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巴基斯坦商务部长赫拉姆-达斯特吉在会见到访的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代表团时,多次敦促中国在中巴自贸协定(FTA)第二阶段谈判中能够给予巴基斯坦更多优惠。巴基斯坦方面已经数次提出这样的要求,中巴两国在2006年签署了FTA,原计划定于2013年落实的第二阶段目前却仍在谈判之中。
电力互联互通是指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以跨洲、跨国骨干网架和各国各电压等级电网构成,通过建立互联互通的坚强智能电网统筹沿线国家可再生能源开发、输送和利用,构建清洁、高效、安全的能源网络,进而深化沿线能源合作,推动形成能源治理新机制。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已进入到规则竞争的阶段,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在竞争中掌握制动权。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试图重新制定全球经济和贸易规则。金砖国家唯有加深在经贸、金融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在金砖机制下集合起庞大经济体量和经济潜力,才能对全球经济形成足够引力,在规则制定的轮盘中赢得一席之地。
马来西亚曾被视为东盟最强的经济体。然而,1MDB丑闻震慑了外国投资者,并导致一些投资者广泛退出马来西亚市场。此外,随着像越南这样劳动力成本较低的较小型国家获得竞争优势,马来西亚面临着作为中等收入国家陷入困境的风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贸易协定中知识产权(IP)保护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已建立一种要求其他国家制定IP法律的机制。但这种机制忽视了一个重大缺陷:它没有解决美国专利制度中歧视或缺乏互惠的问题。加拿大可以抓住NAFTA 2.0的机会为进入美国市场的加拿大创新者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本文调查了一些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的经验,用以评估影响低收入家庭和小型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因素,包括金融知识、金融教育项目、金融监管框架,以及能够增加金融服务的获取途径和维持金融稳定性的政策。
东南亚的港口在未来数年将面临一些挑战,要求这些港口不断调整。东南亚港口需要对基础设施和服务进行重大投资。像中国“一带一路”这样的经济举措可以促进这些投资,帮助东南亚港口长期保持发展和竞争力。
修复美国税法的一个缺陷会令企业增加新的就业机会,立即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补救措施被经济学家称为“费用化”,即让企业从应纳税所得中全额扣除当年所有资本支出。当美国税法不必要地增大投资成本时,企业会减少投资。这个反投资偏向损害美国经济和美国工人。
印度能源需求潜力巨大,油气资源禀赋贫乏。中印在能源的技术、设备制造、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对印度的能源投资基本采取绿地投资模式,高度集中于发电行业,化石能源行业投资规模较小。中国企业在印度的能源投资,不仅面临着投资环境、电力和煤炭供应的充足性、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政策稳定性和社会治安等共性挑战,而且存在着双边政治互信高度不足和边境对峙事件时有发生的个性风险。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次区域合作以地域上相对集中、参与国范围较小、合作目标相对单一,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合作方式而存在的。近年来受英国脱欧、欧洲经济不景气等因素影响,欧洲一体化发展前景蒙上阴影,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欧盟层面或者欧洲层面上的合作多以会议、磋商为主,各领域开展的务实合作难有实质性的进展。在这种背景下,次区域合作成为推动欧洲稳定的重要力量,逐渐纳入人们视野,引发关注。
就中方投资企业而言,在一个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相对不太成熟的市场投资或竞标基础设施建设,面临一定的商业和政治风险。基础设施项目与其他类型项目相比更有政治影响力和可见性,而其相关的融资安排相比其他类型的项目也更为复杂,既需要多方投资人和银行的参与以满足资金的需求,也需要包括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在内的一揽子金融支持以提高海外投资风险保障。本文将着重于分析“一带一路”海外基建融资担保的现状,目前所面临的瓶颈,并结合发达国家的境外担保的经验和案例尝试提供一些未来的完善建议。
本文研究了最低工资增加对可自动化岗位(雇主易于用机器代替人类的岗位)就业的影响。本文侧重于低技能工人,因为最低工资增长可能加速了低技能工人被替代的过程。基于1980-2015年的CPS数据,作者发现,增加最低工资显著降低了低技能工人所占有的可自动化岗位的比重,并增加了可自动化岗位上低技能工人失业的可能性。
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于1994年1月开始生效时,它是一项突破性成就。该协定几乎消除了三大贸易伙伴间的所有关税,并在其他一系列广泛的问题(某些问题之前从未纳入贸易协定)上实现了自由化。现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将开始就NAFTA进行历史性重新谈判。
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日益发挥实质性作用,其作为国际货币的认可度却在稳步上升,越来越多的官方机构和私人机构都开始严肃对待人民币的国际货币职能,考虑长期持有人民币,而不再仅是将持有人民币作为一种短线投资的手段。这预示着人民币国际化正进入到一个新的更加稳定的阶段。
重要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新谈判即将到来,现在最重要的是,加拿大人要了解该协定如何影响他们的产业、就业与收入。过去十年,新的生产活动向墨西哥大规模转移影响了美国汽车业,对加拿大汽车业同样不利。许多汽车厂关闭,成千上万的高薪工作消失。
按照2016年竞选总统时的承诺,特朗普政府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本文聚焦NAFTA的知识产权(IP)章节,并把此次谈判放在加拿大近期涉及重要的IP元素的其他重要贸易协定谈判中考量:加拿大与欧盟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反假冒贸易协议》。
本文提供了58个国家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促进金融稳定的治理机构的新数据。作者研究了这些机构的领导权、成员资格和方法。作者发现,41个国家目前拥有跨部门金融稳定委员会,但只有2个委员会可以指导反周期的政策行动,仅有11个委员会能向成员机构发布“遵守或解释”指令。
美国国会正准备进行税收改革。这项工作如果正确执行,将取代奥巴马时期为避免美国企业离开美国而制定的一系列苛刻规定。美国企业希望迁移到国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明显高于主要贸易伙伴的税率。在高税收的重压下,美国企业通常用“倒置”方法。
印度对中国项目,尤其是科伦坡港口城市和汉班托塔港都表示担忧。印度担心是中国国企获得斯里兰卡经济项目的股权,扩大中国对斯里兰卡经济的影响。印度认为这种情况将影响科伦坡推行独立外交政策的能力。
本文提出了三种评估大湄公河次区域(GMS)跨境交通基础设施的方法。结果表明,经济走廊的发展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内的中间货物贸易有积极影响。这意味着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交通基础设施有助于降低服务链成本,并促进这一行业的跨境垂直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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