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印度政府公布,该国第二季度GDP收缩23.9%。IHS Markit的印度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印度8月份服务业仍在萎缩,而印度经济主要是以服务业驱动的。以上不难看出,印度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沉重打击。
2020年的美国大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邮政投票。对选票进行法律质疑的可能性意味着,最高法院可能在决定选举结果中起关键作用。一旦处理不当,可能会大为加剧美国目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有关疫情对全球力量平衡的长期影响的讨论引发了一场大辩论,其中包括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和着力点发生变化的猜测。这种争论无疑将继续下去。但作者认为一个后果已经很明显:在过去的70年中,美国将自己描绘成所有关键领域的安全提供者——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它是全球领导者地位的内在组成部分。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所有国家,但是政府的应对方式取决于政治。在此过程中,世界卫生组织试图协调对各国的建议并提供对疫情的持续管理。考虑到疫情的政治动因,作者认为这是推进将国际关系知识纳入世卫组织用于流行病控制的必要和独特方法的重要机会。
2019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造成了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危机。疫情扰乱了人们的生活,使医院系统不堪重负,并造成了全球经济放缓。截至2020年9月15日,美国已有超过650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9.5万例死亡。
在全球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卫生产品采购面临多重挑战,比如原料药溯源、出口受限、交通中断、国内财政紧张、卫生援助的不确定性等等。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对各个行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重构带来深远影响,制药行业也不例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药供应国,而以生产仿制药见长的印度对中国原料药高度依赖。在疫情导致供应链“断链”的背景下,“世界药房”印度需要思考未来将何去何从。
新冠肺炎疫情是战后时代最具侵略性的全球危机,危及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通过将这种流行病概念化为一种“公害”,作者阐述了20世纪和21世纪的其中一个重大辩论——美国与自由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其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影响。
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力量,正在迅速消除关键领域中低收入劳动者的糊口工作,传统上,这些传统领域为低收入劳动者提供向上流动的可能。
公众对疫情相关政策和建议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是,如果技术可以用来减少甚至防止疫情的传播和暴发呢?在社会中,评分系统是否可以作为象征和综合复杂信息的手段,以帮助人们作出选择和决定?具体来说,是否可以设计一个评分系统来帮助个人参与疫情风险管理和缓解?
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小企业的生存构成威胁,自危机开始以来,已有40多万小企业失去业务。许多小企业财务状况脆弱,无法经受收入大幅减少的长期影响。企业进一步大规模倒闭将破坏就业机会和企业资本,并阻碍经济复苏。
美国国会针对小企业的主要新冠肺炎救助计划——工资保障计划(PPP)迄今已在全国发放了500万笔贷款。然而,这种分配并不平等。最新公布的数据全面反映了社区人口特征对获取工资保障计划贷款的影响,白人为主社区的小企业比黑人为主、拉丁裔或西班牙裔为主社区的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速度更快。
从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以及经济活动的急剧下降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影响远未结束。目前尚不清楚卫生危机将持续多久,经济复苏的速度如何。严重的经济衰退以及家庭和公司收入的严重损失可能给金融系统带来重大挑战。
迄今为止,在许多富裕国家,在经济刺激和社会保护项目上的支出帮助减少了疫情对人们生活和生计的经济影响。然而,与此同时,低收入国家提供类似经济刺激的能力有限。鉴于非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普遍较低,政府能够用于支持其公民的支出是有限的。
抗疫失败很容易全部归咎于特朗普,因为他曾告知公众,疫情“要消失了”,并将责任推给中国,且还公开推广未经测试的药物(如羟氯喹)等。但是,不能将全部责任归咎于特朗普和他的政府。这并不是要为他们辩护,而是要承认美国公共卫生政策的缺陷。
现任美国政府不仅没有成功应对新冠病毒,同时还在很多问题上都一败涂地,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这些事实表明,特朗普政府在应对那些重大而敏感的问题时都是随心所欲,完全凭个人好恶,缺乏深思熟虑,远远没有达到应对类似重大问题应有的水准。
“青年就业”危机现在是人们讨论撒哈拉以南非洲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政策的焦点。“为青年投资”这一想法背后的动力日益增强,导致针对青年和以青年为目标的干预措施大量出现。然而,将这一问题定性为“青年就业”危机意味着许多干预措施规模相对较小,目标也比较狭窄。
饥饿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饱受战争国家暴力升级,再加上受到干旱等气候相关冲击。本政策简报总结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生干旱后,系统评估发展援助对受援国人口环境应对能力的影响的首次尝试。
通过标准的财政关联分析,本文评估了税收和社会支出对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再分配效应。本文特别评估了直接和间接税、直接现金转移支付、养老金缴费、间接补贴和实物转移支付对总体不平等和贫困、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体制在总体上和地区间都具有减少不平等的作用。
公开数据表明,有理由担心德国的暴力极端主义。持极端主义观点的政治团体的成员在增加,犯罪统计表明极端主义暴力行为有所增加。按照欧洲标准,在德国领土上记录的恐怖事件数量一直很高。德国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可能为将来的政治极端主义提供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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