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正在全球传播,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日趋紧迫。尽管这2种变种病毒并不致命,但传染性更强,很可能会引发医疗挤兑。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快速接种疫苗。然而,疫苗或在整个2021年都供不应求。
2019年,佐科·维多多在赢得大选后自信的公布了“印度尼西亚2045宏愿”计划,意欲将印尼发展为世界五大经济体之一。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破坏了印尼的发展轨迹,“2045宏愿”或难以实现。
2020年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年份,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世界范围的经济反转、气候引发的大面积灾害、剧烈的社会动荡,甚至还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有关大规模选举造假的虚假言论及其支持者要求实行戒严令的呼声。然而,尽管有这些令人不快的新闻,这一年也有些能让人感到乐观的缘由。
发展援助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能源部门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促进太阳能和风能等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但是,援助与非洲国内优先事项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结果并不总是如捐助国所希望的那样。通过收集来自不同非洲国家多种不同方法的经验,本文分析了新可再生能源发展援助的最新趋势。
2020年大部分时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让人们继续前进的是新冠肺炎疫苗的潜在力量。首批疫苗上市为人们再次回归正常生活带来希望。疫苗上市加速归因于不同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包括学术界和产业界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全球合作。
10年前,阿拉伯之春表达了人们对社会正义和自由的要求。社会和平不可能通过武力实现,而使人民沉默的财政激励也不再是一种选择。除非阿拉伯国家政府更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并开始投资于人民,否则该地区的国家很可能面临更大的不稳定性。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体留下了一道永久性“伤痕”,但这场危机也为巩固各国未来增长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创造了机会,尤其是对亚洲经济体而言。
长期以来,医疗保健领域一直对变革保持谨慎。然而,新冠肺炎制造的卫生危机改变了这种状况,并引发了一场革命。从实验室到手术室,医务工作者想方设法帮助患者,拯救生命,并在这一过程相应使用了许多新技术。这有望为医疗保健领域开创一个新的创新时代。
自美国诞生以来,邮政系统一直是美国一项重要的服务机构。但是,其组织和法律框架未能跟上时代变化。
西方社会尽管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技术优势,但其政治阶层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们缺乏在危机中重振旗鼓的恢复力。
尽管美国的长期失业情况不容乐观,但在570万失业者中,约有390万人将失业原因归咎于新冠肺炎疫情。这意味着,疫情过后,这些人会返回工作岗位。如果经济恢复得够快,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伤疤”很可能会快速愈合。
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SCP)指的是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并将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脱钩的消费和生产方式。目前,性别平等与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之间的联系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本文以中国的微观调查为基础,研究了男女两性对可持续消费和生产问题在意识、态度和行为上的差异。
欧洲委员会提出一套立法建议,提议建立欧洲卫生联盟,旨在寻求面临跨界健康威胁时加强危机管理,包括在卫生领域进行体制改革。这并不损害条约所界定成员国的权限,但却是在欧盟一级加强卫生领域合作的一种激励。从长远看,这可能为修订欧盟和各国在卫生政策方面权限铺平道路。
疫情给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地区政府在应对健康和人道主义危机,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方面面临着重重挑战。为帮助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渡过难关,中国与美国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两者也将这场危机视为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的战略机遇。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地区的跨境社区互动历史悠久,促进了跨境贸易、人员流动,以及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往来。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在跨境社区方面的合作可以增进包容,发掘跨境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力。本文分析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之间的跨界社区合作,并确定了边境地区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的机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估计,目前约有6600万人生活在非国家有组织武装团体控制地区。他们经常流离失所,营养不良,无法获得医疗保健和足够的卫生设施,并且经常居住在人满为患的定居点或住处,是最容易感染新冠肺炎疫情的人群之一。因此,向居住在武装团体控制地区的民众提供疫苗意义重大。
近期,美国第二种新冠肺炎疫苗获得批准,这是一个可喜消息,但在数月之内,大部分公众仍无法接种疫苗。同时,减少痛苦最好的方法是治疗,如使用抗体药物。但现在,许多这类药物都停留在医院的货架上,无法送达患者手中。
现在还不清楚,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是否愿意在所有美国人都接种疫苗之前,为外国人接种疫苗。但预计他将重新带领美国加入世卫组织,并参与其他多边努力抗击疫情。这些行动符合美国利益,并有助于使多边主义成为疫苗民族主义的解毒剂。
本文在对中等收入国家援助角色提出质疑的背景下探讨援助问题。援助可以用于中等收入国家,以支持经济发展和更广泛福利。但是,适当的援助工具对援助有效性至关重要。
新冠肺炎疫情扩大经济鸿沟并破坏对欧盟和各国政府的信任,对欧洲凝聚力构成威胁。幸运的是,疫情发生在欧盟凝聚力达到10年来最高水平之时。欧盟最终对危机做出了有效反应,同意为受灾最严重的成员国提供复苏资金。欧盟应以结构改革和尊重法治为条件,向陷入困境的成员国提供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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