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如果美国一对一地同各个国家商讨协议,它将主宰谈判(在与多个国家谈判时,这些国家可能结成联盟提高谈判地位)。这种策略很可能最终导致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受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这种结果称为“共同悲剧”。
人口变量对低收入国家很重要。与之相反,在中等收入国家,金融体系措施不是那么重要,银行和金融体系的低效不再像在金融发展早期阶段中那样是一种约束,人口变量也不像以往那般重要。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作用下,汽车和零部件生产活动向墨西哥转移,大多数产业指标显示,加拿大和美国的汽车和零部件产业都受到不利影响。特朗普政府宣布要重新谈判NAFTA,而且特别提及墨西哥迅速发展的装配与零部件产业,那么,对加拿大最大的制造和出口产业而言,最好的贸易政策选择是什么?
因绝大多数H-1B签证流往印度,本文研究了美国移民政策和互联网繁荣发展对美国和印度经济,特别是两国信息科技(IT)行业的影响。H-1B项目促使两国科技繁荣发展,使两国企业的生产力和消费者福利大幅增长。作者发现,2010年,美国籍工人因H-1B项目获利4.31亿美元。
印尼经济逐渐转好。政策制定者成功为金融市场提供了宏观经济稳定性的证据,经济增长率似乎稳定在5%。佐科总统希望经济增速达到7%的目标。他提出的解除管制和基础设施投资日程在政策方面当然具有相关性,也是最为紧迫的事情。但很多事情将取决于这些日程能否成功实施。
以能源改革为主的结构改革一直是墨西哥向世界传递的标语,墨西哥以此将自身标榜为进步型的国家,从而试图吸引投资并实现战略行业现代化。这些结构改革与墨西哥在国际论坛上许下的承诺间的关系却是另一回事。
本文提供的强有力证据表明,平台经济的工人正在形成新的雇员协会(工会),这一协会也同时被融入现有的雇员协会。没有任何调查证据显示,平台正在形成雇主协会或被融入现有的雇主协会。事实表明,平台经济的行为主体正在进行三方对话。
印度实施了六十年的小企业促进政策,着重于将某些产品的生产预留给中小企业。本文确认了取消印度SSI预留政策给就业增长、投资、产量、生产率和工资带来的影响。本文研究了不同产品取消预留政策的时间点的变化,也衡量了有关小企业政策变化的长期影响。
安永对中企海外投资长期前景保持乐观,并预计十年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将超越美国。企业文化融合统一是中企海外业务经营管理中面对的最大挑战,中企必须贯彻“文化整合”而非“文化移植”。安永认为,为应对企业文化融合统一带来的挑战,营造多元化及包容性的商业环境是中企的必然对策。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上周在《华尔街日报》上就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分享了他的某些观点。虽然这些观点受到广泛批评,但本文作者认为,罗斯也更为微妙的呈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及不包括的内容。这在贸易摩擦日益增加的氛围下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35%的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改革企业税是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领导层的主要议程项目之一。然而,执政七个月后,特朗普政府官员现在释放出改革预期减弱的信号。最初的目标是把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从目前的35%降至15%。这样大幅的调整面临诸多问题。
一个月后,世界的目光将投向中国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于9月在中国厦门举行。目前,中国正同各方紧锣密鼓地对表,商讨如何巩固成果、规划未来、做大做强,保持金砖合作机制强劲、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进而让金砖合作焕发出更耀眼的光彩。
面对全球性挑战和地区性难题,中国和东盟共度风雨、携手同行,谱写合作新篇章。今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明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中国-东盟关系正处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
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具活力、最富内涵的一组关系。种种迹象表明,这一组关系正在获得积极发展的强大动能,正在迎来提质升级的历史性契机,正在展现更加美好的前景。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输出国。有850万公民在波斯湾工作,他们有很好的理由密切关注海湾合作委员会与卡塔尔之间的争端。不过,近期的动荡只是对海湾地区工作机会或开始消失的最新提醒。三个长期趋势可以解释为何会消失。
201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明年(2018)将是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5周年。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以来,双方在政治对话、经贸合作、政治安全与人文交流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今,中国与东盟国家均在经历深度调整,而地区与国际环境也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中国-东盟关系在经过成长期后正在务实对话与合作中进行调整,并逐渐歩向成熟。
东亚东盟经济研究所(ERIA)的一则报告亦表示,投资者正在“重新关注东盟”。这种关注的关键因素是CLMV国家(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的崛起。这四国要努力缩小国家收入差距、建立强大的中小企业、培育地方产业。
在贸易方面,鉴于英国退欧谈判导致的政治不确定性,澳大利亚的经济外交应该谨慎考虑谈判结果,将多个欧洲伙伴间的贸易互补性最大化,同时限制贸易竞争程度。就贸易关系而言,澳大利亚现在会选择欧洲其它国家,而不是英国。
美国劳动力市场当前问题的根源是微观经济问题,而不是央行行长能帮助解决的整体需求缺乏的问题。这些微观经济问题包括联邦税法规定,没有为毕业生准备充分的工作场所,以及缺乏积极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等。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了持续的经济低速发展,这种长期停滞是欧元区国家的一合理担忧吗?本文通过使用Laubach-Williams模型估测均衡实际利率,并将均衡实际利率与实际利率进行比较来回答这一问题。研究表明,对多数欧元区国家而言,长期停滞并不是一重大威胁,但希腊可能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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