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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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印欧关系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

在全球战略格局中，印欧关系占有重要战略地位，其发展演变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亚太地区的未来走势。综观印欧关系全貌“起伏跌宕”，但双方最终在螺旋式上升的曲线中找到了合乎现实的定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而印欧之间的战略分歧不可能短时期消除；由于双方仍有较大的共同战略发展空间,携手合作便成为双方共同的选择。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使双方利益交织依存加深，印欧关系的走向影响了亚太格局的未来，亚太地区力量的互动也影响着印欧关系的发展方向，印欧之间有效的合作是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前提之一。欧盟认为“加强欧盟在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存在，把这种存在提高到扩大后的欧盟在全球的地位相称的水平”，需要同印度紧密的合作。印度也同样认为欧盟在其全球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助于实现全球大国战略梦想。印欧关系的发展早已从单纯的经济领域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功能领域，政治对话机制涵盖各个级别，双方交流日趋频繁和制度化。至于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打击跨国犯罪等，也是印度和欧盟共同关心的话题，所有这一切都将促使印度和欧盟之间关系的发展。 　　印度与中国都是亚洲大国，同时中国又是印度最大的邻国，因此在印度的对外政策中，中国一直占有极大的分量。欧盟作为全球重要的战略棋手与印度在亚太地区展开多层面合作，必然对中国周边安全产生影响。中国面对印度和欧盟合作只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才能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安全。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分析法、类比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期问题论述得更全面详尽、浅显易懂。在结构和内容上，本文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印欧关系的发展历程。纵观印度和欧盟关系发展，其发展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指1947年以前，印度与欧洲国家间表现为觉醒抗争，殖民侵略。第二阶段1947年—1993年，印度与欧共体间表现为经贸引领，政治破冰。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印度与欧盟间表现为深化合作，互利共赢。 　　第二部分：新世纪印欧关系的内容与特点。这一部分运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归纳总结出新的国际形势下印欧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政治上，互尊互信、求同存异。表现在互访频繁，加强沟通对话；平等互信，交流形式多元化。经济上，互利互惠、平等协商。表现在平等对话，经贸合作机制保障；互利共赢，贸易和投资合作领域扩大。文化上，交流互鉴、取长补短。表现在政府引导，民间跟进，多元文化交流频繁；人才交流、专项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安全上，协调磋商、全面合作。表现在军事合作交流增多，协调对话，磋商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应对共同威胁。 　　第三部分：影响印欧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综合运用各种分析方法，对影响印欧关系发展进程的因素进行剖析。其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共倡西方民主价值观念，但历史心理阴影难以消除；战略利益互需强劲，但战略目标迥异牵制合作步伐；经济利益驱动经贸发展，但核心利益丝毫不容侵犯；地缘政治利益相互吸引，但各自国内因素困扰双边。通过剖析将会使我们对印欧关系发展的实质有个相对完整的理解，以期对我们预测印欧关系发展的趋势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第四部分：印欧关系发展对中国的影响。这部分既是本文的重点，也是本文的难点。印欧关系的发展既有有利于中国的方面也有不利于中国的方面，为下文中国提出应对之策埋下伏笔。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多边政治对话全面加强，但彼此间猜忌依然存在；跨地域经贸合作日益加深，但冷战思维时常浮现；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但中华文化对外交流“逆差”显现；防务安全机制广泛建立，但“遏制中国”反成共识。 　　第五部分：中国的应对之策。针对上述影响，本部分主要提出四个方面的对策：开展多层次政治对话，增进中、印、欧多边互信。加强地域间经贸合作交流，构建多边经济合作平台。完善对外文化交流战略，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增进防务安全合作互信，营造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这些政策有的放矢，必将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总之，印欧关系的发展并非偶然，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但双边关系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依然会有制约因素的困扰。基于目前双方共同的利益，合作仍将是主流。当中国因素成为双方合作的共同选择时，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的周边安全与稳定。因而，中国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及时予以应对。
改革开放后投资视角下的东南亚华商网络问题研究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东南亚华商网络重新扩展到中国大陆以来，华商网络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过去的20多年里，在华商网络的框架下，东南亚华商资本在中国大陆进行着资金、资源、人脉的全方位整合，形成了华商、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国合作，多方共赢的局面。本文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着力研究东南亚华商网络在中国的投资状况，进而对东南亚华商网络与中国大陆的进一步合作进行分析和预测。 　　对于东南亚华商网络的内涵，海内外理论界学者与实务界人士众说纷纭。本文认为，东南亚华商网络是以东南亚华人商人群体为特定主体，以家族、族群、地区、行业、社团等为社会基础，以五缘关系为联结纽带，以共同利益尤其是共同经济利益为核心的一种关系网。它是以经济性网络为主的综合性网络，实质上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广泛商业网络。这是一种比较主流的提法，也与当下的时代背景相符合。 　　在界定了东南亚华商网络内涵的情况下，本文用翔实的数据资料阐释了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大陆投资的现实状况，并从投资阶段、路径、行业及领域四个方面结合东南亚华商网络对其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然后从东南亚华商网络的投资动机、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及积极的对华政策与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需要三个方面，对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大陆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大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有效缓解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中资金短缺的问题，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合理化发展；引进大量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进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较大规模地增加了国内就业，促进了人力资源开发和职工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东南亚华商网络的发展也带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联系的加强。促进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增进了双方之间的互信。最终推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建设。 　　东南亚华商对中国大陆长期的投资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如果不能迅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其严重后果甚至可能导致东南亚华商网络的倒退或者消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宽，华商投资在中国受到的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的竞争越来越大。由于东南亚华商自身实力有限和投资动机中存在的短期行为的限制，这些问题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有效地解决，居住国的居民质疑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的呼声在东南亚也从未停止过。这两方面问题的存在使得东南亚华商网络的发展壮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本文以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东南亚华商网络能够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的历史机遇，从原来的单向投资中国大陆变为双向投资，其中最重要的是做好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粘合剂，与中国大陆的投资企业合作投资东南亚。如果能做到这点，一方面壮大了华商网络，另一方面也使得东南亚国家的居民能够得到实惠，质疑的声音也能够变少。 　　最后，本文通过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过程及对双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大胆地预测了东南亚华商网络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得出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的历史机遇壮大东南亚华商网络是双边经济良好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
基于SOA和XML数据库的翻译管理平台的改造

随着WTO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走进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实现企业国际化及本地化因而显得越来越重要。本公司作为翻译外包企业要为多家企业提供实时翻译业务，这牵涉到要与许多不同公司之间的数据传输问题。这些数据涉及不同领域、不同形式、不同要求，其处理需要统一流程，进行统一管理。传统的软件开发技术已经跟不上这样的需求，这就需要一种松散耦合、统一接口、数据存储灵活的技术。 　　面向服务架构（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是实现软件系统松散集成的新型技术架构。和对象以及软件构件相同，在SOA中服务是分布式网络上构建复杂系统的最基本的“建筑材料”。在SOA架构下，代替传统关系型数据库，一种更灵活、传输更方便的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数据库能更好地支持数据的集成和交换。 　　本文针对翻译业务所面临的新的挑战，运用SOA架构与XML数据库技术对现有的翻译管理平台进行了改造，包括需求的重新分析、架构的优化，架构各层的改造、服务的分析、设计与实现、以及新平台的测试和试运行。 　　本文首先对现有翻译管理平台做全面的问题分析。原有平台由6个子系统组成：翻译作业导入/导出子系统、翻译子系统、作业分配子系统、销售管理子系统、人力资源子系统、财务结算子系统。各子系统是由各部门自建，信息互不连通各自为政致使形成了信息孤岛，翻译业务流转须靠手工完成，造成信息延误、出错、冗余等问题。 　　其次，本文根据翻译业务流程，对平台的需求从功能和性能两个角度进行重新分析，建立用例模型。接着，采用SOA对平台进行架构优化，新平台架构分为6层：界面层、协同层、流程层、服务层、组件层和资源集成层。并运用SQL Server 2005中的XML数据类型对原有平台的数据库进行重新设计，运用SQL Server2005中新增的XML数据类型来存储作业文章。然后采用面向服务方法，对服务层的服务进行分析、设计和实现。 　　最后，本文对改造后的新平台进行了功能测试和压力测试。目前，新平台已在公司中试运行。测试和试运行表明，新的基于SOA的翻译管理平台由于其灵活性、可操作性及便捷性，极大地提高了公司整体的翻译速度和翻译质量。
中国移动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前期研究——基于中国移动在巴基斯坦投资项目的分析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贷危机引发了全球信用市场的动荡，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产、美洲银行收购美林集团、AIG集团陷入危机，美国金融市场受到了强烈的震撼。2008年下半年以来，欧美相当一部分强势企业先后陷入财务困境，金融危机正在演变为深层次的经济危机，一旦金融体系崩溃，企业的运营链条很容易断裂，更多企业将进一步陷入困境。然而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移动2009年仍然保持了良好的上升态势，用户数量、营运收入和净利润都实现了持续的增长。中国移动持续加大在营销渠道、客户服务、网络优化、支撑系统、研发等方面的资源投入，在新的竞争环境下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金融危机为现金流充沛的中国移动实施国际化战略创造了绝佳的机会。 　　本文从企业海外投资的动因入手，借鉴西方跨国投资的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阐述了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最新成果。论文运用PEST分析、波特五力模型分析等战略管理的理论、工具、方法对中国移动所处的国内外环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国际化是中国移动这样一个大型国有控股公司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这次汹涌的金融危机，固然对于中国移动的国际化战略实施是一个挑战，但更是一个机遇。论文回顾了中国移动国际化的经历，重点就中国移动收购巴基斯坦Paktel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并与沃达丰的国际化战略进行了对比研究，针对中国移动在巴基斯坦投资案例中所体现的问题，提出中国移动在巴基斯坦市场的国际化战略的三个层面，他们是：在公司层战略上发挥母合优势、合理选择国际化路径，在业务层战略上创造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在战略实施方面从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管理和跨文化管理三项来增强国际化战略实施能力。
蒙古“多支点”外交战略研究

完全被中俄所包围的蒙古具有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有“亚洲的心腹地带”之称。冷战期间，蒙古依附于苏联，被戏称为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战略。 　　冷战结束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贫困交加的国内窘境，蒙古政府经过几年的摸索，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全方位、多支点、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从而第一次拥有了真正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蒙古的“多支点”外交战略以均衡地发展同中俄两大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主要目标，同时积极寻求“第三邻国”，试图通过发展与美日等大国的关系来牵制中俄。除此之外，积极参与本地区的安全和经贸合作也是蒙古外交的重要内容。蒙古开始着力于改变过去闭塞和孤立的外交局面，转而实行一项以同中俄睦邻友好关系为根本，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外交新战略。这个新战略是以更好地维护本国的独立和安全，促进本国的经济好转与发展为目标的，是符合蒙古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 　　在这个新战略的指导下，蒙古外交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和突破。与中俄的对等交往实现了蒙古与两大邻国的友好相处局面，为蒙古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通过积极发展与美日等“第三邻国”的关系，以此来抵消中俄在蒙古的影响，使蒙古至少在心理上获得更大的安全感，并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和投资，同时与美日等大国的紧密交往也使蒙古的国际影响大大提高；而通过开展全方位外交，积极参与本地区的安全和经贸合作，蒙古又为本国安全再加了一道保险，进一步吸引了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促进了本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 　　可以说，蒙古现行的“多支点”外交战略是非常灵活、务实的，在实践运用方面也取得了良好成效，为蒙古争取到了尽可能多的利益，是现阶段最适合蒙古国情的外交战略。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FDI影响的实证研究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毫无疑问，这种局面是与我国长期采取的“引进来，走出去”战略离不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外商投资企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联合国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06年我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高达694.68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固定资产形成的8％。自2002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吸引FDI最多的国家以来，到目前为止在所有国家的排名中一直占据前三位，FDI存量已占我国2006年GDP的11.1％。“十五”期间，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700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和发展中国家首位。 　　从实践看，FDI这种高增长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既反映了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巨大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与长期以来鼓励外资流入的政策有关，更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而汇率较大幅度地波动则会破坏我国对FDI的吸引力，这不仅会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还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增长。那么人民币汇率水平及波动究竟对FDI的流入产生了什么影响及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 　　文章采取现代GARCH模型分析了汇率波动对FDI的短期与长期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负面效应很明显。总体上讲，如果人民币升值和比较大的波动，我国吸引的直接投资会减少，反之，直接投资则会增加。从实证角度来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负效应则尤为明显。发现1994年以前的汇率波动幅度比较大，而之后的波动幅度则比较小。发现汇率波动对FDI产生负影响存在一个“门槛”，即幅度比较大的汇率波动阻碍了FDI流入，而幅度比较小的汇率波动却吸引FDI的流入。笔者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演绎与推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FDI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期为我国的引资策略提供充分的理论和实践证明，并就人民币汇率制度提供建设性建议。
中国在东盟一体化中作用的思考

出于地缘政治原因和现实利益考虑，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一体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三大方面：政治合作的主导作用、经贸交往的推动作用、安全合作的提升作用。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崛起速度明显加快，东盟的发展也再次驶入快车道，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在推动东盟一体化中却遇到了许多新问题。由于经贸结构相似，双方在国际贸易和招商引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竞争；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戒心并未消除，“中国威胁论”不断在东盟国家发酵。因此他们奉行“大国平衡战略”，引进区域外的美国、日本、印度等力量来分化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中国东盟间的关系更加微妙；非传统安全因素在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地位上升，但是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缺少必要的双边或多边安排与合作经验，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对双方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新世纪的新局面对中国在东盟一体化发挥作用也提供了机遇。这种机遇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中国东盟开展了良好的经贸合作；在政治领域，则表现为频繁的高层交往和在有关问题上的相互谅解；在外交领域，这一时期双方更加重视制度建设，希望发挥多边外交的作用；在安全领域，除了传统的安全合作外，该时期非传统安全因素明显上升，双方的合作面更加广泛，基础更加扎实。 　　为了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在新世纪顺利发展，面对新挑战，双方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对中国来说，首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层次，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其次要推动中国东盟间各层次的人员交流，开辟民间外交，以此增强中国东盟间的政治互信；再次，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双方应该尽早建立起制度化的磋商机制，以便及时应对各种挑战。
后苏哈托时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研究

后苏哈托时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两国的政治互信逐渐增强，经贸合作日益密切，安全领域合作不断深化，文化、教育交流广泛。推动两国关系良好发展的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双方国家利益中存在着共同点。反对霸权主义，建立一个多极化、平等化、民主化的世界是两国政治利益中存在的交汇点；发展两国各自的经济、消除贫困是两国经济利益中的交汇点；维护国家安全，为国家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的周边环境是两国安全利益中存在的交汇点。第二，印尼华人的待遇改善间接促进了两国关系发展。后苏哈托时代，华人的合法权利及利益得到了有效保障，这既利于印尼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中国与印尼关系的友好发展。第三，中国的“公共外交”在中印尼关系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消除了印尼对于中国方针政策的一些误解，加强了双方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但是，两国关系发展中也存在着制约因素，如：美国、日本这两个大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对中国与印尼关系发展进行阻挠；中国与印尼的安全合作缺乏有效的危机防范机制；双方贸易中存在着竞争及贸易结构不合理的现象。针对这些制约因素，两国应采取以下措施进行调节：首先，要协调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为中印尼关系发展减少阻力；其次，要完善双边安全合作机制；最后，努力发展双方互补性贸易、拓展双方贸易空间。新时期，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的友好关系发展前景广阔。
我国对非直接投资的立法思考

近些年来非洲大陆经济取得了一些发展，非洲的政治环境也日益改善，非洲国家纷纷开放市场，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法律吸引投资以促发展。许多国家逐渐扩大对非洲的投资。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我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也迅速发展。对非直接投资成为时下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我国与非洲国家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中非深厚的友谊为我国投资非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给非洲带去了实用技术，培养了所需人才，丰富了市场，提高了当地生活质量，增加了税收，创造了就业机会，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我国急需的能源，可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我国对非直接投资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我国对非直接投资的进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法律来引导和规范。非洲是一个特殊的区域，这种特殊性在于非洲本身的特殊情况，也在于我国对非特殊的政策，使得我国对非直接投资不同于对其他地区的投资。而我国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立法本身就存在不足，在适用对非直接投资问题上就更加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此，需要制定一部单独的对非直接投资法。 　　本文首先介绍非洲的投资环境和我国对非直接投资的现状，并指出了我国对非直接投资的重要性以及现在存在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法律来规范。随后介绍了我国现有的对非直接投资的法律，包括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再而提出了构建我国对非直接投资法的必要性，一方面由于非洲问题的特殊性，中非关系的特殊性，我国对非洲实行了特别的政策，这也使得我国对非直接投资不同于其他地区，我国对非直接投资是以对非政策为基础，与贸易和援助相结合。另一方面我国的现行有关对非直接投资法律存在缺陷，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对非直接投资中遇到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单独的对非直接投资立法。最后是有关立法的构建问题，通过借鉴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结合我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实际，对制定该法涉及的主要问题予以阐明。
中非司法协助初探

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外交关系已经有50多年，近几年来中非政治互信明显加强，高层互访频繁，双方共同点和利益交汇处不断增加；中非经贸合作成绩卓著，文化交流与合作更加丰富多彩；中非在国际事务和非洲地区事务方面的合作更为密切。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进一步明确强调了中非法律合作的重要性。中国与非洲的法律合作是否有历史可以借鉴，合作又应当如何进行，这些问题刻不容缓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而在中非法律合作的问题中，中非间的司法协助问题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中非间司法协助合作在以往是如何进行的，今后的合作又应当如何改进，这些问题也急待解决。 　　本文首先对中非间司法协助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其中对司法协助的概念、范围、依据、基本原则先行阐述，再对中非间司法协助条约的现状、缔结的工作程序以及司法协助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进行论述。随后，本文从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角度分别介绍中非间的司法协助条约的情况。关于民事司法协助条约，本文首先介绍了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机关、争议的解决等基本问题，再而对民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的域外送达的概念、方式、主要程序等问题进行介绍，然后是对民事司法协助中域外调查取证的基本问题、方式与范围、主要程序进行介绍，随后对中非间民事裁决中承认与执行的基本问题、法院管辖权的确定、法院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主要程序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进行介绍。此后，本文对交换法律情报、免除认证、文书的证明效力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关于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本文首先介绍了刑事司法协助的范围及特点，之后对中非间的刑事司法协助的原则进行了详细介绍，随后本文介绍了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的范围、途径以及实施。之后本文对证人与鉴定人的保护、在押人员出庭作证、刑事诉讼结果的通报、费用问题分别作了论述。最后，本文介绍了中非间引渡条约的基本问题、主要程序以及引渡的执行。
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问题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理论开始了一场悄悄的革命，以产业内贸易理论为代表的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成为战后国际贸易的最新前沿。作为挑战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一种突破口，产业内贸易理论为各国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从而可以摆脱传统理论束缚实现更加动态的贸易利益。长期以来国际上对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都集中在欧盟等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否存在产业内贸易缺少专门的论证。 　　东盟成员国是中国的友好近邻，相互有着传统的友好往来，交流源远流长。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在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往来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方的经贸合作与发展进程加快。2004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突破100亿美元大关，东盟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经贸伙伴。从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现状及趋势来看，“10+1”自由贸易区将是双方贸易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经济大背景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位置也在不断产生变化，无论从国际生产分工理论还是从现实中国与东盟产业结构和经济贸易的数据分析来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关系将更加紧密。在双边贸易迅猛发展的同时，随着双方经济结构的升级，双方贸易结构己发生改变，双方逐渐由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发展。 　　本文利用GL指数分别对中国与东盟总体产业内贸易及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了系统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双方产业内贸易水平显著提高，进入21世纪双方的产业内贸易呈现波动；随着工业制成品贸易比重的提高，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也随之上升。在此基础上，本文阐释了影响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缘优势、双边贸易的互利愿望、国民收入、比较优势和跨国投资等方面，最后，本文从政策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促进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演进机制及其政策研究

论文以适应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高技术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运用演化理论的基本逻辑，通过理论研究、案例分析以及实证观察，试图阐明高技术产业集群演进的一些基本规律，论文主要包括如下五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论文以高技术产业集群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模式为基本思想，阐明认识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规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辨析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内涵和特征，追朔产业集群理论渊源，认识到在相应研究中缺乏对高技术产业集群演进动态因素及规制模式的分析，进而确定分析框架为演进规律研究，制约因素研究，调控机制研究和政策体系研究； 　　第二部分，论文以演化理论为分析逻辑，以集聚经济与不经济为研究范式，对高技术产业集群演进的基本规律做了：初创阶段、成长阶段、成熟稳定阶段和更替阶段四阶段的假设，并提出高技术产业集群演进的“恒星体系”动态模型； 　　第三部分，高技术产业集群虽然有自然演进的基本规律，但在自然演进过程中会存在各种制约因素影响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演进进程，论文在这一部分将不同演进阶段的制约因素作为研究重点，提出不同演进阶段的调控机制； 　　第四部分，从制度层面提出能够促进高技术产业集群演进的政策体系。首先讨论了集群政策的理论渊源，指出高技术集群政策不同与以往的产业政策或科技政策，是在特定产业目标下的区域公共政策和创新政策的结合体；其次，在集群政策理论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促进高技术产业集群演进的政策体系的理论框架。 　　第五部分，论文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作出分析，提出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应采纳不同的政策作用模式以促进其向高技术产业集群方向演进。 　　论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论文分析和阐明了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内涵和特征。认为高技术产业集群是围绕一个或两个核心高技术产业，大量高技术企业及其相关机构(包括围绕核心企业的系统供应商、地方政府、中介组织、知识生产机构和商户等)，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分工协作和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形成类似生物有机体的企业发展生态系统和有利于创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其特征表现为以生产高技术产品的企业为核心，大量供应商、研发组织和中介机构聚集，并在相关的高技术产业链条上有效分工、协作，形成有利于知识和技术产生和传播的产业空间网络形式，从而有效降低高技术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各项成本，使其形成优于区域外企业的竞争优势； 　　第二个方面，论文主要分析了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演进规律、调控机制和所需的制度环境。认为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基本演进规律表现为“恒星体系”模型演进的过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初创阶段、成长阶段、成熟稳定阶段和更替阶段； 　　在集群演进的第一个阶段，即“恒星”形成阶段，运输成本对核心生产要素的指向性较强；其次，地方市场需求的指向性也较强，除特殊的偶发因素外，集群内核会在高技术产业核心生产要素或高技术产品地方市场需求高的区域首先形成；为此，在此阶段，主要的调控措施应包括：增加高技术产业集群核心生产要素的供给量(技术、知识和高素质的人才的供给量)；激发地方高技术产品的潜在需求(搞活地方经济，增加地方居民收入水平)；恰当的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与地方产业基础相适应的产业政策，例如引进“大项目”“大企业”)等调控措施会增加集群内核形成几率和速度；此时的集群政策重点应是：通过恰当的人才政策、税收政策以增加要素供给量；通过对高技术产品的采购政策改善需求不足；运用恰当的财政政策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在集群演进的第二个阶段，即“行星”形成阶段，专业化深度对集群的成长具较强的指向作用；对柔性生产方式的需求与降低交易成本的需求促进高技术产业集群成长的指向性也较强；运输成本与市场需求此时的指向性大大降低，为此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柔性生产方式的实施以及通过各种渠道降低交易成本将会促进“行星”的形成；在此阶段，主要调控措施包括：采取相应措施促进系统供应商在特定产业链条上的分工；建立“本地化”采购的激励机制；搭建企业、机构协作的平台，合理设定合作报酬的分配机制；把区域营销和内部企业、产品营销进行有效的结合；鼓励配套厂商的建立，完善相关支持机构等措施能有效促进“行星”的形成；此时集群政策的重点应是：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税收政策，使得企业有走向专、精的动力；面向集群内企业和整个区域生产系统的创新政策，以增加创新的成功率；相应的贸易政策，以便增加开拓海外市场的机会； 　　在集群演进的第三个阶段，是“恒星体系”形成阶段，知识溢出效应、专业化深度、外部市场规模以及市场关联度在这一阶段有较强的指向作用，为此，疏通知识、技术流通渠道，促进专业化分工，扩大外部市场规模以及将区域产品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会促进“恒星体系”的形成速度；在此阶段，主要的调控措施包括：增加制度供给力度，以降低集群运行成本；促进技术、知识在高技术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以及集群内部高效流动，促进集群创新；此时集群政策的重点应是：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制度建设； 　　在集群演进的第四阶段，如果集群产业能够与区域环境共生，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产业组织及其所在区域环境都能不断进行相关的调整，使得产业内部企业之间以及产业与环境之间能彼此适应、协同发展，从而使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层次由低级向高级演进；为此，在此阶段，主要的调控措施包括：保护区域品牌，加强法制监管，加大执法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高技术产业集群的主要产品的换代升级，并促使其开拓国际市场，使区域产品供给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去；认识全球价值链发展方向，使区域品牌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等措施能有效促进集群的跃迁。 　　论文结论与政策建议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对我国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状态的分析，基本内容如下：现阶段，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参差不齐，所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管理不能一刀切，各地区政府应根据自己的发展状况，结合本地区产业特性制定适应高新区发展特性的集群政策模式； 　　对处于初建阶段的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应采纳的政策模式为：通过相应政策吸引企业入驻，进一步促进其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加速高技术产业集群内核的形成；此阶段促使集群内核形成的方式还有另一种方式，吸引有“核效应”的大型企业的入驻，可大大缩短集群内核形成的时间；这一阶段政府工作的重点还应包括为集群提供税收、交通、通讯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惠条件，降低集群地区的经营成本，吸引外商投资和企业在本地的聚集； 　　对处于规模扩大阶段的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应采纳的政策模式为：重点改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为区域内的企业提供信息和交流平台；政府应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律环境，使得园区各项管理条例和政策措施尽量合法化和具持久力；此时，政府也一定要关注园区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为园区提供教育和培训服务，降低企业搜索人才的成本；建立共用技术平台，降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难度；引进对园区有意义的技术；鼓励企业间的合作技术创新项目； 　　对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的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应采纳的政策模式为：政策重点应对区域企业和产业的技术创新作更大的倾斜；推动产业向优势特色产业、主导产业集中发展；注重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和提供优质服务的软环境，形成规范高效、竞争有序、服务优良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营造优越的创业环境、优化的发展环境和优质的服务环境；注重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的市场竞争战略，引导园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
浙江民营企业出口贸易的主体地位与路径选择

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浙江民营企业也日益构筑了浙江出口企业中的主体地位，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出口发展的典型事例。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演进，民营企业如何更好地实现“走出去”也成为值得关注的论题，基此开展对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较高现实意义的。而关于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又是国际贸易理论界中前沿热点。论文尝试把新新贸易理论应用在浙江民营企业中，力求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在微观层面上为浙江民营企业的国际化演变路径提供了一种异质性解释。 　　论文主体部分是以浙江民营企业中的71家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包括生产率测算在内的企业国际化经营演变路径案例分析。具体步骤包括：1、通过构建异质企业垄断竞争贸易模型，对生产率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进行机理分析；2、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的非参数估计法，在Deap2.1软件中对2004—2008年71个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了测算；3、利用测算结果，对浙江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进行进一步测度，并分析生产率对企业国际化选择的影响；4、选取万向集团进行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典型案例分析。 　　论文最核心的部分是应用新新贸易理论中的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模型和企业出口的学习效应模型，对2008年65个浙江民营企业微观个体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浙江民营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而不存在出口学习效应。对实证检验结果论文还从制度壁垒、信用体系建设等角度进一步剖析了产生这种结果的内在机理和外在因素。最后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论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隧道突涌水前兆信息演化规律与融合预警方法及工程应用

随着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和“一带一路”宏伟战略实施，我国交通、水电建设正逐步走向世界。隧道修建规模和难度不断增大，数量不断增多，修建过程中突涌水灾害频发，涉及公路、铁路、水电、跨流域调水以及矿山资源等诸多工程领域。隧道重大突涌水灾害难以遏制的重要原因在于，突涌水是一种多尺度嵌套的多物理场融合作用的地质灾害，目前尚未有效实现对突涌水动力灾变前兆信息的获取、辨识，在隧道突涌水预测方法和预警机制方面，缺乏科学的理论模型。 　　本文以突涌水灾害发生过程中的前兆多元信息为对象，依托保宜高速尚家湾隧道和重庆市快速路歇马隧道，结合室内实验、理论分析、设备研发、模型试验、数据挖掘、软件开发和现场应用等研究方法，研究了突涌水灾害前兆多元信息演化模式、融合预测方法和远程预警机制，获得以下成果。 　　(1)通过对典型突涌水灾害案例剖析，结合大量国内外突涌水实例，划分了含水致灾构造类型，依据造成灾害发生的含水致灾构造类型，将突涌水划分成裂隙型、溶洞溶腔型、断层型和管道及地下暗河型。基于突涌水形成的物质条件、地质构造和水源条件特征，建立了突涌水孕灾模式，将突涌水工程地质模式划分为无补给静储量、弱补给静-动储量和强补给动储量三种。通过分析国内10年内50多例隧道突涌水灾害，根据隔水阻泥结构性质的不同，突涌水灾害分成隔水岩体破坏突涌水和充填渗透失稳突涌水。 　　(2)通过研究不同隔水阻泥结构破坏过程中伴随产生的相关物理量，得到隔水阻泥结构失稳前兆多元信息的发展规律，基于三维重整化群的破坏概率理论，实现了临界特征点的判识，通过改进Poynting-Thomson模型，建立了突涌水灾害的弹塑脆性突变模型，诠释了隔水岩体结构非稳定破坏的突发性和延时性，建立了突涌水危险性监测预警判别准则，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3)发明了全自动真三轴地质力学模拟试验系统，可实现应力场三维效应的综合试验平台，包含三维模型钢结构框架系统、液压稳压控制系统、水压加载系统、开挖工具系统和数据监测与采集系统，可以实现三维地质力学动静态加载综合模拟，可施加自重应力场及构造应力场，能够满足深埋或高地应力条件下隧道开挖三维力学特性模拟试验，实现由平面应变场到准三维应力场再到三维应力场的转化，试验模型体可自动进出，加载过程中稳压系统智能补偿压力损耗，满足试验的高精度需求，研制了全新的水压加载装置，提供持续稳定的有压水源，同时研发了配套的试验辅助装置，实现突涌水前兆多元信息实时监测获取。 　　(4)利用研制的全自动真三轴地质力学模拟试验系统，采用第三代相似材料CBCS进行隔水岩体破坏突涌水模型试验，真实模拟了在开挖扰动和水压联合作用下隔水岩体破坏突涌水发生全过程，监测得到位移、渗压和应力等前兆信息的演化规律，揭示了隔水岩体失稳过程的灾变机理，通过融合突涌水前兆多元信息，得到隔水岩体失稳突涌水前兆多元信息的敏感性排序为:应力信息＞位移信息＞渗压信息。 　　(5)利用研制的充填介质渗透破坏突涌水物理模拟试验系统，开展渗透破坏突涌水模拟试验，获取其前兆信息演化规律，得到了充填渗透失稳突涌水前兆信息的敏感性排序为:位移信息＞渗压信息＞应力信息。同时依据突涌水规模的演化特点，将充填介质渗透失稳突涌水分为渗流阶段、突变阶段和紊流阶段，水质由浑浊变清是渗流突变的拐点，也是充填渗透失稳突涌水灾害发生的重要前兆信息。 　　(6)基于隧道突涌水前兆多元信息演化规律，形成两类突涌水灾害前兆信息演化模式。运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及因子分析方法建立隧道多类型突涌水模式匹配模型，通过改进D-S证据融合理论建立了隧道突涌水前兆多元信息融合分析方法。采用日志审计的方法对△T时间段内的突涌水态势进行量化计算，引进改进的D-S融合理论进行融合分析，结合实时监测数据对分析结果进行修正，引入GM(1，1)、ARMA和Holt-Witers等模型对突涌水态势进行预测，为突涌水灾害准确预警建立基础。 　　(7)开发了隧道突涌水融合预警软件，引入地质前兆信息、预报前兆信息和施工监测信息等施工过程前兆分析，预判含水致灾构造的空间位置与含水量大小，建立了基于勘察、预报、施工为基础的预警理论，为监测布点和有效主动防控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采用无线渗压、应力、位移等传感器对前兆多元信息、实时监测，基于无线传输技术将监测信息传至远程云端，实现山东大学总监控中心、工地分中心、互联网电脑、手机等多终端对隧道突涌水异地、实时监控与预警。利用该研究成果，某隧道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突涌水风险得到了有效规避，保障了施工安全。
财务报表附注汉英翻译报告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中国政府鼓励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寻求国际合作。在国际合作中，财务报表承担着披露企业经济活动、财务业绩以及经济优势的责任。因此，好的财务报表翻译尤其重要。目前，对财务报表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英汉翻译和词汇翻译两个方面。 　　本报告基于一份审计报告的汉英翻译实践。审计报告包括审计意见和财务报表两部分。翻译实践原文为财务报表附注的部分内容，财务报表附注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报告研究了奈达功能对等理论对财务报表翻译的指导作用。 　　本报告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章介绍了翻译任务以及财务报表;第二章描述了翻译过程，包括译前准备，译中翻译难点以及译后反馈三个部分;第三章首先介绍了功能对等理论和提出翻译过程中所用到的翻译原则;然后通过案例分析，解释了翻译原则及方法的运用;报告最后进行了总结。研究方法包括举例子和理论解释。报告希望能为从事财务报表翻译的译者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