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历史逻辑表明:现代化在不同国家的推进,全球化日益加深,由此导致了国家实力格局的变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形成;这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都要求全球治理体系做出调整和创新,如果调整不力,全球治理体系就难以适应国家实力格局变化的要求,或者无法有效地解决全球性问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全球治理体系的这种非良性将导致了国际秩序的失序,即公正合理不足。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善,现代化与全球化将遇到严重的环境障碍而难以推进。
银行2016年年报已经悉数亮相,缩减员工的趋势进一步显现。仅从四大国有行的数据来看,去年员工数量共减少了18824人,同时“瘦身”的还有银行网点数量和面积。业内人士认为,在汹涌的科技金融变革中,银行业务从线下转为线上已经是大势所趋,银行物理网点和员工数还会有进一步减少的空间。
中部省份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国内沿边和沿海省份都看到了战略机遇。不过,中部省份却因为“既不沿边、又不沿海”而多少有些踯躅。笔者认为,中部省份应更好发挥既有优势,解决目前存在的制约发展的若干问题,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形成对“一带一路”的内部支撑。
亚洲和新兴经济体是全球化最重要的受益者之一,并已崛起为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博鳌亚洲论坛作为亚洲和新兴经济体的主要对话平台之一,有必要通过每年一次的论坛年会,为全球化明是非、正视听,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鼓与呼。2017年博鳌论坛年会的主题是“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围绕这一主题,今年年会的主要内容分为全球化、增长、改革、新经济四大板块。其中,“更加包容的全球化”是年会的基调。
执法、情报、监管和金融服务机构必须阻止恐怖组织大规模地使用虚拟货币。反恐融资界应采用三个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将为旨在打击新的虚拟货币威胁和更广泛的非法金融危险的政策奠定基础。
本文分析了其它发达经济体下调税率的经历,发现激进地下调税率(15个百分点或更多)的行为罕见,但在正常经济条件下适度下调大约10个百分点是合理的,因为这样不会导致财政严重失衡。美国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0到15个百分点——在联邦层面从35%降到20-25%——将令美国的税率与其它发达经济体的平均税率(23%)基本一致。
亚美尼亚政府也不落后,不仅高度评价“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而且多次表达了积极参与的意愿。在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目前双方的务实合作正进一步增多。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成功中标承建亚美尼亚南北公路,这个被誉为“交通大动脉”的项目开启两国在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新篇章。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很多国家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方面具有良好禀赋,但长期以来却发展缓慢。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组织能力的不足。“一带一路”聚焦共同发展,其中一个潜在效果就是提升沿线国家的组织能力。本文将集中考察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的先行先试项目)对巴基斯坦国家组织能力的带动作用。
中国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论坛的主题是“推动合作实现共赢发展”,论坛旨在寻求巩固全球化作为发展常态的共识。这也是中国领导力在贸易放缓、保护主义抬头的不确定时期推动贸易、投资和一体化发展的又一平台。
皇家任用书赋予公司展示泰国国家、行政部门和君主制象征的权利,在泰国经营的公司中是备受尊崇的荣誉。在泰国新国王哇集拉隆功的统治下,新的皇家任用书被发布。2017年4月末,泰国议会在哇集拉隆功统治下通过的皇家机构呈现权威集中化的现象,这是否将影响泰国未来的皇家认证尚不清楚。
尽管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仍然是世界上创新能力最强、创业最活跃的国家。美国的创新体系主要包含三个支柱:一是相对自由、宽松的营商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企业家精神;二是包含税收、贸易、市场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相对完备的制度体系;三是由政府研发支持、教育投入和采购支出等组成的创新政策体系。这个创新体系支撑了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的科学技术大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持续提高。
王义桅认为,“一带一路”成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之一。全世界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希望寄托在“一带一路”上,希望通过引导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从根本上消除全球金融危机。目前,中方投资“一带一路”已达到七千亿到八千亿的规模,涉及项目上万个,跨越亚欧非,并将延伸到其他地区。
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法国总统奥朗德访问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显示出法国对该地区战略和经济格局的更大兴趣。如果法国希望在亚洲继续发挥作用,下一任法国总统将必须强化奥朗德总统所开展的工作。
听到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乔博公布和香港开展自由贸易谈判的初步措施相当于一剂兴奋剂。但是,西奥波还需要向前推进与印度的自由贸易谈判。现在,特恩布尔和乔博必须确保和印度实现自由贸易区。一旦具备新活力的英国脱离欧盟,将成为强大的竞争对手。澳大利亚现在必须推进自身的优势。
库存股的销售在经济属性方面实质上等同于发行新股。因此,使用库存股保护管理权可能会模糊对股东的平等性。即使出于政策目的允许进行这样的行为,政府也需要落实其它措施,保护普通股东和少数股东免受可能出现的危害的损害。
李克强总理在五一前的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都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的角度,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具体部署。4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深化税制改革、加大减税力度,不断为市场主体减负增力,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在当前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的形势下,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活力和创新动力,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促进结构升级。
“一带一路”提出后,开放是更全面更包容的开放,要把内陆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变成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现在把西部变成改革开放前沿,给这些地区带来发展的希望。比如新疆,五口连八国,一路连欧亚;比如云南,延伸到东南亚和南亚;中间就是我说的“内陆发动机”,既有成都,也有重庆和西安。在互联互通的经济圈建成后,这片区域是经济增长的腹地,对外开放的基座。
近些年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微妙变化,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角力,许多问题愈发突出并且愈发深刻。所有微观事实都应是宏观战略的组成部分,如果缺乏一种大局观,不能从国家崛起、战略利益等层面上来进行思考、推演和筹谋,金融建设就只能流于“匠气”,虽然有一时发展,无法真正取得突破,更无法为国家富强、经济腾飞、社会安定、百姓幸福有效服务。
提升保险的可获取性在降低贫困人口和中小微企业面临的风险方面能够发挥巨大作用。合理的风险管理可以降低风险形成的几率。由于中小微企业固有的风险范围较大,很多企业无法实现商业保险,开发专项基金为无法投保的风险提供金融支持可以提升保险的价值,有助于中小微企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本文审视了阻碍亚洲新兴国家公共融资的金融限制,并指出了新的公共融资来源,比如利用税收为基础设施再次提供资金,并使用金融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此外,本文还提出了对改进现有公共和民间基础设施融资方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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