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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在国家大力提倡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ODI的每年增幅都超过GDP的增幅,ODI区位分布遍布全球,触角既触及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不发达国家。我国跨国企业在不同区域进行ODI时,所应考虑的因素不同,决策的程序、重点以及方案选择等也有所不同,本文是基于此而进行论文阐述和分析的。 对ODI的区域选择现状及决定因素的定性分析中,往往不容易把握住几大决定因素的敏感性程度,分不清主次,不利于政府及企业的参考及决策。本研究通过对ODI的区域选择现状及决定因素的定量分析,以及与定性结合,更能揭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动规律,更能客观地反映出中国ODI的现状,也得到决定ODI区域选择的敏感性因素,有利于政府制定相关决策和企业控制风险。 本研究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规范分析部分,本研究对中国ODI的历史、现状以及ODI模式进行了定性分析。在实证分析部分,本研究基于理论前提,对数据进行整理,根据研究的需要,构建适宜模型、选取适当的样本,得出数据的特性,并基于规范分析的成果,提出ODI存在的缺陷和政策建议。论文主要内容包括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本概念的界定及理论基础。对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等的基本概念内涵的界定,并阐述了诸如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扩张理论等一些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第二部是对企业区位选择理论进行分析。阐述并分析了区位选择决策的过程,区位选择的层次性,并对区位因素进行分类和判定。 第三部分是我国ODI历史发展进程、投资模式及现状分析。这部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从两个方面分析ODI的历史发展进程和阐述国内企业ODI的六种模式。 第四部分是ODI区域选择的决定因素。主要从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政策法规等相关因素、汇率、工资水平以及对东道国的贸易额六个方面来阐述和分析影响ODI区域选择的决定因素。 第五部分是对中国ODI的区位选择及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模型分析。先是对模型所需的数据选取和数据选用的解释,而后对列举了假设条件、选取变量以及对模型进行选取,最后对模型进行检验和分析。 第六部分通过上面的理论分析和模型的检验,分析并列举了中国ODI存在的缺陷。 第七部分在上述ODI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本论文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于石油资源的稀缺性和战略性,目前各国对石油的争夺愈来愈剧烈。虽然我国石油储量和开采量居世界前列,但作为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90年代以来,石油资源一直是我国的短缺资源。面对日益拉大的国内石油供需缺口,中国石油公司“走出去”找油就成为解决国内油气资源供需矛盾加剧的现实选择,也是维护和保证我国石油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的客观要求。作为中国油气资源的主要经营者,国内石油“三巨头”经营管理着中国80%的油气资源。因此,“走出去”找油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三巨头”身上。 本文共分六部分,对国内“三巨头”“走出去”找油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首先,论述了“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其次,对“三巨头”分别进行了介绍;再次,介绍了“三巨头…‘走出去”的背景,此背景包括国际、国内背景和行业背景。此部分还分别介绍“三巨头”“走出去”的历程,并分析了它们“走出去”的形式和区位选择。第四,剖析了“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包括“三巨头”的自身问题及经济民族主义和竞争对手。第五,并分析了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atronas)在国外经营的经验。最后,对“三巨头”“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对策。 本文的新意在于对国内三大石油公司分别进行详细介绍后,又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其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相应对策。
中国的卡车工业与轿车工业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卡车史是一部自主品牌“一统天下”的历史。由于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对生产工具的需求异常旺盛,解放卡车一下线就受到追捧,而中国的载货车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不断演变,最终塑造出一汽、东风、斯太尔平台企业这样的本土卡车巨头。不过中国加入WTO以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加入竞争,中国的市场己不再由中国企业独自所有,而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中国的企业再单纯依靠中国市场己变得越来越不容易,迫使企业必须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市场,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进行全球采购和销售。 目前全球载货车市场竞争相当激烈,大部分生产厂家实力都很雄厚,行业主要以技术、质量为竞争特征。因为这些传统企业都有悠久的历史,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对中国载货车企业这个新进入者来说,想得到竞争优势恐怕很难。国内重卡产品虽然价格比国外重卡便宜30%-100%,但在其他各方面存在巨大差距,竞争能力处于劣势。 本文通过分析国际重型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及国内重型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探讨中国重型载货车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的形势以及中国载货车企业的出口战略。论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论。第二部分介绍了国际重型载货车工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主要是几家国际重型载货车巨头的发展状况。第三部分从各个方面介绍了中国重型载货车工业的发展及现状,尤其是重型载货车的贸易状况。第四部分是对中国重型载货车出口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主要用到了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和贸易竞争指数(TCI)来衡量中国汽车产业的出口竞争力状况。第五部分通过运用SWOT分析方法进一步提出了中国重型载货车在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第六部分分析了制约中国重型载货车出口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中国发展重型载货车出口的具体策略和手段。 总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中国的重型载货车只有在技术创新、产业组织合理化、发展自主品牌、完善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在出口方面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但中国企业却面临着可持续发展中的需突破的战略性能源与资源安全、反倾销及新贸易壁垒的重大挑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大问题。因此,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大力推动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高风险特征,这种风险除了包含一般的投资决策风险、生产经营风险外,还源于投资活动跨出国门之后面临诸多不可控因素,如汇率变动风险、国家政治风险等,以往较少涉足国际化生产经营领域的中国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遇到一系列问题和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金、风险保障和信息这三大“瓶颈”问题。加大金融支持,提供融资和保险、担保等高效的金融服务,是解决瓶颈问题的最主要的手段,是有效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世贸规则下所允许的政府干预和扶持行为。因此,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支持问题,有较强的实践意义,而以往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尚不多。本文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部分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及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支持研究的意义。 第二部分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的现状和特点加以研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瓶颈、风险保障瓶颈及信息瓶颈问题进行了分析。 第三部分沿着“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对外直接投资融资需要分析模型,分析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对来自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支持需求。结果证明当出现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时,为保证本国经济均衡发展,需要得到来自金融部门的金融性支持和政府部门的财政性支持,并且,当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因其高风险性而出现“金融缺口”时,可以通过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来弥补这一缺口,从而实现本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第四部分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进一步印证了政策性金融支持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同时,国家开发银行开创的合作办公室平台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更好的与非洲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一个成功模式,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家提出了“走出去”发展战略,意在逐步从“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走出去”政策的提出,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是应对国际跨国公司挑战,充分利用国外资源的正确选择,有利于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对促进企业境外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走出去”步伐显著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境外生产经营活动,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为了更好的促进企业境外生产经营,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需要适时地调整,以解决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在诸多政策中,税收政策对我国企业境外发展的影响颇大,很多“走出去”企业在出口退税、境外所得税征收管理等方面遇到的问题,是我国现行“引进来”为主的税制所不能解决的。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状,如何在动态发展的国际竞争环境下,遵循WTO相关规则,借鉴国际经验,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特别是出口退税、境外所得税税收政策,利用税收政策引导和支持我国企业境外生产经营,提升我国企业整体竞争力,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 在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本文力图更加全面地分析我国企业境外生产经营税收政策的得失,通过借鉴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探讨在WTO框架下,更好地实现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税收政策建议。具体来讲: 导论部分简要介绍了本文写作背景,并在评述国内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本文研究的基本框架做了一个初步的说明。 第一部分是企业境外生产经营的一般问题分析。文章首先界定了本文研究境外生产经营的主要内容,即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和对外直接投资。在对境外生产经营三种方式的定义予以阐释之后,本文从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和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两方面探讨了企业境外生产经营的必要性,为税收鼓励企业境外生产经营提供依据。最后,对境外生产经营企业的总体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叙述。 第二部分税收与企业境外生产经营的相关性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这部分包括税收对企业生产经营的一般影响分析和居住国减除国际重复征税政策对企业境外生产经营的影响分析两部分的论述,这些论述为税收政策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三部分我国现行境外生产经营的税收政策分析。文章首先对我国税收制度中与企业境外生产经营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是出口退税政策和境外所得税税收政策的主要内容进行评述,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了我国现行税收政策的缺陷,包括出口退税政策及境外税收抵免制度、税收协调、反避税和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的问题。 第四部分主要是对世界各国鼓励本国企业境外生产经营税收政策具体措施的阐述。通过对发达国家境外生产经营相关税收政策措施的列举和分析,笔者总结出境外生产经营税收政策方面的经验,包括出口退税各国遵循的原则和管理模式,以及境外所得税收政策方面的相关经验,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政策的经验参考。 第五部分是完善我国企业境外生产经营税收政策的建议。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应遵循MO相关规则,并考虑产业政策调整的需要,同时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税收协调,以达到保护和最大化企业境外生产经营利益的目的。最后,本文提出了有利于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企业境外生产经营即国家“走出去”战略实施的税收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进军海外市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和对外投资平均增长率均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已成为来自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但是风险的存在也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我国的海外投资企业,左右着海外投资的成败。其中政治风险因其具有难以预测、控制和难以制止的性质,而且其影响力大、辐射面广、破坏力强,严重影响着我国海外投资者的安全和利益,同时也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外交安全。目前新一轮企业并购高潮正在全球涌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黄金发展期,无论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为了保障企业自身利益,我们都应该高度重视海外投资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而海外投资企业通常比较关注也比较熟悉的是商业风险,对于政治风险往往认识不足,缺乏防范意识。因此本文首先对海外投资和政治风险的内涵进行了分析,为了避免研究范围过大导致行文目标分散,本文将政治风险界定为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由于东道国国内政治原因,如政局的变化、政权的更替、政府法令和决定的颁布实施,以及种族和宗教冲突、叛乱、战争等引起社会动荡的政治事件给跨国经营企业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其次对国际社会现有的防范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机制进行了介绍,重点介绍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在防范海外投资政治风险方面的作用。然后从我国海外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遭遇的政治风险入手,阐明了完善我国海外投资政治风险防范机制的必要性和意义。在对我国现有海外投资政治风险防范机制包括国内法机制和国际法机制及其不足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借鉴国际社会成功做法完善我国海外投资政治风险防范机制的具体建议,即建立健全政治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签订或修订投资保护协定、构建防范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协调机制。海外投资政治风险防范问题是当前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保障我国海外投资顺利发展的基础性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应多加关注和研究。笔者在此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唤起有关政府机构、企业家及学术界的重视,帮助企业提高风险意识,建立防范机制,合理化解风险,为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做一点有益的探讨。
近年来,注册会计师行业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进步,特别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需要,支持事务所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启动实施了行业人才取胜战略、审计准则国际趋同战略、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等,都取得了明显突破。但与此同时,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阻碍事务所做大做强以及行业的健康发展。 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治理直接关系着事务所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水平,是事务所健康运转和稳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事务所做大做强的制度基础。鉴于此,笔者试图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治理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以期提高我国事务所的内部治理水平。 本文在分析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各要素的基础上,进行了规范分析,充分借鉴了经济学理论、管理学理论、行为学理论,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分析,以便于能够充分发现问题、找出原因,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导论” 这一部分阐述了论文的写作动机,回顾了国内外研究现状、代表人物,本文研究的基本约定。 第二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概述” 这一部分在借鉴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会计师事务所的特征,并由此得出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的含义、内容及其特征。 第三部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面临的挑战” 这一部分从股权结构、激励约束机制、执业质量、执业队伍、文化建设等方面揭示了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四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的解决途径” 这一部分针对我国事务所内部治理存在的各种问题,在充分借鉴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随着我国各方面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在国内寻求发展和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已将视野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谋求发展的机遇。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局公布的《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表明,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211.6亿美元,过去5年年均增长速度高达60%。与此同时,投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从建点、开办“窗口”等简单方式发展到目前的投资建厂、收购兼并、股权置换和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方式,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迈入国际通行的跨国投资新时期。展望“十一五”发展规划所绘制的蓝图,今后五年我国企业“走出去”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预计到2010年,对外投资将达到600亿美元,年均增长将达到22%。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企业跨国经营的局面已经形成。众多的跨国公司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的同时,其经营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如何使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又能“站得稳”,如何使我国企业在面临境外风险时能够从容应对,这是需要国家政策制定机构在进行对外政策制定时应予以重点考虑的方面。那么,会计规范作为国家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方面,立足于会计视角的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政策选择无疑是跨国公司在控制和弱化其境外经营风险时一个强有力的手段,这使得外币报表折算方面的规范成为我国新会计准则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新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中,我国所选用的外币报表折算方法已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趋同。 “趋同只是第一步,等效才是目标。”那么,在现阶段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我国选用的外币报表折算方法能否有利于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否为我国企业的境外经营立稳脚跟提供支持,这是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为了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采用规范的归纳法主要从两个大方面加以阐述。本文的第一部分是引言,涉及的主要内容是本文的选题动机、意义、写作思路及相关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则是作为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主要是在对本文涉及的几对主要相似概念进行界定比较的基础上,分析和评价四种主要的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分别就一般条件下的外币报表折算和特殊条件(恶性通货膨胀)下的外币报表折算的理论基础进行透彻地分析,然后从理论论述回到现实中去考察美、英、欧洲大陆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外币报表折算上的准则规范,以期能为我国的准则建设提供更好的借鉴;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部分,在前两部分研究和比较的基础上,一方面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评价了新会计准则中有关规定的恰当性;一方面就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个人对我国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远期选择建议。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以跨国投资和经营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已呈现锐不可挡之势。市场经济作为配置生产要素的一种重要机制,也正朝着世界化方向发展,这使得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在国际范围内配置生产资源。除对外贸易之外,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发达国家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手段。而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其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地位,并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改善目前处境的重要措施。 我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但我国对外投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太远。所以,积极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引导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但是在扩大对外投资规模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外直接投资的“质”,使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长期的促进作用。 本文通过对当今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第一大国一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产业分布的过程,及如何发挥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成功经验的分析后,指出中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产业分布及政府职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本文基本结构如下: 第一章首先回顾了西方经济学中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然后界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并分析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第二章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各发展阶段的特点的归纳和综合分析。 第三章分析了美国政府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 第四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首先基于宏观层面分析: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和产品出口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为美国企业发展提供了原材料;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其产业结构升级;对美国就业水平的影响。基于微观层面分析: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跨国公司经营的影响。 第五章基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指出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区位、产业分布和政府的作用方面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WTO引领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建设进程趋缓,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FTA)在数量、规模以及达成速度上却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双边FTA增长势头最为强劲。作为贸易自由化的一种现实选择,双边FTA的发展既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补充和推动,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动力,通过商签双边FTA来推进一国或地区的经贸增长,已成为当今国际经贸发展的重要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开始逐渐注重对双边FTA的建设,并有计划地与有关国家签订了双边FTA,本文研究的中国与澳大利亚双边FTA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作为中国加双边FTA建设的一部分,中澳双边FTA是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进行的第一个双边FTA谈判;中澳两国又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而且中澳双边FTA协定谈判和涵盖的内容较广泛,很多环节的工作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所以中澳双边FTA的建立不仅可以加快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而且还为中国今后与更多的国家商签双边FTA和制定其发展战略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宝贵的经验借鉴,以保证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更多获益。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中澳双边FTA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首先从双边兀’A的内涵和法律依据入手,对中国发展双边FTA的现状和收益进行了分析,旨在对中国参与全球双边FTA及开展中澳双边FTA建设的背景因素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 第二部分:首先对中澳双边FTA的推进进程及其关注问题进行了分析介绍;然后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种方法,对中澳双边FTA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在经济效应分析中,首先将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理论应用到中澳实际情况中进行研究;然后采用中澳双边FTA可行性联合研究中的MMC模型分析结果,对中澳双边FTA的长期整体效应进行了分析;最后又对在中澳双边经贸中占较大比例的农业、能源、制造业、服务业、投资等进行了重点实证分析,以期揭示中澳双边FTA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为中澳双边FTA的建设提供现实依据。 第三部分:在上一部分对中澳双边FTA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部分从如何促进中澳双边FTA建设、中澳扩大双边FTA的合作领域,以及中国如何应对建立中澳双边FTA可能产生的冲击三个方面进行对策探讨,以期能对中澳双边FTA建立和双边经贸合作提供有意义的建设性意见。本文最后在借鉴中澳双边FTA经验的基础上,对全球双边FTA兴起的新背景下中国加快制定和实施双边FTA的战略进行了探讨。
2004年5月1日,欧盟进行了第五次扩张,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塞浦路斯和马耳他10国成为欧盟新的成员国。2007年1月1日,随着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加入,欧盟完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由最初的6国欧洲煤钢共同体变成了目前的27国欧盟,其总人口达到4.9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万多亿美元。扩大后的欧盟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0%,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形成一个规模巨大而潜力十足的大市场。 一直以来欧盟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根据海关统计数据,2006年欧盟继续保持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地位,双边贸易额达272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的15.5%。欧盟的扩大一方面使得中国对欧洲出口获得了一个更大的、统一的市场,另一方面则使得中国出口原欧盟市场的产品面临被新成员国的产品所替代的威胁。欧盟扩大为中欧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因而,研究欧盟东扩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对于中国更好地利用与应对欧盟扩大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可分为六个部分,首先是前言,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论文结构;第一章回顾了从1978年到2006年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历程,通过同中日、中美贸易额的比较,总结其发展的几个原因和特点。第二章介绍了欧盟五次扩大的基本情况以及新入盟十个国家在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进出口贸易等方面的情况。近年来,中东欧诸国国内经济得益于加入欧盟而发展较快,其中又以进出口贸易增幅最为显著,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有限,所以经济实力与欧盟老成员之间的差距仍旧十分明显。第三章和第四章在理论基础上,分别分析了欧盟第五次扩大对中欧经贸关系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其中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欧盟市场的扩大、共同贸易规则的统一、普惠制给惠国的增加以及与新入盟国家经贸合作的新商机等;消极影响主要有反倾销、反补贴、技术贸易壁垒等非关税壁垒的增加,农产品、纺织品要面对东欧诸国的竞争等。第五章针对第四章提出的消极影响,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了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战略调整和政策选择。文章最后得出结论,欧盟东扩,无论是对其成员国还是整个世界经济来说,都是历史性的机遇与挑战,作为欧盟重要贸易伙伴的中国,更应该灵活应对,变挑战为机遇,在挑战中找商机,认真分析欧盟扩大对双方经贸关系的影响,选择适当的战略和政策,努力促进双方经贸关系更进一步的发展。
今天,人们广泛讨论的是新经济,是信息产业这样时髦的话题,而重化工业则被称之为夕阳产业,一些人基本否定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客观存在与继续发展的必然性。由此,本文探讨了日本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衰退阶段和调整阶段,得出了下述结论:日本战后的崛起是依靠其强大的重化工业,在90年代面临经济萧条时,也同样是依靠重化工业的调整使其在新世纪重新焕发活力。因此,我国在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中应该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继续推动重化工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本文的内容分为五章。第一章,重点论述了20世纪后半期日本重化工业的发展。通过对日本重化工业不同领域,即基础工业、加工组装型工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说明日本战后构筑了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现代工业机构。第二章,研究了日本重化工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重化工业发展不仅推动日本实现了经济赶超,还实现了技术革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使日本成为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第三章,研究日本重化工业90年代所面临的不利的经济环境。日本经济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长期停滞,而此时国内市场饱和、少子高龄化现象突出,国内的制造成本提高使竞争力削弱,对外出口中与欧美摩擦加剧,更受到亚洲国家尤其是四小龙、东盟、中国等的竞争和挑战,信息化浪潮也使它面临社会转型的问题。第四章,重点研究了日本重化工业的调整。日本重化工业在90年代面对困境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加强研发,推动技术进步和革新;用信息化改造传统工业;加大改革力度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扩大对外投资,降低制造成本,深化国际分工。第五章,重点论述了日本经验对我国重化工业发展的启示。在前四章对日本重化工业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对重化工业现今在我国的地位和作用,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及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出口信用保险是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相互交叉的一个重要经济领域。它是各国政府为鼓励本国企业进行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而建立的政策性保险制度。作为各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持手段,向来为各国所重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健全、完善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起步较晚,至今还不到20年,因此在政府监管、出口信用保险经营体制和出口企业的投保意识等方面均与出口信用保险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我国对外贸易的环境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环境均有了较大变化,如加入WTO、出口退税和关税体制改革、外汇储备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长期升值等等。如何在新的贸易环境下利用出口信用保险这一广为国际认可的贸易政策工具来合理引导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本文在对出口信用保险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各国的出口信用保险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进行研究。在分析了贸易环境变更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产生的影响和要求后,提出了发展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相关对策。基本思路是理论综述----国际实证分析----中国实证分析----贸易环境变更及其对出口信用保险影响与要求与对策。 全文共分为五部分: 首先对出口信用保险进行了概述。这一部分主要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概念、承保范围、特点及作用以及伯尔尼协会等基本问题做了基本介绍。 第二部分对国际上典型的信用保险模式进行介绍及比较。主要对世界上比较典型的出口信用保险模式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揭示其共同特征,为后文提出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改革与发展对策提供国际经验和借鉴。 第三部分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分析,进而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同时也针对出口信用保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关原因进行分析,指出进一步发展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必要性。 第四部分针对加入WTO、出口退税和关税体制改等革问题,以及外汇储备逐年增多、人民币汇率长期升值等给对外经济贸易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分析了对外贸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提出外贸环境变化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影响和要求。 最后提出了完善、发展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对策。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从政府、保险机构、行业协会和出口企业四个层面提出了发展、完善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对策。提出了加强政府对出口信用保险的主导、扶持作用;改革现有出口信用保险的经营机制;大力发挥行业协会的主导作用;进一步提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的经营水平和服务质量;建立全球资信调查服务体系和外贸风险控制体系;强化出口企业的风险意识和投保意识等。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伴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向世界经济的不断接轨,我国一大批企业逐渐走出国门,如海尔、联想等,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按照国际商业规则到境外发展壮大,扩大互利合作和共同开发,企业国际化经营是“走出去”的基本方式。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中发展壮大,就必须要解决融资问题,必须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优质资金。但是我们看到,我国企业在进行国际融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的风险,不仅要承担因人民币升值压力带来的汇率风险、承担因利率波动带来的利率风险,还有其他潜在风险威胁着企业国际融资的成败。风险问题解决不好,企业在从事国际经营中就要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如何进行国际融资以及如何防范国际融资中的风险成为我国企业的重大课题。 对于企业的国际融资,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际融资的理论也不断被丰富、发展和完善。同样,国内外对于风险管理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本篇论文主要针对我国企业国际融资的实践,以我国国际融资当中存在的风险为研究对象,不仅介绍了企业融资、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的一些基本理论,更指出了我国企业在从事国际融资具体项目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并提出了具体的防范措施。从理论角度看,国际融资风险管理问题研究是对风险管理理论在国际融资领域的一次理论应用,是对融资理论及风险管理理论的结合与发展。 本文首先就国际融资与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基本的概述。其次,分析了企业在国际融资中可能面临的一些风险以及风险的起因。再次,针对国际融资中各种不同的风险介绍了具体的管理措施,为了更为有效的进行风险的管理,本文还提出融资企业应该建立融资风险管理体系,并介绍了融资风险管理体系的具体内容。最后,针对我国企业国际融资的实践,指出我国企业在融资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并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中国和非洲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友好往来历史悠久,此后经过漫长历史岁月的洗礼,两个古老文明的交汇日益频繁。在中非相继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后,共同的苦难又把中非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一系列非洲国家的政治独立,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历史新纪元。新中国诞生后的五十余年来,尽管国际形势和双方国情不断发生变化,但中非双方本着相似的历史命运和共同的现实发展任务,始终风雨同舟、团结合作,不断把中非关系推向新的阶段。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经贸合作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近年来,中非贸易呈现高速增长态势,2007年上半年,中非贸易额达到320.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5%,其中中国对非出口164.16亿美元,从非进口156.3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49%、7%。中国的机械电子、纺织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大大满足了非洲人民的需求,同时,非洲各国的出口产品,包括能源、原材料以及工业制成品,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市场。 本文以中非经贸关系发展为基础,首先描述了中非经贸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大致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是中非关系建立与初步发展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是从平稳发展到加速发展阶段,中非合作论坛以来中非经贸合作迅速发展。接着分析了近来中非经贸合作中呈现出的新特点,包括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结构不断优化;中非经济合作范畴进一步扩展,中非贸易已逐步发展为一般贸易与对外投资、承包工程、对外援助等多种经济合作相互结合的方式;多、双边合作机制和政策进一步加强等。然后分别从双方的角度出发,剖析了中非经贸合作中存在的互补性和对彼此经济政治发展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从农业合作和农产品贸易、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机械电子等制造业的合作与发展、基础设施、医药等领域的合作展望了未来的发展前景,并指出了非洲经济政治环境的风险性、中非贸易不平衡、商品质量和品牌形象不高、贸易摩擦屡有发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均衡等中非经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借鉴美国对非发展战略的经验,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其中宏观政策建议包括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交流和加强引导、鼓励企业开拓非洲市场,对中国企业在非洲国家投资与发展的建议主要有企业投资非洲的领域与方式选择,规范秩序,提高企业自身素质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等三个方面。随着双方经贸关系的不断加强,中非经贸合作将迈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