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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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与防范的法律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入世的机遇，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发展迅速。但是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之路并不平坦，中国企业面临众多问题和风险，这些问题和风险都给企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本文拟就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所可能遭遇的法律问题予以概括，从而分析法律风险发生的原因及其负面后果，在借鉴美国海外投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对策与措施。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基本情况，首先就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之后分析了海外投资过程中中国企业所采用的几种常见海外投资方式，最后还就我国海外投资的基本制度进行了简单概括。 　　本文第二部分重点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所遭遇的法律风险，首先就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常见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及法律风险等几种常见的风险进行了分析，然后侧重分析法律风险的定义、主要特征以及几种常见的法律风险类型。 　　本文第三部分分析了引起海外投资法律风险产生的各种原因以及法律风险所造成的负面后果，由于我国海外投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尤其是审批体制的不完善，再加上海外投资过多关注国有企业，忽视了对民营企业的保护，从而使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法律风险，这些风险造成了一些负面后果，给国家和企业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损失。 　　本文第四部分就我国应如何防范海外投资法律风险提出了相关措施及建议。为了防范海外投资过程中的法律风险，应从政府与企业两方面入手，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完善。从政府角度看，我国政府应加快制定《海外投资法》，同时应改革现行海外投资审批制度、完善海外投资鼓励制度及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海外投资企业提供信息及技术服务支持等方式来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从企业角度来看，我国海外投资企业自身应重视法律风险防范体制的建设，积极向境内外的保险机构投保来化解海外投资风险，并通过多元化方式分散海外投资风险。
中国对非洲地区直接投资效率的实证研究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积极引进国外直接投资，增强自身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积极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开发海外市场，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对中国如何提高FDI质量构成了挑战。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力度不断加强，对非直接投资流量也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并已成为非洲最主要的贸易以及投资合作伙伴国。 　　本文以非洲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历史进程以及现状。其次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通过拓展的CES生产函数估计出影响对非投资效率的重要参数，并着重对参数进行分析；同时本文还应用一定的计量分析方法和经济模型，从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对中国在非洲地区直接投资的效率问题加以分析和说明，力图对中国在非地区的对外投资效率的相关问题做出解释，最后根据之前的分析结果对如何提高中国在非的投资效率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P公司赴印投资汽车电子研发公司可行性分析报告

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速日益趋缓，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日本汽车电子制造商开始把眼光投向同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国家--印度，以寻求下一个利润增长点。印度的汽车工业刚刚起步，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人口众多是汽车工业发展以及汽车电子产品发展的坚实基础。印度固有的庞大研发基地和高素质的科技人才，能够为将来汽车电子产品研发设计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持。因此投资印度将是接下来日本汽车电子制造商的一条必经之路。本文是基于日本汽车电子企业在开拓印度汽车电子产品市场时投资的可行性报告。 　　本文共分七章。 　　第一章绪论，简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并介绍P公司的基本情况以及印度投资项目的概要情况，同时阐述了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最后概要介绍本文研究所使用到研究方法，包括投资项目的收益评价方法和风险评价方法。 　　第二章详细分析印度的宏观经济状况，世界汽车与印度汽车发展状况，世界汽车电子与印度汽车电子产品市场发展情况，并对印度的汽车电子的发展做了趋势分析。 　　第三章对印度投资项目进行估算，并从收入成本费用、财务费用、税费、利润、资产负债情况和增量现金流等方面进行财务测算。 　　第四章详细对印度投资项目测算的财务数据进行静态分析，净现值分析，内部收益率分析，投资回收期分析，盈亏平衡分析和敏感性分析等财务效益分析。 　　第五章分析了印度项目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可行性，市场需求可行性，宏观环境可行性，基础设施保障可行性，技术团队和管理团队可行，产业发展可行性，以及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可行性，最后分析了印度项目的财务之外的风险因素，印度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第六章是结论和建议，并对P公司在印度投资项目的国际化运营管理提供参考性建议。 　　本文对P公司印度投资可行性报告从印度投资宏观环境，世界和印度汽车市场以及汽车电子市场分析，印度项目的资金筹措，财务数据测算，项目投资回报效益分析，投资存在的风险等方面进行了投资可行性综合分析评价。本文认为该项目从长远期来看是值得投资的。同时应该注意印度经济的环境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印度公司的经营政策，以保证印度公司的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
入世条件下，中型国有专业外贸企业的战略选择探讨

对于中型国有专业外贸企业而言,在入世条件下,随着外贸经营权的全面放开和政府原有的各项优惠政策的失去,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很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对中型国有专业外贸企业可以采取的对策及战略选择进行探讨显得必要且迫切.该文将首先回顾一下有关企业竞争分析的理论,包括波特的五种力量模型理论、核心能力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二者相结合的产业景气、企业地位和核心能力三要素理论.其次,分析国有外贸企业内部目前所面临的两大主要问题.一个是所有制问题,另一个是企业的内部管理问题.接下来在分析中型国有外贸企业的优劣势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可供选择的战略.文章用企业竞争分析理论做一个有关企业发展战略选择的案例分析作为结束.作者认为,入世条件下,中型国有外贸企业一方面,在内部可以通过推行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建立新的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企业制度.同时,要可以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改革企业内部的与以客户为中心不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整合企业内部各项资源,培养并提升企业的内部核心能力.另一方面,要在科学合理的分析企业的竞争优势空间的基础上,选择企业合适的发展战略并尽快、稳妥、逐步的付诸实施.目前可以采取的战略选择包括生产销售一体化、一业为主,多元化经营和通过海外投资,突破各种壁垒,逐步实现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普惠制条件下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研究

普惠制是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普遍的、非歧视性、非互惠的关税优惠制度,即当发达国家自受惠国进口的产品符合普惠制原产地规则,并附有来自受惠国的普惠制证书时,发达国家海关将对该批产品在最惠国税率基础上给予免税或减税.普惠制税率是国际贸易中最低的关税税率.普惠制的目标在于增加发展中国家出口收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美国的普惠制待遇是免税的优惠待遇,中国许多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与具有美国普惠制待遇的国家不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因此,到美国的受惠国投资办厂,可使中国海外企业享受到美国普惠制免税待遇,扩大对美国出口,提高效益.在中国直接投资中,我们应切实解决普惠制信息不对称现象,通过各种途径使有关部门、企业了解关税削减幅度等重要信息;在招商引资中有关部门应大力对投资者进行普惠制政策宣传;利用普惠制优惠政策广泛吸引外资并形成以外引外的局面;政府有关部门应强加对外资企业投资后管理、服务.而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时,则应把普惠制作为重要考察因素之一,对受资国情况进行调研、考察、论证,投资后通过利用普惠制,使产品更多地进入发达国家市场.
入世后过渡期内我国石化产业的发展对策研究

从研究入世协议中有关石油化工产业的条款入手,分析了入世后给中国石油化工产业带来的机遇: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利于先进技术的引进与发展;利于开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利于充分享受世界资源.入世后过渡期内对中国石油化工产业的影响及挑战.分析入世后对原油开采类、石化加工类、炼油类、油品流通类等相关子行业的影响与竞争压力;兼并联合后的大型跨国公司凭借其低成本、高效益的国际竞争力,冲击中国石油化工市场,给中国石化产业带来严峻挑战;还分析了中国石油化工产业入世后面临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对外贸易、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在深入研究与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1、实行战略重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构建相对制衡的多元化股权结构;规范决策机制、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变革政府的经济管理模式,政府的重点任务是完善法律环境.2、加快化工园区建设,提高中小型化工企业集中度,逐步改变目前小而散的状况.3、在其他方面提出了可行的对策建议,包括:降低成本、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改革管理体制、增强市场营销能力;技术研发与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注重推进质量、环保标准与国际接轨,提高产品质量与环保水平;加快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海外石油投资;加快发展电子商务;建立科学的用人机制;以及政府应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等论文研究的结论:入世给中国石油化工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只要我们认清入世后的紧迫形势,抓住有利时机,充分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就一定能迎来中国石油化工产业的更大发展,取得在国际竞争中的优胜地位.
宋代东南港市研究

中国古代港市的兴起,除了受制于口岸的自然条件外,还和海上交通与海外贸易息息相关.中国的海上交通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5000年前开始涉水求生,到15世纪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与发达的海上交通相始终的,是以丝绸,陶瓷为主要传播商品的对外经济联系和贸易活动.自汉代开启海上丝绸之路后,随着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东南沿海的港市初显端倪,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的广州是中国最早起步的港市.唐代中期以后,由于通西域的交通受阻和全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通和贸易的主要渠道,东南港市因之而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并涌现了诸如扬州,杭州,明州,泉州等一批新兴的港市.宋代迅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尤其是指南针的发明和运用于航海技术,使海上交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南洋,印度洋及高丽,日本诸国的航海之盛,远超前朝诸代.海外贸易在政府的鼓励和扶持下,也因之而发展至鼎盛,成为宋廷财政收入的重要倚仗.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和控制关税,宋廷遂有在各主要港市设立市舶司之举.市舶司制度的创立,对港市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市舶司之所在,就是重要港市之所在.市舶司密集的东南港市,由此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两浙路,福建路和广南东路市舶司所在的杭州,明州,广州,泉州是宋代最重要的四个港市.东南港市之所以能于宋代得到空前发展,这其中固然有南宋半壁偏安的政治影响,但最根本的原因仍是东南经济发展所致.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后,黄河流域的经济受到巨大损失,长江流域已成为全国经济生产的中心区域.经济重心的南移,使东南地区能够提供比其他地区更多数量和更丰富种类的出口商品,从而奠定了发展海外贸易的经济基础.而海外贸易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倾向,不仅成为港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而且推动了中世纪城市革命的进程.由于以海外贸易为主的商业活动得到了政府的充分强调,商业活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自由,终于导致了坊市制度在港市的彻底崩溃,在自由开放的商业性街道取代集中的坊市的同时,初步形成了以行业街市为主干,商肆遍布全城的新型城市商业空间,以及按街巷组织城市居民聚居的新型坊巷式管理方式,并催生了一大批诸如酒楼,旅邸,瓦肆,勾栏,塌房等与发达的商业活动相适应的新型建筑,带动了港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籍着市舶贸易所带来的大笔收入,港市普遍展开了规模不等的城市建设活动,以突破封闭的城垣形态,建构服务于海外贸易的经济空间.在贸易物资集散的码头周围,还自发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布局自由的关厢新区,并随着港市的逐步扩建而被纳入城市统一的管理体制中,形成城厢一体化发展的新型结构形态.除了港市周边的环城卫星市镇外,宋代还出现了因海外贸易而兴起的海港镇,以东南地区的青龙镇和澉浦镇为佼佼者的海港镇虽然数量不多,却能提供相当高的税赋,并且已初步具备了城市的一些基本特征.较之空间结构的变革,由海外贸易所造就的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港市文化则更为令人瞩目.各种文化与不同民族在港市相遇的结果,以独有的水乳交融的现象而罕见于世界文明史.至今留存在港市的大量标志着不同文明的寺院遗迹,以及各类渗透与结合着多种审美情趣的艺术表现形式,无不构成了港市最具吸引力的历史和人文景观.
经济利益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兼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年轻的话题.其老生常谈在于国际直接投资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也比较丰富,如有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周期理论、折衷理论,等等.其年轻则在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全球FDI区域分布进一步向发达国家集中;全球FDI的产业分布进一步向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集中;FDI的投资主体集团化;FDI的投资方式逐渐多样化,等等.因而需要理论上的创新来解释这些新特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已经加入WTO的背景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因此,该文的选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特别重要的意义.除导论之外,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渊源,从理论上归纳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说明了从经济利益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必然.第二章对对外直接投资利益作了概述性的描述,并且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前提、来源、实现方式、制约因素等.第三章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展开了实证的研究,指出了中国当前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目标的定位错误,直接原因则是在主体选择、行业选择、区位选择及进入方式选择方面的偏差.第四章比较分析了美国与日本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经济教训,以及给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启示.第五章对如何发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给出了一些对策建议.该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突破了经济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的分析与描述,从经济利益的视角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较为全面的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分类、前提、源泉、实现机制和制约因素等;其次,论文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要推动政府与企业共同走出去;第三,该文提出评判企业能否走出去的标准不是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或企业规模的大小,而应该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应推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共同走出去.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研究的尝试性,以及作者能力方面的局限,文章仍有很多的不足之处,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与管理

中国的企业要学习外国企业的先进经验,走出去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经风雨见世面,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因此,该文认为中国必须培植和造就一批世界级的大公司,要有中国的波音、中国的通用、中国的松下、中国的奔驰、中国的微软等等,这样才能有相应的大国经济地位.应该说中国大型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壮大是实现经济腾飞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之所在.该文试图从世界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上,侧重研究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创立、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这对提高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和管理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西方经济学,从宏观到微观,从静态到动态,学科跨度大、难度也大.由于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中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而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实践的飞速发展,中国跨国公司的成功实践,客观上也呼唤和要求以新的理论加以诠释和指导.该文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也将会对亟待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对即将开展跨国经营的公司,对中国政府正在强力推进的国有企业改革,对中国实施的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的真正形成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入世”后我国的人才资源开发

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悄然来临,经济全球化日趋显著,国际竞争愈益激烈.加入WTO,中国被推到了国际竞争的大舞台上,这场竞争的实质归根到底是对人才的竞争.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正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学实力和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人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参与到日渐激烈的国际人才争夺战中.形势逼人,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适应对这种挑战,中国必须加强人才资源开发.鉴于此,该文对入世后中国人才资源开发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人才资源不同于人力资源,它是人力资源中层次较高的部分,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共享性等特点.相对其他资源而言,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中国人才资源现状不容乐观:人力资源丰富但人才资源缺乏;人才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人才资源在地区、产业、专业分布十分不均;人才资源流失非常严重.入世之后,中国将面临更加直接、更加严峻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人才资源开发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用人单位是人才资源开发的主体;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在人才资源配置中起宏观调控作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迎接入世后的挑战,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立足中国国情,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人才资源开发之路.首先,解放思想,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资源开发观念.其次,要改革教育体制,加强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各种现代人才;重视培训,充分开发人才资源潜力.第三,充分发挥政府和用人单位的作用,完善政策,创新机制,大力吸引、留住人才,并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的作用.第四,实施走出去战略,主动参与国际人才竞争;第五,积极培育和完善才市场,促进人才资源优化配置.
中国参与东亚经贸合作边境效应问题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理论及应用

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被搁置，最近这十余年以来，世界各大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逐步加快，各区块经济一体化程度也逐渐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却由于历史、政治、民族，以及经济结构等等各种因素导致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十分缓慢。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就导致了东亚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在与世界其他区域的经济体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往往居于弱势地位。由此，也促使东亚各国开始认真考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问题。200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一致，开始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最终于2011年建成。与此同时，韩国、日本也分别与东盟达成了一致，开始建设包括东盟十国和各自国家的10+1模式的自由贸易区。中日韩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比较困难，尽管如此，出于共同的利益考量，必然也将签署相关的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将整个东亚绝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自由贸易体系当中。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除了东盟自由贸易区本身之外，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时走在最前面的一项贸易安排，因此这一贸易安排的走向也将对整个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 　　基于上述的背景下，本文将探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究竟融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程度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与东盟内部的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开展贸易的时候，面临多强的额外障碍?在目前的水平下，如果中国要进一步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需要往哪个方向努力? 　　为了回答上面的这些问题，我们在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引力模型进行了研究。在新经济地理相关理论假设和产品差异化可度量的假设下，利用调整后的效用函数推导得出一个非线性的引力模型，从而构建了一个更加适用于分析东亚国际贸易问题的研究框架。为了令这一框架对东亚的情况具有更好的适用性，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研究目标的具体情况，从经济状况、地理环境、人口状况、文化因素乃至与区域外国家的贸易状况进行了综合考量。根据所得到的一些特点，我们对模型进行了一些修改。 　　在数据可获取的前提下，我们对中国与东盟贸易中面临的边境效应与东盟内部国家之间贸易时产生的边境效应进行比较，通过对固定系数模型、变动系数模型；对最为传统的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对总贸易、单向贸易模型；对线性和非线性模型，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着重观察了一些参数的显著性状况是否与我们的假设相吻合，并且实时进行调整，以期望可以得到最为真实的边境效应比值状况。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日本作为参照，与中国的状况进行比较。基于两国在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发挥着相类似的作用，因此这一比较也有利于我们了解目前两国分别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深入程度。同时，分析日本与东盟的贸易边境效应，也有利于我们对分析中国与东盟贸易的边境效应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结果进行解释。 　　通过我们的研究，最终发现中国在与东盟进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过程中，边境效应强度经历了一个倒U型的发展历程，大约在2005-2006年左右达到一个高峰，之后持续下降，目前已经非常接近东盟国家内部的水平。而日本由于采取了不同于中国的另外一种合作方式，因此它和东盟国家之间的边境效应强度比值呈现缓慢下降的线性趋势。然而由于与中国相比，日本与东盟边境效应相对明显得多，因此只要加速现有的谈判节奏，就可以明显促进日本--东盟之间的贸易发展。而中国如果依然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试图融入东盟，双边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潜在空间已经不是很大了，因此中国需要创新思维，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同时引领东盟国家一起开放经济，降低东盟内部的贸易边境效应。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及其法律问题。跨国公司虽不是传统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实体，但跨国公司以集团公司的组织结构呈现并从事民商事活动已经得到广泛承认。跨国公司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发挥着巨大影响力。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五彩缤纷，涌现诸多新现象，带来很多法律问题，亟需从法律层面予以分析，进而实行有效监管。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企业海外并购发展迅速。我国需要培育走向世界的跨国公司，完善境外投资法律，建立风险风范体系，为扮演好国际投资大国的新角色做好准备。本文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四个部分。 　　本文第一部分集中论述跨国公司及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主要法律问题。 　　跨国公司通常不为公司法研究所关注，多数学者认为跨国公司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实体。但是跨国公司作为拥有特殊组织结构的集团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民商事活动，并且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各自独立的分支机构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法主体也部分地得到了承认。因此对跨国公司进行法律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跨国公司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工业化的产物，是市场扩张和国际分工的产物，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跨国公司已经从多国公司发展到全球公司，甚至无国籍公司。跨国公司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跨国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进步。从19世纪中期单一工厂为主体，到19世界末期大量企业联合体涌现，关于公司的理念实现了从崇尚竞争到追求合作，从排斥垄断、拒绝联合，到允许公司合并、允许股票发行、允许控股公司设立的巨大转变，这些转变都离不开法律的调整与适应。正因为此，1889年美国新泽西州公司法变革成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变革之一。然而，跨国公司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造成了全球性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贫富悬殊、腐败、技术壁垒等一系列新问题。跨国公司因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挑战，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监管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跨国公司的发展也给公司与股东相区别的法律人格(legalpersonality)和股东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等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带来了巨大挑战，以跨国公司不是公司法上的法律实体为定论而忽视跨国公司法律研究已不合时宜。因此，本文研究了各国有关跨国公司的立法，构成跨国公司整体性的特殊法律结构，跨国公司与各利益攸关方的法律关系，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利益冲突，以及跨国公司如何承担其法律责任等重要的法律问题，并建议与时俱进，在公司法修订时考虑增加集团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相关条文。 　　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跨境并购。一般而言，公司的经济扩张主要通过内部有机增长(organic growth)和外延扩张增长(external growth)来实现。兼并和收购是外延增长的主要途径。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使得跨境并购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FDI)的重要手段。由于税务原因和各国公司法的不统一，跨境收购成为跨境并购的绝对主体，而跨境兼并则少有发生。跨国公司往往根据投资东道国的政治环境、经济水平和外资政策等因素，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和手段，有针对性地进行对外投资，这些方式和手段包括绿地投资(Green-field)、跨境并购、非实体制造(NEM)、内部贸易、战略投资和战略联盟等，不同的方式和手段会带来不同的法律问题和监管难度。跨境并购之所以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因为科技进步、信息化、金融创新、投资自由化、监管宽松化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一旦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与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不相契合，跨国公司的投资就可能给东道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对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及其他投资手段加强法律监管是非常必要的。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经历了六次发展浪潮，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也带来了新的法律挑战。研究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适用、管辖权冲突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法律问题，可以帮助跨国公司有效实施跨境并购，同时减少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负面影响。 　　本文第二部分着重研究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最新动向，并针对其产生的法律问题展开深入分析。 　　跨国公司已经成为跨境并购的主动力、跨境并购规则的制定者和跨境并购新理念的践行者。跨国公司在跨境并购实践中，在投行、并购律师的出谋划策下，不断尝试新的模式、方法、工具和手段，游走在法律制度和政府监管的边缘，既推动了投资贸易的全球化，又带来了极大的监管难题。这些新的发展动向包括特殊目的公司(SPV)的使用、国有跨国公司(SOE)大举进军跨境并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的参与、反海外腐败法(FCPA)对跨境并购的制约和企业社会责任(CSR)在跨境并购中的作用等。 　　特殊目的公司(SPV)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密不可分。跨国公司设立SPV是为了分散投资风险、方便后续资产重组、避税、规避监管、规避市场准入限制等。因此，SPV对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灵活机动地开展并购活动并规避风险至关重要，但是，SPV也会带来逃避监管、逃避跨国公司法律责任、损害其他利益相关方利益等极大风险。考虑到SPV的离岸性质，有必要建立起国际社会、跨国公司母国、跨国公司投资东道国、跨国公司上市地国和离岸公司管辖地国等协同作用的监管网络，从公司法、证券法、金融法等多角度实施监管。SPV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得益于境内资本绕道海外红筹上市即境外上市，以及国际资本通过可变利益实体(VIE)进入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等行业，这些行业往往监管严格，对外资进入设置准入限制。红筹上市涉及外汇、税收、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而VIE则是法律的灰色地带。VIE能够给国内的新兴产业和创业企业带来亟需的资金和管理技能，但也可能带来市场准入、产业安全、监管不力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因此，必须加大对SPV和VIE的法律研究力度，及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监管法规，在确保利用好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的同时，减少其逃避监管的风险。 　　国有跨国公司(SOE)的跨境并购是近几年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有跨国公司的崛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有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并购受到西方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东道国的质疑和抵触。国有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带来的法律和监管问题，包括公司治理、公平竞争、国家安全等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国有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也不容小觑。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在跨境并购中的地位举足轻重。PE不仅参与很多全球性大规模并购，PE自身也独立进行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的跨境并购。PE在全球跨境并购市场中发挥着参与并购以及为并购融资的双重作用。PE作为战略投资者和金融投资者而非产业投资者，决定了PE发起并购和参与并购的真正目的是投资套利。这种短期套利行为可能会对被并购企业和东道国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因此需要分析其利弊，制定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对PE的监管。中国PE的发展突飞猛进，但是相关法律制度仍在不断建立和完善中。 　　反海外腐败法(FCPA)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影响是并购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FCPA将反腐败和会计准则的要求延伸到目标公司并购前的运作，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并购公司的法律风险。因此，跨国公司不仅要在尽职调查中进行专门的FCPA调查，还要在并购完成的同时，将合规制度和系统植入并购目标公司，并经常性地进行审计和评估。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也应该将合规和反腐败作为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建立良好的合规系统，防止自身以及公司的关联方陷入腐败泥潭，遭致不必要的处罚。 　　近年来，跨国公司越来越关注企业社会责任(CSR)。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出现在跨国公司的经营理念和使命中，也贯穿于跨国公司的管理、运作、品牌推广以及供应链的所有环节。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非强制性的“软法”在国际投资领域的作用日益显著，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约束。国际及各国投资政策越来越多地体现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融合，企业社会责任与国际和各国的投资贸易法律、国际惯例等“硬法”的相互作用，共同规范着跨国投资和跨境并购行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进行跨境并购已经无法回避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扶贫脱困、减少人道主义灾难、减少腐败、良好治理(goodgovernance)等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严格要求。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也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中国企业必须树立责任投资的意识，改变自身只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的负面形象，不仅为国家的发展寻求资源、技术和市场，也要为东道国创造价值，赢得东道国的民心。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出现的诸多问题需要进行法律规制。本文第三部分系统研究了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体系以及政府实施跨境并购监管的主要法律制度。 　　由于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跨国性，其法律规制需要在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领域同时进行。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制已经初步形成从东道国到国际社会的规制体系，但这离真正的全球规制体系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一初步体系主要由全球性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多边机构)、双边组织、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等国际法主体所组成，即所谓多边机制、双边机制和单边机制。多边机制包括国际组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等)、区域性国家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TPP等)建立的监管法律制度。双边机制是由两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T)所建立的规制体系。单边机制主要是由各国基于其国家主权，按照其竞争法规、国家安全法规、市场准入法规以及贸易或金融等政策法规对跨国公司跨境并购进行的法律规制。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也是跨境并购规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总体仍不尽人意。近年来，国际及各国的外国投资政策出现了很多新发展，总体呈现投资自由化以及投资保护和限制此消彼长的现象，即发展中国家总体更为开放和自由，局部出现限制和保护，而发达国家则出现保守和限制的趋势。这一变化的主要背景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疲软，对外投资趋缓，反之，发达国家的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发展中国家公司的并购目标，导致发达国家投资保护主义势力抬头。鉴于中国既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大国，也是对外直接投资(ODI)的大国，中国的外商投资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备受关注。中国应该在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方面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中国也应该加强投资监管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依照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对外资并购和海外投资进行有效监管。 　　市场准入限制和审查是跨国公司跨境并购面临的第一道门槛，也是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彰显。全球市场准入政策法规的走向，体现为东道国在总体宽松的大背景下，对关键产业诸如资源、能源、农业、金融、运输等行业以及东道国冠军产业保护加强的趋势。市场准入限制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和隐蔽，例如控股权要求、外销比例要求、技术转让要求、额外税负、税赋减免等。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前的市场准入风险是投资保护和投资壁垒，而在并购完成后则是国有化的风险。国有化对跨境并购的影响不容小觑，而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实施的“国有化”则是临时性干预措施，具有其特殊性。中国的市场准入政策主要体现在每过若干年修订一次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新版《投资目录》开放了更多的投资领域，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国需要在改进市场准入制度方面注重投资便利化，提高透明度，尽可能多地体现国民待遇原则。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的反垄断审查，即经营者集中审查，是各国竞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权国家维护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法律武器。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由于其交易的跨国性，可能同时面临多个国家的反垄断审查。虽然反垄断执法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及全球范围统一反垄断法的努力仍在继续，一个标准化的、统一的国际反垄断法仍遥不可及。各国反垄断法的差异，给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交易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更是给跨国公司跨境并购带来巨大挑战。而反垄断审查正在沦为一些主权国家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保护本国企业免受外国企业竞争的保护工具，这就给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染上了政治色彩。中国实施反垄断审查的历史很短暂，但中国已经成为跨境并购反垄断审查的主角，一些著名案例如可乐-汇源收购案、英博-百威收购案等举世瞩目。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反垄断审查的细则，统一执法标准，并积极开展反垄断审查的国际合作。 　　对外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国家越来越多，就连对外国投资一向非常宽松的美国，也时常祭起国家安全审查的大旗，力图维持美国经济、科技和军事的霸主地位。跨国公司跨境并购由于规模大、影响深远，更容易触发东道国国家安全审查。由于缺乏透明度和客观标准，国家安全审查很可能演变为投资保护主义的工具。鉴于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时常进入东道国敏感性行业，如资源、电信、基础设施、金融等，在进行投资决策前，我国企业更应对东道国政府的安全审查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和防范。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由于实施细则、审查程序等的不清晰，外资对我国国家安全审查普遍存有疑虑。 　　本文第四部分主要研究如何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防范海外并购的风险，建立健全中国海外并购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再上新台阶。 　　研究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法律问题的目的，在于总结跨国公司这一典型跨境并购主体的并购实践，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同时，研究各国跨境并购法律规制的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因此本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剖析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建立和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扶持我国跨国公司包括国有跨国公司和民营跨国公司的海外并购，建立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防范机制，以及建立和完善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制度提出建议。 　　 “十二五”《规划刚要》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对外开放由“吸收外资为主”向“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转移。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发展迅速，我国企业参与海外并购的数量、规模、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海外并购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诸多风险也随之而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一些突出问题，诸如并购主体多为国有企业；并购产业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和基础设施领域；并购执行不符合国际标准；并购整合成功率不高等。加之投资保护主义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死灰复燃，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虽然前景光明，但道路曲折。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强境外投资的制度建设，鼓励我国跨国公司，包括国有和民营公司拓展海外市场，保障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我国的跨国公司与全球跨国公司相比差距还很大，当务之急是培育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引入国际通行的财务规则，保持透明度，遵守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肩负国际义务和责任。我国跨国公司要研究跨境并购的系统性风险，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体系。我国跨国公司要努力成为创新型、品牌化、合规性的国际化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舞台上扮演负责任的投资者角色：帮助东道国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帮助我国攀登全球价值链(GVC)的高峰。
海外石油项目效益评价模型研究与系统设计

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的基础性能源，更是当今世界的战略资源，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安全问题。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离不开持续稳定安全的油气供应，但是当前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高达50％，国内的石油市场，长期供不应求。 　　我国石油企业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全面参与境外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竞争的局面。但由于我国石油企业起步比较晚，参与国际油气市场的竞争，还有诸多不利因素，还要进行大量系统科学的探索和创新。本文以中外石油合作项目为依托，深入研究了项目经济效益评价和分析的基础理论；通过对海外石油项目经济评价指标的探讨，并以海外石油合作项目的合同模式为基础，建立了海外石油合作项目经济效益评价分析模型；根据所设计的海外项目效益评价模型开发效益评价信息系统。海外油气项目经济效益评价分析信息系统，不仅实现了海外油气合作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而且在海外石油合作项目的执行过程中，对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对剩余合同期和整个合同期的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对关键因素和指标进行敏感性分析和情景分析。评价和分析的结果，为剩余合同期的管理经营决策和投资决策提供支持。对中外某石油合作项目进行案例研究，根据项目的具体合同内容，对该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跟踪评价，不仅对历史数据进行评价分析，也对项目的未来情况和整体情况进行预算评价，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
ES皮草公司欧洲北部区域投资战略研究

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经济，已经作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经济中重要一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迅猛发展，中国企业日渐成熟和国际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投资设立跨国公司，直接面对更多机遇、也更多风险的全球市场。ES皮草服装公司为获得更广泛的生存空间、为赢得更丰厚的利润、也为在国际树立中国企业新形象，意在加入海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的行列。 　　本文旨在识别确定ES皮草服装公司的海外投资战略，文中主要研究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研究、识别ES公司基本投资战略。解决ES皮草服装公司跨国分公司在海外如何运营能够使公司最大限度的可持续性盈利的问题。分析过程中笔者兼顾ES公司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既包括BtoB交易也包括BtoC交易。通过对ES公司内部环境及外部环境分析(SWOT)，4Ps市场分析，明确投资目标及投资原则。另一部分研究投资战略中的选址问题。笔者通过对欧洲北部区域挪威、丹麦、瑞典、德国、芬兰及冰岛六个国家投资环境分析，筛选ES分公司的最适合选址。此部分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通过PEST分析法的延伸从政治、经济、地理、人口等角度分别评估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跟据当地供求分析结果，运用商业环境风险评估/BERI，结合ES公司战略目标及原则，进行六国间的实力与潜力综合比较，最终选定最适合ES皮草服装公司设立分公司的国家。 　　文中投资战略研究兼顾国内外真实市场需求；ES公司选址过程侧重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综合分析而定；笔者应用当今欧洲大型跨国公司选址所推崇的Svend Hollensen的商业环境风险评估/BERI为ES公司分公司的设立在欧洲选址。
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关键成功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近年来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得到了快速地发展。但与国际一流的承包商相比，我国对外承包企业仍存在项目管理水平不高、项目效益整体偏低等问题。根据我国对外承包行业发展的具体情况，识别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并明确其与项目绩效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管理者合理地分配资源，提高项目管理水平以及项目效益，这对于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与总结，确定了理论框架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作为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关键成功因素的识别框架。以事物发展完备性的角度出发，本文从项目各参与方特征、项目特征、项目环境特征以及项目管理特征四个方面，共识别了49项关键成功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在SPSS软件中采用了因子分析的方法将关键成功因素分为13类，验证并细化了初始分类方式。本文针对已识别的关键成功因素与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9项假设，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建立了两者之间的影响模型。将通过问卷调研获取项目的实际数据输入AMOS软件，经过了模型的修正，得到了最终可接受模型。根据最终模型的运行结果，验证了初始假设，得到了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绩效由“业主意愿与能力”、“承包商经验与能力”、“项目各参与方之间关系”、“项目的进度管理”、“项目的质量管理”、“项目的费用管理”以及“项目的招投标管理”这七个潜变量直接影响等9项结论。依据最终模型的运行结果以及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实际情况，本文对模型进行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