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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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战略风险管理研究

本文以实施境外资源合作战略的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境外资源合作(ORC)面临的因非自然性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战略风险(SR)及战略风险管理(SRM)为研究内容，研究中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的战略风险识别、主要战略风险防范以及战略风险管理策略等问题。 　　基于境外资源合作战略风险的定义，从境外资源合作战略风险识别入手，分析并提出了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战略风险的十个方面成因，构建了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战略风险十辐轮毂构成模型以及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风险子项评价模型(SRCM)。 　　论文重点研究了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区位选择及其风险、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模式选择及其风险、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核心能力及其风险。论文提出了影响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区位选择的环境变量并据此建立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区位风险等级评估模型；总结归纳了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八种基本模式，提出了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模式的创新方向；建立了定位核心能力的充分-必要条件数学模型，以及量化评价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核心能力强弱的评价模型。论文还对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区位选择风险、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模式选择风险、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核心能力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 　　针对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的十个方面战略风险因素，论文提出了分别运用风险规避策略、风险转移策略、风险自留与控制策略，防范和控制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合作战略风险的建议。
我国边际产业的界定和发展对策研究

今天，随着我国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国际竞争中，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中国很多本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正在逐渐失去比较优势而转变为边际产业。如何发展这些已经丧失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使之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和产业发展需要，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本文以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为基础，结合现有的比较优势计量方法提出辨别边际产业范围的方法，对我国边际产业进行界定。在概括了我国边际业的特点，分析了现实中我国边际产业发展存在的困难后，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现阶段我国的初级产业和化工业是我国的比较劣势产业既边际产业。这两类产业主要是加工程度相对较低的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何发展我国以农业和化工业为主的边际产业，本文提出了加速边际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技术进步鼓励自主创新、积极发展走出去战略、不断提供政策支持等发展对策，以此克服我国边际产业发展中的存在的负面影响，以提高边际产业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合理发展。
中国石油企业海外资源投资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石油消费量不断上升，供需缺口日益扩大，进口量逐年攀升。如今，中国已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并且在未来的20～30年中这种依赖海外石油资源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对于中国石油企业花巨资进行海外资源投资行为，人们的观点褒贬不一：部分认为值得，有利于未来石油资源保有量，保证了石油安全，可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另一部分则认为投入收益不合理，所花代价过大，而取得的份额油太少，不足以支持经济发展。 　　对于中国石油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不论是从企业自身发展的微观层面来看，还是从国家石油安全的宏观层面来看都具有可行性及必要性。本文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及投资阶段论为理论依据，通过定量分析得出海外资源投资对于增加未来石油资源的备有储量是有促进作用的。目前，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已取得一定成绩，但还存在着政治、经营、技术、风险评估等不足。要更好的进行海外资源投资，中国石油企业除了要提高经营水平外，需加大创新能力，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要辅以相应的配套政策扶持其发展。
“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港澳合作模式研究

粤港澳三地同属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三地山水相连，历来有广州城、香港岛、澳门街的说法。正是源于一体的地缘条件，血浓于水的亲情人缘，高度互补的资源禀赋，共同支撑和推动着粤港澳经济关系向前发展，形成了带有浓厚区域色彩的经济融合模式，使三地之间的经贸合作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广东与港澳同根同脉，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漫长岁月，三地间的交往和联系从未中断过。国家改革开放之后，粤港澳合作开启了新篇章。经过30年的合作历程，粤港澳三地已逐步形成了一个在“一国两制”下颇具特色的区域合作体，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 　　广东通过与港澳的合作，不仅可以互惠互利，让港澳从繁荣稳定继续走向繁荣，还可以让广东及时补齐短板，建立新的比较优势，进而辐射泛珠三角地区，推动中国改革前行。粤港澳如何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展开更为有效的经济社会合作，探索全方位的合作机制，值得进一步探索。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粤港澳合作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这证明中央对粤港澳合作十分重视，粤港澳合作应当利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出台的契机，利用中央给予的先行先试的权力，联手打造世界级的经济共同体，而且以此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路径。 　　党的十七大会议之后，中国又迎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把粤港澳合作引向深入以迎接国家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是当前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多次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用世界眼光来谋划广东发展和粤港澳合作。用世界眼光来谋划粤港澳合作，就要求本文作者开辟新思路，力求新突破。粤港澳合作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对三地乃至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本文作者对未来粤港澳合作的科学谋划自然脱离不了特定的历史起点，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合作的发展历程进行认真回顾和总结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观往知行，摸索经验，才能进一步理清思路，寻求出新的突破。
中国路桥集团公路一局经营战略研究

该论文以国有大型公路施工企业路桥集团公路一局如何制定切实可行的经营战略为主线,从四个层面进行阐述和论证.在对中国路桥集团公路一局进行历史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在第一个层面,首先提出了立足公路建设市场进行多元化的经营基本战略;在第二个层面分析了公路一局以项目施工法为核心建立向智力型施工企业发展的运行机制,解决了公路一局面对急剧变化的环境,在现有战略能力的基础上,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和战略资源配置的问题;在第三个层面上分析了企业面对全球化,走出去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提出了公路一局进行跨国经营的战略,重点论述了通过国际合作参与国际竞争,逐步走向国际市场的竞争手段.在第四个层面研究了公路一局进行资本经营的必要性,以及在现阶段进行资本经营的对策.通过以上四个层面的分析,基本形成了公路一局比较完善的战略体系,这四个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有机整体.我们制定这个战略的目的是,通过战略的实施,能够有铲的提高公路一局的核心竞争能力,能够提高公路一局的综合实力,能够极大的提高公路一局的经济效益.该论文的意义在于,为国有大型施工企业,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经营战略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铁三局集团发展战略研究

中铁三局集团这样一个有着半个世纪历史的国有施工企业,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纳入战略研究的视野.该文对中铁三局集团的实现做了概要描述,对集团发展战略研究的必要性做了必要阐述.并从集团内外部环境的优劣势分析入手,寻找影响、制约集团生存发展的各种内外因素,提出集团战略的制订和实施思路.文中特别强调,集团发展战略的实施,必须创新经营观念,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创新企业制度,抓好集团资本运营;创新人才机制,促进内部市场竞争;创新科技研发,打造集团竞争优势;创新管理模式;促进集团可持续发展;创新企业文化,培养集团团队精神.当然,该文的研究工作只是开了一个头,旨在抛砖引玉,以期促进集团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的全面深入.
中朝边境地区经贸合作探析

20世纪中后期，出现了大量毗邻国家间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现象，这是一种新型的国家间经贸合作形式，它主要是指毗邻国家间边界两侧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我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的国家，与14个国家相邻，如此漫长的内陆边界线，为开展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缘经济条件。其中，我国与朝鲜同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合作的历史。自我国实施沿边开放以来，中朝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中朝两党两国关系在政治领域继续向前发展的同时，日益扩大和发展的互利互惠经贸合作也成为新时期深化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的一个新亮点。 　　本文拟在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与我国的东北经济振兴的大背景之下，在分析边界、边界效应和边境区位等因素对跨边界边境地区经贸合作的影响基础上，结合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从区域与企业两个基本点深入地分析我国与朝鲜的边境地区进行经贸合作的现实基础、发展现状、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建议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种调控机制的作用，重点探讨了中朝边境地区经贸合作的可行性发展模式。中朝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原因有多方面，包括受朝鲜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政策的限制，以及朝鲜核问题影响等，如何消除障碍，进一步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中朝两国均给予了高度重视。 　　为使两国边境地区经贸合作的开展向全面、纵深领域发展，针对中朝边境地区经贸合作的现状，笔者认为，应考虑到我国与朝鲜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发展程度与各地区的特点，从而探索出不同的符合实际的经贸合作方式，不仅要有国家的整体安排，还要有各省市的分别参与；既要有边境贸易的低层次合作，又要有区域一体化的高层次规划。通过以重点区域和边境贸易为起点，层层推进、不断深化，促进中朝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进程。因此，本文提出了如下对策建议：1、点轴合作开发模式，如：政府推进，建立“丹新”互市贸易区与建立珲春—罗津、先锋跨国经济合作区；2、投资导向模式；3、以口岸经济为突破口，大力发展边贸，实行出口导向模式，如：辽宁省边境口岸：以丹东口岸为突破口；吉林省边境口岸：以珲春口岸为突破口；4、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
江西崛起新跨越的赶超路径初探——基于贸易理论的视角

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相继做出优先发展东部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决策，而中部地区却面临着塌陷的困难局面。直至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才引起政界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06年12月12日，中共江西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加快富民兴赣，努力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江西崛起的新跨越”，为江西在中部地区乃至在中国崛起给予了政策指导。 　　本文从国际贸易理论视角探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以江西省为研究对象，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法，探讨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乃至在全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承接梯度推移与反梯度推移并举的战略选择。基于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前提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主张基于比较优势而开展国际贸易，此理论可以为江西承接东部沿海地区梯度推移提供思路。而新贸易理论拓宽了传统假设条件，主张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开展贸易，该理论则为江西采取反梯度发展战略提供新视角，江西省可从产业、空间角度实施反梯度发展战略。 　　本文在结构上共分6章。全文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理论依据的探讨部分，本文在分析了贸易理论、区域竞争力理论和梯度与反梯度推移理论后得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表明经济中的空间梯度是客观存在的，梯度差是决定经济流向的基础。国际贸易理论揭示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来往和流向的本质，且广义的贸易包括产品的流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比较优势，为区域间的梯度推移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石。而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现状，则提供了区域间经济合作的反梯度推移策略的理论依据。本文将梯度理论归纳为两点：其一，区域间经济在空间上存在差异，评价这种差异需要用多元化指标；其二，区域间经济推移的方向是不定的，即区域贸易的流向是不定的。传统梯度理论未从根本上解释区域间经济差异的原因，也未从微观上给出这种空间中经济运动的元素，该理论的提法有待商榷，但承惯例，本文从经济流动的方向划分为：梯度推移和反梯度推移。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通过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比较，给出了对江西省经济竞争力的评价。该部分比较了江西省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劣势；应用竞争力模型比较了江西省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环境；并从贸易理论视角出发，比较了江西省与东部沿海地区在土地、资本、劳动力和科技水平等要素禀赋的差异。 　　本文第三部分结合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详尽地探讨了梯度推移策略和反梯度推移策略在江西省实现新跨越赶超路径中的应用。江西省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在客观上存在梯度差，为江西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梯度推移提供了可能。本文结合江西省实际情况，提出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梯度推移要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体系，优化社会基础结构等策略。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西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西省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吸引外商投资不但是江西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江西省实施反梯度推移策略，实现经济崛起跨越的一个重要环节，产业反梯度是在承接梯度推移基础上实现的。江西省不应单纯地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梯度推移，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与合作，增强经济的外向性。然后本文以江西省光伏产业，旅游业，半导体照明(LED)产业和有色金属产业等为例，提出江西省实施反梯度推移的具体策略，其中包括扶持重点企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立足生态环境优势，实施生态立省、绿色发展战略；依托自主创新技术，实施“投资式走出去”战略；甘当配套产业链条，实施主动填缝、错位发展战略。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是联系国内外市场的纽带，是衡量一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综合性指标，汇率变动不仅会直接影响国内的进出口量、外商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还会通过影响这些变量进而间接的影响一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国内外理沦界普遍认为，名义汇率虽然对资本项目调节作用比较明显，但对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真正决定贸易收支均衡状况的是实际有效汇率。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的形成机制不同，变动幅度也不同，因此，本文考虑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来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为研究对象，以理论分析为依据，以联立方程、平稳性检验为实证工具。通过理论分析找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机理，然后建立相应的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在理论分析中，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本文通过对宏观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生产总值的定义式分析发现：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为消费、国内外投资、财政支出、出口、进口，而人民币汇率主要通过对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的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以此为依据，本文分别在汇率对进出口、外商投资及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四方面进行影响机理分析，并选择适当的经济变量为联立方程的建立做准备。第二，分析经济增长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通过分析H-M-K假说的推理过程说明经济增长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机理，然后利用汇率的概念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影响的方程。 　　在实证分析中，本文依据理论分析的结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变量来建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求解模型。我们发现参数估计的实证结果与经济理论的结论基本吻合。并且，我们得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1％，居民消费下降0.17225％，外商直接投资下降1.0075％，出口下降0.671％，进口上升0.1952％，从而引起经济增长下降0.2115％。 　　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建议：在面对外部强烈升值的压力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应保持以稳定为主；在对外贸易上，应实现加工贸易的转型和升级；在外商投资上，要充分合理利用外资，避免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并鼓励和支持我国有条件的企业大胆地“走出去”。
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研究

当前金融危机下，全球银行资源匮乏，正是保持良好业绩的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良好时机，区位选择则是应考虑的首要问题。影响银行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在特定条件下，还受众多非经济因素如政治因素的影响，但考虑到经济金融同样依附于政治，本文的研究假定排除非经济因素。 　　国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对国际跨国银行区位选择动因及选址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至今已形成一系列理论。本文基于这些理论，提出四大因素说：引导效应说、东道国市场机会说、东道国管制说、地理因素说，这些因素说虽已得到国际上众多学者的论证，验证了老牌工业化国家的选址考虑因素，但在经济发展程度明显不一样的新时期，这些因素对于我国来说作用是否一样，值得本文深究。 　　全文共分六章，重点研究以下两个问题：通过实证研究，分析由传统银行国际化经营理论提出的四大因素对我国银行业来说是否同样适用；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的整体区位应如何布局，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银行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贸易引导效应”作用最大，尤其是双边自贸区的建立对贸易的推动作用进而对银行业境外选址作用最为显著；其次为“东道国市场机会”，我国商业银行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再次为“投资引导效应”，虽然实证结果较为显著，但考虑到我国是银行先于企业走出去，而国际上普遍是企业先于银行走出去，因此，“投资引导效应说”并不一定成立，但随着越来越多企业“走出去”，银行业也逐渐开始为企业保驾护航。此外，“东道国管制说”不完全成立，东道国金融开放度整体上对我国银行业区位选择具有正向影响，但东道国市场准入政策只在短期内对我国银行进入有影响，长期作用不明显；“距离因素说”成立。 　　 (2)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提出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经营区位整体布局构想，并从四大因素、七个指标对目标市场进行分析： 　　以香港、新加坡为切入点：香港、新加坡在地域、文化和语言上同内地有着天然的优势；中港CEPA协议的签订以及中新自贸区的形成，更加推动双边投资贸易；两地作为亚洲金融中心，银行开放度高，有着很大市场机会。建议以分行方式进入。 　　以东盟、韩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中期重心：东盟、韩国在投资贸易和距离因素上同中国有着很强优势；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推进，东盟各国向中国做出进一步开放金融业的承诺，而韩国的市场准入更要求互惠条件；面对金融危机，东盟、韩国仍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前景向好。建议以子行形式进入东盟，以分行形式进入韩国。 　　以北美、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为远期重点：这三大经济体历来同我国经贸往来密切；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三大经济体，虽受金融危机重创，复苏有待时日，但前景仍看好，中资银行进入可以学到更多无形资产；欧美多数国家对中资银行的进入设立了较高的门槛。中资银行可在欧盟区内一个成员国设立子银行，获得“欧盟通行证”，然后在欧盟区内其他国家建立子银行分行的模式发展业务。 　　适当兼顾拉美、非洲市场：中国同两地近十年来双边贸易投资飞速增长；中国还同拉美一些国家建立双边自贸区，同非洲建立中非合作论坛；两地经济持续增长，安全形势总体趋稳，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回报率整体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议先建立办事处，也可采取并购方式。
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经营绩效评价研究

在国际化大型银行的发展历程中，跨国并购已成为其实现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方式之一。随着2006年12月11日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我国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面对世界范围内各大商业银行的竞争，我国银行尤其是国有控股大型银行在完成股改上市以后，在资本金充裕的情况下，应从“引进来”向“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转变，积极走出去。在进行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国际化并购拓展经营区域和业务范围，提高银行绩效，从而在国际金融竞争中为国家争取更多的金融资源，增强国家金融实力，是一个现实意义极强的经济命题。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论，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必要性，主要研究内容及思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经营绩效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回顾与评述，在评述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方法和主要观点。 　　第二部分:介绍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绩效理论及经济学机理，在并购理论阐述部分分别以完全竞争为条件和以不完全竞争为条件分析了比较优势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在并购的经济学机理部分分别论述了成本效率，利润效率以及协同效率。 　　第三部分:详细构建了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经营绩效评价体系及其评价方法，引入专家意见法和AHP层次分析法作为绩效评价的基本工具，设计了绩效评价的评分标准，根据商业银行的性质确定了盈利性，成长性，安全性三个一级指标和11个二级指标，计算了各项指标的权重。 　　第四部分: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跨国并购为例，以中国内地全部14家上市银行为参照，分析两家银行在并购行为前后的经营绩效变化情况。得出实证结论。 　　第五部分:从案例分析的实证结果出发，对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跨国并购的路径选择提出建议。 　　本文的核心观点为商业银行进行跨国并购后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协同效应通过影响银行经营绩效的不同方面，致使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增强，改善了银行的经营绩效。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了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对其经营绩效影响的经济学机理、制定了衡量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指标以及评分标准。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商业银行跨国并购总体上改善了经营绩效，表现为在保证安全性基础上，成长能力方面的净利润增长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盈利能力方面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和总资产收益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比较不断提高。因此应在合理选择我国银行业跨国并购的区域及目标国，科学选择我国银行跨国并购的规模和市场竞争战略的基础上鼓励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跨国并购提高经营绩效。
中国商业银行开放度对其绩效的影响研究

随着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的蔓延，对金融自由化的研究迅速成为热点。2006年底，中国全面开放金融业，对外资银行给予国民待遇，国内商业银行将在与跨国银行的互相学习中承受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商业银行也在尝试“走出去”，却存在机构数量少、业务品种单一等问题，还未形成规模经济。要科学规划发展商业银行的开放路径，必然要对商业银行开放度进行评估，掌握其开放层次、开放方向、开放大小及开放绩效。因此对商业银行开放度进行测量并明确其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为规划商业银行开放提供了指引方向，鉴于现实意义的需要，本文对商业银行开放度测量及其影响开展研究，结合商业银行开放的各种经济效应建立评价指标，构建模型来评估商业银行开放度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本文在上述研究目的基础上展开分析，首先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这是本文的研究宗旨，在此基础上界定了相关概念，给出了本文的分析框架、写作思路、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系统的梳理了相关文献并进行了简要评价，衡量经济开放度的方法是银行开放度测量的基础，通过系统分析经济开放度和银行开放度测量的相关理论文献后，研究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的影响，这是银行开放对其绩效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关于商业银行开放度对其绩效影响研究最多的方面，通过文献评价得出了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并为后文开放度指标的选择、实证模型的构建提供了借鉴。第三章分析了商业银行开放对其绩效影响的经济学机理，该部分提出了本文的核心命题并对商业银行开放影响其绩效的各种机制进行了剖析，建立了支撑核心观点的理论支点：对外开放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效应、产业结构影响和对内开放的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内部化效应以及品牌效应。第四章是实证研究部分，根据经济学机理分析提出了本文的假设条件，选取了变量指标，借鉴Claessens等(2001)的经典模型，运用搜集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了各个开放度指标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程度，并总结比较了银行贸易开放度、金融开放度、投资开放度三方面对银行绩效影响的差异以及银行对内开放度、对外开放度对银行绩效的不同影响程度。第5章提出了商业银行合理开放及发展的建议，根据前文的经济学机理和实证结果，提出了商业银行合理开放和金融业开放中有效提高商业银行绩效的建议。第6章是结论，对全文的主要成果进行了概括，提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文提出的核心观点为商业银行开放通过对外开放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银行体系稳定性效应、产业结构影响和对内开放的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内部化效应、品牌效应影响到银行绩效的不同方面，致使商业银行盈利和收入增加，成长性增强，但同时也导致银行短期经营费用的上升和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本文在学习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商业银行开放对其绩效影响的经济学机理、银行开放度指标体系的选择和度量以及银行开放度对其绩效影响的综合分析和比较。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商业银行开放总体上促进了税前利润和资产增长率的增加，但同时也导致了银行短期经营费用和不良贷款率的增加，而收入方面的影响比较复杂，贸易开放度与投资开放度均带来净利息收入率的增加和非利息收入率的减少。此外，对外开放比对内开放的影响显著，投资开放比服务贸易开放影响显著，而金融开放则基本对银行绩效无显著影响。因此应通过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形成规模经济；通过加强对外开放监管，减少银行体系安全性影响；通过培养主动模仿学习的积极性，形成技术溢出；通过创新产品、培育客户，形成品牌效应来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绩效。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工程的哲学探析

当今世界，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已成为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和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需求，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这一宏大的战略工程。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论角度出发，论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和谐文化是以和谐哲学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一种文化形态。从唯物辩证法上看，和谐是指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平衡的状态。和谐哲学是和谐文化的哲理依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是要在全社会培养人们用和谐的思维方式处理、化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在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宝库中蕴涵着丰富的和谐哲学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吸收和借鉴这些和谐哲学思想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当前，我国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利益的调整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建设和谐文化有利于在全社会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其通过重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途径来实现，这是和谐文化建设的核心性工程。和谐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其它四个方面建设在和谐文化建设中都有所反映并能为之服务，具体表现为：经济建设为和谐文化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民主法治建设为和谐文化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和谐文化建设提供社会条件；生态文明建设为和谐文化建设提供和谐的生态环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搞好和谐文化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工程。除上述各项工程以外，在和谐文化建设中还需要发挥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创新、文化发展战略、文化载体等文化建设要素的重要作用。坚持做到以文化体制改革为契机、以文化创新为动力、以文化“走出去”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为依托、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为保障等几项工程以实现和保持和谐文化建设稳定健康的发展，这些工程是和谐文化建设的辅助性工程。和谐文化建设不仅要立足于当前，而且还要着眼于未来，即要实现和谐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工程。我国可以通过大力发展文化生产力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途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逐步提高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和繁荣。总之，和谐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和谐文化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印度走向政治大国的非洲外交政策研究——基于软实力的理论分析

实现政治大国是印度一贯的外交战略目标。然而，1996年印度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竞选中遭到失败，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缺乏非洲国家的支持。显然，传统的印度对非外交政策已经制约了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此，印度重新调整对非外交政策，把“软实力”提升到一个战略性的高度。 　　印度的政治大国目标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尼赫鲁时期的外交战略是借助于独立于美苏阵营的不结盟外交来寻求政治大国地位，可是，自身国力的贫弱为印度的大国目标蒙上了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后尼赫鲁时期的外交战略抛弃了不切实际的不结盟外交，转而依靠军事实力以谋取地区强国地位。然而，这一战略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制约了印度走向世界政治大国的进程。21世纪以来，印度实现了对非洲外交政策的战略性转换。 　　印度对非外交政策从“硬实力”到“软实力”转换，首先，在经济层面，实行民生导向的经济外交；在政治层面，通过国际责任与国际义务强化其政治的辐射力。 　　印度的民生外交，以甘地思想的人本主义为价值理念，通过对非洲的民生援助以及双方的经贸联系，提升对非洲经济社会的导向力和塑造力。它包括：通过资金技术、农业、人力资源、医疗卫生等多种形式的援助以及造福民众的经贸合作来提升非洲当地的生产、生活水平。印度的政治外交，通过其国家形象、国际规则与国际义务对非洲实行“软渗透”，并以此强化其政治的辐射力，从而加快政治大国步伐。主要包括：积极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加强了与非洲国家在全球问题上的多边合作等等。 　　印度的非洲外交政策实现了“软实力”意义上的转换。其一，印度的非洲外交政策具有一种文化、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的吸引力；其二，印度的非洲外交政策展现了国际形象的塑造力、国际规则的创制力和国际义务的承担力；其三，将印度的比较优势转化为非洲国家利益的能力。 　　印度对非洲的软实力外交政策对中国有重大现实意义，首先，在经济领域，中国要确立人本主义价值理念在对非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对此，中非之间的合作要从偏重能源领域向兼顾民生领域转变；中国的跨国公司要重视承担社会责任。其次，在政治领域，中国要围绕和平与发展主题，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
金融全球化趋势下QDII发展策略研究

金融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被广泛使用的一个词语，金融全球化的风险通常可以理解为全球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的风险，而国际金融市场是由单个国家的金融市场构成的，单个国家的金融风险必然或多或少地传递到国际金融市场中，同样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总体风险和波动也必然会对各国金融体系产生影响。QDⅡ作为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下的过渡产品，在台湾和韩国等都有相应的实践。台湾和韩国QDⅡ对比中国大陆现如今运行的QDⅡ，可以得其运营所需要的资本制度、法律制度以及金融监管等。2007年8月，美国的高风险次级债引发了金融领域的危机，国家之间金融关联性增加导致了全球金融的震荡。我国的QDⅡ基金的发展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中，同时内在的经济转轨，相关的法律以及监管制度并不完善等。QDⅡ作为一种调节外汇储蓄，稳定汇率的手段被提到议程并在过去一年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研究QDⅡ基金的未来发展，投资建议等。中国的QDⅡ基金发展到现在，经历的时间也是有限的，特别中国QDⅡ在刚推出的时候，曾经引起国内A，B股和香港H股的几番起落。同时国际经济大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影响是如此的强烈，QDⅡ制度推行对中国的现在存有的金融制度提出了诸多的挑战，从金融监管到汇率制定等多各方面影响。自2007年投资海外开始，QDⅡ出现了产品设计不合理，海外投资时机选择的不恰当，投资者信心下降，投资组合收益不高，QDⅡ净值下滑等多方面，特别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更为突出。本文站在QDⅡ基金投资收益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投资观点，对宏观，行业等各个基本面研究，站在全球范围内对QDⅡ基金资产在评估可承受的风险基础上进行有效配置。选择中国A股市场与其他国家市场的相关性较低甚至为负相关的股票或者债券市场，通过跨境投资，分散单一市场集中投资的风险，提高QDⅡ基金的投资收益。同时更新产品设计模式，规避QDⅡ基金的汇率风险。在非完全有效的市场中，通过专业研究可以获得信息优势，获取超额收益。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于具备良好成长前景、持续竞争优势、定价合理的高质量上市公司能创造长期卓越的投资回报。划定投资重点区域，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加上全面的宏观经济分析是挖掘具有上述资质的上述公司的最有效的方法，善于识别市场中的估值洼地。为中国金融监管、资本市场法律的健全以及组合投资理念，为QDⅡ防范金融危机做出自己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