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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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高等教育研究

跨境高等教育目前已成为国际关注的世界性主题，是宽泛的教育国际化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我国而言，建设创新型国家是现代化建设的使命和重要目标，这亟需构建一个更加开放的高等教育系统，以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水平。由此，发展跨境高等教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深入研究跨境高等教育，对提升跨境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跨境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丰富和完善国际跨境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运用比较研究、历史分析和案例研究等方法，以北美、欧洲、亚太等地区的跨境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对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演变、主要类型、实施策略及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探索世界跨境高等教育形成与发展内在的共同属性和规律，并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出深刻的启示。 　　跨境高等教育意指国与国之间高等教育领域中任何形式的人员、项目和机构等跨越国家司法边界和地理边界的流动。其内涵丰富，既是一种跨国办学现象，又是一种高等教育活动;既是高等教育的一个过程，又是高等教育的一种供给模式。跨境高等教育呈现出跨国性、流动性、多样性、复杂性和贸易性等特征，其价值集中体现在增强能力建设，发展人力资源，获取经济利益和促进国际理解。 　　跨境高等教育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迅速崛起，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罗马高教的跨国“游教”和“游学”。自12世纪产生以来，跨境高等教育发展大体经历了12世纪到19世纪末的初步形成，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的快速发展，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兴盛繁荣三个阶段，留下了一串明晰可鉴的轨迹。而且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跨境高等教育，弥散着浓重的时代气息和特征。跨境高等教育受诸多外部因素的钳制，经济全球化、合作区域化、教育服务贸易自由化及国际组织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尤甚。 　　跨境高等教育作为全球高等教育领域新的生长点，其表现形式复杂而多样，但主要有三种形式，即人员的跨境流动、教育项目跨境流动和机构跨境流动。人员的跨境流动，主要包括学生、教授、学者、专家等各种身份角色的流动，其中，学生跨境流动构成跨境高等教育的最大部分;教育项目跨境流动是第二大跨境高等教育的形式，主要包括特许项目、双联项目、双学位/联合学位项目、衔接项目、授证许可项目、远程/虚拟教育项目等;与学生跨境流动及项目跨境流动相比，机构跨境流动的规模较小，但近年来其发展势头却十分迅猛。海外分校、独立院校、企业大学、虚拟大学、收购/兼并、学习中心/教学点、国际教育机构是机构跨境流动最常见的方式。 　　当下世界范围内跨境高等教育的实施，主要受三股力量的拉动，即超国家政府组织、国家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然而，这三股力量推动跨境高等教育实施所采取的策略是各异的。超国家政府组织主要是通过颁布政策及准则、推进文凭及学历学位互认、举办国际会议、实施人员国际交流项目、发挥非政府组织—高校协会的力量等策略来推进世界跨境高等教育。国家政府，包括跨境高等教育输出国和输入国政府，虽然均是借助一定的政策工具及行政手段来力推跨境高等教育，但其实施跨境高等教育的策略各有偏重。高等教育机构是跨境高等教育的主要落实者，其实施跨境高等教育的策略涉及活动和组织两个层面。 　　世界各国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府的支持是跨境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对经济收益的追求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因，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是发展的重要条件，国际合作办学是发展的有效策略，质量保障机制的构建是发展的重要保障。跨境高等教育同时也带来了诸如跨境管理、教育公平、质量保障、资格认可、国际化与本土化、人才流失等一系列问题。世界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主要表现在:重心从学生流动向项目及机构流动偏移，价值取向从发展援助到追求教育贸易，实施模式从“政府主导”走向“院校主导”，聚焦质量保障及国际质量标准的构建，日趋偏好跨境远程教育。 　　跨境高等教育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加入WTO后出现并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是我国教育事业的合理的、积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高等教育功能的释放，发展跨境高等教育都已构成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跨境高等教育是一场深刻的高等教育改革运动，对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革命式的冲刷，对高校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国际跨境高等教育对我国加快高等教育改革、促进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提升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有诸多启示与借鉴:其一，创新高等教育理念;其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其三，加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其四，实施高等教育“走出去”战略。
当代风筝运动发展研究

风筝是一项具有千年历史的民俗传统游戏娱乐活动，清明时节踏青放风筝是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休闲娱乐健身需求也随着而不断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放风筝逐渐超越了传统社会中单纯的民俗活动或游戏的范畴，而发展成为了一项名副其实的集休闲、娱乐、健身于一体的真正的“阳光”体育运动，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对当今我国风筝运动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发展特点以及推动当今风筝运动发展的社会因素进行了有益的考察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风筝运动的健康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在当代社会，我国风筝运动的发展概括起来表现为八个特点:一、是放飞活动日常化。春日里放风筝是我国上千年的民俗文化传统，然而，在人们的休闲娱乐需求不断增长的今天，这个传统被打破了，风筝已成为四季皆宜的休闲运动。二、是参与人员成年化。自古以来，放风筝主要是一种儿童游戏，而现如今，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中老年人成为风筝玩家的主体。三是运动类型多样化。当今的风筝运动基本可分为两大类:传统的单线静态风筝，和新兴的运动类风筝，包括特技风筝与盘鹰风筝，特技风筝可在空中飞出各种轨迹，盘鹰可在空中像“鹰”一般盘旋。四是运动技术高难化。在运动技术上，传统的单线风筝相对比较简单，而新兴的运动风筝则要求放飞者脑、手、眼、腿等身体的各部位协调并用——特技风筝的编队放飞还要求队员间的协同合作，而冲浪风筝更是要求放飞者具有复合型高超技术。五是运动发展组织化。自古风筝就是处于“自然延续”的发展状态。1987年中国风筝协会成立，以及随后一些省、市乃至行业风筝协会的相继成立，标志着我国风筝运动开始走向组织化发展的道路。六是项目比赛经常化。1984年首届潍坊国际风筝会获得成功，1986年风筝被纳入了全国正式体育比赛项目，自此，很多城市或地区，比如潍坊、北京、南京、上海等等，都以风筝节（会）的形式举办各种形式的风筝比赛。七是文化交流国际化。当代中国风筝运动的国际化文化交流始于1984年首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之后，在走出去请进来的文化交流活动中，中国风筝运动与世界风筝运动直接对话并得到了快速发展。八是项目发展产业化。风筝运动的产业化发展首先体现于风筝本体产业也就是风筝制造业，风筝运动的发展极大地带动了风筝制造业的发展，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体现于以风筝赛会为手段的风筝文化产业。 　　当今我国风筝运动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分析起来，推动其发展的因素大致有五个方面:一、是经济的稳定增长与风筝运动的发展。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体育消费已经在消费结构中排到第六。二、是休闲时代的来临与风筝运动的发展。新生活休闲方式，正逐渐确立，随着休闲时间的延长和相对集中，人们在休闲的生活方式是出现了倾向性的变化，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特征。三、是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与风筝运动的发展。1995年，我国颁布了《全民建身计划纲要》，全国上下兴起了锻炼身体的热潮，人们更加崇赏各种户外运动、有氧运动等等，人们也都逐渐的走出了家门，来到了户外。四、是老龄化社会与风筝运动的发展。老人对健康、长寿具有怀旧感的忧患意识，锻炼身体的机会增多休闲比例过高，已成为社会体育锻炼的主力大军。
济南后全运时期体育场馆开发与利用研究

十一届全国运动会是继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的第一个全国性综合体育赛事，是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一次献礼盛会，也是对山东省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全运会的举办推动了山东省体育与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创造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人们的文明素质、社会文明风尚得到广泛倡导，全省人民的东道主意识、主人翁意识更加强烈，国民对于体育运动的精神文化领悟和体育锻炼有益身体健康的意识显著增强。距全运会落幕已有将近三年的时间，为此次全运会修建的场馆也已经掀开了开发利用的帷幕，尤其是《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广泛的调动了全民参与健身的积极性，更大的推动了体育场馆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本文通过对济南全运比赛场馆的调查分析，进一步阐述了十一届全运会后场馆开发与利用的基本现状，通过走访、问卷等调查方法对影响济南后全运时期场馆开发与利用存在的主、客观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从中发现了制约体育场馆开发与利用的诸多因素。 　　本文以济南全运场馆（16个）为研究对象。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献资料法、调查法、逻辑分析法、实地调查法、个案分析法。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济南全运后场馆开发与利用都各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建设在学校内场馆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未对外开放，仅供专业队训练和学校教学、训练、比赛、教职工学生课余体育活动使用，历城区跑马场对外封闭处于闲置状态，其余场馆已在开发计划中逐步对外开放，但盈利、管理等情况相对滞后，总体比较开发与利用运作比较好的是奥体中心，该中心本着“以体为主、以商养馆”的运营模式从管理、设施设备、健身消费者满意度、收支等经营情况，目前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2.济南全运体育场馆虽然已顺利的迈出了产业化的关键一步，但整体经营状况不容乐观，“自我造血”功能不强，大多以“本体经营”为主，开发利用模式相对滞后。存在场馆开发利用模式落后;场馆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很难平衡;场馆使用效率不高;缺乏专业的管理管理人才;场馆营销手段不丰富;对体育场馆无形资产的开发利用不高等一系列问题。 　　 3.济南全运场馆未来将被打造成为一个集体育、休闲、旅游、商业为一体，各产业功能互补、客源互动、设施共用的国内一流的休闲娱乐场所。 　　针对场馆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体育场馆开发利用模式应尽可能向娱乐化靠拢。 　　 2.组织全运场馆协会，建立全运场馆内部局域网，实现体育场馆资源信息共享。 　　 3.建设在学校内全运场馆应积极对外开放，进一步整合自身与周边资源，加强校企、校社联合互动积极创建新形势下的开发与利用理念。 　　 4.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集思广益，转变运营模式，使体育场馆的开发利用模式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企业跨国投资风险辨识与区位选择研究

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方兴未艾。据统计公报显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对外投资机遇，中国的对外投资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但与此同时遭遇到的陷阱和损失也日渐增多。统计表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尤其是跨国并购，成功的案例仅为30％。由于起步晚，缺乏国际投资经验，中国的对外投资屡遭险境，更有一些项目损失数十亿，代价惨痛。如何增加企业风险辨识与防控能力，使更多的企业更好的“走出去”，更健康的“走下去”，关系到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影响着数以万计的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成败，是跨国投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本文以企业跨国投资风险控制理论与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等为起点，根据国家最新颁布的《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结合历年来国家商务部，统计局等部门相关数据，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企业跨国投资发展历程及特征。随后详细论述了企业跨国投资的三层次风险辨识及其指标设计。即企业跨国投资宏观风险——国家风险、企业跨国投资中观风险——行业风险、企业跨国投资微观风险——企业风险，共设计三个层次的指标，包括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38个三级指标，以期对企业跨国投资风险进行详尽全面的识别与评价。然后构建了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总体决策模型。该决策模型包括三个部分，即明确基于投资企业战略定位的跨国投资动机，在初选国的基础上利用三层次风险辨识方法对风险进行分析评价，在风险辨识的基础上利用灰色层次分析法对备选国进行优先排序并最终确定跨国投资区位。该总体决策模型能够对区位选择问题进行量化决策。最后，选取某矿业集团公司的跨国投资区位选择进行案例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及特色在于建立了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三层次风险辨识体系，并采用灰色层次分析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量化决策。本文正试图建立这样一套系统，从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特征入手，深入分析企业跨国投资过程中从风险来源到风险评估计量的各个环节，旨在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一个既有理论深度，又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华老字号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中华老字号是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字号，它不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中华老字号企业重要的无形财产。自从入世以来，国际贸易的交往日趋频繁，中国也进一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来，这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然而，在实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过程中，由于很多中华老字号企业在开拓国内外市场中没有形成良好广阔的国际视野，以及对自身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重视不足等原因，因此，导致频繁出现海内外竞争主体侵犯中华老字号知识产权权益现象的发生，比如老字号被抢注、被“搭便车”等，这给老字号信誉带来重度毁损，严重的阻碍了老字号的健康发展。可见，中华老字号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逐渐成为这些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所面临的重大现实挑战。因此，我国应致力于提出中华老字号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方案，以解中华老字号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时所面临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之困。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是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技术水平、国际贸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发展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就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或协议的建立，并通过国内知识产权制度来实现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关系，只有我国中华老字号知识产权的立法积极地向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标准靠拢，中华老字号的企业才能地获得更先进水平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商号权是各国法律的重要内容，在当前日趋频繁的国际贸易中受到更为广泛和严格的法律保护。然而，当前我国对商号权的立法是处于真空状态，因此，我国应该致力于商号权方面的立法，积极地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靠拢，以寻求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或条约的保护。同时，中华老字号企业也应该注重从中华老字号著作权保护、商业秘密权保护、驰名商标保护等多元角度加强自身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设。这是因为著作权保护、商业秘密权保护、驰名商标保护都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内容，只是在之前的中华老字号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到位，忽略这些保护的途径而已。因此，通过对中华老字号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研究，首先，可以为中华老字号企业积极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其次，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参考，加强中华老字号商号权的立法，构建我国中华老字号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可促使我国民商法律制度与国际法律制度的接轨，并有利于打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不平衡性;最后，可以避免我国动辄上百年的中华老字号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毁于一旦的厄运。
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潜力及突破路径研究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海峡两岸经贸关系虽然也曾经受政治局势冲击，但总体而言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经贸合作日益密切。尤其是近年来，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了制度化协商，基本实现了两岸双向直接“三通”，《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更为两岸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作为两岸经济合作重要纽带的贸易，显然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处理好两岸农产品贸易问题不但是重要的经济问题，更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学界对此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对于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波动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如何？受何因素制约？应当如何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挖掘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这些重要的问题，都亟待深入研究，并给出明确的答案。 　　本文通过文献的整理和逻辑推理和计量分析，揭示影响两岸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制约因素，并测算了两岸农产品贸易的潜力，结果表明两岸农产品贸易大有可为;而如何构建产业链整合机制、突破贸易障碍是促进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得以发挥和进一步挖掘的关键。本文主要研究三个核心问题:(1)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波动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2)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如何？受何因素制约？(3)应当如何选择、设计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提升贸易水平的路径？ 　　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结论: 　　 (1)不同时期影响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因素有所差异。从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增长动因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贸易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出口竞争力效应的贡献;金融危机后，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依赖进口需求效应，特别是其中的需求规模效应;出口竞争力效应和结构交叉效应贡献度均为负值。提高大陆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和改善出口产品结构是推动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的关键。从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动因来看，入世之前，结构交叉效应为推动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入世之后，大陆的农产品进口需求得到释放;结构交叉效应的贡献份额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20％，表明台湾农产品依然能够适应大陆农产品进口需求的调整;出口竞争力效应的贡献在三个时期中有小幅下降，但均在30％左右。 　　 (2)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既取决于台湾的需求，也受制于大陆的农产品供给能力;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的制约因素主要是大陆的需求和本身自我调节能力。进一步研究表明，台湾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取决于进口地区的需求因素，包括进口地区农业增加值、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两地空间距离;而台湾农产品进口的主要取决于进口来源地区的农产品供给能力、两地空间距离和消费需求结构差异。从地区贸易政策来看，大陆对台农产进口的优惠政策，而台湾对来自大陆的农产品进口可能人为设置障碍;台湾在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上存在亲美倾向;台湾与APEC成员的贸易量显著高于非APEC成员。总体而言，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有待开发，特别是大陆对台农产品出口的潜力，2010年相当于实际贸易额的1.75倍。 　　 (3)在两岸经贸合作机制尚未成熟并面临种种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冲突条件下，通过中观产业链利益的整合，理顺两岸农产品贸易利益分配机制是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路径选择，而建立两岸业界共同投资、共同受益、共担风险的两岸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是可行的方案。从功能定位来看，两岸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应当同时具备农产品展示和交易中心、农产品精深加工中心、物流配套服务中心、农产品科技服务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五大功能;从运行的机制来看，企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是必然选择;从营运中心构建条件来看，由于平潭综合实验区具备良好地理区位、基础设施、政策配套和两岸农业及经贸合作经验的优势，是两岸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的首选。两岸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的顺利运行，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尚需要政府在两岸农产品贸易问题进行协商、营运中心的规划审批、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政策扶持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 　　上述三个结论中，第一个结论主要解决了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中竞争力效应、结构效应和需求效应的贡献问题，初步回答了影响和制约两岸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因素;第二个结论则进一步深入挖掘了两岸农产品贸易中政策、空间距离等制约因素的影响，并得出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的基本判断。第三个结论是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结论基础上，从产业链价值实现的视角提出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及提高贸易潜力的路径选择，并以平潭综合实验区为例，提出了两岸农产品营运中心的可行方案。 　　总体而言，本文探寻了两岸农产品贸易制约因素、潜力和突破路径。本文在如下方面可能对已有研究产生贡献:首先，本文对影响、制约两岸农产品贸易因素做了较为深入的挖掘和严格的计量验证;其次，本文从计量上验证了两岸农产品贸易的潜力没有得到发挥，以及台湾当局的农产品贸易政策是阻碍两岸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的事实;最后，本文通过产业链利益实现的视角分析了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提升贸易水平的路径选择，并率先提出了两岸（平潭）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的构想，为两岸农产品贸易乃至农业合作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路径和蓝图。
跨文化背景下企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发生变化。企业如何在国际化经营的同时构建企业国际竞争力成为目前中国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理论界研究的焦点。许多研究表明，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不同于国内经营的最大变化因素是跨文化因素。本研究扎根于中国企业实践，致力于研究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背景下如何利用跨文化因素构建企业国际竞争力这一问题，探讨跨文化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理。 　　在对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细致而深入的梳理基础上，本文根据竞争力形成理论框架，提出了“跨文化-企业文化-企业国际竞争力效果”的研究框架。为求本次研究更加深入、全面并且具有创新性，全文围绕跨文化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理，开展了五方面的研究工作: 　　首先，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企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理论框架，即企业国际竞争潜力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实力，企业国际竞争实力最终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效果。其次，本文以跨文化因素作为企业国际竞争潜力，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国际竞争实力，研究跨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关系。第三，本文借鉴了企业文化外部适应价值和内部整合价值的二分法，将企业文化分为两个层次，提出企业文化对企业国际竞争力效果具有影响。第四，根据理论推理，提出跨文化通过企业文化的外部适应价值和内部整合价值，对企业国际竞争力效果产生影响，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第五，采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对假设和模型进行了验证。 　　实证结果表明，跨文化确实可以通过企业文化的外部适应价值和内部整合价值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具体途径是:(1)跨文化并不直接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效果;(2)跨文化对企业文化外部适应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企业文化内部整合价值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3)企业文化外部适应价值对企业文化内部整合价值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4)跨文化通过企业文化外部适应价值对企业文化内部整合价值有显著的间接影响;（5）企业文化内部整合价值对企业国际竞争力效果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6)企业文化外部适应价值对企业国际竞争力效果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关系，但通过企业文化内部整合价值对企企业国际竞争力效果有显著的间接正向影响;(7)跨文化会通过影响企业文化外部适应价值，进而影响企业文化内部整合价值，并最终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效果。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文化外部适应价值和内部整合价值在跨文化对企业国际竞争力效果的正向影响关系中扮演了关键的中介角色。跨文化并不直接促进企业国际竞争力效果的提升，而是必须通过企业文化外部适应价值，再通过企业文化内部整合价值来达到目的。 　　本文通过理论和文献回顾，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一个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即跨文化因素，并进一步对其进行实证研究，证明跨文化因素确实能够通过企业文化对企业国际竞争力产生显著影响。这为我国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了一条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能推动企业在制定和实施企业战略、建设企业创新型文化时，充分考虑跨文化因素带来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地改善企业管理环境，从而为企业开拓思路，建立新型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力的参考价值。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本文首次对跨文化背景下企业国际竞争力展开研究，从跨文化因素的新视角探讨企业国际竞争力形成机理，是研究框架的创新。本文把国家文化纳入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框架，考察在国家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国际竞争力情况，并基于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国家文化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制。本文是对跨文化背景下企业国际竞争力有益的探索和拓展，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空白。 　　 (2)本文以企业文化做为中介变量，认为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必然受到国家文化因素的直接影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从而构建了以企业文化为中间变量的跨文化与企业国际竞争力效果的关系模型，并依据企业文化外部适应价值和内部整合价值的二分法，分别研究了跨文化因素通过企业文化外部适应价值和内部整合价值两个层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效果的影响。丰富了企业文化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是对企业文化研究的新探索和拓展，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3)本文在国内首次以中国企业为样本对跨文化与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实证研究，是一种创新尝试。目前学术界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较少，而且这些研究大多基于在华的跨国公司或合资公司，而本文则着重以国际化经营的中国企业为对象，研究跨文化因素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数据的创新，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现实状况和发展态势，为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和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贸易效应研究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改革开放初期，为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我国主要以引进外资为主。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走出去”战略深入实施，同时由于世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适应扩大进出口贸易的需要，对外直接投资逐渐发展起来。同我国进出口总量相比，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还很小，投资领域、投资范围相对狭窄。 　　我国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受特定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国对非经济合作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以经济技术援助为主的合作方式占有相当比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积极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同时，更加重视保持和加强同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同时，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对非经济合作由过去以援助为主，发展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取得新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世界格局、中非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非经贸合作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形势趋于稳定，经济连年快速稳定增长。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为中非开创了合作的新形式。2002年非洲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非洲国家间的全方位合作迈上新台阶。同时，中非经济之间巨大互补性长期存在，为双方互利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此背景下，中国对非投资规模增长迅速，这不仅表现在年投资流量和存量的增长上，同时也表现在投资领域和投资范围的扩大。截止到2011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已达162亿美元，非洲已成为在亚洲、拉美之后的我国第三大海外投资目的地。同时，中非贸易快速增长。近年来，尽管受到金融危机扩散的影响，中非贸易依然呈现攀升趋势，2011年双边贸易额达1663亿美元，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我国对非投资在世界对非投资存量中仅占2.9％，对非直接投资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同对外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以往文献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补充作用一般大于它对母国贸易的替代作用。本文运用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研究分析了我国对非直接投资的现状、动因和模式，揭示了其中的独特性;利用计量模型，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证明了我国对非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是积极的，发展对非直接投资可以提升我国对非洲的贸易规模。 　　本文还通过以赞比亚为例的国别案例研究，证明了贸易的增长对投资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这与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研究结论可相互印证，即企业通常在出口规模增加、在国际市场取得一定竞争优势并对市场具备一定深度的认识后才会进行直接投资。另外，在总结我国对非直接投资特点的基础上，本文从行业选择的角度，分析了在若干重点行业领域对非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相互影响，并进而提出推进对非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海外建筑工程项目风险管理以A公司海外项目风险管理为例

本世纪初开始，在中央政府“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在10余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企业经历了逐步地有试探性在国外设立机构，到逐渐开拓业务并占领市场的历程。但随着近些年全球经济萧条的出现，大批的项目计划被取消、在建项目被停工，已完工的项目支付出现困难。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外工程项目特有风险也随之显现。主要原因是中国企业涉及海外工程项目的时间相对较短，在市场研究与开拓、合约管理、工程履约、汇率结算、工程结算等各方面与国际先进企业仍有不小的差距，涉及项目各个环节的全面风险控制比较薄弱，影响了最终的盈利。这些风险已经成为中国建筑企业走出去的重大障碍。 　　本文作者搜集本企业海外市场发展的历史材料，并结合现代市场发展的情况和前景分析，将所在企业30余年国外工程管理的经验进行了回顾梳理，从风险的定义、分类、识别、处理等相关方面做系统的总结，对参与海外工程建设的中国企业起到借鉴和指导作用。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问题分析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与挑战，中国要顺应这个趋势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国际市场，实现多收益。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抓住海外直接投资机遇得到快速的发展，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带来的新机遇，中国企业纷纷考虑走进东盟市场，开发东盟巨大的市场潜力。然而，在东盟进行投资存在不可预知的风险，政治风险是在东盟进行投资所要面临的投资风险之一。政治风险具有难以预测和控制的特点，而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进行投资，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积累的经验较少，对东盟国家的市场了解不够深入，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东盟进行直接投资必须重视的风险。所以，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投资将会面临怎样政治风险，如何规避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政治风险，尽可能降低风险发生带来的损失，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首先根据国内外有关政治风险、对外直接投资、对东盟直接投资、东盟相关发展等文献，对政治风险理论中的所涉及的政治风险的定义、分类、成因、分析方法进行了基础研究。而后叙述了东盟的引进外资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提出政治风险是中国对东盟进行投资过程中的一大阻碍这一观点。本文深入研究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将政治风险的理论与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先论述东盟国家自身存在的一般政治风险，之后深刻分析针对所有外资企业的东盟政治风险成因和针对中国企业特有的东盟政治风险成因。最后文章提出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东盟的政治风险进行规避策略。最后得出，只有通过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着力改善中国企业对东盟的投资环境，以及企业采取有效的规避政治风险措施，从而降低政治风险发生的概率，才能够解决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的政治因素障碍，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国和东盟的投资合作，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发展的结论。
中国大唐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基于东南亚市场的分析

随着中国电力行业“厂网分离”的改革，国内发电行业竞争态势激烈。面对这种形势，各发电集团公司开始拓展国外市场，中国大唐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在这种情况下组建，但如何开拓国际能源市场，该公司应当采取什么战略在国际市场上立足，如何保障战略的实施，亟需研究分析。 　　本文由五个章节组成：第一章主要包含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问题的提出及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和思路和课题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第二章主要阐述了中国大唐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的发展概况、经营现状，对公司内部条件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具体分析；第三章首先对中国大唐海外投资有限公司的外部宏观环境进行PEST分析，之后对公司经营的具体的外部环境进行分析，提出公司经营的发展机遇、发展威胁；第四章运用SWOT分析工具对公司进行分析，提出几项备选战略，最后综合比选，确定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制定了公司实施的投资多元化、一体化业务战略；第五章主要为战略的实施制定一系列保障措施，确保公司发展战略能够实施。 　　通过全篇论文的深入分析研究，得出中国大唐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应选择增长型的发展战略，具体的业务战略为多元化战略和一体化战略。本文的创新点：战略理论与中国大唐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实际相结合的新分析；战略管理理论在能源企业的新运用；战略管理理论在东南亚市场的新运用。本文研究对中国能源企业在东南亚市场的战略选择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
CAFTA框架下广西与云南旅游竞争力比较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设的顺利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不断得到发展，将位于祖国边陲的广西和云南推向了中国－东盟经济圈的中心位置，使之成为了连接中国－东盟的重要国际通道和枢纽，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地区间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旅游业作为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伴随着其合作的不断深入，为广西与云南开拓旅游市场及加速旅游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不断前进，必须积极培育和提升地区旅游业的竞争力。 　　本论文以广西与云南的旅游竞争力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竞争力、产业竞争力、旅游竞争力三者进行了概念的界定，分析了CAFTA的建立对广西与云南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影响，以系统论、区位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从旅游竞争力影响因素出发，构建了CAFTA框架下广西与云南旅游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模型。接着运用相关分析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修正，最终确定了包含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50个三级指标的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在论文的重点部分结合SPSS统计软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十二个省、市、自治区2010年的旅游竞争力进行了详细的横向对比分析，通过分析可知2010年广西旅游综合竞争力比云南稍强，其中在资源禀赋、人力资源、旅游业发展水平、企业素质四个方面竞争力弱于云南，另外分别对广西与云南2001年至2010年旅游竞争力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纵向比较分析，通过分析可知近十年来广西与云南旅游综合竞争力均呈上升趋势，并且云南旅游业抗压能力强于广西。最后通过综合对广西与云南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的结果，得出广西在资源禀赋、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商业环境、旅游企业素质等五个方面的竞争力应着力提升，并针对此提出了提升广西旅游业竞争力的对策。 　　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地区更加清楚的认识自身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及潜力，为政府制定宏观旅游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海外工程项目精细化管理的研究

在海外工程中推行项目管理精细化，就是在工程项目施工的整个流程中，通过对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安全控制、成本控制等4方面的精细化控制，确保项目按合同约定工期完成、保证施工质量、在过程控制中保证安全目标不得突破，通过项目管理的精细化来保证项目利润最大化，通过成本控制实现管理出效益的目标。通过海外工程推行项目管理精细化的总结来探索出一条符合海外施工管理的成功经验，给更多的中国企业能更顺利的“走出去”。 　　本文以柬埔寨金边至马德望230kV输变电工程线路基础工程施工推行项目管理精细化为研究对象，探索中国企业在海外工程逐步推行项目管理精细化的途径，以精细化管理理论和项目管理理论相结合，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分析和总结线路基础工程施工过程控制运用项目管理精细化手段，在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安全控制和成本控制上制定精细的组织机构、考核体系、实施体系、协调配合体系、奖罚体系等管理工具来指导工程施工。部门之间的无间隙配合方法，工作计划和纠偏等手段的运用。通过项目管理的精细组织和实施，以保证项目在规定的节点工期内完成业主考核目标。 　　首先，简述项目管理精细化的起源，介绍国内外企业运用项目管理精细化的渊源，在市场经济中逐步推行项目管理精细化的必要性，介绍柬埔寨电力工程试行项目管理精细化的背景，通过分析和总结束埔寨电力线路基础工程推行项目管理精细化的经验来给其它施工企业提高项目管理过程控制提供一些帮助和借鉴。 　　其次，介绍施工企业项目管理粗放性管理情况，分析我国施工企业在海外施工的项目管理的特点和管理模式，分析海外工程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必要性，介绍项目管理精细化的内容和实施方法。 　　第三，通过柬埔寨金边至马德望230kV输变电工程第三标段项目精细化管理分析，分析项目管理精细化在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安全控制、成本控制上在各个工序过程中如何管理，总结项目管理过程中实施和纠偏的措施，提出项目管理得失心得。 　　第四，论述在海外工程施工过程中要做到项目管理精细化的要求是在制度管理、标准化管理、职能部门协调管理上精细化，对工程项目管理的组织机构的建立、考核制度的建立、总体目标和节点目标的确立、过程管理的调整和纠偏、成本控制的实时监督等实施过程的管理和控制。 　　最后总结出在海外工程施工项目推行项目管理精细化体系的五大管理心得和经验，为施工企业走向精细化管理提出一些可以借鉴的管理经验。
中国—东盟矿业合作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重工业化阶段，能源、矿业资源消耗量将会剧增。但与此同时，我国的能源及矿产资源由于品位较低及采选难的原因表现出相对不足的局面，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才能满足国内对矿产资源的旺盛需求。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进程加速，矿业企业也在积极寻求与国外企业的合作。2010年1月1日CAFTA的建成，给我国和东盟国家开展矿业合作提供了机会，特别是东盟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与我国开展矿业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由于金融在促进产业合作方面的核心推动力作用，我们有必要研究金融在中国与东盟矿业合作方面的支持作用。矿业发展有其特殊性，其融资也具有特殊性，而矿业境外合作对金融的需求又较其他境外投资有所区别。因此，更有必要研究我国在推动中国与东盟矿业合作的金融策略。 　　本文通过梳理企业跨国经营及产业合作过程中金融支撑的相关理论分析，为矿业合作的金融推动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各自矿产资源的优势及开发现状，据此了解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矿产资源是否存在互补性以及是否有合作的必要。在确定了中国与东盟进行矿业合作的必要性及优势以后，我们对矿业合作过程中的金融需求与金融支持进行了全面分析。矿业合作的金融需求包括了资金需求与金融服务需求两大方面，而对于金融支持的考察则分析了金融支持中国与东盟矿业合作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对金融需求以及金融支持的分析，找出金融在支持矿业合作中的供给缺口，据此提出中国与东盟矿业合作的金融推动策略，主要包括政府要加大政策性金融投资境外矿业的力度、加大私募股权投资矿业的力度，加快构建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以及加快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的进程，以更好地实现金融支持的乘数效应。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钽原料供应环境分析与保障对策研究

为保障东方钽业公司的钽原料的稳定供应，本文回顾世界钽行业的发展以及我国钽行业的发展，对现今国内国外行业及资源状况的分析，从政治、经济、行业技术和原料供给等方面，阐述了东方钽业公司发展中所面临的原料保障问题，论证了我国可利用钽资源严重缺乏的困难，国外资源丰富，品质优良的现状，结合世界钽行业巨头公司的原料保障的成功经验，得出东方钽业要长期稳健发展壮大，就要“走出去”，在海外建立原料保障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