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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越来越多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我国的海外投资企业在国外面临着巨大政治风险。现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缺乏相应的国内制度与之配套,没能充分发挥对我国海外投资者的保护作用,所以应尽快建立起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建立的关键是海外投资保险模式的选择,因此我国选择建立何种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思路为:总结—比较—分析—建议。首先是总结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模式的选择应采取的原则,按此原则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两种不同海外投资保险模式的优缺点进行比较,最后得出我国应采取双边海外投资保险模式。 在文章中借鉴美国、日本目前已较为成熟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并把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引入到法学分析中. 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介绍,论证了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可行性,进而提出此制度建立的关键是海外投资保险模式的选择,为全文的论述奠定基础。第二部分是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模式选择的原则进总结,这是下文具体评析的依据。第三部分利用博弈理论对两种保险模式下的政府及其投资者的预期最终收益进行分析比较。第四部分比较分析了不同海外投资保险模式下代位求偿权的行使。第五部分是通过前文的论证,建议我国应选择双边海外投资保险模式,对采用双边保险模式的合理性及此制度的完善进行了论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泉州古伊斯兰教文化的研究己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在宏观研究领域成果颇丰,但在泉州伊斯兰教石刻艺术的研究上却著力甚少,仍付厥如。 本文选取泉州地区现存的200多方古伊斯兰教石刻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纹章学、艺术文化学、社会学和图像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古伊斯兰石刻的风格特征、纹样装饰以及其创作工匠的探析,剥茧抽丝、层层深入地探讨泉州古伊斯兰教石刻的艺术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从文化发生学和社会学的角度阐发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的本土化及其对闽南民间美术的影响,探析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揭示出隐含于其中的“和而不同”的艺术特性及其可供借鉴的历史文化价值。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以下三方面研究作了新的尝试:第一,借助纹章学中形式装饰的分析手法对伊斯兰教的石刻纹样展开分类研究,进而建立其对应的全息图像;第二,基于文献资料和民间石雕艺人的访谈,对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的工匠身份和手艺的门派作初步的辨析,以填补该研究领域的空白,深化泉州宗教石刻的研究;第三,将泉州伊斯兰教石刻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进行综合考量,从文化场中考察其艺术形态,又通过各种艺术特征来反观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特质。
本文从工业结构优化的视角出发,以南京“九五”和“十五”期间工业及其内部结构为研究对象,对南京工业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与评价。 根据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工业化阶段说及工业结构软化理论,本文对1996~2005年间南京工业结构高级化进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从工业结构的演变角度分析,南京工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与库茨涅茨标准产业结构较为类似;从工业结构现状角度对比分析,2005年南京工业结构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台湾和90年代的韩国产业结构相似;从工业化进程角度分析,南京处于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度化阶段;从工业结构软化进程角度分析,南京工业对技术、知识等“软要素”的需求程度有所上升,但工业发展仍较大的依赖物质投入。综合看来,南京处于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化阶段,一方面工业结构正由高加工度化阶段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化,但另一方面却难以摆脱以原材料工业为主的重化工业化的特征。 结合南京工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南京34个工业行业从结构、效益、资源和能源集约化、环境污染、科技投入等多角度进行评价。结果证明,南京工业结构基本合理,工业结构对市场需求结构的适应能力较强,电子、汽车、石化和钢铁等支柱产业具有较明显的比较优势,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从工业结构高级化进程角度来看,工业结构层次偏低,给资源、能源和环境带来较大压力;第二,与国内同行业比较,南京的电子、汽车、钢铁等支柱产业的竞争力有待加强;第三,与国际先进制造水平相比,南京重要工业产品的加工深度不足;第四,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南京工业科技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在分析工业结构优化实现机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南京工业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一是坚持环境友好,实现产业转型,以新兴产业为主导,改进生产工艺装备,优化工业布局结构,实施循环经济改造;二是多管齐下,提升支柱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配套与延伸现有优势产业链,鼓励优势产业“走出去”,培育知名品牌;三是发挥科教优势,由资本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共同推进工业结构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加强官产学研的联结,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加快高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将新兴产业培育成新的增长点。
本文以宁波最近几年对外贸易发展为例,提出了调整国际贸易策略 促进对外开放发展的观点。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是邓小平科学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和正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形成了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格局。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十分注重国际贸易的发展,指出了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战略地位。目前,国际贸易已成为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如:对外贸易中存在着竞争手段比较单一、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自主出口品牌比较缺乏、贸易结构不够合理、企业应对反倾销意识淡薄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对外开放的发展和深化。为此,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调整国际贸易策略,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促进对外开放发展。 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要注重优化结构、自主创新、以质取胜、开拓多元化市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等,努力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又好又快发展。当前我国正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要以调整对外贸易策略为契机,调整对外开放总体战略。着力转换对外开放动力机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统筹国内、国际协调发展,大力实施互利共赢战略,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中小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可以说,没有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大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发展和我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将更加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加入WTO后,对中小企业而言,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新的挑战。中小企业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国际化经营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跨国经营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在国内的发展问题上,专门研究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还比较少。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内市场逐渐国际化,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中小企业要解决的不是要不要参与国际竞争的问题,而是如何应对挑战的问题,参与国际竞争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竞争压力转化为竞争实力。换句话说,中国中小企业也要跨国经营,跨国经营是中小企业发展和壮大的必经阶段。然而,中小企业有没有必要跨国经营、能不能跨国经营,中小企业跨国经营应该注意哪些策略可供选择,政府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如何实现政策目标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本论题的研究对于中小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发展现状、存在问题、解决对策为结构顺序,分别分析讨论了我国宏观的国际化的现状、问题以及对策,然后在宏观背景下,分别分析了微观的中小企业及大连寿和食品公司国际化的现状、问题以及对策。 本文内容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中小企业、企业国际化等概念的界定。提出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产生的背景、研究的意义、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和拟解决的问题,设计了论文的结构框架。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概况。首先,论证了中小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必要性,接着以翔实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从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等方面,论述了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现状,并归纳和分析了它们在国际化经营活动过程中呈现出的一些特点。 第三部分,采用SWOT分析法,对我国中小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可行性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剖析,分别从我国中小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四个方面进行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认为我国中小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不但具有必要性,还具有可行性。 第四部分,是关于改进措施和建议部分。论文先从中小企业微观的层面上,提出了促进中小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一系列战略举措。接着专门就我国中小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方式的选择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论述。最后,论文从企业外部、宏观的角度,分析了构建推动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外部环境问题。 第五部分,分析大连寿和食品公司国际化的现状、问题以及对策。通过对我国国际化的宏观分析,为大连寿和食品公司今后的稳健发展提供理论指导,避免走弯路:为其制定发展战略、竞争策略提供依据,避免盲目决策。通过对大连寿和食品公司国际化的微观分析,为其他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可资参考的范例。
20世纪末,跨国公司得到空前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多企业选择“走出去”,进行国际化经营。任何一个国家的跨国并购很大程度是产业自身发展的要求,跨国并购促进了母国的经济发展。全球化环境下的企业竞争更是产业价值链的竞争。纵观世界各国,产业链延伸更成为跨国并购的动因之一。 本文以跨国并购为载体,研究我国产业链的国际延伸,从产业角度和企业角度探讨了我国在国际并购浪潮中,如何借助这样的机遇来延伸本国的产业链,结合案例分析阐释我国企业的并购与产业发展状况,并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旨在可以为我国在新一轮的经济竞争中,调整全球经营战略,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增强其在国际环境中的战略地位提供一条研究思路。
本文是以公司治理理论为基础,主要借鉴传统的公司治理绩效及治理结构的实证分析范式,将公司治理绩效的研究放到跨国公司这个特定的框架中来,再结合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际,分析并建立了包括长期战略指标和短期财务指标相结合的跨国公司治理绩效衡量标准体系,并应用主因素分析法,从治理结构角度,分析并列举了影响治理绩效的相关因素。 在治理绩效指标与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下,引入8家中国的跨国公司作为案例,进行统计检验分析。最后,而综合理论与案例分析的结果,明确了中国跨国公司的治理目标与战略定位,并从代理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以及伦理机制的嵌入上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绩效提升途径。
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地处东北亚的中心地带,具有“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疆”的独特的区位优势,区内外自然资源丰富,适逢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逐步升温,又享受诸多国内优惠政策,给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切实发展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对于延边地区和吉林省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乃至于发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经过15年的发展建设,其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开放领域、投资环境以及工业经济发展等都已经初具规模,其享有的诸多优惠政策和措施,也为其发展注入了活力。但大图们江国际合作开发进展的迟缓和国际国内交通运输条件的滞后性极大的制约了其发展速度,本地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没有得到彰显,造血功能的相对不足也成为影响其发展的制约因素。 发展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首要的需要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努力建设和保持东北亚的和平和稳定,切实加强与东北亚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形成共同推动东北亚经济发展的合力。要切实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在推动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的征途上,国际经济贸易交流尤为重要,必须加强同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同时进一步发展同日本、韩国的交流。但对于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切实发展同俄罗斯的经济贸易交流,大力发展中俄“路港关”项目建设,扩大同俄罗斯的经贸往来,切实解决借港出海的难题,利用这一条件加强同国际国内的经贸交流。切实推进中朝“路港区”项目工程,扩大出海通道。努力打造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提升经济造血功能,整合周边资源,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抓好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逐步形成产业集群,真正发挥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在我省对外经贸合作中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中国朝鲜族是从朝鲜半岛移居到中国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保持着故国的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地接受了时代的信息,形成了同时拥有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两种文化特性。世界各地区之间的依赖关系为特点的全球化发展,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重组,给朝鲜族地区落后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朝鲜族有文化优势,可以在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的经贸合作中起重要纽带作用。可是因为中国开放出现结构性矛盾,朝鲜族地区经济落后,朝鲜族聚居地人口负增长和人口单向流动趋势引发了朝鲜族民族可持续发展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朝鲜族社会将会面临解体的危机。要找出朝鲜族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解决朝鲜族发展问题。因为聚居地对外开放度低,无法凸显朝鲜族双重文化特性的意义,所以向韩日两国投资活动活跃的地区移动,追求经济利益。朝鲜族地区因为所处的外部环境,地区的人才优势没能转化成区域优势,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够,区域合作水平低下,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 朝鲜族地区与俄罗斯、朝鲜以陆地相连,周边国家的封闭落后状态是地区区域合作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俄罗斯制定能源发展战略,已经开始重视开发远东地区。问题是朝鲜,朝鲜实行了一些列开放政策,但是没有改革的开放始终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朝鲜的封闭阻碍了朝鲜族地区与朝鲜的经贸合作,也阻断了通往日、韩等发达国家的通道。朝鲜的封闭与国内政治经济状况有关,但最重要的是与东北亚地区安全环境有关。冷战结束后朝鲜失去了体制上的安全保障,美国与同本等国又对朝鲜实行强硬的政策,增加了朝鲜的不安全感。朝鲜以开发核武器来追求安全的方法反过来让周边国家紧张起来,使地区局势更加恶化。包括朝鲜族地区的东北亚落后地区的经济合作需要各国政策上的支持和开发,但是朝鲜半岛分裂下各国间存在的复杂的矛盾不能解决,无法统一各国的政策。东北亚地区对各国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各国要努力消除矛盾,解决朝鲜半岛问题,重组东北亚政治格局,为区域合作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朝鲜族地区要凸显区域优势,发挥民族文化特性,要成为连接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俄罗斯等东北亚各国的中心地带,成为中国发展东北地区经济的战略支点。中国政府应该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双边关系,积极重组东北亚政治结构,凸显东北地区的区位优势,为中国朝鲜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安定环境。
随着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进行,银行在股份制改革中的规范经营理念和制度管理效果逐渐强化,进而出现对银行结构和潜在风险隐患的关注和担心,其中最重要的焦点之一集中于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和被关注,一方面体现了我国改革意识和效率的提高,实质性的银行经营管理模式逐渐脱离经济效益低下或空洞的管理局面,机构或市场愈加注意改革的利润,风险和前景;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商业银行改革或多或少还有偏差或极端性,改革积极层面有时掩盖或扩大了矛盾问题的内容和实质,或许说是我国金融改革深入必须遇到的问题。目前从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关注来看,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的起因源于中央银行发布的2005年末,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8.7万亿元,同比增长19%,增幅较2004.年末提高了3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19.5万亿元,同比增长13%,增幅比2004年末低1.5个百分点。2005年末,金融机构存差由2004年末的6.32万亿元扩大到创记录的9.25万亿元,约为2000年的4倍。为此,国内市场开始广泛关注巨大存贷缺口可能引发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问题。(应该指出整个金融机构存差扩大并不必然表明银行处于流动性过剩或资金闲置状况,以下章节将具体阐述)。流动性的相对过剩,若不给予足够重视并加以适当疏导,会产生一系列新问题。首先,流动性相对过剩将导致过度竞争,盲目地竞相追逐“大户”,非理性地降低贷款条件和下浮利率,将放大信贷风险和利率风险;过多的流动性投向资金和货币市场,导致货币市场主要投资工具利率持续走低甚至和存款利率倒挂,削弱了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其次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还会加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成本,降低货币政策的执行力。商业银行大量持有央行票据,超额准备金,将使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大打折扣。本文从商业银行的角度,运用定性和定量的多种分析方法,对银行流动性过剩这一广为受到关注的新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指出了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当前我国的汇率机制是导致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分析了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若干衡量标准,其中以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为重要标志,最后从微观和宏观层面提出了破解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具体举措。 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分析了当前银行流动性过剩产生的背景和表现形式,提出了本文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意义。 第二部分是对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研判。首先,对流动性过剩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简言之,当商业银行持有的资金超过了维持必要流动性所需的资金,并为此承担较高资金成本时,就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还阐述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需求,流动性供给,净流动性头寸等观念。分析了流动性过剩与流动性能力的区别,还从内涵,产生原因,后果,解决方法等方面阐述了流动性过剩与流动性风险的关系。其次,阐述了将整个金融机构存差作为衡量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标准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指出了造成我国金融机构存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占款,并运用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检验等现代计量经济学工具进行实证分析。再次,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是否存在流动性过剩问题。 第三部分阐述了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及后果。 第四部分破解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首先,提出了解决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应该把握的原则。其次,分别从微观层面,宏观层面以及监管当局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提出了银行首先应转变观念,估算自身流动性剩余,从而运用这些剩余的流动性资金进行利润高的投资,直到需要它们来满足将来的流动性需求,还应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政府而言,则应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促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制度改革,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步伐,为其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而金融监管当局则应适当放松对银行的监管,允许银行实行混业经营,投资资本市场,鼓励其实施“走出去”战略。 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点:(1)选题新颖。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当前比较热的研究课题,从着手研究该课题之前,较为系统的相关研究和文献极其有限,自然增加了该论文的写作难度。本着对当前中国金融问题做一些有益探索,作者大胆尝试对其做相关研究,仅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2)研究方法新颖。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大体停留在定性分析上,而本文试着引入大量数据,运用计量分析工具进行实证方面的研究。(3)对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这一新的概念进行了较为规范的界定。由于当前对流动性过剩这一概念无论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均未达成一致的认识,而出于研究的需要,作者勉为其难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将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暂定义为当商业银行持有的资金超过了维持必要流动性所需的资金,并为此承担较高资金成本时,就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4)在当前将银行存差作为衡量银行流动性过剩的观点进行了纠正。通过实证的方法证明了存差并非是衡量银行流动性过剩的标准。(5)在破解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举措中,分别从微观,宏观层面以及监管当局多角度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剖析。其中重点提出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当前人民币汇率机制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并针对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本文研究了从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角度来具体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问题,选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研究中,强调将开放条件下产业结构优化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特定的国情相结合,在对现有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开放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在具体研究中,本文运用大量国内外统计数据和现实案例,对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具体表现、作用机制、制约因素、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等多个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内容较全面,资料较翔实,研究结论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尤其在针对我国特定国情的研究中,本文着力从制度建设的层面,运用数理模型和博弈分析等理论分析工具,深入剖析造成我国当前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不佳的现实原因和制度性障碍。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利用外资的战略选择、制度建设和相关产业政策等方面进行战略性的转变与创新。这些研究对指导我国当前科学利用外资、促进外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高效发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为研究中心,沿着“研究背景---理论基础---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存在问题---原因剖析---政策建议”的逻辑结构来组织全文。 全文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导论。在介绍本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逻辑结构、研究方法、选题意义、创新与不足等问题的同时,本章重点介绍本论文选题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在此背景介绍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确定本论文研究的理论起点和基础。 第二章: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及其优化。本章从产业结构的概念、演变规律与变动决定因素入手,来分析产业结构优化的涵义、主要内容、机理模型与优化评判标准等问题;其后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征与趋势,重新阐释了一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内涵与主要内容,并根据该创新点构建了一个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吻合的新的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 第三章:国际直接投资(FDI)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浪潮。本章从国际直接投资(FDI)的概念、发展历程与理论渊源入手,着重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新特点,以及在国际直接投资推动下愈演愈烈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浪潮及其影响。 第四章:FDI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机理与制约因素。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来具体研究FDI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首先分析了FDI对东道国产业发展的若干经济效应,如产业资本形成、技术转移与溢出、国际产业转移以及就业、贸易促进与国际收支平衡等;在此基础上,运用图示与实例来剖析FDI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及其作用机理,重点在于分析作用传导机制,这包括资本、技术、产业关联、竞争与示范等多种作用渠道,直接或间接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产生增量或存量调整与优化。最后,还探讨了制约FDI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发挥的若干因素,这主要从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两个方面来思考的,前者主要包括: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与产业转移承受能力、当地市场与企业禀赋状况、市场结构与市场竞争状况、外资政策选择与管理等;后者主要包括: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策略与产业控制、海外投资项目产业关联程度等。 第五章:全球化背景下FDI对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基于以上理论分析,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具体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问题。本章首先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在全球化趋势中的演变情况;然后从实证的角度,运用大量统计数据和现实事例,从FDI的产业资本形成与促进效应、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竞争与示范效应等方面来具体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最后,对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产业分布和区域分布的特点与演进趋势做了较深入的分析,以探讨当前外资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绩效状况。 第六章:当前FDI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中存在的问题。FDI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它既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可能加剧我国产业结构的偏差,制约我国产业的长远发展。本章着重研究了当前FDI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是FDI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局限性问题。外商投资方向选择与我国引资目标的错位、外商对先进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的严格限制是国际产业资本逐利本性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导致我国利用外资优化产业结构效应不佳的客观制约因素。第二是FDI流入陷阱的产业结构效应问题;低质低效外资的过度流入我国必将带来严重的产业结构问题,这包括产业结构转换缺口、产业结构同构化、过度竞争与寡头垄断并存的二元市场结构等问题。第三是外资对我国产业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危害问题。当前我国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和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被动接受导致了外资对国内企业的产业压制、市场垄断以及环境危害等严重问题。 第七章:引资博弈与FDI数量型扩张:基于制度层面的原因剖析。制约在华FDI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有效发挥的因素既有外商投资者的因素,更有我国制度建设不完善方面的因素。本章从制度层面,主要运用博弈分析方法,来剖析导致我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不佳的现实原因和制度性障碍。在我国现行的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政绩指标考核体系下,不可避免地产生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目标的多元化、短期化与功利化等问题;出于政绩与地方利益的考虑,地方政府热衷于引资优惠政策的竞争与博弈。这些博弈包括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外商投资者之间的多个层面:博弈的结果是外资的数量型扩张,低质低效率外资的过度涌入,导致地方社会福利的损失。在以上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运用统计数据和计量分析工具,对FDI的绩效拐点区和我国引资的适度规模做出相应的推论,以进一步佐证我国当前引进外资的数量型扩张特征。 第八章: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首先分析了我国现行的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及其有效性,着重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探讨提高我国利用外资产业政策有效性的政策创新。然后,立足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提出了我国利用外资产业政策进行战略性转型与创新的相关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实施自主型引资战略,引导规范外商投资方向;规范外资优惠政策,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有效利用国际产业转移,培育我国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产业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等。
山东是农业大省,近年来农业与农村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山东自1995年实施“农业良种产业化开发工程”以来,以良种选育为重点,“选、繁、推”相结合,使山东良种产业逐渐步入集农科教、育繁推、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轨道。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加入WTO,使山东良种产业发展面临着巨大压力。本文紧紧围绕山东主要农作物良种产业体系建设的全局性、公益性、基础性、关键性环节的战略问题,以小麦、玉米、棉花、花生等山东主要农作物良种产业为例,分别从生产概况、品种选育、良种繁育、良种经营等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分析。通过研究分析,从理论的角度提出了作物良种产业体系建设的基本内涵及特征;分析提出了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作物良种产业发展模式、走向与全球化态势,并总结归纳了世界著名良种公司的开发经验。研究提出了山东省主要农作物良种产业体系建设的现状特点、存在问题、发展机遇以及与国际比较的主要差距分析等;重点研究提出了山东省主要作物良种产业体系建设的思路与对策,提出了山东省主要农作物良种产业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指导原则、建设目标和山东主要作物良种产业体系建设的机制对策。在对策措施中重点提出了山东主要农作物良种产业体系建设要实施“选、繁、推(产、学、研)一体化产业机制、加快山东国有种子企业产权改革、产业管理创新、加强品种权保护、产业扶持政策与奖励机制创新、农业科研创新与人才对策、“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机制、积极实施良种良法配套工程”等八项对策措施,以此为山东省作物良种产业体系建设寻找突破口,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小康社会建设。
农业会展对农产品的贸易流通,农业科技交流和农产品的品牌建立等都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但农业会展在我国会展业中发展并不是很突出。本文在大量文献以及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会展经济研究相关理论入手,对农业会展的经济、社会功能进行分析;同时引入具体的实证案例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对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农业会展的哪些功能在实践中发挥得充分,哪些功能实现的不够,并剖析原因;针对目前办展存在的问题,以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为工具,提出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会展经济发展的机制和策略,并对发展我国农业会展经济提出参考建议。 文章重点分析了我国农业会展的经济、社会功能,认为农业会展具有品牌营销、促进经贸合作、促进业内信息的传递、推动农业的标准化、产业化、国际化和带动区域产业发展等功能。并对具体会展案例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的功能进行分析。针对目前还有很多农业会展效益不好、功能发挥不充分的问题,以菜博会的办展经验为借鉴,提出了加强办展规划管理、与地区产业优势相结合、培育品牌会展、特色会展的农业会展经济发展思路。
随着加入WTO,我国经济进一步与世界经济融合;伴随“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必将有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组建跨国公司,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税收作为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当今跨国投资和经营中备受关注。我国的跨国公司要想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大环境下保持竞争优势,加强纳税筹划极为重要。 本文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将跨国公司纳税筹划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将跨国公司国际纳税筹划与国内纳税筹划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为跨国公司的纳税筹划提供可行的理论指导,同时也为我国的跨国公司解决在纳税筹划实务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作出有益的探索。全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指出跨国公司的纳税筹划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2)界定了纳税筹划的定义,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从税收价格理论、契约理论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角度,追溯了纳税筹划的理论渊源。明确了跨国公司纳税筹划的范围,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跨国公司纳税筹划的效应进行了详细地分析。 (3)对跨国公司进行纳税筹划的优势、技术方法以及实施步骤进行了规范分析。 (4)结合跨国公司的特点以及国内外税收环境,从生命周期角度分析了跨国公司纳税筹划方法,特别强调了转移定价的纳税筹划方法,并以SH集团为实际案例说明纳税筹划方法的具体运用。 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政府和跨国公司两个方面,对我国跨国公司如何更好的开展纳税筹划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间的贸易障碍将大幅消除。按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期收获”计划的安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农产品贸易将率先推进自由化。作为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省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会对广西的经济,特别是对在广西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产品生产产生较大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在对比研究广西和东盟的农产品生产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综合各种因素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对广西农业生产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研究结果表明,广西相对于东盟国家在畜牧业、蔬菜种植业和温带水果生产上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广西在蔗糖生产、渔业、谷物生产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要弱于东盟;广西相对于东盟国家在热带水果生产上有比较劣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广西的蔬菜种植业、畜牧业和温带水果种植将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获益;广西的热带水果种植业将面临来自东盟的竞争;广西的渔业和蔗糖业将面临更人压力;广西的谷物生产受到的影响不明显。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面前,广西应进一步优化农产品生产结构、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大力推进“科教兴农”、加强标准化生产、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与支持、灵活运用保护措施等,积极主动应对,获取最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