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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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及理论分析

在整个世界经济正在逐渐融为一个整体的今天，国家间的经济失衡变得日趋普遍。而在这其中，当属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最引人关注。中国20年来，保持了与美国的贸易的顺差，并且规模一直在上升。这也从美国引来了许多不悦与争议。美国声称人民币汇率是导致巨额失衡的罪魁祸首，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及人民币汇率应更加以市场为导向，妄图施压于人民币迫其升值。本文在认真研究并吸收了相关的国际贸易理论之后，首先对前人在汇率与贸易失衡关系的研究做了综述;然后又对中国和美国简单梳理了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历程并描述了当下的两国贸易失衡现状;接下来，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存在会影响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这种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为了具体阐明了中美贸易失衡的症结所在，本文又具体对两国储蓄率、单位劳动力成本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此外，本文还综合了当下人民币汇率变化、两国贸易政策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等背景，尝试探析引发中美贸易失衡的其他重要因素;最后，文章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想法。文章的主要内容有: 　　(1)文章梳理了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始末，并描述了当下的失衡现状。包括中美贸易发展始末，两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贸易总量及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等分析。 　　(2)比较了人民币汇率和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规模的变化趋势，并得出结论认为，人民币汇率波动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首先总体描述了二者变化情况，然后又分段从1981-1994、1995-2004、2005-2012三个阶段分别分析了二者变动的相关性，另外，本部分的讨论还结合了日本“广场协议”的历史经验。 　　(3)使用ADF检验、约翰森协整检验等方法对1981-2012的历史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两国贸易失衡的影响确实存在。人民币币值上升，美国对中出口也上升，反之则相反。但这种效应远没有中美两国的消费水平对贸易失衡的规模变动的影响要大。可以说人民币汇率对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4)此节用到ADF检验法、约翰森协整检验法及最小二乘回归法。为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对两个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及储蓄率差异进行协整分析，发现两国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国内失衡。具体来说，两国储蓄率差异、单位劳动力成本差异的变动都会引起中美贸易失衡规模的同方向变动，且影响效应显著。在实证分析中作为控制变量国外对华直接投资也具有这样的正向影响效应。除了上述原因，本文还从产业转移角度，在经济一体化和国外投资的背景下，以及针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角度，探寻了其他的重要原因。 　　(5)结合本文通篇的分析，列举几点对于解决问题的思考和建议: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鼓励消费，降低储蓄;提高中国在国际产品分工的角色地位;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
《丰乳肥臀》中文化特色词的英译研究

在翻译研究中，勒菲弗尔等人提出“文化转向”这一概念后，译者的文化中介者的角色愈发凸显。不同文化之间差异很大，涉及文化的文学翻译无疑是困难的，而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特色词的翻译则是难上加难。莫言是中国“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中不乏充满地方和民族色彩的文化特色词。因此，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肯定。而莫言获奖，其英文译者葛浩文功不可没，他对莫言作品中文化特色词的翻译亦是可圈可点。本文以莫言的《丰乳肥臀》为语料，通过研究葛浩文对文中各类文化特色词的翻译，试图解决中国文学英译中的两个棘手问题:一是如何翻译文化特色词，二是如何使中国文学走出去。 　　通过研究《丰乳肥臀》前十八章中的文化特色词的翻译并对各种翻译方法加以统计，即采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本文作者得出结论:在翻译文化特色词时，葛浩文最常采用的三种翻译方法是直译、中和翻译和文化替换。通过典型翻译实例分析，作者认为，词汇的重要程度、词汇对读者理解程度的影响等因素影响着译者翻译方法的选择。基于此，作者提出了文化特色词的三点翻译原则:一是在不妨碍理解的前提下，直译优先的原则;二是内容再现优于形式再现的原则;三是词汇的隐含意义需在翻译中转换为非隐含意义的原则。另外，在三种常用的翻译方法中，直译居首位。直译是一种尽可能保留原文文化色彩的翻译方法，葛浩文在翻译中大量使用直译，其作品得到了大众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好评，这无疑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启示。可以说，在对外翻译和推介中国文学过程中，如何使作品中的文化元素、具体特点得到最佳程度的保留，葛浩文的翻译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关于上汽集团、南汽集团并购MGl罗孚的案例研究——基于内部化理论的分析视角

自1999年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在跨国并购方面体现得尤其明显，呈现出并购规模和并购金额日益扩大、并购领域逐步扩宽，以及并购水平不断提高的特点。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对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和我国经济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企业可以通过并购丰富产品种类，拓宽产品市场;其次，企业通过并购获得的品牌、技术等关键资产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为培育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打下坚实基础;最后，并购可以带来我国需要的资源和技术，有利于带动商品和劳务的出口，进而提升我国的经济效益并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本文以上汽集团和南汽集团收购MG罗孚案例为研究主体，探讨了我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时所有权优势的流动方向。首先，本文对相关投资理论和并购理论进行归纳和总结，发现在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框架下，所有权优势（Owner ship Advantages）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利用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实现利润最大化。接着，本文按照时间顺序对整体并购过程进行系统梳理，运用内部化理论对南汽集团收购MG罗孚进行研究，具体包括MG罗孚的品牌所有权优势分析、收购环境分析和南汽集团并购前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分析。为了考察跨国并购是否为我国企业带来了经营绩效的改善，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选取了上汽集团并购前3年至并购后3年的11项财务指标，对上汽集团在2007年的并购绩效进行分析，比较了并购前后上汽集团经营绩效的变化。检验结果表明此次并购的确为上汽集团带来了正面影响，使上汽的整体绩效有了明显改善，并购绩效在并购当年和并购后3年得到了充分体现，并且绩效的提升幅度在不断增加。 　　经过深入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在此次并购案例中，所有权优势的流动方向与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所不同。南汽集团在收购MG罗孚时，并不具备品牌、技术或全球营销网络等所有权优势，而其收购目的正是为了获取这些所有权优势。因此，所有权优势从东道国企业（MG罗孚）传递到了母国企业（南汽集团）。南汽集团基于内部化优势，对并购目标MG罗孚进行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比较，认为并购带来的收益大于并购所需付出的成本，因此选择对MG罗孚进行并购。(2)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并购能够为企业带来经营绩效的改善，是企业快速获取所有权优势、扩大市场的有效途径。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此次并购使上汽集团获得了MG罗孚的品牌、技术和知识等所有权优势，通过对所获得的资产进行有效整合，上汽集团的整体经营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此外，此次并购还加快了上汽集团自主品牌的建设进程。上汽集团通过此次并购获得了MG品牌的所有权，使之成为除荣威品牌之外上汽集团的另一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3)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国内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需要，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我国汽车企业出于获取先进技术、设备、品牌等目的而对发达国家的企业进行并购，这种并购模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汽车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即从附加值低的制造阶段逐步转向附加值高的研发阶段，其采用的方式是通过并购具有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从而快速获取这些企业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等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对这类跨国并购行为的研究可以作为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和延伸。
S电建公司国外项目经理激励机制设计研究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部分电力建设施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电站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碰到了一些新的问题。企业“走出去”后面对的是国际竞技平台，价值衡量是以国际规则为标准，在如何使用好熟悉国际市场运作、掌握国际化管理能力的项目经理人才方面，需要激励到位，才能提高项目经理队伍满意度，使其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由此，建立针对国外项目经理的良好的激励机制，已成为急需面对的问题。 　　本文研究的S电力建设工程公司（下称S电建公司）是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公司走向国外市场后，发展势头迅猛，但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公司深受项目经理离职率高、工作状态不好等问题的困扰，进一步在海外开拓市场面临严峻考验。本文以激励理论作为研究基础，研究过程采用了案例分析和归纳演绎等方法，对S电建公司在国外工作的项目经理的激励现状进行具体的研究，梳理其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在遵循激励机制设计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科学合理、有一定针对性的激励机制优化设计方案。方案主要包括优化的年薪制、项目目标利润分成方案、项目经理职业发展、风险抵押金制、完善绩效管理体系、加强考试考核等，目的是对国外项目经理实现比较系统、全面的激励，并通过激励和约束的结合，实现企业和项目经理的双赢。本文重在运用激励理论，结合S电建公司的实际案例，探讨运作海外项目实践中对国外项目经理进行有效激励与约束的方法和措施，对相关公司的国外项目运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孔子文化走出去的动力机制与提升路径

孔子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具有符合时代需求的优秀伦理价值和文化成果，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认同基础和较强的文化号召力使得孔子文化相比于其他中华文化，更易于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和接纳，能够有效降低国际社会对相关文化产品的认知成本，有利于文化走出去整体价值的发挥。 　　从山东省推进孔子文化走出去所取得的成果来看，当前孔子文化走出去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在对外交流方面，山东始终以传播孔子文化为己任，立足自身实际，创新孔子文化对外交流的内容与手段，积极参与世界孔子学院的建设行动，重点打造了以孔子标准像的海外推广、全球联合祭孔、孔子世界行等为代表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推进孔子文化对外交流的常态化发展;在对外文化贸易方面，山东省积极拓展图书报刊出版等传统优势渠道，加强影视动漫作品的创作与海外推广，大力发展孔子文化海外演艺演出市场，积极推动以孔子文化为内容的商贸商品、工艺品的出口，不断激发孔子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潜能。但总体来看，山东的孔子文化走出去呈现出对外文化交流与对外文化贸易结构性不平衡、企业主体意识薄弱以及对外文化贸易整体竞争力弱等方面的特征与问题。 　　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社会民众作为重要利益相关方在孔子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分别扮演着责任主体与主要推动者、利益主体与参与主体、支持方和重要参与者的角色，在推动孔子文化走出去过程中承担不同责任和发挥不同作用，并通过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和良好互动，共同形成了当前政府主导，文化企业、民间组织和社会民众共同参与、协商与交互作用的动力机制。然而，参照当前孔子文化走出去所存在问题，再对其动力机制进行考察，发现本应与政府同样处于核心层的、作为行为主体的企业，实际上只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参与者，企业层面的动力不足（既包括企业的原生动力，也包括其他利益相关方所创造环境培养的企业动力）是制约孔子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原因。 　　因此，要切实解决当前孔子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升孔子文化走出去的实效，必须要遵循文化传播规律、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资源以及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原则，以完善政府的推动力、激发企业的原动力和创设环境引导力为根本宗旨，通过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社会民众作用的协调发挥来从根本上改善企业动力不足的问题，具体从优化走出去相关政策体系、打造孔子文化产业集群、实施文化精品工程、拓展孔子文化走出去渠道与平台、构建人才体系战略、强化社会参与意识等多个方面为进一步完善当前孔子文化走出去的动力机制和提升孔子文化走出去的成效提供合适的路径，以此实现孔子文化走出去两个渠道的平衡发展，转变孔子文化的对外贸易结构性弱势，提升孔子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目的国制度对中国出口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世界罕见的持续快速增长，2012年经济总量已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二。自我国提出“走出去”发展战略以来，商品和资本相继走向国际市场，2012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出口贸易大国，世界第二进口贸易大国，世界第三资本输出国，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和投资大国。从宏观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出口贸易主要分布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向制度质量较差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较少。从对外投资地理结构来看，我国企业主要投资于和我国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或地区，对制度质量较高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处于逐步发展趋势。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制度因素是国家富裕的最根本因素，远比资源、人口和资本等因素重要得多，制度是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我国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不仅偏好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而且偏好于制度质量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制度安排对一国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有重大影响，因此研究目的国制度对我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分析中国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大类，阐释制度对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影响机理，通过设定相关指标构建制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制度安排和中国出口贸易与对外投资之间关系的数理模型，利用中国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相关统计数据从制度质量和制度距离等方面进行计量分析，分别研究制度对中国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并对制度安排对中国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综合影响进行研究，是对国际贸易学和制度经济学交叉学科理论的补充和发展。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贸易引力模型的微观基础出发，利用效用函数把制度变量嵌入扩展贸易引力模型进行推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使用代表性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统计数据，分别研究整体制度质量、单项制度质量以及单项制度质量某一指标对中国出口贸易地理结构的影响，探求中国出口贸易地理分布的规律。本文对制度的分类更为精细，对制度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更为全面和深入。 　　第二，通过把制度变量嵌入扩展投资引力模型进行推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利用代表性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统计数据，分别实证研究整体制度质量、单项制度质量以及单项制度质量某一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探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内在规律，本文对制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更为全面和深入。 　　第三，从交易成本的视角探讨中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关系，中国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分布在全球近两百个国家或地区，但是这种分布相对集中而且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律，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经济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分析制度因素对跨国经营者进行出口和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 　　第四，借鉴关税同盟理论构建语言对我国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影响的理论模型，使用语言的人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作为语言成本的代理变量，实证研究语言交易成本对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把语言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结合起来研究，是对现有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为: 　　第一，我国出口贸易偏好于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 　　进口国的制度质量越高意味着政府工作效率越高、国家对市场的监管越严，越能为我国出口贸易提供政治保证，对我国商品的引力越大。进口国高质量的经济制度意味着贸易政策更为自由，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更为公平，交易合约的签订程序简化，贸易壁垒相对较低，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高质量的制度是吸引我国产品的重要因素。良好的法制运行环境能对交易中的违约行为进行有效惩处，保障合约的正常履行，保护进出口商的利益。因此我国的出口贸易不仅要考虑进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要考虑进口国的制度质量。高质量的国家制度能为进出口商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降低贸易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利于交易的顺利实现。在出口贸易中要注重进口国的制度质量，同时还应注意我国制度质量的世界排名还比较靠后，与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国制度比较优势的发挥还有很大潜力，今后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健全和完善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提升制度质量，促进制度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发挥制度对我国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第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 　　相对于出口贸易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受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更大，不仅销售环节在东道国而且生产环节也在东道国，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的制度合法性是成功经营的重要决定因素。较高制度质量的东道国能为资本的自由流动提供保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经营从原材料的采购、员工的雇佣、生产加工以及市场销售都要受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如果东道国能为投资者提供生产经营的制度支持，将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符合投资者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策略。相反，制度质量较差的东道国不仅不能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持，政治风险的存在甚至使投资者面临资本灭失的风险。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和完善，但制度完善度还相对较低，是助推我国资本输出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资本输出还处于较低层次的发展阶段，目标区域还不是很明确，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国内的推力作用要大于国外的引力作用。 　　第三，企业在对高制度质量国家或地区进行跨国经营决策时，倾向于向制度距离较大的高制度质量国家或地区出口，向制度距离较小的高制度质量国家或地区投资 　　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对我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都有较大的引力，目标国的制度质量较高意味着各项制度相对完善，可以为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制度保障，降低交易成本。但并不是目标国的制度质量越高就一定有利于跨国经营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国的制度质量较高同时可能也意味着和我国的制度差异较大，较大的制度差异将使经营者面对更为陌生的制度环境，跨国交易与国内交易有所不同，经营者只有熟悉并适应这种环境才可能在目标国成功经营。企业在开展跨国业务时首先确定选择高制度质量的区域，其次对出口经营模式和投资经营模式进行选择，这种决策与制度距离存在密切关系，当制度距离较大时意味着经营者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可能较大，这种情况下出口贸易模式更有利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当制度距离较小时意味着经营者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可能较小，这种情况下跨国投资模式可能是经营者的最优决策。投资模式受东道国制度因素的影响较大，出口模式受进口国制度环境的约束相对较小，理性企业在对高制度质量国家或地区进行跨国经营决策时，倾向于向制度距离较大的高制度质量国家或地区出口，向制度距离较小的高制度质量国家或地区投资，这样有利于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第四，非正式制度语言对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有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快速增长，货物出口贸易额位居世界首位，对外投资流量跃居世界第三，庞大的出口贸易额和对外投资量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很大贡献。在开展跨国业务时由于语言差异会产生沟通障碍，要解决这种沟通障碍一国必须学习另一国语言，而语言的学习需要成本。目前汉语还不是国际语言，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交易时往往要使用英语或其它国家语言，为此承担了很大的语言学习成本。本文通过研究语言对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语言是一种交易成本。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小国是语言成本的主要承担者。随着本国学习国际通用语人数的增多，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也会更快，但是学习通用语的人数比例有一个限额，如果超过该限额反而会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语言学习资本投入的提高也能促进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但目前我国语言学习的经费投入还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合理现象。语言的国际推广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如果世界上有了统一的国际语言，国际经贸往来就不再需要学习多种语言，语言学习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各国之间的沟通交流也会更加便利，有利于跨国交易和全球经济的发展。
孔子学院教育功能研究

自2004年11月21日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孔子学院已走过十年的历程，截至2013年年底，全球已建立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分布在120个国家（地区）。①随着孔子学院规模的不断扩大，它对世界的影响也日益增强。孔子学院不但是中国对外推广汉语教学的重要机构，也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载体，它做为一个以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为主的综合性教育文化交流平台，已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窗口。 　　孔子学院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除了日益增长的汉语学习需求，还由于自身定位准确、机制合理，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环境和教育发展的时代要求。一方面，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教育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国教育文化不断走向开放与合作，各种新型教育主体、传播形式不断涌现，使人们面对的教育文化环境越来越多元化、国际化。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内外了解中国的需求不断上涨，中国需要向世界正确的呈现自己，进而提高自己的国际话语竞争力。孔子学院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型教育跨境合作形式，是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相结合的产物。孔子学院以一种主动走出去的态势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以一种教育合作的方式从事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不但促进了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增加了世界教育文化的多样性，还直接影响和冲击了国内外教育体系，推进了各国教育变革。 　　孔子学院不同于一般的语言教学机构，其教学活动的开展肩负了文化传播的重任;孔子学院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推广机构，它在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有效促进了各国教育的改革发展，增强了教育的开放性和国际化水平。虽然很多中国大学也在做教育国际交流，但大部分是在本土层面进行的，以一种“引进来”的方式，吸引外国教育的介入，而孔子学院是以一种主动“走出去”的方式，积极参与国际层面的教育竞争与合作。这种跨国合作不同于一般的跨国公司，它涉及到意识形态层面，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模式，具有鲜明的教育特性。所以，对孔子学院教育功能进行研究，既是来自于教育改革实践的理论诉求，也是中国教育文化主动走出去，积极融入世界教育文化体系，实现共同发展的现实需要，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借鉴教育传播学和教育生态学的视角，运用基于资源和网络的理论，对孔子学院教育功能问题进行分析。在总结孔子学院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孔子学院教育功能的内涵，探寻制约孔子学院教育功能实现的主要因素，阐述孔子学院教育功能的实现路径，并为教育功能的进一步优化提出建议。希望通过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促进孔子学院教育功能的完善，进一步推动孔子学院的健康、持续发展。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孔子学院作为一个教育主体在全球化背景下有何特殊性？孔子学院教育功能的体现及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孔子学院教育功能的影响机制与实现机制是什么？进一步提升孔子学院教育功能的途径有哪些？围绕上述问题，全文共分7章，各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1章，导论，主要介绍研究缘起与意义、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整体思路与研究框架。 　　第2章，孔子学院的教育现状。本章首先分析了孔子学院作为教育主体的必然性与独特性，认为孔子学院作为一个新型教育主体，既是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有区别于其他教育机构和传播机构的特性。其次，本章梳理、分析了孔子学院目前存在的几种主要类型，认为不同类型的孔子学院教育理念与运转机制不同，它们运用多符号的媒介资源，通过汉语教学、文化交流、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社区服务等途径开展工作。最后，总结了孔子学院的教育特点，认为地域与理念的双重跨界、社会环境和教育体系的双层嵌入、当地需求与教育形式的多样综合、多主体与多层次的交往合作是其主要特点。 　　第3章，孔子学院教育功能的内涵。孔子学院的教育现状决定了孔子学院的教育功能，本章对孔子学院的教育功能进行界定，分析了孔子学院教育功能的辐射层面，进而从语言技能提升与需求满足、文化传承与跨文化对话、国际理解与国际协作、行业孵化与阶层培育、教育开放与教育合作、制度变革与生态平衡等方面探讨了孔子学院教育功能的体现。 　　第4章，孔子学院教育功能实现的基础。本章认为理念因素、自身因素、合作因素和地区因素是孔子学院教育功能实现的基础要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孔子学院对功能取向的定位、对自身教育的完善、与合作主体的互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等方面分析了孔子学院教育功能实现的制约因素。 　　第5章，孔子学院教育功能实现的路径。本章运用基于资源和网络的理论，重点分析了孔子学院教育网络的构建、运转与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主体要达到教育价值最大化的目的，就要创造全球教育资源整合网络，发挥网络组织在资源整合中的重要作用。孔子学院教育网络的构建是孔子学院教育功能实现的主要路径，本章分析了孔子学院教育网络的层次性及相互关系，探讨了多种合作状态下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交互行为特征和效果。本章指出，联动传播是孔子学院教育网络的运转模式，进而探讨了在网络联系少、网络创新能力差的情况下如何对孔子学院教育网络进行维护。最后，本章进一步分析了孔子学院教育网络在竞争优势和传播效应方面的影响。 　　第6章，孔子学院教育功能的优化。本章主要探讨如何提升孔子学院的教育价值，从政府部门、孔子学院总部、孔子学院自身、教育传播者等不同维度提出建议，探索了可持续性的语言文化传播策略。研究认为，政府部门要为孔子学院的良性运转提供法律保障、营造宽松的国际环境;孔子学院总部要为孔子学院的治理改进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依据;孔子学院自身需要适应和满足不同学习需求，从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环境等方面进行完善;教育传播者需要培养、提升传播素养与传播能力，从而实现有效沟通与交流。 　　第7章，回顾与总结。对本文的主要观点、结论和创新进行总结，提出后续研究方向。
海信家电品牌在沙特市场的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研究

环顾全球，无论是丰富多样的日用产品还是种类繁多的电子电器产品的生产，中国是目前公认的世界制造中心。但是，会有多少知名企业走出去，会有多少世界品牌被打造，会有多少高端产品被接受，又会有多少市场地位被认可，立足中国走向世界，大家都还在拭目以待。 　　家电市场是目前世界各类市场上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之一，以韩国企业三星、LG为代表的全球一线家电品牌在各区域市场攻城掠地，各类营销手段层出不穷，加上不断更新的新技术应用和更替让家电越来越成为各界的焦点和热点。同时消费者对产品体验，新功能应用和信息化越来越高的要求已经让市场的竞争变成了一个综合性实力的体现，没有较多技术优势积累的中国企业如何充分利用现代营销传播手段吸引消费者无疑是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本文是通过对海信家电品牌在西亚沙特阿拉伯市场的营销传播策略现状分析，结合以沙特市场为代表的地区性特有营销传播环境特点和未来营销传播趋势，探讨以海信为代表的中国自有品牌在产品、渠道、价格、供应链等竞争多元化，消费者需求多样化，营销环境差异化，和竞争对手打压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如何基于中国制造的特色，围绕自主品牌，发出同一个声音，组织和协调使用各类市场策略和创新思路以应对以上这些变化，如何进行品牌整合营销传播，进而获得竞争优势。 　　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的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对国内外涉及整合营销传播，品牌营销和国际化理论进行了研究分析和归纳。第二部分是海信家电品牌在沙特市场品牌营销传播现状分析，以及沙特特有的营销环境介绍，说明了海信家电品牌在沙特市场目前的推广策略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内因外因的对比，引出整合营销传播解决方法的建议。第三部分是海信家电品牌在沙特市场的整合营销传播战略规划，并围绕战略推进给予保障策略和资源投入，让战略得以执行。 　　期望本文对中国同行开拓亚非等欠发达国家的市场、提高国际市场营销传播操作能力带来参考意义。
巴彦淖尔市农牧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国人正在看到的是一个政治、军事、社会事业、综合国力蒸蒸日上的崭新中国，这与中国的经济大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在经济不断发展、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剩余劳动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劳动力资源配置是一种重大改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具有重要的贡献，但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受到条件的制约遇到许多问题、障碍。我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其转移的时间与数量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本文以中国西都区的一个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城市，巴彦淖尔市为研究对象，对其剩余劳动力转移做具体分析。农村牧区的剩余劳动力一方面形成了较大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规模，出现了盲目流动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巴彦淖尔市的地区发展，另一方面，能有效地促进农村牧区劳动力的消费需求，提高了一些行业的带动作用，如交通运输、金融等服务业，更有效的促进当地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也可以增加社会产出总量，推动经济增长。所以做好劳动力转移工作任重而道远，而研究转移时的制约因素是研究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关键，具体出现的问题有农牧民整体素质偏低，产业发展结构不合理，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制度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发展。文章把转移劳动力主要分为留下来和走出去两类，通过调整产业政策，促进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劳动力积极性，增加留下来农牧民的收入。劳动力市场需不断优化，合理引导就业的劳动力走出去，不断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作为工作的重点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培训。本文首先介绍巴彦淖尔市劳动力整体概况，通过选取指标研究巴彦淖尔市的劳动力转移所出现的问题，再进一步去分析在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根据这些原因针对巴彦淖尔市具体情况提出对策与建议。
人民币升值对越中贸易影响研究

越中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越中边境贸易历史悠久，特别是1991年越中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经贸合作关系恢复和迅速发展，双边贸易发展势头强劲。越中双边贸易额1991年为3200万美元，2012年已突破410亿美元，增长1000多倍。但越中贸易极不平衡，中国既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越南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国出口越南的商品中85％为机械制造设备，而越南出口到中国的主要是农产品和资源性产品。未来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是否会改变这种格局？ 　　本文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着重研究人民币升值对越中贸易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两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提出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并未改变越中贸易基本格局。越中两国贸易经过近几十年发展，形成了越方出口初级农产品到中国，换取工业制成品的基本格局，由于越方对中方贸易依赖度高，对中国贸易产品需求弹性小，因此越方贸易逆差，并且逆差额越来越大。 　　但是人民币升值将强化越中垂直分工体系。由于货币贬值，越南对中国出口的初级农产品、资源产品竞争力加大，因此多年来规模不断扩大，相应的产业部门不断扩大;当越南从出口初级农产品、资源产品中换取越来越多的外汇时，可以进一步增加对中国工业制造品的进口需求，因此使两国垂直分工体系得到强化。 　　最后，论文总结了人民币升值背景下越中贸易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对两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建筑企业海外本土化经营研究

近年来，许多国内外知名企业通过在海外进行本土化经营实现了在海外的快速发展，成为国际型大公司。通过本土化经营可以实现对当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加快进入当地市场，降低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风险，从而提高公司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并扎根于当地。相对于其他行业，我国建筑企业走出去较早，但在本土化经营方面却远没有其他行业成熟，始终缺乏本土化经营理念。由于海外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及建筑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迫切性都要求建筑企业实施海外本土化经营，提高本土化经营能力，实现在海外市场的快速成长。 　　本文首先界定了本土化经营的内涵，建立了本土化经营理论架构并阐述了本土化经营所经历的阶段过程，以此构成本土化经营的理论基础。其次，针对我国建筑企业海外发展情况以及建筑行业特殊性，分析了我国建筑企业海外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及本土化经营的动因。然后，分析了建筑企业海外本土化经营战略表现，并总结了国内外建筑企业及其他企业的本土化经营经验启示，对本土化经营战略进行了举证，并借鉴其成功之处。最后，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我国建筑企业海外本土化经营能力的措施及建议，旨在提高我国建筑企业海外本土化经营的水平。
ECFA对两岸经贸的影响研究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已经成为各自对外经济来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和实施是两岸经贸合作领域的一大转折，它将加速两岸间商品、资本及资源的流动，同时也会对两岸双边贸易、投资及相关产业产生重大影响。 　　本研究首先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应用自由贸易区理论，从比较静态的角度分析了两岸在实施ECFA前后贸易关系的变化以及ECFA框架下可能带来的贸易效应。为量化ECFA的贸易效应，本文利用经典巴拉萨模型对ECFA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在投资及产业效应的研究上，本文主要采取定性和定量及比较的方法来分析。通过本文对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ECFA对中国台湾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没有贸易转移;对中国大陆而言，既没有产生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也没有出现贸易转移效应。在投资方面，ECFA有利于促进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投资，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在产业影响上，在短期内，由于竞争产品的进入，两岸双边会有部分产业受到创伤;但在长期内，这样有利两岸于双边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实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并且有利于本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实现双边更高层次的合作。 　　本文主要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ECFA签署后两岸经贸的实际运行情况，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深入且系统地分析了ECFA签署对两岸经贸产生的影响，丰富了对ECFA效应的研究。
湖南各市州低碳经济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中国当前面临严峻的环境和能源形势，践行低碳理念、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其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在当今国际贸易和商务往来中，“环境”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考虑要素，发达国家动辄以“环保”为借口，大行“贸易保护”之策，“绿色壁垒”屡屡上演。在这种背景之下，研究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和政策建议对于深化对外开放、应对国际贸易绿色壁垒、推动企业“走出去”战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本文深入研究湖南省的低碳经济发展情况，搜集了各个地市低碳经济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地理绘图、实证分析等方法，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湖南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文章对于湖南省建设“两型社会”、湖南企业应对“绿色壁垒”提供了一定的数据和实证支持。 　　文章研究了湖南省总体以及各个地市的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较为全面地刻画了湖南省碳排放分布图，展现了湖南“两型社会”建设成果，发现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首先，本文回顾并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学者在低碳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整理得出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从科技发展水平、政府规制、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入手，研究了低碳经济的影响机制。 　　其次，本文以湖南省为案例，对湖南省的低碳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是描述了湖南省整体的能源消耗情况(1978-2011)，研究发现，湖南省的煤品燃料使用占比有所下降，尤其是2003年以后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二是计算了湖南省整体的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2003-2011)，发现碳排放强度在2003年附近出现拐点，2006年开始，下降趋势明显增强;三是计算了各市州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2005-2010)，对各个市州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利用GIS地理绘图软件，绘制了湖南碳排放分布图，较为直观地反应了湖南省各地市碳排放情况。 　　再次，本文利用EKC模型，对影响湖南省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文章选取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两个因变量，分别构建了两个计量模型，利用2005年-2010年各市州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得到较为理想的计量结果。 　　最后，本文对湖南省发展低碳经济提出了相关建议。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文章针对湖南低碳经济发展的特点提出了较为可行的对策建议，对湖南省低碳经济发展和“四化两型”建设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
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下，跨国企业成了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引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通过市场进行合理的配置。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快速发展无一不靠的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有力支撑。自从新世纪伊始，将企业“走出去”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了长足的发展。境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增大，国内涌现出一批如，联想、海尔、华为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企业。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境外投资情况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税收激励政策方面，我国的现行政策存在诸多不足，这已经严重阻碍了“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本文立足于此，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分析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指出我国现行政策的不足，进一步为完善我国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提供合理化建议。 　　本文总共分为六部分来详细论述:第一部分主要是对本文要研究问题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基本情况以及本文的基本思路作了简要的说明。第二部分是对鼓励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一般性分析。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了我国现行的针对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所得税情况。首先，介绍了我国现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得税政策体系。第二节，结合现实情况指出了我国现行的税收激励政策的诸多不足之处。第三节文章简要介绍了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于境外投资的税收激励政策，为进一步的完善所得税激励政策体系提供了借鉴之意。第四部分主要是案例分析，论文设计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大型跨国公司的境外投资数据，分析其税负随着税收激励政策的发展而变化的情况，以揭示所得税对跨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第五部分，本部分主要是结合我国自身的情况，提出了构建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得税制度体系的政策建议。第六部分，是对全文的一个总结。
境外资本进入中国电影产业的模式研究

传媒产业是最后一块暴力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传媒产业的监管却颇为严厉。境外资本进入传媒领域在中国有诸多限制，于电影产业而言，国家对境外资本在制片、发行、放映以及后电影产品开发环节均设有不同程度的准入条件。入世之前，电影产业基本属于禁止外商投资产业，入世之后，中国电影产业在各环节对于境外资本的准入限制均有松动，境外资本的进入模式、引发的相关问题和带来的效应亦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焦点。 　　当企业决定进入国际市场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决策即是以何种模式进入目标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是企业海外投资运营时的重要决策，也是企业从事海外投资时首先面对的议题，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境外资本的市场进入模式，对于境外资本进入中国电影产业的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力图全面解读境外资本的市场进入模式与电影产业政策以及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电影产业应对境外资本的进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通过研究发现，入世后的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主要是一些外资传媒集团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下透过“外围渗透”、“逐步推进”的迂回策略，通过直接出口、契约形式的合作协议、成立合资公司、投资参与合拍电影、股权投资内地影视公司等市场进入模式涉足中国电影市场。影响境外资本的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主要是电影产业政策的变迁和电影产业自身的发展。 　　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改革离不开境外资本在产业链的上游——制片领域、中游——发行领域、下游——放映领域以及后电影产品开发方面的投资与建设，境外资本特别是外资传媒集团也需要进一步拓展其海外市场。因此中国电影市场需要更加开放的政策环境，而境外资本的监管和准入政策则是改革的重心之一，境外资本特别是一些大型的传媒集团需要通过对中国电影市场和整个传媒产业环境的综合把握来决定其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优方式。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分析，本文从监管和调控机制、电影产业化改革两个维度提出了未来促进中国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变的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