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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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分析

该文主要运用了定量、定性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及技术进步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对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借鉴意义.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总体概况,指出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及技术的转移.接着,从对外贸易和技术进步这两个方面的入手,回顾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经济效应的理论与实证成果.第二章,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行业分布和地区分布这三个方面,介绍中国对外直接的实际情况,说明中国仍处在不成熟的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第三章,从两个方面--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来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关系.一方面,通过对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与对外贸易进出口额的数据作定量的统计分析,并辅助相关的母国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即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增加.另一方面,通过实证考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及知名企业对外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第四章,鉴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提出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建议.第五章,全文总结,点明该论文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展望.
中俄制造型企业管理模式比较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在经济和贸易等多方面有着广泛合作。伴随着中俄两国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的交流将会日益频繁，而这种交流不但只限于政府间，民间交往也是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中俄两国的企业间合作也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处于互惠互利的状态，各领域企业间的合作也正在扩大，并不仅限于资源方面。2011年，俄罗斯加入了世贸组织，这为了两国的经济合作提供了契机。 　　作为西方国家公认的新兴工业市场，俄罗斯在未来将会建立更多制造型企业来加入到世界经济的竞争环境中来。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制造型企业的竞争中多年，对于与西方国家的竞争有了一定经验。此时此刻，中国和俄罗斯的制造型企业交流和合作不但能够深化两国的经贸合作，还能实现两国企业发展的“双赢”。其中，一家制造型企业的管理模式决定了企业的成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企业的管理模式研究不仅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方面的主要领域，值得我们投入更多精力来研究。 　　本文的题目为《中俄制造型企业管理模式对比分析》，由四个章节组成。第一章是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与创新的内容和研究。第二章为文献回顾，主要进行了概念界定和国内外文献综述。第三章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制造型企业的管理理论概述，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了制造型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第三部分则研究了制造型企业的管理特点。第四章分为三部分，主要从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俄罗斯制造业发展环境和中俄制造型企业发展的基本环境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通过实例分析了中俄两国制造型企业的管理模式。 　　通过福建三和茶叶有限公司和俄罗斯M AЙ茶叶有限公司的管理模式，我们能够对于中俄两国公司的管理特色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比较，以此来丰富相关的研究和理论成果。
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政治风险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企业开始在更大范围寻求资源和市场。东盟国家作为中国的邻国，以其丰富的资源、巨大的潜力市场和一系列的投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中国企业“走出去”到东盟开展投资合作。在中国对东盟投资迅猛发展的同时，对东盟投资的政治风险问题日益成为企业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东盟各国社会经济条件各异，投资环境错综复杂，政治风险长期存在且不断变化，加之近年来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争端不断，更为中国投资东盟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本文将从政治风险的概念和基本理论入手，在对政治风险形成系统认识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东盟各国的投资环境和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而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分析框架阐述如何认识和评估这些风险，并辅之以案例进行说明。综合理论和实际研究的结论，最终本文试图就中国投资东盟的政治风险问题提出一些措施和建议，分别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结合国际社会、投资东道国和母国三个方面的要素构建一个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应对机制。
中国与东盟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对外直接投资(FDI)日益频繁。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地理位置、经济结构和文化习俗等方面极为相似，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为了最大限度的吸引FDI，中国与东盟国家存在着复杂的引资关系。本文试图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引资的关系，利用计量模型探讨中国与东盟国家吸引FDI的关系，从而为双方引资共赢提出新的思路。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FDI的相关理论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吸引FDI的关系分析，首先从流量、来源国、行业分布、业绩和潜力指数的角度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吸引FDI的现状进行比较分析。然后从两个方面构建了两个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引资关系的面板数据模型。一方面，从投资国的角度，选取1995-2008年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国别FDI数据和地理距离等指标，建立引力模型，研究东盟引资对中国引资的影响;另一方面，从东道国的角度，选取1991-2009年东盟各国与中国的引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引资对东盟引资的影响。实证发现，中国与东盟国家吸引FDI是相互的正相关关系，任何一方引资的增长都有利于带动对方引资的增长。同时双方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容量、对外开放程度和人均收入水平对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正向影响。而地理距离导致中国与东盟国家吸引的国别FDI存在差异。地理距离与国别FDI呈负相关关系，即地理距离较大时，引资量较小。最后，本文对分析结果进行总结，并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吸引外资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双方经贸合作，并实现引资共赢。
国内制度因素影响OFDI的模型与实证研究

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在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但不同省际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相关的经济制度建设对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由此造成区域之间对外直接投资量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制度供给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囿于数据或技术的限制，众多学者在研究内容及方法上存在诸多的不足，因而影响了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和决策的参考价值。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以中国29个省域为考察对象，从理论方面论证和阐释了国内制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并以国内29个省（市）为样本，综合运用OLS估计、广义系统GMM估计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从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两个层面来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驱动因素及其具体影响效应。基于全国总体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法律制度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对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对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持续稳健的正向影响，经济制度中的政府治理、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尤为突出，而政府治理对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影响效应占据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基于分地区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开放度对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要大于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政府治理和金融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要远大于中西部地区。另外，减少企业对外税费负担、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两大区域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均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其影响效应并不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
基于东道国国家风险的跨国公司FDI投资方式选择研究

跨国公司FDI投资方式是目前国际商务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将FDI投资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进入模式，包括新建投资与跨国并购;另一类是股权进入模式，包括合资模式与独资模式。以往对这两类FDI投资方式的研究分开进行，缺少联系，但事实上跨国公司在选择市场进入模式的同时需要考虑股权模式。本文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东道国国家风险视角出发，将国家风险因素纳入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博弈模型，结合技术转移，把这两类FDI投资方式联合起来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建立古诺竞争博弈模型分析发现，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较高的控股权以有效控制管理技术转移成本;在特定的技术转移成本下，跨国公司选择新建投资与跨国并购取决于这两种市场进入模式下面临的东道国国家风险水平的差异，当风险较大时跨国公司选择新建投资较为有利;在国家风险水平降低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两种市场进入模式下的股权安排都有独资化倾向，以获取最大利润。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模型分析的部分结论。运用82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证明在政治风险小的国家跨国公司选择并购的可能性更大，在政治风险高的国家选择新建投资的可能性更大。运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发现，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股权模式变化特别是独资化倾向的出现主要是我国国家风险逐渐降低的结果，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总体上走的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随风险降低从合资到独资的过程，这种策略有效的应对了投资初期的高风险。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在风险与机会并存的海外市场，伴随高速增长而来的却是大量的投资失利。通过对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股权模式成功经验的对比分析，本文认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取得更多成功，确保“走出去”的质量，采取合适的投资方式以有效管理控制投资的风险非常关键。
长沙市工程机械产业发展及竞争力提升研究

当今国际工程机械产业发展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即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板块、以德国和瑞典为代表的欧洲板块、以日本与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板块。全球工程机械企业巨头主要聚集于美国、日本、瑞典和德国。近年来中国工程机械产业迅速崛起，2011年中国的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凭借78.61亿美元和71.71亿美元的销售收入跻身全球10强。目前，中国的工程机械产业已经形成了江苏徐州、江苏常州、湖南长沙、福建厦门、广西柳州、山东济宁六大板块。 　　湖南长沙工程机械产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但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湖南省首个过千亿元的产业，2010年产值达到全国的23％，全球的7.2％，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为重要的工程机械研发和制造基地之一。本文基于盈利竞争力、科研竞争力和品牌竞争力等三个一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细分为7个二级指标，运用SPSS软件对选取的数据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国内六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分析评估。六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综合竞争力为:江苏徐州8.38、江苏常州-5.88、湖南长沙12.48、福建厦门4.39、广西柳州3.93、山东济宁0.55。 　　本文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长沙市工程机械产业发展的优势、优劣、机遇及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长沙市工程机械产业竞争力的对策:“引进来”与“走出去”嫁接、工业与金融业、工业化与信息化嫁接以及错位发展、组团发展、建立共享平台等提升长沙工程机械产业竞争力的基本思路。
伊力特湖南分公司市场营销策略改进研究

新疆伊力特商标于2002年1月正式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10年，中共中央明确了新疆今后将会成为国家经济扶持的重点地区，伊力特作为新疆的龙头企业，面临着难得的机会;与此同时，由于新疆市场几近饱和、内地各大酒厂纷至沓来欲分新疆市场，伊力特公司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拐点，只有走出去，企业才会有发展的空间。本论文正是通过对湖南市场分析、通过对伊力特产品在湖南市场的营销策略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及建议，从而达到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该产品在湖南市场的营销效果的目的。 　　本论文首先对湖南宏观经济进行分析，针对伊力特湖南分公司市场现状、主要竞争对手，阐述其面临的机遇与威胁;其次，通过对伊力特湖南分公司发展现状、营销现状的分析，找出其存在的问题，结合4P S和SWOT理论，提出了伊力特在湖南的优势与劣势;再次，通过分析伊力特湖南分公司的营销策略，为其量身选择实施产品策略、价格策略以及分销渠道;最后，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伊力特湖南市场开拓的保障措施，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及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对该产品的营销推广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本论文的分析建立在营销基础理论和企业战略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结合行业、企业、产品现状，从而保证了本论文具有较强的实践和借鉴意义。因此，该论文具有比较现实的指导意义。
基于学习效应的中资银行国际化行为研究

本文立足于新兴国家企业国际化的前沿与热点问题，对企业国际化学习效应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理进行了梳理。围绕着银行国际化“学习效应”这一主题，本研究超越了OLI范式的研究框架，突出了“学习动因”、“国际化经验”与“国际化学习”等变量在模型构建中的地位，沿着从宏观到微观的演进逻辑，分三个专题对学习效应作用于银行国际化进程与国际化行为的作用机理，并对国际化学习的实现途径进行了实证考量。 　　专题一构建了经验知识作用于银行国际化进程的分析框架，考量了学习效应对银行国际化进程的影响。结果表明，内向国际化经验和外向国际化经验作为学习效应的两种传导途径，对银行外向国际化进程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相对而言，银行业对外开放所获取的内向国际化经验对其国际化程度的促进效应要比银行海外经营所获取的外向国际化经验的促进效应明显得多。这也许与中国银行业外向国际化历程较短、学习效应尚未得到充分释放这一因素有关。就银行层面的实证结果来看，中国银行外向国际化经验的回归系数高于整个行业层面的回归结果，而工商银行的回归系数明显低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更低，这验证了银行学习效应的释放与其外向国际化历程的长短有关。 　　专题二构建了基于学习动因的银行区位选择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学习效应对银行国际化行为的影响。本章超越了OLI范式的框架，基于我国银行企业国际化行为特征，着重对学习动因与银行区位选择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并构建了理论模型，更适合解释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跨国公司(以下简称EMNCs)的FDI行为。基于行业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三个解释变量中，学习动因对区位选择的作用最显著，其次是市场寻求型动因，而顾客追随动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最小，且贸易追随型动因的影响要大于投资追随型的。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动因具有EMNCs所显现出来的双重性特征，既有EMNCs所特有的学习导向型动因，也有如发达国家MNCs一样的机会寻求型动因，但学习动因的作用效应更明显。从控制变量的实证结论来看，文化相似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性变量在两种模型下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大于零，说明母国与东道国的市场相似性对于促进我国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具有重要正向影响。当东道国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时，尤其是我国香港地区时，该效应更明显，说明“进程论”对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专题三基于寡占反应视角构建了银行国际化学习行为模型，进一步探讨了银行国际化中的学习路径。本章在Dunning(1981)的经典折衷模型基础上引进了寡占反应变量，对银行学习行为进行了量化考证。研究结果表明，模仿主要竞争对手的行为是中资银行进行国际化学习的主要途径之一。无论是区位选择还是进入模式方面，工商银行的模仿学习行为最明显，建设银行次之，说明国际化历程越久的银行，寡占反应越明显。鉴于招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这3家银行的国际化历史较短，其区位选择与进入模式尚未呈现出某种趋势性特征，其寡占反应是否成立，有待持续跟踪其后续扩张行为才能做出判断。本研究验证了中资银行追随行业的领导者而进入海外市场，可以为后来者获取东道国特定市场经验提供有效的分享渠道。 　　从国际化经验作用于银行进入模式选择的实证结果可知，国际化经验的增加会促使银行采取卷入程度更高的子行模式。但与寡占反应相比，国际化经验的回归系数并不高，且特定市场经验对银行进入模式的影响未能得到验证。这可能与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历程较短、国际化经验的作用效应还有待逐步释放有关，也可能与中资银行在国际化扩张中对分行模式的偏好有关。 　　从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仅有3个变量的作用效应得到验证，即母国制度变量对外向国际化水平的作用机理(H3-b)、东道国制度变量对银行进入模式的作用机理(H15)以及东道国法治治理水平对我国银行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正向影响(H13)，也印证了我国银行业国际化中的学习导向动因。但银行所有权优势对其外向国际化程度或行为的影响，在本研究中都没有得到验证，这可能与考察期较短、银行业的股改效应未能完全释放等因素有关，也可能与银行国际化中的非经济因素（如政府主导的带有政治性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有关。这也论证了EMNCs国际化理论比传统的折衷理论对中资银行的国际化行为更具有解释力，所有权优势不必是EMNCs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超越了传统的OLI范式的研究框架，突出了“学习动因”、“国际化经验”、“国际化学习”等变量在模型构建中的地位，是对新兴国家银行国际化研究视野的拓展与命题的深化。本文实证研究证明了基于“学习观”视角的国际化理论对中资银行国际化行为更具有解释效应。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可能是:其一，支持银行业“引进来”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决策应坚定不移的贯彻下去。外资银行的进入及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为中资银行建立国际社会关系、了解国际市场、获取知识外溢效应和国际经营机会等，提供了机会，由此获取了内向国际化经验。这种经验比外向国际化经验对中国银行业国际化进程的促进效应更明显。此外，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比双边贸易渠道更能带动我国银行业到东道国设立分支机构，尤其是当东道国为APEC成员或香港地区时，效应更大。其二，追随行业的先行者进入海外市场，与先行者聚集在一起，是其他银行国际化扩张的一种有效战略，为后来者获取特定市场经验提供了经验分享渠道。其三，在我国银行具有垄断优势或文化差异较低的区域，可以尝试以高涉入度的子行模式进入;而在高度发达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银行应尽量避免以子行的形式存在。在学习导向的银行FDI中，进入模式选择应有助于战略资产获取的效果、知识学习效应的提升及全球化战略的实施;若银行是基于市场寻求型动因进入某东道国，则要评估银行在该国市场上是否有足够的所有权优势，如果没有，则不适合采取子行的形式进入。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我国钢铁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钢铁产量也急剧增长。2006年我国从最初的世界最大的钢铁进口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出口国。这一转变，既给我国钢铁行业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呈现了诸多矛盾:首先高能耗、高污染的钢铁生产行业对我国国内资源和环境亦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其次我国钢铁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产品技术含量低;最后在国际市场我国的钢铁产品竞争策略主要是价格竞争，加剧了我国与钢铁进口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针对这些原因，我国对钢铁出口政策做出了调整，主要是从征收关税和出口退税方面的调整。 　　自2004年以来，我国对出口关税率和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有十几次，对钢铁市场、钢铁行业以及钢铁出口企业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研究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对钢铁出口的影响以及钢铁出口企业的应对策略有着深远的意义。 　　本文针对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频繁调整，首先从理论上用图形分析方法介绍了出口退税政策的变革，分析了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现实问题及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原因。然后，分析总结了我国钢铁出口现状、我国钢材进出口地区、结构、变化及出口退税政策变化对钢铁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且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完成近十年来钢铁出口退税额增长率和汇率对出口额增长率的作用的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出口产品附加值、知识产权保护、产品结构、纵向一体化、走出去战略五个方面展开提出了钢铁企业的应对策略。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行出口退税政策会对钢铁出口企业及钢铁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但如果能合理运用正确的措施和方法，不仅能达到我国调整出口政策的目的，而且可以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使其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与马来西亚产业内贸易研究

中国与马来西亚有着悠久的经贸往来，近年来，尤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双边经贸合作更加紧密深入。随着经贸关系的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贸易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产业内贸易取代产业间贸易成为双边贸易发展的方向。但是当前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鲜少关注中国与马来西亚间的产业内贸易。因此，论文以中国与马来西亚为研究对象，对中国与马来西亚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 　　论文结合中马双边贸易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中国与马来西亚的G-L模型，定量分析了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贸易指数。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对影响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之间产业内贸易的因素进行了分析。首先，论文分析了中国与马来西亚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运用G-L指数和MIIT指数对两国间产业内贸易程度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与马来西亚间的贸易呈上升趋势，贸易水平提高，贸易结构转变，产业内贸易指数上升。然后根据分析数据，指出了中国与马来西亚产业内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并运用SPSS软件对影响两国间产业内贸易的四个因素进行了分析，比如国民收入水平、国际投资、区域一体化程度等。最后，论文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中马两国产业内贸易的措施建议。
中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与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对外直接投资(ODI)渠道成为跨国企业融入全球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其作为外来投资东道国的身份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发展趋势相当可观。中国开始逐步由吸引外资的大国转向对外投资的母国。中国企业虽然在多年外商投资中获益，但企业间竞争逐渐加剧，利润缩减，而核心技术仍然不在国内企业手中，已经开始制约我国企业的长期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调整。我国目前在先进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地区还存在明显差距，发展赶超型经济必然要求缩短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差距，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打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约束，汲取国外最新技术、获得反向技术外溢的有效实现途径。在日渐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中国如何通过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提升国内技术创新能力并且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跨国公司投资主体出现了新特征，无技术优势企业对外投资模式开始显现。在此现实背景下，本文分析研究了此类对外投资对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的重要意义。首先回顾并评述了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技术寻求型的相关文献。接下来着重分析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的发展轨迹。通过测算发展中经济体ODI流出量占全球ODI流出量的比例，证实了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作用的不断加强，而中国作为ODI的新兴源泉，也显示出了较强的活力。进一步，从技术寻求在中国ODI中的区位分布、行业结构、进入模式等角度分析中国技术寻求型ODI的特征，为研究我国的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的现实背景提供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理论上剖析我国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的机制。论文立足于“两国两寡头FDI”的博弈论，构建无技术企业对外投资的博弈策略理论模型，论证四种情境下所采取的对外投资战略的不同均衡结果，探询开放经济条件下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的技术溢出机制与效果。从理论角度论证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的可行性，并指出发展中国家要进行技术寻求，需要以较高的外部技术溢出和内部技术溢出效率为基础，同时衡量国外市场的大小。市场越大，内外技术溢出越大，技术寻求的动机就越大。在双向投资成为纳什均衡时，无技术优势企业应特别关注其企业内部的技术溢出，防止国内、国际市场同时收缩。根据理论分析的结果本文进行了实证检验，使用1985-2010年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测算了以技术寻求型ODI为渠道的国际研发溢出，以此对反向技术溢出效果进行考察。考虑了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模型主要运用状态空间和卡尔曼滤波法分析了中国技术寻求型ODI对国内技术进步的驱动能力，以测度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动态影响。并加入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GAP，测度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动态影响，更进一步在重点时间区间（2003年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急速增长）上细致地检验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获取了理论上的反向技术外溢，带动了国内技术升级。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二十多年里，显现出一定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其对国内技术进步的驱动作用还比较微弱;且技术差距同反向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 　　本文的实践意义还体现在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指导上。中国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向较高技术水平和产业水平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以期带动国内产业调整与优化。本文从国家、产业、企业三个角度分析国际技术外溢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地，从产业层面和行业层面对我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及发展状况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寻求型ODI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无明显相关性，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有较强的相关性。最后在以上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就我国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提出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国际营销渠道研究

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跟随国民经济快速前进的步伐，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工程机械产品走出国门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国内几大工程机械巨头企业三一、中联、柳工等纷纷将目光投向海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工程机械市场都陷入萎靡，我国工程机械产品的出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试图通过对营销渠道相关理论进行总结，从我国工程机械企业国际营销渠道设计的实际情况入手，分析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国际营销渠道设计的机理，即宏观营销环境、企业内部环境、渠道结构选择、渠道效率等因素是如何影响营销渠道设计的。通过对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国际营销渠道现状分析，一方面，对我国工程机械产品主要的渠道模式的实践研究，结合营销渠道选择理论，分析和比较各种渠道的优缺点，总结出符合我国企业的国际营销渠道模式，探讨成功模式的经验;另一方面，结合相关案例，对我国工程机械企业国际营销渠道建设中存在的一些典型问题进行深刻剖析，例如渠道控制力不强、渠道冲突处理不当、缺乏跨国经营经验等，从中汲取教训。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国际上对于国际营销渠道设计和管理较好的工程机械企业的案例和我国企业渠道建设中的不足，针对性地提出渠道优化的方案和措施，以作为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走出去”的参考，实现本行业“十二五”规划的目标。
中国工商银行海外并购战略研究

全球银行业第三次并购浪潮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对我国的金融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入WTO，也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随着我国企业不断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我国商业银行的海外业务也在迅速发展，海外并购这种国际化路径倍受银行重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资产规模上以及资产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海外并购中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是我国整个银行业的海外并购经验相对缺乏。笔者对有关银行并购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前人的研究多数停留在对并购动因和并购效率的研究上，对具体的并购案例的研究比较少，本文欲通过工商银行海外并购战略的研究，进而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在海外并购战略的选择中的政策建议。 　　本文从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战略的理论基础出发，合理地解释了中国工商银行的海外并购战略选择行为。然后对工商银行的海外并购以及并购战略进行了概述，包括定性的分析和定量的分析，前者是对工商银行的海外并购历程和特点进行总结，后者通过“净资产收益率(ROE)”模型，对工行历年财务指标的变化进行简单的分析，检验海外并购对其工商银行效率的作用。文章的第四部分是对工商银行的战略选择进行研究，包括并购区域选择、并购对象选择、并购方式选择等几个方面。最后，通过以上研究，总结归纳出工商银行海外并购战略选择的成功经验及不足对我国其他商业银行的启示。
湖南省“走出去”企业税源监控与税收征管的调研报告

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带动下，湖南省“走出去”企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对“走出去”企业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的工作却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报告是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2012年度重点调研课题——“走出去”企业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精细化的国际借鉴研究子课题之一，在湖南省税务机关和湖南省国际税收研究会的支持下通过文献阅读、座谈交流、调查问卷和实地调研等多种调查方法完成调研工作，对依据选取的17家湖南省重点“走出去”企业进行调研，并通过对座谈记录整理以及调查问卷的回收、统计和分析，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四个方面:税源监控工作不到位，主要体现在境外涉税信息难掌握，跨境税收情报交换机制不顺畅;税收征管存在难度，主要体现在公共部门协税护税机制建设不健全，国际税收人才匮乏;税收政策体系有缺陷;税收服务体系不完善等。基于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及对其成因的深入剖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建议:跟进税源监控工作，具体措施有规范税源监控制度，实现跨境税收情报直接交换;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实现公共部门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利用中介力量强化税收征管;完善涉外税收政策体系;健全“走出去”企业税收服务体系。同时，在“走出去”企业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工作中践行精细化管理理念和策略，以期尽快实现“走出去”企业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工作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