模型对和龙边境合作区进行现状分析,进而对从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发展方向及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角度出发，对和龙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前景进行设想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发展研究

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于2012年4月由国务院正式批准。使珲春成为唯一一个以“中国”冠名的“示范区”，国家的战略发展为珲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会。而在2015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中，将“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随着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水平的提高，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得到了更好的建设和发展，同时也为探索出更好的发展路径和经济合作服务，促进了新型经济体制的出现，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转机，同时也深化了边境贸易合作体系的形成。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影响下，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正延续“引进来”的方式，探索边境贸易合作，促进图们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发展“走出去”战略模式，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优势和贸易合作的共赢，对开发广阔民族边疆经济而服务，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稳定，对整个东北自由贸易区乃至“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有更好的促进作用。本文主要采用了辩证分析法、实证研究法和文献资料法等相关研究方法，通过SWOT分析法等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珲春国际经济示范区进行了研究。在众多研究背景之下，结合“一带一路”战略概念的界定及特点、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理论及类型、示范区的基本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重点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与“长吉图”开发开放战略关系，找到了长吉图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优势;在了解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找到了其中存在的重点问题。并通过SWOT分析法，对珲春国际经济合作示范区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进行了系统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方向及发展建议。结合以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加强融资渠道、开发旅游业、发展优势产业、加快对外开放以及积极引进人才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方向和建议。
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研究

199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以下简称UNDP)倡导提出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项目，这一开发计划囊括了除日本之外的东北亚其他五国——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蒙古，旨在推动图们江区域各国互联互通，形成东北亚格局下具备一定规模的次区域经济，促进跨境国际合作。1995年，五国共同签定了框架性合作文件3个，据此，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开发得到了周边各国一致共识，并作出了一定承诺。2005年9月，大图们江行动计划得到五国签署，文件内容将大图们江合作区域明确下来，主要有中国的东北地区（包括内蒙古）、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朝鲜的罗津—先锋贸易地区、蒙古国的东部省份和韩国的东部沿海城市。随后，日本虽然没有正式成为图们江区域开发机制的成员国，但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相关活动，其中，日本海沿岸的新泻县政府对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较为积极活跃。 　　珲春是中国参与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开发的发力点和核心城市。珲春地处吉林省东部、图们江出海口、东北亚“金三角”，陆地与朝鲜、俄罗斯接壤，是中国实施图们江区域“借港出海”战略的桥头堡，也是长吉图战略与“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最佳契合点。对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大图们江”倡议，国务院于1992年3月将珲春列为进一步对外开放沿边城市，同年9月批准设立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务院又于2009年批准《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在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中，珲春被定位为的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被赋予了“先行先试”的权利，肩负率先发展的重任。2012年4月，“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准设立，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和珲春开发开放从此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本论文围绕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产生背景和战略意义，运用SWOT-PEST分析方法，分析珲春示范区未来发展的优势与劣势，研究珲春示范区发展现状和现存问题，为未来发展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是国内首个以“中”字头冠名的特殊经济区域，在国际积极开展区域合作的大背景下，必将实现率先发展，进一步带动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开发。珲春示范区的开发开放既顺应国家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政策浪潮，也为中国类似边境地区和外向型经济地区开展国际合作起到应有的示范和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