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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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北东部边境口岸经济发展探析

    当今世界,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日益显现并不断强化,全球性的经济空间系统已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向。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地域,国与国之间的边境地区是内陆国家或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枢纽地区,蕴含着极大的发展机遇。注重对双边边境地区的开发建设,并且通过对边境地区的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其地缘优势、发挥其应有的经济功能并进而以其为经济增长点带动其腹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在各国或地区达成广泛的共识。东北东部边境地区是我国与俄罗斯、朝鲜等邻国接壤的特殊重要的区域,其与邻国共同边境线上分布着的31个边境口岸,成为东北地区南联北开的重要渠道以及东北亚地区双边和多边经贸往来的主要渠道和重要桥梁。对东北东部边境口岸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对于东北东部边境地区以及整个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交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东北东部边境口岸经济发展问题为出发点,深入分析了该区域口岸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系统提出了本区域边境口岸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br>   针对东北东部边境口岸经济发展无序和缺乏全局性规划的现状,参考相关文献并结合本区域区情,本文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各边境口岸在边境口岸经济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性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评价,将东北东部边境口岸分为核心、重要、一般等三个层次,并对其口岸功能进行定位。而口岸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腹地经济的支撑,本文在划分口岸层次的基础上对口岸腹地展开分析,得出:除了核心边境口岸与直接经济腹地有较好的联系且有一定范围的间接腹地外,其他各边境口岸与腹地的联系性较差,这不仅使口岸的地缘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带动腹地经济的发展,而且腹地的经济支撑作用也没能很好地发挥,影响了口岸经济效益。基于东北东部口岸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外部环境及口岸自身等两方面的问题,并且以对边境口岸的层次分析及其腹地分析为依据,本文提出要利用地缘优势,在创建口岸经济发展的良好境外环境的同时,加强口岸自身的发展:构筑大经贸的口岸经济格局;发挥口岸各自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展;核心口岸为支撑,重要口岸为辅助,一般口岸为补充,整合口岸资源,以此使东北东部口岸形成整体竞争力,促进口岸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边境口岸的地缘优势及其与腹地经济的良好互动,要加强边境口岸物流通道的建设,促进其与更广阔的境内外腹地联系,加强与境内外的经济合作,以为东北东部边境口岸经济的合理有序发展提供参考。

  • 战后日本制造业兴衰对中国制造业科学发展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内容。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制造业的科学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又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br>   二战以后,日本制造业从战争废墟中很快恢复,并迅速发展,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又一个“世界工厂”,取得了令世界惊讶的“日本奇迹”,积累了许多经验,也有沉痛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我国制造业的科学发展吸取借鉴。<br>   战后日本制造业经历了重建复苏、加速起飞、持续繁荣、调整衰退和新的时期等五个发展阶段;主导产业先后经过了以轻工业为主、重化工业为主、组装加工业为主和主导产业“模糊化”等过程;日本的产业发展理论独特,产业政策特色鲜明,对日本战后制造业的迅速复苏和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br>   中国制造业目前正处于一个特殊的重工业化阶段,在加速向更高产业层次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力资源优势减弱和环境保护压力增大等等诸多问题。要实现中国制造业的科学发展,应当借鉴日本战后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重点关注五个方面的问题,即:(1)要合理运用产业政策推动主导产业发展;(2)产业结构要实现转型升级;(3)要实现与环境的和谐相处;(4)要加快制造业海外投资步伐;(5)要高度重视和积极发展中小企业。<br>  

  • 论外交在中国能源合作中的作用

    能源是自然界中能为人类提供某种形式能量的物质资源,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当今国际社会,能源问题已不单纯是能源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早已成为当今世界无法回避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问题。石油、天然气作为世界经济的血液和命脉,是世界外交事务的热门话题,能源已成为外交活动中的重要争夺目标,这也使得能源外交成为当今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问题也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不可避免带来能源需求的不断加大,为了保证能源需求,解决好能源资源不足的问题,中国的能源企业开始走出去,通过投资、合作开发等措施来保证中国有稳定的能源供应。为此,我国在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时,把能源战略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中国外交积极配合国家的能源战略,努力发展与能源供应国的关系,政治上加强相互信任和支持,经济上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运用外交手段发展、巩固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为中国能源需求提供一个持久而稳定的保证。由此可见,运用外交手段开展能源合作已成为调整国际关系必不可少的手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资源需求大国,中国更应该充分发挥能源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从中国能源发展状况入手,阐述了中国能源合作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不同地区中国外交手段和内容的不同,最后总结出了外交在中国能源合作中的作用。

  • 农业“走出去”与中国粮食安全——一个互利共赢的分析框架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的基础作用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广泛影响。粮食产业“走出去”作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有益补充,其重要性在近年来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等政策性文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文以推进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为主要目标,对发展粮食产业“走出去”的背景、趋势、策略等进行了研究与阐述,将粮食产业“走出去”与辅助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相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弥补了现有相关粮食安全理论的不足,将“走出去”应用于粮食产业,具有很强的理论补充与扩展意义.本研究主要分为以下部分:<br>   第一部分对粮食安全、粮食产业化和“走出去”的相关文献与理论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与回顾,对本文的研究重点、创新之处等进行了总括性阐述。<br>   第二部分将重点对粮食安全、粮食产业链和粮食产业“走出去”等概念内涵进行分析与扩展,为其赋予相应的现代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完善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br>   第三部分对粮食产业“走出去”辅助保障粮食安全的背景与条件做出了分析,主要包括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与特点、“走出去”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粮食产业链与“走出去”的联系等内容。<br>   第四部分重视从国际化风险的角度认识我国粮食产业“走出去”过程。重点解析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的诱因、识别和化解、规避等。<br>   第五部分引入了问卷调查与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我国粮食产业“走出去”的因素进行了统计分析。笔者构建主成分分析模型,并应用SPSS软件对调查问卷所获得的样本进行统计学研究。<br>   第六部分对发达国家跨国粮商的成长与扩张经验进行了总结,得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粮食企业发展战略。<br>   第七部分在清晰认识我国粮食企业现状的基础上,在“互利共赢”框架内,结合发达国家跨国粮商的成长经验,提出中国粮商的主体培育原则与战略。<br>   第八部分为结束语。

  • 对外开放与产业升级: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

    借助对外开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近年国内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讨论的一个重要论题,围绕这个论题的学术研究有两个偏向,要么从宏观层面泛泛考察对外开放与产业结构变化或者效率提升,要么从外贸或者外资等具体开放内涵切入考察其产业发展效应,而鲜有以一种综合视野考察对外开放对一个具体产业升级者。本文主旨,恰在于此.即以汽车产业为具体案例,考察包括贸易和投资在内的全面开放对于产业升级的效应。这样一种考察的理论意义在于丰富中国对外开放理论,其现实意义则是为“十二五”规划的制定提供相应的现实依据。<br>   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文章基于产业升级近似于技术进步的假定,从技术流动、商品流动和资本流动三个层面出发,对影响对外开放之具体产业升级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机制进行了归纳和整理。文章发现对外开放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之间的正反向关系应视情况而定。<br>   现实分析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分别从汽车产业发展历程、汽车产业效率变化以及以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为主要内涵的对外开放对汽车产业升级的影响三个角度展开。其中关于汽车产业效率变化的分析发现,中国汽车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最近十二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都处于上升趋势,技术进步是这一现象的主要驱动因素。此外,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对汽车产业升级的影响不尽相同。<br>   实证分析基于汽车整车、改装汽车、摩托车、车用发动机和汽摩配件五个子产业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选取要素生产率指数和研发密度作为产业升级的衡量指标,采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对整个汽车产业和五个子产业对外开放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区别估计。结果发现,出口贸易对于汽车产业升级的贡献大于外资引进,即“走出去”的产业升级效应明显优于“引进来”。基于上述研究,文章最后对汽车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 我国QDII投资风险分析——基于基金系QDII投资市场风险的研究

    随着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海外投资逐渐成为了境内居民热衷的投资渠道。但是从QDII投资的实践情况来看,具有QDII资格的投资机构遭受了种种挫折,因此加强对QDII投资的风险研究将有助于机构防范风险,然而学术上对QDII投资风险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展开研究。<br>   首先,本文从三个方面入手明确研究对象。第一,统计现有QDII投资机构的规模,以规模占比达61%的基金系QDII机构群体为研究对象。第二,根据QDII投资机构的投资标的和投资范围的统计,本文以香港、美国、新兴市场、成熟市场四个QDII主要投资市场的股票市场作为风险研究对象。第三,本文深入分析QDII机构投资股票市场面临的风险因素,并采用层次分析法,明确来自股市的市场风险为QDII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br>   其次,本文根据明确的研究对象,以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编制的以2007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为时间区间的香港、美国、新兴市场、成熟市场指数的日数据为样本进行风险分析。本文采用Copula-GARCH模型建立四个市场的联合分布,以VaR为指标,同时以模拟的方式计算出我国QDII投资风险。本文计算出最优VaR及投资占比,证明我国QDII投资存在较大风险。<br>   最后,本文剖析了我国QDII投资具有较大风险的因为,并阐释了如何利用本文建立的计算投资风险值方法进行风险控制的步骤。文末,本文给出了风险防范的措施与建议。

  • 中澳贸易与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相互依赖理论

    自1972年中澳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与中国密切的贸易联系有力的带动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同时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基于相互依赖理论,研究中澳双边贸易和投资的经济效应,对于理解中澳自贸区谈判进程和中国战略性商品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br>   论文首先从时间维度上考察了中澳经贸合作的历史和现状,发现快速增长的对华贸易和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对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br>   为了全面、系统地分析中国和澳大利亚经济相互依赖的状况,本文根据相互依赖理论设计了敏感性指标、脆弱性指标和依赖系数,从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来研究中澳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性质和程度。研究结果发现,从整体上看,在贸易方面,澳大利亚对中国有较强的依赖性,敏感性很高:但是在个别战略性商品上,中国十分依赖于澳大利亚,脆弱性很高;在投资方面,澳大利亚越来越依赖于中国,而中国反之。因此,虽然近年来特别是自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以来,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对华贸易和投资,但是在中澳经济往来过程中,中国并非完全处于优势地位。<br>   本文还利用VAR模型定量研究了中澳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发现对中国的出口和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是推动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而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更离不开从澳大利亚的进口。<br>   最后,本文从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和中国战略性商品安全两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 出口、对外投资与生产率——来自浙江民营企业的经验验证

    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浙江省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作为浙江省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重要支柱的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在“走出去”的战略选择的过程中,浙江省民营企业积极发展出口业务,拓展海外投资渠道,直接参与国际竞争,这一现象应当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br>   本文将浙江省民营企业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与国际化的模式演进提升到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层面,运用新.新贸易理论对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论述和推导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并构建测算企业生产率的理论公式,对浙江省民营企业的生产率变化进行实证研究,重点针对民营企业在国内经营、出口、对外投资上的决策差异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索。试图深入研究民营企业生产率增长和国际化路径选择的关系,验证新-新贸易理论中的相关观点,对不能得到验证的观点进行进一步解释和分析。<br>   同时,运用浙江民营企业的微观数据验证理论和模型的分析结果。首先利用浙江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DEA方法对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生产率上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浙江省民营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普遍高于非出口企业。其次利用浙江省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和检验的方法,在“临近—集中”模型中测算浙江省私营工业企业如何在出口和FDI之间权衡,结果显示,运输成本和对外投资的固定成本是影响企业在出口和FDI之间决策的主要因素。<br>   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对本文的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将企业分为国内经营、出口企业和对外投资企业三类,对其在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应当采取的策略进行论述。

  •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技术整合风险的生成与演化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以及企业寻求海外运营的多样化,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显著上扬。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海外并购正逐渐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升价值链地位的重要手段。并且,随着“知识型经济”时代的全面推进,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技术寻求型的跨国并购,意在获取外国企业的先进技术、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最终增强企业盈利能力。然而,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逐年递增的同时,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也日益增加,而80%的并购失败案例都源于并购后整合的失败。为此,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技术整合风险问题,意在理清该风险的生成与演化机制,为企业并购后整合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建议。<br>   本文以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海外并购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因素对于并购后技术整合的影响,判别技术整合风险生成的不同指标;根据调查问卷对各指标进行量化分析,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出主要的影响因素,并据此引入相关理论分析,建立动态仿真模型,模拟技术整合风险的动态演化机制;然后,分析上海汽车收购韩国双龙的案例,对仿真模型的进行有效性检验;最后给出政策建议。<br>  

  • 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风险研究

    本文从区位风险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面临的风险。具体来说,本文根据风险因素的来源,把区位风险分成政治风险、社会与文化风险和经济风险三个纬度,并通过距离变量衡量政治和社会文化风险的大小。经济风险方面,我认为要区分不同投资动机(即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分别分析。我假设所有类型的投资都会关注政治风险和社会文化风险,但不同类型的投资关注的经济风险却不尽相同。<br>   接着,本文选取了21个中国制造业投资较多的国家(地区)作为样本,先利用聚类分析和自组织映射模型(SOM)综合分析政治风险和社会文化风险两个纬度。两个模型的结果均把21个国家分成2大类和5小类。SOM模型还实现了自动对变量赋权重。进一步,本文利用以上分类结果,分别建立回归模型,分析了对不同投资地区,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各经济变量的敏感度。结果显示,在与中国政治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较近的国家,投资量与成本因素相关;在与中国政治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较远的国家,投资量与市场因素和技术因素相关。<br>   最后,本文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序贯博弈模型,为投资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提出了区位风险防范建议,并且结合了海尔海外投资的“三位一体”模式,进行了理论与现实的验证。<br>  

  • 中国拓展东盟工程承包市场研究

    国际工程承包作为中国建筑业“走出去”的产业,同时带动了工程设备和劳务人员的输出。东南亚是中国工程承包的重要立足点和“试验田”,研究这一市场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潜力,并总结经验,为在该区域及世界其它区域的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br>   本文通过对比中国承包商在全球和东盟市场的发展现状,得出东盟市场在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中的战略定位。本文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中国承包商在东盟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并研究了次贷金融危机对中国承包商的影响。<br>   研究表明,中国承包商在东盟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东盟国家的经济水平和中国在东盟FDI水平。此外本文通过实证得出金融危机带给中国承包商是机遇。危机下中国在东盟的业务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一向是中国对外承包的竞争优势,但数据表明,东盟国家除新加坡外普遍限制劳动力的输入,中国在东盟的劳务合作数量还十分有限,限制了这一优势的发挥。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的情况下,为提高竞争力,应充分发挥自贸区带给中国承包商的竞争优势,在政府加大支持力度的情况下,中国承包商应采取有竞争力的进入策略。<br>  

  • 澜沧江船舶航行诱导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澜沧江——湄公河是东南亚第一大河,流经中、缅、老、泰、柬、越六国,有着“东方多瑙河”的美誉。澜沧江——上湄公河国际航运(本文中仅指在中国云南景洪港至泰国清盛港之间的通航河段上进行的水上运输)起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流域各国在经贸合作方面不断深化,现已成为连通流域各国最为便利快捷的商贸通道和传播友谊的桥梁。然而澜沧江——上湄公河国际航运的发展是极其艰难的。澜沧江——上湄公河(中缅边境243号界碑至老挝万象之间的河段称为上湄公河,下文中将澜沧江——上湄公河简称为澜沧江)属于山区河流,礁石林立,航路狭窄,水流湍急,通航条件极其险恶;流域内各国均属发展中国家,用于发展航运的资金紧缺,通航保障机制落后;截至目前流域各国均未发布可指导船舶航行的航行图。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对船舶安全航行构成极大威胁,水上交通事故时有发生。<br>   为了推进澜沧江国际航运的健康发展,本文依托云南省交通厅科技项目,借鉴公路交通中的车辆路径诱导方法,对澜沧江船舶航行诱导系统的关键技术进行研究。首先将152幅TIFF格式的澜沧江手绘航行图进行坐标配准,研究了基于S-57标准的澜沧江物标分类及编码方法,建立了澜沧江S-57航行图图库。其次,设计并实现了根据船位序列自动判断船舶沿江上行或下行的算法,从而为船舶航行诱导提供基本依据。最后,整合了S-57内河电子航道图显示系统与澜沧江船舶航行诱导系统知识库,实现了在电子江图上实时显示船位和航迹,同时能够根据上下行算法自动判断船舶上、下行方向,并以图形、文字和语音方式指导船舶驾驶,达到了船舶助航和航行诱导的目的。<br>  

  • 环渤海地区港口海上交通运输复杂网络演化研究

    交通运输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和先决条件,扩大了国际间经贸合作和人员的往来,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交通运输网络是以交通运输线路、运输站点、运输设备及相关设施共同构成,经济和效益上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几乎涵盖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国防等各个重要领域。所以,对交通运输的网络的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对指导交通运输网络的规划、建设、管理及运营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br>   以往的交通运输网络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图论、分形理论等方法上,主要围绕运输网络的空间组织与优化、经济效率等,缺乏从整个空间网络上进行整体的研究。而交通运输网络是一个综合、动态、开放的复杂系统,需要运用管理科学、信息技术、控制论、经济学等多种学科进行研究,不能从单一的某方面去研究交通运输网络。复杂网络理论为交通运输网络的复杂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但目前对交通运输网络的复杂性研究尚还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本文运用复杂网络理论对环渤海地区的交通运输网络进行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指导交通运输网络的形成、建设与管理。<br>   本文首先介绍了复杂网络理论和交通运输网络的基本理论,并将复杂网络理论和交通运输网络结合起来分析了海上交通运输网络的复杂性;然后介绍了网络的四种典型拓扑结构,并分析了不同拓扑结构下的交通运输网络,得出海上交通运输网络的拓扑结构是多枢纽的轴辐网络;再次以港口为中心,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环渤海地区的交通运输网络情况,包括铁路运输网络、公路运输网络以及环渤海地区的海上运输线路形成的网络;最后,运用改进的BA无标度网络演化模型,选取环渤海地区主要的港口及其腹地的经济总量、吞吐量和港口之间的海上距离作为影响因素得出各个港口的吸引度,以及连接的概率,通过计算得出了环渤海地区海上交通运输网络的演化情况,即环渤海地区内部的海上运输网络以大连、天津和秦皇岛港为最主要的枢纽港口。<br>  

  • 蒙中能源矿产开发合作:现实与未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尤其是能源贸易增长迅速。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等能源资源急剧减少,世界各国为此展开激烈争夺。就蒙古国而言,以丰富矿产资源为主体的开采产业能够促进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煤炭和石油等矿产品出口贸易总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显著上升,大力促进了蒙古国国内经济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本国矿产资源的作用,蒙古国政府制定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及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相关策划,并且投入运行以煤炭、石油为主的生产能源战略大型矿区。<br>   因此,世界上多个经济强国相继投资开发蒙古国的能源资源,构建开发能源旷产合作关系。但是,蒙古国的矿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国内相关基础设施落后,攻治政策缺乏稳定性,导致将蒙古国成为原材料出口国。这意味着蒙古国经济社会运行极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矿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作为与蒙古国接壤区域最广、边界线最长的邻国中国也参与了蒙古国能源资源投资开发的国际性竞争并己成为蒙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投资国。蒙中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经贸合作发展前景非常广阔。<br>   本文对蒙古国经济发展情况及经贸结构特征成因做了介绍,重点分析了能源矿产业发展现状与其在国家经贸运行中的定位和影响,并针对能源矿产在蒙中经贸合作中的定位和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br>   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课题的背景、意义以及本文目的;第二章介绍蒙古国近年的经贸运行发展历程以及结构和政策方针;第三章分析蒙古国能源资源领域合作情况以及蒙中经贸关系中矿产合作的定位和前景;第四章研究了扩大蒙中两国合作开发能源资源的必要性和中国的优势;第五章阐述了制约蒙中矿产合作的问题;第六章提出了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的对策与建议。<br>  

  • 辽宁省境外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

    随着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都既需要本国自身的力量,也需要其他外部因素的推动。因此,我国不仅要利用国内因素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而且要贯彻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大力开展境外投资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目前,以重工业著称的辽宁省的境外投资发展势头强劲,这必然会对省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辽宁省境外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辽宁省境外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关系为主线,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辽宁省境外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并提出了以境外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br>   本文首先从境外投资的动因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文献综述和评价,指出现有研究的成就以及研究的不足之处,为下文的写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本文阐述了境外投资与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理论,重点论述了境外投资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所体现的含义,并分析了境外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影响机制。然后,结合收集的数据和图表详细介绍了辽宁省境外投资的发展现状和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指出境外投资在辽宁省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接着,构建了辽宁省境外投资存量与三次产业产值构成的时间序列模型,实证分析了辽宁省境外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的基础上,结合辽宁省自身的发展现状,提出了以境外投资促进辽宁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br>   本文在理论分析以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辽宁省境外投资对省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够为将来辽宁省开展境外投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有益的借鉴。<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