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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学位论文

万方学位论文资源包括中文学位论文和外文学位论文，中文学位论文，涵盖“一带一路”的各个学科领域。

  • 中国零售企业国际化经营策略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贸易壁垒的减少，大型零售企业纷纷向国际市场进军，很多世界零售巨头如家乐福、沃尔玛、麦德龙等已经在跨国经营中取得的巨大的成功。以海外市场为目标的国际化经营已经成为未来零售企业造就有效规模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途径。零售业国际化正日渐成为零售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我国零售业目前是国内服务行业中最具有活力的行业之一。面对越来越紧迫的与跨国零售巨头同场竞争的形势，国内很多零售企业逐渐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展与壮大。加入WTO后中国零售业的全面放开，使得国内零售企业置身于更加严峻的考验之中。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中国零售企业如果仍然被动地随波逐流，最终会被淘汰出局。因此开展国际化经营，打造国际竞争力，提升国际水平，寻找国际化最佳途径，成为零售企业求生存谋发展的战略选择。但是国际化的实践对我国本土零售业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相对于境外零售企业在中国乃至全球的积极扩张，绝大多数本土零售企业还停留在国内经营，只有少数几家零售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建立海外零售营销网络。基于此，本文结合国外大型零售企业的国际化实例，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零售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对零售业国际化的涵义进行了界定，论述了国内外零售业国际化理论以及与零售企业国际化相关的国际投资和企业国际化理论。 二结合家乐福、沃尔玛等世界零售巨头的国际化进程，总结了其国际扩张过程带给我国零售企业的经验和启示。 三结合我国零售业发展的现状，从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两个方面对我国零售企业的国际化动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论证了我国零售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可行性。 四详细而系统地论述了零售企业的海外市场选择、市场进入方式、进入业态、进入时机和速度、以及进入规模；提出了零售企业海外扩张目标市场评价体系，给出了零售商海外市场选择的标准；同时将从海外目标市场的选择到进入方式到业态选择等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提供了一系列可行的方案。

  •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在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中，以奇迹般的速度成长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投资大国。战后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经过70年代的恢复，80年代的飞跃发展后达到了高峰，进入90年代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连续几年达到过世界第一的规模。可以说，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了独特的日本式对外之直接投资形式，即：输出比较劣势产业→扩大比较优势幅度，增加贸易量并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上升，福利上升并加速技术创新的扩散→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扩张。这一模式极具鲜明的日本特色，对于其他后发国家同样具有积极的借鉴指导意义。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其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6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全球排名由上半年的第十七位上升到第十三位。但是由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目前的对外投资规模仍然较小，还属于初级阶段，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仍需不断的吸取成功案例的经验。 鉴于80年代的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与现在的中国的发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经济均处于腾飞时期，每年的GDP增长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独领风骚；本币面临着严重的升值压力，本币逐步的升值导致了房市涨股市牛的局面，经济的进一步热化也推动了许多企业的对外投资热潮，对外投资规模也在日趋扩大；而且两国虽然经济体制不同，但是在他们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时刻都可以看到有一只“有形的手”在干预着经济活动。所以本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战略，通过揭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成功经验，以期指出中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不足，并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经验角度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思路。 本文由绪论、正文四章共五章构成，各章具体按如下思路展开： 第一章：绪论。首先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并解释了本文的基本写作框架，最后综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文献。 本文的文献综述主要分别从适合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和适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出发。首先就适合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做一个综述。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相关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微观理论(产业结构)和宏观理论(资本成本)。从微观层面上介绍的理论主要有垄断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宏观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献主要有Chang、Park等人通过投资流向研究得出研发支出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Caves、Kawai等人得出的关税、配额和其他的进口替代政策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以及Goldberg、Benassy-Ouere、Yuqing XING等人研究的汇率变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Tamim研究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日本贸易结构的变化等。 其次，就适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相关文献做一个综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也促进了跨国公司经营理论的创新和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理论流派的发展。最早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学者有威尔斯(Wells，1977)，其著作《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及《第三世界跨国企业》一书认为，即使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可能存在着对外投资的某种优势，这种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低生产成本。英国经济学家拉奥(Lall，1983)在《新跨国公司一一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中，从技术变动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行为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英国的坎特韦尔(J．A．Cantwell)和托兰锡诺(P.E．Tollaention)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在《技术创新与第三世界跨国公司》论文中共同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第二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概况。这一段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通过图表数据划分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日本在二战后，其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战后恢复期(1951-1970)、高速增长期(1971-1980)、急剧膨胀期(1981-1990)、停滞调整期(1991-1999)、新衰退和恢复发展期(2000-至今)。其次，从经济快速增长、日元升值、贸易摩擦、政策以及高收益率等方面分析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的原因。第三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这一章通过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历程的分析，得出日本在不同时期，其区域、产业结构、以及进入方式的不同特点。日本在不同阶段，其对外投资的区域主要呈现出从早期集中在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到鼎盛时期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到近几年对外直接投资逐渐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化的特点。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以非制造业为主展开的。从其产业结构来看，大致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行业向高职能、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行业进行调整。日本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逐渐完成了国内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正是因为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得其生产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使得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所生产的产品能与欧美等大国相抗衡，最后进一步使对外直接投资得到扩张。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也比较多样化，不仅有绿地投资，也有国际并购、独资、合资、合作、非股权的技术转让、委托加工等。 第四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分析。这一章首先探讨了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从1986—2006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存在着相当大的资本流出缺口。这个巨大的缺口，意味着我国国内的投资市场被外商占领，由于许多外商又同时享受着各种超国民优惠待遇，使得中国本土企业发展面临严重考验；且在跨国公司控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产业通常均被限制在产业链的低附加值一端，使得本国的产业结构很难得到升级。且从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超过了适度规模，而在这些外汇储备资产中又以美元为主，随着RMB的不断升值，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也在不断的缩水。此外，从我国在外国的投资来看，主要是以购买美国低利率的美国国债为主，但是外商在对中国进行投资的角度看，其大都是在中国并购企业，获得的是高收益率的股权。因此“债权换股权”的结果，致使我们蒙受了不小的收益损失。因此在当务之急，我们也要大力鼓励中国的企业像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一样“走出去”，在外国直接投资获得更好的收益。 其次，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做了一个简单回顾。从1979年至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虽然从纵向比较上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从横向上看，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论是从流量上还是从存量上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即便与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还属于不成熟的对外投资阶段。在接下来的小节中，主要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投资规模在逐渐增大、民营企业逐渐成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的特点。但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仍相对集中，基本集中在港澳地区和发展中国家，而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所占比例明显不足。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分集中在初级产品上，忽略了对高科技含量产业的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起到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和生产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且，目前世界上流行的并购形式在我国对外投资方式中仍不占主要地位。 第五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启示。这一章，在前面几章的铺垫后，首先先总结一下中日FDI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虽然80年代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很大的形似度，但是通过前面几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其在欧美等地韵对外投资中所涉及的产业均为技术密集型程度较高的高新技术领域，在当时的日本，其国内已经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它的产品可以与欧美发达国家抗衡；但是目前的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还有待升级，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领域也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行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缺乏日益成为国际经济主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 在接下来的小节中，主要分析从日本的成功经验得出的对中国的启示。首先，要关注获取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如果我们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建立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基地，这样就可以一方面解决中国国内自然资源供应紧张的局面，而且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_其次，选择合适的投资内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目前我们首先可以将以资源开发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加大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力度。然后我国还要加大对于高技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技术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向国内传输，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第三，加快跨国公司发展的步伐。像日本一样，塑造成功的跨国公司，不仅可以生产出高科技含量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还可以提升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第四，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服务体系。像日本一样，从建立政策体系、建立相关机构，加强对外投资服务等方面加以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第五，以大企业为投资主体，充分发挥企业群体的力量。根据日本的经验，形成以大企业为主体，国有与民营、大型集团与中小企业共同“走出去”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按照核心竞争力的标准，对于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其对外投资。

  • 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和FDI成为我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这是一个共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规模、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国际市场开拓和经济融入全球化，以及对企业管理和市场观念的改变等，都发挥了巨大作用。FDI从资本形成、技术溢出和有效地促进产业竞争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FDI促进了资本的形成，促进了就业，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成为影响我国内部均衡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FDI的流入加快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和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平衡。 从上世纪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以来，学者们开始关注FDI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问题，研究文献非常丰富，并且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和观点，但是主要集中在FDI对我国内部均衡的影响问题上，关于FDI对外部均衡影响方面的研究相对偏少，也比较分散，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一般来说，汇率是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而目前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还没有开放，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保持着非常稳定状态，这不能有效的解释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出现的“双顺差”问题。 而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投资国经济和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其中外国直接投资也成为引资大国调节其国际收支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我国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起已经连续十余年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持续多年大规模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无疑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研究FDI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问题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发展以及新动向出发，紧密结合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收支的实际情况，查找大量的数据，并通过这些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影响进行了定性分析，最后得出了结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贸易互补效应对我国国际收支中的货物账户产生了正的效应，对我国贸易顺差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的规模不断扩大，以及投资收益率较高，而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小，以及投资收益率较低，导致国际收支中收益账户产生一定的逆差压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是近年来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也是维护资本与金融项目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却相对比较缓慢。也就是说，由于FDI对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正的效应，它是我国近年来出现“双顺差”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影响有利也有弊：国际收支顺差带来外汇储备增加，有利于增强国际清偿能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币信誉，降低改革风险，也有利于应对突发事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但是，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也是国际收支失衡的一种表现，意味着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方面效率低下，产业发展不均衡，不利于长期国民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到实施宏观调控的效果。因此文章在最后一部分针对以上的分析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我们一方面应该限制某些投机性的FDI的流入，在引进FDI的同时，注重提高FDI的质量，优化FDI的结构；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坚持“走出去”的政策，鼓励对外投资。文章具体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FDI对一国国际收支影响的早期理论。早期的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有利于资本输出国而不利于资本输入国的。战后发展经济学开始关注外资流动的实际影响问题，重新评估FDI对于发展中资本输入国的可能影响，最著名的是“双缺口”模型，它认为FDI对一国的国际收支是具有积极的作用的。卡莱斯基(1966)对FDI的利润汇出会影响东道国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认为FDI有可能使国际收支情况恶化，进而发生危机。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第二部分介绍了FDI在我国的发展及新动向，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1992年以来FDI已逐渐成为了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二是FDI流入我国的行业投向一直比较稳定，主要流向第二产业，其中制造业占很大比例，而流向第一和第三产业的FDI较少。第三和第四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分别从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分析了FDI的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在第三部分中，详细分析了FDI怎样通过货物和投资收益账户两方面来影响经常项目的。要分析FDI对货物账户的影响，必须考虑到FDI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文章从外资企业进口与出口情况得出了FDI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是具有互补效应的，即FDI对我国贸易顺差是具有正效应的；但同时也分析了FDI对于我国贸易顺差虚高的影响，从我国出口的商品看，外资企业出口的商品占我国总出口很大的比例，也就是说，我们出口的商品中含有大量外国的资本、设备以及技术，出口中的大额利润是掌握在外商手中的，这样的出口实际上也不应该计入我国的出口额中的，因此，我国实际的出口额并没有计入贸易顺差的出口额那么大。 而FDI对于投资收益账户的影响，主要通过比较我国对外投资收益率和外国对我国的投资收益率，得出我国近年来投资收益账户变化的原因，并认为尽管近两年在国际收支中FDI并没有对投资收益账户产生逆差，但是由于我国对外投资收益率与外国在我国的投资收益率的较大差异，以及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FDI对于我国国际收支中的投资收益会造成的逆差压力会在今后慢慢显现。 通常，招商引资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资金短缺的重要手段。但其实多年来我国国内的储蓄是大于投资的，外资的涌人其实造成了挤出国内投资的结果。同时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涌入导致的我国国际收支的顺差最后都变成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外汇资产因考虑安全性与流动性需要，大部分投资到了美国政府和机构债券等金融产品，收益率是相当低的，而外国在我国的净资产多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在我国取得了很高的收益率，显然，我们其实是以一个高昂的成本在使用外资。 第四部分中，首先介绍了1982年以来我国的资本与金融项目差额的变动情况基本上分为四个阶段，其次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FDI的流入是近年来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也是维护资本与金融项目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伴随着FDI的大量流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却比较缓慢，因此我们应当鼓励我国对外投资，缩小资本与经常项目的顺差额，调节国际收支的平衡。第五部分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FDI对我国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一方面我们应该限制某些投机性FDI的流入，不断提高FDI的质量，优化FDI的结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扩大对外投资的渠道，提高对外投资的质量，缩小我国对外投资收益率与外国在我国的投资收益率的差异，减小投资收益账户的赤字压力，同时也可以缩小资本与经常项目的顺差额。 本文通过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的现状以及特点的总结，结合我国的实际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的影响，指出了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近年来出现“双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从利用FDI的角度对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提出了建议，对于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发展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居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和家庭金融资产总量不断上升，截止2007年3月中国内地金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已经达到32万个，人们对理财的需求日益旺盛，不少家庭逐渐将单一的存款形式转换为存款、证券、基金、理财产品等多元化的金融资产形式，通过承担一定的风险来获取更多的收益。其中，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以其风险较低、种类丰富、渠道便捷的优势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自2004年光大银行推出人民币理财产品以来，国内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有了实质突破。2005年我国银行个入理财产品的发行规模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2006年则达到4000亿元，而2007年上半年，24家主要中外资银行的个人理财产品发行规模更达到3886亿元，预计全年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发行规模将接近1万亿。通过对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的推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基于银行的原因(1)扩大市场和争夺客户资源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可以说存款的规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家银行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而银行理财产品的吸存效果非常显著，商业银行渠道最广、客户资源最丰富，但因为银行存款的收益较低，银行的高端客户不断被保险、基金、证券、信托所蚕食，对银行的冲击非常大。以银行理财产品为开端，商业银行开始尝试为客户提供不同的产品组合。通过设计合理的理财产品，不但可以留住原有客户，还可以挖掘新客户，不断培养潜在客户。 (2)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及有效化解系统风险我国银行业赢利主要来源是存、贷款之间的利率差，其他业务活动带来利润所占比例很低。而信贷业务存在一个系统性风险的问题，一般和宏观政策、经济周期等因素紧密联系。政府如果想控制经济过热的局面，一般会通过实施稳健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来实现，这个时候央行回笼大量资金，提高准备率，控制放款，抑制市场投资，这时所有的银行都面临银根紧缩、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系统风险问题开始凸现。商业银行推出银行理财产品，能不断降低信贷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过去资产运用中贷款比重过大的盈利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化解信贷系统风险。 2．基于监管机构的背景(1)鼓励金融创新和化解信贷系统风险随着我国商业银行监管机构的完善和监管力度的不断强化，商业银行的各种违规空间越来越小，违规成本越来越高。管理层不愿意看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监管层的职责之一就是在市场有序发展的前提下鼓励金融市场主体的不断创新，不断增强整体赢利能力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反过来，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又能有力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和中国金融机制的深化。从国外经验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目前推出的银行理财产品最多只能属于金融创新初期的金融产品，离高级的理财产品还有很大差距。与信贷等高风险业务相比，风险权重较低人民币理财产品所带来的风险成本较低，可以更有利于监管层在鼓励创新和控制风险两个目标之间统筹兼顾、进行平衡。此外，随着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资本约束与风险控制的“紧箍咒”，越上越紧，银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除了想方设法补充资本金，同时限制信贷规模过快增长以外，还可以尽量选择那些不形成银行风险资产或者风险加权系数低的业务，以释放资本金。而银行理财产品就具有这样的特点。监管层通过在不同的场合公开支持银行理财产品面世，直到最后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可以看出监管层想努力改变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落后的决心。银行理财产品的适时推出迎合了监管的需要。 (2)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当前，由于银行储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形成负利率，造成金融体系出现“脱媒”现象，大量资金流出银行体系，流向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高风险领域，严重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金融脱媒”也破坏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降低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银行推出各种银行理财产品业务，一方面可以分流储蓄存款，另一方面可以继续使资金流在银行体系内，缓解“金融脱媒”，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货币政策有效传导。 3．基于投资者的背景从投资者角度出发，是为了拓展投资渠道，提高投资回报。由于我国的金融管制，资本市场机制不完善、效率低下，中国的很多投资者尤其是老百姓投资渠道很少，最后不得已选择存款这种方式。在考虑通货膨胀、税收等因素后储蓄存款的实际收益率为负数，因此，投资者也希望一种新的投资品的出现，以提高收益。 本文针对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的发展状况，主要从人民币理财产品、外汇理财产品、QDII理财产品的发展状况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本文之所以主要分析人民币理财产品、外汇理财产品、QDII理财产品的发展状况，是因为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个人理财的主要业务为人民币和外汇理财，而QDII理财产品又是2006年才推出来的，比较新。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概述，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个人理财产品的定义；第二部分从产品实质、市场竞争角度分析了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的特点。从产品实质上看，个人理财产品是风险定价和金融创新的结合体；从市场竞争角度看，个人理财产品是价格竞争与规模竞争同在的业务品种。第三部分对个人理财产品按照币种、客户获取收益方式、投资领域进行了分类。根据币种不同，理财产品一般包括人民币理财产品和外汇理财产品两大类。根据按照客户获取收益方式的不同，理财产品可以分为保证收益理财产品和非保证收益理财产品。根据投资领域的不同，理财产品可以分为债券型、信托型、资本市场型、挂钩型及QDII型产品。第二章是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的发展状况分析，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着重阐述了2006年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发展状况，它表现如下：人民币理财产品发行数量庞大；预期收益率逐月攀升，固定收益类产品仍占主导；中期人民币理财产品优势明显：挂钩产品频繁新出，信用挂钩和股票挂钩产品尤为突出；中小银行意愿支付的产品收益率高于大型银行。第二部分对外汇理财产品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也是重点阐述了2006年外汇理财产品的发展状况，它表现如下：外汇理财产品发行量激增；美元理财产品成外汇理财重头戏；外汇理财产品收益率波动较大；外汇理财产品类型多样化；挂钩产品发展迅速，股票挂钩产品最为突出；中小银行发行数量最多：外资银行创新能力最强。第三部分是对代客境外理财产品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QDII理财产品是2006年才推出的，虽然不久前才推出，但是其发行总体趋于缓慢，本文认为其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虽然QDII容许中国投资者投资国际市场，从投资理念看，市场和产品空间扩大了，但QDII投资限制仍多；2、通常QDII是在本土资本市场表现不济时推出，让投资者走出去赚外国市场的钱，而2006年刚好是牛市大行情，所以影响了QDII理财产品的发展；3、人民币自汇改以来升值步伐加快，也令QDII产品变得不具吸引力。第四章是对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从七个方面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由于人民币理财产品、外汇理财产品、QDII理财产品目前的发展中存在很多共同的问题，将它们分开阐述存在的问题的话，会存在很多重复之处，所以本文在阐述问题和对策的时候并没有将人民币理财产品、外汇理财产品、QDII理财产品分开进行，而是主要针对它们共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发展中存在以下问题：商业银行主动营销意识缺乏；产品目标市场细分不足；理财产品层次亟待提升；理财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信息支持系统不适应业务发展：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存在问题；缺乏高素质的理财队伍等。 第五章从八个方面对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首先，从宏观环境看，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提高整体国民的理财知识水平及理财意识, 加快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以及加快完善利率、汇率形成机制。第二，认为商业银行应积极宣传和主动营销银行理财产品；第三，认为商业银行应加强对产品目标市场的细分；第四，认为商业银行应提升理财产品层次；第五，认为商业银行应增强产品差异化程度；第六，认为商业银行应提升产品信息支持系统；第七，认为商业银行应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和信息披露；第八，认为商业银行应加强理财人员的培养。 本文之所以选择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商业银行的业务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商业银行推出个人理财产品具有较大的优势。 其次，个人理财业务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而兴起的，个人理财业务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新兴的业务，此时对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 基于CCA模型的国家风险评价研究

    国家风险评价始于跨国贷款活动。早期(19世纪之前)的风险评价主要针对贸易国之间的主权违约事件，由单个金融事务所和商业银行研究和制定各自业务的国家贷款原则。20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一些工业化国家相继建立了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承保一般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活动中出现的国家违约风险。20世纪60年代，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清偿短期和中期商业债务时出现困难。Charles R.Frank和William R．Cline研究发现，在1971年之前的15年间，至少有11个债务国发生了21例不能如期偿还债务的事件，债务国通过与贷款机构谈判，延期还本付息。20世纪70年代初，受石油危机的冲击，债务国违约事件频繁发生，这使得很多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专门设立研究机构，评价国家风险。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苏联解体、南美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风暴使得国家风险评价在国际投资和跨国贷款活动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各国经济学家和评估机构一直致力于主权违约和国家风险的研究，但是同大量预测公司困境的论文相比，国家风险评估的经验少得可怜。特别是由于未能预测到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和货币危机，信用评级机构受到严厉批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反思亚洲金融危机时，毫不客气的指出“评级机构直到东亚危机开始之前，他们都没有降低对这一地区的评级。”斯蒂格利茨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指责，莱因哈特、朱特勒和麦卡锡等学者也对评级的结果提出批评。正因此，经济学家和评级机构开始研究新的评估模型，以寻找更有效率的和精确预测未来的模型，其中Merton等在2006年针对国家风险评价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本文以国家风险为研究对象，运用现有的经济金融理论，借鉴Merton等关于国家风险的分析框架，使用CCA模型对一国的偿债能力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部分。这一部分首先对本文的写作背景、目的和现实意义进行了介绍；然后对风险、国家风险和违约(债务危机)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接着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结构，以期使读者能够对文章框架有个整体上的把握，最后指出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将微观金融风险领域应用广泛的CCA模型应用到宏观国家风险评价，通过对CCA模型的实证研究，并与主权评级机构评级结果对比，得出CCA模型在年末时点上的评价结果要优于机构评级的结论。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这一部分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国家风险的形成机理和评价方法进行了述评。理论部分主要从债务国是否有能力偿还和是否愿意偿还主权外债两个角度介绍国际上关于国家风险形成机理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家风险评价实证研究，依据研究方法和结论表述方式，分成国家风险报告、国家风险评级和国家风险计量研究三个部分分别介绍并进行了简要评价。 第三章为国家风险评价CCA模型的理论推导部分。这一部分首先介绍在微观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分析中应用广泛的CCA模型，进而讨论了CCA模型应用于宏观国家风险分析的理论依据：国家风险评价强调对主权国家履行债务能力的研究，具体的评价过程是站在债权人和投资者的角度，把国际收支原则作为风险评价的基本原则，在此原则下对一国宏观经济进行核算，进而确定主权国家经济资产市场价值，同时还对国家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和社会风险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推导出国家风险评价的CCA模型。 第四章为国家风险评价CCA模型的有效性检验。在上一章的分析基础上，对首个发生危机而没有被国际评级机构及时预警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一泰国，进行了国家风险评价，结果表明：泰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前三年，根据国家风险评价CCA模型得出的主权违约概率很大，产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高，而穆迪和标准普尔对泰国的国家风险评级结果却一直没有变化，因此国家风险评价CCA模型对国家的评价是有效的，并且模型得出的结果与机构评级相比更加灵敏。 第五章在确定模型有效性的基础上，对中国近期国家风险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投资额和净出口额增长迅猛，国家宏观经济收益逐年增加，主权违约概率极小。由此可以说中国是国家风险非常小的国家，在近期内发生主权违约的可能性极小。然后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提出了着力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法治政府和建立有效的社会成员风险应对机制等建议。

  • 中国企业年金资产管理的风险控制

    企业年金在我国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随着基金积累规模的逐渐壮大，企业年金资产管理已备受关注，而企业年金资产管理过程中的风险控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选择这一内容进行分析。文章首先介绍了我国企业年金迅速发展的现状以及现行筹资、给付和治理模式；紧接着介绍了我国企业年金资产管理的现状和问题，以及风险控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上内容为下文风险控制的讨论打下了基础。 按照现代风险管理理论，风险管理的流程包括风险控制水准定位、全面风险识别、客观风险度量、有效风险控制和动态监查调整五步。本文按照这一逻辑思路，结合我国国情及企业年金发展的具体状况，对企业年金资产管理的风险控制也按照此流程进行，以下分别作具体介绍。 首先，企业年金的风险控制水准定位实质上就是企业年金资产承受风险的限度。本文的观点是：企业年金建立的初衷和归宿在于保障职工在退休后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应以此作为我国企业年金资产管理的目标。在界定企业年金资产管理的原则问题上，国际上通常有两种原则：一种是“审慎人”原则，另一种是严格的数量控制原则。结合我国的实际，作者提出我国企业年金资产管理现阶段应以数量控制为主，同时结合国际趋势及我国企业年金的逐步成熟应逐步向“审慎人”过渡。总之，企业年金必须根据其承担风险的大小、风险水准进行相应的管理，将风险维持在既定的水平之内。 其次，风险识别是企业年金资产风险控制必不可少的一步。按照风险是否被受托人所控制，我国企业年金资产管理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可以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其中内部风险包括投资决策风险和投资管理人风险，外部风险包括市场风险、，法律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在明确我国企业年金的风险控制水准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后，如何对企业年金资产管理中的风险进行有效控制是本文最主要的内容。文章针对上文中提到的两类风险，分别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企业年金的投资决策，包括因素有：资产配置、投资多样化程度即投资比例、投资组合限制以及是否允许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等具体的操作性因素。通过对以上因素的管理或限制，可以实现对企业年金资产管理中因决策失误而引发的风险，能够达到控制上一章中提到的企业年金内部风险的目的。具体地说，企业年金资产配置即对企业年金所投资的各类资产进行适当配置以及对这些混合资产进行管理。资产配置包括战略性资产配置和战术性资产配置。战略性资产配置是企业年金资产投资运营的开始，具有决定性作用，它的目的是寻找各种可选择投资资产类别在较长时期内一种合适的分配比例，来实现控制风险、增加收益和实现基金投资目标。企业年金战略性资产配置体现了基金在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权衡结果，即按一定的方式将资产配置在一起，以满足基金投资者在一定风险水平上的收益率最大的目标。企业年金战略性资产配置过程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第一，确定可选择投资的合适资产，即确定投资范围；第二，确定这些可投资资产在企业年金基金计划持有期的预期回报率和风险水平：第三，运用投资组合理论及资产配置最优化模型的功能，找出一定风险水平上能够提供最高投资回报率的组合。本文对这三个要素进行了逐一分析。首先，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出台了《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了我国企业年金基金资产投资的可选投资品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年金投资品种较多地选择了流动性好、风险低的资产，虽选取了权益类资产，但比例受到严格限制。随着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适当考虑降低银行存款、国债等在企业年金资产配置中所占的比重，适当地选择那些收益较高的资产品种。对于权益类资产，我国可探索使用基金指数化投资来降低投资的非系统性风险和决策风险。其次，实现企业年金战略性资产配置需要使用现代化投资组合理论来选择一个多样化资产组合，以达到降低投资风险和提高投资收益的目的，文章中运用了经典的Markowitz投资组合理论说明投资品种之间的相关性越小，投资组合的风险越小，以此可以设计出我国企业年金资产各种收益特征的效率投资组合。在战略性资产配置完成后对战略性资产配置进行调整就是战术性资产配置。 对我国企业年金投资组合限制的思考，本文在介绍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企业年金资产管理准则》关于自我投资、海外投资以及衍生工具的应用的规定，结合我国企业年金此方面的现状与不足，提出我国应出台更加明确的企业年金自我投资的规定，并随着我国QDII的完善和衍生工具的发展，再逐步放开海外投资和衍生工具的限制，为企业年金提供安全性和收益性的投资保障。二是企业年金资产负债管理。它主要是针对企业年金在资产管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企业年金外部风险而实施的一系列管理活动。所谓企业年金资产负债管理，就是在风险承受能力和金融管制约束条件下，策略地协调资金筹措和资金运用的关系，达到收益最大化，‘同时保持资产和负债的平衡关系。所以说，有效地利用资产负债管理技术，可以在不增加风险的前提下，降低流动性资产的储备水平，扩大收益性资产的比重，提高总资产的收益能力。正因为如此，资产负债管理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当中。现行资产负债管理技术主要包括现金流匹配、缺口分析、现金流测试以及免疫技术。本文对以上四种方法的基本操作进行了介绍，结合企业年金的特点，提出它们在企业年金资产负债管理中是否适用。 企业年金资产管理中的风险还可以通过其它途径如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完善、法律体系的构建等来防范和控制，但由于本文的侧重点，只从技术的角度选取以上风险控制方法作详细介绍。 最后，企业年金资产管理中的风险控制的技术手段，更加强调的是企业年金制度体系内部各种技术、方法、规则的运用，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企业年金资产管理的风险控制离不开外部力量的监督和约束。因此，在企业年金的动态监管一章，文章主要介绍了政府监管企业年金资产管理的主要内容以及政府角色的界定。政府在企业年金资产管理过程中，主要监督市场准入、内部控制原则、投资限制、信息披露等，从这些职能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在企业年金制度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扮演着政策支持、对管理主体的行为约束以及信息公开等方面的角色。我国企业年金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有大约30％的企业年金资产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代为投资运营的，这种管理模式不利于企业年金的规范发展，必须加以调整或改善。而事实上，我国已经在逐步地推进企业年金市场化进程。政府在对企业年金计划改革中，确立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退出”，让专业机构进行资产管理、投资运营，这样做有利于企业年金市场化的进一步完善，推进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政府更加集中精力于各个计划管理参与者的监管工作，一方面是企业年金运作按照市场规则更加高效运作，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降低成本，并使企业年金运营管理机构更加规范化运作。在明确政府角色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建立企业年金资产管理动态监管体系的观点。动态监管体系包括以下内容：建立动态监管反馈机制、建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强调风险文化三个方面。 动态的监管反馈机制包括设置绩效标准；比较实际效果和标准；采取修正行为或对可接受绩效标准的修改。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包括计算机系统，还包括风险管理相关信息和使用信息的风险管理组织中的各个层级。我国企业年金信托治理模式决定了我国企业年金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构建的多层次性。因此可以考虑将风险管理系统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由参保人和委托人组成，主要体现在委托人即企业定期向参保职工报告账户情况，职工则可以随时查询个人账户的相关数据，这样做有利于职工对企业年金资产的监督。另一个系统是各参与主体之间建立的信息系统，主要包括委托人对信息披露情况的监督；托管人须提供账户管理情况；账户管理人须提供企业年金日常管理信息；投资管理人须提供基金投资状况、经营业绩方面的数据。 企业年金对安全的需要和风险规避性，使得它更加强调风险意识和风险文化的培养。有效的风险文化不是永恒不变的，它随着经济的发展、新技采和科学的管理方法的应用而不断创新，将在企业年金资产管理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 中国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研究对象

    近年来，亚洲的国际经济区域合作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东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合作领域不断扩大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世界各地逐渐发展出一种作为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补充形式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形式。中国经济要与世界经济接轨，首要的途径是吸引更多的外资、开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第二个途径是中国的整个地区加入国际多边经济体制，如WTO和APEC等；第三个途径是中国的部分地区参与灵活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对于我国而言，次区域经济合作是当前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中国参与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包括：(1)以中国香港和广东为核心的“粤-港-澳次区域经济合作”。(2)以“图们江跨国自由贸易区”为核心的中国、俄罗斯、朝鲜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中国吉林省为参与主体。(3)中国和朝鲜间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中国辽宁省为参与主体。(4)以第二条亚欧大陆桥为开发轴线的新疆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从国家主体看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以中国新疆为参与主体。(5)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为核心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从国家主体看包括中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和越南，以中国云南省广西省为参与主体。(6)包括中国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河北沿海地区、北京、天津以及韩国、朝鲜、日本的西海岸地区的环黄渤海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在中国参与的众多次区域经济合作中最成功、规模最大的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The Greater Mekong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GMS)<1>。中国不仅是GMS的主要成员国，而且也是东南亚及GMS地区的大通道和中心地区，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也给中国的云南、广西的经济政治发展带来了相应的机遇和挑战。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二战以后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广泛出现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现象。它通常指不同国家边界两侧、地理相邻的一部分地区间的跨国界和跨境的经济合作<1>。各国的专家学者对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定义还存在广泛争议，研究方法各异。在这样的前提下本文以国际经济合作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及新地理经济学等理论为基础，以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次区域经济合作进行研究分析，并在简要阐述中国目前两种主要参与次区域合作模式的基础上，选取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进行定量及定性分析，尝试将区域经济理论用于小范围的次区域经济圈，进行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是对以往的相关理论进行综述：西方现有的增长极理论、产业区域论、区域一体化以及新地理经济理论，联系次区域经济合作，有针对性的从理论的角度进行经济学分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概念，并总结出优惠贸易安排、政府间协议分工、多边合作项目开发和开发银行主持的财政转移等五种类型的合作方式，总结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一般特征和目标。 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参与周边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及意义。本文认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主要有贸易合作型和投资兼贸易合作型，而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现状来看，主要应采取第一种合作模式。因为贸易型合作模式主要应用于次区域合作各参加主体在发展水平方面的互补性较差，尤其是资金和技术两方面的互补性较弱，不可能在参加主体之间形成大量的投资的情况下，是一种水平较低的合作模式。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各参加主体在发展水平方面虽然有一定互补性，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金匮乏，基础设施落后，因此促进次区域内贸易发展，基础设施的开发就成为相当长时期内该类型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当务之急。 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具体分析中国与次区域其他各国近几年来的贸易现状和经济往来，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云南、广西与次区域各国开展经贸合作的道路，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第四部分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在这一部分中分别介绍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历程、合作机制、特点以及云南、广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意义。在肯定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为最后一章提出政策建议打下基础。 论文最后部分就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云南、广西进一步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到交通、能源、通讯、农业、贸易和投资、人力资源、旅游和禁毒等8大重点领域。文章分别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相应对策，并以旅游联合开发为例，探索滇、桂两省联合发展的经验。 作为一篇应用性的研究论文，文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可能的创新和贡献之处有： 1、理论上，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体会，提出了自己关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定义：有一定地缘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其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过程中，借助“地缘优势”在其边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现象，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拟定共同的行动准则和协调一致的政策，消除区域内国家间的贸易障碍，使生产要素在“次区域”这个范围内的趋向自由化的流动，从而带来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效率的相应提高，实现区域内国家互惠互利、协调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协作活动。 2、实证方面，广泛查阅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各国的最新资料，在第三章，详细分析次区域各国最近五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结合各国目前经济发展特点，为云南、广西进一步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在提出的政策建议中，针对目前两省在次区域合作中竞争大于合作的状况，从区位特征、交通条件、旅游资源、合作基础和发展前景综合分析，得出两省应先易后难，从单个项目合作开始。以两省联合参与旅游业为例，推动这一区域旅游市场的相互对接与共同开发，实现云南、广西优势互补与整合，共同发展经济打下坚实基础。 由于笔者知识积累和理论素养尚需提高等原因，论文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 1、由于笔者学识资历不足，对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框架的构建，尤其是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论述，逻辑上的严密性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加上国际上对并没有权威机构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给出公认的定义，笔者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定义难免不够全面和科学。 2、由于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多个国家、国际组织机构，虽经过本人的努力，但国外的研究资料和数据仍显不足，特别是老挝、缅甸等国数据的获取较难。 3、由于篇幅所限，对云南、广西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性建议只停留在客观层面，缺少具体的实际可操作性政策建议。很多方面的内容阐述得不够透彻，分析深度还欠深入。 4、论文的完成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但笔者自知对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上还有待提高。

  • 资产非完全流动下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货币政策分析——基于修正的黏性价格模型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但我国目前的持续外汇储备增长，严重影响着国际收支的平衡。因此，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应付此局面。但在目前的结汇体制和资本市场不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极为有限。 本文从高额外汇储备的形成原因和构成以及其影响出发，根据黏性价格模型，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分析了货币政策失效的原因，文章最后探讨了可行的其他对策。 首先，本文介绍了我国当前的外汇储备增长情况，并分析其形成原因；然后探讨了我国外汇储备的组成和适度规模，以及高额外汇储备带来的各种影响，包括积极影响及负面影响。 (1)对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情况主要介绍了外汇储备的现状和外汇储备的构成：2006年末我国国家外汇储备首次突破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且外汇储备构成中美元仍占绝大部分，这隐含着巨大的汇率风险。 (2)从两方面分析了我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原因：既有体制的滞后，也有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驱动；既有国内市场因素，也有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3)讨论了我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问题：这部分从关于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文献综述出发，根据各种不同的计算方法，探讨我国目前适度的外汇储备范围。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目前的万亿储备显然过高。 (4)探讨了高额外汇储备的各种影响：一方面，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确保国家金融安全，防范抵御金融风险，从而确保我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但外汇储备保持如此高速的增长，给我国经济的运行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如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利于总体经济的运行效率、以及面临美元贬值的风险和国际压力。接着，本文从文献综述出发，介绍了蒙代尔三元悖论与货币政策的非独立性。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在我国目前无法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及实行完全的浮动汇率制情形下，需要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同时要处理高额外汇储备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如美元贬值的损失和国际社会的压力，针对高额的外汇储备能够采取的手段主要为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 (1)介绍了蒙代尔三元悖论来由及其解释：一国在追求实现本国经济目标的独立的货币政策的同时，不能同时实现稳定的汇率和开放的资本市场。 (2)总结了关于资本非完全流动的文献综述，并从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方面总结了关于我国目前资本流动状况的研究。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性和破坏性越来越强，由于我国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更容易受到冲击。因此，我国一方面要采取恰当的措施，促进资本的合理流动，严格控制对外债务，增强资本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要健全我国金融体系和完善金融市场，增强我国金融市场抵御国际资本冲击的能力。 (3)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本文首先总结了对人民币真实汇率的研究方法及其结果，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存在着很大的升值压力。但对于汇率的稳定性，各学者从升值成本收益、进出口、就业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均表明需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盲目调整汇率不仅会给我国经济造成不必要的冲击，甚至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显然是不可取的。 (4)对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文献总结了央行独立性的涵义及其理论体系，然后对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问题研究进行了总结。从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律层面上看，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以后，其独立性有了提高，特别是经济的独立性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与11个发达国相比，其独立性还比较低，尤其是在政治的独立性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 然后，文章介绍了多恩布什的黏性价格模型，并分析了人民币汇率超调根源于国内商品市场的价格粘性在当今社会的存在，指出人民币汇率超调根源于国内商品市场的价格粘性在当今社会的存在。然后，本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资本非完全流动下考虑外汇储备的模型，并从模型的理论和实证探讨了相应的政策。紧接着，文章从货币政策背景、名义锚的选择出发，对当前的货币政策进行了分析，并对其效果进行探讨。 (1)黏性价格模型介绍：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模型也认为货币需求是稳定的，非套补利率平价成立。其中心思想体现在以下两个等式：非套补利率平价与货币需求等式。在长期看来，货币供给的变动将会导致物价水平和汇率的变动。但在短期，由于物价水平是保持不变的，对应于最初的货币冲击，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都会成比例地同向变动。显然，这时的汇率水平超出了长期均衡时的汇率水平。 (2)用汇率超调模型分析人民币汇率：汇率超调模型说明，均衡汇率的形成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和升值幅度的讨论同样可以认为升值幅度可以由购买力平价理论来决定。从长期看，均衡汇率的决定取决于相对经济实力。而我国GDP虽然稳步增长，但国情决定我国的经济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因此，由人民币随预期浮动大幅升值为时尚早。 (3)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高额外汇储备，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考虑一个资本不完全流动的世界里，资本流通速度大于0；同时，国际收支水平处于不平衡状态(不等于0，在我国表现为远大于0)，构建了资本非完全流动下考虑外汇储备的模型； (4)货币政策效果的实证检验：根据上面的模型，要减少外汇储备，从表面上看，应当减少货币供应，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减少国内外利差；扩大FDI投资额；实行货币贬值等。这样就可以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5)接着，文章从货币政策背景出发，提出货币政策名义锚以及采取的货币政策。在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提高、贸易顺差屡创新高、人民币不断升值、证券市场不断走强、货币供应量保持递增的背景下，我国(包括许多新兴国家)采取以汇率为指标，而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损失太多；相反，就目前而言，我们能够从独立的货币政策中收益很少，而失去更多。实际采取的货币政策包括：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公开市场操作等。总的来看，目前采取的货币政策效果不佳，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外汇储备依然每月递增。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是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从而使得货币供应外生化，货币政策变的被动。具体而言，目前过多的外汇占款导致流动性增加，造成货币投放不均衡，是影响央行货币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而这种不均衡仅靠中央银行目前的对冲性政策不能持久有效地缓解。最后，在货币政策作用不明显的情况下，文章尝试探讨了其他非货币政策。一方面需要合理改善对外贸易，在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的情况下，要从税收、价格、产业政策上引导和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减少资源性、资源高消耗类产品的出口，鼓励更多地进口紧缺能源、资源和原材料以及高技术产品，逐步改善贸易顺差局面。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汇率改革，要逐步增强汇率弹性，同时又要防止和避免的是大幅升值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波动；把利用外资的重点更多地放到引进技术、装备、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上来，改变地方招商引资过程中竞相压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以及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的恶性竞争，减轻外汇储备政策源头上的压力；同时，稳步推进国内资本走出去步伐，减少资本项目顺差。

  • 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但就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就在我们走出通货紧缩后，似乎又遇到了通货膨胀的难题。各种资产价格过快上涨，银行存贷款差额不断增大，流动性过剩——一个新的名词摆在了我们面前。从2005年开始，在国内展开了一场关于流动性过剩的大讨论，何为流动性过剩，其出现的原因在哪里，它的产生对我国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去治理它，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急需解决。 本文对流动性过剩的表现、原因、影响以及解决方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对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流动性过剩的表现、成因、影响以及对策等方面的研究做了文献综述，在对流动性过剩概念进行分析定位的基础上，剖析了流动性过剩的主要表现、形成原因和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提出了解决流动性过剩的建议。文章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流动性过剩概念的界定和表现形式的分析。这部分重点讨论了流动性过剩的含义。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流动性过剩的解读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本文首先引入了国外几位学者对流动性过剩的定义，接着梳理了国内学者从银行体系、货币供给、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等不同层面对流动性过剩的诠释，最后着重阐述了曾康霖教授在《流动性过剩研究的新视角》一文中对流动性过剩含义的理解。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从本文的角度出发，给出了流动性过剩的定义，即：当商业银行持有的资金超过了维持必要流动性所需的资金，并为此承担较高资金成本时，就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也即是流动性供给超过了流动性需求。其其直接表现为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本部分还通过具体数据和图表对流动性过剩的具体表现做了详细阐述，主要有以下几点：流动性过剩的第一表现是存贷差与存贷比的扩大。从1995年到现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出现了不断增长的态势，到2006年末，存贷差已经达到了10.97万亿元。如此大的数字说明了大量的资金存在于银行体系内部，无法转化成贷款投放到实体经济中去；其次，流动性过剩表现为M1、M2增速差距的持续拉大。根据货币供给结构理论，整个社会的货币量按照流动性分成M0、M1、M2和M3。其中，M1体现了货币存量的重要流动性特征，M2能较好地体现出货币存量总额的变化特点。因此，通过对货币流动性比例(M1/M2)和M1、M2增速的比较可以有效的反映出货币存量流动性的变化特点及趋势。从2000年开始，M1、M2的增速差距就呈“喇叭口”的状态发展，流动性过剩的形势愈加发展。但从2006年末开始，M1、M2之间的“喇叭口”现象开始转为“倒喇叭口”，这一现象表明，货币正迅速从银行体系中释放，并加快在社会上流通运转，流动性过剩问题依然存在；再次，超额准备金的居高不下也反映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影响银行流动性大小的直接因素就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大小，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既可以发放贷款增加资产，又可以支付存款减少负债。银行出于对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考虑，会在央行有一定的超额准备金，但出于对收益的追求，超额准备金的大小应适当。而我国从2005年开始，超额准备金的数额就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在超额准备金率下调的情况下，其数量依然稳步上升；最后，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还表现在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量的增大。在目前货币市场利率与银行存款利率倒挂的情况下，银行间市场的交易仍然十分活跃，这无疑说明银行的资金非常充裕。 第二部分从流动性过剩对经济、对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自身三个方面，阐述了流动性过剩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影响。本部分首先分析了流动性过剩对经济的影响。过多的流动性由于缺乏分流的渠道，不断涌向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造成了股市交易量的大增，股市持续走强，股指不断创新高；同时房地产价格也一路飙升，股市与房市泡沫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流动性过剩的存在，也使得我国物价上涨过快，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增大。其次分析了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该小节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1、货币政策在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上的困境；2、流动性过剩抑制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力；3、流动性过剩加大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成本。再次，分析了流动性过剩对商业银行自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削弱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加大了银行的贷款风险并且使银行陷入了更多的两难选择。 第三部分是对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分析。首先从国际因素来看，我们认为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产生是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下必然发生的。我国的流动性过剩反映了当前国与国之间在贸易上联系日益紧密、资本在国际上的流动更加自由化。在这样的前提下，在美元不断贬值、美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大、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背景下，使得大量的资金从境外流入我国，流动性过剩更加明显；其次是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从我国1994年进行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就一直存在“双顺差”，再加上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鼓励生产型的财税政策，“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进口替代型的产业政策，鼓励引进外资的贸易政策以及当前我国的内需不足使企业大量出口产品，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这直接导致了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激增，成为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国内因素来看，既有商业银行自身的原因，也有商业银行以外的原因，外部原因包括了：居民储蓄超常规增长、金融市场欠发达，居民和企业的投资渠道狭窄、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是流动性过剩产生的内在原因、企业短期融资券等直接融资工具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银行贷款空间，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自身的原因有：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不良贷款的剥离与核销力度的加大、商业银行内部缺乏强有力的进行流动性管理的动力机制、还有商业银行自身运用资金上的问题。在本部分的最后，综合上述分析，考虑到世界流动性充裕的经济形势在短时间内难以扭转、国际收支的平衡和“双顺差”的调节需要一定的时间，此外我国现存经济结构不平衡的转变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并且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将是一个长期持久性的问题。 第四部分是对改善流动性过剩提出的一些建议和对策。文章认为，改善我国的流动性过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必须改变双顺差格局，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增加外汇运用方式，从根本上减轻央行货币供给压力。这一小节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管理改革，重点是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改革结售汇制度；二是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双顺差”，对经常项目下的顺差，我们要充分采取降低出口退税、调整加工贸易政策，重点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等措施进行调节；对资本项目下的顺差，应继续深化“走出去”战略；三是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第二，继续发挥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第三，采取财政政策改善我国经济结构，减轻流动性过剩。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主要工具，货币政策的特点在于其总量调节，而实现结构优化是财政政策的优势。最后还提出了其他的一些调控手段，包括：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实行存贷利率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步伐，健全和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商业银行应加快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应对当前的流动性过剩难题。

  •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融资风险研究

    多哈木锤敲定标志着中国正式入世，也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政府意识到在引进外资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要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抓住国际市场。跨国并购方式正成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种重要实践形式。随着中国企业对跨国并购的参与，对于跨国并购融资风险问题的研究提到了日程上。 所谓跨国并购融资风险是指收购公司为实施并购行为，在其融资工具和支付方式的选择过程中因金融政策、金融工具等不确定性因素引起的能够对收购公司产生的有利或不利影响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在并购融资行为实施过程中，由于金融制度的约束，由于利率、汇率及上市公司股价的变动以及各种融资工具的选择、并购支付方式的选择，所导致的并购公司无法按时、足额地筹集到并购所需资金，无法保证并购的顺利进行。即便企业能够筹集到足够资金进行收购活动，但如果筹资方式或资本结构安排不当，也会加重企业将来还本付息的负担，埋下财务危机的隐患。因此，如何在获取尽可能多的并购资金的同时把风险降至最低，是每个并购公司所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按其来源融资风险分为内部融资风险和外部融资风险两种。 内部融资风险是指由于并购公司使用内部融资方式，即利用企业内部留存的自有资金作为并购资金的并购方式所带来的风险。因为内部融资所占用的资金无须偿还，所以可以不考虑筹资成本费用，可相应降低融资的财务风险。但是仅依赖内部融资，又会产生其他财务风险。我国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盈利水平较低，很难仅依靠自身积累的资金达到并购所需的资金使用量。而且选择这样的方式会大量占用企业宝贵的流动资金，会降低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快速反应和适应能力，如果一旦重新融资出现困难，就会危及企业的正常运营，给企业带来融资风险。 外部融资风险：是指由于采用外部融资方式，即企业通过外部渠道筹集并购资金的方式而带来的财务风险。包括权益融资、债务融资和混合性证券融资三种方式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论文以跨国并购融资风险为主线，借鉴国外并购市场的风险防范措施及大型企业并购的成败教训，深入研究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问题，力求建立适合我国企业海外发展所需要的风险防范机制。本文共分为四章，主要内容及结论如下： 第一章“西方企业和我国企业跨国并购融资的现状”。本章从西方企业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融资现状的比较入手，指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融资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①并购融资方式有限。②操作中不规范现象严重。③政府行政干预并购，造成融资的不公平现象。④中介机构在并购中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 第二章“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融资风险”。近些年来，全世界几乎每年都有超过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兼并收购。这是因为，一个成功的并购活动离不开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并购融资对于跨国并购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研究融资风险十分有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融资不足风险、与资本成本有关的风险(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现金支付风险、流动性风险、与资本结构有关的风险(股票交换风险和杠杆收购风险)、国际税收风险和国家风险等，作为后续章节研究的铺垫。 第三章“跨国并购案例融资分析——京东方跨国并购”。本章通过对京东方三次海外并购融资进行评析，从而得出五点启示：①“以小搏大”的杠杆融资方式能为企业迅速成功扩张提供重要保障，并避免了融资不足风险。②任何融资方式的选择都不是企业的目的，它只是保证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手段。③企业风险应综合评价，而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方面风险。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应保持互补性，相得益彰，协调发挥作用。④“杠杆收购”只是企业扩张的起步，资源有效整合是扩张成功的关键，保持良好稳定的经营业绩是扩张成功的努力方向。⑤融资风险与发展前景息息相关。通过案例的分析，希望能为今后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融资提供借鉴。 第四章“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融资风险防范的探讨”。在基于第二章对融资并购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主要包括：①合理选择融资策略，避免融资风险；②增强杠杆收购中目标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稳定性，降低杠杆风险；③支付方式风险的防范；④加强营运资金管理，降低流动性风险；⑤积极开拓国际化的融资渠道；⑥从宏观层面着手降低融资风险。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辨证方法，以京东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跨国并购融资为例进行分析。对京东方公司跨国并购前后的财务比率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其具体融资方式，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融资提出借鉴。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尝试： 首先，在文章内容上，当前已有大量关于跨国并购的研究，一般都是处在宏观层面进行探讨，但是立足于我国企业，针对跨国并购融资风险及防范的全面研究还很少。本文将跨国并购融资应考虑的风险问题具体分析，指出中国跨国并购融资的瓶颈，并在京东方跨国并购中进行具体分析。 其次，运用连环替代法揭示财务杠杆效应。 再着，笔者将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统统视为与资本成本相关的风险，从资本成本的角度去分析，这也是研究角度的一个创新。 最后，笔者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融资风险的防范提出若干建议，主要从对并购企业的建议和对政府部门及金融机构的建议入手，试图把握微观和宏观两部分。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笔者试图将风险因素的各项指标加以量化，但是碍于未能找到合适的量化方法及评判准则，因而只能更多的对其进行定性分析。

  • 从易捷思的实践看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

    世界经济在加速走向国际化、一体化的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加剧，直接投资的比重不断扩大，这使得我国传统的以贸易为主的对外经济活动方式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挑战。目前我国已进入加入世贸组织的后过渡期，对外开放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对国际经济的变化趋势及我国外向型经济自身的弱点，我们应该调整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开展跨国经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再次提出“走出去”战略，今后国家将继续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培育和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可见“走出去”战略是中国企业培育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任何企业如果不能适应这一潮流或对新的形势无动于衷，必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 中小企业是我国企业的主体，在国民经济和产业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蓬勃发展，到2006年底，中小企业数已达到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经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已达到43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达到3800多万户。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出口总额和上缴税收，分别占全国的58.5％、68.3％和50.2％，已形成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中小企业的发明专利占全国的66％，研发新产品占全国的82％；中小企业提供了城镇就业人口75％以上的就业机会，并吸纳了75％以上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面对实力强大、竞争优势明显的国际级跨国公司，中小企业该如何把握各种契机，继续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开展跨国经营，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做出更大贡献，这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和考虑将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在分析自己公司的跨国经营实践的基础上，围绕我国中小企业数据来源：2006年1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 跨国经营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助于中小企业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的措施和对同业公司的跨国经营提供一些启示。结构上，本文从中小企业的界定和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理论基础人手，总结成都易捷思公司的跨国经营实践，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从整体到个体，从普遍到特殊的分析，最终目的是要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提出一些可行的策略。全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阐述了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理论基础及成都易捷思电子有限公司的概况，分析了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概况和现状，介绍了本文案例的基本情况。 第二章分析开拓美国市场的可行性及美国物理电子安全行业的市场特点，总结外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方式。特别就案例单位所在行业进行了深入调查，论述了该企业开拓美国市场的方式。 第三章采用SWOT分析方法，通过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分析，提出中小企业应从三个重点环节：产品、市场、路径上采取有效的国际经营策略，同时总结了案例公司的具体做法。 第四章对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较全面地归纳，探讨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第五章对国外推动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成功经验和借鉴意义进行分析，总结对我国推进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启示，同时阐述了易捷思公司的实践对国内同行的启示。

  •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民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是，民营企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产权问题、融资问题、民营企业家问题等都制约着民营企业的健康成长和生命周期的延长。打开我国民企的发展史，有大量的民营企业仍然重复着“创业、崛起、衰败”的成长三步曲。所以，研究民营企业的成长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企业的发展是一个时间维度，如果将企业的整个生命阶段作为一个点来分析，并不能实现企业的良性成长。因此，有必要将企业的成长途径分割开，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制定不同的成长策略，指导企业循序渐进地成长。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恰好可以作为企业成长阶段分析的理论支撑，本文将企业的成长过程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而企业取得良性发展就在于如何从初级阶段逐步或者跨越式地向更加成熟的阶段成长，其目的为达到成熟期并保持下去。 本文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民营企业在成长不同阶段进行了分析，提出适用于各个阶段的发展策略，从而达到延长企业生命周期的目的。文章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章主要是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我国民营企业的界定及发展概况进行阐述。首先对研究对象的范围进行了比较精确的界定。其次介绍了我国民营企业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的六个发展阶段：初期萌芽阶段、缓慢发展阶段、徘徊阶段、高速发展阶段、稳健发展阶段及成熟阶段。通过本章的阐述，对本文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以及基本情况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把握。 第二章分为三小节，主要回顾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并提出了本文对我国民营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本章第一节首先对国内外专家的观点进行了回顾。第二节从定性及定量两个方面阐述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方法。定量法主要介绍了孙建强、尚增建等人的研究成果，定性法主要介绍了爱迪斯的十阶段划分，并通过惠普公司的生命周期阶段分析进行该种方法的应用实证研究。第三节首先明确了本文中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大致分为四阶段：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声明了研究重点为分析企业生命周期中遇到的重点问题，提出相应对策，而非如何划分阶段，并阐明了原因。然后根据这四个阶段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现状，即生命周期短、主要集中于初创阶段、成长成熟期短、进入成熟期后重生发展的企业不多。继而指了影响我国民营企业生命周期的几个因素：产权不清、管理薄弱、决策非理性及文化建设薄弱。 第三章——我国民营企业初创期分析与发展策略，首先提出该阶段的主要问题是生存问题，第一节对我国民营企业初创期进行了SWOT分析，第二节分析了该阶段的重点问题具体表现在企业缺乏经营战略和战略管理，内部资金匮乏、外部融资困难上，第三节根据前述问题相应的提出了以下建议：慎重产业选择，根据政策、自身优势等确定发展方向；选择正确的经营战略、策略；通过好的项目选择积极吸引投资，如创新基金等；利用适当的人力资源政策，为企业初创期吸引关键人才。第四节用方太集团和华龙集团的案例实证了前述建议。 第四章——我国民营企业成长期分析与发展对策，首先提出该阶段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快速健康成长，第一节对我国民营企业成长期进行了SWOT分析，第二节分析了该阶段的重点问题具体表现在产权不明及产权单一；家族化管理中的负面影响凸显以及企业扩张中的战略冒进。第三节根据前述问题相应的提出了以下建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解决产权问题，克服传统家族管理弊端；理性多元化，实现企业良性扩张，在拥有成功主导产业的基础上，把握好时机和节奏发展相关多元化；加强文化建设，并充分贯彻于各项管理活动中。第四节用希望集团和吉利集团的案例实证了前述建议。 第五章——我国民营企业成长期分析与发展对策，首先提出该阶段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延长成熟期，第一节对我国民营企业成熟期进行了SWOT分析，第二节分析了该阶段的重点问题具体表现在企业机体老化，容易患上“大企业病”，企业领导人力量积蓄与换代危机的凸显；企业在该阶段容易陷入红海战略，遭遇恶性竞争。第三节根据成熟期的特点，将对策按照内部和外部分别阐述。内部管理方面，建议建立学习型组织，不断创新，防止企业老化，重构企业，提升管理效率；实施战略规划，实现领导权顺利传承。外延发展建议包括：“走出去”，实施海外战略；实现多元化投资，多产业集团化经营几个方面。第四节用志高集团、联想集团以及新希望集团的案例实证了前述研究。 第六章是全文最后一章。主要内容为对全文观点的简单总结。认为企业要实现良性发展，延长生命周期必须走一条在今天的事业中孕育着明天事业的道路。建设一整套具有支持企业良性发展的各种内部因素的阶梯结构。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整合内外部资源突破企业各个时期成长极限，延长生命周期。

  • 关于我国企业并购中的文化整合模式与策略研究

    当前，我国企业经济规模偏小，社会资源配置散乱，不能形成全球范围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并购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经济规模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是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符合中国企业应对全球化的竞争，符合党中央于十六大提出的“走出去”发展的战略目标。 现今，人们对企业并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并购前的动因研究，或者并购中的财务分析，或者并购中的人力资源整合研究等等，而对并购后的文化整合则研究得不多，或者对并购后的文化整合的重视程度不够；对企业并购后的整合，也缺乏系统的规划和认识。 本论文通过对企业并购整合的重点—文化整合分析，指出企业并购整合的突破口为并购双方企业文化的整合，企业文化整合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企业并购活动最终能否顺利完成。同时指出并购企业管理层狭隘的追逐私利、忽略并购中的文化冲突是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文章接着具体阐述了并购企业文化的差异性、企业文化冲突形成的原因以及文化冲突的内容，重点强调了对并购企业进行文化审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对企业间并购的原则和方式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对并购企业双方的文化风格进行了充分比较，文章试图通过前面的理论分析，给出一套切合我国企业实际的并购模式或并购思路。 为了并购后的文化整合，文章强调了企业并购前对双方企业文化进行审查的重要性，提出了文化审查“四步法”：(1)明确文化审查的作用；(2)确立文化审查内容；(3)构建文化审查流程图；(4)文化审查结果的归纳及并购决策。文章同时对企业文化并购的模式选择以及并购的步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提出并购文化整合之“整合三步曲”：(1)整合企业精神文化，建立价值理念系统；(2)调整企业行为文化，建立行为规范系统；(3)创造企业形象文化，建立形象识别系统。在识别了影响企业并购的主要原因以及并购中文化整合应该采取的模式与步骤的基础上，同时阐述了并购中基于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整合，最后指出企业文化整合是并购整合完成后巩固和进一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实力和盈利(特别是长期)能力的关键环节。文章围绕文化整合通过理论的演绎和对实践案例的分析，运用动态和系统的眼光，在企业并购文化整合的步骤以及模式选择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并购文化整合的分析框架。

  • 我国寿险个人代理人培训制度分析

    在寿险市场上，营销渠道有寿险公司直接展业、寿险个人代理人展业、单位代理人展业、保险经纪人展业等等，但根据我国国情以及寿险业发展自身的特点，寿险个人代理人制度仍是当前寿险公司的最主要最具普遍性的销售方式。本文所论述的寿险营销指以围绕个人代理人销售这一核心，以寿险市场为主导，以满足被保险人需求为目的，实现寿险企业寿险销售目标的一系列活动。通过对我国代理人营销制度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建立完善的代理人培训制度的必要性，并通过比较分析国外及台湾寿险营销培训制度，提出了完善我国代理人培训制度的具体对策。 第一章，介绍了寿险营销的内涵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寿险市场的发展，我国寿险营销经历了三个阶段：1980年至1992年的产品主导阶段、1992年美国友邦进入上海直到2001年“入世”的推销主导阶段及加入WTO以后至今的需求主导阶段。1992年，当美国国际保险集团(AIA)公司进入上海，将个人代理人这一行销方式引入国内，它的运作方式是由个人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保险公司授权给代理人为其代理销售保险业务，同时支付给寿险个人代理人相应的代理手续费，即佣金。这一在按劳取酬的基础之上制定的佣金管理机制，加快了各行业人才进入保险业的步伐。当前个人代理已成为国内个人寿险营销的主要渠道。 通过对寿险个人代理人制度的具体分析，阐述了其进入我国保险业后带来的积极影响，包括全新的营销机制、新的经营机制、管理机制和用人机制。 它调动了从业者的积极性、增强了公众的保险意识，宣传和普及了保险知识、促进了保险市场的挖掘、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但是，寿险个人代理制在积极引导我国寿险业发展的同时，逐渐暴露了其自身的一些严重问题：“人海战术”造成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代理人服务的质量总体偏低、代理人脱落率居高不下，影响了高素质人才进入保险代理人队伍的信心，更影响了寿险公司的持续经营；拥有多年实际操作经验，且兼具丰富的理论知识的寿险营销高级人才业严重缺乏。当前，保险市场中寿险业的竞争将逐步过渡为产品与服务及其背后的品牌价值的竞争。作为寿险营销优质服务的实现者、品牌的推广者，个人代理员在保险产品的推广、提高公众的保险意识、增加公众对保险公司及行业的信心等方面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当下，代理人素质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寿险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通过合理的教育体系对其进行培训提升势在必行。 第二章，通过对国内寿险公司的代理人培训工作的分析，提出代理人培训制度建设状况并不容乐观，很多保险公司的培训都没有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培训体制，存在培训理念滞后、培训组织管理混乱、课程设计开发流程不科学、培训师资数量质量均不足、缺乏培训后的评价与追踪、外部培训资源有限等诸多问题。当前我国寿险市场需要真正的“三高”即“高素质、高绩效、高稳定”的保险个人代理人职业群体，寿险公司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培训体制，对代理人严格甄选并加以贯穿其职业生涯的教育培训应该放在寿险营销的首位。面对竞争趋激烈的国内寿险市场，如何改善现行个人代理人的培训制度将是关系到寿险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课题。在深度开放条件下，打造中国寿险自身的游戏规则，寿险代理人教育的“中国标准”的建立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行业整合性资源为平台，系统性地打造中国寿险代理人教育与培训标准体系，对于塑造行业诚信品牌、打造寿险百年基业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章，通过比较分析寿险业较为发达的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营销人员培训体系，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寿险代理人营销培洲制度的构架。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寿险业开始步入国际化进程，中国寿险市场代理人培训也应当面向世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第四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代理人培训制度应当包括培训机构、培训对象、培训方式、培训计划、培训实施、培训评估几大板块。在制度建立过程中，要遵照理论联系实际、全员培训与重点提高、因材施教、讲求实效、激励的五大原则，确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培训建设流程，包括培训需求分析、培训方法的选择、培训内容的构架。最后通过确定衡量营销培训和训后效果评价的一系列指标，明确经过营销培训究竟发生了哪些与营销工作相关的变化来对培训，以提供一个连续反馈信息流，用来重新估计教育培训的需求，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培训提供信息。中国寿险市场发展到今天，讲求服务品质、注意消费者权益的市场环境已经建立，唯有建立专业系统化的代理人培训制度，才能培养具有丰富的相关行业知识，并能为客户着想的代理人，才能为保险企业建立良好的信誉。那么，对于寿险人员的培训，从事业目标的规划、策略的运用到人脉的累积、团队管理的技能，都必须有所改进。 第五章，基于中国个人寿险培训的现状，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个人寿险营销培训制度的对策： 首先为适应未来的工作要求，对于各家新兴寿险公司，提高保险个人代理人的准入条件，建立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制度，从发展战略、企业文化以及长远效益出发，综合运用多种培训方式，以提高培训效果，建立高标准的人才队伍，使其更具有稳定性，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同度已经成为必然要求。 第二，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外部培训市场是推动我国个人代理人培训发展的重要力量。培育外部培训市场，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各大高等院校和行业协会、保险学会的作用，通过外部机构的力量，逐步培养和健全外部培训市场：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宽国际合作培训领域。要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出国培训力度，加大与国际寿险营销培训机构的合作力度。 第三，我国保险企业应改变对员工展业技巧的单一培训内容，加入更多经济、金融、法律、国际保险规则等专业知识的教育培训，同时保险营销培训必须系统化、规范化、长期化，培训内容尤其要强调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员工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其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第四，应当分层次定位各代理人培训内容重点。对于寿险业新人来讲，夯实代理人专业知识基础，加强职业道德及服务意识的培训应当作为其培训体系建设的重点；而对于上岗后有一定年资的代理人，应当通过培训促使其进一步掌握相关行业知识和销售知识；当优秀的个人代理人成为公司长期服务人员后，还应设置不同层次的资格考试，以使这部分优秀员工逐步达到专业顾问水平及保险专家水平，具备为客户提供保险设计及风险管理、金融理财、税务等方面咨询服务的能力。 第五，要提前做好培训计划并选择合适的培训方法，将培训作为寿险营销人员的激励性福利，这样可以增加员工学习意愿，提升学习效果。注意事前沟通，塑造学习气氛，从而加强学习互动，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逐步建立学习性组织。 第六，开发高端营销培训课程，满足市场需求。培训内容可涉及现代高端客户营销策略、企业管理知识、财务知识，及团队人力资源管理、领导艺术等多方面的知识。 第七，尽快引进和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明确讲师队伍用工制度，明晰培训执行队伍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只有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师资队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培训执行体系水平。 第八，通过培训管理系统监控培训，对培训进行正规而又定期的评估和反馈，最大限度地为实现保险公司营销目标服务。通过研究代理人培训前后的各项指标，建立一套完整的培训评价与追踪体系至关重要。认认真真做好培训效果评估工作，培训工作才不至于“虎头蛇尾”流于形式。 第九，要加强舆论引导，提高国民保险意识。注重培育、创造保险消费市场，消除保险消费约束，不仅是促进保险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保险的各项社会管理功能，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 我国“双顺差”问题研究

    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收支呈现双顺差格局，即呈现一种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不平衡结构。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并不利于我国长期的结构调整和稳定的增长，它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界和政策决策层的热切关注。为了探索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现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们认为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差异、资源优势、产业竞争力、经济增长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融资结构和水平等因素是导致我国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的原因。此外，学者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就外经贸政策对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有显著影响达成了共识，但是对外经贸政策影响我国国际收支的具体影响却研究较少。 本文立足我国国情，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程度加深的大环境中，从我国外经贸政策的角度分析引起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现阶段进行政策调整的建议。文章主体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我国国际收支的反常态现象及其影响。我国国际收支的反常态现象是指，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同时出现了外汇收入大于外汇流出的盈余状态。1994年至今，我国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这当中只有1998年因为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了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逆差。与此同时，伴随着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增加，外汇储备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从直观层面看，双顺差反映了我国国际收支自主性交易失衡；从更深的层面分析，双顺差实质上意味着宏观经济平衡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由此给宏观经济的平衡发展带来了～些负面的影响，如贸易摩擦不断，外汇储备激增、人民币升值、外商直接投资威胁经济安全等。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双顺差的积累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产生了冲击。克鲁格曼(1999)提出了的开放经济面临的“三难选择”，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下述三个目标只能达到两个，不能同时实现：第一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第二是汇率的稳定性；第三是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我国已于1998年基本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正逐步开放资本和金融项目，以外汇储备为代表的国际收支余额正以显著的速度递增，货币发行量不是依据国内经济情形供给，而是被外汇占款压迫性加快发行。这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对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起了助推作用。 第二部分着重分析我国的外贸政策对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贸易顺差是经常项目顺差的来源。而对外贸易的增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因素一是国内外市场供求状况，二是对外经济贸易政策。贸易政策对贸易数量扩张的作用是直接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政策的使用对贸易量有着强烈的、可预期的影响。选取我国贸易政策体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加工贸易政策、与贸易有关的引进外资政策，分析其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可以看出，在我国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出口规模迅速扩张而进口发展相对滞后，其直接结果是经常项目长期、巨额的顺差。 第三部分侧重于对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政策原因进行分析。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主要来源于直接投资账户，而直接投资账户中对外投资额很少，外商直接投资额却连年增加，这一直接投资差额是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直接原因。从这一直接原因出发，文章从我国外资政策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影响两个方面，分析这个项目产生顺差的原因。分析发现，税收政策等积极的引资政策在短期内为直接投资账户带来了巨额的顺差。而对外投资政策从一开始的体制设计、运作到现在仍然是以限制资本流动和外汇流出为目标，围绕着扩大出口来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可以说，我国的外资政策是基于“引进来”的思路设计的，缺乏一整套促使企业真正“走出去”的政策、体制，“引进来”和“走出去”明显处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导致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失衡。 第四部分分析了我国外经贸政策的理论渊源。各种贸易、投资方面的理论为我国外经贸政策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是，考察我国这些年来外经贸政策发展脉络及主导思想可以看出，我国的外经贸政策主要是以贸易—经济增长理论、两缺口理论以及邓宁的投资理论为指导的。传统理论认为，出口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进口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约束，因此应该积极利用外国资源，发展本国经济；发展中国家缺乏对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这些优势是对外投资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我国还没有进入对外投资的阶段。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过分强调出口的作用而忽视了进口，导致经常项目出现了巨额顺差；大规模的引进外资而限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导致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失衡。 第五部分是在认真审视有关理论在我国现阶段的适用性的基础上，对我国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首先，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受到学者们的质疑，或者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是有条件的，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优化产业结构、带动技术进步、促进制度创新等)一直为人们所忽略。其次，从目前宏观资本供给层面来看，“两缺口”理论并不足以解释我国大量引进外资的现实。再次，现阶段的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并不具有独占性的技术优势，但他们不仅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还向发达国家投资。他们对外投资的动机正是为了直接地从某些国家和地区吸收包括技术在内的多种资源优势。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寻找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也可以构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从这个方面来说，生产折衷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在对经典理论重新认识的基础上，调整我国的外经贸政策，是化解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关键。具体来说，应该从调整进口政策和出口政策两方面消化经常项目顺差，从改善引进外资政策和对外投资政策两方面平衡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