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万方学位论文资源包括中文学位论文和外文学位论文，中文学位论文，涵盖“一带一路”的各个学科领域。

公司债券市场发展的制度因素分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平台，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投融资渠道，为金融机构及企业提供了资金流动和风险管理的场所。公司债券市场是一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过程中，要积极拓展债券市场，完善和规范发行程序，扩大公司债券发行规模”。此后连续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加快公司债券市场发展”。可见，政府高度重视金融市场的建设，这为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国公司债券市场在1984年开始起步，经过多年发展，由不规范到逐渐规范，特别是2005年以后，开始进入较快发展的时期。但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相比，中国的公司债券市场融资规模偏小，占GDP 比重过低，融资结构不合理，发展严重滞后，既滞后于前述国家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也滞后于国内股票市场的发展。公司债券市场的严重滞后，也使得企业部门难以通过市场改善自身的融资结构、传递公司经营信息、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使得本应对银行系统产生的正溢出效应也难以发挥，因为，银行也难以通过持有公司债券而改善自身的资产结构，提高资产的质量，分散风险。而且导致金融资源配置失衡，效率降低。 　　文章共分为九章，对我国公司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制度因素进行分析研究。 　　第一章为导论，介绍论文选题背景、研究目的与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第二章为公司债券融资理论，包括融资结构理论、MM 理论及其发展，以及不对称信息理论，并分析了公司债券相对于股权融资和银行贷款的优势。 　　第三章为公司债券市场发展现状及滞后原因分析，分析我国以及国外公司债券市场发展现状，通过对比，发现无论是从公司债券市场的规模，还是从企业融资结构来看，我国公司债券市场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显得严重滞后，这导致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失衡，金融风险集中在银行系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稳定。进而分析了我国公司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包括思想观念有误区、股票市场发展有问题、公司治理不规范、法律规章不完善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公司债券市场的制度建设上存在着很多不足。 　　第四章为公司债券市场运行制度现状与问题分析。公司债券市场运行制度包括债券发行制度与交易制度。通过国内外对比，一方面总结了成熟市场的特点与经验，另一方面揭示了我国公司债券市场运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如发行制度这些年来存在着政府干预过度、发行规模小、定价不合理、债券种类少、期限短、发行条件严格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中小企业的进入等问题；交易制度方面也存在着诸如如流动性不强、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中介机构实力弱、偿债保障机制不健全、社会债信文化落后、诚信意识不强等问题。 　　第五章为公司债券市场运行制度的改进。通过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的先进经验，分别从政府职能定位、放松利率管制、推动债券市场化发行、创新品种和期限，鼓励中小企业发债融资等方面就公司债券市场发行制度建设提出建议；从大力发展做市商，提高市场流动性，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发展创新金融产品，培养成熟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等方面对公司债券市场交易制度的建设提出理论政策建议。并提出发行高收益债券，建立地方性中小企业债券市场的观点，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发行美元债券，以鼓励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并缓解外汇储备不断增多的压力。 　　第六章为信用中介制度发展——公司债券市场的基础，主要研究以信用评级和信用担保制度为代表的我国公司债券市场信用中介制度。分析了信用评级和信用担保制度在公司债券市场的作用，并对已有百年历史，具有较成熟实践经验的美国信用评级制度以及信用担保体系进行分析；次贷危机暴露了信用评级业的不足与缺陷；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由于发展历史短，尽管已初步形成体系，但仍存在很多不足。除信用评级机构之外，还分析了在公司债券市场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另外一个主要的中介组织：国内外信用担保机构的发展状况。 　　第七章研究我国公司债券市场中介制度如何完善的问题。从加快金融创新、创造评级市场需求，完善信用评级法律制度，重构信用评级体系，增强信用评级的权威性、客观性和公平性，加强信用评级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建立起声誉机制，提高评级机构公信力等方面对我国信用评级制度发展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此外，分析了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霸权行径对一国经济安全带来的隐患，提出构建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信用评级体系的观点。针对我国目前信用担保的状况，提出大力发展互助担保和商业担保机构、担保机构自身应建立严格的风险防范机制、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法律法规等对策建议，并且建议多成立几家类似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CBIC）这样的全国性专业信用增级公司。 　　第八章为我国公司债券市场有效运行的保障制度。从监管体系、法律制度、公司债市场基础制度方面分析了国内外公司债券市场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构建公司债券市场合理的监管体系，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宏观层面的政府监管，二是中观层面的行业自律监管、三是微观层面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的自律性规范构成的债券市场法律体系，但仍存在体系尚不健全、制度层次不高、处罚偏轻等问题。在公司债券市场基础制度方面，我国资本市场上信息披露问题屡屡出现。而国外成熟市场，则具备了完善的债券市场法律体系、全面的债券市场监管体系、成熟的市场微观主体、坚实的公司债券市场基础制度等特征。 　　第九章则在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公司债券市场保障制度内容的基础上，从建设完善的公司债券市场监管体系、重视基础制度建设、完善公司债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提出了构建我国公司债券市场保障制度的观点。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文化整合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的大量调查研究，综合运用跨国并购理论、企业文化理论，以及国际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采用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规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跨国并购企业中文化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以及文化整合模式与内容的选择和确定；基于经济学原理，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文化跨越发展、文化需求相对增加的客观必然性；提出了中国企业在文化整合过程中的领导力，弘扬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和谐观；以联想并购IBM PC 业务为例，分析了双方的并购动机、国家层面和跨组织层面的文化差异，结合实际分析了新联想的文化风险、文化整合的模式、内容和策略，为我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文化整合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论。 　　跨国并购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即使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的跨国并购额依然处于历史高位，跨国并购浪潮汹涌高涨之势并未减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在世界跨国并购市场中正在成为一支日益活跃的力量。然而，文化差异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必然要面对的挑战，文化整合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成败的核心和关键。本文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世界经济理论中有关跨国并购与文化整合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于尚处在初始阶段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的理论探索更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上有助于指导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掌握文化整合的方法和策略，有效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 　　中国企业经历了改革开放30 多年的发展历程，其跨国并购实践突破了传统模式。 　　集中表现在投资方向上是逆流而上，大量涌向发达国家。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实践对现行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理论提出了挑战。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并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巨头，如何领导并购企业的文化整合，以往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致使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缺乏理论指导。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中国企业领导跨国并购中的文化整合提供理论和方法依据。 　　本论文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有其必然性。首先，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客观要求，中国企业突破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约束的要求，中国政府的鼓励政策以及有利的全球经济环境都推动了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活动。其次，多年来，中国保持了外贸出口的强劲增长，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摆脱了资本匮乏而出现了盈余，大量资金可以投向海外。再次，中国企业经过改革开放的历练，已逐步发展壮大，逐步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一大批优秀的民族企业正在崛起，国际化发展是这些企业的重要战略目标，“入世”以及当前的金融危机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国企业自身对外投资的条件也正在日益成熟。虽然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已经取得了初步成绩，但是中国企业正在面临着东西方文化差异引起的摩擦和冲突，在并购企业中存在着由文化价值观差异、行为规则差异、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差异和风俗习惯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造成中国海外并购企业的中外方员工文化认同度低，人员安置难度大，员工消极情绪蔓延，甚至会引发非理性行为。因此，根据中外企业文化特色，建立中国企业文化整合的领导力、建立跨文化沟通机制、构建多元文化背景的人事管理制度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的主要因素。 　　本论文研究还认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文化整合要以“求同存异、循序渐进、以人为本、充分沟通”为原则，对企业文化价值观、企业管理模式、企业物质文化和企业行为文化进行全方位整合。对于跨国并购文化整合模式的选取，要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减少主观性而增加科学性。由于文化风险的作用过程具有阶段性，这也决定了整合模式的选取具有动态性，要根据不同阶段文化冲突的特点选取不同模式。在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策略的制定上，要因地制宜，重视东道国文化对于并购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待双方彼此文化的接受与认同程度提高后，文化整合进入文化融合与创新阶段。 　　本论文研究遵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和可操作性原则，从环境层、跨组织层、组织层和经营层分析了跨国并购可能遭遇的文化风险，构建了跨国并购企业文化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德尔菲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各项指标、各层次指标的风险程度进行了评价，为风险要素的管理和文化整合模式的选取提供科学依据。 　　本论文写作期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肆虐，故本文以金融危机为背景，分析了国际、国内环境对于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影响，认为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提供了有利时机。论文指出，“以自我为中心的超前消费意识，自由放任市场主体的贪婪，道德自律能力的缺失”等文化因素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通过对经济与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周期发展关系的分析，以及对金融危机造成人们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而迫切追求精神文化需求现象的分析，提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文化对于补充外族优秀文化元素具有强烈需求。分析了中西方文化的互补性，表现在：中国文化偏重精神，而西方文化偏重物质；中国文化注重“天人合一”，而西方文化注重“天人相分”；中国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西方文化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认为中国文化的“和谐”文化观、忧患意识与谨慎消费、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儒家思想的道德价值对于西方文化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在利用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带来的文化机遇上，要积极以中国文化推进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在并购企业中积极建设“和谐”企业文化、增强“居安思危”和“忧患意识”、倡导“仁爱”思想、树立“集体主义”理念，加强中国文化元素在文化整合中的作用。 　　概括起来讲，论文在三个方面具有创新意义：提出了中国企业在跨文化整合中的主导地位问题；构建了跨国并购企业文化风险指标体系，并将模糊综合评价法应用于文化风险评价；基于经济学理论，论证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提出金融危机必然导致人们文化需求上升、物质需求下降，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更加有效进行跨国并购文化整合既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了增强论证力，本文以中国联想并购IBM PC 业务为案例，分析了中国企业在领导文化整合上如何提高以小搏大、以弱峙强、以低驭高的能力。从联想并购IBM PC 业务的动机、文化差异、文化风险评价与管理等入手，研究了新联想文化整合的阶段划分，文化整合的目标、内容和模式选择等问题。案例分析总结出“以人为本”、“以和为贵”、“求同存异”、“循序渐近”的新联想文化整合的策略，概括出“树立人本管理理念，构建多元和谐的文化环境，推进文化融合创新”的文化整合思路。联想并购IBM PC 业务是中国企业并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巨头的典型案例，是我国近年来一次有代表性的、意义深远的、影响重大的跨国并购活动，对于联想领导文化整合的研究，将对中国海外并购企业的文化整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对外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研究

企业对外投资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越来越被重视，除了可以使得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它可以促进本国利用国际资源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并且享受经济全球化利益。为了分享国际资本资源强化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政策促进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税收政策是其中一种重要形式。促进企业走出去，是近年来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项中国战略举措。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入世后，国内市场更加激烈而国际市场更加开放，此时中国政府通过税收政策的激励进一步发挥好在对外投资企业这一领域的调节、引导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文章从分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全球背景与国内背景出发，结合税收基础理论，指出中国有必要而且可以通过完善鼓励本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政策来保护对外投资企业的竞争力；然后简单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外投资的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对外投资的税收激励政策的发展历程；接着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别分析了中国对外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经济效应，肯定了税收激励政策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同时提出就全球总体趋势和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来看，中国对外投资税收激励政策仍滞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比如税收法律体系的不健全，税收优惠政策的导向不明，税收抵免规定的不合理，以及国际税收协调有待加强等方面。 　　最后在前面章节的税收激励政策的一般理论和现存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对外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国际经验，给出了完善中国对外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对策建议。
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布局研究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提高了国际分工的程度，国家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果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就要主动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因此，境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由于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存在的差异性，所以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做出科学和合理的布局对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的综合实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为了弥补建设基金的不足，我国主要是千方百计的引进外资，而较少关注境外投资方面。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已经逐渐演变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一大趋势，而在境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正确选择投资区域已成为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本文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投资区位选择，产品生命周期论中的投资区位选择，德国古典区位理论中的投资区位选择，要素禀赋论中的投资区位选择作为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依据，分析了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状况和境外直接投资区位过于集中等问题，在理论分析影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市场选择的影响因素时将东道国，投资国结合起来分析，并提出需要根据我国企业的自身状况确定境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布局。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影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些因素做了分析，由分析结果可知，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国民生产总值较高，工资水平较低，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地区）进行投资。最后，提出了保障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区位合理布局的建议，要渐进式扩大进入发达国家投资目标市场，要继续稳固和提高发展中国家投资目标市场，要以企业“走出去”的综合实力进行科学选择投资目标市场，要将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相结合来选择投资目标市场，要建立和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的信息服务体系。
实施跨国投资提升河北省企业竞争力研究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快速提高，河北省企业整体实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选择跨国投资战略来促进企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跨国投资与经营已经成为河北省企业走出国门，主动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开拓海外市场、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研究实施跨国投资促进河北省企业竞争力提升这一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阐述了能够解释企业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对外投资理论，得出如果通过跨国投资提升竞争力，企业应尽可能具备相对垄断优势、技术优势或者小规模技术优势以及内部优势条件等。在分析河北企业跨国投资与经营现状的基础上，选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首先实证分析跨国投资对河北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引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企业竞争力水平的中间变量，实证跨国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得出虽然跨国投资对河北企业竞争力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河北企业从事跨国投资的能力和规模有限，而导致其作用效果不明显。然后，本文对河北省企业实施跨国投资的优势与劣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同时也指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入WTO等给河北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本文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河北“走出去”战略，并为河北企业实施跨国投资与经营提出一系列设想，即主要包括以跨国并购为主导的市场进入方式，以贴牌生产为主的投资经营模式，以小规模技术企业为主体和逐步增加学习型企业投资的产业选择设想、优先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和逐步加大对发达国家投资的区位选择设想、以外向型人才为目的的人才培养机制。
全球铁路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统计研究

本文通过全球铁路建设市场发展趋势的研究，为我国铁路建设企业实施“走出去”，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战略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采用统计学与经济学交叉研究的路径。依据市场分析理论，以铁路发展历史过程为依据，从理论方面研究提出影响铁路发展的供给与需求两方面主要因素。包括决定需求的经济工业化发展水平和铁路运输替代服务约束，决定供给的技术水平和资金约束。进而应用统计学理论方法提出反映铁路建设市场总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的统计指标。 　　包括铁路运营里程、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等。为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本文的市场分析研究框架是基于统计学及计量模型设定的。按照理论研究结果，确定相关解释与被解释变量。在搜集基本覆盖全球的27个主要国家1993-2006年度指标数据后，应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描述性分析和数据分组。并通过单位根检验、Johansen检验、回归分析等技术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开展实证研究。从而得到识别目前影响全球铁路发展主要变量与铁路发展数量关系的重要参数信息。提出全球铁路建设市场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相关结论。 　　全球铁路市场数据分析表明，总体看全球铁路市场依然随GDP的增长而增长，但增长幅度小于GDP增长幅度。国民经济对铁路的需求是决定铁路发展的基本因素。对于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当人均GDP为900-3000美元时，其把交通运输“充足性”作为国家一项基本政策目标，注重铁路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当人均GDP小于1000美元时，铁路货物保持旺盛增长态势。在工业化后期，铁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生产率增长，第三产业发展导致铁路客运市场份额逐渐降低，但货运市场份额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目前，铁路借助新技术和环境保护大趋势，其全球建设市场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我国企业在实施“走出去”，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战略时，要针对不同国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相应的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常熟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世界经济进入新的调整期，开放型经济面临新的战略转变。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常熟作为开放型经济较为发达的县级市，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处理好保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适度调整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 　　论文首先分析了开放型经济概念的历史演变，比较了学者对开放型经济概念的不同论述，提出了在当今中国已全面开放并成为全球化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新视野下开放型经济的新内涵。在开放型经济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比较了开放型经济与封闭型经济、外向型经济的区别，总结了新时期开放型经济的主要特征。同时，论文界定了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概念，较为系统地梳理和阐述了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各种理论:内向型战略理论、外向型战略理论、综合型战略理论和其它开放战略理论。此外，论文简述了经济周期的主要理论。 　　论文简要回顾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过程，基于经济周期理论分析了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此次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从本质上看，是被政府相关政策人为拉长而积聚了严重失衡的经济周期的一次硬性回归。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大幅放缓，全球经济出现衰退，世界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均受到巨大影响，对我国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走出去”工作冲击很大，常熟开放型经济同样面临严峻挑战。 　　论文进一步描述了常熟开放型经济的基本情况，从时间序列和结构特点两个角度分析了常熟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状况，总结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常熟积极推进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利用外资不断扩大，“走出去”战略成效显著，开放型经济显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的良好态势，开放型经济已成为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产业层次不高等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现，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地位日益明显。 　　论文最后对常熟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重构提出了设想。常熟应当要加大招商选资力度，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努力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外贸持续稳定发展；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内外资企业共同发展，实现外向型经济与内源型经济充分融合；加快开放型经济保障体系建设，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珠海企业“走出去”的动因和特点分析及对策研究

珠海位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又是首批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中国加入WTO后,对珠海将产生重大影响.面对入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实施走出去战略是珠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组织成部分,是珠海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该文主要通过研究珠海企业如可实施走出去战略,为珠海企业如何面对入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代供参考;为珠海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提供参考;同时也为珠海政府如何制订优惠政策,鼓励指导、总体规划珠海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对策和建议.
中国对外贸易信息竞争力深论

全文共分为五章,采用对比分析方法,结合大量的图表和数据,分别从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两条主线得出自己初步的结论.第一章首先分析了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革新.网络经济的概念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而逐步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第二章重点分析了电子商务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对于电子商务的定义,无论是国际上的有关组织和法律,还是国内的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看法都不相同.从狭义上理解,国际贸易领域的电子商务是指通过电子信息技术、网络互联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使得交易涉及的各方当事人以电子方式而不是以纸单证为基础的方式完成任何形式的业务交易.其主要行为包括网上企业和产品展示、网上订货和结算支付等三个主要环节,因此有时也被称做无纸贸易.广义上理解国际贸易中开展电子商务,是指企业通过利用电子商务的各种手段所从事的国际贸易活动,它反映的是现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国际贸易过程的电子化.第三章该文深刻分析了贸易核心竞争力的新三要素之一信息竞争力内涵、要素体现以及提高外贸企业信息竞争力的途径.第四章对中国外贸的整体信息竞争力状况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发展国际贸易电子商务是中国外经贸的必然选择,为此国家对外贸领域的信息化建设投入巨大,也获得了较大的成就.第五章着重对中国外贸企业的信息竞争力进行微观分析.毕竟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整个贸易活动的信息化过程离不开企业的积极参与.对于外贸领域的信息化,外经贸管理部门、企业用户和个人用户都存在巨大需求,外贸企业之所以要积极开展网络贸易,是因为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的需要,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渠道,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有效途径,是迎接WTO挑战的必然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企业国际化

该文从国际直接投资和企业国际化两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规模、方式、动因和所有权优势,然后分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整体水平、道路选择和进入模式选择.其中,以家电行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分析是该文的一大重点,这一部分的分析运用了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的等级模型,并结合中国家电行业的实际情况对于模型中第一层次的选择提出了相应的因素分析标准.最后,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论述了当前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依然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当前要发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事业,有效有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以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为依托.该文把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进行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有关这两个主题相结合的内容范围相当广泛,文中的分析和论述不可能一一涵盖,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进行.
TDT通信外包公司生存现状及发展战略研究

TDT通信外包公司作为一家“通信运营商和制造商的服务商”，主要为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几大电信运营商以及中兴、华为几大设备提供商提供通信外包服务。随着电信运营商重组、未来3G牌照发放，公司既面临现有小灵通外包业务萎缩，业务收入锐减的困境，又面临外部竞争环境日趋激烈的挑战。尽管公司已经跟随设备制造商的“走出去”战略发展海外外包业务，但新开拓的业务尚未建立核心竞争力，公司面临客户关系单一、管理能力滞后，以及如何建立新形势下的核心竞争优势，如何把握市场机遇创造新的利润区等一系列问题。作者结合行业内多年的工作经验，并通过对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客户的深入访谈、问卷调查，从研究服务外包理论入手，通过对国内外通信外包行业的分析，以及对TDT通信外包公司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分析，应用企业战略理论，深入研究了TDT通信外包公司的生存现状和发展战略。论文首先对通信业服务外包行业进行分析，发现通信业服务外包正处于发展阶段，具有高价值服务待开发、行业区域性集中的特点。然后运用PEST分析和五力模型对TDT通信外包公司的宏观和微观环境进行了研究，从企业文化、组织结构、人力资源、业务类型等角度对公司内部因素详细分析，并运用SWOT分析工具、大战略矩阵、GE矩阵等方法分析公司的发展战略。在综合比较各种战略与公司内外部环境匹配程度以及考虑公司资源限制后，从备选战略集中选出最优战略作为实施对象。得到TDT通信外包公司在近五年内所应采取的公司层战略是：以进为主，兼而有退的发展战略，对深圳电信无线CDMA网络外包业务采用防御型战略，对海外外包业务和国内新的外包业务实施加强型战略。所应采取的业务层战略是：最优成本供应商战略。公司在战略实施时，要把握好三大原则并特别注意组织结构的匹配、人才队伍的建设和核心能力的培养。战略实施过程中难免会碰到风险，论文最后从宏观环境、行业、经营管理三方面预测了战略实施的风险并制定了应对方法。本论文所研究的虽然是TDT通信外包公司这一家具体的公司，但却也对通信外包行业内的其他公司有一定借鉴意义，对服务外包产业中的接包方企业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组织公平及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对领导信任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正在逐步和国际接轨，由“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为企业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趋势下，中国的企业还要兼任起企业公民的责任。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期，企业需要有强大的凝聚力来实现跨越发展。Bass的变革型领导理论框架正好契合了我们所处的环境，而人际信任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变革型领导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变量，所以变革型领导和信任也就成为本研究的焦点。本研究将同时通过理论和实证方法对其作用的机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往的相关研究很多都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做出的，同时也缺少考虑领导有效性的基础。由于变革型领导是一个社会交换的过程，考虑领导行为的作用，要同时考虑领导者、追随者和作用环境的影响。那么本研究在过去理论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互动公平作为变革型领导影响下属对领导信任的重要基础这样一个假设，认为员工知觉到互动公平才能更好地知觉变革型领导，进而影响其对领导的信任；同时还考虑下属的主动人格在组织公平到信任和组织公平到变革型领导之间的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框架来研究人际信任的产生。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为个人知觉层面的研究，所以只考虑个人层面的变量，但是对于组织公平的三个维度，考虑到个人归因的偏差，本文把组织层面的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也一并纳入模型中考虑。本研究通过对来自中国五个主要省市的大型国有企业的234份有效样本的分析，通过SPSS和AMOS进行了相关分析、回归分析、验证性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和优化，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变革型领导作为中介变量参与组织公平对信任的作用这样一个假设，而且是一个完全中介作用。同时分析的结论也配合了个人层面分析的定位，在组织公平的三个维度中，只有个人层面的互动公平的作用在所有的分析中保持了一致的显著性。关于主动人格的调节作用同样也得到了数据的良好支持，本研究发现主动人格在互动公平到变革型领导、互动公平到信任的作用中都起到调节作用，就是说当下属拥有较高的主动人格的时候，其对互动公平的知觉更容易使其对变革型领导产生更强的知觉，也容易增强其对领导个人的信任。文章的最后提出了理论的实践意义，分析了现有理论框架的不足，进而对以后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我国经济开发区管理模式转型研究——以镇江经济开发区为例

我国经济开发区自创立至今已有20 余年，其数量由少到多，规模由小到大，质量由低到高，分布由沿海而内陆，逐步发展起来，并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然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关于区域公平的呼声日益加剧，外资超国民待遇受到质疑，地方政府争夺投资资源的行为日趋白热化，开发区的公共财力也难以持续投入巨资开发基础设施，土地资源日趋紧张，优惠政策已不再拥有。中国开发区走到了十字路口，怎样才能提高开发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为了适应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开发区必须不断的及时调整其发展目标和运行方式，对于过去由政府为主导的管理开发模式必须及时进行提升和转型。本课题就是在以上这种历史背景下，通过对我国经济开发区特别是镇江经济开发区目前的管理模式的分析研究，在借鉴国外先进开发区开发管理的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公共管理相关理论探索提出了一种适合我国目前开发区开发管理的一种新型模式，即将开发区管理职能向加强宏观调控、提高行政效率和建设服务型政府转变；将招商引资、开发建设、园区配套服务等职能交给市场来解决。它将创新政府在开发区的开发中的管理模式，引进企业管理的理念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将招商引资从政府目前的工作范围转移到企业和市场中，这对进一步提升开发区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后劲，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政府形象，精减政府工作人员，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减少权利寻租行为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以政府职能转变理论、公私合作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管制理论为基础，在分析了我国开发区管理模式现状的基础上，剖析我国开发区目前管理模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我国开发区开发管理模式创新转型是必然趋势，并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以及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以镇江经济开发区创新管理模式试点为实例，提出了我国开发区如何进行开发与管理模式转型的路径与构架。同时，就模式转型中涉及的政府观念转变、开发区法律地位和职能进一步明确、强化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使得本文所研究的开发区管理与开发的模式转型构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关于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战略的研究

中国消费市场在改革开放以后，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9％以上，呈现出惊人的变化，通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界贸易博览会，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国的地位将会不断的提升。作为韩国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的几年中，也看到了中国的飞速发展和逐步提高的国际地位。基于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地理上的邻近性两个重要因素，世界外国企业的进入聚焦于中国。与此同时，针对低工资水平和广阔的中国市场，韩国企业也开始关心海外投资，进而在韩中正式建交以后，强烈的刺激了在中国的市场投资。韩国企业对中国的市场投资虽然呈现急速的增加趋势，但大多由于各种各样的自身和外界因素，现在都面临着困境，撤离或者清算的状态，令人叹息。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中国市场投资时进入的现状和类型，以韩中建交以后进入到中国的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为中心，比较分析其成功和失败要因，总结出韩国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投资需要的直接战略。基于韩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案例的分析而得出的结果表明：事前调查和信息收集，经销市场和生产基地的选择，投资方式和伙伴的选定，中国当地员工的招收和培训以及有效的劳务管理等方面，成为投资上必须关注的问题。可提示韩国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成功战略如下：第一、要吸取先入企业经验，发挥后进入企业的优势。首先，做为免费搭车者，要通过彻底的分析先进入企业在当地的事前调查和他们的成功案例，然后，积极地利用后进入企业的优势。第二、要推进进入行业的多样化，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由于一方面中国不再是低价要素市场，另一方面韩国中小企业的制造业投资数占70％以上。所以，要推进除制造业以外的进入行业多样化的同时，还要拥有中国企业不能模仿的、自身独特而有竞争力的高附加价值产品以应对竞争。第三、需要有效的劳务管理战略。为了降低中国雇员的高离职率和提高雇员业务能力，通过升职和奖励制度，采取鼓励的方式，建立系统的教育制度和透明而公正的人事制度。第四、要形成并建立管理“关系”。首先，自身要拥有企业活动的核心力量，通过足够的理解和关心，建立关系；其次，建立在进入到同一市场的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协力体制，最后，要与竞争者建立在良性竞争的同时建立协助性的“关系”。中小企业，在韩国，由于激烈的劳资纠纷、高工资和人力不足等恶劣的企业环境因素，许多企业都处于疲倦的状态，所以，韩国投资商为了取得更大的经营成果，把希望寄托在了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即便如此，仍要切记，没有正确调查的盲目投资，只会加重失败，一定要建立和推行正确的投资战略。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涵盖很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在对外经贸发展中则体现为政府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20世纪70年代外经体制开始改革之后，上海的对外经济合作从无到有开始发展，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是上海外经贸发展的特殊时期，上海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外经发展的重大举措。进入21世纪，国家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发展境外投资。在这三十年间，上海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走在全国前列。然而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由于我国整体对外投资的发展起步较晚，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的研究直到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后才逐步展开。上海市政府开始转变政府职能，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但对于政府如何为“走出去”企业服务的研究并不够深入和系统，关于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过程中诸多涉及到体制及机制问题，还缺乏深层次的探寻，本文将把研究重点放在分析造成企业“走出去”难的根本原因以及如何从多方面深层次完善上海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上。本文将由对上海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的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入手，首先介绍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础：服务型政府、新公共服务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对外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服务的具体所指，并简要介绍了对外投资服务理论和政府服务体系理论，随后，在对上海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的历史回顾中，将上海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的发展历程分为3个阶段进行表述，分别是1978年至1991年的起步阶段；1992年至2000年的提升阶段；2001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 2001年出台的《关于上海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指导意见》和有关实施细则，是上海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的重要标志，但是应该看到，当前我市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还存在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一是政府管理越位，二是政府监管不到位，三是政府支持与服务职能不够完备，这些薄弱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的发展。关于上海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本文借鉴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的经验，从资金扶持鼓励、促进非政府境外投资服务机构发展、建立高效统一的信息服务平台、扩大政府间合作、进一步简化外汇管理手续和加强事后监督五方面进行展开。资金扶持鼓励包括制定相应的财税和金融倾斜政策，设立对外投资发展基金，建立海外投资准备金，鼓励进出口银行和商业银行加强海外经营企业的信贷支持，进一步简化贷款审批手续，继续制定税收优惠的激励政策；促进本市非政府境外投资服务机构发展包括积极支持国内境外投资服务中介行业，为本市企业走出国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建立高效统一的信息服务平台包括提供境外并购信息咨询服务、加快对境外并购专业人才的培养、健全境外并购法律体系；扩大政府间合作包括进一步强化保护我国对海外投资，签署政府间的促进投资备忘录；进一步简化外汇管理手续，加强事后监督包括在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方面的权限放开，中方投资主体定期将境外企业的经营运作向有关部门汇报等。希望这些粗浅的建议能对进一步完善上海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体用一些有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