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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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研究

继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之后，我国近年来在对外投资上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已经达到211.6亿美元。根据钱纳里、邓宁等经济学家的实证分析，人均GNP达到2000美元，一国或地区的对外投资将由此展开，并随着经济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这一阶段，一国或地区对外投资不断增长，但外来直接投资规模仍大于对外投资规模，还是净外资流入地区。2006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而从事海外投资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按现行汇率，这些地区人均GDP如今都已超过了4000多美元。在东部地区的带动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从整体上已经进入对外投资第三阶段。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本文以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发展的现状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评介了适用的直接投资理论，对我国企业投资东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讨论了中国企业投资东盟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制约因素，重点指出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在国别和产业选择上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指导，力求从中国和东盟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应选择的重点产业，最后从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个层面对中国企业赴东盟投资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文章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对外投资理论以及中国投资东盟的理论依据。本章分别总结和归纳了适合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然后结合东盟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指出了适用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理论依据。作者认为，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应该以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和坎特维尔的技术累积和产业升级理论作为指导理论。第二章，我国企业投资东盟可行性分析。本章首先介绍了东盟广阔的市场带给我国企业的机遇，然后根据东盟和我国企业的特点对投资东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企业投资东盟的优势所在。第三章，我国企业投资东盟的制约因素分析。虽然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具有不少优势，但是错综复杂的东盟市场仍让不少中国企业望而却步。因此，对东盟投资环境以及风险进行分析显得极其重要。本章首先概括了中国投资东盟的现状，然后分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对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制约因素以及投资风险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我国企业必须结合自身产业特点和优势，在充分了解东盟各国政策、市场环境的前提下，做出合理的选择，这样才能使投资收益最大化。第四章，我国企业投资东盟的国别和产业选择。东盟十国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巨大，投资环境和产业结构也大相径庭。因此，不同企业和行业在投资中的国别和产业选择就显得尤其重要。作者把东盟十国分为四个层次，针对不同国家的投资环境和产业结构分别进行讨论；同时结合中国企业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提出了比较合理的产业选择建议。第五章，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模式选择。鉴于东盟的投资环境及我国企业的具体情况，到东盟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及其投资方式等不可一概而论。作者认为，企业应该根据对外投资的目的、企业的规模及所处的行业特征，引用不同的投资理论及选择适合自己的直接投资模式，以期达到最佳的投资效果。本章首先介绍了我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标准，然后根据投资东盟目的的不同，划分为以资源获取为主的国家战略主导模式和追逐利润型的投资模式。作者针对不同的投资模式和投资主体分别进行讨论，最后指出我国企业可根据自身的特点，针对东盟的投资市场的具体状况选择最有效的直接投资方式。第六章，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对策和建议。构建合理的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战略，需要中国政府、行业商会、企业三种主体更细致地研究东盟各国的经济特点、主要产业、吸引外资的策略，在我国企业具有优势而东盟国家又需要并欢迎投资的产业上进行直接投资，打造中国相应的产业在东盟的竞争优势地位。
论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基于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视角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国对外贸易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向前发展，2006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7606.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83％。在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出口效益低下、竞争力弱、贸易结构不合理、环境资源问题突出等一系列问题。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现贸易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我国政府对这一问题也相当重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制定和实施了一些战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但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同时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也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而相关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对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行了研究。文章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在这一部分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引出研究主题，接下来对相关研究作了简单介绍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本文的研究主题及基本结构，最后是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前言部分为整篇文章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构建了本文的基本框架和内容。第二部分是“外贸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界定及一般关系分析”。这一部分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外贸增长方式概述、贸易可持续发展概述和贸易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一般关系。外贸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本部分对外贸增长方式的这两种增长方式的内涵和特征以及不同外贸增长方式各自的适用性做研究。接下来分析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并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要求来分别衡量粗放型和集约型外贸增长方式下的发展是否俱备可持续性。最后得出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和贸易可持续发展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提出要实现外贸可持续发展必须采用集约型的外贸增长方式。第三部分是“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现状及影响”。我国外贸发展的现状是：进出口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与效益低下并存、贸易结构有的优化但仍然不合理、劳动力优势与竞争力弱势并存、贸易发展不平衡。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理论认识的偏差也有深刻的现实原因。贸易保护主义、西方经济学中对进口的认识和比较优势理论都对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有很大影响。除这些传统理论的影响外，我国对外贸易粗放式增长的直接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技术水平不高，资金缺乏，贸易体制不完善的基本国情。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严重背离，它造成我国目前外贸依存度过高、外部压力增大、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因此，我们必须转变现有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第四部分是“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及其确立依据”。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方向就是要使外贸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集约型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包括外贸与资源环境协调、内需与外需共同支撑、进口与出口平衡、质量和效益并重、贸易结构优化、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同步发展，并在此论述采用这种集约型外贸增长方式的理论依据。最后分析在实现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结合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战略的总体要求、遵循WTO及其他重要多边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培育内生增长优势等基本原则。第五部分是“影响我国贸易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因素”。这一部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实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有利条件。我国要实现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恰逢大好时机，不论是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都存在一些有利因素。从国内来看，国内宏观环境良好、资金充足、市场巨大、产业结构提升迅速、技术进步明显、人力资源丰富、各类宏观经济指标良好以及人们思想意识的进步和加入WTO的契机；从国际来看，国际政治环境稳定，各国外交开始以经济为中心、国际经济增长持续强劲、高科技发展迅猛、商品结构日趋高级化、绿色贸易广泛兴起、等。在各种有利因素推动外贸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利因素制约着外贸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从国内来看，我国粗放式外贸增长观念将在较长时期影响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国内贸易体制落后、外贸增长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贸易质量和效益低下等情况很难在短时期改变；从国际来看，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全球经济不平衡、FTA和区域贸易合作发展迅速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等。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实现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才能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为我国对外贸易方式转变创造条件。第六部分是“根本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对策”。这是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在通过前面几部分的分析和论述之后，本部分分析如何采取相应对策促进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一部分分三节，分别从改变思想认识、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与战略和加强对企业的引导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第一节从改变人们的思想认识入手，要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重新认识比较优势理论、正确认识进出口贸易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强调立足非贸易品生产。第二节提出加快体制改革和创新；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增加能源、重要资源进口；积极扩展市场空间，发展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并开拓多元的国际市场；提高出口的质量和效益；培育大型跨国公司，鼓励实现企业跨国经营；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第三节是政府对微观经营主体的引导主要包括鼓励企业发展品牌战略、引导企业自主创新、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以及扶持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产品的企业等方面。
提升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层次的战略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越来越广泛地纳入国际经济发展的轨道。和平、合作与发展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在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为发展经济、提高本地区人民的生活质量，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寻求对外合作的机会。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地区也不例外。新疆位于祖国的西北部，亚欧大陆腹地，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八个国家接壤或邻近，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门户”。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亚五国从原苏联时代就与中国新疆开展过许多合作与交流。近年来，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中亚五国相继独立，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地区的合作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并且该地区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令人瞩目的经济区域，1996年由中、俄、哈、吉、塔五国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使新疆作为对外开放“前沿”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但由于种种原因，双方的经贸合作层次一直没有随着双方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为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和新疆与中亚五国各自经济发展的需要，探讨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潜力、问题和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相结合的方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和区域经济学为指导，并参考前人有关理论成果，对十多年来关于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关系的国际背景、国内背景、双方合作的历程等研究进行了系统化，从历史到现状及前景进行了综合分析，着重分析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产业结构异同与双方的合作关系，但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国内经济——新疆外贸可持续的途径以及中国东西部经济的协调、平衡发展。最后侧重从充分利用各方优势资源与提升新疆产业结构相结合的角度，本着互利互赢的原则，提出相应的对策。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关系回顾和现状分析，分别探讨了双方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从地区局部利益因素、体制与制度障碍因素、基础设施障碍因素、产业结构障碍因素、双边贸易依存度不平衡障碍因素等方面，分析了新疆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经济总体合作规模小，档次低，方式单一；资源性产业关联度低，技术含量小：口岸基础设施落后；交通运输业仍为“瓶颈”，物流业发展滞后；新疆和中亚的双边贸易也极不对称，新疆对中亚的贸易依存度大，中亚对新疆的贸易依存度小。生产企业对外贸业的支撑能力不足造成的“资源优势弱化”，已经成为制约新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些问题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新疆向西开放前沿的区位优势潜力得不到真正发挥，这些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将对新疆的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第二部分，提高新疆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层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必要性分析了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合作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背景和中亚各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地缘经济合作对新疆发展的战略意义。可能性从新疆的地缘区位优势、与中亚国家的文化交往优势、经贸合作优势、交通枢纽优势、矿产资源优势、“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优势等方面，分析了新疆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通过分析我们进一步发现新疆同中亚五国的有着广阔的贸易发展前景，我们必须找到双方合作的契合点提高贸易层次、挖掘贸易潜力，促进双方共同进步。第三部分，从政府宏观政策和管理层面分析了提升新疆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层次的条件。探讨了新疆外贸发展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以及政府的外贸政策如何制定。在拟定外贸发展战略时及产品市场定位时必须要了解对方国家的政策、法律及民族心理。同时为促进新疆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贸易结构的改革，双方政府应该制定出合理的政策来引导并帮助中亚地区外贸业的发展，同时，保证各项政策得到有效执行。第四部分，首先从新疆与中亚五国共同利益出发，提出双方可以把石油、交通运输和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合作作为双方进一步经贸合作的突破点。其次，本文鉴于新疆与中亚五国在经济实力、资源优势、生产力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认为相对于传统比较理论来讲，“分工经济理论”与“后发优势”理论对新疆与中亚五国贸易的开展更具有实际指导意义。提出当前新疆应改变与中亚五国传统的以商品进出口为主的外贸合作方式，改变长期以来“通道经济”的地位，指明未来新疆对外贸易的发展一方面应该通过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方式发展境外加工业，另一方面在建立出口加工基地基础上，延伸产业链，形成新疆特色产业集群，提升新疆对外贸易中的自主经济能力。
对外贸易发展与自主品牌塑造——基于我国外贸结构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为国民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只有206.4亿美元，占当年世界贸易额的0.78％，名列世界第34位；2006年我国商品进出口总额达到17606.9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德国。1978年至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85倍。然而在我国外贸快速增长的同时，近年来产品在出口中却频频遭受反倾销：我国业已成为制造大国，但出口效益却并不理想。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缺乏核心竞争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一直偏高。近几年，中国虽被称为“世界加工工厂”，但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缺乏核心技术，没有核心竞争力，使得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实现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和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急需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2006年3月23日，商务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十部委共同发布了《科技兴贸“十一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商务部于2006年6月11日，正式启动了“品牌万里行”活动，以推动创建和培育自主知名品牌。因此，把中国外贸发展和我国的自主品牌塑造结合起来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入手，研究我国外贸发展与自主品牌塑造的问题。从外贸发展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出发，着重从品牌塑造的角度探讨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和外贸可持续发展，希望能够将我国自主品牌塑造与外贸发展结合起来，以期对我国外贸发展和自主品牌塑造作一点贡献。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着重阐述了有关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和自主品牌问题的研究现状，并从如何塑造自主品牌以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和外贸可持续发展着眼，提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虽然学术界不乏对外贸发展、自主品牌建设的研究和讨论，但一方面，围绕国际贸易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主要是通过对国际贸易中存在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对策；另一方面，围绕自主品牌的讨论主要涉及到有关中国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发展情况及其制约因素、中国缺乏自主品牌的后果以及利用外资与中国自主品牌创造等问题的讨论。而对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品牌塑造问题，即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和自主品牌建设结合起来分析，还需要深入进行。本文从竞争力理论和价值链理论出发，力图为全文论述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本文主要引用了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的竞争力理论。我们重视核心竞争力理论，其原因在于在我国外贸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了缺乏核心竞争力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同时，在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时，本文又引入价值链理论来解释企业内部的所有活动及活动间的相互关系。第三部分通过对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以及外贸结构的研究，分析并总结出当前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与贸易结构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外贸出口仍沿袭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着严峻挑战。就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看，我国企业基本上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低、加工链条短，往往只承担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出口企业缺乏自主品牌也制约了出口企业创造高附加值的能力。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额和一般贸易出口额均随着出口总额的增加而逐年递增，但是加工贸易的出口额总是高于一般贸易出口额。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虽逐年增长，但是其出口额却远远小于机电产品。外资企业出口商品额在我国出口商品额中占绝对优势，而且这种优势近年来变得更加明显。由于出口产品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环节，附加值较低，产业链较短，我国并没有得到应有利益。而且，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在核心技术、品牌、国际渠道等方面的明显缺乏，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处于被动地位。再者，我国以低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出口模式面临日益增加的贸易摩擦，也不利于改善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另外，我国很多企业一味沉迷于 OEM，为外资品牌打工，却忽视了对自有品牌的建设。不少跨国企业通过并购中国本土企业深入中国市场，控制中国企业，使原先经过漫长努力发展起来的民族品牌逐渐退出市场，代之以跨国公司的品牌，民主品牌危机重重。与此同时，我国目前出口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相当部分还是外资企业的贡献，即多是以国外的品牌出口的，以我国自主品牌出口的寥寥无几。第四部分承接第三部分的分析，首先对我国自主品牌发展的历程及现状进行简单介绍，随后从外贸发展存在的问题入手，着重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和外贸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论述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需要塑造自主品牌做支撑。在二十多年的品牌实践的历程中，中国企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品牌的现状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从微观层面来说，品牌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国内企业品牌发展的创新乏力，品牌形象塑造贫乏。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核心，是要加快我国自主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而自主品牌作为一种软竞争力，将为我国对外贸易今后五年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效途径。品牌是企业的核心资产，创立自主品牌成为企业生存的必然选择。加强出口自主品牌建设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创立自主品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是最好的方法之一。从品牌塑造的角度来看，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在于实施出口品牌战略。提高企业和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另外，发展创新体系，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增加贸易效益，是改变我们在经济结构和竞争力方面的被动局面，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唯一出路，而品牌是核心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五部分继续结合前面关于我国外贸和自主品牌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探讨我国国际自主品牌的建设。本文探讨了日本索尼和韩国现代等国外知名品牌发展对中国自主品牌塑造的启示。在借鉴国际知名品牌发展之路的同时，我国企业更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国际化品牌发展战略。“借船出海战略”就是在企业走出去、品牌国际化的过程中，主动地通过与国际知名品牌的联合，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认知度。新飞在其品牌国际化发展中遵循的就是这种战略。而青岛海尔则是实施稳步推进的国际化战略的典型。我国应该在增强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中重视自主品牌塑造，从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中实现品牌的塑造，在对外贸易中发展名牌战略，加强出口自主品牌建设。同时，本文还特别强调政府在我国自主品牌塑造中的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崛起和产业竞争力的快速提升，需要政府实施积极的促进政策并建立高效有力的促进机制。中国政府将品牌纳入国家发展战略非常及时，就目前中国市场情况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在整个过程中，政府应该为企业铺就品牌建设之路。通过引导和扶持，政府可以帮助企业整合和加速品牌建设。只有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中国品牌落后的现状才有可能改观。通过政府和企业联动来促进产品结构由轻纺等中低端产品向中高端产品升级。与此同时，引导一部分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附加值、加强竞争力，走品牌之路，改变当前存在的效益滞后和利益不对称的问题；争创品牌不是最终目的，提高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水平和能力，提高贸易效益才是政府和企业共同的愿景。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研究——基于投资区位选择模型的探索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保持了快速而持续的增长，经济增长中，吸引外商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一环。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吸引国际投资的国家。但我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总体上仍然不强，特别是国际竞争力。为此，国家鼓励在“引进来”的同时，开始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增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投资的能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历史较短，流量较少，也比较缺乏国际投资的经验，投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一定的非连续性。但总体上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处于欣欣向荣趋势，增长态势十分明显。为此，国内学者开始对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本文建立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现况，主要对投资的动机、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及跨国投资的进入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研究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的基础上，运用规范分析的方式对目前投资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影响跨国投资的不可控因素进行回归分析，以及进入模式的解析。本文首先是对二战以来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总体上的回顾。在二战以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国的企业，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为主要代表。在跨国经济发展加快的进程中，以海默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跨国经营和投资进行研究，并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等，以期解释在各个时期的国际直接投资活动，这些理论对解释国际直接投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逐渐兴起，传统的投资理论无法对其进行解释。进而，有学者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特点和优势，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等理论。而针对我国企业近年来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很多学者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指出了在不同时期的投资特点。然后主要介绍了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及经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主要受全球政治、科学技术和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二战后国际直接投资活动逐渐兴起，90年代中期，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也迅速发展。本世纪以来，由于全球经济发展的波动，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也经历了一次较大的波动。本章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了概要的介绍，分析了其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关系程度，全球化对其的影响，以及国际经营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同时也对国际投资的发展趋势和地区分析趋势进行分析，认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国际对外直接投资将持续增长，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将占据更大的比重。最后，本章通过对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以此为例说明国际投资的实际状况。本文的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第三章，针对我国企业分析了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大力引进外商投资，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国家也鼓励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自2000年来，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2006年达到750亿美元。本章在对我国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进行分析的同时，提出我国目前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仍然是国有大型企业，由于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仍然可以看到，部份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大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并取得很好的成效。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是为了获取资源，包括矿产，石油等自然资源和信息、技术、管理和人才等非自然资源；其次，基于产业转移的需要和规避贸易摩擦等原因，进军国际市场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在进行具体的投资区位和进入模式选择上，我国企业目前主要采用了与东道国或第三方国的企业合资进行新建企业的方式，这主要是基于国际投资经验不足，降低投资风险和加快投资速度的考虑；并且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其次是发达国家，但是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投资增长迅速。结合前文的分析，运用引力模式对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实证分析。引力模式是由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引申而来，并将其运用到国际投资活动分析中。该模型假设投资量受到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量，国别间距离等因素的引力作用，这些因素的大小将决定投资量的大小。运用该模型分析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认为经济增长意味着需求或市场的增长，市场的增长将导致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增长。因此我国企业倾向于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双边贸易量总额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通常既可能是互补关系，也可能是替代关系，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在本文的分析认为是互补关系。因此，我国企业倾向于向与我国具有较大贸易量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东道国的人口总量也是可能会影响投资的一个因素，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将导致消费问题的增长，市场机会的增加。但通过实证的检验发现人口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出于低成本的原因，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时，会考虑更低成本的国家，比如发达国家的部分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同样我国现在也有部分产业实现了对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成本劣势，这也会导致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低成本的优势。在本章的实证检验中发现，以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水平为表示的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研究中，还发现国别间距离也会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全球范围内的距离增加会产生更高的运输成本，形成更大的文化差异，心理负担，加大经营风险。而通过实证分析也证实地理距离的影响效果显著。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具备更少的经济竞争优势，但相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又具备更多的经济优势。因此，我国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时，会回避同发达国家企业的正面竞争，而选择竞争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在具备一定竞争实力后，再选择发达国家市场，以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企业更趋向于选择发展中国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在本章的实证检验中也证实了该论点。本文最后对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提出建议。指出在当前，我国企业应当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拓展全球市场。而在具体实施中，应当注意控制经营风险，以发展中国家为投资起点，积累国际投资经验。并尽量与本地企业实施合资经营，以尽快进入当地市场，实现国际投资的成功。当然对于部分领域的投资，如具备技术垄断优势，考虑经济安全的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特点来实际操作。同时，政府应当就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政策、信息、和融资的支持。最后，本章运用海尔集团的国际投资经历来解释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以期对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帮助。
印尼巨港150MW电站项目BOOT模式成功运作个案研究

能源、交通和通讯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不足，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从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东南亚国家目前正处于经济建设恢复、起飞阶段，需要不断建设电站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这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一方面电力缺口增大，另一方面缺少资金。为达成双赢，成为摆在各国政府和企业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近年来中国政府和企业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推动中国企业采用BOOT模式在海外投资建设电站，开辟了一条带动中国机电产品“走出去”的路子。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和中国成达化学工程公司抓住机遇，响应国家机电产品“走出去”的政策，以BOOT模式在印度尼西亚成功地建设了150MW电站。笔者作为参与者以此为对象进行案例研究。对于本案例的研究，拟对中国制造企业、工程公司、金融企业以及保险公司，有一定的借鉴、帮助和指导意义。本研究的篇章结构是这样安排的：第1章对案例研究的背景、意义和目的、基本思路、说明作简单介绍。第2章介绍项目的背景、项目提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项目实施的执行效果。第3章为项目可行性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项目的主要技术方案、投资、经济效益分析、风险分析。第4章提出与中国承包商分享的经验和教训，给中国承包商提出一些有益的启示。笔者通过研究认为，采用BOOT模式带动中国机电产品走出国门，投资发展中国家基础产业是一条可供中国承包商、制造企业选择的路子，选择BOOT模式要对当地的投资环境、上下游协议、风险、市场前景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才能规避必要的风险，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由于笔者知识及水平有限，因此文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老师、专家不吝赐教。非常的感谢!
我国银行业的并购战略探析

从我国银行业的外部环境来看，首先，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外汇储备充裕，国际清偿能力不断增强；其次，资本市场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性创新，在巩固股权分置改革成果的同时，修订和完善了相关配套规范性法律法规，支持境内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另外，利率、汇率体制不断成熟与健全。就银行内部环境来说，首先，改革开放后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涌现出来，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有商业银行绝对性占据市场的局面。外资银行逐渐进入国内市场也为竞争注入了新的因素。现阶段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阶段的成果，正朝真正的市场化商业化经营方向迈进；其次，我国正在努力解决银行制度性的系统风险，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已明显下降，除农行外其他几家国有商业银行都已经实现股改上市，弥补资本金不足，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再次，国内经济的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不仅有传统企业金融需求，新兴业务的需求也相当突出。在上述的国际大背景和国内银行业现实状况下，无论是境外金融机构还是我国银行，都有相互合作渗透的内在需求。本文力图对适合我国的银行并购战略进行探索，这也正是论文的选题来源和思路。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企业并购概述是全文的理论基础，为后面的银行并购作铺垫。第一节介绍了企业并购的基本概念，对兼并和收购进行了简单区别；对于并购类型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划分。第二节着重介绍了目前最为普遍的分法，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混合并购。第三节介绍了主要的并购基本理论，效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代理理论、市场势力理论等，为后面解析银行业并购打下理论基础。第二章由企业并购递进到银行并购，分析了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中银行业并购情况。第一节纵观全球银行业并购，对美国、欧洲、亚洲三个国家或地区的银行业并购进行了图表统计和简要分析。第二节在分析银行并购动机时，从两条思路出发，一是以市场势力理论为基础的扩大规模、占领市场动机，二是结合银行业自身特点他们有降低技术成本、追求业务多元化等动机。第三节展望了国际银行业并购的发展趋势，紧接着第四节指出了国际银行业并购浪潮对我国的影响，既带来了机遇又有挑战。第三章、我国银行业并购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分析。第一节的思路是从我国银行业的外部环境、银行业的自身状况以及国内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银行业的现实环境。第二节从国内外金融机构各自的动机分析我国银行并购的必然性，重点放在了分析并购对我国银行业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并购有助于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二是并购是提高我国银行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可以拓宽银行资本金补充的渠道，提高资产质量；推进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进程，提升国际竞争力；解决我国银行规模不经济的状况，减少无序竞争。三是可以通过并购增强银行防范抵御风险的能力。国外金融机构的并购动机在第二章第二节已作了较详细的分析，所以国外金融机构进入我国的必然性分析较略，主要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外资金融机构渴望分享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也不排除外资进入以投机获利为目的的行为。二是参股控股我国银行机构是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市场的捷径。第三节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已有的并购案例两方面得出我国银行并购的可行性。一方面证券交易并购法、产权交易法、外资并购法不断出台新的有利于银行并购顺利进行的重要法规文件，严格限制分业经营的政策已有突破性改革；另一方面通过对国内银行并购案例及外资并购中资银行案例的评价，总结了值得肯定的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些都是后面一章节在设计我国银行业并购之路时应着重思考和注意的地方。在前三章的基础上，第四章针对我国银行业的情况提出了一条分阶段的并购发展之路。第一阶段为银行并购的准备阶段，同样从银行内部和外部的角度来分析，此阶段的重点工作是全面提高银行自身素质和不断完善银行并购的外部条件。就银行方面来说，要深化银行业产权改革，巩固股份化改造成果，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培育银行核心竞争力，形成以核心竞争力导向的并购思维；培养金融专业人才。就外部环境来说，要规范政府行为，界定好政府在银行并购中的职能和行为边界；加强市场体制建设，包括构建并购的法律体系、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市场进入和退出规则、大力培育中介机构等。第二阶段为银行并购的扩展阶段，根据国内银行的不同类型探讨了国内银行并购和引进外资参股并购两大部分。国内银行并购部分，首先，提出了将国有商业银行培育成国际化的大银行的目标。其整合战略分为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机构布局调整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海外并购两部分。其次，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的整合目标定在扩大规模，提升核心竞争力。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并购一些地区的城市信用社或农村信用社乃至小型的城市商业银行等。地方城市商业银行的区域性整合具有重大的意义。引进外资并购部分，分析了目前已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和海外战略投资者的合作情况，及中小商业银行的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战略。在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时候，有三个问题不容忽视：引进的外资的“质”与“量”的问题，对外开放与监管并重的问题及外资并购的整合成本问题。这都是关乎引进外资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第三阶段为银行并购的超越阶段，提出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推进国内银行海外并购；与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资本整合，朝金融混业经营发展；推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整合等思路。我国金融业走改制发展之路已多年，面临新的世界经济发展势态和竞争环境，成功地利用好并购将有利于促进中国银行业健康地发展，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探索一条适合于我国银行业的并购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研究

银行国际化是银行参与开放世界竞争的前提，也是参与世界竞争的必然归宿，银行国际化经营已是当今世界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高度开放并与国际市场连为一体，表现为资源配置、生产经营与贸易以及资金流动、人才流动和技术转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而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主要指一国金融活动跨出国界，日益与各国金融活动融合在一起，资金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动员、筹集、运用和流动，它建立在全球贸易、跨国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的基础之上，并表现出了资本流动全球化、货币体系全球化、金融市场全球化、金融机构全球化，以及金融协调和金融监管全球化的特征。金融全球化导致一国甚至全球金融系统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使得各国银行业加快了国际化发展的步伐。我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金融业已进一步融入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之中。随着2006年12月11日我国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金融机构与国内银行已经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时代已经到来。面对全球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竞争格局和外资银行的咄咄逼人之势，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迎战，更应该主动地进攻。“十六大”报告和“十一五”提出的“走出去”发展战略，以及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实施要求，促使我国银行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合作。因此，对银行国际化经营的研究，是一个历史意义极强的经济理论命题，也是一个现实意义极强的经济实践命题。银行国际化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指一国银行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本国银行的向外发展，另一方面是对外国银行的开放。本国银行的跨国经营与外国银行进入本国市场的结合，构成了银行国际化的全部内容。论文将研究的内容界定在是我国银行的向外发展问题。目前，我国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以下称国有商业银行、国有银行或商业银行)，在金融结构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理所当然地应承担起国际化经营的重任，可以说，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基本上代表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因此，研究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经营，重点在于研究国有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经营。在界定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论文建立了如下的论证主线：对银行国际化动因进行理论和微观经济学分析，比较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和大型银行的国际化经营历程和原因；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现实水平，通过构建银行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实证研究，进而对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进行深入探讨：最后结合当今银行国际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化发展中的表现，提出推进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对策和路径选择。论文提出并回答了以下问题：(1)怎样从理论上解释银行国际化经营的动因?作为一个微观经济主体，银行国际化发展的动力又在哪里?(2)银行国际化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循，世界各国大银行的国际化轨迹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又带来什么样的借鉴和启迪?(3)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究竟如何?其国际化发展的优势和不足主要是在哪些方面?(4)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现状，采取什么样的推进策略和路径选择，来提高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发展水平? 在具体研究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问题时，论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首先对论文研究对象界定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研究的内容上则着重于研究国有商业银行的海外经营和发展问题；同时总结了研究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问题，对于适应我国银行进一步开放、适应我国银行自身发展和有效提高银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现实意义。第二，借鉴跨国公司理论，对银行的国际化经营动因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这些理论在解释银行国际化发展动因方面存在的优缺点。论文借鉴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建立银行国际化微观经济学分析模型，得出银行国际化经营的动力在于存在比较利益的结论；同时对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背景进行了进一步阐释。第三，总结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和大型银行的国际化经营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可以求得对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的指导性结论和有益启迪。在归纳总结别国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当代银行业国际化发展新趋势和特点，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的借鉴，即银行国际化必须是适应国情的渐进式发展、必须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必须实施适时的金融改革的三点启示。第四，对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现实水平和竞争力现状进行评估分析是研究发展对策的基础。论文回顾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历程，对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对四大商业银行的海外机构和主要业务指标占比分析，对四大国有银行的国际化水平进行了初步评估；借鉴国内外对银行国际竞争力理论和评价指标的研究成果，构建了适合我国现实国情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同世界主要大银行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分析了重组改制上市对提升国有银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第五，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经营问题，最终要解决银行在哪里以及主要采取何种有效措施进行国际化经营的问题。按照我国商业银行现实发展状况，依据银行国际化发展的步骤和目标，论文提出了目标市场的渐进式扩展、境内外业务的有机联动以及因地制宜的本土化经营的推进策略。第六，银行国际化可以采取多种组织形式，而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当今银行集约化和多元化发展藉以提升竞争力的主要方式。论文在对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主要境外扩张途径的分析基础上，深入阐释了银行跨国并购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动因，通过研究我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现状，总结并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的内外部条件和相应的战略决策。第七，与国际银行业的监管接轨，是控制银行风险，提高我国商业银行国际竞争能力的有效途径。论文通过对国际监管动因和内容的分析，着重研究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对我国银行国际化发展的影响，指出了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研究。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通过深入探究世界主要国家和大型银行国际化经营的历程和原因，得出银行国际化必须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的结论，同时，提出了政府搭建银行业国际化经营平台的三点思路。第二，借鉴国内外银行的竞争力理论及竞争力评价方法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构建了我国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在资料的获取上，直接占有了第一手的最新世界1000家银行数据，保证了数据间的可比性和真实性。第三，在研究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对策时，提出了境内外机构应实行一体经营的联动机制观点，并创新性地提出了联动营销和联动创新的思路。第四，在我国商业银行本土化经营研究方面，提出了海外机构的设置和发展应遵循产品导向原则的见解，并据此提出对海外机构与海外业务进行重整的观点。第五，借鉴国际银行业跨国并购历史经验，依据我国银行业跨国并购现实状况，提出我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应分“三步走”的战略发展方式，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第六，应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的监管格局，从正反两方面深入分析了对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带来的沉重压力和良好机遇。
太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取得飞速的发展，过多依靠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导致了我国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创新不足，已经成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瓶颈。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举措，这正符合了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而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则是实现创新型国家战略的主要载体，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赖以生存的平台。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对国家高新区在新时期“四位一体”的战略发展定位，即国家高新区要成为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强占世界高技术产业制高点的前言阵地。文本从生态管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中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历程，分析了目前我国高新区的发展状况；运用了迈克尔·波特教授钻石模型理论，并在对其进行了理论拓展的基础上对太原高新区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对太原高新区战略选择和战略实施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本文创新之处在于笔者结合战略管理中资源与能力学派的观点对钻石模型理论进行了拓展，并从发展战略的角度，综合运用此拓展模型，分析太原高新区的发展战略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本文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并介绍了国内外高新区发展的进程。本文第二部分界定了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相关概念，对高新区与其他经济区进行了比较，在对国家高新区发展的生态位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山西新型能源与工业基地建设中的定位及作用。本文第三部分在阐述波特钻石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其模型的局限性并对其进行理论拓展，揭示拓展的钻石模型对太原高新区发展战略研究的启示。本文第四部分，在拓展的钻石模型基础上对太原高新区发展战略分析，主要分析了太原高新区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以及其外部面临的生存环境。本文第五部分在第二、三、四章理论准备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战略定位与目标，并就如何实现太原高新区跨越式发展提出战略对策及建议。
技术进步与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而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这不仅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依靠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已经成为各地区的发展战略。1999年山西作为全国能源大省对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将战略重点转移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实力和区域竞争力上来，特别是2006年以来山西省委、省政府提出要下功夫解决好节能降耗、保护环境、科技创新“三块短板”的问题。本文深入分析山西依靠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的成绩，及现阶段山西技术进步现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制约、及解决的途径和措施，对山西今后的产业结构调整及促进山西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文章分为四个四部分：第一部分，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性分析。简单地介绍了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关理论，对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第二部分，技术进步与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在对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的新进展、调整的新阶段、发展的新思路进行相关分析的同时，特别对山西省技术进步现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制约作了系统的分析，找出其制约因素，并指出技术进步是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持续动力。第三部分，山西产业结构调整中技术进步途径的选择。主要从技术进步的“外源式”的技术引进和“内源式”的自主创新两条途径入手，指出在山西产业结构调整中技术引进是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自主创新是关键，而就目前来讲必须坚持技术引进同自主创新相结合，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第四部分，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与措施。有针对性地对山西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对策措施：首先、构建高效技术引进体系，是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具体应采取以下措施：1、制定科学的技术引进战略，提高技术引进效果。2、选择正确的引进技术，提高技术引进的有效性。3、采取合理的技术引进模式，提高技术引进的质量。4、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5、实施“走出去”战略，获取先进技术。6、加强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其次，构建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是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具体来讲：1、建立以企业为核心、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2、建立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3、创建高效规范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4、统筹协调的科技组织管理体系。5、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的省内区域创新体系。第三，加快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是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队伍建设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留用与选拔。2、加入科技人才的引入机制。3、健全和完善青年科技人才的奖励机制。4、建立青年科技人才的科技基金。最后，加强政策环境建设，是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保障。主要包括：1、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和协调作用。2、建立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3、发展风险投资，促进技术成果转化。4、利用集群基地载体，促进技术扩散。5、建立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法律法规体系。总之，要实现山西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于促进各产业技术进步，我们只有依靠技术进步提升和改造传统产业，实现技术升级；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才能推动山西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加快山西的经济发展。
中国境外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我国的境外投资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现在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在十五大“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近年来我国境外投资发展迅速，境外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也增长较快，境外投资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然而，境外投资是一种高风险性投资活动，除正常的商业风险外，境外投资者还要承担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政治风险。境外投资的这种高风险直接损害和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利益和市场秩序，有时甚至直接威胁一国的经济安全。因此，中国境外投资的稳定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护。目前，我国有关境外投资的国内法是以审批、外汇、财务、税收等方面的管理和限制为主。虽然我国签订和参加了不少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多边投资公约，但由于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缺乏协调性，众多国际法规范的保护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境外投资法律保护问题，对构建完整、高效的中国境外投资法律保护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解决我国境外投资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促进中国境外投资的发展以及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研究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对中国境外投资进行法律保护的必要性。首先，境外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表现在：境外投资有利于充分利用国外的自然资源和资金、有利于绕开贸易壁垒来扩大出口，同时也有利于吸收同时代各国发展的优秀成果。其次，与境内投资相比，境外投资者除承担着比国内投资经营者更多的商业风险外，还承担着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因此，必须对境外投资进行有效的法律保护。此外，对境外投资进行法律保护也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第二部分为中国境外投资保护的国内法规范。中国现有的境外投资国内法规范主要是关于境外投资审批管理、外汇管理、财务管理和税收管理等方面的内容，保护境外投资的内容相对较少，主要表现在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实施中国居民(国民)申请启动税务相互协商程序和采取逐步放松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的政策。第三部分为中国境外投资保护的国际法规范。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关于投资者、投资待遇及征收补偿等的规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关于税收无差别待遇、避免双重征税方法等的规定在保护我国境外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多边公约而言，WTO框架内的TRIMs协议、GATS和TRIPS中有关投资的规定，以及《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也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第四部分分析中国境外投资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中国境外投资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境外投资的保护性法规本身存在的问题；缺乏境外投资保证制度；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待遇不一致以及国内法和国际法之间缺乏协调性。第五部分探讨完善境外投资保护的法律建议。本文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提出了如何加强保护的具体建议。国内法方面，主要是建立完善的境外投资法律体系、建立境外投资保证制度和加强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保护力度。国际法方面，我国应加强和完善中国境外投资的双边条约建设、充分利用中国境外投资的多边公约。
新中国品牌发展的历史回顾及思考

品牌并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经济现象。品牌的雏形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本文首先对建国前的品牌雏形和形成作简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中国品牌发展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基本没有发展。这个时期又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业界的品牌意识淡漠；1956-196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品牌有短暂的发展；文革期间，品牌事业更是阻力重重。改革开放后，国外品牌凭借着其雄厚的实力大举进攻中国市场。在国内企业尚未对品牌的价值有充分认识的情况下，一大批国内企业知名品牌以各种方式迅速没落。在国外品牌的冲击和国内品牌没落的双重打击下，同时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经营理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关注品牌，90年代起，国内企业品牌开始了新一轮的崛起。改革开放后，中国品牌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国内品牌启蒙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企业的竞争环境并不是很激烈，国内企业规模小实力不强，中国企业和消费群体对品牌的理解还处于一知半解，这个时期对品牌的认识处于启蒙期。第二阶段，国内品牌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的企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也日益扩大，国内创造出不少品牌，特别是家电、纺织服装、IT通信等消费品牌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发展，企业品牌导入方式主要以CI方式来提升企业品牌的知名度。第三阶段，品牌国际化酝酿时期(2000年至今)。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企业经过原始资本积累、技术水平的提升、市场环境的磨练，逐步地成熟起来，再加上国际知名品牌的全面进入，中国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们开始认识到国际竞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国家在政策上也积极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化进程的热情。第四阶段，品牌国际化的融入时期。国际品牌和国内品牌的竞争加剧，中国品牌必将融入到世界品牌竞争的潮流中。最后，短短二十几年中国企业品牌的成长历程，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品牌的塑造是系统科学和持久工程，必须立足于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整体能力的完善。和国外知名品牌相比，我国的品牌实力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国的企业虚心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以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同时也不能妄自菲薄，也应该从我国民族企业创立名牌的历史实践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获取智慧上的养料，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品牌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品牌经营者少走弯路，力争早日使我国诞生出一批令国人骄傲、国际瞩目的世界名牌。
基于博弈理论的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控制研究

国际EPC总承包项目，即设计—采购—施工(Engineering，P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是一种由承包商进行全部设计、采购和施工，提供一个配备完善的设施，转动钥匙(Turn key)即可运行的国际总承包合同模式(或称LSTK合同模式)。这种合同模式的突出特点是：项目的最终价格和要求的工期具有更大程度的确定性，由承包商承担项目设计和实施的全部职责，业主将大部分项目风险转嫁给了承包商。由于业主在权限、资源配置和综合效益等方面的优势，EPC交钥匙模式逐渐成为国际上工程承发包的主流模式之一。加入WTO以来，我国工程项目总承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日益提高，特别是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中所占的市场份额逐年增长。由于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主要源自环境的变化和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等冲突和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使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日益呈现出复杂性。如果承包商希望规避项目风险、增加盈利机会，就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在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研究体系中，主要应该研究国际EPC总承包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风险类型，研究影响工程项目的风险形式、风险概率特征和影响程度，研究确定风险的策略和方法，以及风险响应和控制的机制。为此，本文重点研究了如下5部分内容： 1、在分析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分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网络化国际项目风险辨识方法，将风险集和措施集的形成过程视为一个动态博弈过程，提出了一个基于博弈理论的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管理体系，通过风险分析，有效辨识国际EPC总承包项目中的风险。 2、面向规避风险的博弈过程，本文引入协同理论思想，着重研究了建立和完善国际项目风险管理体系的方法，并深入研究了建立国际项目风险协同分析评估机制、集成式国际项目风险管理策略和国际项目风险预警机制的方法。 3、为了确保风险分析评估的有效性，在系统分析风险评估决策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决策模型和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决策应用。在介绍经典的风险决策模型，研究基于熵—效用—风险度量的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借鉴群决策的思想，提出了基于CWGA的多属性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群决策模型，为实现风险决策数据融合奠定了理论基础。 4、本文结合中国石化沙特聚烯烃工程项目，验证了基于WBS-RBS的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辨识方法和基于数据融合的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分析方法的有效性，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法。 5、面向实际应用，从承包商的角度，本文提出了一个涵盖投标、设计、采购和施工四个阶段的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防范体系，不仅建议承包商要针对不同阶段的不同风险采取不同的风险防范策略，而且揭示了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管理的内在机制，为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管理战略的确定和各管理主体协同决策提供支持。本研究成果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应用和拓展，不仅为我国工程项目总承包企业构建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管理体系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国际EPC总承包项目风险管理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商业银行竞争力研究

2007年是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第一年，我国银行业与全球金融业的一体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随着综合国力增强，金融体制改革、宏观环境变迁，特别是在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和改制上市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大背景下，如何积极稳妥实施“走出去”国际化战略，迅速实现与全球金融业的融合，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不断增强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因此，对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进行客观、全面地分析和评价，并制定行之有效的竞争力提升策略，是保持我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稳定的关键。本文首先从企业竞争力的一般理论入手，概括出商业银行竞争力就是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以“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准则，在有效利用并创造资源的基础上，在金融产品的经营和服务等方面，比竞争对手更好、更快、更安全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商业银行带来更多的收益，进而促进商业银行持续发展的能力。然后，在借鉴国内外权威机构和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编制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入产出分析理论相结合的商业银行投入产出表，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运用到银行竞争力研究中。文章由以下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引言部分。第二部分，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理论分析。根据企业竞争力和商业银行的概念，提出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定义，并分析了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理论依据和构成要素。第三部分，商业银行投入产出分析理论。该部分主要介绍了商业银行投入产出表的填制以及投入产出模型。第四部分，商业银行竞争力投入产出实证分析。首先阐述了商业银行使用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的优点，构建了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然后具体介绍如何使用投入产出表进行竞争力分析的；最后以大连市商业银行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对策研究。该部分从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和发展，以及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环境等方面探讨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措施。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来评价商业银行竞争力将为我国商业银行评估其自身实力提供很好的技术方法，并利于其采取相应对策来增强竞争实力。我们相信，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水平的提高最终将有助于我国金融业的稳定发展。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走出去”发展战略是近年来社会的热门话题，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从过去的单纯的“引进来”战略到现在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并举，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导层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毅力。民营企业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以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下，走向国际市场是民营企业拓展其生长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这也是由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环境所决定的。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具有产权相对清晰、机制灵活等优势，有条件也有能力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体之一。研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有文献多以国有企业为主体，涉及民营企业的研究相对较少。在我国对外经济转型时期，民营经济又在国民经济中曰益崛起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本文认为研究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将为民营经济的下一次腾飞，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繁荣做出重要的贡献。本文从界定民营企业的定义以及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入手，探寻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优势和劣势，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以期对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具有一些借鉴作用。具体来说，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是理论研究框架。首先界定了民营企业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内涵，这是分析和研究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基础；其次通过对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回顾和借鉴，探求发展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是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动因分析。本章概述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和发展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最后，本章分别从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满足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角度来分析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推动力和内生动力，说明其具有实际上的必要性。第三章是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势分析。本章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国门所具备的优势，并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劣势进行探讨。第四章是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采取的对策。在借鉴发展中国家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从宏观制度建设及企业的微观层面提出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在此基础上，结合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实际，提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策略选择，包括区位选择、产业选择和进入方式的选择。此外，附录中分析了海尔和TCL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以便对理论提供一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