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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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荣昌县作为重庆市的一个传统农业大县，县域经济发展缓慢。县域经济发展好坏关系到能否尽快提高荣昌县综合实力和全面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研究荣昌县域经济及其发展战略理论，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方法，以区域经济和县域经济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区域经济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战略；遵照重庆市的“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结合荣昌县的县域经济特点和发展规划，对欠发达县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荣昌县域经济发展战略。 　　本文用SWOT方法分析了荣昌县域经济发展现状：荣昌经济总量小、基础差、底子薄、产业结构欠合理，具有畜牧资源、畜科生产和研发等绝对优势、畜禽品种和所处区位及发展迅速等相对优势；提出了建成“中国畜牧生产科研重地”(中国现代畜牧业示范区)、“重庆特色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创汇基地”、“渝西川东结合部经济发展高地”、“渝西经济走廊上的区域中心城市”等战略目标；明确了实施新型工业化、城市化拉动、农业现代化、贸易市场化、旅游产业化、特产品牌化、区域性合作等战略重点；提出了更新发展观念、用足畜科优势、壮大支柱产业、建设中心城市、发展现代农业、扶持非公经济、壮大县域经济、加强区域合作、提升县域实力等战略对策。 　　本文提出的荣昌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以现代县域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础，在全面分析荣昌县域经济发展现状的前提下提出的，符合荣昌的实际情况。对我国类似的县域经济发展有借鉴意义。
开放型经济条件下我国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一体化阶段，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产业间的互助和合作日益深化。在现今各国产业结构调整中，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无论从产值比重、产业规模还是对外贸易额度来说，都显现了重要的地位。开放型经济背景下，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步入快速发展的通道。可以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已经成为了各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提升国力的共识。 　　但是，如何促使第三产业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发展的更好，是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也有所差异。大的方面，以发达国家而言，第三产业产值已经占据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60％以上，且在就业吸纳、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小的方面，以我国东、中部地区而言，其第三产业的发展成就也是值得肯定的。 　　反观我国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结构不合理、规模有待提升、竞争能力有限等缺点严重制约了本地第三产业的发展乃至经济的增长。特别是面对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国外优势资源向我国的延伸，更加剧了我国西部地区第三产业良性发展的困难。因此，正确、充分认识开放型经济条件下我国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的优劣条件，制定符合该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的合理对策，是急需得到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首先从国内外第三产业的已有研究成果出发，深入发掘第三产业已有的成功经验，并结合开放型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的特征，构建开放型经济条件下第三产业发展的基本原理，以为本文确立研究的主轴。继而运用SWOT分析法对开放型经济条件下我国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所具备的优势、劣势，所面对的机遇与威胁进行详尽的分析，并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分析结果显示，开放型经济条件下我国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宜于采用SO策略(最大与最大策略)作为发展的策略。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构建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的服务机制；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三峡库区专业技术人才开发支持体系建构

党的十七大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的基础上，将人才强国战略确立为国家三大一级发展战略之一，对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改革创新人才工作作出了重要战略部署。以贯彻落实“314”总体部署和“3号文件”精神为标志，重庆进入了“求突破、上台阶、大发展”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必须围绕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直辖市这条主线构建“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新格局。作为长江上游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加快建设以万州为中心的渝东北地区，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起着关键作用。在努力把渝东北地区建成长江上游特色经济走廊、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的大开发背景下，三峡库区专业技术人才开发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本研究通过统计资料查询、文献分析、实地调研收集到科学的数据和翔实的资料，对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现状有了全面、准确的把握。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横向、纵向比较，对三峡库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存在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综合分析发现，库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增长滞后于经济发展；专业技术人才密度小、使用效率低；高层次人才稀缺，人才断层现象严重；非公经济、支柱产业专业技术人才结构性短缺；专业技术人才的知识能力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人才意识淡薄，用人理念存在误区；政策缺乏统筹性，难以落到实处；管理职责不明确，部门协调性较差；经济发展水平低，人才开发投入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人才载体功能不够；生活条件艰苦，社会环境相对较差。 　　为做好三峡库区专业技术人才开发工作，首先必须树立目标、明确任务。由于三峡库区相关历史统计数据非常有限，专业技术人才需求预测工作难度较大。本课题在借鉴有关区域人才预测经验基础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以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现状为基础，以全国、重庆市、三峡库区有关发展规划为前提，对库区专业技术人才开发目标进行了综合分析，借此明确目标与现状之间的差距，提出了专业技术人才开发的五项主要任务。 　　针对库区专业技术人才开发的目标任务，本研究以中央和重庆的方针政策为指导，广泛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从预测规划体系、引入退出体系、选用配置体系、激励约束体系、教育培训体系等五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使得开发主体、开发对象、开发方法等要素在库区专业技术人才的引入、配置、使用、培养、保护等开发环节中优化组合，从而实现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有机整合，共同构建起强大的支持体系。
跨国企业决策行为与中国的外包政策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就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并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比较优势，这也归功于中国积极承接制造业的外包。然而，中国承接服务业外包市场规模还很小，素质比较低；中国主要承接日、韩等邻国外包业务，很少承接欧美等外包业务；跨国企业来华投资主要是受到我国国内市场因素的吸引，属于“寻求市场”型的服务投资，而把我国作为承接国际外包中心的“寻求效率”型服务投资比较少。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随着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使得各国经济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跨国企业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大行其道。要分析中国的外包存在的问题就必须分析跨国企业的决策行为。为什么制造业外包企业选择中国进行外包，而服务业外包企业却不选择中国?跨国企业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分析跨国企业外包决策行为有利于中国承接外包对策，为承接更多的外包创造必要的条件；分析跨国企业外包决策行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中国企业从跨国企业决策行为中学到更高管理本领；分析跨国企业外包决策行为也为中国企业最终“走出去”提供理论基础。 　　对于外包理论，已经有很多学者从战略管理、动作与供应链、贸易理论等不同的角度做出分析。在新新贸易理论中，产业内部不完备合约与企业异质性相互作用，二者共同预测国际化和离岸生产，特别是解释了目前普遍存在的本土市场一体化，本土外包，国外一体化和国外外包等的四种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为解释现有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将顺沿新新贸易理论，在异质企业假定和企业内生边界的模型基础之上，引入产业集聚效应，并放松不变替代弹性CES偏好假定和只有一种生产要素的假定，建立新的模型，分析跨国企业的决策行为，并在其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下，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在分析相关参数之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瓮福集团海外工程总承包项目HSE管理关键技术研究

企业国际化发展是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国际工程总承包是国内一些大型企业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重要的利润增长点。企业通过国际化过程，学习先进的管理方式与运作模式，进而提高整体素质。在国际工程总承包中，HSE管理则是整个工程管理的重中之重，是企业进入国际工程总承包的门槛，很多企业在走出去之初就是因为在对HSE方面了解不多而导致准备和投入不足，致使施工工期拖延和成本升高，进而造成许多企业初期的亏损。 　　瓮福集团承揽总价为3.55亿美元的总承包工程，论文作者参与了施工管理的全过程，结合这段工程实践，对瓮福集团在国际工程总承包管理中的HSE管理现状进行分析，找出的薄弱环节及问题所在，对比国际工程总承包流行的管理模式，参与制定了瓮福沙特项目的HSE管理框架。该框架由领导承诺、公司方针、宗旨、管控文件、组织机构、执行程序、持续改进等部分构成。并参考了国际工程总承包中从设计、采购、物流运输、现场施工、竣工交付等方面的HSE管理工作内容。借鉴当今世界通用的HSE管理方式，总结了在现场遇到的困难及解决问题的经验，形成了瓮福集团沙特曼阿顿项目的HSE管理体系。 　　论文综述了HSE管理体系的由来及构建组成要素。HSE的体系构建由领导承诺、目标、方针和战略，组织机构、职责、资源、管理标准和文件，风险评估和隐患管理，计划和程序，实施。体系运行和维护，审核和评审等部分组成。 　　论文介绍了国内外HSE的研究与运用现状。 　　论文介绍了沙特曼阿顿公司对HSE管理的要求，这些要求结合了HSE管理体系要素和FIDIC条款的内容。 　　论文构建了瓮福集团海外工程总承包的HSE管理体系，这个体系由：领导承诺、目标方针。组织机构。风险评估和隐患冶理。计划和程序。管理控制文件及程序。持续改进等部分构成，共计375个标准文件，92个工作流程。 　　论文研究了HSE体系在实施中的过程的控制要点，结论是强化对施工过程的管理，开工前按标准要求准备、施工过程按程序监督和完工后及时小结。 　　论文的研究的成果(构建的瓮福沙特曼阿顿项目的HSE管理体系)，已经在沙特曼阿顿项目成功运用，并顺利达到目标要求。
基于产业集群的重庆市科技合作模式研究

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模式，产业集群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重庆市产业集群的建立尚侧重于企业数量的堆积，而对决定产业集群长期发展的知识和技术创新与扩散存在认识不足的缺陷。同时，科技合作因对区域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日益受到关注，但西部地区科技合作的模式、途径和运行机制尚处于探索之中。而以产业集群为着眼点，能够使科技合作更有针对性，更好地促进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如何使科技合作与产业集群发展更好地融合，已成为当前需要研究探索的重要理论和现实课题。因此，本研究基于以上思考，通过对重庆市科技合作模式的研究，探析科技合作在产业集群中的作用和实现机理，探讨重庆市应确立怎样的科技合作模式和运行机制，以有效促进、建立和发展有重庆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论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简要的回顾，界定了产业集群及科技合作的概念，阐述了产业集群及科技合作的理论基础，在分析重庆市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及其动力机制的基础上，分析了重庆市产业集群升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产业集群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高；产业互补性有待加强；集群内创新动力不足；集群内合作机制不健全；集群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从“国际合作”与“国内合作”两个方面，对重庆市科技合作的现状、模式等进行了总体考察。 　　在国际科技合作方面，论文将重庆市国际科技合作模式归结为五种合作模式：交流互换型合作模式、技术引进型合作模式、技术输出型合作模式、平台基地推动型合作模式、会展引导型合作模式。在对各种合作模式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重庆市国际科技合作主要模式对产业集群发展的效能，发现了重庆市当前国际科技合作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分析结果，总结提出了两种基于产业集群的国际科技合作模式：“众星捧月型”合作模式、“引进来”与“走出去”双驱动型合作模式，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加强信息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各种机制；加紧相关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完善组织结构；加大国际科技合作人才的培养力度、建立健全国际科技合作咨询机构等等。 　　在国内科技合作方面，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归纳了重庆市的国内科技合作模式。在宏观层面有：共性技术开发合作模式、经济互动发展的科技合作模式、技术梯度转移合作模式；在中观层面可以概括为：市部合作模式、市院合作模式、市校合作模式；在微观层面主要涉及产学研合作模式。在对以上各种合作模式对重庆市产业集群效能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提出了四种基于产业集群的重庆市国内科技合作模式：产业价值链互补型合作模式、要素资源共享型合作模式、产业转移与优势互补双推进型合作模式、“众星捧月型”合作模式。据此，提出了基于产业集群的重庆市国内科技合作运行机制，分别为：政府引导和保障机制、市场导向机制、激励机制、研发合作机制、专业分工协作机制、人才培养引进及管理机制、投融资机制、科技资源管理运行机制、社会服务体系支撑机制。
重庆市区县政府财政能力不均衡问题及对策研究

本文以地方财政的基本理论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在明确财政能力概念的前提下，构建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重庆市1998年到2007年的数据资料，以三大经济圈、民族区与非民族区、区县自身财政能力比较等为研究视角，综合测度了重庆市40个区县政府的财政能力，结合当前国内区县级财政面临困境的现实和直辖以来重庆市所面临的特殊情况，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大的方面分析了重庆市区县政府财政能力不均衡的原因，同时分析了区县政府财政能力不均衡的多方面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l、研究结论 　　 (1)区县政府的财政地位需要高度重视。不同区县政府财政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这影响到各个区县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基本公共物品的提供和整个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是不相适应的。在一些民族区域，政府财政能力的过大差异势必会直接影响到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和发展，甚至还会引起不必要的民族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与和谐社会建设是相违背的。因此，要实现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高度重视区县政府的财政地位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2)区县政府财政能力不均衡问题十分严重。从三大经济圈的视角来看，都市经济发达圈所辖的主城九区各区(县)财政能力最强，渝西经济走廊所辖区县财政能力次之，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最弱；从民族区与非民族区的视角来看，非民族区域区县政府的财政能力好于民族区域，但是民族区域的标准财政收入、标准财政支出和整个财政能力的增长速度都要明显快于非民族区域；从区县政府比较的视角来看，40个区县之间的财政能力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排名前10位的区县财政能力是排名最后10位的区县财政能力的多倍，两者的财政能力差异是极其显著的。虽然在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区县政府财政能力也在发生变化，财政能力弱的区县发展明显快于财政能力强的区县，但由于经济总量的起点不一样，财政能力不均衡问题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3)区县政府的财政体制改革需要全局眼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重庆市40个区县政府财政能力的不均衡，与1994年我国分税制改革后，区县级政府财政收入锐减、财政支出基本不变和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等是密切相关的。从现实的角度来看，1997年的重庆市直辖、重庆市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先后、重庆市各区县资源禀赋的差异以及当前重庆市的扶贫开发工作等又是促成当前重庆市40个区县政府财政能力的不均衡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改变当前重庆市40个区县财政能力不均衡的现状，需要从上到下、全方位多角度、全面彻底地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 　　 2、政策建议 　　 (1)发展县域经济为财力的均衡夯实基础。考虑到重庆市40个区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资源禀赋的差异程度，发展壮大重庆市的县域经济需要做出相应的努力，即是盘活农村土地，加快城镇化步伐，促进城乡互动，发展县域经济；统筹城乡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带动整个区县的工业化；简政放权，强化政策的具体落实，为县域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2)加快分税制改革为财力的均衡提供保障。要增强区县政府的财政能力，确保不同区县之间财政能力的均衡，需要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具体来说即是要加快市(省)级以下分税制改革；合理划分市级政府与区县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强化税法建设，及时修改、完善或出台相关税法。 　　 (3)优化转移支付制度确保财力的均衡。要缓解区县政府的实际财政困难，强化对财政能力极度弱化的区县(尤其是民族地区区县)的支持力度，必须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制度的优势，优化当前的转移支付制度，重视对财政能力弱化区县的转移支付，具体来说即是简化市(省)级部门对区县的财政转移支付种类，实行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创新转移支付制度，建立适合地区间则力均衡分配的模式；规范转移支付方法，合理分配转移支付资金；加强管理，确保转移支付资金的有效使用。 　　 (4)规范各种收入来源并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基于各个区县的具体情况，各区县实际所获取的非税收收入在总量上是很不一样的。这些非税收收入虽然不直接影响政府的财政能力，但是可以直接影响到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数量多寡和质量高低，有必要进行统一的规范。具体来说，即是深化分税制改革，推进非税收入管理规范化；做好各种配套服务，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
中国建筑企业国际化发展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建筑市场的迅猛发展，建筑企业的国际化问题成为企业管理、产业经济、国际贸易等学科领域的讨论热点之一。建筑企业要实现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并谋求更好的国际化发展的目标，首先必须明确应采用怎样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从而解决“走出去”的问题。其次必须清楚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自身所处的状态，并根据需要及时进行经营策略的调整，从而有效保证“走下去”。因此，首先根据建筑产业的特点，提出一套有效的建筑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决策体系。其次，建立一套可以系统地、全面地评价建筑企业国际化发展状态的指标体系，对建筑企业的国化研究和国际化经营管理实践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文在进行大量文献检阅的基础上，首先对现有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理论体系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梳理。经过梳理发现现有理论体系存在较多的局限性，比如在进入国家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由发达国家进入欠发达国家的模式研究、在对行业的研究局限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在进入模式的选择中仅考虑静态的因素，对市场变动等动态因素考虑不全等。这些理论都不能完全适用于指导中国建筑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因此，在上述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考虑结合中国建筑产业的发展特点，本文重新构建了一套可以适用于中国建筑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决策体系，从而，为建筑企业提供一套可供借鉴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方法体系。 　　其次，本文整理了以往文献关于企业国际化绩效测评方法的研究，重点阐述了企业国际化绩效的测评模型，总结了测评企业国际化绩效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分析认为，现阶段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研究评价体系的研究还不成熟。例如现有的阶段理论衡量企业国际化绩效的指标不够全面，只能勉强用于企业国际化阶段的划分，不能够很好地反映在国际化各个阶段中企业各个方面发展的现状，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现有的企业国际化绩效测评模型以结果为导向，静态地测评企业国际化经营成效，缺乏动态和发展的眼光。然而，从全面评价企业国际化发展状态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一套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较为完整地反映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全貌。因此，本研究借鉴近年来国际著名企业广泛采用的平衡计分卡模型(Balance Score Cards)的框架，并结合建筑产业的发展特点，最终构建了一套中国建筑企业国际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其在一个企业案例中的运用来展示该指标体系的运用方法和效果。该指标体系采用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同时考虑了企业发展目标的长期性与短期性、财务和非财务、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发展性指标和滞后性指标等间的平衡。因此，采用该指标体系有利于客观真实的反映建筑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绩效水平。 　　此外，在以上两部份的研究基础上，并结合对企业国际化经营发展的研究，本文还对中国建筑企业如何有效的进行国际化发展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发展建议，以供建筑企业在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时进行参考。 　　最后，本文对此次研究的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国际收支失衡条件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中国外汇储备也不断增长，而且金额逐年扩大。国际收支长期持续的双顺差格局本质上也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一种表现，这种不平衡也说明了我国外部经济的失衡，它势必会对国内经济平衡产生影响，所以解决这种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失衡现状就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体现，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并日益成为国际投资领域的研究热点。如何解决我国贸易顺差较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政策促进和协调机制，大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逐步推动境内机构开展境外直接投资等不失为一种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好办法。本文旨在探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的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以及分析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我国的“走出去”战略对改善我国国际收支的作用。 　　依据国际经济学原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均衡是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收支的内外均衡。其中，外部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流动，国际资本的非稳定性流动会引发各种金融危险，进而造成经济的外部失衡。此外，外部失衡会传染内部经济，引发宏观经济的总体失衡。本文通过回顾以往研究学者提出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结合当前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现状，出口不再是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宏观经济背景，通过收集1985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引入IS-LM-BP模型对国际收支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并运用逐步回归和岭回归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从国际收支角度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并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相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从1985年到2007年23个年度的样本数据，包括ODIf表示t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ODIs表示t-1期我国对外投资的存量、以美元计价的GDP、Current为经常账户、Goods为货物贸易、Service为服务贸易、Capital为资本金融账户和FDI外商直接投资等变量。通过回归得出如下结论：影响经常账户平衡的六个因素中，只有Goods、ODIs和GDP的影响最明显，其中Goods和GDP对经常账户的余额变动都起着同向的影响，而只有我国对外投资的存量对经常账户的余额变动都起着反向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资本金融账户余额平衡具有正的积极的影响，而由于当年我国对外投资的流量直接表现为资金的流出，所以对外投资的流量对资本金融账户余额变动具有反向的影响。在我国现在资金供求状况是本币储蓄相对过剩、外资大量流进和外汇储备处于较高水平的状态下，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储蓄的利用存在替代作用，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利用好外资的同时对外进行直接投资。这既是我国企业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布局未来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急需资金和就业机会的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恢复。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我国经济国际化和市场化的必经之路。
会计师事务所非审计服务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加入WTO后，我国的会计审计市场开放程度明显加大。国际会计公司不仅在审计服务经验和质量控制方面比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有竞争力，已经占据了我国金融等高端领域的审计市场，而且在非审计服务经验和质量控制方面也是技高一筹。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国内企业对非审计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目前我国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非审计服务品种单一，非审计服务占事务所收入比重小，质量控制因服务经验不足和高端人才缺乏等原因存在不少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冷静头脑，正确把握形势，理性分析我国国内会计师事务所非审计服务发展的现状和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由此，本文对该命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认为应鼓励和引导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大力开展非审计服务，并应通过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提高国内会计师事务所非审计服务的质量。这必将有益于引导我国国内会计师事务所非审计服务的开展及其质量控制工作，并为最终实现会计服务行业“做大做强”和“走出去”的目标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持。 　　本文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主要论述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文献综述，写作思路及研究方法，为下文的进一步论述起到铺垫作用。 　　第二部分是非审计服务概述。主要对非审计服务的涵义、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非审计服务的理论分析、非审计服务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质量控制和非审计服务质量控制等非审计服务相关知识进行了论述。 　　第三部分是非审计服务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通过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非审计服务的开展情况，归纳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非审计服务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的成因。 　　第四部分是案例分析。通过重庆JH会计公司非审计服务业务开展情况的分析，发现其质量控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深入探析该公司现有非审计服务质量控制存在问题的原因。 　　第五部分是提高非审计服务质量的对策措施。针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特别是案例分析中重庆JH会计公司非审计服务质量控制存在问题的成因，提出了提高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尤其是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非审计服务质量的对策建议。 　　第六部分是结论。在前面五部分论述的基础上，就我国会计师事务所非审计服务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做出了结论，并对本论文的不足之处给予了说明。
国际合资企业不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国际合资企业(IJVs)是跨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最快与最常用方式之一，也是东道国利用外资的一种重要形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合资是跨国企业和东道国企业的双赢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进程。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基础设施条件逐步改善，并且政治社会坏境趋于稳定，投资环境日益改善，越来越多的外商来中国进行投资，中外合资企业也一直是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组织形式。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环境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中外合资企业不断出现被跨国企业控股或收购甚至解体等不稳定的现象。诚然，IJVs在本质是一种不稳定的组织形式，但其不稳定发展却不利于东道国对外资更好的利用和东道国企业的发展壮大。 　　为了更好地利用中外合资企业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本文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资企业的不稳定性展开研究，关注于发展中国家IJVs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东道国企业，运用博弈模型和实证分析方法相结合，通过对IJVs的不稳定性进行深入分析，让参与合资的中方企业认识到国际合资企业不稳定性的本质特征，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应对IJVs发展中的不稳定性，并从中获取应得的收益；同时也为引进和管理国际合资企业提供参考，以更好地促进国家、地区、行业经济的稳步增长。 　　论文研究具体的内容为： 　　 ①应用博弈论的分析思路和方法，根据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带有技术转让提成项的IJVs收益和分配模型，通过Nash协商解得出IJVs收益的最优配置，并分析外资股权比例限制对IJVs不稳定性的影响。 　　 ②在带有技术转让提成项的IJVs收益和分配模型的基础上，分析IJVs中成员企业单方面进行技术创新和IJVs双方成员都进行技术创新对其不稳定性的影响，并由此得出对中方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些启示； 　　 ③在带有技术转让提成项的IJVs收益和分配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两种不同市场结构中IJVs道德风险的大小的变化情况，由此得出IJVs所处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对IJVs不稳定性的影响，分析其对中方企业的启示； 　　 ④应用演化博弈理论，通过引入漂移来刻画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在标准复制动态方程的基础上增加含有漂移的扰动项，建立带有漂移扰动项的蜈蚣博弈模型，研究外界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与IJVs不稳定性之间的影响，并结合现实进行解释。 　　 ⑤在前面数理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假设，应用生存分析方法，以1984-2006年间建立的575个中外合资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对前面数理模型研究的相关结论进行验证。 　　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 　　 ①在IJVs的收益分配模型中纳入技术转让提成项，并分析技术创新及市场竞争程度对IJVs不稳定性的影响。本文根据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带有技术转让提成项的IJVs收益和分配模型，通过Nash协商解得出IJVs收益的最优配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IJVs中的技术创新及IJVs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对其不稳定性的影响。 　　 ②运用“漂移”来刻画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并分析外界环境不确定性对IJVs不稳定性的影响。本文引入“漂移”来刻画环境不确定性，并基于IJVs成员有限理性的假设，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在标准复制动态方程的基础上增加含有漂移的扰动项，建立带有漂移扰动项的蜈蚣博弈模型，并由此研究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对IJVs成员机会主义行为和IJV不稳定性的影响。 　　 ③在Cox比例危险率模型中纳入时间依存变量，应用生存分析的原理对本文数理模型研究相关结论的显著性进行验证。本文以1984-2006年间建立的575个中外合资企业为样本，应用生存分析方法中的Cox比例危险率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考虑时间变化对部分变量的影响，引入时间依存变量，验证数理模型研究的相关结论的显著性。
县级土地利用规划中建设用地预测方法研究——以重庆市永川区为例

1987年以来，我国先后组织开展了两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形成了由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县(区)和乡(镇)5个层次组成的、覆盖全部国土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体系。 　　土地需求量预测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组织部分和核心内容。它是根据规划期内各部门用地计划发展变动的客观过程及其规律。考虑到各种可能和各部门用地的特殊性，运用现代的技术手段对未来若干年内的土地利用状况做出超前评估，为协调各部门的用地矛盾、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提供依据。 　　上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以来，在土地利用和管理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建设用地需求量预测结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正在进行；新的时代背景，急需对建设用地需求量预测进行深入研究，为科学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依据。 　　本文首先对建设用地需求量预测的基本理论和现行预测方法进行了分析。根据归纳本文将预测方法分为数学模型和传统分解预测两大类方法。从土地利用规划修编的实际出发，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灰色系统GM(1，1)模型。先根据一定的原则，对建设用地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选取，运用相关分析进行重要因子的筛选；根据筛选的因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构建建设用地需求量预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模型的优化，以使模型的建立更科学、预测精度更高。鉴于灰色系统GM(1，1)模型对样本数量要求不高，且能淡化变化过程中的不确定影响的特点，建立该模型对建设用地需求量进行预测，提高预测精确度。另外结合了传统的分解预测，方法分析了永川区规划的重点项目以及对未来发展空间，对建设用地的预测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永川区作为重庆市西部地区重要城市，辐射川东南和黔西北的区域性中心大城市，是重庆西部重要出境交通枢纽和区域性物流中心，是渝西经济走廊的重点城市，新经济增长点的潜在地区。因此把永川区作为一个案例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本文以重庆市永川区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实践为基础，结合永川区实际，采用1997年到2005年间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和建设用地数据，分析了GDP、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总人口是影响永川区建设用地变化的主要因素，数学模型中构建了永川区建设用地需求量预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模型的优化，以使模型的建立更科学、预测精度更高；同时以灰色系统GM(1，1)模型为辅，对建设用地需求量进行预测，再结合传统分解预测，以达到预测的合理。 　　第1章：绪论。(1)文献综述。主要回顾了国外建设用地预测方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得出一些经验与启示；通过对地区人口数量、城市化水平等经济社会指标与建设用地之间的相关分析，可以预测得出建设用地的需求量，并对国内建设用地预测进行了综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2)介绍了文章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等。 　　第2章：永川区概况。包括永川区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现状。 　　第3章：永川区土地利用现状及动态分析。该章根据永川区1997-2005年建设用地数量统计资料，分析了永川区建设用地数量和质量结构、建设用地变化的过程、建设用地变化的构成情况等，并结合相关社会经济统计资料，运用相关分析法，对影响永川区建设用地面积变化的因素做出分析。 　　第4章：永川区建设用地增长驱动力分析。该章分别从人口发展、投资力度和经济产出分析了对建设用地增长的驱动力，并且也分析了城镇、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相关性。 　　第5章：基于数学模型建设用地预测。该章依据永川区9年间自然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主要运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灰色系统理论的方法预测永川区未来建设用地。 　　第6章：传统建设用地预测。该章主要是将建设用地分为6类来进行分解预测，然后汇总得到未来全区建设用地的预测值。 　　第7章：两类预测方法的对比。通过对两类预测方法的理论依据、研究思路和优劣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基于数学模型预测建设用地面积的方法和传统分解预测方法各有优劣之处，前者定量化研究更为深入，缜密，后者以定性研究占优势，因此两类预测方法是互补的，综合两类方法的预测结果能够减弱单独定量或定性研究的不足之处。 　　第8章：结论与讨论。对整个论文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和概括，并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本文依据1997-2005年重庆市永川区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和建设用地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灰色系统及分解预测分析方法，建立建设用地需求量的灰色-多元线性回归预测模型，本论文可为土地利用规划、科学制定建设用地指标提供决策支持和依据。
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土地利用结构研究——以重庆市永川区为例

土地资源是十分珍稀和宝贵的，是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基础。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并由于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了土地生产能力的下降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保持土地资源的高效、可持续利用，协调各类用地之间的矛盾，人们认识到有必要对土地资源进行规划使用，继而提出了土地利用规划的概念，即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遵循有关的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在时空上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的组织利用和经营管理、合理分配各国民经济部门的用地、正确地和各项建设工程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相结合，从而制定最优的土地利用方案，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又为将来而保护好土地资源，以达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的。同时，区域经济经济结构、发展水平体现在区域的产业结构上，但各产业须落实到具体的空间，即必须占用一定的土地，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的空间结构即是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土地利用结构反映了区域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占用不同类型土地的数量比例和在空间上的集合，而土地利用规划的实质是对土地利用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因此，研究土地利用结构是协调产业结构之间用地矛盾、对产业进行空间布置的基础，同时也是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重庆的直辖，永川的区域战略地位得以大幅提升，如今已成为“重庆市西部的交通、贸易、科技、信息中心，川渝经济带上的区域中心大城市，渝西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和商贸物流中心”。在此背景下，永川区经济迅猛发展，对非农业用地需求激增，而永川区人均耕地少，土地后备资源有限，各类用地之间矛盾突出，最终导致人地矛盾的日益凸显。此时，研究永川区土地利用结构对于分析其土地利用潜力，保障其战略目标实现的土地供应能力以及加强其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以永川区的战略定位及其与土地利用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以该区1997-2005年土地利用结构数据、重庆市及“渝两经济走廊”其他区县2005年土地利用结构数据为基础，以区域经济和景观生态学相关知识、可持续发展观、多目标协调学说等为理论依据，并借助数学统计软件，研究了永川区土地利用结构2005年的现状，包括其土地利用类型分布情况、土地利用结构的分析(如多样性分析、集中度分析及组合类型分析等)、永川区各镇土地利用结构的差异性；永川区土地利用结构与重庆市及“渝西经济走廊”其他区县土地利用结构的差别；1997-2005年永川区土地利用结构的动态变化规律；同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永川区未来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方向进行了分析，确立了其调整思路。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永川区战略地位突出，发展机遇良好，具有成为“渝西经济走廊”增长极的良好基础；同时，分析了永川区战略定位与土地利用结构之间的紧密关系，其结果认为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是实现该区战略目标的基础。 　　 (2)由土地利用结构现状分析可知，2005年，永川区土地利用结构以农用地为主，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为辅，三者面积占永川区土地总面积比例分别为81.80％、14.56％、3.64％。 　　 (3)与其所处“渝西经济走廊”区域中的其他各区县土地利用结构相比，永川区土地利用结构的多样性较高，集中系数小，组合类型多样，这说明永川区土地资源在其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分配较其他区县均匀，土地利用结构比例更为合理，土地利用结构的稳定性更高，这也反映了永川区国民经济各部门综合发展态势良好；同时，较为多样、均匀的土地利用结构更能保障其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土地需求。 　　 (4)永川区土地利用结构的时间变异性显著。1997年至2005年期间，永川区土地利用结构无论是在绝对数量方面，还是在组合类型、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关系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数量方面，农用地及未利用地数量明显减少，而建设用地数量则显著增加；在土地利用结构指数方面，土地利用结构朝着高多样性、高均匀度及低集中性、低优势度方向发展，土地利用结构的组合类型则由少变多。 　　 (5)永川区土地利用结构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差异性。首先，土地利用结构洛伦兹曲线直观体现了各乡镇土地利用结构在绝对数量与各地类分配比例上差异性；其次，土地利用结构指数反映了各乡镇土地利用结构在集中性、多样性、区位优势度以及组合类型方面的明显差别；分析结果表明永川区土地利用结构的发展变化、空间差异与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 　　 (6)在综合评价永川区土地利用结构现状、时空变化的基础上，结合永川区的战略定位，分析了该区未来土地利用结构的发展方向，并定性说明了其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思路。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天津市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研究

持续稳定的贸易发展是实现外部均衡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汇率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杠杆，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反映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总体竞争力和实际购买力的是实际有效汇率，它不仅考虑了所有双边名义汇率的相对变动，而且还消除了通货膨胀对货币本身价值的影响，故更能综合反映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和相对购买力。 　　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天津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对外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对其经济至关重要，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2009年7月底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升值幅度己超过17％，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逐渐扩大，汇率波动性增加。人民币升值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逐渐显现，因此，分析汇率波动对天津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对有关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基本理论：国际收支弹性分析法这一理论进行介绍和分析，其中着重探讨马歇尔—勒纳条件和J曲线效应，并加以评述。然后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天津贸易收支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分析。本文选取1985年到2007年的相关数据，建立实证模型，采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定量研究：首先用ADF单位根检验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接着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天津贸易收支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然后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和方差分解研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进出口的短期动态调整机制和调节速度。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进出口贸易对汇率变动的影响不显著。本文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说明变量不显著的原因，并对这一原因进行分析，认为与我国贸易政策、天津市贸易商品结构等因素有关。 　　文章的第五部分总结汇率波动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再结合天津贸易发展现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认为天津应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并提高其档次，并同时加快企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发展。扩大一般贸易出口，大力拓展服务贸易，使各种贸易方式均衡发展，在加强外资投向的引导，优化外资结构的同时推进“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转变“规模导向型”的贸易观念，树立品牌意识，走差异化、品牌化之路，从“以价取胜”转向“以质取胜”。要重视科技，利用区位优势加强人才引进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面对汇率变动的风险，企业应树立风险意识，学习并掌握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当然，政府部门也应该加强对优质企业的扶持力度。
推动出口贸易发展的政策性金融运行问题研究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面对疲软的国际贸易需求环境，各国都在采取积极的刺激政策推动本国经济的复苏，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鼓励或支持本国的对外贸易，在这些相关措施中，进出口政策性金融重新进入各方视野。设立并发展壮大本国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体系是推动本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措施，同时，运用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措施推动本国出口贸易也是世贸组织框架下唯一合法的措施。对于中国而言，发展壮大本国民族产业、促进企业“走出去”、解决中小型外贸企业融资困难等问题同样需要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参与。在全球经济复苏之际，中国应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步伐，重视并充分利用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融资优势，提高本国企业和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近些年来，中国的出口商品经常会遇到反倾销诉讼，而利用本国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体系支持和促进本国对外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发展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对于作为贸易大国的中国，因势利导，健全和完善本国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体系来推动和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研究、探讨利用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新的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对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相关理论的分析，总结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特征、功能以及效应和运行机制，进而运用近些年来的相关数据，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为研究对象，采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的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效应及其对出口贸易的贡献进行检验与测评，然后总结中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深刻分析其内在原因，在借鉴国外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新趋势的基础上，探讨完善我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运行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1)中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体系业务的开展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有效地执行了国家产业政策、外经贸政策、金融政策和外交政策；(2)中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有着积极的社会效应，有效地弥补了由于市场失灵商业性金融在市场上留下的融资缺口；(3)实证分析中，本文以中国进出口银行为研究对象，探讨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业务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作用，得出以下结论：中国进出口银行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是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二者对我国出口贸易的规模起到了很好地解释作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开展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的结构升级，这与我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职责和政策意图相符；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并没有对我国出口贸易竞争力的提高起到应有的作用；(4)我国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体系是典型的出口信贷、信用保险相分离的模式，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只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没有形成完善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体系，而且进出口金融的业务规模与我国庞大的对外贸易规模以及我国在世界上的外经贸地位不相符，也难以满足国内出口商对进出口政策性金融资源的需求，经营体制单一，业务开展与国际脱轨，赶不上国外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最新发展趋势；(5)我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存在着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缺位、业务经营和服务对象狭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缺乏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无相关法律保障等问题。因此，帮助企业渡过金融危机难关，发挥我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对出口贸易的推动作用有很大的空间。 　　根据本文的总体阐述提出政策和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政策应用是：扩大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服务对象、加大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扶持力度，扩大业务范围，加大支持国际经济合作力度，加大出口买方信贷、担保等业务的比重，优化产品结构，多元化地支持我国的出口贸易；拓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融资渠道；主动与国际接轨，大力发展出口买方信贷业务；加强风险防范；加快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立法；适当从事商业金融业务，经营方式趋于灵活；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帮助优秀企业“走出去”；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增强出口信用保险机制，帮助企业减少汇率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