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万方学位论文资源包括中文学位论文和外文学位论文，中文学位论文，涵盖“一带一路”的各个学科领域。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实证分析

中国企业正式开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可以追溯到1979年国务院提出的“要出去办企业”的经济改革措施。伴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特别是在世纪交接之际，中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投资规模迅速扩张，并且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同时中国企业也在“走出去”战略的政策指导下，迅速对外扩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2002年至2010年这九年内，保持了年年都有增长，而且年均增长速度接近50%，远远超过国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2010年流量达到历史最高值，为688.1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十五”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3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是由于发展历程短，且发展之初规模小，所以在存量上跟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并且同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显得投资不足，因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产生一系列问题。本文在研究学习已有的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来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性问题。首先，文章一开头就阐述了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所在，然后介绍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并进一步分析了他们对中国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其次，阐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以及投资模式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最后，阐述了目前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主要面临的一些挑战，紧接着针对前文中所提出的在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行性的对策建议，期望能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做出些许贡献。
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贯彻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税收促进政策对对外投资企业在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营利润，降低投资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通过积极协调税收协定的签订，制定相关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以及完善税收征管服务对海外投资企业提供了保障和支持。然而，我国在税收政策支持方面仍存在不足，这些不足迫切需要改进，加强和完善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税收支持，以促进其更好更快地发展。在“走出去”战略的大背景下，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总结其存在的不足并尝试提出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体系。围绕这一主题，本文一共分五个部分来详细论述。 　　第一章：绪论。阐述本研究的国内国际背景及意义并说明研究内容的界定及本文使用的分析方法。 　　第二章：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财税政策理论。首先介绍了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和其动因。其次，分析了税收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的关系，运用经济学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分析了税收政策对对外直接投资起到的激励和支持的作用；第三，概括了税收政策的工具及其作用原理。 　　第三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及其现状分析。通过阐述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协定签订状况和相关管理服务，分析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的不足，强调进一步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的必要性。本章最后一部分是实证分析部分，通过对1986-2010年的相关数据变量的回归分析，得出税收政策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相关性的结论，证明了相关税收政策的完善能够促进对我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第四章：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的国际比较的研究和借鉴。对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相关税收政策进行研究与分析，总结与归纳了这些国家鼓励对外所得税政策、流转税政策、关税协定以及纳税征管服务的相关内容，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提供参考。 　　第五章：我国ODI财税政策的优化建议。根据我国国情提出如何完善我国现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对税制建设，税收协定和税收服务三个方面做重点阐述。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进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研究

汇率传递理论认为汇率变动对一国的贸易收支状况的调节作用大小关键还在于进出口价格汇率传递效应的大小。自2005年7月中国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幅度已超过30％，其单日波动幅度也由5‰扩大至1％，但中国贸易顺差国的地位没有明显改变，欧美等国家的国际收支失衡状况也并未因此得到改善。这种现象类似于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后的日本，日元的大幅升值对日本贸易顺差影响甚微。但中国的现实情况又不完全同于日本，针对这种现象需要结合中国贸易结构的特殊性进行分析。本文首先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进行了系统分析，构建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分析框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加工贸易”特征；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主体，近85％的加工贸易由外资企业完成；且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呈现出独有的特点。 　　为此，本文进一步利用加成成本理论，对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分别构建分布滞后模型(DLM)，从总体进出口价格和细分商品进出口价格两个层面，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进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中国总体进出口价格的传递是不完全的，而且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不同类型产品进出口价格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传递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汇率传递系数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产品竞争力与贸易差额结构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贸易顺差类产品SITC6-8的竞争力明显大于贸易逆差类产品SITC2-3，且中国工业制品的国际竞争力普遍强于初级产品；加工贸易类商品市场竞争力也呈现两极发展态势，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类产品(SITC7)竞争力逐年上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SITC8)竞争力则有下降趋势。基于实证结果，本文认为渐进式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有利于降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国内企业的负面影响，同时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必须采取“走出去战略”，直接参与国际重要战略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此外中国加工贸易结构调整应注重资本和技术的引进，以巩固其国际市场竞争力。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和对外交流不断加深以及中国加快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积极发展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有着重要意义。研究东盟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因素与中国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首先从总体概况、行业分布、国别状况三个角度描述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征。然后阐述了中国在东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和现实动因，并从东道国的视角探讨分析了影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各主要因素。在实证分析方面，本文首先建立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09年的数据运用TOPSIS法进行了静态截面的统计分析，然后又选取2003-2009年的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方法进行了动态面板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东盟各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TOPSIS法的Ci值排名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分布大体一致，东盟国家的政治法律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水平和资源禀赋状况对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用最为明显。而且，东盟的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和双边贸易额与中国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正相关，东盟国家的市场规模和政治稳定程度与我国对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密切相关，而其教育水平并不是重要影响因素。文章的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更好地指导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
从他者之镜看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

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全世界都处于深刻的变革发展中，这种变革不仅是政治、经济，还在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基础。无论从哪个层面或角度，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或遗失，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或冲突，都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问题自然成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要理性地进行文化交流，跨越差异，就不得不思考自我与他者的问题。在自我文化认同与他者的关系上，必须先思再行，理清思路。 　　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强国战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从他者和文化这两个关键要义出发，推及考察其应用。 　　撰写过程中，首先以客观和务实的态度阐述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在整理丰富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时系统地将他者与文化联系起来。然后以他者概念的语义溯源和概念形成为切入点，研讨他者概念的应用，考察西方文化中的主体意识，并由此推导至文化领域的他者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他者意识普遍存在，但由于他者概念由西方提出，在文化他者的研究成果里以西方中心意识的材料偏多，所以这部分从西方文化考察开始研讨这种意识下的文化现象。 　　简要分析比较他者概念和文化研究后，进入文化问题的讨论。在研究中，将文化放入全球化语境中审视，并从全球化文化的多个要义里，追寻其根源，挖掘其特征，由此考察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现状。在经济全球化引领文化发展态势的今天，文化认同危机与争论让越来越多的理论家认识到错综的文化交流历史造成了复杂多元的当今文化背景，而全球文化中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兴起，西方中心意识的强势，要求我们进一步审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多元文化中寻求生存发展之路。基于他者困境的应对，在最后一部分分析了跨文化的必要性、总结了如何正视文化差异进行对话，并在复杂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创新文化发展道路，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 　　从西学东渐到“文化走出去”，在世界文化的总体语境中构建自己的文化话语权，仍然是人们当前乃至将来需要不断努力和潜心研究的方向。
WTO环境下中国电影进出口的变化与影响研究

1999年11月，中国作出了加入WTO后电影市场开放的两个承诺：一是在《中国电影管理条例》一致的前提下，每年引进20部外国影片作为分账片放映；二是允许外资参与改造、改建中国影院，但比例不得超过49％。2012年2月17日，《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俗称“中美电影协议”)正式签字，该协议商定每年增加14部3D或IMAX美国电影，进口分账影片数量由每年的20部增加到34部；提高美方票房分账比重至25％；同时，进口影片的机会向中国民营企业开放。 　　在中国加入WTO的大环境下，根据本文的统计数据，自2001年至2011年底，中国已累计进口222部分账影片，出口673部国产影片。面临加入WTO后激烈的市场竞争，国家不断进行政策和制度创新，活跃电影创作；放宽电影制片、发行和放映的市场准入条件；转变国有制片单位的事业属性，将其变为企业法人；加强与国外电影生产机构的合作，鼓励电影合拍等。如今，中国电影市场票房已由入世前不足1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1年的131亿元人民币，其中国产影片所占的比重由最初的46％左右上升到现在的56％，国产电影在总体和单片票房上都已经完胜进口片。在出口方面，十多年间，陆续有673部国产影片走向海外市场，在国际银幕上掀起了一股中国风。 　　本文认为，在WTO环境下，电影进出口对中国电影业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了中国电影创作观念的改变，二是推动了电影产业机锭的革新。在创作观念上，逐渐摆脱了戏剧电影和电影精英化视角的束缚，电影创作走向商业化和类型化。在产业机制上，电影进出口推动了我国电影生产在制片、发行、放映以及全产业链开发等方面的革新，确立了电影制片人中心制，放宽了民间资本进入电影生产各环节的比例，鼓励国产影片出口，加速了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 　　另外，电影进出口有力的推动了中外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西方文明在碰撞中逐渐交融。但由于中外电影进出口贸易的不平衡，导致传播力量的不对称，不利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构建。 　　了解入世以来中国电影进出口的现状，分析电影进出口对中国电影产业和跨文化传播等各个层面的影响，进而探讨如何在入世的大环境下有效的实现海外电影“引进来”和国产电影“走出去”是本文的研究价值所在。
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史研究

历史恰似一条割不断的时间链条，今天的发展只能建立在昨天的基础上。自晚清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实际上是一个绵延不绝的体系。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被动、屈辱的对外经济开放进程。1978年开始的对外经济开放，成为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对外经济开放历时170多年，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国家演变成全方位开放的国家。对外经济开放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必然选择，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赢得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回顾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伟大历程，总结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探索新形势下扩大和优化对外经济开放的思路和对策，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水平，完善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1章是绪论。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的有关对外经济开放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进而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内容安排及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了简单概括。第2章至第3章研究晚清对外经济开放。第4章至第7章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对外经济开放。第8章至第10章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经济开放。第11章分析对外经济开放的特征、制约因素和经验教训，对中国从1840年到2010年的对外经济开放进行高度概括和提炼，对于中国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经济开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后部分是结论，总结全文并对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未来研究方向做出展望。 　　在对中国对外经济开放进行全景式勾勒和概括后，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坚持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是一个国家抓住重大战略机遇的关键。清政府因为历史眼光的局限性，错失重大历史机遇，失去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只能黯然淡出历史舞台。1978年实行的对外经济开放，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抓住世界产业转移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国的发展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也赢得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赞叹。 　　(2)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特征是：从被动屈辱到主动可控；从任人宰割到实现双赢；从学习西方到中国特色；从漠视华侨到重视华侨；从闭关锁国到融入世界。 　　(3)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制约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国内环境、文化氛围、军事因素、技术因素、法律因素等等。 　　(4)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经验教训：对外经济开放要持之以恒；对外经济开放要稳中求进；对外经济开放要防范风险；对外经济开放要内外兼顾；对外经济开放要精心设计。 　　(5)对外经济开放必须与国内改革同步。如果只有对外开放，没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既难以深入，也不可能持久。清政府向欧美派出留学生的时候，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留学生只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不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结果当留学生开始剪辫子、穿西装时，清政府认为留学生政治上已经不可靠，将留学生全部撤回。清政府甚至对百日维新运动镇压，拒绝进行改革，开历史的倒车，最终被历史无情淘汰。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具有留学经历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既要改革也要开放。可以说，对外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大发展大繁荣，如果没有国内的配套经济和政治改革，是难以保持30多年高速增长。 　　(6)对外经济开放要注重技术学习和制度学习的协调发展。技术的长远发展必须有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制度作为根本保障。南京国民政府和清政府一样喜欢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过分注重技术的模仿，惰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建立了西方的宪政制度，但是本质上还是独裁统治，而这注定南京国民政府逃脱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中国1978年开始的对外经济开放，既有技术层面的学习，也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方面的学习。在对外经济开放过程中，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保证了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又好又快发展。 　　(7)对外经济开放实际上就是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的历史。中国通过对外经济开放，通过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学习和引进世界上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就中国来说，都是开放在前，改革在后。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往往取决于中央政府对外经济开放的领域和路径设计。通过对外开放，中国逐步从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向分工合作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过渡，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不断迈进，中国制造誉满全球。通过对外经济开放，中国真正摆脱了贫穷落后，避免了落后挨打的悲剧。实际上，对外经济开放过程中，也是中国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过程。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迁，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与之相适应。中国在改变，世界也在改变，中国对外经济开放也必然需要扩大和深化。以传统制造加工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客观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西方国家一直在对其不断调整和优化。对中国来说，粗放型和资源密集型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就中国来说，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对外经济开放水平，更好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主动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本文力图在以下4个方面进行创新： 　　(1)对1840-2010年这170年的对外经济开放历史和进程进行全景式描述和概括。根据时间顺序，把对外经济开放分为清朝、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重要阶段。对这170年对外经济开放进程和历史进行概括，为学术界研究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提供有益的探索。 　　(2)对清朝、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阶段的对外经济开放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外开放的研究，当前最重要的是梳理基本历程，要从整体上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既需要研究时间更需要新的研究视角。 　　(3)对1840-2010年这170年的对外经济开放的特征、制约因素和经验教训进行研究总结，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经济开放提供政策建议。 　　(4)对中国向外国派遣留学生进行概括和总结。全文对留学生派出的类别、留学生如何管理服务、留学生学习专业、留学生本身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等进行分析研究，对如何进一步吸引更多留学生回国服务提供建议。
经典作家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利用资本主义作用是一个常提常新的命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的成就开始，到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再到当代中国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资本主义作用在理论上的肯定和实践中的利用是贯穿始终的。经典作家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有丰富的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思想。为此，本文力图通过研究经典文献，运用历史与逻辑的方法、分析归纳的方法和交叉研究法，再结合经典作家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的实践，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系统梳理，发掘和整合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认真分析俄国和中国现有经济形势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因素在两国的发展给予了描述和肯定。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因素在俄国逐步发展起来，俄国可以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在此基础上，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在外国列强的入侵下，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战争打破了封建中国的旧有格局，封建统治者为了自保，意识到中国需要学习西方。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俄国要想巩固苏维埃政权，要想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不能堵塞资本主义发展的通道，苏维埃俄国应该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列宁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具体举措，工人阶级国家应该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积极吸取外国的资本、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专家等。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了经典作家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思想。邓小平提出，利用外资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外国智力参加建设，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等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江泽民提出，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团结新的社会阶层和全体建设者，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等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胡锦涛提出，要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借鉴国外的有益成果和经验，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对人才要实行开放式培养，发展开放型经济等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 　　从经典作家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理论发展有以下若干特点：肯定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掌握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条件和限度，拓宽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渠道，保证正确决策的连续性等。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文化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客观趋势，与文化的交流融合相伴随的是冲突和矛盾的日益凸显，由此产生的文化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我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文化安全问题更加重要和紧迫，本文试图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从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安全的关系出发，分为依次递进的四个部分对文化全球化与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第一：关于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安全的基本理论阐释。对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安全的内涵进行界定，简要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强调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维护文化安全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效。系统全面的阐述了我们国家领导人在文化安全问题认识上的不断深入与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文化安全意识，增强了国家在维护文化安全上的力度，同时也提升了整个国家维护文化安全的能力，对我国的文化安全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系统的分析了我国文化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及原因。目前我国文化安全现状不容乐观，面临很多挑战，不仅有来自外部西方文化的渗透给我国文化市场乃至意识形态领域带来的冲击，还有本国内部的腐朽落后文化阻碍了文化的健康发展。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使文化安全问题更加凸显；二是美国推行文化霸权战略，强占大部分的文化市场；第三就是我国这一阶段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体制机制都不完善，链条处比较薄弱，使西方国家能够乘虚而入，多种因素使我国文化安全问题危机重重。 　　第四：提出文化全球化背景下针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应采取的措施。着重从我国的意识形态入手，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动摇；同时还要加大对公民的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自愿的意识和能力；正确处理文化“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最后通过文化外交的方式促进我国文化的对外交流，不断推动我国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多管齐下，共同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逆向溢出的实证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改革开放的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我国作为世界经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研究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上，更多的是研究如何把外商投资吸引到中国国内来，使得外商企业可以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而对我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像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投资，甚至向欧美等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情况的研究甚少。 　　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的会对东道国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印证。除此以外，研究表明跨国投资不仅会对东道国产生影响，也对母国产生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也是发展中国家快速技术进步的一个便捷途径。 　　本文将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归类综述的基础上，构建技术逆向溢出的机理框架，回顾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并以在全国各省市对外投资额排名第一的浙江省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进一步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浙江省的创新性是否存在关联性，验证OFDI对浙江省的创新能力贡献的大小。通过1985年-2010年的实证结果表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浙江省的技术进步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正向效果不显著，而相比较而言，浙江省的创新能力与本地R&D经费却有着很大的关联度。因此，我国在积极扩大对外投资规模的同时，不应该忽略本国R&D经费的投入，同时也要注重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尤其应当加大对研发资本存量丰富的国家投资力度以及对高新技术行业和制造业的投资力度，积极研究不同国家的不同投资策略，从而为我国更好的技术逆向溢出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与东盟机电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

中国与东盟近年来加快了区域经济合作步伐,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两大区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机电产业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中均占重要地位,是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中国与东盟均属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的国家,目前基本处在相同的发展阶段,双方机电产品出口在第三方市场必然存在着竞争。那么同东盟相比,中国机电产品的竞争力如何,两者的互补结构又如何?随着中国与东盟之间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中国与东盟之间机电产品贸易也必将发生巨大的发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抓住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契机,对中国与东盟机电产品贸易的结构性进行分析,挖掘双边贸易的互补性产品,找到扩大双边机电产品贸易的因素,大力促进中国机电产品对东盟市场的出口是我们当前应该密切关注的问题,这也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本研究首先对中国与东盟之间机电产品贸易的现状与特征进行研究,并构建一个适合评价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的理论和指标体系,利用比较优势指数、出口相似性指数以及贸易互补性指数等多个指标对中国与东盟之间机电产品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进行了定量分析,并找出影响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东盟的主要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又结合CAFTA的建立对中国与东盟机电产品贸易的相互影响进行分析,最后就中国如何扩大对东盟的机电产品出口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双边机电产品贸易形式是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为主,两者之间主要是互通有无、互补余缺为主的贸易。双边机电产品贸易存在着互补性,但竞争的机电产品类别多于互补的类别,从产品品种来看也是如此。随着CAFTA的建设,中国与东盟的机电产品贸易将会逐渐扩大,但受文化等因素影响,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东盟市场的增长性将受到制约。
G银行山东省分行人力资源外包问题研究

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企业组织竞争环境日益复杂,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企业中的角色已不再是单纯的事务型管理者和职能型管理者,而是向战略型管理者的角色转变,许多企业都积极调整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和职能转变,希望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满足企业发展需要,适应企业发展趋势。人力资源外包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人力资源外包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运行成本,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其对企业业务发展的助推作用已日益明显且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成为一种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趋势。 　　G银行山东省分行成立于1999年,主要从事中长期信贷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其业务范围已从单纯的基础设施领域拓展到了支持基础产业、支柱产业、新农村建设、保障房建设、水利、中小企业、医疗卫生和教育等众多领域,有力的推动了我省基础设施建设和一大批惠民、利民工程的顺利实施。在巩固传统领域优势,服务好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响应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号召,积极开拓海外业务市场,通过投融资手段成功支持了一批有能力企业参与到国际竞争中。随着国内外业务的发展,G银行山东省分行日益重视人才队伍这一核心资源的发展,围绕如何调整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更好地发挥其战略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这一问题,G银行山东省分行已开始进行了诸如人力资源外包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本文以G银行山东省分行为研究对象,在对其人力资源外包现状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结合人力资源外包的相关理论及实践应用,对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提出了优化策略与措施。本文首先介绍了人力资源外包的概念、内容、基本理论方法和国内外发展情况,为后面的实践应用作好了理论准备:然后对G银行山东省分行的人力资源外包现状设计了调查问卷进行了专题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深入分析了G银行山东省分行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其进行人力资源外包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接着运用相关理论对G银行山东省分行人力资源外包优化的必要性、优化的具体外包项目和外包商选择进行研究与分析,得出了符合企业定位、适合企业发展和满足人力资源外包需求的外包优化策略,并提出了配套的人力资源外包优化措施,确保G银行山东省分行人力资源外包优化策略得以顺利落地实施。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Africa: Progress, Impacts and Challenges

中国的对非外交政策追及历史,尽管在方法与途径上有所改变,但是从未触及根本原则。目前的外交政策格局与当时政策制定的历史大背景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对非外交仍然遵循(和平共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蕴含着中国外交政策与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然而,由于国内政治与国际环境的改变,中国对非政策的方法和具体实施因此起起伏伏:根据由不断变化的可变因素带来的具体时间表而改变形式。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非洲政策主要围绕极力维护中国以及非洲国家的主权和独立而展开。冷战之风径直吹向边缘国家,导致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结盟运动”的产生。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中国脱颖而出,捍卫自身的思想建设。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着眼点是防止非洲和南美洲国家承认台湾。(阎学通,“中国的国家利益分析”,第二卷,P114.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台湾当时通过公共外交和对其经济优势的使用,试图限制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大陆不断增长的参与。 　　这种竞争被一些非洲国家所利用。尼日尔共和国在1992年同时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发展关系,直到后来选择与台湾建立,最后于1996年又转向中国。塞内加尔于1996年第三次转向台湾。1998年,伴随中国的信心和能力的增加,南非与台湾断绝关系。利比里亚和塞内加尔分别在2004年和于2005年如此效仿。2006年8月,乍得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恢复正常化;马拉维紧随其后,在2007年也恢复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截至2012年,除了四个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斯威士兰,冈比亚之外,已有50个非洲国家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成功地实现了重新团结非洲的政治目标。 　　从20世纪90年代和2001年,中国转变成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大大超出国内生产能力。实用主义开始在外交政策上占据主导地位,中国鼓励走出去寻求能源安全、材料和新的市场的全球战略。 　　尽管中国有更为长期的与政治外交相关的战略,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中国自2001年以来的对非外交本质上由经济外交因素驱使。(这包括中非在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不平等国际规则时的互相支持,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由发达国家提交的反对中国“人权记录”的11项提议。关于经济外交,论文引用了来自中国、非洲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和高层政治官员的观点和说明。比如Li Anshan,He Wepeng,Adams Bodomo,Osita Ezeh,Liu Guijin) 　　贺文萍指出,“中国的非洲政策超越了单纯追求资源的需求。相反,了解中国的非洲政策,关键是采取更为深远的看法,将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追求和中国的全球地位以及其为经济持续发展和在重要的全球问题上需要获取政治支持而做出的努力结合在一起。”[贺文萍,“中国非洲政策的平衡行为:超越资源,载于《中国安全》第3卷第3期,2007夏季刊,p.24。2007世界安全研究所]新出现的现象显示中国对非洲外交政策上的“三管齐下”: 　　i.是中国经济发展主导的外交政策的广泛光谱的一部分; 　　ii.中国线性发展模型的巩固和投影:是中国的历史延续性、现代的吸引力、软权力以及作为不同于西方对外关系和发展模式的替代方式的一部分。[请参考“中国模式:福山与张玮玮之间的对话,新视角季刊,民主制度研究中心,2011秋季,28(4),第40-67页]。 　　iii.在南南合作方面建立一个更广泛的伙伴网络,以在许多地区和全球问题上支持中国,从而保持与发达北方国家的平衡(而非对抗)。 　　国家利益、国际和地区环境、其他角色的行为,在互相依赖中的竞争等因素都在影响着外交政策。相互依存的其他国家根据自身的能力与国际形势,通过这个互相作用互相循环的过程获取利益与好处。[乔纳森·特纳,人权机构:社会进化理论,(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4)p.259]针对这些因素,加上外交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协调和控制问题,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倾向于某些机构的出现如中非合作论坛(FOCAC)来管理这些复杂的力量。在最一般的水平,这种关系围绕物质资本与经济发展展开。在互相依存的竞争中,地缘政治政策通过外交政策来实现.所有的政策制定都为如何获得其他社会的资源和市场服务,反过来这能够决定资源和市场获得、制度构建、生产力和分配过程的水平和形象。最终的目标,是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诸多交易过程中的资本交换。在双边关系的水平上(国家.国家),中国关注经济外交和发展问题,然而在多变关系上(非洲联盟、中非合作论坛),对话集中于非常广泛的问题上,重点在于建立政治基础、支撑和框架以加强经济合作协议,巩固“友好伙伴关系”作为缓冲西方国家在某些全球问题和其他地区事务上施加的压力和非对称条件。如非洲联盟被设想为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与中国联合的政治集团。[根据osita ezeh,尼f=1利亚国际问题研究所总干事。这一框架源于“后天安门”的意识,即中国被西方国家遏制,,结果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团结政策和对不同地区的“挺近.试图建立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某种形式的国际平衡(虽然不是对抗)]在其他情况下,多边水平作为南南合作,加强了平行深化的贸易、投资关系和发展途径,强调了一个基于多国家中心基础上的模型。 　　从现实来看,这种外交政策方法和策略的转变,既不是单一性的,亦非独立隔绝的,因为它是中国强调建设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关系战略的一部分。2006年出版的“非洲政策文件”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立场,说“中非传统友好关系在心形势下面临心的发展机遇。经济主导的外交政策仅仅揭示了中国在寻求相互依存的关系中改变了其优先战略,她要寻求能源安全、自然资源,促进自身崛起(或者说恢复)为一个全球大国;同时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负责人的利益相关者”的魅力和模式的体现。这再现了中国的转变过程,而这个过程自然的将其丰富的历史、文明和一种新兴世界秩序连接起来。[中国模式:福山与张玮玮之间的对话,新视角季刊,民主机构研究中心,2011秋,28(4),第40-67页] 　　用“资源换取基础设施发展”协议已经成为非洲国家外交活动基本模式,在这些国家以及在中国这一模式被认为能够促进生产力可持续增长,实现双赢而被推广。“中国特色”(同西方模式相反)的经济援助促进了外交政策目标诸如“扩大非洲经济增长力范围,扩充外国投资和发展模式”,形成了基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合作关系: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 　　我们的案例研究将向读者展示外交努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以“用资源换取基础设施”协议以及这个协议在中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西南非洲(安哥拉),非洲东北部(苏丹南苏丹)和西部非洲(尼日利亚)的实施为特色展开论述.在双边的框架内,同时在多变关系上强调巩固和管理整体关系。 　　在中国实施其对非洲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中国面临严酷的挑战,如当她面对极端难题时所不得不采取的极端政策:国家利益与“非洲政策文件”中所信奉的基本原则的冲突。对运送武器到苏丹和津巴布韦的解释降低了“和平崛起,不干预和互相尊重”的信条。2011年中国政府在解释向利比亚运送武器的时候试图将政府与公司行为分离开来,进一步显示了这个报告的矛盾性。[2011利比亚危机后,中国发布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关于运送武器到利比亚的报告。根据中国日报崔海佩和赵胜南(音)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称:“没有任何中国公司以任何形式出售武器给利比亚”。据说在其他一些报告,她承认,政府“加强监督军事物资出口,并检查是否规定违反了有关规定”。]虽然这一外交政策倾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它扼杀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基础。中国也需要在某些方面打外交牌,比如亚丁湾和印度洋——这条海上航线是自非洲和中东进口的交通要道。日益增多的不稳定因素,如这一海上航线上海盗、恐怖主义和西方舰船的巡逻,也许可能会掩盖其他大国试图遏制中国的战略行为。 　　在未来,就她的优势和政策制定者的倾向性而言,中国对非洲的动态影响将持续存在并重新调整区域力量平衡。“以资源换取基础设施发展”协议的应用,全线政策原则和方法将继续再现向东转移的偏好。
U公司氧化锆瓷块国际营销战略研究

在过去的20年，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形式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在日益加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瞄准并进入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远涉重洋。在资源的流动之中，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可以割裂。 　　世界的格局正逐渐向东倾斜，对于那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这具有极大的意义:如果能趁此时机用中国市场的杠杆去有效撬动全球范围的资源，并利用这边独好的市场充分发挥资源价值并因此而提升自身能力，同时打通国际国内市场，实现期间互动，那么，这些“走出去”的企业极有可能就此而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企业。 　　本文选取的深圳市U公司，是一家很有代表性的中国高新科技企业，公司在08年开始在国内外市场上推出氧化锆义齿修复产品，在口腔全瓷义齿修复行业，U公司凭着独特的精密陶瓷技术率先引领氧化锆修复材料步入国际市场，进入市场初期的U公司作为全国首家批量生产氧化锆瓷块在国内市场处于萌发期就已初探国际市场，在全球规模生产氧化锆产品厂家中排列第五名。随着时间和行业的发展，U公司由国际市场的引入期到目前的快速成长期，在如今竞争对手林立的国际市场上，U公司的国际营销战略也经历着由蓝海战略也渐入红海战略的演变。 　　本文以U公司为例，基于公司过去发生和现在正发展的一个现实经历，结合中国的一些优秀企业在国际市场营销中的成功案例，并运用一些国际市场营销知识专业的理论分析，比如国际市场环境分析、产品定位、SWOT分析…等，来制定一个适应现在及将来市场的营销战略规划，总结出一些实际可操作性的经验，可能以用于现在的正在国际市场蹒跚前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
国际工程项目承包商索赔风险管理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我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取得了快速发展，承揽的大型国际工程项目越来越多。然而其中有些项目的收益并不理想，普遍存在不重视科学管理和决策、技术水平低等问题。由此可见，我国承包商想要真正占领国际工程市场还需要加强项目的精细化管理，而合同和索赔管理是实现国际工程精细化管理的核心。对索赔风险的分析和辨识可以为承包商索赔管理提供重要依据，有效的避免争端并通过必要的工程索赔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论文首先介绍了国际工程和索赔风险的概念和特点，分析了国内外关于工程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然后根据一般的风险管理步骤，详细阐述了承包商索赔风险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价、风险应对。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介绍了典型的国际工程索赔问题，然后总结并建立了国际工程项目索赔风险识别指标体系，并用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模糊综合评价法给出了风险评价的具体方法和模型。最后依据风险管理的知识体系针对承包商主要索赔风险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并针对我国承包商存在地共性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化建议。 　　论文还结合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口电厂的工程项目实例，详细的分析和介绍了我国承包商处理国际工程索赔风险的过程，并对论文提出的各种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对于我国承包商的索赔风险管理起到了一定的借鉴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