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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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制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基于中国数据的双向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深入和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并成为国际产业转移队伍中的积极参与者。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FDI)以较快速度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企业也纷纷“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OFDI)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欣喜之余，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各个国家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出台环境保护政策，使得全球环境管制水平不断提高。在此背景下，检验环境管制对FDI和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基于国际直接投资和环境管制政策近十年来的发展现状，本文分别总结了环境管制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发展与实证研究。前者主要包括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和三种主流假说理论的挑战，而后者主要从环境管制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国际直接投资资本流动、国际直接投资企业竞争力和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四个角度进行实证研究。 　　其次，通过总结现有衡量环境管制和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方法，本文构建了衡量两者的框架结构。随后，分别从FDI和OFDI两个视角分析了影响企业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直接因素并且总结得出实证方程公式，这就为精确有效的实证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本文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别从运用我国FDI与OFDI的双向数据检验了环境管制与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其中，在研究环境管制影响FDI进入模式方面，本文运用FGLS对中国30各省份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FDI的“污染避难所”的同时，环境管制对不同进入模式的FDI存在差异。在研究环境管制影响OFDI进入模式方面，本文采用中国对外投资的东道国环境管制及其进入模式的相关数据，通过Logit二值选择模型计量分析发现当中国企业面临进入环境管制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国际市场时，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而非绿地投资的进入模式。 　　最后，本文得到了实证检验的基本结论，并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为中国如何主动吸引FDI，如何选择合适的OFDI投资进入模式提供了可行且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中德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

中德两国的长期经贸合作和发展是中德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与持续动力。德国三十余年来稳居中国在欧洲地区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地位，而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德国在亚洲最大、世界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德双边贸易额由中德建交初期的2.74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690亿美元，约占中欧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在将近40年时间几乎增长了600倍。中德贸易的领域不断拓宽，贸易产品从传统的纺织品、原材料等扩展到多元化的高附加值产品，如飞机、汽车和通讯设备等。中德两国间的经贸投资合作不断深入:一方面，德国对中国投资稳步增长，项目囊括中国全部对外开放的投资领域。截至2011年底，德国对中国的实际投资共计超过183亿美元，在欧盟国家中保持绝对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对德国的投资在数量和质量上也不断提升。中国在德国的非金融类投资总额在2011年末达到19.2亿美元。中德两国在汽车、化工、机械、电子通讯等传统合作领域的基础上，又展开了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领域的贸易交流。中国作为当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在经济交流与合作方面有着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不管从各自经济发展还是双方投资潜力来看，中德两国在未来的经贸交流中都会是共赢局面。自欧洲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德国的经济增长趋缓。最新的数据显示德国经济景气指数已跌至两年来的月度最低点。因此加大与新兴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有利于化解德国因对欧元区出口受阻而造成的经济困境，从而保持德国在欧洲的经济先锋地位。对中国来说，进一步加强与德国的经贸合作对重振自受欧债危机影响而缩减的对外出口贸易也有重大意义。就双方的合作潜力来说，中德两国无论经济规模还是市场需求，都有着较大的增长潜力。 　　本文第一章首先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梳理了国际贸易方面的相关理论。第三章回顾了中德贸易发展历程并从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贸易依存度等方面分析了了中德贸易的现状。第四章通过测算出口相似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对中国和德国的贸易竞争性做了分析。第五章对中国和德国的贸易互补性进行了分析。第六章对中国和德国的贸易发展提出了政策意见和建议。
中韩两次农产品贸易摩擦研究及中韩农产品贸易合作方向建议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贸易额从建交之初的64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2563.3亿美元，20年间增长高达40多倍。随着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中韩两国农产品贸易也发展迅速，中国加入WTO以来，两国农产品贸易额从2002年的21.7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48.2亿美元，翻了一番多。但自从2000年中韩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以大蒜为主要产品的贸易摩擦之后，2005年又爆发了泡菜风波，使双方经贸关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影响。 　　中国农产品因生产成本低，其价格水平只达到韩国的20％～30％。因此中国在中韩农产品贸易上具有比较优势，对韩国的农产品出口一直保持着较大的顺差，最终形成了中韩农产品贸易的不均衡结构。与此同时，中国与韩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针对农产品的意见相差甚远。因此，本文主要针对中韩之间两次农产品贸易摩擦进行研究，以便为避免以后中韩之间农产品贸易摩擦再次发生提供合理建议。 　　本文对大蒜摩擦事件和泡菜风波事件分别进行了概括整理与分析，同时对两国主张对比、其他原因等进行了研究。为了分析日后中韩之间再次发生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在对中韩农产品贸易现状进行统计分析后，以产业内贸易理论为基础，使用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了分析。此外，还对韩国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安全事故发生现状及中韩农产品安全事故合作现状进行了分析。为了防止中韩农产品贸易中再次发生摩擦，促进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稳定发展，通过以大蒜摩擦和泡菜风波事件为例进行研究，为日后两国的合作提供方向。
促进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的对策研究

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战略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对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对外贸易及对外投资的韩国来说，中国的“走出去”是两国之间获取双赢的战略。 　　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领域上取得了明显发展。韩国政府吸引投资的政策也不断优惠，与中国政府外交关系日益亲密，另外韩国还具有与中国地邻相近、生活方式和文化相似等优势，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在韩国直接投资的有力条件。目前，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对象国，可是中国对韩国的直接投资却略显不足。 　　最近中国正在以建构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网络、扩大海外市场、确保资源、提高R&D能力等为目标积极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中国的对外投资年均增加50％以上，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投资国。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利用丰富的资金积极促进并购汽车等核心制造业以及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开发对外矿物和能源等。而且，通过中国企业并购双龙汽车、HYDIS等事件可以发现，中国企业越来越重视对韩国的投资。 　　本文首先介绍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和相关文献，然后说明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的必要性，简单地阐述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征。之后将对中国企业并购双龙汽车、HYDIS及ActozSoft后的经营成果进行分析，提出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的问题，最后对促进中国企业对韩国投资提出建议。 　　希望通过本文能够对向韩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参考。
中朝经贸关系的现状及展望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地处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吉林省、辽宁省接壤，自古就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朝建交65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历练和考验，中国始终立足于两国传统的友谊，与朝鲜维持着兄弟邻邦的良好关系。 　　朝鲜一直坚持着社会主义自主型的计划经济体制，此种体制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朝鲜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加之频繁自然灾害的侵蚀，上世纪90年代朝鲜经济遭受重创。此种封闭型的经济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束缚性越来越明显。因此，朝鲜开始逐步尝试改变，扩大对外贸易发展，建设各类经济开发区，吸引国外投资。而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及要素比例理论都从理论角度奠定了朝鲜进行国际贸易的绝对可行性。同时，由于新经济地理论指出运输距离越近，贸易成本就越小，受益就会越大。中国作为朝鲜的友好邻邦，在地缘上有绝对优势。因此，中朝之间开展经贸合作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另外中朝两国贸易历史悠久，从古代的朝贡贸易，到如今的现汇贸易，中朝贸易规模逐渐扩大、贸易形式逐渐多样化，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前景。中朝经贸合作的开展不仅为朝鲜带来可观的外汇收益，促进了朝鲜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为我国进行产业梯度转移、进一步焕发经济活力、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中朝经贸的合作促进了朝鲜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对缓和朝鲜半岛局势，解决朝核问题，最终实现东北亚地区的繁荣稳定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开展中朝经贸合作不仅具有历史和地缘优势的必然，同时更有促进中朝双方互利共赢、缓和朝鲜半岛局势，促进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本文以时间为序分析了朝鲜经济发展历程，结合国际贸易的理论，对中朝经贸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进一步明确中朝开展经贸合作的可行性、必然性和重要性。同时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中朝贸易的特点、商品结构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另外，借助威海与朝鲜经济合作的实例，对中朝经贸的发展做出了展望，并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中朝经贸合作健康快速的发展。
日本《诗经》传播史

《日本<诗经>传播史》，以实证的精神，从“史”的角度还原《诗经》在日本传播的本貌。 　　本文的切入点为“文学传播”。以“传播学”这一新视角探讨文学问题，是21世纪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也是传播学理论自身不断成熟和发展的需要。时下学界对于“文学传播”相关讨论热烈，研究成果颇丰，对于国内文学作品传播的个案考察也多有涉及，但是海外中国文学传播个案观照较少，甚至是缺失。而《诗经》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经典，其在海外的传播关注较少，系统专论少，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细化和深入。《诗经》传播学同时又是诗经学研究的重要命题。《诗经》自从成书以来，学习者、运用者、研究者层出不穷，相关著作蔚为大观，其中传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文学离不开传播，传播的多样性、有效性使得中国文学积淀深厚，样式众多，日益繁荣，也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只有通过对《诗经》的传播进行研究，将其放在具体的时空网络中，才能对《诗经》的形成、演变、影响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本文的理论支点为“文学系统论”。探讨中将文学“创作、传播、接受、再加工”看做一个有机的系统。本研究有别于传统诗经学的微观考证，而是将《诗经》作为人类各种社会活动的一环，进行宏观社会学视域中的新思考。作为文学个体存在的《诗经》，当其传入日本社会这一独特的系统后，厘清其在日本文学史、思想史、文明史中价值体现;探明其与列岛汉诗人、歌人、俳人的文学生命互动过程;追索《诗经》内含的中国文化在扶桑的流播演变、影响与互动，对于发掘中国传统经典的内在价值，弘扬中华文明，提升民族自豪感，推动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无疑具备较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的讨论的场域为日本。日本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典型代表之一，自古以来受大陆文化影响较深。兼具“经学”与“文学”双重特性的《诗经》在日本的传播更具代表性，它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日本流播与广布的一个缩影，同时又是中国古典诗歌在异域文化中接受的一个典型。通过《诗经》的传播，考察日本这一典型国度，管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历程、传播规律，以文学关涉的社会体系为考察点，以文献研究、文本研究成果为基础，以传播史钩沉为轴心，以文化社会学为指向的跨国《诗经》研究新探索，是论文进行理论分析与探讨的价值归宿。 　　本文针对《诗经》传入日本之后，在各个时代被引用、抄写、刊刻等各种传播情形加以考察与整理，论证过程中结合文献资料与考古新发现，对《诗经》在日本社会系统的具体传播现象进行了梳理，还原了《诗经》在日本传播的本貌。 　　内容上，按照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的顺序，分析了日本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域《诗经》传播的特点，总结了《诗经》传播由公家、禅家、儒家等“小众”传播到民间“大众”传播演变的规律。对于传播中的具体问题通过实证考索，得出了一些新见解和基本结论。 　　1.渡海而来的归化人留下了最早的用《诗》记录。（478年，雄略天皇表） 　　2.百济派遣的“五经”博士是一种轮替制，三年一更替，大致轮换13次。 　　3.遣唐使带来了古文经学《毛诗》注本与唐朝传诗学制。 　　4.法师圆尔于1241年入宋，携朱子学相关书目返日，其中《吕氏家塾读诗记》与朱熹《诗集传》关系密切。 　　5.1599年，在退溪学者姜沆协助下，藤原惺窝完成《四书五经倭训》，为日本最早用朱子学观点解释《四书五经》的著作。 　　6.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与东京、京都两所帝国大学的学术思潮有密切关系。 　　7.《毛诗》大序对和歌歌论影响较大，和歌研究学者在提出自己的歌论时，多比照《诗经》。 　　8.《诗经》乐教精神影响了《源氏物语》的音乐观。 　　9.《诗经》创作模式、解诗体例、诗篇解释法在日本文学中均有投影，并以《伊势物语》、《闲吟集》、《古今和歌集》为例进行了分析。 　　10.江户“雅俗文化”形成过程中，《诗经》的“劝善惩恶观”与“人情说”参与了当时文艺思潮的讨论，影响较大。 　　11.《诗经》的传播方式有“口承”、“书承”、“物承”、“体承”多种。此外作为明治时代开辟的学术研究新领域，汉学史、儒学史、经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均会有《诗经》相关篇章或纲目，笔者认为这也应该看做《诗经》传播的载体之一。尤其是作为授课教材而使用的中国文学史，其本身就是传授的内容，属于传播体系。虽然中国文学史也属于“书承”，但因其是以单章或者单节，或以专题讲授，并不是全本讲授的特殊性，应该单列为“史承”。 　　作为宏观社会系统的一分子，《诗经》在日本的传播与社会运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仅仅从美学、艺术学等文学范畴来考察《诗经》的传播是不全面的。通观从古代到近代的《诗经》传播，《诗经》在日本社会体系的不同场域均展示着自己的存在。个人空间、公共领域，商业行为、公益行动，职业活动、余暇休闲，《诗经》在各个场域均有或深或浅的投影。通过写本、印本、报纸、杂志、电子书等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体，《诗经》参与社会各个场域的互动，并产生了颇具特色的日本《诗经》现象。《诗经》在日本的传播不是孤立的，而是基于传者、媒介、读者、文艺批评家等连锁活动而展开，其广泛、深入而持久的传播是社会行为各个环节互相作用的结果。这对于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于《诗经》在日本的传播，此前尚未有过系统的专著或者专论，本文是从传播角度系统探讨《诗经》在日本流布、演变情况的新尝试，是文学研究新方法在新领域的探索和尝试，对于丰富现代诗经学研究体系也具有贡献意义。论述基于存世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于日本《诗经》传播史上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若干新论，发现了很多新课题，为今后继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各国的利益诉求难以在WTO体制内得到调和，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着发展困境。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发展不仅填补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不足，而且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便是顺应这种潮流而建立的，加深了自贸区内经贸合作和成员国间的政治文化交流。随着自贸区发展，成员间难免遇到很多问题及矛盾。及时化解纠纷，协调各国利益对自贸区良性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但是，实践中各国间更加倾向于运用政治协商的解决方式。这无疑增加了自贸区机制运行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因素。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技术性强且非常复杂，更加需要一套健全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保障。 　　本文的写作目的是探求如何从服务贸易角度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为自贸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制度性的保障。现有的关于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文章主要集中于机制整体状况的论述，而对于具体贸易领域争端处理的探讨较少。本文试图通过进一步论述服务贸易摩擦处理，以小视野探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多数关于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仅专注于机制本身，本文还从机制运行的法律基础及环境着手，建议改善机制运行环境。重点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借鉴其他经济组织的经验探讨改进的方法。 　　实践证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诸多方面有待改进。如对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定位不准确，管理组织不健全，政治性解决方式的规范性较弱，司法性解决方式的制度化不够及机制运行的法律基础不完善等。关于服务贸易争端解决，主要区域及多边经济组织都建立了争端解决机制，并以一般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主体与核心，同时会针对服务贸易附加一些特别的规定。这些制度安排与实践经验可以为完善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提供重要参考。提高贸易摩擦处置综合能力是改进争端解决机制的方向。改革具体目标是提高权威性、可行性和效率，增加机制的参与度。从宏观角度看，机制的改进不但要从程序规则与实体规范两方面着手，还需要争端解决机制与协调监督等制度紧密配合。从微观角度看，争端解决方式改革的要求是司法裁决规则化及外交谈判制度化，并缕清这些方法之间的纵向和横向关系。对于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如找准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定位，设立并完善其组织管理机构，完善司法性与政治性解决方式，完善机制运行的法律基础和改善运行环境等。
EDSY公司CC项目投资可行性研究

“十二五”时期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保证粮食产区的农用耕地的高效利用，相关农业作物的整体产量稳中增长，对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要大力发展，关注农民收入的大幅增长，加速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按计划完成对现现代化农业的发展目标，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快速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新时期对我们的农业发展突出新的要求，加快农业整体经济的快速稳健发展的战略要求必然带动农用化学品产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农药产品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我国三嗪类农药除草剂生产企业重要的原材料生产企业（EDSY公司）也驶入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EDSY公司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三嗪类农药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商，其主导产品CC已经成为亚洲以及全球市场的领导者，如何保持行业市场的领导者地位是EDSY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和任务。由于受地理位置的限制，EDSY公司必须走出去，寻找更靠近客户市场的地方，能解决原材料长期稳定供应难题的地方建立新生产基地，如何选择新的投资项目是EDSY公司所要解决的问题。 　　企业如何有效地认准市场的需求动向，把准时机地把产品推向市场，如何在扩大产品的生产能力，如何选定合适的产品生产地址，不断增强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源动力。企业发展所必需的项目投资的正确决策和执行是的企业稳步健康发展的至关重要，对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如何在投资项目的决策阶段运用项目管理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做出正确的论证和决策是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科学的项目管理正在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与专业化的管理方法，对项目管理的认识程度正在逐步提高，同时其优势也被广大的项目管理团队所认可，尤其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如何有效地运用项目管理决策理论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并得出科学的结论是项目的成功地关键。 　　本论文以分析EDSY公司CC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作为基础，并结合当前企业所在行业目前的发展现状和潜在机遇，将现代项目管理理论方法运用到企业项目投资决策管理中，来更好地解决企业项目投资决策管理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根据项目管理生命周期理论，可以把项目管理分为几个独立的阶段，其中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决策阶段是对整个项目的影响是最大的阶段，所以如何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项目决策是所有项目投资者和业主所关心的问题。 　　本论文通过对项目管理生命周期理论和项目决策管理理论的研究，大量查找国内外同类项目的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决策评估方法及实际案例，解决EDSY公司为了企业长远发展而提出的CC项目所面临的项目可行性决策问题。详细地论证了CC项目的产品技术方案、选址方案的可行性，并对CC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公司整体效益，社会效益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不确定性风险进行了评估，最终得出CC项目是否可行的结论，供公司管理层决定。 　　本论文将项目管理和项目决策理论运用到企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的具体实施过程之中，着重提升了企业在发展过程的项目决策管理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也为企业的未来项目投资的可行性研究积累经验。
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本文意在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关系的性质和动态发展。东盟国家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双方互为重要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2001年11月，中国前总理朱铬基在中国—东盟首脑会议上正式提议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提出这一建议，既有战略考量，也有经济动机。本文重在研究中国和东盟在建立自由贸易区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其中选取老挝作为案例。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加强彼此间经济关系的努力。东盟和中国致力于在主要领域建立自由贸易区并加强合作，促进东亚共同发展。在2002年的柬埔寨东盟峰会上，中国与东盟通过建立自贸区的框架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到2010年中国将与六个老东盟国家（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建成自由贸易区，到2015其他东盟新成员（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也将加入。随着允许敏感商品自由流动，以及削减或取消特殊和优惠关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包含了三个要素: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促进和便利投资流动。截至2008年，这一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涵盖19.1亿人口，5.83万亿美元生产总值的巨大市场。单以人口规模而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对于东盟成员而言，自由贸易区的好处是更紧密的一体化和共同规则，将刺激经济增长，并惠及所有成员国。东盟与中国之间消除贸易壁垒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区域内贸易和提高经济效益。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深化了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中国与东盟的接触已经进入全面的双边经贸合作的新阶段。二是促进了全球经济再平衡:自贸区深化了东亚的国内需求，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三是增强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东盟通过与主要国家的合作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四是战略外溢，“有予有取”的原则贯穿了大多数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国视自贸区为和平发展的实验田和试金石。重要的是，自贸区将带来更多的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长期项目。特别是它会为东盟内外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带来机遇。自由贸易协定也有望带来基于比较优势上的专业化生产。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成员国带来贸易产出和社会福利。自贸区取消关税将有利于中国，加快贸易和产出增长也有利于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将为东盟与中国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亚洲地区带来繁荣和稳定，并为东亚地区主义注入强劲动力。 　　老挝于1997年加入东盟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的是取消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税和非贸易关税壁垒，并通过加剧竞争、促进专业化和扩大机会，来提高经济效率和竞争力。 　　老挝与中国地理相邻是一个机遇。成为中国邻国，凸显了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与中国进行贸易，为老挝经济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中国不仅是一个邻国，而且是世界领先的低成本制造品出口国，预期可在老挝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这些有利条件和环境为老挝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论文分为七章。第一章阐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背景和意义。第二章回顾自贸区的发展过程。第三章论述东盟和中国面临的机遇。第四章中分析自贸区带来的挑战。第五章展望自贸区的发展前景。第六章提供促进自贸区发展的建议。最后一章是结论。
异质性服务企业出口、FDI与外包选择研究

服务业的国际化对一个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中经济体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2012》中指出，经济体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服务业占比不断提高。《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2013》中指出，服务业早在2011年就是劳动就业的第一大部门，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服务业利用外资都超过了制造业。服务经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化正在深化，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服务业能够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对该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至关重要。在服务业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选择。从服务贸易、服务业FDI以及服务业外包三个重要指标看，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也体现出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化的问题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也称为新新贸易理论，是目前和未来研究国际贸易以及国际投资问题的主导方向和趋势，但该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地扩展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然而从现有文献看，大多数的国内外文献都是研究制造业的异质性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活动。主要研究论题是异质性制造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以及参与国际化的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内生边界的确定。在全球经济转向服务业的发展背景下，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异质性的假定延伸到对服务企业的研究中，研究异质性服务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模式选择，以及全球安排生产活动的组织模式选择，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当前我国要促进服务业发展，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拓宽和深化我国参与全球分工的产业链，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的地位，建立新型开放体系。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指导下，将理论和实证研究进一步扩展，研究我国服务企业是否应该走出去，通过什么方式走出去，以及哪些企业应该首先走出去，能否以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参与全球服务业分工体系，对我们有至关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下，研究异质性服务企业参与国际市场时出口与FDI两种模式的选择;在服务企业在全球安排生产活动时FDI与外包的选择;在服务企业以FDI的模式参与国际市场时，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的选择问题。 　　本文采用文献梳理、理论模型构建、比较研究、计量分析等方法，研究企业异质性视角下，服务企业出口、FDI与外包的选择，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基本上适用于对异质性服务企业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行为的研究。在假设企业已经明确自身的生产率水平且服务产品都是异质的条件下，生产率较高的服务企业会开展FDI;生产率次高的企业会选择服务贸易出口;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在供应国内市场。由于模型中假设企业对自身生产率状况是明确的，因此不存在企业退出市场的选择。 　　第二，企业生产率差异是决定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业FDI选择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OFDI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征。利用中国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可以验证生产率差异对服务企业不同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第三，要素密集度不同的服务行业，服务业跨国公司对FDI和离岸外包的组织模式选择不同。在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企业生产率的差异能够影响企业FDI与外包组织模式的选择:资本密集型行业中，高生产率的企业选择FDI的组织模式;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选择离岸外包的组织模式。 　　第四，在服务业各行业中，由于企业流动能力在不同行业中的表现不同，从而不同行业的服务业跨国公司对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选择不同。在研发技术密集型行业，效率（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会选择跨国并购，而效率（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会选择绿地投资;而在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广告营销密集型行业，效率（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会选择绿地投资，而效率（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会选择跨国并购。 　　本文包括6章内容，其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为导言，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内容，以及主要创新点等。第2章为相关文献综述。梳理了异质性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和国际生产组织模式选择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以及服务业参与国际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指出当前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没有扩展到服务领域，引出本文研究的出发点。第3章为异质性服务企业服务贸易出口与服务业FDI的选择研究。在Helpman等(2004)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得出异质性服务企业出口与FDI选择的条件;然后利用服务业行业和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第4章为异质性服务企业FDI与外包的选择研究。在Antras和Helpman(2004)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得出异质性服务企业FDI与外包选择的条件;然后利用中国各地区承接服务外包规模以及各地区的契约不完全程度，从侧面检验影响服务企业FDI与外包选择的影响因素。第5章为异质性服务企业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的选择研究。在Nocke和Yeaple(2007)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得出异质性服务企业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的选择条件;然后利用全球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中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的比较分析，得出要素密集度不同的行业的企业倾向于不同的选择。第6章为结论和政策建议。 　　相对于已有文献，本文尝试在以下方面进行探索性研究: 　　第一，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经典模型应用到异质性服务企业出口与FDI选择的研究上，发现生产率表示的企业异质性是企业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业FDI选择的重要决定影响。利用中国服务业行业层面和全球最大的服务业跨国公司企业层面的数据对理论进行验证;将企业异质性与国际投资的OLI范式相结合，找出影响中国服务企业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业OFDI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二，对异质性企业国际生产组织模式选择的模型进行修正，建立适用于异质性服务企业FDI与外包选择的模型。得出在契约不完全的条件下，不同的服务行业由于核心服务的密集程度不同，导致对剩余所有权的控制能力不同，使得企业对FDI和离岸外包的选择不同。在经验分析中，从中国作为服务外包承接国的角度侧面检验了契约不完全对跨国公司离岸外包行为的影响，得出契约不完全的程度越低，跨国公司越倾向于选择外包的组织模式。 　　第三，对异质性企业的FDI进入模式选择模型进行调整和修正，用以解释异质性服务企业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行为选择。得出要素密集度不同的服务行业中，企业对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选择不同。在经验分析中，利用全球服务业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的数据，通过对比和定量分析，得出不同行业中跨国公司有不同的选择，并总结出一般性的结论，与理论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
双元视角下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由于国际市场的复杂性和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自身的特殊性，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道路中面临着种种矛盾性和复杂性，这就导致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进行战略决策制定时，不能只单纯的进行战略资源的获取或者战略资源的探索。但是传统国际化理论所秉承的“权衡取舍”观点，无法满足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这种同时追求矛盾的战略目标的要求。此时就需要我们用新的思想来考虑中国企业国际化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双元思想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动因、行为、基础等的分析，发现双元的适用情景与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相符，而且中国也具有独特的条件和强烈的愿望来运用和实现双元。基于此，我们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特点引入了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速度两类调节变量，并主要回答了国际双元是否能够符合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需要、国际双元对企业的国际化绩效是否有正向促进作用、国际化程度的深入是否会影响双元与绩效的关系、尽早的国际化是否对企业有利。另外由于中国企业的特殊性，政府在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导致股权形式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故本文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进行了区分，并通过对其描述性数据进行对比，希冀发现两者之间的区别，并能够通过一定的理论解释这种不同。 　　围绕着上述几个问题，本文通过国际化理论、双元有关理论进行回顾和评价，在理论总结和演绎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主要假设，通过二手数据搜集，获得了123家中国企业的有关数据，利用spss16.0进行回归检验，最终证实了文章所提的假设:1、国有上市公司国际双元水平高于民营上市公司;2、国际双元与企业的国际化绩效正相关;3国际化广度负向调节国际双元与绩效的关系;4国际化深度负向调节国际双元与绩效的关系;5国际化速度正向调节国际双元与绩效的关系。 　　根据文章的结论，本文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提出以下深思:1、形成明晰的国际化发展愿景，转变国际化战略决策中心，变“取舍”为“兼顾”;2、注重政府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作用的发挥，从单一到全面。并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具体过程的提出了一定的建议并指出了文章的不足之处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龙口至青岛公路莱西—城阳段路基路面工程设计

本文为龙口至青岛公路莱西（沈海高速）至城阳段工程设计，目的是在莱西城阳两地间建设一条联系两地的快速通道，使两地间交通货运更为方便快捷，使两地在运输过程中加速物资流转，减少费用开支，并以此带动两地及公路沿线区域的经济发展，形成以此路为依托的多维发展模式。 　　本设计路段是青龙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墨连接线起点至小埠东段利用现有鹤山路，小埠东至滨海公路段采用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24.5米，滨海公路至韩家岭北段采用双车道二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12.0米。即墨连接线全长18.420km（新建路段13.148km），永久占地53.275公顷，路基填方54.08万立方米、挖方44.07万立方米;共设置大桥1座、中桥3座、小桥4座、通道2座、涵洞34道。此次设计主要内容有路线平面、纵断面设计，路基和路面的设计，支护和防护设计，路面结构设计，桥梁涵洞设计以及排水的设计。 　　本工程地处鲁东低山残丘～平原微丘区的一部分。沿线地形地貌受区域构造控制，地形总体上呈中间低两头高的特征，最低高位于大沽河附近。沿线地形较平坦，地貌类型较单一，地层结构比较简单，虽然多条断裂通过沿线，但均为非全新活动断裂;沿线未发现滑坡、岩溶、崩塌、泥石流、采空区、地面沉降等不良地质，场地稳定性良好，总体项目区域属工程地质条件比较简单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对本工程建设较有利。 　　设计中结合地形、地物最大限度地采用了优美的平纵线形，尽量避绕了村镇等建筑物密集区，加强了路基的绿化和防护，使道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凡与路线交叉的道路、水沟、渠等，均设置了桥涵和通道，以尽量减少水土流失及对原水利系统的影响。在村庄密集路段沿线两侧适当种植灌木和乔木，以美化环境，衰减噪音及大气污染。 　　青龙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填补莱西市东部区域没有南北高速公路的空白，青岛主城区与五市将由现在的高速公路互通提升为直达互通，拉近了青岛主城区与莱西、即墨等北部区域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同时，青龙高速还串连了莱西姜山工业园、即墨华山工业园、龙泉工业园、即发工业园等一批园区，构成了一条南北经济走廊，即墨连接线直接连接蓝色硅谷核心区，对蓝色硅谷核心区的开发建设以及未来鳌山港区的疏港都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在以龙口至青岛公路莱西（沈海高速）至城阳段工程道路设计为例，结合我国高等级公路建设的复杂情况，详细阐述了城市公路设计思路与技术要点，从高等级公路的设计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以后的复杂高等级公路设计积累经验。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效应检验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与国之间技术的较量已不再仅仅体现在各自的创新能力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全球研发成果的整合能力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用“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以及技术转让都是成熟的标准化技术，而且随着我国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换技术”策略的效果也逐渐减弱，我们要寻求新的途径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从而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并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目前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也具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提高投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投资国技术进步。 　　伴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加入WTO，我国正式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而且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存量不断扩大。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87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6％，对外直接投资的累计存量达到5319.4亿美元，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必将成为提高我国技术水平的重要推动因素。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突破获得核心技术的障碍，直接接触国外先进的技术源，并可利用当地研发要素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并通过子公司传回我国，提高该产业乃至我国整个产业结构的技术水平。 　　本文按照“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建议”这一思路展开，采取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同时也采用了对比分析方法。本文在对有关理论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先理论分析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机理，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收集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地区差异性以及造成地区差异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探寻主要影响因素的具体门槛值。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大于中、西部地区并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各因素存在门槛效应，各地区人均GDP的门槛值为25480元，各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门槛值为9.2535年，各地区R&D支出占GDP的比重门槛值为1.3266％，达到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发生门槛水平的省份多处于东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较中、西部地区显著。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逐渐加快，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吸收的外资量也不断增长，根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2012年发展中经济体吸收的直接投资显著增长，第一次超过发达国家，占全球直接投资量的52％。中国和东盟是亚洲主要的两个外资流入国家（地区），柬埔寨、缅甸、越南等低收入国家劳动密集型直接投资量不断增加。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将继续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中国产业结构正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变，中国在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加快边际产业转移，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双方经贸关系不断密切。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旨在概括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历史进程，并对直接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对东盟各国的投资环境进行科学评估，并通过实证检验考察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基本写作框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基本思路及研究框架、创新点及不足之处和写作难点。第二部分为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简要概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及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第三部分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历史及现状分析。第四部分是利用TOPSIS方法对东盟十国的投资环境进行了评估。第五部分是选取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12个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第六部分是提出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是，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东盟国家的市场规模、资源禀赋、消费能力、基础设施状况和劳动力成本等6个因素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显著性重要因素，汇率、规避贸易壁垒因素和政治稳定度的影响程度较小，技术水平因素和劳动力素质因素不是影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属于“市场导向型”和“资源寻求型”，同时存在降低生产成本动机和规避贸易壁垒动机。政府应继续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增加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积极利用东盟国家的自然资源，加大资源寻求型投资力度，促进边际产业转移，引导一些在国内市场面临激烈竞争的企业向东盟国家投资，通过在东盟的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政府要支持企业的直接投资行为，加强投资引导作用。政府要继续加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友好经贸关系，维护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合法利益，为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专利权的行使与滥用——以“专利钓饵”为视角

“专利制度给天才之火浇上了利益之油”。专利制度使得人们对自己的发明可以独专其利，它赋予人们排他使用的权利。专利制度自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就是为了鼓励人们的发明创造的。专利制度允许专利权人享有一定时期的合法的垄断权，以弥补权利人在创造专利过程中脑力与体力的付出，但是这种垄断权是有限制的。专利权人在行使自己专利权的过程中不能超越法律所允许的边界，如果一旦超越法律允许的范围，将会危及到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就构成了专利权的滥用，这同时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近些年来在专利市场上愈演愈烈的“专利钓饵”(patent troll)现象，已受到行业人士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遭受专利钓饵侵袭的案例也逐渐增多，比如中兴和华为在2010年遭受了Traffic Information LLC公司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日本日立公司起诉南方汇通公司侵犯了GST硬盘机的多项产品专利权，英特尔公司起诉深圳东进通讯公司侵犯专利权案等，在这些案例中我国企业都遭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不算是“专利钓饵”的重灾区，但是在国家“走出去”和“引进来”大政方针的指导下，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越来越多，面对国际风险的几率无疑也会增大。关于“专利钓饵”这一现象的讨论目前在国内还不算多，我国企业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也还不够深刻。但是认识不足不等于会免受侵扰，事实上我国存在“专利钓饵”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专利钓饵”公司竞相争夺的沃土。 　　专利权的滥用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新问题，人们过去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很多的探讨，一些专家学者也写过大量的文章来探讨这个问题。“专利钓饵”问题实际上也是一种专利权滥用问题，只不过与一些传统的专利权滥用问题相比有其特殊性。本文旨在在前人对“专利权滥用”问题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应对“专利钓饵”的成功经验，并立足中国专利市场现状提出一些应对“专利钓饵”的针对性建议。本文具体从四章来论述: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专利权滥用”和“专利钓饵”的基本概念以及“专利权滥用”构成要件。专利制度作为一种垄断的制度，曾经饱受人们非议，甚至在19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遭到了废除。本节阐述了专利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专利权行使的正当性，但是这种权利行使要有一定的界限。接着对“专利权滥用”的概念和构成要件作了介绍，为后文对“专利钓饵”行为的定性作了铺垫。最后简单的介绍了“专利钓饵”的概念及其内涵，使大家对它先有个初步的认识。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专利钓饵”的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原因。“专利钓饵”从美国兴起，但现在来看，早已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对整个国际市场影响很大。通过本章的论述寻找问题根源，以使在后面解决问题的时候更有针对性。 　　第三章介绍了“专利钓饵”的行为模式并对其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做了全面客观的分析。关于“专利钓饵”行为的定性，大致有两种说法，本节一一作了介绍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专利钓饵”作为一种现象而存在，必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本文着重论述了“专利钓饵”的消极影响，因为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一现象的危害，才能对症下药，更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四章分析了当前我国专利市场的现状并针对此提出了应对“专利钓饵”的建议。能够提出应对“专利钓饵”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解决方案是本文的写作目的。之前我们对专利钓饵内涵、行为模式和影响的分析也是为此做铺垫的。做好对专利钓饵的防御，重点在制度的完善和改进，其次需要企业自身对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视，只有制度和企业的双管齐下，形成合力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