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有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只要有钱就可以从国外买到粮食,没有必要费大力气发展国内粮食生产;也有人认为,保障粮食安全,意味着今后所有农产品都要由国内供给。
中国在国家数字货币应用方面走得比其他国家都远。专家指出,数字人民币未来可以走向国际,与比特币和非数字化美元形成竞争关系。
美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和投资仍然非常低。2020年,美国与该地区货物贸易价值约为326亿美元,低于2019年的368亿美元。这意味着,过去2年里,美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贸易只占美国所有货物贸易不到1%。本文讨论美国在该地区贸易和投资的一些机遇和持久挑战。
考虑到财政压力、引导资本流向新兴市场的结构性因素以及在这些市场政府对本币借贷施加更严格限制的前景,新冠肺炎疫情令人担忧发生此类危机的风险。为减少外币债务带来的风险,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应更加关注新兴经济体的外部资产负债表。
尽管欧盟委员会2016年北极政策中阐明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要素仍然具有高度相关性,但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使得缺乏安全政策内容这一问题变得日益紧迫。因此,作者认为应该在欧盟的新北极政策中解决这一问题。海上安全是欧盟扩大参与度的一个合适领域。
非洲联盟在促进非洲区域一体化方面面临挑战和机遇。非洲大陆合作的势头似乎正在上升。这是通过8个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其他区域组织在区域层面取得的成就的补充。但是,这些努力能否带来收益取决于它们是否以及如何实施。
印太地区为美国提供无数机会。这里有美国一些最重要的盟友和伙伴,美国需要联合它们来应对共同的地区和全球性挑战。这里有许多全球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但与此同时,美国在该地区也面临诸多难题。
多年来,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已经从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转变为世界上最受关注的政治事件之一。原因很简单,中国全球影响力正在增长,其内部政策和计划在国际上重要性也越来越大。然而,2021年中国“两会”受到关注非同寻常。
欧洲和美国的利率已经下降了逾15年。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实际利率一直为负,并且预期至少在未来10年内仍将为负。本文认为,利率的下降与生产率的长期下降有关。但是,鉴于技术的重大进步,生产率下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创新精神和活力,创造了就业机会,并刺激了研发工作。尽管企业家的贡献差异很大,但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他们的确为美国经济增添了价值。本文介绍了美国创业活动的最新趋势,例如新企业的成立及其在创造就业中所占的份额。
得益于多方支持保障,2020年香港金融市场在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仍然保持强稳健性,保持持续发展,体现出充足的弹性和韧性。
在条件成熟时,可考虑将亚投行升级为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强中国与各大洲国家合作,扩大其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及地域,为世界各地符合条件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提供资金等支持。
世界迟早将出现并确立新的全球化模式,与本世纪初的旧全球化模式相去甚远,但具备同样的方向和类似的本质特征。
自2007年“四方安全对话”首次在孟加拉湾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以来,该集团的议程往往受到其军事合作的强度和速度的推动和评判。但是,这种对安全关系的过分强调会适得其反。不管有何领土争端或它们对中国的军事崛起有何担忧,“四方安全对话”的四个国家都仍然与中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中国是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要在与北京打交道时,西方应依靠自信的合作,而不是破坏性的对抗。
在许多方面,应对疫情的经济政策加快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各成员国已经出现的特定趋势。2020年的政策转变实际上是始于2015年油价下跌的政策转变的延续。新情况是,海合会各成员国之间的做法更加分化,造成一种竞争性的经济政策格局。
意大利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正值世界面临百年来最严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之际。疫情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对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产生重大影响。疫情突然出现加剧业已存在挑战,造成严重危机,需要全球采取大胆和紧急应对措施。
美国已从领导者转变为贸易一体化的怀疑论者。拜登改变了基调,但没有改变实质。新政府为进入美国市场设置了一些障碍。
新冠危机的经济特征与之前的危机有所不同。它是需求和供应制约因素的组合,因此疫情结束后可能会出现货币政策悬而未决的情况。在疫后时代,货币政策必须同其他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一起考虑到这一影响。
本文认为,美国的亚太贸易战略应基于以下三大支柱:优先考虑符合世贸组织要求的部门性贸易协定;采取加强供应链的举措;对华方针应具战略性和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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